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群體的意見和信念中的間接因素

關燈
的幾年。

    他們中間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為了考試而活着&mdash&mdash我這裡指的是那些被淘汰者。

    還有一半或三分之二成功地得到了某種學曆、證書或一紙文憑&mdash&mdash我指的是那些超負荷工作的人。

    在規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對一個答辯團,在連續兩小時的時間裡,懷着對科學家團體,即一切人類知識的活清單的敬畏,他們要做到正确&mdash&mdash對這種事所抱的期望實在太過分了。

    在那一天的那兩個小時裡,他們也許正确或接近正确,但用不了一個月,他們便不再是這樣。

    他們不可能再通過考試。

    他們腦子裡那些過多的、過于沉重的所學不斷流失,且沒有新東西補充進去。

    他們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們繼續成長的能力枯竭了,一個得到充分發展的人出現了,然而他也是個筋疲力盡的人。

    他成家立業,落入生活的俗套,而隻要落入這種俗套,他就會把自己封閉在狹隘的職業中,工作也許還算本份,但僅此而已。

    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風險不成比例的生活。

    而在1789年以前,法國就像英國或美國一樣,采用卻是相反的辦法,由此得到的結果并無不同,甚至更好。

     此後一些著名的心理學家又向我們揭示了我們的制度與盎格魯一薩克遜人的差别。

    後者并沒有我們那樣多的專業學校。

    他們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書本上,而是建立在專業課程上。

    例如,他們的工程師并不是在學校,而是在車間裡訓練出來的。

    這種辦法表明,每個人都能達到他的智力允許他達到的水平。

    如果他沒有進一步發展的能力,他可以成為工人或領班,如果天資不俗,他便會成為工程師。

    與個人前程全取決他在19歲或對歲時一次幾小時考試的做法相比,這種辦法更民主,對社會也更有利。

     在醫院、礦山和工廠,在建築師或律師的辦公室裡,十分年輕便開始學業的學生們,按部就班地經曆他們的學徒期,非常類似于辦公室裡的律師秘書或工作室裡的藝術家。

    在投入實際工作之前,他也有機會接受一些&mdash般性&rsquo教育過程,因此已&lsquo經準備好了一個框架,可以把他們迅速觀察到的東西儲存進去,而且他能夠利用自己在空閑時間得到的各種各樣的技能,由此逐漸同他所獲得的日常經驗協調一緻。

    在這種制度下,實踐能力得到了發展,并且與學生的才能相适應,發展方向也符合他未來的任務和特定工作的要求,這些工作就是他今後要從事的工作。

    因此在英國或美國,年輕人很快便處在能夠盡量發揮自己能力的位置上。

    在25歲時&mdash&mdash如果不缺少各種材料和部件,時間還會提前&mdash&mdash他不但成了一個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備自我創業的能力;他不隻是機器上的一個零件,而且是個發動機。

    而在制度與此相反的法國,一代又一代人越來越向中國看齊&mdash&mdash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費是巨大的。

    關于我們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與實踐生活不斷擴大的差距,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得出了如下結論: 在教育的三個階段,即兒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從考試、學曆、證書和文憑的角度看,坐在學校闆凳上啃理論和教科書的時間是有點長得過頭了,而且負擔過重。

    即使僅從這個角度看,采用的辦法也糟糕透項,它是一種違反自然的、與社會對立的制度。

    過多地延長實際的學徒期,我們的學校寄宿制度,人為的訓練和填鴨式教學,功課過重,不考慮以後的時代,不考慮成人的年齡和人們的職業,不考慮年輕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現實世界,不考慮我們活動于其中、他必須加以适應或提前學會适應的社會,不考慮人類為保護自己而必須從事的鬥争、不考慮為了站住腳跟他得提前得到裝備、武器和訓練并且意志堅強。

    這種不可缺少的裝備,這種最重要的學習,這種豐富的常識和意志力,我們的學校全都沒有教給法國的年輕人。

    它不但遠遠沒有讓他們獲得應付明确生存狀态的素質,反而破壞了他這種素質。

    因此從他走進這個世界,踏入他的活動領域之日起,他經常隻會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由此給他造成的創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時甚至失去生活能力。

    這種試驗既困難又危險。

    這個過程對精神和道德的均衡産生了不良影響,甚至有難以恢複之虞。

    十分突然而徹底的幻滅已經發生了。

    這種欺騙太嚴重了,失望太強烈了。

    以上所言是否偏離了群體心理學的主題?我相信并非如此。

    如果我們想知道今天正在群衆中醞釀、明天就會出現的各種想法和信念,就必須對為其提供土壤的因素有所了解。

    教育能夠使一個國家的年輕人了解到這個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

    為當前這一代人提供的教育,有理由讓人灰心喪氣。

    在改善或惡化群衆的頭腦方面,教育至少能發揮一部分作用。

    因而有必要說明,這種頭腦是如何由當前的制度培養出來的,冷漠而中立的群衆是如何變成了一支心懷不滿的大軍,随時打算聽從一切烏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辯者的暗示。

    今天,能夠找到社會主義者的地方,正是教室,為拉丁民族走向衰敗鋪平道路的,也是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