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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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hellip&rdquo &ldquo您講得對&hellip&hellip但我得說,我怎麼受得了這個?要知道我對他&hellip&hellip對這個小雜種&hellip&hellip&rdquo &ldquo那麼您同意給他路費?&rdquo &ldquo去他的,為了您&hellip&hellip看在您的面上,我可以給他。

    &rdquo &ldquo好,那麼事情就解決了&mdash&mdash您知道路費要多少嗎?&rdquo &ldquo據說是二十磅。

    &rdquo &ldquo不,這太多了,從這兒到彼得堡,一百盧布已綽綽有餘。

    您給嗎?&rdquo &ldquo我給。

    &rdquo 我在紙上算了一下,把它交給戈利岑,他看了看總數&mdash&mdash我記得,大約三十鎊多一點。

    他馬上把錢交給了我。

     &ldquo您應該識字吧?&rdquo我問合唱隊指揮。

     &ldquo認得一些&hellip&hellip&rdquo 我給他寫了收據,大緻如下:&ldquo茲收到尤·尼·戈利岑分爵應付之工資暨從倫敦回彼得堡之路費,共三十鎊多一些(折合俄币若幹)。

    本人對此表示滿意,對公爵别無其他要求。

    &rdquo &ldquo請您看一遍,簽上名字。

    &rdquo 小指揮念了一遍,但沒有作出準備簽字的任何表示。

     &ldquo怎麼樣?&rdquo &ldquo我不能簽字&rdquo &ldquo為什麼不能&rdquo &ldquo我不滿意。

    &rdquo 強自克制的獅吼又爆發了,不過說實話,我自己也差點要大喊了。

     &ldquo真見鬼,您剛才親口說過您的要求是什麼。

    公爵全部照付,一文不少,您還有什麼不滿的?&rdquo &ldquo請您聽我說;從我來到這兒以後,我經曆了多少困難。

    &rdquo 很清楚,他輕而易舉拿到了錢,這使他有些貪心不足了。

     &ldquo比方說,我抄寫樂譜,這應該是有酬勞的。

    &rdquo &ldquo胡說!&rdquo公爵大喊道,盡管拉布拉凱從來不會這麼大叫大喊;鄰室的鋼琴聲膽怯地跳動了一下,皮科吓得臉色發白,把腦袋探進門縫張望,馬上又像慌張的蜥蜴一般縮了回去。

     &ldquo難道抄寫樂譜不也屬于你的本職工作嗎?&hellip&hellip要不然,不舉行音樂會的時候你幹什麼呢?&rdquo 公爵是對的,盡管他大可不必用低音大号的嗓音把皮科吓一大跳。

     小指揮聽慣了各種音響,因此不以為意,仍不屈服,丢下抄寫曲譜的事對我講出了下面這句無理取鬧的話: &ldquo那麼還有衣服呢,我的衣服全都破了。

    &rdquo &ldquo難道尤利·尼古拉耶維奇一年給你将近五十鎊工錢,還得管你的衣服費不成?&rdquo &ldquo不是這麼說,先生,但以前,公爵有時總給我一些小東西,可現在,說來不好意思,我要出門,連襪子也沒有呢。

    &rdquo &ldquo我自己也沒&hellip&hellip沒有襪子穿呢!&hellip&hellip&rdquo公爵咆哮道,把雙手合抱在胸前,傲慢地、鄙夷地瞪着合唱指揮。

    我怎麼也沒料到這個結局,我驚訝地望着他的眼睛。

    但我看到他不打算繼續争吵,隻是那位合唱指揮似乎非吵個水落石出不可,于是我非常嚴肅地對這位歌唱之鷹說道: &ldquo今天上午您來找我作中間人,那麼您是信任我的?&rdquo &ldquo我們非常了解您,對您絲毫也不懷疑,我們知道您是決不會叫我們吃虧的&hellip&hellip&rdquo &ldquo很好,那麼我就這麼決定了。

    請您馬上在收據上簽字,否則就把錢交還我,我把它還給公爵,同時聲明我不再參與這事。

    &rdquo 小指揮不想把錢交還公爵,于是簽了字,向我道了謝。

    為了免得啰唆,我不再講他怎麼把錢折算成盧布了:我講了好久,他還是不明白今天盧布的行情,與他離開俄國時已經不同。

     &ldquo如果您以為我想騙您一鎊半錢,那麼請您去找我們的教士,讓他給您算這筆賬吧。

    &rdquo他同意了。

     一切似乎都已結束,戈利岑的胸脯也不再起伏不定,顯得那麼可怕了。

    但是命運卻另有安排,結局還是與開始一樣,使我想起了祖國。

     小指揮有些躊躇不決,遲疑了一會兒,突然好像他們中間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對戈利岑說道: &ldquo大人,由于從赫爾開出的輪船要五天以後才有,請您行行好,讓我暫時仍住在這兒吧。

