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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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hellip&hellip潑水聲&hellip&hellip嘩啦嘩啦的水流聲。
&ldquo米哈伊爾·亞曆山德羅維奇!&rdquo &ldquo怎麼?&rdquo &ldquo我想請問:您是不是在教堂舉行婚禮的?&rdquo &ldquo是的。
&rdquo &ldquo這可做得不對。
這說明您言行不一緻;屠格涅夫也按照習俗出嫁女兒。
你們這些老人應該以身作則&hellip&hellip&rdquo &ldquo您胡謅些什麼&hellip&hellip&rdquo &ldquo請問:您結婚是不是出于愛情?&rdquo &ldquo這關您什麼事?&rdquo &ldquo我們聽說,您結婚是因為新娘很有錢。
&rdquo31 &ldquo您怎麼啦,是來盤問我嗎?請您滾出去!&rdquo &ldquo唉,您發什麼脾氣,實際上我對您沒有什麼惡意。
再見。
不過我還會來看您的。
&rdquo &ldquo好啦,好啦,隻是請您今後講話檢點一些。
&rdquo &hellip&hellip這時,波蘭風暴逐漸臨近了。
1862年秋,波捷布尼亞32到倫敦來了幾天。
這個憂郁、純潔的人,把自己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這場風暴,他主動代表他的同志們來與我們商談,但是不論怎麼說,他仍決心走自己的路。
從各地前來的波蘭人越來越多,他們的談話比以前堅定而激烈了;大家都在直接而自覺地奔向火熱的鬥争。
我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意識到,他們這是在走向不可避免的滅亡。
33 &ldquo我為波捷布尼亞和他的同志們感到非常惋惜,&rdquo我對巴枯甯說,&ldquo特别是他們與波蘭人的目标不一定一緻&hellip&hellip&rdquo &ldquo一緻,一緻!&rdquo巴枯甯反駁道,&ldquo我們不能老是坐着不動,老是思考。
應該在時機到來時創造曆史,否則我們會錯過一切機會,不是落後,便是超前。
&rdquo 巴枯甯變得年輕了&mdash&mdash形勢使他如魚得水。
他不僅愛好起義的呼聲,俱樂部的喧鬧,廣場和街壘,他還愛好為起義作準備的鼓動,這是既要大膽又要細心的秘密工作:密謀策劃,通宵不眠,反複商談,約定和修改密碼、化學墨水和暗号等等。
凡是排練過家庭戲劇,或者布置過聖誕枞樹的,誰不知道,這種準備工作也是引人入勝的有趣活動之一。
但是不論他對準備這棵聖誕樹如何神往,我的心裡總是惴惴不安,我一邊不斷與他辯論,一邊又不得不做我不願做的事。
現在我得停一下,談談一個不愉快的問題。
那就是我這種無可奈何的讓步,這種既反對和抗議又不得不勉為其難的弱點,是怎麼來的,怎麼形成的?一方面,我完全相信,應該這麼辦,另一方面,我又準備完全按照另一個方式行動。
這種搖擺,這種不成熟,不堅決,在我的一生中造成了許多危害,哪怕意識到這些錯誤是身不由己,并非出自本心,也不能使我得到絲毫安慰。
我往往不得已而幹了錯事,盡管它的不利方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在前面的一卷中談過我參加1849年6月13日示威的事。
這便是我現在談的情況的一個例子。
我從沒有一分鐘相信6月13日事件能夠成功,我看到了這次行動的荒謬性和它的弱點,人民的冷漠,反動氣焰的嚣張和革命者的淺薄幼稚,我寫到了這些,可是我還是一邊取笑參加的人,一邊跟着他們走上了廣場。
