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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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諾33的祖國驚慌失措，在1717年也不緻被德國和法國當作恥辱，但是英國卻過了半個世紀還對他懷恨在心。
也許在西班牙的什麼地方，耶稣會教士會慫恿無知的群衆起來攻擊他，宗教裁判所的警察會把他關進監獄，放在火堆上燒死，但人道的社會仍會站在他一邊&hellip&hellip 難道歌德和費希特，康德和席勒，最後，還有我們這個時代的洪堡和一百年前的萊辛，曾掩蓋自己的思想方式，或者不顧廉恥，每周六天在科學院或書本上宣講自己的哲學，可是到了第七天卻變成僞君子，在教堂裡聽講道，用自己虔誠的基督教信仰去愚弄群衆？ 在法國也一樣，不論伏爾泰、盧梭、狄德羅，還是百科全書派，不論比沙34和卡巴尼斯35的學派，還是拉普拉斯36和孔德，都沒有僞裝成越山主義者37，沒有虔誠地俯伏在&ldquo寶貴的偏見&rdquo面前，然而這絲毫也沒有降低或減少他們的意義。
政治上受奴役的大陸，精神上卻比英國自由；在那裡，流行的思想和懷疑廣泛得多；人們對此已習以為常， 當一個人砸斷枷鎖的時候，38 社會對這個自由的人不會大驚小怪，怒目而視。
大陸的人在政府面前無能為力，隻得忍受鐐铐，然而并不喜歡它們。
英國人的自由主要得力于設施，不在于他本人和他的良心。
他的自由來自習慣法，來自人身保護法，并非來自個性和思想方式。
在社會偏見面前，驕傲的不列颠人低下了頭，毫無怨言，恭恭敬敬。
不言而喻，哪裡有人，哪裡就有謊言和虛僞；但是人們并不認為坦率是罪惡，也不會把思想家勇敢地宣講的信念與蕩婦以堕落為光榮的無恥炫耀混為一談；隻是他們不能把虛僞提到社會高度，提到必要的道德水準上來看。
39 當然，大衛·休谟和吉本40都不必用神秘主義來自欺欺人。
但是在1817年聽到歐文講話的那個英國，從時間和深度而言，已不是原來那個英國。
知識的層次擴大了，教育的特權已不僅屬于高雅的貴族和文人。
另一方面，它有十五年給囚禁在狹隘擁擠的孤島上，拿破侖封鎖了它的大門。
它一方面脫離了思想的洪流，另一方面生活又把大批市民，那斯圖亞特·穆勒所說的庸俗的人群推到了前面。
在新的英國，像拜倫和雪萊那樣的人變得格格不入，一個要求風把他随便帶到哪裡，隻要不是他的祖國，41另一個被法官在迷信的家人的幫助下奪去了孩子，因為他不相信上帝。
42 這樣，歐文之不容于社會，決不是意味着他的學說錯了或對了，這隻是說明社會喪失理性的程度，即英國精神奴役的深度，尤其是那個經常參加集會，在報上撰寫文章的階層。
智慧在數量上必然處于劣勢，在重量上也永遠是弱小的；它像北極光，照得很遠，但幾乎并不存在。
智慧是人力的最高階段和頂峰，發展不能經常達到，因此它是強大的，但又不足以對抗武力。
智慧作為一種意識也許在地球上是根本沒有的；它與阿爾卑斯山那些年高德劭的老人，那些參與過、見識過地質變動的老人相比，簡直還剛出生。
在人類之前和人類周圍的自然界，既無所謂聰明，也無所謂愚蠢，必要的隻是條件、關系、因果。
智慧最早發出的是動物的、帶有乳汁的模糊目光，後來它離開童年，經曆了人類群居和家庭生活的階段，才逐漸成長和壯大。
從本能向智慧發展的意願，經常是随着溫飽和安甯而出現的；因此不論我們停留在人類共同生活的哪個階段，我們都會發現它處在這種擺脫非理性勢力，追求智慧的努力中。
