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份财産與另一份财産之間的界線）稱之為神聖的、看不出有任何相互抵觸之處。

     家庭領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人們可以共同生活于其中，因為他們被自己的需要和欲求所驅動。

    驅動力就是生活本身——根據普魯塔克的觀點，家庭的守護神來那忒斯（Penates）“保護我們的生活，滋養我們的身體”——這一生活本身就維持個人的生命以及人類的生存而言需要衆人共處。

    維持生計是男人的責任，而人類的延續則是女人的天職，這一點是很明顯的。

    這兩種自然功能（即男人的勞動提供食物，女人的勞動繁衍子孫嘟受生活緊迫性的制約。

    因此，家庭中的自然共同體的産生是必然的，這種必然支配了家庭中的所有行為。

     與此相反，城邦這一範疇則是自由的領域，如果說家庭的範疇與城邦的範疇有什麼聯系的話，那麼擁有家庭生活的必需品當然是城邦自由的前提。

    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政治都不可能成為保護社會——如中世紀的信徒社會，或者洛克筆下的财産所有者社會，或者霍布斯描述的毫無憐憫之心的強取豪奪的社會，或者馬克思的生産者社會，或者我們現在所處的固定職業者社會，或者社會主義及共産主義國家中的勞動人民的社會——的唯一方法。

    在以上所有例子中，是社會的自由（在有些例子中是所謂的自由）才要求限制政治權威，并為其提供正當理由。

    自由存在于社會領域之中，而強制或暴力則被政府所壟斷。

     希臘所有的哲學家（不管其如何反對城邦生活）都認為以下幾點是理所當然的：自由僅存于政治領域；必需品主要是一種前政治的現象，是私有的家庭組織的特征；強制和暴力在這個領域裡是正當的，因為這是獲得必需品（比如通過壓迫奴隸）和自由的唯一手段，由于所有人都受困于必需品，所以他們有權對他人實施暴力；暴力是一種使自己擺脫生活必需品的困擾從而進入自由世界的前政治的行為。

    這種自由是希臘人所謂的幸福（這是一種首先依賴于财富和健康的客觀狀況）的基本前提。

    貧困或生病則意味着受物質必需品的困擾，而淪為奴隸則意味着還要屈從于人為的暴力。

    奴隸制的這種雙重的、加倍的“不幸”與奴隸主觀想像中的健康快樂無緣。

    這樣，一個貧困的自由人甯願選擇沒有安全感的、每天變動不定的勞動力市場，也不願選擇一份固定的、有保障的工作，因為後者限制了他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因此被認為是一種奴役（douleia）狀态，甚至艱難痛苦的工作也勝于許多家庭奴隸的輕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