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關燈
小
中
大
我們能在其中遵循我們的傳統思想的情境之一。
随着我們日益變得有文化意識，我們将有能力分離出一種情境中普遍而微小的内核，和分辨出那些地方性的、文化的以及人為的巨大結合體。
這些結合體并不是情境本身的必然結果，這個事實并未使它們在我們的行為中更為易變或重要性更小。
實際上，它們很可能比我們已意識到的更難改變。
譬如，當一個神經質的孩子陷于一種不相容情境，而這種情境又為他的各種聯系加強并越過他的母親而擴大到他的學校及他的交易或他的妻子時，母親教育行為的細節變化很可能不足以挽救他。
展現在他面前的整個生活道路所強調的是競争和所有權。
孩子的出路很可能在于機運或獨立。
無論如何，問題的解決最好是少強調父母&mdash&mdash孩子情境中固有的困難，而多強調那些在西方行為中由自我擴展和對人際關系的利用而采取的形式。
社會價值問題也被深深地卷入了文化的不同模式化的事實之中。
有關社會價值的讨論，通常滿足于把某些人類特質視為是合乎理想的，滿足于指出一個包括這些美德的社會目标。
當然有人會說，在人際關系中利用他人和傲慢的自我要求是糟糕透頂的，而熱衷于團體活動才是好樣的；既不以性虐狂也不以被性虐狂來求得滿足的性情是好的，而且樂于生存并讓人生存的性情也是好的。
然而，象祖尼一樣把這種&ldquo好&rdquo标準化的社會秩序，絕不是空想的烏托邦。
它同樣表明了美中不足。
例如，我們習慣于高度重視的諸如意志力、個人創造力的氣質或以武力對付大量麻煩的氣質，在那裡就沒有地盤。
它是不可矯正的溫和。
在祖尼，充斥在生活方式中的團體活動與人類生活中的出生、愛情、死亡、成功、失敗和名望沒有關系。
儀式的宏偉壯觀滿足了他們的目的，都弱化了更多的人的興趣。
從社會利用或社會虐待的形式中所産生的自由，表現了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就象無止盡的不是旨在為人類生存的重要目的服務的繁文缛節的儀禮形式。
這是一個古老的必然的事實：有其上就有其下，有其左就有其右。
社會價值問題的複雜性異常清楚地反映在誇庫特耳文化中。
誇庫特耳人的制度所依靠的和在很大程度上與現代社會共同擁有的主要動機是對抗的動機。
對抗是一種并不集中在現實活動的目标上，而是集中在戰勝對手上面的鬥争。
注意力并不指向為家庭提供充分的食物或占有可資利用或享受的财物，而是指向遠遠超過鄰人并占有比他人更多的東西。
除了勝利這個大目标以外，一切都不在眼下。
象競争一樣，對抗也不注目于原始活動；不論是編籃或賣鞋，它總是創造一種人為情境：顯示某人能戰勝别人的遊戲。
對抗是一種臭名昭著的浪費。
按人的價值予以衡量，它位置低下。
它是一種暴虐政治，在任何文化中一旦受到鼓勵，無人可以自脫。
對至尊的渴念如此巨大，永遠不會得到滿足。
對抗競争永無盡頭。
社區積累的财富越多，人們玩弄的籌碼就越大，但是，這種遊戲不是以小小的賭注來獲取勝利。
在誇庫特耳制度裡，這種對抗達到荒唐的極地：把大規模毀滅财物與投資相提并論。
積聚财物完全為了競争優勢，但在打碎最高價值單位（指銅器）和燒毀房闆、毯子、獨木舟時，常常也沒有一種比較的意識。
其社會性浪費是明顯的。
在米德爾東（Middletown），迷戀性對抗也同樣明顯，在那裡，每個家庭都可以通過建造房屋、購買衣物、參加娛樂等來證明，它尚未退出這種遊戲。
這是一幅不美的圖畫。
在誇庫特耳人的生活裡，對抗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的：一切成功必須建立在對手的毀滅之上；在米德爾東則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的：個人的選擇和直接的滿足被降到最小限度，而追求一緻卻遠遠超過了所有其他的人類的喜悅。