前進的道路不是預先規定的，它得靠人們去開拓；曆史正如阿裡奧斯托43的長詩，是盲目發展的，往往受到二十件意外事故的影響，東奔西突，慌亂不安，這種沒有目标的奔竄在猿猴中間已初露端倪，但在安心于動物世界的低等動物，便幾乎沒有這種情況。
當然，歐文使用&ldquo瘋人院&rdquo這詞，隻是作為一種表達方式。
國家不是喪失智力的人的住所，而是還沒獲得智力的人的住所。
不過從實質上看，他可以這麼表達&hellip&hellip這沒有什麼錯。
毒藥或火在三歲孩子的手裡，與在三十歲的瘋子手裡一樣可怕。
區别隻在于這種缺乏智力在一種人說來是病理現象，在另一種人說來則是發展的階段，胚胎發育的過程。
牡蛎便處在機體的一個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動物還沒有足，它确實是無足動物，但與截斷了足的獸類完全不同。
我們知道（但牡蛎不知道這一點），在适當的環境中，這些機體具有生長足和翼的能力；軟體動物發育不足的形态，在我們看來宛如漲潮時奔湧而來的一個海浪，正當高漲時刻便随着落潮以扭曲的形态退回了大海，這便構成了死亡或瀕臨死亡的特殊現象。
歐文相信，機體有了手、足和翼，比始終躺在硬殼中昏睡方便一千倍，他還明白，機體中那些最弱小的部分其實已經存在，它們有可能發展成四肢，于是他便在這些思想的指引下，突然向牡蛎們發動了宣傳，要它們克服自己的貝殼，跟他一起前進。
誰知牡蛎卻生氣了，認為這是他反對軟體動物的表現，也就是違反貝殼動物生活方式的不道德行為，因而詛咒他。
&ldquo&hellip&hellip人的性格本質上是由他周圍的環境造成的。
但是環境條件，社會可以輕易加以調節，使它們最好地促進智慧和實踐能力的發展，同時考慮到人在體力和智力上千差萬别的狀況，仍保存個性的無限多樣性。
&rdquo 這一切是可以理解的，除非極端遲鈍的腦袋才會不同意歐文的這一命題。
而且在這一點上，請注意，誰也沒有反對。
大部分人的反對不是對它的回答，而是施加壓力；認為這是不道德的，或者不符合這一或另一傳統教義，這也不是反駁。
在最壞的場合下，這類回答隻能證明，真理和道德之間存在着兩重性，也就是謊言有利，而真理有害。
真理不應從這方面判斷，它的标準不在這裡。
歐文的阿喀琉斯之踵44不是他學說中明确而簡單的原則，而在于他以為他的簡單真理很容易得到社會的理解。
他這麼想，便陷入了愛和急躁的神聖錯誤中，重蹈了一切改革者和改革的先驅者的覆轍&mdash&mdash從耶稣基督到托馬斯·闵采爾、聖西門和傅立葉，莫不如此。
愚昧之難以根治就在于：人處在曆史的折光和各種道德視差的影響下，對最簡單的事物偏偏最不理解，但他們卻相信，而且越來越相信，他們理解最複雜的、完全不可理解的事物，隻要它們符合傳統和習慣，與童年時期的想象一緻&hellip&hellip簡單！容易理解！難道簡單的東西永遠容易理解嗎？呼吸空氣比呼吸水簡單得多，但為此必須有肺，可是魚從來沒有肺，它們需要複雜的呼吸器官，這才能從水中吸收少量的氧氣。
它們的生活環境不允許，也不需要發展肺，它太稠密，與空氣的構成不同。
歐文的聽衆生長的環境的道德密度和成分，決定了他們生有精神的鰓，呼吸新鮮而稀薄的物質反而使他們感到痛苦和厭惡。
不要以為這隻是表面的比較，這是不同成長階段和不同層次中同一現象的真實類比。
容易理解&hellip&hellip容易糾正！請問，對誰容易？對那些群衆，那些在水晶宮45的過道上擠得水洩不通的群衆，那些在中世紀講道師（他不知怎麼會出現在我們這個世紀，他許給人們的隻是天國的懲罰和人間的貧苦，語言粗俗不堪，像席勒在《華倫斯坦的軍營》中描寫的那個嘉布遣修會修士一樣46）味同嚼蠟的講道面前聽得津津有味，手舞足蹈的群衆？ 對他們說來可不容易！ 人們獻出一部分财産和自由，屈服于各種權力和規則，武裝起一群群寄生蟲，建立法庭和監獄，豎起駭人的絞架，修造教堂，宣揚恐怖的地獄。
