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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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甯和波蘭問題
11月底，我收到了巴枯甯下面這封信1：
&ldquo朋友們，我終于逃出了西伯利亞，經過在阿穆爾、鞑靼海峽沿岸的長途跋涉之後，我到了日本，又于今天從那兒到達了舊金山。
&ldquo朋友們，我的整個身心都渴望着回到你們身邊，我一旦到達，要馬上開始工作，我希望在你們那裡緻力于研究波蘭斯拉夫問題，這是我從1846年起就抱定的宗旨，也是在1848年和1849年我所實際從事的活動。
奧地利帝國的覆滅，它的徹底滅亡，這便是我的最終目标&mdash&mdash我不說這是我的事業，以免顯得過于自命不凡。
為了這件事，我可以當鼓手，甚至當小卒，隻要我能使它獲得一分一厘的進展，我就感到滿足了。
它一旦成功，便會出現光輝的、自由的斯拉夫聯盟&mdash&mdash俄國、烏克蘭、波蘭以及一切斯拉夫民族的唯一出路&hellip&hellip1861年10月15日于舊金山。
&rdquo 關于他逃離西伯利亞的決心，我們在幾個月前就知道了。
剛到新年，巴枯甯那臃腫的身子已倒進了我們的懷抱。
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狹小的雙人聯盟中，出現了一個新人，不過不如說是舊人，是從40年代，尤其是從1848年複活的幽靈。
巴枯甯還是那副樣子，隻是外表老了一些，但精神依然年輕而熱烈，跟當年在莫斯科與霍米亞科夫2展開&ldquo通宵&rdquo辯論時并無不同。
他仍那麼忠于一個思想，那麼熱情洋溢，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願望和理想的實現，以緻更加奮不顧身，不怕犧牲，似乎前面的生命已留下不多，因此必須加緊工作，不錯過每一個時機。
他厭煩長時間的研究，衡量利弊得失；他還像過去一樣滿懷信心，全神貫注，尋找一切行動的機會，隻要那是革命風暴所需要的，隻要那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争。
3他至今仍像在朱爾·艾呂紮爾的文章中一樣反複說着：&ldquo熱愛破壞就是熱愛建設。
&rdquo41849年，他懷着他的憧憬和理想關進了柯尼施泰因堡壘5，但它們一直保留在他的心頭，直到1861年随着他經過了日本和加利福尼亞，依然完好如初。
甚至他的談話也依然使人想起他在《改革報》和《真共和報》上最好的文章，他在制憲議會和布朗基俱樂部的尖銳發言。
當年那種黨派精神，它們的排他性，它們對人的同情和反感，尤其是對第二次革命即将到來的信念，全都保存在他身上。
監獄和流放通常不能使堅強的人屈服，除非他們給折磨死了，否則一旦出獄，他們便仿佛從昏迷中醒來，又會繼續幹昏迷前所幹的一切。
十二月黨人從西伯利亞的冰雪中回來時，比迎接他們的在原地受到摧殘和蹂躏的年輕人更富有朝氣。
兩代法國人發生了多次變化，有的變紅，有的變白，有的随着漲潮而升起，有的随着落潮而沉沒，但是在這過程中，巴爾貝斯和布朗基始終是不變的燈塔，他們從監獄的鐵窗中，從遙遠的異鄉外，依然向人們提示着纖塵未染的從前的理想。
&ldquo波蘭斯拉夫問題&hellip&hellip奧地利帝國的覆滅&hellip&hellip自由的、光輝的斯拉夫聯盟&hellip&hellip&rdquo這一切在他剛首途前來倫敦&hellip&hellip在他還隻有一隻腳跨上輪船時便寫在舊金山的信紙上了！ 對于巴枯甯，歐洲的反動時期是不存在的，1848年到1858年的艱苦年代也是不存在的。
他對它們隻有簡單、模糊、粗淺的了解。
他在西伯利亞讀到這些消息，就像在凱依達諾夫研讀布匿戰争6和羅馬帝國沒落的曆史一樣。
