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提并論）生活特征的人的前政治的手法。

     亞裡士多德将人定義為天生的政治動物，這一定義與家族生活中經曆的自然組織不僅毫無聯系，甚至相互對立；隻有将他第H個著名的定義“人是能說會道的動物” （iconlogonekhon）加上去，人們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

    拉丁語将這一詞譯成am－mal rationale，這一譯法基于的誤解并不亞于對“社會動物”（so－cialanimal）一詞的誤解。

    亞裡士多德既來打算從整體上給人下一定義，也未指出人類的最高能力（在他看來，這種最高能力并不是“邏各斯”，即語言或推理，而是心靈，即沉思的能力，它的主要特點是其内容無法言傳）。

    在他兩個最著名的定義中，亞裡士多德僅僅形成了城邦關幹人類及政治生活方式的一個當下觀點，根據這一觀點，城邦之外的每一個人——奴隸和野蠻人——是aneu logou，他們被剝奪的當然不是說話的本能，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說話而且也隻有說話才是有意義的，所有公民關注的中心就 是彼此間互相進行交談。

     拉丁語将“政治的”（political）譯成“社會的”（social），這一譯法表達的一種極度的誤解或許在托馬斯·阿奎那的讨論中表現得最明顯。

    在這一讨論中，他将家族統治與政治統治的本質作了比較：他發現，家族首領與王國首腦之間有一些相似之處，但他又補充說，他的權力并不像國王權力那樣“完美”。

    四不僅在希臘和城邦，而且在整個西方古代史中，以下這一點本來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是暴君的權力也比不上家長和戶主的權力（他們用它來統治奴隸及其家族）來得優越和“完美”。

    這不是因為城市統治者的權力受到了家族首領聯合權力的競争與制約，而是因為絕對的、沒有敵手的統治與講究正當言辭的政治領域是互相排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