    &rdquo 我想:&ldquo我的拉布拉凱又得發作了&rdquo,因此抱着自我犧牲的決心,準備再受一次低音大号的折磨。

     &ldquo當然,你有什麼地方好去,你留下吧。

    &rdquo 小指揮向公爵道了謝便走了。

    戈利岑向我解釋似的說道: &ldquo要知道,他是個非常好的小夥子。

    這是那個壞蛋,那個騙&hellip&hellip騙子&hellip&hellip那個不要臉的惡棍挑唆的&hellip&hellip&rdquo 這件事的是非曲直也許得請教薩維尼54和米特梅耶爾55了,隻有他們才能把我們正教祖國的法律觀念(它是在鞭打仆人的馬廄和搜刮農民的老爺的書齋中形成的)提煉成條文,歸納成準則。

     第二場好戲便是跟&ldquo惡棍&rdquo進行的,這并不順利。

    戈利岑出去後突然大叫大喊,&ldquo秘書&rdquo也大叫大喊,看來,除非訴諸武力才能解決,如果那樣,面黃肌瘦的辦事員當然不是公爵的對手。

    但是這屋裡的一切都是按照特殊的邏輯進行的,因此結果不是公爵與秘書打架,而是秘書與玻璃打架&mdash&mdash他懷着一肚子火氣,又多喝了一杯杜松子酒,走出屋子時,對着鑲在門上的大玻璃就是一拳,把玻璃打得粉碎。

    這些玻璃足足有一隻手指那麼厚呢。

     &ldquo警察!&rdquo戈利岑大喊起來,&ldquo強盜來了!警察!&rdquo然後走進大廳,精疲力竭地癱倒在沙發上。

    等他平靜一些以後,他又在談話中向我訴說,秘書對他怎麼忘恩負義。

    這個人本來是他兄弟的代理人,大概因為舞弊(我記不清了),眼看非吃官司不可,戈利岑可憐他,非常同情他,以緻當掉了自己最後一隻表,替他贖了罪。

    盡管他有充分證據證明這人是個騙子,他後來還是收留他作了自己的管家! 他處處欺騙戈利岑,這是毫無疑問的。

     我走了;一個可以用拳頭打碎門玻璃的人,可以自己解決問題,用不着我插手。

    事實也是這樣,後來他要求我給他弄張護照,讓他回俄國時,他告訴我,他給了戈利岑一支手槍,高傲地向他提議決鬥,用抽簽決定誰先射擊。

     如果這是事實,那麼這支槍一定是沒有子彈的。

     公爵的最後一些錢是用在平息斯巴達克起義上的,但他終于因為負債累累被關進了監獄。

    别人坐了牢,就太平無事了,可是戈利岑哪怕在監獄中也不會安分守己。

     警察每天晚上七八點鐘得把他送往克勒蒙遊樂園56,讓他在那兒給音樂會當指揮,供全倫敦的賣笑女郎取樂,等他的象牙指揮棒停止揮動後,躲在一旁的警察馬上走到他身邊,寸步不離地陪公爵走上馬車,把這位穿黑燕尾服、戴白手套的犯人押回監獄。

    在遊樂園中與我分手時,他噙着眼淚。

    可憐的公爵,别人看到這情景也許會覺得好笑,可是他不能不為自己的鐵窗生涯感到痛心。

    他的親族好歹把他贖了出來。

    後來政府允許他返回俄國,起先他被送往雅羅斯拉夫爾居住,他便在那兒與華沙大主教費林斯基57一起指揮宗教音樂會。

    對于他,政府比他的父親還仁慈一些&mdash&mdash那個老滑頭像兒子一樣放蕩,卻勸他進修道院&hellip&hellip其實父親非常了解兒子,因為他自己也是音樂家,貝多芬甚至曾把一支交響樂獻給他。

    58 除了這位豪華闊綽的亞述神,身強力壯的犍牛型阿波羅以外,還有其他許多俄國怪物也是不應忘記的。

     那些一閃而過的影子,如&ldquo俄國上校&rdquo之類,我不提了,但是對于因命運的播弄不得不長期伫留在倫敦的那些人,我還得講幾句。

    例如,軍需部門一個官員隻因案件的牽累和負債,跳進涅瓦河自盡&hellip&hellip可是卻作為流亡者在倫敦上了岸,連身上的皮大衣和皮帽子也沒丢掉,盡管倫敦的冬季是潮濕而暖和的。