他像瘟疫之後回來的人，聽到誰死了，不免為他們歎息，但是他沒有在死者的床邊守過夜，沒有為他們的得救抱過希望，也沒有跟在棺木後面送過葬。
1848年的事件卻完全相反，這是他親身經曆過的，關心過的，是詳細而生動的&hellip&hellip與科西迪耶爾的談話，布拉格大會上斯拉夫人的演說7，和阿拉戈8或盧格的争論&mdash&mdash這一切對巴枯甯說來仿佛是昨天的事，它們還曆曆在目，它們的聲音也還在耳邊回旋。
然而哪怕沒有坐牢，這也是并不奇怪的。
二月革命後最初的一些日子，是巴枯甯一生中最好的日子。
為了1847年11月29日他在波蘭起義紀念會上的發言9，基佐把他攆到了比利時，現在他回來了，一回來便一頭紮進了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中。
他始終沒有離開山嶽派的營壘，與他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hellip&hellip一起宣傳&hellip&hellip宣傳共産主義，宣傳工資平等，消滅一切差别，宣傳一切斯拉夫人的解放，打倒整個奧地利統治，不斷革命，掃除最後一個敵人。
從街壘上崛起的警察局長科西迪耶爾，決心要使&ldquo無秩序變為有秩序&rdquo，不知道怎麼擺脫這位傑出的鼓動家，與弗洛孔10商量之後，在兄弟般的擁抱中，真的把他送到了斯拉夫人那裡11，相信他在那裡會送掉性命，不再成為他們的絆腳石。
科西迪耶爾談到巴枯甯時說道：&ldquo這是怎樣的一個人，怎樣的一個人啊！在革命的第一天他是無價之寶，但是在第二天就必須把他槍斃！&rdquo12 1848年5月初，我從羅馬到達巴黎時，巴枯甯已在波希米亞，對着守舊派修士、捷克人、克羅地亞人和民主派人士，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說了；這種演說一直繼續到溫迪施格雷茨公爵13架起大炮，使他的口才無法再發揮的時候為止（可惜這位公爵選擇的時機不佳，以緻殃及池魚，連他的夫人也飲彈身亡了）14。
逃出布拉格以後，巴枯甯在德累斯頓成了軍事首長；這位從前的炮兵軍官向拿起武器的教授、音樂家和藥劑師們講授軍事科學&hellip&hellip還建議他們把拉斐爾的《聖母像》和牟利羅15的各種畫挂在城牆上，靠它們來阻擋普魯士軍官的進攻，因為這些軍官都受過嚴格的古典式教育，看到拉斐爾的名畫便不得不手下留情。
炮兵學總是對他大有幫助。
從巴黎前往布拉格的路上，他在德國境内碰到了騷亂的農民，他們正在一個城堡前面吵吵鬧鬧，大叫大喊，不知怎麼辦才好。
巴枯甯立刻跳下馬車，沒有時間打聽這是怎麼回事，便命令農民排成隊列，熟練地教會了他們打炮，以緻等他重新上車，繼續趕路時，城堡四周已經煙霧彌漫了。
巴枯甯總有一天會克服懶散習氣，履行自己的諾言，把他在德累斯頓被占領後開始的漫長殉難史公之于衆。
我在這裡隻談主要的幾點。
巴枯甯被判了上斷頭台。
薩克森國王把砍頭改成終身監禁，後來又毫無理由地把他移交給奧地利。
奧地利警方企圖從他嘴裡了解斯拉夫人的活動情況。
巴枯甯被關在格拉德欽，警方不能從他那裡得到什麼，于是又把他送往奧爾米茨。
他給上了鐐铐，還派了大隊龍騎兵押送，跟他一起坐在馬車裡的軍官甚至把手槍上了膛。
&ldquo這是為什麼？&rdquo巴枯甯問，&ldquo難道您以為，在這種條件下我還能逃跑？&rdquo &ldquo不，可是您的朋友們可能把您劫走，政府得到了這方面的情報，為了防備萬一&hellip&hellip&rdquo &ldquo怎麼樣？&rdquo &ldquo我奉命把槍口對準您的腦袋。
&rdquo 隊伍随即向前疾馳。
在奧爾米茨，巴枯甯被用鎖鍊鎖在牆上，在這種狀況中生活了半年。
最後，奧地利覺得白白養活一個外國囚犯不太值得，于是提議把他交給俄國。
尼古拉根本不需要巴枯甯，但又不便拒絕。
