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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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無法想象的程度。
我們承認這種安慰是有可能獲得的，但我們謹慎地把它與最初的損失之間的聯系降到最小程度。
我們不把它作為一種哀悼的方法來對待，而且，那些完全滿意于這種解決辦法的人在困境消除之前一直處于無助狀态。
對待挫折還可以采取另一種态度。
它恰好與普韋布洛人的态度相反，我們在讨論其他草原印第安人的酒神式反應中描述過它。
它不是試圖以盡可能小的困窘來渡過這種痛苦經曆，而是在極度悲哀的表現中尋求解脫。
草原印第安人崇尚極度放縱，并把情感劇烈表達的需要視為理所當然。
在任何團體中，我們都能夠辨認出那些人，他們對挫折和不幸作出的不同反應都是同質的：漠然置之、無節制的放縱、報複、懲罰犧牲者、尋求最初情境的補償等等。
在我們西方社會的精神病學的記錄中，一些這類沖動被認為是應付這一情境的壞的方式，另一些則被視為是好的辦法。
人們說壞的方式将導緻順應不良和精神錯亂，好的方法則能導緻社會功能的充分發揮。
然而，很清楚，任何一種&ldquo壞&rdquo的傾向與變态行為之間沒有絕對意義的相關性。
那種逃避不幸、不惜代價将其棄置身後的欲望，并不會助長精神病行為，象在普韋布洛人中一樣，這種欲望根據習俗加以籌劃，并受到團體的每一種态度的支持。
普韋布洛不是神經質的民族，他們的文化給人以促進心智健全的印象。
與此相似，誇庫特耳人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強烈的偏執狂态度，被産生于我們的文明中的精神病理論理解為&ldquo壞&rdquo&ldquo到&rdquo極點，亦即他們以種種方式導向人格分裂。
但正是誇庫特耳人中的這些個人，認為對這些态度給予最自由的表現是相宜的，他們是誇庫特耳社會的領袖，并在其文化中，找到了最充分的人格實現。
顯然，适當的個人調節并不取決于對某些動機的遵循或回避。
相關是在不同方向上的。
正如那些其同質反應最接近代表他們社會特征行為的人受到寵愛一樣，那些其同質反應掉進了不為他們的文化所崇尚的行為弧中的人就會感到無所适從。
這些變态的人是那些不會得到它們文明制度支持的人。
他們是那些不輕易接受他們傳統文化形式的例外者。
從有效的比較精神病學看，那些因自身不能充分适應他們文化而感到迷向的人們是非常至關重要的。
由于從固定的病症出發，而不是從對其特有的反應在他們的社會中遭到有效否定的那些人的研究出發，這個問題在精神病理論中常被搞的混亂不堪。
我們描述過的部落都有非集體性的&ldquo變态&rdquo個體。
在多布，徹底迷向的個人是那種自然地表現友好、發現活動本身目的的人。
他是個愉快的夥伴，根本不試圖打倒夥伴或懲罰他們。
他為一切有求于他的人幹活，不知疲倦地執行對方要求。
他不象他的同伴那樣充滿陰暗的恐怖，并不完全壓抑對關系密切的女性&mdash&mdash妻子或姐妹&mdash&mdash質樸而公開的親密反應。
他常在公開場合輕輕愛撫她們。
這對于任何其他多布人來講，都是可恥的行為；但對他而言，不過是被視為有些傻氣罷了。
村人以充分友好的方式待他，不給予欺騙或挖苦，但他肯定被當作那種競賽之外的人。
與多布笨人同質的行為，在我們文明的一些時期被視為理想，而且在大多數西方社區裡，人們仍有接受他的反應的傾向。
尤其當一個婦女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今天的習俗也會很好地為她提供方便，使她在家庭和社區中體面地執行自己的功能。
那種多布人不能在其文化中發揮作用的事實，不是那些适宜于他的特殊反應的結果，而是這些反應和這種文化模式相分歧的産物。
多數民族學學者，有相似的經驗，認識到受社會輕視而被排斥在外的人，并不一定會被另一文化所排斥。
羅維（Lowie）在草原克洛（Crow）印第安人中，發現了一位對自己文化形式了如指掌的男人。