在上述兩種情形中，追求财富，看重财富顯然不是為了直接滿足人類需要，而是作為同對手競賽的一系列籌碼。
如果獲勝的意願從經濟生活中被排除，如同在祖尼那樣，那麼，财富的分配和消費就會遵循完全不同的&ldquo定律&rdquo。
但是，正如我們在誇庫特耳社會和美國拓荒者生活的那種粗狂的個人主義中能看到的那樣，追求勝利能給人類生存帶來活力和熱情。
就誇庫特耳生活本身的條件而言，其生活是豐富的和強大有力的。
它選擇的目标有其适當的長處，而且，誇庫特耳文明中的社會價值觀念比祖尼的更為錯綜複雜。
無論社會傾向怎樣，一個能有力對它作出證明的社會，将會提出一些對它所選擇的目标來說是正常的品性，而且甚至是最好的社會能夠在一種社會秩序中強調我們稱道的人類生活的所有美德，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烏托邦作為一種至善至美的結構&mdash&mdash在這結構中，人類生活将達到無暇的繁榮昌盛，是無法實現的。
這種烏托邦隻能被視為是純然的白日夢。
社會秩序的真正改善取決于更謹慎而又是更艱難的辨别力。
依據社會資本、依據由那些制度刺激出的不值得過多向往的行為特質以及依據人類的痛苦和失敗，仔細考察各種制度和計算它們的代價就是可能的。
如果一個社會願為它選擇的同質特質付出代價，某些價值觀就會在這一模式中得到發展，不管它可能有多麼&ldquo壞&rdquo。
不過，風險很大，而且，其社會秩序也可能無力償付這種代價。
它可能在繼之而起的革命、經濟、情感等災變的巨大消耗之中垮掉。
在現代社會中，此問題乃是這一代人不得不正視的迫在眉睫的問題，為此而困惑的人常常幻想，一次經濟改革将給予這個世界以一個他們白日夢中的烏托邦，但卻忘記了這樣一個真理，即沒有一種社會秩序能把其美德從其美德的不足中分離出來。
世上沒有通向一個真實烏托邦的捷徑。
但是，随着我們日益變得有文化意識，我們可以使自己習慣于一種艱難的訓練。
我們可以訓練自己，培養出對我們文明的主導特質進行判斷的能力。
對于一個在該文化特質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人，要認識自己文化的特質是極為困難的。
但更大的困難還在于我會低估我們對自己文化主導特質的必然性偏愛。
它們就象一個悠久而可愛的住宅家園一樣可親可愛。
世界上如果沒有它們出現，我們就會覺得這個世界毫無生氣，凄楚不堪和無法生存。
在一種基本文化進程的作用下，正是這些特質常被引向極端。
它們的手伸得太長，越過了自身，而且它們也比任何其它特質更可能失去控制。
正是在那個最可能需要加以批判的方面，我們卻注定是最無批判性的。
會有修正，但卻是以革命或破壞的方式出現。
有序進步性的可能性不再存在，因為這一代人不可能對他們的畸形發展的制度作出評判。
這一代人無力根據得失對這些制度作出估量，因為他們已失去了客觀認識它們的力量。
在解脫成為可能之前，這種情境必須達到一個突破點。
在我們自己的主導特質尚是一個活着的問題的時候，對它進行評價就為時過早。
宗教也不會得到客觀的讨論，除非它已不再是深深影響我們文明的文化特質。
今天，我們對宗教的比較研究，才能自由地探索該問題的各個方面。
同理，讨論資本主義在今天仍不可能；在戰時，戰争和國際關系問題也同樣成為禁忌。
但是，我們文明的主導特質需要加以特别研究。
我們要認識到它們是強制性的，它們與它們作為人類行為的基礎和本質不成比例，隻是與它們在我們文化中作為地方性和畸形發展的程度成正比。
被多布人視為人類本性基礎的一種生活方式，在根本上是一種背信棄義，并是用病态恐懼加以保護的。
誇庫特耳人同樣不懂得生活，隻是把生活認為是一系列對抗情境，在那裡，成功是根據羞辱同伴的程度來衡量的。
他們的信仰所依據的是他們文明中的這些生活模式的重要性。
但是在一種文化中的一種制度的重要性并不能直接表明它的用處或它的必然性。
這種論點有可疑之處，而且我們能夠實施的任何文化控制，将取決于我們能客觀地評價那些我們西方文明中受到偏愛并被熱情培養的特質所達到的程度。
