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群體意見的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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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除了把從來沒有存在過的含義賦予古代的詞語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
希臘人的制度與今天用同樣的詞語設計出來的制度有何相似之處？那時的共和國本質上是一種貴族統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團結一緻的暴君統治着一群絕對服從的奴隸構成的制度。
這些建立在奴隸制上的貴族集體統治，沒了這種奴隸制一天也不能存在。
“自由”這個詞也是如此。
在一個從未想過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論城邦的諸神、法典和習俗就是最嚴重最不尋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義與我們今天賦予它的含義有何相似之處？像“祖國”這樣的詞，對于雅典人或斯巴達人來說，除了指雅典或斯巴達的城邦崇拜之外，還能有别的含義嗎？它當然不可能指由彼此征伐不斷的敵對城邦組成的全希臘。
在古代高盧，“祖國”這個詞又能有什麼含義？它是由相互敵視的部落和種族組成的，它們有着不同的語言和宗教，凱撒能夠輕易征服它們，正是因為他總是能夠從中找到自己的盟友。
羅馬人締造了一個高盧人的國家，是因為他們使這個國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統一。
不必扯這麼遠，就拿二百年前的事來說吧，能夠認為今天法國各省對“祖國”一詞的理解，與偉大的孔代（──一他和外國人結盟反對自己的君主——是一樣的嗎？然而詞還是那個詞。
過去跑到外國去的法國保皇黨人，他們認為自己反對法國是在烙守氣節，他們認為法國已經變節，因為封建制度的法律是把諸侯同主子而不是土地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國在。
可見，祖國對于他們的意義，不是與現代人大不相同嗎？ 意義随着時代的變遷而發生深刻變化的詞語比比皆是。
我們對它們的理解，隻能達到過去經過了漫長的努力所能達到的水平。
有人曾十分正确地說，即使想正确理解“國王”和“王室”這種稱呼對我們曾祖父一輩意味着什麼，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
更為複雜的概念會出現什麼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見，詞語隻有變動不定的暫時含義，它随着時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我們若想以它們為手段去影響群體，我們必須搞清楚某個時候群體賦予它們的含義，而不是它們過去具有的含義，或精神狀态有所不同的個人給予它們的含義。
因此，當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系在一起而無法改變，那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
聰明的托克維爾很久以前就說過，執政府和帝國的具體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一遍，這就是說，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衆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
“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搖役”變成了間接攤派，商号和行會的稅款變成了執照費，如此等等。
可見，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對流行用語，或至少對再沒有人感興趣、民衆已經不能容忍其舊名稱的事物保持警覺。
名稱的威力如此強大，如果選擇得當，它足以使最可惡的事情改頭換面，變得能被民衆所接受。
泰納正确地指出，雅各賓黨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愛’這種當時十分流行的說法，才能夠“建立起堪與達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類似的審判台，幹出與古墨西哥人相差無幾的人類大屠殺這種成就”。
統治者的藝術，就像律師的藝術一樣，首先在于駕馭詞藻的學問。
這門藝術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在同一個社會，同一個詞對于不同的社會階層往往有不同的含義，表面上看他們用詞相同，其實他們說着不同的語言。
在以上事例中，時間是促成詞語含義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
如果我們再考慮到種族因素，我們就會看到，在同一個時期，在教養相同但種族不同的人中間，相同的詞也經常與極不相同的觀念相對應。
不是見多識廣的人，不可能理解這些差别，因此我不會糾纏在這個問題上。
我隻想指出，正是群衆使用最多的那些詞，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最不相同的含義。
例如今天使用如此頻繁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就屬于這種情況。
實際上，它們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魯一薩克遜民族中代表着十分
這些建立在奴隸制上的貴族集體統治，沒了這種奴隸制一天也不能存在。
“自由”這個詞也是如此。
在一個從未想過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論城邦的諸神、法典和習俗就是最嚴重最不尋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義與我們今天賦予它的含義有何相似之處？像“祖國”這樣的詞，對于雅典人或斯巴達人來說，除了指雅典或斯巴達的城邦崇拜之外，還能有别的含義嗎？它當然不可能指由彼此征伐不斷的敵對城邦組成的全希臘。
在古代高盧，“祖國”這個詞又能有什麼含義？它是由相互敵視的部落和種族組成的，它們有着不同的語言和宗教，凱撒能夠輕易征服它們，正是因為他總是能夠從中找到自己的盟友。
羅馬人締造了一個高盧人的國家，是因為他們使這個國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統一。
不必扯這麼遠，就拿二百年前的事來說吧，能夠認為今天法國各省對“祖國”一詞的理解，與偉大的孔代（──一他和外國人結盟反對自己的君主——是一樣的嗎？然而詞還是那個詞。
過去跑到外國去的法國保皇黨人，他們認為自己反對法國是在烙守氣節，他們認為法國已經變節，因為封建制度的法律是把諸侯同主子而不是土地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國在。
可見，祖國對于他們的意義，不是與現代人大不相同嗎？ 意義随着時代的變遷而發生深刻變化的詞語比比皆是。
我們對它們的理解，隻能達到過去經過了漫長的努力所能達到的水平。
有人曾十分正确地說，即使想正确理解“國王”和“王室”這種稱呼對我們曾祖父一輩意味着什麼，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
更為複雜的概念會出現什麼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見，詞語隻有變動不定的暫時含義，它随着時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我們若想以它們為手段去影響群體，我們必須搞清楚某個時候群體賦予它們的含義，而不是它們過去具有的含義，或精神狀态有所不同的個人給予它們的含義。
因此，當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系在一起而無法改變，那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
聰明的托克維爾很久以前就說過，執政府和帝國的具體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一遍，這就是說，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衆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
“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搖役”變成了間接攤派，商号和行會的稅款變成了執照費，如此等等。
可見，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對流行用語，或至少對再沒有人感興趣、民衆已經不能容忍其舊名稱的事物保持警覺。
名稱的威力如此強大，如果選擇得當，它足以使最可惡的事情改頭換面，變得能被民衆所接受。
泰納正确地指出，雅各賓黨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愛’這種當時十分流行的說法，才能夠“建立起堪與達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類似的審判台，幹出與古墨西哥人相差無幾的人類大屠殺這種成就”。
統治者的藝術，就像律師的藝術一樣，首先在于駕馭詞藻的學問。
這門藝術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在同一個社會，同一個詞對于不同的社會階層往往有不同的含義，表面上看他們用詞相同，其實他們說着不同的語言。
在以上事例中，時間是促成詞語含義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
如果我們再考慮到種族因素，我們就會看到，在同一個時期，在教養相同但種族不同的人中間，相同的詞也經常與極不相同的觀念相對應。
不是見多識廣的人，不可能理解這些差别，因此我不會糾纏在這個問題上。
我隻想指出，正是群衆使用最多的那些詞，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最不相同的含義。
例如今天使用如此頻繁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就屬于這種情況。
實際上，它們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魯一薩克遜民族中代表着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