他對客觀地思索這些形式和把不同方面聯系起來極感興趣。
他對家系事實也很有興趣，而且對于曆史問題來講，他極有價值。
總之，他是克洛生活的一位理想的解釋人。
但是，這些特質在克洛人中并不是受尊重的東西。
他明顯害怕肉體的危險，但威吓又是該部落的美德。
更糟的是，他企圖通過要求一個虛假的戰争榮譽而得到承認。
事實證明，他沒象他要求的那樣，從敵人營地弄回一匹栓在樁上的馬。
對戰争榮譽提出虛假的要求，是克洛人中的十惡不赦之罪，經常這麼反複再三，他就被看成是不負責任的和無能之輩。
這種情形與我們的文明對不能成功地把自己私産視為至高無上的人所持的态度相似。
我們的無業遊民通常由那些把積聚财富不當作純然動機的人所供養。
似使這些人與遊民結伴，輿論就會認為他們是潛在邪惡的，而實際上，是由于他們樂于參與其中的那種不合群的情形所緻。
但是，如果這些人以強調他們的藝術氣質來補償自己并成為不足稱道的藝術家流亡團體的成員，那麼，輿論便不會把他們看作是邪惡的，但會認為他們傻氣愚蠢。
總之，他們未得到其社會各種形式的支持，因此，滿足于自我表現的努力，一般來說，與他們能取得的成就相比，是更重大的任務。
這種個體的二難境況，往往可以通過殘酷對待自己最強烈的本性沖動和接受其文化尊崇的角色而得到非常成功的解決。
如果他是個認為社會承認很有必要的人，一般來講，這就是他的唯一可能的途徑。
祖尼人中最傑出的個體，就是認為社會承認是必要的人。
在一個完全不信權威的社會裡，他便具有在任何團體中使自己突出的一種自然人格魅力。
在一個崇尚中和、溫和方式的社會中，他就是動亂的代表，能産生強烈的影響。
在鼓勵贊美&ldquo大量交談&rdquo&mdash&mdash即以友好方式胡吹瞎聊&mdash&mdash這種柔順人格的社會中，他傲慢自負，使人敬而遠之。
祖尼對此種人格的唯一反應是把他們當作巫師。
據說，有人曾見他在窗外窺視他人，這就是巫師的确切标志。
總之，他會在某天喝得酩酊大醉，自吹自擂，聲稱無人能夠傷害他。
他被帶到戰争祭司面前，捆住姆指，吊到椽子上，直到他坦白了自己的巫技。
這是處置巫技的通常方式。
他自己火速派人通知其政府軍隊。
當他們來時，他雙肩已終身殘廢無藥可救了。
法官留了下來，不是救他，隻是把對這種窮兇極惡的行為負有責任的戰争祭司關進牢獄。
其中一個戰争祭司可能是近代祖尼曆史上最受尊敬的重要人物，當刑滿從州立監獄回來時，再也沒有恢複祭司的職務。
他把他的權力看作已破碎了。
這在祖尼曆史上或許是唯一的一次報複。
當然，它是對祭司們的挑戰，即這個巫術者用他的行為公開反對他們。
但是，在這種挑戰之後40年内，他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不是我們能輕易預測出的那種生活。
人們不會因為他是巫師而禁止他加入崇拜團體，因為他已受到懲罰，而且承認的方式就在于這種活動本身。
他具有驚人的文字記憶力和甜美的歌喉。
他通曉有關神話、秘密儀式和祭祖歌曲等方面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
在他死前，長達數百頁的故事、儀式詩由他口授而被記錄下來，而他把自己的歌曲當成是流行更為廣泛的歌曲。
他成了儀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在死之前，他是祖尼的統治者。
他的人格的同質傾向使他處于與其社會不可逆轉的沖突中，他利用天賦的才能解決了自己的二難困境。
如同我們所想象的那樣，他并不是個幸福的人。
作為祖尼的統治者，崇拜團體中的高位者、以及社區中的顯赫人物，他卻被死亡所困擾。
在溫和快樂的民衆中間，他是一個受騙者。
很易想象他在草原印第安人中可能過的日子，在那裡，每一習俗所偏愛的特質對他來說，就是天生的本性。
人格力量、騷亂、嘲弄，一切都在他所選擇的事業中受到尊重。
作為成功的祭司和祖尼統治者，他氣質中所具有的那種不幸，使他不能成為契葉納戰争首領。
這不是他天生禀賦的特質起了作用，而是其文化标準的作用，在這一文化中，他找不到自己本能反應的渲洩口。