随着我們日益變得有文化意識，我們将有能力分離出一種情境中普遍而微小的内核，和分辨出那些地方性的、文化的以及人為的巨大結合體。
這些結合體并不是情境本身的必然結果，這個事實并未使它們在我們的行為中更為易變或重要性更小。
實際上，它們很可能比我們已意識到的更難改變。
譬如，當一個神經質的孩子陷于一種不相容情境，而這種情境又為他的各種聯系加強并越過他的母親而擴大到他的學校及他的交易或他的妻子時，母親教育行為的細節變化很可能不足以挽救他。
展現在他面前的整個生活道路所強調的是競争和所有權。
孩子的出路很可能在于機運或獨立。
無論如何，問題的解決最好是少強調父母&mdash&mdash孩子情境中固有的困難，而多強調那些在西方行為中由自我擴展和對人際關系的利用而采取的形式。
社會價值問題也被深深地卷入了文化的不同模式化的事實之中。
有關社會價值的讨論，通常滿足于把某些人類特質視為是合乎理想的，滿足于指出一個包括這些美德的社會目标。
當然有人會說，在人際關系中利用他人和傲慢的自我要求是糟糕透頂的，而熱衷于團體活動才是好樣的；既不以性虐狂也不以被性虐狂來求得滿足的性情是好的，而且樂于生存并讓人生存的性情也是好的。
然而，象祖尼一樣把這種&ldquo好&rdquo标準化的社會秩序，絕不是空想的烏托邦。
它同樣表明了美中不足。
例如，我們習慣于高度重視的諸如意志力、個人創造力的氣質或以武力對付大量麻煩的氣質，在那裡就沒有地盤。
它是不可矯正的溫和。
在祖尼，充斥在生活方式中的團體活動與人類生活中的出生、愛情、死亡、成功、失敗和名望沒有關系。
儀式的宏偉壯觀滿足了他們的目的，都弱化了更多的人的興趣。
從社會利用或社會虐待的形式中所産生的自由，表現了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就象無止盡的不是旨在為人類生存的重要目的服務的繁文缛節的儀禮形式。
這是一個古老的必然的事實：有其上就有其下，有其左就有其右。
社會價值問題的複雜性異常清楚地反映在誇庫特耳文化中。
誇庫特耳人的制度所依靠的和在很大程度上與現代社會共同擁有的主要動機是對抗的動機。
對抗是一種并不集中在現實活動的目标上，而是集中在戰勝對手上面的鬥争。
注意力并不指向為家庭提供充分的食物或占有可資利用或享受的财物，而是指向遠遠超過鄰人并占有比他人更多的東西。
除了勝利這個大目标以外，一切都不在眼下。
象競争一樣，對抗也不注目于原始活動；不論是編籃或賣鞋，它總是創造一種人為情境：顯示某人能戰勝别人的遊戲。
對抗是一種臭名昭著的浪費。
按人的價值予以衡量，它位置低下。
它是一種暴虐政治，在任何文化中一旦受到鼓勵，無人可以自脫。
對至尊的渴念如此巨大，永遠不會得到滿足。
對抗競争永無盡頭。
社區積累的财富越多，人們玩弄的籌碼就越大，但是，這種遊戲不是以小小的賭注來獲取勝利。
在誇庫特耳制度裡，這種對抗達到荒唐的極地：把大規模毀滅财物與投資相提并論。
積聚财物完全為了競争優勢，但在打碎最高價值單位（指銅器）和燒毀房闆、毯子、獨木舟時，常常也沒有一種比較的意識。
其社會性浪費是明顯的。
在米德爾東（Middletown），迷戀性對抗也同樣明顯，在那裡，每個家庭都可以通過建造房屋、購買衣物、參加娛樂等來證明，它尚未退出這種遊戲。
這是一幅不美的圖畫。
在誇庫特耳人的生活裡，對抗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的：一切成功必須建立在對手的毀滅之上；在米德爾東則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的：個人的選擇和直接的滿足被降到最小限度，而追求一緻卻遠遠超過了所有其他的人類的喜悅。
在上述兩種情形中，追求财富，看重财富顯然不是為了直接滿足人類需要，而是作為同對手競賽的一系列籌碼。
如果獲勝的意願從經濟生活中被排除，如同在祖尼那樣，那麼，财富的分配和消費就會遵循完全不同的&ldquo定律&rdquo。
