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群體的信念和意見的變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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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法施，但他們并沒有變成羅馬人，因為後者是處在一個有着強大的曆史意義的帝國的統治之下。
哲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面變化背後有什麼東西支撐着它們，在不斷變化的意見中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種族特性決定的成分。
如果不做這種哲學上的檢驗，人們會以為群衆經常随意改變他們的政治或宗教信念。
一切曆史，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文學的曆史，似乎都證明了事情就是如此。
作為例證，讓我們來看看法國曆史上非常短暫的一個時期，即1790到1820年這30年的時間，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體變得十分革命，然後成為極端的帝國主義者，最後又變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
在宗教問題上，他們在這段時間從天主教倒向無神論，然後倒向自然神論，最後又回到了最堅定的天主教立場。
這些變化不隻發生在群衆中，而且發生在他們的領導者中。
我們吃驚地發現，國民公會中的一些要人，國王的死敵、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會變成拿破侖恭順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統治下，又手持蠟燭虔誠地走在宗教隊伍中間。
在以後的刀年裡，群衆的意見又發生了無數次變化。
本世紀初“背信棄義的英國佬”在拿破侖的繼承者統治時期，成了法國的盟友。
兩度受到法國入侵的俄國，以滿意的心情看着法國倒退，也變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學、藝術和哲學中，接下來的意見變化更為迅速。
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和神秘主義等等，輪番登場，生生滅滅。
昨天還受着吹捧的藝術家和作家，明天就會被人痛加責罵。
但是，當我們深入分析所有這些表面的變化時，我們發現了什麼？一切與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修的東西，都沒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
與種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全無關系，從而不可能具有穩定性的意見，隻能聽任機遇的擺布，或者——假如其說法還有可取之處——會根據周圍的環境而發生變化。
它們隻能是在暗示和傳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種暫時現象。
它們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邊沙灘上被風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體中易變的意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這有三個不同的原因。
首先，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目地失去影響力，因此它們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形成當時的短暫意見。
普遍信仰的衰落，為一大堆既無曆史也無未來的偶然意見提供了場所。
第二個原因是群衆的勢力在不斷增長，這種勢力越來越沒有制衡力量。
我們已有所了解的群體觀念的極其多變這一特點，得以無拘無束地表現出來。
最後，第三個原因是報業最近的發展，它們不斷地把完全對立的意見帶到群衆面前。
每一種個别的意見所産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會受到對立意見的暗示作用的破壞。
結果是任何意見都難以普及，它們全都成了過眼煙雲。
今天，一種意見還來不及被足夠多的人接受，從而成為普遍意見，便已壽終正寝。
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種世界史上的全新現象，它是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點。
我這裡是指政府在領導輿論上的無能。
過去，就在不久以前，政府的措施、少數作家和寥寥幾家報紙的影響，就是公衆輿論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作家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報紙則隻反映意見。
對于政客來說，他們莫說是引導各種意見，追趕意見還怕來不及。
他們害怕意見，有時甚至變成了恐懼，這使他們采取了極不穩定的行動路線。
于是，群體的意見越來越傾向于變成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
它已經發展到了這種地步，竟然能夠迫使國家之間結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幾乎完全是一場大衆運動的産物。
目前一種奇怪的病症是，人們看到教皇、國王和皇帝們也在同意接受采訪，仿佛他們也願意把自己在某個問題上的看法交給群衆評判。
在政治事務上不可感情用事，過去這樣說也許還算正确，但是當政治越來越受到多變的群衆沖動的支配，而他們又不受理性的影響，隻受情緒支
哲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面變化背後有什麼東西支撐着它們，在不斷變化的意見中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種族特性決定的成分。
如果不做這種哲學上的檢驗，人們會以為群衆經常随意改變他們的政治或宗教信念。
一切曆史，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文學的曆史，似乎都證明了事情就是如此。
作為例證，讓我們來看看法國曆史上非常短暫的一個時期，即1790到1820年這30年的時間，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體變得十分革命，然後成為極端的帝國主義者，最後又變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
在宗教問題上，他們在這段時間從天主教倒向無神論，然後倒向自然神論，最後又回到了最堅定的天主教立場。
這些變化不隻發生在群衆中，而且發生在他們的領導者中。
我們吃驚地發現，國民公會中的一些要人，國王的死敵、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會變成拿破侖恭順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統治下，又手持蠟燭虔誠地走在宗教隊伍中間。
在以後的刀年裡，群衆的意見又發生了無數次變化。
本世紀初“背信棄義的英國佬”在拿破侖的繼承者統治時期，成了法國的盟友。
兩度受到法國入侵的俄國，以滿意的心情看着法國倒退，也變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學、藝術和哲學中，接下來的意見變化更為迅速。
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和神秘主義等等，輪番登場，生生滅滅。
昨天還受着吹捧的藝術家和作家，明天就會被人痛加責罵。
但是，當我們深入分析所有這些表面的變化時，我們發現了什麼？一切與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修的東西，都沒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
與種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全無關系，從而不可能具有穩定性的意見，隻能聽任機遇的擺布，或者——假如其說法還有可取之處——會根據周圍的環境而發生變化。
它們隻能是在暗示和傳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種暫時現象。
它們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邊沙灘上被風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體中易變的意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這有三個不同的原因。
首先，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目地失去影響力，因此它們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形成當時的短暫意見。
普遍信仰的衰落，為一大堆既無曆史也無未來的偶然意見提供了場所。
第二個原因是群衆的勢力在不斷增長，這種勢力越來越沒有制衡力量。
我們已有所了解的群體觀念的極其多變這一特點，得以無拘無束地表現出來。
最後，第三個原因是報業最近的發展，它們不斷地把完全對立的意見帶到群衆面前。
每一種個别的意見所産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會受到對立意見的暗示作用的破壞。
結果是任何意見都難以普及，它們全都成了過眼煙雲。
今天，一種意見還來不及被足夠多的人接受，從而成為普遍意見，便已壽終正寝。
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種世界史上的全新現象，它是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點。
我這裡是指政府在領導輿論上的無能。
過去，就在不久以前，政府的措施、少數作家和寥寥幾家報紙的影響，就是公衆輿論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作家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報紙則隻反映意見。
對于政客來說，他們莫說是引導各種意見，追趕意見還怕來不及。
他們害怕意見，有時甚至變成了恐懼，這使他們采取了極不穩定的行動路線。
于是，群體的意見越來越傾向于變成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
它已經發展到了這種地步，竟然能夠迫使國家之間結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幾乎完全是一場大衆運動的産物。
目前一種奇怪的病症是，人們看到教皇、國王和皇帝們也在同意接受采訪，仿佛他們也願意把自己在某個問題上的看法交給群衆評判。
在政治事務上不可感情用事，過去這樣說也許還算正确，但是當政治越來越受到多變的群衆沖動的支配，而他們又不受理性的影響，隻受情緒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