我們至此所讨論的這些個體在任一意義上都不是精神病。
他們說明了個體的二難處境，他的同質内驅力在其文化制度中得不到提供。
當有關行為在一個社會
我們承認這種安慰是有可能獲得的，但我們謹慎地把它與最初的損失之間的聯系降到最小程度。
我們不把它作為一種哀悼的方法來對待，而且，那些完全滿意于這種解決辦法的人在困境消除之前一直處于無助狀态。
對待挫折還可以采取另一種态度。
它恰好與普韋布洛人的态度相反，我們在讨論其他草原印第安人的酒神式反應中描述過它。
它不是試圖以盡可能小的困窘來渡過這種痛苦經曆，而是在極度悲哀的表現中尋求解脫。
草原印第安人崇尚極度放縱，并把情感劇烈表達的需要視為理所當然。
在任何團體中，我們都能夠辨認出那些人，他們對挫折和不幸作出的不同反應都是同質的：漠然置之、無節制的放縱、報複、懲罰犧牲者、尋求最初情境的補償等等。
在我們西方社會的精神病學的記錄中，一些這類沖動被認為是應付這一情境的壞的方式，另一些則被視為是好的辦法。
人們說壞的方式将導緻順應不良和精神錯亂，好的方法則能導緻社會功能的充分發揮。
然而，很清楚，任何一種&ldquo壞&rdquo的傾向與變态行為之間沒有絕對意義的相關性。
那種逃避不幸、不惜代價将其棄置身後的欲望，并不會助長精神病行為，象在普韋布洛人中一樣，這種欲望根據習俗加以籌劃，并受到團體的每一種态度的支持。
普韋布洛不是神經質的民族，他們的文化給人以促進心智健全的印象。
與此相似，誇庫特耳人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強烈的偏執狂态度，被産生于我們的文明中的精神病理論理解為&ldquo壞&rdquo&ldquo到&rdquo極點，亦即他們以種種方式導向人格分裂。
但正是誇庫特耳人中的這些個人，認為對這些态度給予最自由的表現是相宜的，他們是誇庫特耳社會的領袖，并在其文化中，找到了最充分的人格實現。
顯然，适當的個人調節并不取決于對某些動機的遵循或回避。
相關是在不同方向上的。
正如那些其同質反應最接近代表他們社會特征行為的人受到寵愛一樣，那些其同質反應掉進了不為他們的文化所崇尚的行為弧中的人就會感到無所适從。
這些變态的人是那些不會得到它們文明制度支持的人。
他們是那些不輕易接受他們傳統文化形式的例外者。
從有效的比較精神病學看，那些因自身不能充分适應他們文化而感到迷向的人們是非常至關重要的。
由于從固定的病症出發，而不是從對其特有的反應在他們的社會中遭到有效否定的那些人的研究出發，這個問題在精神病理論中常被搞的混亂不堪。
我們描述過的部落都有非集體性的&ldquo變态&rdquo個體。
在多布，徹底迷向的個人是那種自然地表現友好、發現活動本身目的的人。
他是個愉快的夥伴，根本不試圖打倒夥伴或懲罰他們。
他為一切有求于他的人幹活，不知疲倦地執行對方要求。
他不象他的同伴那樣充滿陰暗的恐怖，并不完全壓抑對關系密切的女性&mdash&mdash妻子或姐妹&mdash&mdash質樸而公開的親密反應。
他常在公開場合輕輕愛撫她們。
這對于任何其他多布人來講，都是可恥的行為；但對他而言，不過是被視為有些傻氣罷了。
村人以充分友好的方式待他，不給予欺騙或挖苦，但他肯定被當作那種競賽之外的人。
與多布笨人同質的行為，在我們文明的一些時期被視為理想，而且在大多數西方社區裡，人們仍有接受他的反應的傾向。
尤其當一個婦女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今天的習俗也會很好地為她提供方便，使她在家庭和社區中體面地執行自己的功能。
那種多布人不能在其文化中發揮作用的事實，不是那些适宜于他的特殊反應的結果，而是這些反應和這種文化模式相分歧的産物。
多數民族學學者，有相似的經驗，認識到受社會輕視而被排斥在外的人，并不一定會被另一文化所排斥。
羅維（Lowie）在草原克洛（Crow）印第安人中，發現了一位對自己文化形式了如指掌的男人。
他對客觀地思索這些形式和把不同方面聯系起來極感興趣。
他對家系事實也很有興趣，而且對于曆史問題來講，他極有價值。
總之，他是克洛生活的一位理想的解釋人。
但是，這些特質在克洛人中并不是受尊重的東西。