如果在一切重大的場合,我有力量聽從内心的指示,那麼我的生活中可以避免多少不幸&hellip&hellip多少打擊&hellip&hellip有人批評我感情用事&hellip&hellip我确實感情用事,但這還不是症結所在。
盡管我很容易受環境的影響,但我會馬上鎮靜下來,理智、思考和觀察幾乎總能占據上風,但這隻是在理論中,不是在實踐中。
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原因便在這裡,它使我自覺或不自覺地讓人牽着鼻子走&hellip&hellip我之輕易接受别人的勸說,是出于一種虛僞的情面觀念,有時動機好一些,是出于愛、友誼、寬容&hellip&hellip但是為什麼這一切會戰勝理智呢?&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1857年2月5日參加了沃爾采爾的葬禮以後,送葬的人各自回家了,我也回到了自己屋裡,凄涼地坐在寫字台前,頭腦裡出現了一個憂傷的問題:随着這位長者的埋葬,我們與波蘭流亡人士的聯系是否也埋葬了呢? 老人親切的個性在不斷發生的誤解中起了調和作用,現在他去了,可是誤解依然存在。
與波蘭人中的這個或那個,我們可能保持着友好的感情,來往密切,但彼此往往缺乏一緻的理解,因此這種關系往往顯得勉強,和好而又并不坦率,我們彼此遷就,也就是削弱自己的個性,在相互的交往中,幾乎總是盡力克制自己最優良的方面。
通過商談取得一緻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我們是從不同的立場出發,我們的道路隻在對彼得堡專制政權的共同憎恨上發生交叉現象。
他們的理想在他們後面34,他們是要走向自己的過去,那被暴力切斷了的過去,他們的道路隻能從那裡繼續發展。
他們在那裡擁有無限的潛力,而我們所能提供的隻是空虛的搖籃。
在他們所有的行動和幻想中既有失望,也有同樣多的光明信念。
他們是要讓過去起死回生,我們卻不如說是要埋葬過去。
我們的思想方式,我們的憧憬,都與他們的不同,我們的全部才能,全部氣質,與他們沒有共同之處。
我們與他們的聯盟,在他們看來不是門當戶對的婚姻,隻是利害打算的結合。
從我們這方面說,我們有的主要是真誠,但缺乏深厚的基礎&mdash&mdash我們意識到自己間接犯了罪,我們佩服他們的勇氣,尊重他們堅定不移的抗争。
但是他們能喜歡我們什麼?尊重我們什麼?他們是克服了自己的抵觸情緒,才把某些俄國人看作可敬的例外與我們接近的。
在尼古拉皇朝的黑暗監獄中,我們與他們是同樣關在鐵窗裡的難友,我們彼此有的主要是同情,不是了解。
當窗戶稍稍打開以後,我們便發現,我們來自不同的道路,也會奔向不同的目标。
克裡米亞戰争之後,我們感到興奮,喘了口氣,可是我們的興奮卻引起了他們的委屈情緒:俄國出現的新鮮氣氛,使他們想起他們所失去的東西,而不是看到了希望。
對我們說來,新時期帶來了再接再厲的要求,我們向前沖殺,準備摧毀一切&hellip&hellip而對于他們,這隻是追薦亡靈和安魂祈禱。
但是政府再度把我們與他們焊接到了一起。
對天主教徒和青少年的屠殺,對教堂和孩子們的襲擊,對唱贊美詩和祈禱活動的鎮壓,使一切問題都沉寂了,一切分歧都消失了&hellip&hellip那時我含着眼淚和悲痛寫下了一系列文章,它們深深感動了波蘭人。
35 亞當·恰爾托雷日斯基老人從垂危的病榻上派兒子給我送來了熱情的信;在巴黎,波蘭人推舉代表團向我遞交了緻敬信,在信上簽名的有四百來人,其中有的還是住在阿爾及利亞和美國的波蘭流亡者。
看來我們的結合已牢不可破,但是深入一步,分歧,明顯的分歧便出現了。
&hellip&hellip一天,克沙堆裡·布拉尼茨基,霍耶茨基36和另外幾個波蘭人到我家來,他們都是路過倫敦,特地為那些文章跑來向我緻謝的。
我們談到了對康斯坦丁的槍擊事件。
37 &ldquo這次暗殺會給你們帶來很大危害,&rdquo我說,&ldquo本來政府也許會作出一些讓步,現在它決不會退讓,隻會變得加倍殘酷。
