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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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為在失勢之後他也變成了一介乎民。
他受到蔑視是因為他不再讓人害怕。
群體喜歡的英雄，永遠像個凱撒。
他的權杖吸引着他們，他的權力威懾着他們，他的利劍讓他們心懷敬畏。
群體随時會反抗軟弱可欺者，對強權低聲下氣。
如果強權時斷時續，而群體又總是被極端情緒所左右，它便會表現得反複無常，時而無法無天，時而卑躬屈膝。
然而，如果以為群體中的革命本能處在主導地位，那就完全誤解了它們的心理。
在這件事上使我們上當的，不過是它們的暴力傾向。
它們的反叛和破壞行為的爆發總是十分短暫的，群體強烈地受着無意識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從于世俗的等級制，難免會十分保守。
對它們撒手不管，它們很快就會對混亂感到厭倦，本能地變成奴才。
當波拿巴壓制了一切自由，讓每個人都對他的鐵腕有切膚之感時，向他發出歡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馴的雅各賓黨人。
如果不考慮群體深刻的保守本能，就難以理解曆史，尤其是民衆的革命。
不錯，它們可能希望改朝換代，為了取得這種變革，它們有時甚至發動暴力革命，然而這些！日制度的本質仍然反映着種族對等級制的需要，因此它們不可能得不到種族的服從。
群體的多變，隻會影響到根表面的事情。
其實它們就像原始人一樣，有着堅不可摧的保守本能。
它們對一切傳統的迷戀與崇敬是絕對的；它們對一切有可能改變自身生活基本狀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無意識恐懼。
在發明紡織機或出現蒸汽機和鐵路的時代，如果民主派掌握着他們今天擁有的權力，這些發明也不可能實現，或至少要付出革命和不斷殺戮的代價。
對于文明的進步而言，值得慶幸的是，隻是在偉大的科學發明和工業出現之後，群體才開始掌握了權力。
（5）群體的道德 如果“道德”一詞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會習俗，不斷抑制私心的沖動，那麼顯然可以說，由于群體太好沖動，太多變，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
相反，如果我們把某些一時表現出來的品質，如舍己為人、自我犧牲、不計名利、獻身精神和對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則我們可以說，群體經常會表現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研究過群體的少數心理學家，隻着眼于他們的犯罪行為，在看到經常發生這種行為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群體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這種情況當然經常存在。
但為何是這樣呢？這不過是因為我們從原始時代繼承了野蠻和破壞性的本能，它蟄伏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孤立的個人在生活中滿足這種本能是很危險的，但是當他加入一個不負責任的群體時，因為很清楚不會受到懲罰，他便會徹底放縱這種本能。
在生活中，我們不能向自己的同胞發洩這種破壞性本能，便把它發洩在動物身上。
群體捕獵的熱情與兇殘，有着同樣的根源。
群體慢慢殺死沒有反抗能力的犧牲者，表現出一種十分懦弱的殘忍。
不過在哲學家看來，這種殘忍，與幾十個獵人聚集成群用豬犬追捕和殺死一隻不幸的鹿時表現出的殘忍，有着非常密切的關系。
群體可以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但是也能表現出極崇高的獻身、犧牲和不計名利的舉動，即孤立的個人根本做不到的極崇高的行為。
以名譽、光榮和愛國主義作為号召，最有可能影響到組成群體的個人，而且經常可以達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像十字軍遠征和1793年的志願者那種事例，曆史上比比皆是。
隻有集體能夠表現出偉大的不計名利和獻身的精神。
群體為了自己隻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觀念和隻言片語，便英勇地面對死亡，這樣的事例何止千萬！不斷舉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為了服從一道命令，而不是為了增加一點養家糊口的薪水。
私人利益幾乎是孤立的個人惟一的行為動機，卻很少成為群體的強大動力。
在群體的智力難以理解的多次戰争中，支配着群體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這種戰争中，他們甘願自已被人屠殺，就像是被獵人施了催眠術的小鳥。
即使在一群罪大惡極的壞蛋中間，經常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他們僅僅因為是群體中的一員，便會暫時表現出嚴格的道德紀律。
泰納讓人們注意一個事實，“九月慘案”的罪犯把他們從犧牲者身上找到的錢包和鑽石放在會議桌上，本來他們是很容易把這些東西據為已有的。
1848年革命期間，在占領杜伊勒利宮時呼嘯而過的群衆，并沒有染指那些讓他們興奮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面包。
群體對個人的這種道德淨化作用，肯定不是一種不變的常規，然而它卻是一種經常可以看到的常态。
甚至在不像我剛才說過的那樣嚴重的環境下，也可以看到這種情況。
我前面說過，劇院裡的觀衆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着誇張的美德，一般也可以看到，一次集會，即使其成員品質低劣，通常也會表現得一本正經。
放蕩不羁的人、拉皮條的人和粗人，在有些危險的場合或交談中，經常會一下子變得細聲細語，雖然與他們習慣了的談話相比，這種場合不會造成更多的傷害。
群體雖然經常放縱自己低劣的本能，他們也不時樹立起崇高道德行為的典範。
如果不計名利、順從和絕對獻身于真正的或虛幻的理想，都可算做美德，那就可以說，群體經常具備這種美德，而且它所達到的水平，即使最聰明的哲學家也難以望其項背。
他們當然是在無意識地實踐着這些美德，然而這無礙大局，我們不該對群體求全責備，說他們經常受無意識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動腦筋。
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他們開動腦筋考慮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們這個星球上根本就不會成長出文明，人類也不會有自己的曆史了。