總之，一切都是為了讓人不論走到哪裡，眼前不是看到人間的劊子手，便是看到天上的劊子手，前者拿着繩索，準備扼殺一切，後者帶着火，準備點燃永恒的火焰。
這一切的目的是維護社會的安全，防止粗野的情欲和犯罪的意圖，盡量把桀骜不馴的欲望限制在社會生活的軌道内，不準越出一步。
可這時突然來了一個怪人，他露出令人生氣的天真神色，直截了當地宣稱，這一切是無稽之談，人根本不是天生的罪人，他像别的動物一樣，不必為自己負主要罪責，也像它們一樣不需要法庭，他最需要的隻是教育。
不僅如此，他還站在法官和神父（這些人存在的唯一根據，唯一充足的理由，便是罪孽、懲罰和赦免）面前，當衆宣布，人不是自己創造自己的性格，隻要從他出生的一天起就把他放在不可能成為騙子的環境中，他就不會成為騙子，隻會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好人。
現在社會是用一系列荒謬的東西驅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可是人們懲罰的不是社會制度，卻是個人。
歐文認為這很容易理解？ 難道他不知道，我們很容易想象一隻貓因為犯了殺鼠罪，被判處絞刑，一隻狗因為賣力追捕潛逃的兔子，被授予光榮的頸圈，然而很難想象一個孩子淘氣搗亂，卻可以免受懲罰，更不必說罪犯了。
認為用整個社會的力量對罪犯進行報複，是卑鄙而愚蠢的；認為法院依靠整個國家的力量，對罪犯冒了生命危險，在感情沖動下犯的暴行，有恃無恐地、冷漠無情地實施報複，以同樣的暴行對付他，是可憎的，無益的&mdash&mdash這些看法我們萬難容忍，我們的鰓不能适應它們！差距太大了！ 群衆之所以憂心忡忡，頑固不化，不顧一切地保衛舊事物，堅持保守主義立場，是由于一種愚昧的認識，認為絞架和忏悔，死刑和靈魂不滅，對上帝的畏懼和對政府的畏懼，刑事法庭和最後審判，國王和祭司，這一切在從前本來是一大進步，一大提高，是偉大的成就，是人們在精疲力竭之餘可以攀登平靜的生活園地的腳手架，是人們在自己不認識道路時可以幫助他們通向港口的渡船，到了那裡，他們就可以獲得休息，擺脫與大自然的艱苦、鬥争，擺脫人間流血流汗的勞動，享受太平盛世逍遙自在的生活，因此，這些都是進步、自由、藝術和思想活動的首要條件！ 為了保衛這來之不易的平靜生活，人們在自己的港口周圍布置了各種防衛設施，把拿起棍子、擔任警戒和保護的責任交給了國王，把詛咒和祝福的權力交給了祭司。
戰勝的部族自然要奴役戰敗的部族，把自己的安閑，也就是自己的發達建立在這種奴役上。
按實質說，國家、文明、人的自由，都起源于奴役制度。
自我保衛的本能帶來了殘忍的法律，不受約束的幻想完成了其他一切。
世代承襲的傳說，年複一年地給那個起源蒙上了一層層五光十色的霧霭，壓迫的統治者和被壓迫的奴隸一樣，惶恐地俯伏在聖訓面前，相信那是在雷轟、閃電、密雲中，耶和華從西乃山上口授的，47或者是寄生在他頭腦中的聖靈對選民所作的啟示。
國家便建立在這些奠基石上，它們構成了形形色色的基礎，如果把它們歸結為主要的原則，清除各種幻想的、幼稚的、屬于成長階段的雜質，那麼我們便會看到，它們始終是相同的，可以适用于一切教會和一切國家，布景和形式發生了變化，但原則依然相同。
非洲的土皇帝可以親手宰殺罪犯，他們的懲罰措施是野蠻的，但這與委托别人行刑的法官的懲罰方式沒有多大差異。
主要之點在于，不論是穿皮大氅、戴白假發、耳朵後夾羽毛筆的法官，還是鼻子上插羽毛、渾身黑乎乎的光身子非洲土皇帝，都從不懷疑他們這麼做是為了拯救社會，他們不僅有權在各種場合殺人，而且這是他們的神聖職責。