&rdquo &ldquo可我們就希望它這樣!&rdquo霍耶茨基說,情緒激烈,&ldquo對于我們,最大的不幸便是讓步&hellip&hellip我們希望徹底決裂&hellip&hellip公開戰鬥!&rdquo &ldquo我衷心希望你們不緻為此後悔。
&rdquo 霍耶茨基露出了譏笑,沒有人再講一句話。
這是1861年夏。
過了一年半,帕特列夫斯基38取道彼得堡回波蘭時,講的也是這番話。
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巴枯甯相信,在俄國可能爆發農民的武裝起義,我們也有一部分相信&mdash&mdash連政府也這麼相信呢,這從它後來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官方授意寫的文章和官方判處的一些刑罰,都可得到證明。
社會不安,人心浮動,這是無可争辯的,那時誰也沒有預見到這種情緒會轉變成瘋狂的愛國主義。
巴枯甯不善于深入地分析形勢的各個方面,隻看到一個遙遠的目标,往往把兩個月的妊娠當作九個月。
他不是用證據,而是用願望來打動人們。
他希望相信,便相信日穆德39和伏爾加,頓河和烏克蘭都會像一個人一樣站起來;一聽到華沙出事,便相信我們的舊禮儀派可以利用天主教徒的運動,為分裂派争取合法的地位。
駐在波蘭和立陶宛的俄國軍隊中,軍官們的組織(波捷布尼亞便屬于這個組織)在發展和壯大,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波蘭人主觀上指望它具有的,巴枯甯天真地相信它具有的那種力量,它卻還遠遠沒有達到。
9月底,巴枯甯來找我,神色特别鄭重,也有些得意。
&ldquo華沙中央委員會派了兩個委員來同我們商談,&rdquo他說,&ldquo其中一個是你認識的,這是帕特列夫斯基,另一個叫基列爾40,是個久經考驗的戰士,曾戴着鐐铐,從波蘭被押送到礦上做工,剛一回來,馬上又投入了工作。
今天晚上我帶他們來看你們,明天大家在我那裡開個會&mdash&mdash我們得最終決定我們的态度。
&rdquo 那時我的答軍官們的信正在排版。
41 &ldquo我的綱領是現成的,我可以向他們宣讀我的信。
&rdquo &ldquo我同意你的信,這你知道&hellip&hellip但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都對它感到滿意;不論怎樣,我想,這不能完全滿足他們。
&rdquo 晚上,巴枯甯帶來的是三個人42,不是兩個人。
我念了我的信。
在交談和讀信時,巴枯甯坐在那兒顯得心神不定,仿佛他的親戚正在接受考試,也有些像提心吊膽的律師,生怕當事人講錯了話,以緻即使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可望獲得最後勝利的整個辯護前功盡棄,歸于失敗。
我從他們的臉色看到,巴枯甯猜對了,我念的信并不使他們特别高興。
&ldquo首先,&rdquo基列爾說道,&ldquo我們得給您念一下中央委員會給您的信。
&rdquo 米洛維奇念了信;《警鐘》的讀者已經看到這文件,它是用俄文寫的,文字并不通順,但意思是明确的。
有人說,它是我從法文譯出的,把内容歪曲了,這不是真的。
這三個人都能講流利的俄語。
這封信的意圖是要通過我們告訴俄國人,波蘭臨時政府與我們觀點一緻,并把下列原則作為它的行動的基礎:&ldquo承認農民有權取得他們所耕種的土地及任何民族享有支配自己的命運的充分自主權&rdquo。
米洛維奇說,根據這個聲明,我有責任減少我信中那種帶有疑問的、&ldquo模棱兩可&rdquo的語氣。
我同意作一些修改,同時也同他們建議,各省的自決權應提得更突出些,更明确些。
他們也同意了。
這些關于文字上的争論說明,我們對一些問題的态度不是一緻的。
第二天早上,巴枯甯已來到我家中。
他對我不滿,認為我太冷靜,仿佛不太信任他們。
&ldquo你還希望什麼?波蘭人從未作過這麼大的讓步。