    還有,我的朋友伊萬·伊萬諾維奇·薩維奇59,英國人都叫他塞維奇,他帶着他的經曆,他的未來,還有他那應該長頭發,可是隻剩了一層皮的腦瓜,總之,他的一切,硬擠進了我的&ldquo俄國珍品展覽室&rdquo。

     他是近衛軍帕夫洛夫團的一個退伍軍官,在海外各國遊曆,過得逍遙自在,這時發生了二月革命,他害怕了,覺得自己好像成了罪犯,這倒不是他真的幹了什麼,心裡不安,隻是他想起了憲兵,那些他可能在國境上,在軍營裡,在馬車上,在冰雪中遇到的憲兵,便惶惶不可終日&hellip&hellip于是他決定推遲回國。

    這時他突然得到消息,他的兄弟卷進了謝甫琴科的案件60,被捕了,這樣,他的處境真的危險了,他決定立刻回國。

    我便是這時在尼斯認識他的。

    薩維奇動身前買了一小瓶毒藥,準備路上用:萬一過邊境時被捕,便把毒藥塞在一隻蛀空的牙齒中吞下。

     越接近祖國,薩維奇心中的恐慌越大,到了柏林已變成窒息似的痛苦,然而他克制了這種情緒,坐上了火車。

    開頭五站沒有什麼,再遠他就坐不住了。

    機車停下加水,他卻在别的借口下走出了車廂&hellip&hellip機車的汽笛響了,火車開動了,車上已沒有薩維奇&mdash&mdash他下車的目的本來就是這樣。

    他把手提箱丢在車上,聽其自然,跳上了第一列相反方向的火車,回到了柏林。

    在車站上他為手提箱拍了個電報,便去辦簽證手續,前往漢堡。

    &ldquo您昨天要回俄國,今天又要去漢堡。

    &rdquo警察随口說,完全沒有拒絕簽證。

    提心吊膽的薩維奇回答道:&ldquo信&hellip&hellip我收到了信。

    &rdquo但他那副表情,從普魯士軍官的角度看,沒有把他當場逮捕,簡直可以說是玩忽職守。

    就這樣,薩維奇像路易-菲力普一樣61,盡管沒有人跟蹤,卻戰戰兢兢逃到了倫敦。

    在倫敦,他與千千萬萬其他人相似,過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幾年中一直誠實而艱難地與貧窮作鬥争。

    然而命運給他的一切悲慘遭遇鑲上了一條喜劇的飾邊。

    他決定教數學和繪圖,甚至法語(為英國人)。

    他找了幾個人請教,結果發現不登廣告,沒有名片,便辦不成這事。

     &ldquo但糟糕的是:俄國政府看到了廣告會怎麼樣&hellip&hellip我琢磨來琢磨去,終于印了匿名名片,&rdquo他說,&ldquo我從未想到世界上可以有沒有名字的名片,這是我的一大發明,它确實使我過了很長一段安穩日子。

    &rdquo 他帶着他的匿名名片,在堅持不懈的努力下,省吃儉用(他往往接連幾天隻吃土豆和面包),終于脫離困境,擔當了商品推銷員的工作,從此日子才好過一些。

     正在這時,近衛軍帕夫洛夫團的另一個軍官卻變得每況愈下了。

    在受盡打擊、擄掠、欺騙和愚弄之後,這位帕夫洛夫團團長安息了。

    62接着頒布了聖旨和大赦。

    皇上的仁慈使薩維奇覺得有機可乘,于是他寫了一封信給布魯諾夫63,詢問他是否也屬于大赦之列。

    過了一個月,薩維奇接到通知,要他去大使館。

    他想:&ldquo事情不那麼簡單,他們考慮了一個月呢。

    &rdquo &ldquo我們收到了回信,&rdquo秘書主任對他說,&ldquo您無意之中給政府制造了麻煩,因為找不到您的材料。

    這屬于内務部的職責,可是它那兒沒有任何關于您的案卷。

    請您簡單告訴我,您究竟出了什麼事&mdash&mdash當然,不會是嚴重的事!&hellip&hellip&rdquo &ldquo哦,我的兄弟在1849年被捕以後給流放了。