某個森林中的巫師念的不連貫的咒語，和某個大主教或高級教士念的不連貫的廢話，也是彼此相似的。
重要的不在于誰念什麼咒，召喚什麼靈魂，而在于承認不承認死後的世界，那個誰也沒有見過的世界，人在那裡能活動但沒有軀體，能思考但沒有頭腦，能感覺但沒有神經，不僅在我們進入幽冥世界以後，而且在我們目前的活動狀态中，它也能對我們發生影響。
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那麼其餘都是次要的，都是枝節變化。
埃及的神長着狗的嘴臉，希臘的神容貌俊俏，亞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朱澤培·馬志尼的神，皮埃爾·勒魯的神，這都是同樣的神，正如《古蘭經》明确說明的：&ldquo真主便是真主&rdquo。
民族越是發達，它的宗教也越發達，但是随着宗教離偶像崇拜越來越遠，它也越來越深入人的内心，滲透到它的一切方面。
原始的天主教和金碧輝煌的拜占庭儀式，對智力的限制比不上簡陋的新教。
不靠啟示、沒有教堂、自命為符合邏輯的宗教，幾乎無法從智力淺薄的頭腦中徹底根除，這種頭腦既沒有足夠的信心，又沒有足夠的判斷能力。
48 在法律的教堂中也一樣。
森林土人的王用钺或斧執行自己的判決，他離犯人或被告這麼近，如果後者有一把更長的斧子，便可以先發制人。
不僅如此，鼻子上插羽毛的執法人很可能憑自己的好惡，胡亂行刑，群衆難免怨聲載道，終于公開反叛，或者并不信任他，隻是被迫屈服于他的淫威下，像屈服于瘟疫或洪水一樣。
但毫不徇私舞弊的公正法庭盡管忠于自己的原則，并不能保證這些原則絕對正确，而那裡的法官卻變得加倍堅定，執法如山，誰也不懷疑他，連受害者本人也不例外，以緻哪怕滿腹冤屈走向絞架，仍相信法官的行為是公正的，絞死他是必要的。
除了對自由的畏懼心理（它與孩子沒人攙扶開始走路時的感覺一樣），除了長期養成的習慣（它使人們依戀那些染有血和汗的扶手，那些曾從可怕的暴風雨中救過他們的、像救命方舟似的船舶），還有堅固的扶壁支撐着古老的大廈。
群衆不開化，對事物缺乏理解，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患得患失的自私心理也妨礙了少數人的理解能力，這兩方面長期以來一直對舊秩序起了支持作用。
至于那些受過教育的階層，他們背棄了自己的信念，為了不讓群衆擺脫羁絆，甯可自己接受這種羁絆。
确實，情況不是毫無危險的。
在上面和下面是兩本不同的日曆。
上面是19世紀，下面隻是15世紀，而且那也還沒到最底層，在最底層還有各種膚色、各類種族和各個氣溫地帶的霍屯督人和卡菲爾人49。
如果認真考慮一下這個文化，那麼它在社會的底層造成了大量乞丐和倫敦的無業遊民，他們走到半路，又退回了狐猴和猩猩的狀态，可是在這文化的頂端卻是一切王朝的形形色色墨洛溫50侏儒和一切貴族階級的阿茲特克族51低能兒，這幅景象叫人看了确實頭暈目眩。
試想，要是讓這個動物園得到自由，沒有教堂，沒有宗教裁判所和法庭，沒有神父、國王和劊子手，那會變得怎樣！ 歐文認為，神學和法學可以成為萬古長存的堡壘隻是謊言，亦即過時的真理。
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卻在這理由下要求它們退出曆史舞台，忘記這些堡壘是有英勇的軍隊守衛的。
世上沒有比僵屍更頑固的事物，你可以打它，肢解它，但不能說服它。