他們隻是表達的方式不同,但這些話對他們是像教義問答一般神聖的;他們不能在舉起民族大旗的時候,第一步便使敏感的民族感情受到傷害&hellip&hel
&ldquo米哈伊爾·亞曆山德羅維奇!&rdquo &ldquo怎麼?&rdquo &ldquo我想請問:您是不是在教堂舉行婚禮的?&rdquo &ldquo是的。
&rdquo &ldquo這可做得不對。
這說明您言行不一緻;屠格涅夫也按照習俗出嫁女兒。
你們這些老人應該以身作則&hellip&hellip&rdquo &ldquo您胡謅些什麼&hellip&hellip&rdquo &ldquo請問:您結婚是不是出于愛情?&rdquo &ldquo這關您什麼事?&rdquo &ldquo我們聽說,您結婚是因為新娘很有錢。
&rdquo31 &ldquo您怎麼啦,是來盤問我嗎?請您滾出去!&rdquo &ldquo唉,您發什麼脾氣,實際上我對您沒有什麼惡意。
再見。
不過我還會來看您的。
&rdquo &ldquo好啦,好啦,隻是請您今後講話檢點一些。
&rdquo &hellip&hellip這時,波蘭風暴逐漸臨近了。
1862年秋,波捷布尼亞32到倫敦來了幾天。
這個憂郁、純潔的人,把自己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這場風暴,他主動代表他的同志們來與我們商談,但是不論怎麼說,他仍決心走自己的路。
從各地前來的波蘭人越來越多,他們的談話比以前堅定而激烈了;大家都在直接而自覺地奔向火熱的鬥争。
我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意識到,他們這是在走向不可避免的滅亡。
33 &ldquo我為波捷布尼亞和他的同志們感到非常惋惜,&rdquo我對巴枯甯說,&ldquo特别是他們與波蘭人的目标不一定一緻&hellip&hellip&rdquo &ldquo一緻,一緻!&rdquo巴枯甯反駁道,&ldquo我們不能老是坐着不動,老是思考。
應該在時機到來時創造曆史,否則我們會錯過一切機會,不是落後,便是超前。
&rdquo 巴枯甯變得年輕了&mdash&mdash形勢使他如魚得水。
他不僅愛好起義的呼聲,俱樂部的喧鬧,廣場和街壘,他還愛好為起義作準備的鼓動,這是既要大膽又要細心的秘密工作:密謀策劃,通宵不眠,反複商談,約定和修改密碼、化學墨水和暗号等等。
凡是排練過家庭戲劇,或者布置過聖誕枞樹的,誰不知道,這種準備工作也是引人入勝的有趣活動之一。
但是不論他對準備這棵聖誕樹如何神往,我的心裡總是惴惴不安,我一邊不斷與他辯論,一邊又不得不做我不願做的事。
現在我得停一下,談談一個不愉快的問題。
那就是我這種無可奈何的讓步,這種既反對和抗議又不得不勉為其難的弱點,是怎麼來的,怎麼形成的?一方面,我完全相信,應該這麼辦,另一方面,我又準備完全按照另一個方式行動。
這種搖擺,這種不成熟,不堅決,在我的一生中造成了許多危害,哪怕意識到這些錯誤是身不由己,并非出自本心,也不能使我得到絲毫安慰。
我往往不得已而幹了錯事,盡管它的不利方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在前面的一卷中談過我參加1849年6月13日示威的事。
這便是我現在談的情況的一個例子。
我從沒有一分鐘相信6月13日事件能夠成功,我看到了這次行動的荒謬性和它的弱點,人民的冷漠,反動氣焰的嚣張和革命者的淺薄幼稚,我寫到了這些,可是我還是一邊取笑參加的人,一邊跟着他們走上了廣場。
如果在一切重大的場合,我有力量聽從内心的指示,那麼我的生活中可以避免多少不幸&hellip&hellip多少打擊&hellip&hellip有人批評我感情用事&hellip&hellip我确實感情用事,但這還不是症結所在。
盡管我很容易受環境的影響,但我會馬上鎮靜下來,理智、思考和觀察幾乎總能占據上風,但這隻是在理論中,不是在實踐中。