到了俄國邊境，巴枯甯的鎖鍊取下了&mdash&mdash關于這個仁慈的行為，我聽到過許多次；确實，鎖鍊是取下了，但是宣揚這件事的人忘了補充一句：接着又套上了另一條重得多的鎖鍊。
奧地利軍官移交犯人以後，便得索回鎖鍊，因為那是帝國的财産。
尼古拉贊揚了巴枯甯在德累斯頓的英勇行為，把他關進了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
然後他派奧爾洛夫16去傳達口谕：希望他向他彙報德國人和斯拉夫人最近的動态（皇上不知道，這方面的一切細節都登在報上了）。
他說，他&ldquo不是作為皇上，而是作為他的忏悔神父提出這要求的&rdquo。
巴枯甯問奧爾洛夫，他應該怎樣理解皇上所說的&ldquo忏悔神父&rdquo的意義，是不是說，他在忏悔中所講的一切都會絕對保密？17奧爾洛夫不知如何回答&mdash&mdash這些人大多隻習慣于發問，不習慣于回答。
巴枯甯寫了一篇&ldquo報刊社論&rdquo。
18尼古拉對此也表示滿意，說道：&ldquo他為人聰明，心地不壞，但是個危險分子，應該關在牢裡。
&rdquo這樣，蒙最高當局的關心，巴枯甯在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中待了整整三年。
待遇大概不錯，以緻連這個大個子也有些受不了，竟想一死了事。
1854年，巴枯甯被轉移到了施呂瑟爾堡。
尼古拉擔心查爾斯·内皮爾19會搭救他，其實查爾斯·内皮爾和他的艦隊不是要使巴枯甯走出三角堡，而是要使俄國脫離尼古拉的統治。
亞曆山大二世盡管有時會大發慈悲，寬宏大量，卻仍把巴枯甯留在堡壘裡，到了1857年，又把他移送東西伯利亞居住。
在伊爾庫茨克，他經過九年的監禁之後第一次獲得了自由。
幸運的是邊區長官是個怪人，一個民主主義的鞑靼人，自由主義的專制暴君，米哈伊爾·巴枯甯和米哈伊爾·穆拉維約夫20的親戚，他也姓穆拉維約夫21，但這時還沒獲得阿穆爾伯爵的稱号。
他讓巴枯甯喘了一口氣，可以過人的生活，閱讀書報雜志，還與後者一起幻想未來的革命和戰争。
出于對穆拉維約夫的感激，巴枯甯甚至在頭腦裡任命他當了未來的地方自治軍司令，預備在将來便派這支軍隊去消滅奧地利，建立斯拉夫聯盟。
1860年，巴枯甯的母親上書沙皇，要求準許她的兒子返回俄國。
沙皇說，隻要他還活着，他不會讓巴枯甯從西伯利亞回來；但是為了向她表示皇上的關心，讓她多少得到一點安慰，他準許他在政府機關當了一名文書。
這時巴枯甯考慮了皇上紅潤的臉色和四十歲的年紀，決定逃走；我認為這個決定是完全正确的。
最近幾年的情況清楚不過地證明，他在西伯利亞已沒有什麼好等待了。
九年的監禁和幾年的流放已經太多。
人們說，由于他的逃跑，政治犯的處境變壞了，這話不對，這不是由于他，是由于時代變壞了，人變壞了。
巴枯甯的逃跑對米哈伊洛夫22的死和他受到的卑鄙迫害有什麼影響？至于那個科爾薩科夫23受到的處分&hellip&hellip那是不值一談的。
可惜他沒有得到加倍的懲罰。
巴枯甯的逃跑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涉及的區域十分遼闊，從地理意義上說，這是最長的逃跑路線。
他以商業事務為借口到達了阿穆爾河，說服一個美國船長把他帶到了日本海岸。
在函館，另一個美國船長又答應讓他搭船前往舊金山。
巴枯甯上船時發現船長正忙于煮菜，預備招待一位貴客，他邀請巴枯甯作陪。
巴枯甯接受了邀請，等客人到來，他才知道這是俄國的總領事。
躲避已經太遲了，也是危險的，可笑的&hellip&hellip他立即開始與他談話，說他獲準進行一次旅行。
當時有一支俄國小艦隊，記得是由海軍上将波波夫率領的，正停在海上，預備開往尼古拉耶夫。
&ldquo您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回國？&rdquo總領事問。
&ldquo我剛到這兒，&rdquo巴枯甯答道，&ldquo我想在這兒再玩幾天。
&rdquo 他們一起吃了飯，在友好的氣氛中分手了。
