第四章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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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終目的),實用才能獲得與意義一樣的尊嚴。

    然而悲劇在于,技藝者似乎一旦大功告成,就開始貶低這一成就,貶低目的和他自己的思想和手工活動的最終産品;如果人這個使用者是最高的目的,是"世界萬物的尺度",那麼不僅自然界這個幾乎被技藝者視為對工作"無價值的材料",而且"有價值的"東西自身也僅成了一種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它們自身的内在"價值"。

     技藝者的以人為中心的功利主義在康德的公式中得到了其最佳的表述:人不能成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每一個人自身就是目的。

    盡管我們在康德之前就已發現(例如,洛克堅持認為任何人都不可以占有另一個人的身體或者使用他的身體力量)某種對命定結果的認識,而按照目的和手段的方法,這種認識必然在政治領域中導緻一種不受阻礙的、不受指導的思考,但是,隻有在康德那裡,摩登時代早期的哲學才将自身從常識性的陳詞濫調(我們總是從中可以發現技藝者制定社會準則的地方)中徹底解脫出來。

    當然,原因在于康德沒有将他時代的功利主義原則公式化或概念化,相反,他首先打算把手段一目的範疇界定到恰當的位置上,并阻止在政治行動領域中使用這一範疇。

    然而,不能否認康德公式的功利主義淵源,同樣不能否認的是,他的其他一些著名的、充滿矛盾的對于人類對"不用于使用的東西"即藝術作品的态度的解釋也具有功利主義淵源,他說我們從中得到的是"不帶任何利益的快樂"。

    因為,使人成為終極目的的相同行為允許他"(如果他能夠的話)使整個自然從屬于這個目的"。

    也就是說,将自然和整個世界貶損到僅為一種手段,剝奪其獨立的尊嚴。

    甚至康德也不能解決這個困惑,或者在不求助于自相矛盾的"目的本身"的情況下為技藝者闡明關于意義的問題,而且這個困惑存在于以下事實中:當隻有制作及其工具性能夠建造一個世界時,這同一世界才如同其所使用的材料(它僅是更深目的之手段)一樣變得毫無價值,如果決定其形成的标準被允許在這個世界建立後仍然統治它的話。

     人就其是一個技藝者而言已經被工具化了,這一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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