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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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經濟上造成的不公正，這導緻了對它的憎恨，對他認為可以指明出路的社會理論的模糊向往。
在理解之後感到不公正，感到憎恨，這是他不容剝奪的權利。
在倫敦他住在全城最偏僻的一個地區&mdash&mdash富勒姆區的一條小胡同中，那裡住的都是面色蒼白、蓬頭垢面的愛爾蘭人和各種面黃肌瘦的工人。
走進這些陰暗潮濕、沒有屋頂的磚石走廊，隻覺得沉寂得叫人害怕，那裡幾乎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光線，沒有一點色彩：人，衣服，房屋，全都褪了顔色，暗淡無光，煤灰和煙灰又給一切披上了一層喪服似的黑紗。
這裡看不到店員運送食物的手推車，找不到出租馬車，聽不到狗吠聲&mdash&mdash狗在這兒是肯定找不到食物的。
隻是偶然有一隻沾滿煤灰的、瘦得皮包骨頭的亂蓬蓬的貓跑出屋子，爬上屋頂，靠在煙囪旁邊取暖，一邊弓起了背，表示它在屋裡實在冷得受不住了。
我第一次去看克利西耶夫時他不在家。
一個非常年輕、又非常難看的女人，骨瘦如柴，瞪着哭腫的眼睛，垂頭喪氣地坐在地上鋪的一塊草墊旁邊，草墊上有個一兩歲的孩子正發高燒，翻來覆去十分痛苦，似乎即将死了。
我望着他的臉，想起了另一個孩子死前的面貌。
那是同樣的表情。
過了幾天，他死了，但另一個又出生了。
貧窮統治着這個家庭。
那個消瘦的婦女，或者不如說嫁了丈夫的姑娘，英勇地、非常簡單地忍受着一切。
看着她患瘰疬病的虛弱憔悴的外形，簡直不能想象，在這消瘦的身體裡怎麼會蘊藏着這樣的力量和忠誠的意志。
她對我們那些廉價小說的作者是一個辛辣的諷刺。
她是，或者希望是，我們後來稱作虛無主義者的那種女人，頭發總是挽成古怪的式樣，不注重衣衫，拼命吸煙，不怕大膽的思想，也不怕大膽的談吐；她對家庭美德無動于衷，從來不講神聖的責任，也不會說她每天所作的犧牲如何甜蜜，壓在她年輕的肩上的十字架如何輕松。
她從不炫耀自己與貧困所作的鬥争，隻是默默地從事一切：縫補，洗濯，養孩子，煮菜，打掃房間。
她對丈夫說來是一個堅定的同志，跟着他到處流浪，東奔西走，一下子失去了最後兩個嬰孩，然後作為一個偉大的殉難者，在遙遠的東歐獻出了生命。
7 &hellip&hellip起先我跟克利西耶夫辯論，努力說服他，在對流亡者的生活還一無所知的時候，不要馬上切斷返回祖國的道路。
我對他說，首先必須對生活在異鄉客地的困難，對英國，尤其是倫敦的艱苦條件，有所了解；我說，如今在俄國，一切力量都是寶貴的。
&ldquo您在這兒預備做什麼？&rdquo我問他。
克利西耶夫說他想學習，什麼都學，也什麼都寫，但首先打算就婦女問題和家庭結構寫些東西。
&ldquo首先應該寫的是農民解放必須獲得土地，&rdquo我對他說，&ldquo這是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
&rdquo 但是克利西耶夫的興趣不在這方面。
他真的給我拿來了一篇談婦女問題的文章。
它寫得非常糟，我沒有刊登，克利西耶夫很生氣，直到過了兩年，他才為此向我表示感謝。
他不希望回國。
不論怎麼說，必須為他尋找工作。
我們便是這麼做的。
他的神學怪癖幫助了我們。
倫敦聖經公會要出版俄文《聖經》，我們推薦他當了校對員。
後來我們又把在各個時期收到的關于舊禮儀派的一疊文件交給了他。
為了整理和出版它們，克利西耶夫廢寝忘食，花了不少力氣。
他所憧憬和向往的東西，現在以事實展開在他眼前了：他從分裂派中看到了披着福音外衣的粗糙而幼稚的社會主義。