過了一天，他便坐在美國船上駛過了俄國艦隊&hellip&hellip現在除了海洋，什麼危險也沒有了。
巴枯甯稍稍熟悉了一下環境，在倫敦安頓下來，也就是說，與當時在那兒的所有波蘭人和俄國
&ldquo朋友們，我的整個身心都渴望着回到你們身邊，我一旦到達，要馬上開始工作，我希望在你們那裡緻力于研究波蘭斯拉夫問題，這是我從1846年起就抱定的宗旨，也是在1848年和1849年我所實際從事的活動。
奧地利帝國的覆滅，它的徹底滅亡，這便是我的最終目标&mdash&mdash我不說這是我的事業，以免顯得過于自命不凡。
為了這件事，我可以當鼓手，甚至當小卒，隻要我能使它獲得一分一厘的進展，我就感到滿足了。
它一旦成功，便會出現光輝的、自由的斯拉夫聯盟&mdash&mdash俄國、烏克蘭、波蘭以及一切斯拉夫民族的唯一出路&hellip&hellip1861年10月15日于舊金山。
&rdquo 關于他逃離西伯利亞的決心，我們在幾個月前就知道了。
剛到新年，巴枯甯那臃腫的身子已倒進了我們的懷抱。
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狹小的雙人聯盟中，出現了一個新人，不過不如說是舊人，是從40年代，尤其是從1848年複活的幽靈。
巴枯甯還是那副樣子，隻是外表老了一些，但精神依然年輕而熱烈，跟當年在莫斯科與霍米亞科夫2展開&ldquo通宵&rdquo辯論時并無不同。
他仍那麼忠于一個思想，那麼熱情洋溢，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願望和理想的實現，以緻更加奮不顧身，不怕犧牲，似乎前面的生命已留下不多，因此必須加緊工作，不錯過每一個時機。
他厭煩長時間的研究，衡量利弊得失；他還像過去一樣滿懷信心，全神貫注，尋找一切行動的機會，隻要那是革命風暴所需要的，隻要那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争。
3他至今仍像在朱爾·艾呂紮爾的文章中一樣反複說着：&ldquo熱愛破壞就是熱愛建設。
&rdquo41849年，他懷着他的憧憬和理想關進了柯尼施泰因堡壘5，但它們一直保留在他的心頭，直到1861年随着他經過了日本和加利福尼亞，依然完好如初。
甚至他的談話也依然使人想起他在《改革報》和《真共和報》上最好的文章，他在制憲議會和布朗基俱樂部的尖銳發言。
當年那種黨派精神，它們的排他性，它們對人的同情和反感，尤其是對第二次革命即将到來的信念，全都保存在他身上。
監獄和流放通常不能使堅強的人屈服，除非他們給折磨死了，否則一旦出獄，他們便仿佛從昏迷中醒來，又會繼續幹昏迷前所幹的一切。
十二月黨人從西伯利亞的冰雪中回來時，比迎接他們的在原地受到摧殘和蹂躏的年輕人更富有朝氣。
兩代法國人發生了多次變化，有的變紅，有的變白，有的随着漲潮而升起，有的随着落潮而沉沒，但是在這過程中，巴爾貝斯和布朗基始終是不變的燈塔，他們從監獄的鐵窗中，從遙遠的異鄉外，依然向人們提示着纖塵未染的從前的理想。
&ldquo波蘭斯拉夫問題&hellip&hellip奧地利帝國的覆滅&hellip&hellip自由的、光輝的斯拉夫聯盟&hellip&hellip&rdquo這一切在他剛首途前來倫敦&hellip&hellip在他還隻有一隻腳跨上輪船時便寫在舊金山的信紙上了！ 對于巴枯甯，歐洲的反動時期是不存在的，1848年到1858年的艱苦年代也是不存在的。
他對它們隻有簡單、模糊、粗淺的了解。
他在西伯利亞讀到這些消息，就像在凱依達諾夫研讀布匿戰争6和羅馬帝國沒落的曆史一樣。
他像瘟疫之後回來的人，聽到誰死了，不免為他們歎息，但是他沒有在死者的床邊守過夜，沒有為他們的得救抱過希望，也沒有跟在棺木後面送過葬。
1848年的事件卻完全相反，這是他親身經曆過的，關心過的，是詳細而生動的&hellip&hellip與科西迪耶爾的談話，布拉格大會上斯拉夫人的演說7，和阿拉戈8或盧格的争論&mdash&mdash這一切對巴枯甯說來仿佛是昨天的事，它們還曆曆在目，它們的聲音也還在耳邊回旋。