何況在我們的奧林匹斯山上掌權的已不是随和的、喜歡縱酒行樂的希臘諸神&mdash&mdash按照盧奇安52的說法，他們正在商讨辦法抵制無神論時，一聽得報告說，他們的事業已一敗塗地，雅典已有人證明神并不存在，他們便吓得臉色發白，逃之夭夭了。
希臘人，不論人和神，都比較單純。
希臘人相信呓語，按照兒童的審美要求制造大理石玩偶，可是我們卻是從利息和紅利的角度支持耶稣會和自己的&ldquo老店&rdquo53的，目的在于控制人民和保證對他們的剝削。
這裡談得到什麼邏輯？ 因此我們面對的問題，不是歐文正确還是錯誤，而是一般說來，理性觀念和精神獨立是否與國家意識并行不悖？ 曆史證明，社會在不斷追求理性的自主權，但同時也證明，它們依然處在精神不自由的狀态。
這些問題能否解決，這很難講；要解決并不容易，尤其是單靠博愛和其他溫和善良的感情是無濟于事的。
在生活的一切領域中，我們都能碰到無法解決的二律背反現象，好比兩條漸近線，永遠在向自己的雙曲線靠攏，但永遠不能合成一條。
這是兩個極限，生活在它們之間搖擺、移動和流逝，一會兒靠近這一邊，一會兒靠近那一邊。
抗議社會不自由和良心受奴役的人的出現，不是新現象。
在一切多少成熟的，尤其是衰老的文化面前，他們經常作為揭露者和預言者出現。
這是發展的頂點，它的攔路截擊者，越出常規的罕見現象，正如天才、美和非凡的嗓音一樣。
但經驗還沒有證明，他們的烏托邦可以實現。
在我們眼前有一個可怕的例子。
自從人類有記憶的時候起，對國家合理而自由的發展有利的各種條件同時彙集的情況，除了北美洲，我們還沒看到過；在貧瘠的、年代久遠的土壤上或者在完全沒有開墾過的土壤上存在的一切不利因素，這裡全然沒有。
18世紀偉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學說在排除了法國的軍國主義精神以後，英國的普通法在排除了等級觀念以後，成了這個國家的生活方式的基礎。
還要什麼呢？舊歐洲夢寐以求的一切這裡全都有了：共和主義，民主，聯邦制度，各個地區的自治以及把它們聯合起來的統一的紐帶&mdash&mdash中央那個松散的結子。
這一切結果怎樣呢？ 社會和多數人攫取了專制和警察的權力；人民自己行使了尼古拉一世、第三廳和劊子手的職能；八十年前宣布過&ldquo人權&rdquo的人民，卻由于&ldquo鞭打權&rdquo而分裂了。
南部各州把&ldquo奴隸制&rdquo寫上了自己的旗子，正如從前尼古拉把&ldquo專制&rdquo寫上自己的旗子一樣，在那裡對思想方式和言論的迫害和壓制，其卑鄙程度并不比那不勒斯的國王或維也納的皇帝差一些。
在北部各州，奴隸制還沒有上升為宗教信條，但是在一個丢下賬簿隻是為了轉動桌子54，為了扶乩降靈的國家裡，在一個保存着清教徒和公誼會排斥異己傳統的國家裡，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達到多高的水平呢！ 同樣的情形在英國和瑞士也能遇到，隻是形式較為和緩而已。
一個國家，政府的幹預越少，言論和精神獨立的權利越能得到承認，群衆也越是不能容忍異己，輿論也越是帶有強制作用；你的鄰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縫，家庭，俱樂部和教區，都随時在監視着你，對你履行着警察的職責。
難道隻有無法在内部保障自由的民族，才能建立自由的制度不成？那麼歸根結底，這豈不是說，國家所一貫推行的要求和理想，那些優秀的思想家們奮力追求的目标，它們的實現卻是與國家生活不能相容的？ 我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沒有權利認為它可以解決。