8這是克利西耶夫一生中最美好的時期；他陶醉在工作中，有時晚上還跑來找我，向我談反正教儀式派信徒和莫羅勘派教徒9的社會思想，或者費多謝耶夫派10教徒純潔的共産主義學說；他對他們在森林中的漂泊生涯贊不絕口，以緻覺得他的生活理想便是與他們一起過流浪生活，或者在别洛克裡采11和俄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分裂派中當教師。
确實，克利西耶夫生着一顆&ldquo流浪漢&rdquo的心，在精神和實際方面都是個流浪漢：變化不定的思想和苦悶折磨着他。
他無法老待在一個地方。
他找到了工作、職業、小康的生活條件，但他沒有找到可以使他永不安靜的精神得到安靜的事業。
他準備丢下一切去尋找它，不僅為此跑遍天涯海角，而且成為沒有宗教信仰的修士和沒有神父職位的神父。
克利西耶夫作為名副其實的俄國人，每個月都要拟定一份新的工作提綱，制訂一些計劃，舊的尚未完成，便開始了新的活動。
他有時猛幹一陣，有時又什麼也不幹。
他往往輕易着手一件事，馬上又厭煩了，一下子從一切中得出了最後的結論，甚至走得更遠。
分裂派的文集獲得了成功；他出版了六冊，很快便銷售一空。
政府看到這情形，同意了公布舊禮儀派教徒的材料。
《聖經》的翻譯也是這樣。
翻譯希伯來文并不容易，克利西耶夫試圖完成這艱巨的工作，&ldquo逐字&rdquo迻譯，盡管閃米特語言的語法結構與斯拉夫語言完全不同。
然而它分冊出版時，立刻售罄了。
東正教主教公會對俄文《舊約全書》在國外的發行大感恐慌，馬上向它表示了祝福。
這些從反面來的成功，從來沒有被任何人算作我們印刷所的功績。
1861年底，克利西耶夫前往莫斯科，目的是與分裂派教徒建立鞏固的聯系。
以後應該由他自己來講這次旅行。
這樣的旅行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但是它卻真的實現了。
它的大膽幾乎接近于荒謬，它的冒失幾乎是犯罪，但是當然，我不想為此指責他。
在國外談論這事，稍不謹慎，便可造
在理解之後感到不公正，感到憎恨，這是他不容剝奪的權利。
在倫敦他住在全城最偏僻的一個地區&mdash&mdash富勒姆區的一條小胡同中，那裡住的都是面色蒼白、蓬頭垢面的愛爾蘭人和各種面黃肌瘦的工人。
走進這些陰暗潮濕、沒有屋頂的磚石走廊，隻覺得沉寂得叫人害怕，那裡幾乎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光線，沒有一點色彩：人，衣服，房屋，全都褪了顔色，暗淡無光，煤灰和煙灰又給一切披上了一層喪服似的黑紗。
這裡看不到店員運送食物的手推車，找不到出租馬車，聽不到狗吠聲&mdash&mdash狗在這兒是肯定找不到食物的。
隻是偶然有一隻沾滿煤灰的、瘦得皮包骨頭的亂蓬蓬的貓跑出屋子，爬上屋頂，靠在煙囪旁邊取暖，一邊弓起了背，表示它在屋裡實在冷得受不住了。
我第一次去看克利西耶夫時他不在家。
一個非常年輕、又非常難看的女人，骨瘦如柴，瞪着哭腫的眼睛，垂頭喪氣地坐在地上鋪的一塊草墊旁邊，草墊上有個一兩歲的孩子正發高燒，翻來覆去十分痛苦，似乎即将死了。
我望着他的臉，想起了另一個孩子死前的面貌。
那是同樣的表情。
過了幾天，他死了，但另一個又出生了。
貧窮統治着這個家庭。
那個消瘦的婦女，或者不如說嫁了丈夫的姑娘，英勇地、非常簡單地忍受着一切。
看着她患瘰疬病的虛弱憔悴的外形，簡直不能想象，在這消瘦的身體裡怎麼會蘊藏着這樣的力量和忠誠的意志。
她對我們那些廉價小說的作者是一個辛辣的諷刺。
她是，或者希望是，我們後來稱作虛無主義者的那種女人，頭發總是挽成古怪的式樣，不注重衣衫，拼命吸煙，不怕大膽的思想，也不怕大膽的談吐；她對家庭美德無動于衷，從來不講神聖的責任，也不會說她每天所作的犧牲如何甜蜜，壓在她年輕的肩上的十字架如何輕松。