    &rdquo &ldquo是嗎?&rdquo &ldquo其餘沒什麼了。

    &rdquo 尼古拉想:&ldquo不對,他這是胡謅。

    &rdquo于是對薩維奇說道:如果這樣,内務部得重新調查。

    這樣過了兩個月。

    我想象得到,這兩個月中彼得堡那份忙碌勁兒&hellip&hellip公文往來,查閱檔案,秘密偵訊,從内務部到第三廳,又從第三廳到内務部,又向哈爾科夫省長核實情況&hellip&hellip申斥,提問&hellip&hellip但找不到薩維奇的案卷。

    于是内務部隻得這麼照會倫敦大使館。

     布魯諾夫本人召見了薩維奇。

     &ldquo瞧,&rdquo他說,&ldquo這就是複文。

    到處找不到您的案子。

    請問,您究竟卷進了什麼案件?&rdquo &ldquo我的兄弟&hellip&hellip&rdquo &ldquo這我已經知道了,現在是問您自己犯了什麼案?&rdquo &ldquo其餘什麼也沒有。

    &rdquo 布魯諾夫從出娘胎起對任何事從不覺得驚奇,這次卻驚奇了。

     &ldquo既然您什麼也沒幹,為什麼要求赦免&hellip&hellip&rdquo &ldquo我想,這麼做總好一些&hellip&hellip&rdquo &ldquo如此看來,您需要的不是大赦,是護照。

    &rdquo 布魯諾夫命令給他發了護照。

     薩維奇喜出望外,跑來找我們。

     他詳詳細細講了事情的經過,說他得到了赦免,然後拉住奧加遼夫的胳臂,請他到花園去。

     &ldquo看在上帝分上,告訴我,我該怎麼辦,&rdquo他對奧加遼夫說,&ldquo亞曆山大·伊萬諾維奇總是取笑我&hellip&hellip他的脾氣就是這樣,但是您的心腸好,請您老實告訴我,您認為我從維也納回國沒有危險嗎?&rdquo 奧加遼夫卻并不賞識他的贊美,大笑起來。

    其實不僅奧加遼夫,我還想象得到,在獲得赦免的薩維奇走出大使館以後,布魯諾夫和尼古拉怎樣暫時忘記了繁忙的公事,舒展眉頭,咧開嘴巴大笑了兩分鐘。

     但是盡管有這一切古怪的行徑,薩維奇是個正直的人。

    還有一些不知從哪兒鑽出來的俄國人,在倫敦閑蕩了一兩個月,然後拿了自己寫的介紹信跑來找我們,以後又跑得不知去向,這些人卻不是毫無危險的。

     我想談一件不幸的事,它發生在1862年夏季。

    那時反動勢力還處在孕育時期,隐藏在内的臭氣剛向外滲透。

    沒有人怕來找我們,也沒有人怕随身攜帶《警鐘》和我們的其他出版物回國;許多人還誇耀自己怎麼巧妙地越過邊境線,我們勸他們當心一點,還遭到他們恥笑。

    那時我們幾乎從來不往俄國寫信&mdash&mdash對老朋友已沒什麼要說的,我們與他們的距離越來越遠了;對新朋友我們是利用《警鐘》通信的。

     春天,克利西耶夫64從莫斯科和彼得堡回來了。

    毫無疑問,他這次旅行是當時最了不起的事件之一。

    一個人在與分裂派教徒聚談,與同志們歡飲之後,口袋裡揣着毫不相幹的土耳其護照,大模大樣地從警察的鼻子下走過,安然無恙地回到了倫敦,他自然會揚揚自得,忘乎所以。

    他發起在丘鎮的一家飯店裡舉行會餐,慶祝《警鐘》發刊五周年。

    我勸他把慶祝推遲一些,等情況好轉一些再說,他不聽。

    慶祝會并不順利&mdash&mdash大家情緒不高,也不可能高,因為參加的人有不少是我們毫不熟悉的。

     大家東拉西扯閑聊,在祝酒和談天中有人像談論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提到克利西耶夫的朋友韋托什尼科夫65即将回彼得堡,他願意給我們帶點什麼。

    結束時很遲了。

    許多人說,星期日再上我們家。

    這天到的人确實不少,其中許多我們幾乎從未見過,不幸,韋托什尼科夫也來了。

    他走近我,說道,他明天一早走,問我有沒有信或什麼事要辦。

    巴枯甯已交給他兩三封信。

    奧加遼夫下樓到自己屋裡,寫了幾句向謝爾諾-索洛維耶維奇66問候的話,我也在信後加了幾句,向他問好,并托他轉告車爾尼雪夫斯基(我從不直接給他寫信),請他考慮我們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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