但是，正如我們在誇庫特耳社會和美國拓荒者生活的那種粗狂的個人主義中能看到的那樣，追求勝利能給人類生存帶來活力和熱情。
就誇庫特耳生活本身的條件而言，其生活是豐富的和強大有力的。
它選擇的目标有其适當的長處，而且，誇庫特耳文明中的社會價值觀念比祖尼的更為錯綜複雜。
無論社會傾向怎樣，一個能有力對它作出證明的社會，将會提出一些對它所選擇的目标來說是正常的品性，而且甚至是最好的社會能夠在一種社會秩序中強調我們稱道的人類生活的所有美德，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烏托邦作為一種至善至美的結構&mdash&mdash在這結構中，人類生活将達到無暇的繁榮昌盛，是無法實現的。
這種烏托邦隻能被視為是純然的白日夢。
社會秩序的真正改善取決于更謹慎而又是更艱難的辨别力。
依據社會資本、依據由那些制度刺激出的不值得過多向往的行為特質以及依據人類的痛苦和失敗，仔細考察各種制度和計算它們的代價就是可能的。
如果一個社會願為它選擇的同質特質付出代價，某些價值觀就會在這一模式中得到發展，不管它可能有多麼&ldquo壞&rdquo。
不過，風險很大，而且，其社會秩序也可能無力償付這種代價。
它可能在繼之而起的革命、經濟、情感等災變的巨大消耗之中垮掉。
在現代社會中，此問題乃是這一代人不得不正視的迫在眉睫的問題，為此而困惑的人常常幻想，一次經濟改革将給予這個世界以一個他們白日夢中的烏托邦，但卻忘記了這樣一個真理，即沒有一種社會秩序能把其美德從其美德的不足中分離出來。
世上沒有通向一個真實烏托邦的捷徑。
但是，随着我們日益變得有文化意識，我們可以使自己習慣于一種艱難的訓練。
我們可以訓練自己，培養出對我們文明的主導特質進行判斷的能力。
對于一個在該文化特質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人，要認識自己文化的特質是極為困難的。
但更大的困難還在于我會低估我們對自己文化主導特質的必然性偏愛。
它們就象一個悠久而可愛的住宅家園一樣可親可愛。
世界上如果沒有它們出現，我們就會覺得這個世界毫無生氣，凄楚不堪和無法生存。
在一種基本文化進程的作用下，正是這些特質常被引向極端。
它們的手伸得太長，越過了自身，而且它們也比任何其它特質更可能失去控制。
正是在那個最可能需要加以批判的方面，我們卻注定是最無批判性的。
會有修正，但卻是以革命或破壞的方式出現。
有序進步性的可能性不再存在，因為這一代人不可能對他們的畸形發展的制度作出評判。
這一代人無力根據得失對這些制度作出估量，因為他們已失去了客觀認識它們的力量。
在解脫成為可能之前，這種情境必須達到一個突破點。
在我們自己的主導特質尚是一個活着的問題的時候，對它進行評價就為時過早。
宗教也不會得到客觀的讨論，除非它已不再是深深影響我們文明的文化特質。
今天，我們對宗教的比較研究，才能自由地探索該問題的各個方面。
同理，讨論資本主義在今天仍不可能；在戰時，戰争和國際關系問題也同樣成為禁忌。
但是，我們文明的主導特質需要加以特别研究。
我們要認識到它們是強制性的，它們與它們作為人類行為的基礎和本質不成比例，隻是與它們在我們文化中作為地方性和畸形發展的程度成正比。
被多布人視為人類本性基礎的一種生活方式，在根本上是一種背信棄義，并是用病态恐懼加以保護的。
誇庫特耳人同樣不懂得生活，隻是把生活認為是一系列對抗情境，在那裡，成功是根據羞辱同伴的程度來衡量的。
他們的信仰所依據的是他們文明中的這些生活模式的重要性。
但是在一種文化中的一種制度的重要性并不能直接表明它的用處或它的必然性。
這種論點有可疑之處，而且我們能夠實施的任何文化控制，将取決于我們能客觀地評價那些我們西方文明中受到偏愛并被熱情培養的特質所達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