然而哪怕沒有坐牢，這也是并不奇怪的。
二月革命後最初的一些日子，是巴枯甯一生中最好的日子。
為了1847年11月29日他在波蘭起義紀念會上的發言9，基佐把他攆到了比利時，現在他回來了，一回來便一頭紮進了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中。
他始終沒有離開山嶽派的營壘，與他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hellip&hellip一起宣傳&hellip&hellip宣傳共産主義，宣傳工資平等，消滅一切差别，宣傳一切斯拉夫人的解放，打倒整個奧地利統治，不斷革命，掃除最後一個敵人。
從街壘上崛起的警察局長科西迪耶爾，決心要使&ldquo無秩序變為有秩序&rdquo，不知道怎麼擺脫這位傑出的鼓動家，與弗洛孔10商量之後，在兄弟般的擁抱中，真的把他送到了斯拉夫人那裡11，相信他在那裡會送掉性命，不再成為他們的絆腳石。
科西迪耶爾談到巴枯甯時說道：&ldquo這是怎樣的一個人，怎樣的一個人啊！在革命的第一天他是無價之寶，但是在第二天就必須把他槍斃！&rdquo12 1848年5月初，我從羅馬到達巴黎時，巴枯甯已在波希米亞，對着守舊派修士、捷克人、克羅地亞人和民主派人士，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說了；這種演說一直繼續到溫迪施格雷茨公爵13架起大炮，使他的口才無法再發揮的時候為止（可惜這位公爵選擇的時機不佳，以緻殃及池魚，連他的夫人也飲彈身亡了）14。
逃出布拉格以後，巴枯甯在德累斯頓成了軍事首長；這位從前的炮兵軍官向拿起武器的教授、音樂家和藥劑師們講授軍事科學&hellip&hellip還建議他們把拉斐爾的《聖母像》和牟利羅15的各種畫挂在城牆上，靠它們來阻擋普魯士軍官的進攻，因為這些軍官都受過嚴格的古典式教育，看到拉斐爾的名畫便不得不手下留情。
炮兵學總是對他大有幫助。
從巴黎前往布拉格的路上，他在德國境内碰到了騷亂的農民，他們正在一個城堡前面吵吵鬧鬧，大叫大喊，不知怎麼辦才好。
巴枯甯立刻跳下馬車，沒有時間打聽這是怎麼回事，便命令農民排成隊列，熟練地教會了他們打炮，以緻等他重新上車，繼續趕路時，城堡四周已經煙霧彌漫了。
巴枯甯總有一天會克服懶散習氣，履行自己的諾言，把他在德累斯頓被占領後開始的漫長殉難史公之于衆。
我在這裡隻談主要的幾點。
巴枯甯被判了上斷頭台。
薩克森國王把砍頭改成終身監禁，後來又毫無理由地把他移交給奧地利。
奧地利警方企圖從他嘴裡了解斯拉夫人的活動情況。
巴枯甯被關在格拉德欽，警方不能從他那裡得到什麼，于是又把他送往奧爾米茨。
他給上了鐐铐，還派了大隊龍騎兵押送，跟他一起坐在馬車裡的軍官甚至把手槍上了膛。
&ldquo這是為什麼？&rdquo巴枯甯問，&ldquo難道您以為，在這種條件下我還能逃跑？&rdquo &ldquo不，可是您的朋友們可能把您劫走，政府得到了這方面的情報，為了防備萬一&hellip&hellip&rdquo &ldquo怎麼樣？&rdquo &ldquo我奉命把槍口對準您的腦袋。
&rdquo 隊伍随即向前疾馳。
在奧爾米茨，巴枯甯被用鎖鍊鎖在牆上，在這種狀況中生活了半年。
最後，奧地利覺得白白養活一個外國囚犯不太值得，于是提議把他交給俄國。
尼古拉根本不需要巴枯甯，但又不便拒絕。
到了俄國邊境，巴枯甯的鎖鍊取下了&mdash&mdash關于這個仁慈的行為，我聽到過許多次；确實，鎖鍊是取下了，但是宣揚這件事的人忘了補充一句：接着又套上了另一條重得多的鎖鍊。
奧地利軍官移交犯人以後，便得索回鎖鍊，因為那是帝國的财産。
尼古拉贊揚了巴枯甯在德累斯頓的英勇行為，把他關進了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