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原因便在這裡,它使我自覺或不自覺地讓人牽着鼻子走&hellip&hellip我之輕易接受别人的勸說,是出于一種虛僞的情面觀念,有時動機好一些,是出于愛、友誼、寬容&hellip&hellip但是為什麼這一切會戰勝理智呢?&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1857年2月5日參加了沃爾采爾的葬禮以後,送葬的人各自回家了,我也回到了自己屋裡,凄涼地坐在寫字台前,頭腦裡出現了一個憂傷的問題:随着這位長者的埋葬,我們與波蘭流亡人士的聯系是否也埋葬了呢? 老人親切的個性在不斷發生的誤解中起了調和作用,現在他去了,可是誤解依然存在。
與波蘭人中的這個或那個,我們可能保持着友好的感情,來往密切,但彼此往往缺乏一緻的理解,因此這種關系往往顯得勉強,和好而又并不坦率,我們彼此遷就,也就是削弱自己的個性,在相互的交往中,幾乎總是盡力克制自己最優良的方面。
通過商談取得一緻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我們是從不同的立場出發,我們的道路隻在對彼得堡專制政權的共同憎恨上發生交叉現象。
他們的理想在他們後面34,他們是要走向自己的過去,那被暴力切斷了的過去,他們的道路隻能從那裡繼續發展。
他們在那裡擁有無限的潛力,而我們所能提供的隻是空虛的搖籃。
在他們所有的行動和幻想中既有失望,也有同樣多的光明信念。
他們是要讓過去起死回生,我們卻不如說是要埋葬過去。
我們的思想方式,我們的憧憬,都與他們的不同,我們的全部才能,全部氣質,與他們沒有共同之處。
我們與他們的聯盟,在他們看來不是門當戶對的婚姻,隻是利害打算的結合。
從我們這方面說,我們有的主要是真誠,但缺乏深厚的基礎&mdash&mdash我們意識到自己間接犯了罪,我們佩服他們的勇氣,尊重他們堅定不移的抗争。
但是他們能喜歡我們什麼?尊重我們什麼?他們是克服了自己的抵觸情緒,才把某些俄國人看作可敬的例外與我們接近的。
在尼古拉皇朝的黑暗監獄中,我們與他們是同樣關在鐵窗裡的難友,我們彼此有的主要是同情,不是了解。
當窗戶稍稍打開以後,我們便發現,我們來自不同的道路,也會奔向不同的目标。
克裡米亞戰争之後,我們感到興奮,喘了口氣,可是我們的興奮卻引起了他們的委屈情緒:俄國出現的新鮮氣氛,使他們想起他們所失去的東西,而不是看到了希望。
對我們說來,新時期帶來了再接再厲的要求,我們向前沖殺,準備摧毀一切&hellip&hellip而對于他們,這隻是追薦亡靈和安魂祈禱。
但是政府再度把我們與他們焊接到了一起。
對天主教徒和青少年的屠殺,對教堂和孩子們的襲擊,對唱贊美詩和祈禱活動的鎮壓,使一切問題都沉寂了,一切分歧都消失了&hellip&hellip那時我含着眼淚和悲痛寫下了一系列文章,它們深深感動了波蘭人。
35 亞當·恰爾托雷日斯基老人從垂危的病榻上派兒子給我送來了熱情的信;在巴黎,波蘭人推舉代表團向我遞交了緻敬信,在信上簽名的有四百來人,其中有的還是住在阿爾及利亞和美國的波蘭流亡者。
看來我們的結合已牢不可破,但是深入一步,分歧,明顯的分歧便出現了。
&hellip&hellip一天,克沙堆裡·布拉尼茨基,霍耶茨基36和另外幾個波蘭人到我家來,他們都是路過倫敦,特地為那些文章跑來向我緻謝的。
我們談到了對康斯坦丁的槍擊事件。
37 &ldquo這次暗殺會給你們帶來很大危害,&rdquo我說,&ldquo本來政府也許會作出一些讓步,現在它決不會退讓,隻會變得加倍殘酷。
&rdquo &ldquo可我們就希望它這樣!&rdquo霍耶茨基說,情緒激烈,&ldquo對于我們,最大的不幸便是讓步&hellip&hellip我們希望徹底決裂&hellip&hellip公開戰鬥!&rdquo &ldquo我衷心希望你們不緻為此後悔。
&rdquo 霍耶茨基露出了譏笑,沒有人再講一句話。