他明顯害怕肉體的危險，但威吓又是該部落的美德。
更糟的是，他企圖通過要求一個虛假的戰争榮譽而得到承認。
事實證明，他沒象他要求的那樣，從敵人營地弄回一匹栓在樁上的馬。
對戰争榮譽提出虛假的要求，是克洛人中的十惡不赦之罪，經常這麼反複再三，他就被看成是不負責任的和無能之輩。
這種情形與我們的文明對不能成功地把自己私産視為至高無上的人所持的态度相似。
我們的無業遊民通常由那些把積聚财富不當作純然動機的人所供養。
似使這些人與遊民結伴，輿論就會認為他們是潛在邪惡的，而實際上，是由于他們樂于參與其中的那種不合群的情形所緻。
但是，如果這些人以強調他們的藝術氣質來補償自己并成為不足稱道的藝術家流亡團體的成員，那麼，輿論便不會把他們看作是邪惡的，但會認為他們傻氣愚蠢。
總之，他們未得到其社會各種形式的支持，因此，滿足于自我表現的努力，一般來說，與他們能取得的成就相比，是更重大的任務。
這種個體的二難境況，往往可以通過殘酷對待自己最強烈的本性沖動和接受其文化尊崇的角色而得到非常成功的解決。
如果他是個認為社會承認很有必要的人，一般來講，這就是他的唯一可能的途徑。
祖尼人中最傑出的個體，就是認為社會承認是必要的人。
在一個完全不信權威的社會裡，他便具有在任何團體中使自己突出的一種自然人格魅力。
在一個崇尚中和、溫和方式的社會中，他就是動亂的代表，能産生強烈的影響。
在鼓勵贊美&ldquo大量交談&rdquo&mdash&mdash即以友好方式胡吹瞎聊&mdash&mdash這種柔順人格的社會中，他傲慢自負，使人敬而遠之。
祖尼對此種人格的唯一反應是把他們當作巫師。
據說，有人曾見他在窗外窺視他人，這就是巫師的确切标志。
總之，他會在某天喝得酩酊大醉，自吹自擂，聲稱無人能夠傷害他。
他被帶到戰争祭司面前，捆住姆指，吊到椽子上，直到他坦白了自己的巫技。
這是處置巫技的通常方式。
他自己火速派人通知其政府軍隊。
當他們來時，他雙肩已終身殘廢無藥可救了。
法官留了下來，不是救他，隻是把對這種窮兇極惡的行為負有責任的戰争祭司關進牢獄。
其中一個戰争祭司可能是近代祖尼曆史上最受尊敬的重要人物，當刑滿從州立監獄回來時，再也沒有恢複祭司的職務。
他把他的權力看作已破碎了。
這在祖尼曆史上或許是唯一的一次報複。
當然，它是對祭司們的挑戰，即這個巫術者用他的行為公開反對他們。
但是，在這種挑戰之後40年内，他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不是我們能輕易預測出的那種生活。
人們不會因為他是巫師而禁止他加入崇拜團體，因為他已受到懲罰，而且承認的方式就在于這種活動本身。
他具有驚人的文字記憶力和甜美的歌喉。
他通曉有關神話、秘密儀式和祭祖歌曲等方面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
在他死前，長達數百頁的故事、儀式詩由他口授而被記錄下來，而他把自己的歌曲當成是流行更為廣泛的歌曲。
他成了儀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在死之前，他是祖尼的統治者。
他的人格的同質傾向使他處于與其社會不可逆轉的沖突中，他利用天賦的才能解決了自己的二難困境。
如同我們所想象的那樣，他并不是個幸福的人。
作為祖尼的統治者，崇拜團體中的高位者、以及社區中的顯赫人物，他卻被死亡所困擾。
在溫和快樂的民衆中間，他是一個受騙者。
很易想象他在草原印第安人中可能過的日子，在那裡，每一習俗所偏愛的特質對他來說，就是天生的本性。
人格力量、騷亂、嘲弄，一切都在他所選擇的事業中受到尊重。
作為成功的祭司和祖尼統治者，他氣質中所具有的那種不幸，使他不能成為契葉納戰争首領。
這不是他天生禀賦的特質起了作用，而是其文化标準的作用，在這一文化中，他找不到自己本能反應的渲洩口。
我們至此所讨論的這些個體在任一意義上都不是精神病。
他們說明了個體的二難處境，他的同質内驅力在其文化制度中得不到提供。
當有關行為在一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