然後他派奧爾洛夫16去傳達口谕：希望他向他彙報德國人和斯拉夫人最近的動态（皇上不知道，這方面的一切細節都登在報上了）。
他說，他&ldquo不是作為皇上，而是作為他的忏悔神父提出這要求的&rdquo。
巴枯甯問奧爾洛夫，他應該怎樣理解皇上所說的&ldquo忏悔神父&rdquo的意義，是不是說，他在忏悔中所講的一切都會絕對保密？17奧爾洛夫不知如何回答&mdash&mdash這些人大多隻習慣于發問，不習慣于回答。
巴枯甯寫了一篇&ldquo報刊社論&rdquo。
18尼古拉對此也表示滿意，說道：&ldquo他為人聰明，心地不壞，但是個危險分子，應該關在牢裡。
&rdquo這樣，蒙最高當局的關心，巴枯甯在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中待了整整三年。
待遇大概不錯，以緻連這個大個子也有些受不了，竟想一死了事。
1854年，巴枯甯被轉移到了施呂瑟爾堡。
尼古拉擔心查爾斯·内皮爾19會搭救他，其實查爾斯·内皮爾和他的艦隊不是要使巴枯甯走出三角堡，而是要使俄國脫離尼古拉的統治。
亞曆山大二世盡管有時會大發慈悲，寬宏大量，卻仍把巴枯甯留在堡壘裡，到了1857年，又把他移送東西伯利亞居住。
在伊爾庫茨克，他經過九年的監禁之後第一次獲得了自由。
幸運的是邊區長官是個怪人，一個民主主義的鞑靼人，自由主義的專制暴君，米哈伊爾·巴枯甯和米哈伊爾·穆拉維約夫20的親戚，他也姓穆拉維約夫21，但這時還沒獲得阿穆爾伯爵的稱号。
他讓巴枯甯喘了一口氣，可以過人的生活，閱讀書報雜志，還與後者一起幻想未來的革命和戰争。
出于對穆拉維約夫的感激，巴枯甯甚至在頭腦裡任命他當了未來的地方自治軍司令，預備在将來便派這支軍隊去消滅奧地利，建立斯拉夫聯盟。
1860年，巴枯甯的母親上書沙皇，要求準許她的兒子返回俄國。
沙皇說，隻要他還活着，他不會讓巴枯甯從西伯利亞回來；但是為了向她表示皇上的關心，讓她多少得到一點安慰，他準許他在政府機關當了一名文書。
這時巴枯甯考慮了皇上紅潤的臉色和四十歲的年紀，決定逃走；我認為這個決定是完全正确的。
最近幾年的情況清楚不過地證明，他在西伯利亞已沒有什麼好等待了。
九年的監禁和幾年的流放已經太多。
人們說，由于他的逃跑，政治犯的處境變壞了，這話不對，這不是由于他，是由于時代變壞了，人變壞了。
巴枯甯的逃跑對米哈伊洛夫22的死和他受到的卑鄙迫害有什麼影響？至于那個科爾薩科夫23受到的處分&hellip&hellip那是不值一談的。
可惜他沒有得到加倍的懲罰。
巴枯甯的逃跑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涉及的區域十分遼闊，從地理意義上說，這是最長的逃跑路線。
他以商業事務為借口到達了阿穆爾河，說服一個美國船長把他帶到了日本海岸。
在函館，另一個美國船長又答應讓他搭船前往舊金山。
巴枯甯上船時發現船長正忙于煮菜，預備招待一位貴客，他邀請巴枯甯作陪。
巴枯甯接受了邀請，等客人到來，他才知道這是俄國的總領事。
躲避已經太遲了，也是危險的，可笑的&hellip&hellip他立即開始與他談話，說他獲準進行一次旅行。
當時有一支俄國小艦隊，記得是由海軍上将波波夫率領的，正停在海上，預備開往尼古拉耶夫。
&ldquo您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回國？&rdquo總領事問。
&ldquo我剛到這兒，&rdquo巴枯甯答道，&ldquo我想在這兒再玩幾天。
&rdquo 他們一起吃了飯，在友好的氣氛中分手了。
過了一天，他便坐在美國船上駛過了俄國艦隊&hellip&hellip現在除了海洋，什麼危險也沒有了。
巴枯甯稍稍熟悉了一下環境，在倫敦安頓下來，也就是說，與當時在那兒的所有波蘭人和俄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