她從不炫耀自己與貧困所作的鬥争，隻是默默地從事一切：縫補，洗濯，養孩子，煮菜，打掃房間。
她對丈夫說來是一個堅定的同志，跟着他到處流浪，東奔西走，一下子失去了最後兩個嬰孩，然後作為一個偉大的殉難者，在遙遠的東歐獻出了生命。
7 &hellip&hellip起先我跟克利西耶夫辯論，努力說服他，在對流亡者的生活還一無所知的時候，不要馬上切斷返回祖國的道路。
我對他說，首先必須對生活在異鄉客地的困難，對英國，尤其是倫敦的艱苦條件，有所了解；我說，如今在俄國，一切力量都是寶貴的。
&ldquo您在這兒預備做什麼？&rdquo我問他。
克利西耶夫說他想學習，什麼都學，也什麼都寫，但首先打算就婦女問題和家庭結構寫些東西。
&ldquo首先應該寫的是農民解放必須獲得土地，&rdquo我對他說，&ldquo這是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
&rdquo 但是克利西耶夫的興趣不在這方面。
他真的給我拿來了一篇談婦女問題的文章。
它寫得非常糟，我沒有刊登，克利西耶夫很生氣，直到過了兩年，他才為此向我表示感謝。
他不希望回國。
不論怎麼說，必須為他尋找工作。
我們便是這麼做的。
他的神學怪癖幫助了我們。
倫敦聖經公會要出版俄文《聖經》，我們推薦他當了校對員。
後來我們又把在各個時期收到的關于舊禮儀派的一疊文件交給了他。
為了整理和出版它們，克利西耶夫廢寝忘食，花了不少力氣。
他所憧憬和向往的東西，現在以事實展開在他眼前了：他從分裂派中看到了披着福音外衣的粗糙而幼稚的社會主義。
8這是克利西耶夫一生中最美好的時期；他陶醉在工作中，有時晚上還跑來找我，向我談反正教儀式派信徒和莫羅勘派教徒9的社會思想，或者費多謝耶夫派10教徒純潔的共産主義學說；他對他們在森林中的漂泊生涯贊不絕口，以緻覺得他的生活理想便是與他們一起過流浪生活，或者在别洛克裡采11和俄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分裂派中當教師。
确實，克利西耶夫生着一顆&ldquo流浪漢&rdquo的心，在精神和實際方面都是個流浪漢：變化不定的思想和苦悶折磨着他。
他無法老待在一個地方。
他找到了工作、職業、小康的生活條件，但他沒有找到可以使他永不安靜的精神得到安靜的事業。
他準備丢下一切去尋找它，不僅為此跑遍天涯海角，而且成為沒有宗教信仰的修士和沒有神父職位的神父。
克利西耶夫作為名副其實的俄國人，每個月都要拟定一份新的工作提綱，制訂一些計劃，舊的尚未完成，便開始了新的活動。
他有時猛幹一陣，有時又什麼也不幹。
他往往輕易着手一件事，馬上又厭煩了，一下子從一切中得出了最後的結論，甚至走得更遠。
分裂派的文集獲得了成功；他出版了六冊，很快便銷售一空。
政府看到這情形，同意了公布舊禮儀派教徒的材料。
《聖經》的翻譯也是這樣。
翻譯希伯來文并不容易，克利西耶夫試圖完成這艱巨的工作，&ldquo逐字&rdquo迻譯，盡管閃米特語言的語法結構與斯拉夫語言完全不同。
然而它分冊出版時，立刻售罄了。
東正教主教公會對俄文《舊約全書》在國外的發行大感恐慌，馬上向它表示了祝福。
這些從反面來的成功，從來沒有被任何人算作我們印刷所的功績。
1861年底，克利西耶夫前往莫斯科，目的是與分裂派教徒建立鞏固的聯系。
以後應該由他自己來講這次旅行。
這樣的旅行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但是它卻真的實現了。
它的大膽幾乎接近于荒謬，它的冒失幾乎是犯罪，但是當然，我不想為此指責他。
在國外談論這事，稍不謹慎，便可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