他受到蔑視是因為他不再讓人害怕。
群體喜歡的英雄，永遠像個凱撒。
他的權杖吸引着他們，他的權力威懾着他們，他的利劍讓他們心懷敬畏。
群體随時會反抗軟弱可欺者，對強權低聲下氣。
如果強權時斷時續，而群體又總是被極端情緒所左右，它便會表現得反複無常，時而無法無天，時而卑躬屈膝。
然而，如果以為群體中的革命本能處在主導地位，那就完全誤解了它們的心理。
在這件事上使我們上當的，不過是它們的暴力傾向。
它們的反叛和破壞行為的爆發總是十分短暫的，群體強烈地受着無意識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從于世俗的等級制，難免會十分保守。
對它們撒手不管，它們很快就會對混亂感到厭倦，本能地變成奴才。
當波拿巴壓制了一切自由，讓每個人都對他的鐵腕有切膚之感時，向他發出歡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馴的雅各賓黨人。
如果不考慮群體深刻的保守本能，就難以理解曆史，尤其是民衆的革命。
不錯，它們可能希望改朝換代，為了取得這種變革，它們有時甚至發動暴力革命，然而這些！日制度的本質仍然反映着種族對等級制的需要，因此它們不可能得不到種族的服從。
群體的多變，隻會影響到根表面的事情。
其實它們就像原始人一樣，有着堅不可摧的保守本能。
它們對一切傳統的迷戀與崇敬是絕對的；它們對一切有可能改變自身生活基本狀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無意識恐懼。
在發明紡織機或出現蒸汽機和鐵路的時代，如果民主派掌握着他們今天擁有的權力，這些發明也不可能實現，或至少要付出革命和不斷殺戮的代價。
對于文明的進步而言，值得慶幸的是，隻是在偉大的科學發明和工業出現之後，群體才開始掌握了權力。
（5）群體的道德 如果“道德”一詞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會習俗，不斷抑制私心的沖動，那麼顯然可以說，由于群體太好沖動，太多變，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
相反，如果我們把某些一時表現出來的品質，如舍己為人、自我犧牲、不計名利、獻身精神和對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則我們可以說，群體經常會表現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研究過群體的少數心理學家，隻着眼于他們的犯罪行為，在看到經常發生這種行為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群體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這種情況當然經常存在。
但為何是這樣呢？這不過是因為我們從原始時代繼承了野蠻和破壞性的本能，它蟄伏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孤立的個人在生活中滿足這種本能是很危險的，但是當他加入一個不負責任的群體時，因為很清楚不會受到懲罰，他便會徹底放縱這種本能。
在生活中，我們不能向自己的同胞發洩這種破壞性本能，便把它發洩在動物身上。
群體捕獵的熱情與兇殘，有着同樣的根源。
群體慢慢殺死沒有反抗能力的犧牲者，表現出一種十分懦弱的殘忍。
不過在哲學家看來，這種殘忍，與幾十個獵人聚集成群用豬犬追捕和殺死一隻不幸的鹿時表現出的殘忍，有着非常密切的關系。
群體可以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但是也能表現出極崇高的獻身、犧牲和不計名利的舉動，即孤立的個人根本做不到的極崇高的行為。
以名譽、光榮和愛國主義作為号召，最有可能影響到組成群體的個人，而且經常可以達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像十字軍遠征和1793年的志願者那種事例，曆史上比比皆是。
隻有集體能夠表現出偉大的不計名利和獻身的精神。
群體為了自己隻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觀念和隻言片語，便英勇地面對死亡，這樣的事例何止千萬！不斷舉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為了服從一道命令，而不是為了增加一點養家糊口的薪水。
私人利益幾乎是孤立的個人惟一的行為動機，卻很少成為群體的強大動力。
在群體的智力難以理解的多次戰争中，支配着群體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這種戰争中，他們甘願自已被人屠殺，就像是被獵人施了催眠術的小鳥。
即使在一群罪大惡極的壞蛋中間，經常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他們僅僅因為是群體中的一員，便會暫時表現出嚴格的道德紀律。
泰納讓人們注意一個事實，“九月慘案”的罪犯把他們從犧牲者身上找到的錢包和鑽石放在會議桌上，本來他們是很容易把這些東西據為已有的。
1848年革命期間，在占領杜伊勒利宮時呼嘯而過的群衆，并沒有染指那些讓他們興奮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面包。
群體對個人的這種道德淨化作用，肯定不是一種不變的常規，然而它卻是一種經常可以看到的常态。
甚至在不像我剛才說過的那樣嚴重的環境下，也可以看到這種情況。
我前面說過，劇院裡的觀衆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着誇張的美德，一般也可以看到，一次集會，即使其成員品質低劣，通常也會表現得一本正經。
放蕩不羁的人、拉皮條的人和粗人，在有些危險的場合或交談中，經常會一下子變得細聲細語，雖然與他們習慣了的談話相比，這種場合不會造成更多的傷害。
群體雖然經常放縱自己低劣的本能，他們也不時樹立起崇高道德行為的典範。
如果不計名利、順從和絕對獻身于真正的或虛幻的理想，都可算做美德，那就可以說，群體經常具備這種美德，而且它所達到的水平，即使最聰明的哲學家也難以望其項背。
他們當然是在無意識地實踐着這些美德，然而這無礙大局，我們不該對群體求全責備，說他們經常受無意識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動腦筋。
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他們開動腦筋考慮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們這個星球上根本就不會成長出文明，人類也不會有自己的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