這是1861年夏。
過了一年半,帕特列夫斯基38取道彼得堡回波蘭時,講的也是這番話。
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巴枯甯相信,在俄國可能爆發農民的武裝起義,我們也有一部分相信&mdash&mdash連政府也這麼相信呢,這從它後來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官方授意寫的文章和官方判處的一些刑罰,都可得到證明。
社會不安,人心浮動,這是無可争辯的,那時誰也沒有預見到這種情緒會轉變成瘋狂的愛國主義。
巴枯甯不善于深入地分析形勢的各個方面,隻看到一個遙遠的目标,往往把兩個月的妊娠當作九個月。
他不是用證據,而是用願望來打動人們。
他希望相信,便相信日穆德39和伏爾加,頓河和烏克蘭都會像一個人一樣站起來;一聽到華沙出事,便相信我們的舊禮儀派可以利用天主教徒的運動,為分裂派争取合法的地位。
駐在波蘭和立陶宛的俄國軍隊中,軍官們的組織(波捷布尼亞便屬于這個組織)在發展和壯大,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波蘭人主觀上指望它具有的,巴枯甯天真地相信它具有的那種力量,它卻還遠遠沒有達到。
9月底,巴枯甯來找我,神色特别鄭重,也有些得意。
&ldquo華沙中央委員會派了兩個委員來同我們商談,&rdquo他說,&ldquo其中一個是你認識的,這是帕特列夫斯基,另一個叫基列爾40,是個久經考驗的戰士,曾戴着鐐铐,從波蘭被押送到礦上做工,剛一回來,馬上又投入了工作。
今天晚上我帶他們來看你們,明天大家在我那裡開個會&mdash&mdash我們得最終決定我們的态度。
&rdquo 那時我的答軍官們的信正在排版。
41 &ldquo我的綱領是現成的,我可以向他們宣讀我的信。
&rdquo &ldquo我同意你的信,這你知道&hellip&hellip但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都對它感到滿意;不論怎樣,我想,這不能完全滿足他們。
&rdquo 晚上,巴枯甯帶來的是三個人42,不是兩個人。
我念了我的信。
在交談和讀信時,巴枯甯坐在那兒顯得心神不定,仿佛他的親戚正在接受考試,也有些像提心吊膽的律師,生怕當事人講錯了話,以緻即使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可望獲得最後勝利的整個辯護前功盡棄,歸于失敗。
我從他們的臉色看到,巴枯甯猜對了,我念的信并不使他們特别高興。
&ldquo首先,&rdquo基列爾說道,&ldquo我們得給您念一下中央委員會給您的信。
&rdquo 米洛維奇念了信;《警鐘》的讀者已經看到這文件,它是用俄文寫的,文字并不通順,但意思是明确的。
有人說,它是我從法文譯出的,把内容歪曲了,這不是真的。
這三個人都能講流利的俄語。
這封信的意圖是要通過我們告訴俄國人,波蘭臨時政府與我們觀點一緻,并把下列原則作為它的行動的基礎:&ldquo承認農民有權取得他們所耕種的土地及任何民族享有支配自己的命運的充分自主權&rdquo。
米洛維奇說,根據這個聲明,我有責任減少我信中那種帶有疑問的、&ldquo模棱兩可&rdquo的語氣。
我同意作一些修改,同時也同他們建議,各省的自決權應提得更突出些,更明确些。
他們也同意了。
這些關于文字上的争論說明,我們對一些問題的态度不是一緻的。
第二天早上,巴枯甯已來到我家中。
他對我不滿,認為我太冷靜,仿佛不太信任他們。
&ldquo你還希望什麼?波蘭人從未作過這麼大的讓步。
他們隻是表達的方式不同,但這些話對他們是像教義問答一般神聖的;他們不能在舉起民族大旗的時候,第一步便使敏感的民族感情受到傷害&hellip&h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