直到現在，曆史隻采取一種方式解決它；有些思想家，其中包括歐文，卻不同。
歐文懷着18世紀（被稱為沒有宗教信仰的時期）思想家牢不可破的信念，相信人類還處在莊嚴地穿上成年袍55的前夕。
可是我們覺得，所有的保護人和指導者，叔叔們和嬷嬷們，正是靠這種未成年狀态才可以安心吃喝和睡覺。
不論人民會提出什麼荒謬的要求，在我們這個世紀，他們還不會提出成年的權利。
人類還得像兒童一樣穿着翻領衫生活很久。
這原因是很多的。
要使人具有理性，頭腦清醒，他必須首先成為巨人；可是說到底，任何偉大的力量都不足以做到這一點，如果社會生活已形成固定的整體，牢不可破，像在日本和中國一樣。
一個嬰孩，從他在母親懷中睜開眼睛，發出微笑的時候起，直到他求得良心和上帝的寬恕之後，同樣平靜地閉上眼睛為止，他都相信，當他安眠之後，他将被帶往一個住處，那裡既沒有哭聲，也沒有歎息&mdash&mdash一切都這麼安排好了，他不必發展一個簡單的觀念，接觸一個簡單明确的思想。
他随着母親的乳汁一起吸進了麻醉劑；任何感情不可能不遭到歪曲，不可能不離開自然的軌道。
學校教育隻是家庭教育的繼續，它灌輸的是樂觀的謊言，書本加深了它，從理論上賦予了傳統垃圾以合法地位，引導孩子們做到知道，但不理解，把一切名稱當作鑒定予以接受。
概念上的糊塗，語言上的混亂，使人失去了對真理的嗅覺，對自然的興味。
必須具有強大的思維能力才會辨别出這種精神的煤煙，帶着昏迷的頭腦沖出屋子，奔向清新的空氣，然而周圍的人們卻百般恐吓他，使他不敢跨出這一步！為此，歐文說道，正因為這樣，他對人的社會改造不是從法倫斯泰爾，也不是從伊卡利亞開始，而是從學校開始&mdash&mdash他在學校裡收的是兩歲以下的兒童56。
歐文是對的，不僅如此，他已用事實證明他是對的，在新拉納克面前歐文的反對者沉默了。
這該死的新拉納克像一塊骨頭，卡在那些老是指責社會主義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人的喉嚨中。
&ldquo孔西德朗和布裡斯班，西多修道院，克利希的裁縫們，蒲魯東的人民銀行，都幹成了什麼？&rdquo57但是在新拉納克的輝煌成就面前，大家無話可說了。
學者和使者，大臣和公爵，商人和貴族，所有的人都是懷着驚異和尊敬離開學校的。
肯特公爵的醫生是懷疑主義者，談到拉納克便面露嘲笑。
公爵作為歐文的朋友，勸他親自到新拉納克看看。
晚上醫生寫信給公爵道：&ldquo彙報得留待明天，看到的一切使我太興奮、太激動了，我還不能寫成文字；好幾次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rdquo我想，我們的老人也處在這種莊嚴的心情中。
這樣，他用事實證明了自己的思想&mdash&mdash他是正确的。
讓我們接着談吧。
新拉納克達到了繁榮的頂點。
永不疲倦的歐文不論是在前往倫敦的旅途中，在群衆大會上，在歐洲一切知名人士的不斷訪問中，甚至像我們談過的，在尼古拉·帕夫洛維奇親自拜訪時，他都滿腔熱情地關心着學校和工廠，關心着工人的福利，要在那裡創造和諧的生活。
可是一切突然垮了！ 你以為這是因為他破産了嗎？是因為教師争吵，孩子淘氣，父母酗酒成性嗎？不是，工廠發達，收入增加，工人富裕了，學校也欣欣向榮。
但是一天上午，學校裡來了兩個居心叵測的小醜，他們戴着平頂帽，穿着故意縫得很粗糙的衣服，這是兩個公誼會58教徒，與歐文本人一樣也是新拉納克的老闆。
他們蹙緊眉頭，望着歡樂的、一點不懂得何謂堕落的孩子們，看到一些小家夥不穿長褲便大驚小怪，提出要教授自己的教義問答。
歐文起先回答得很巧妙，隻是談收入
也許在西班牙的什麼地方，耶稣會教士會慫恿無知的群衆起來攻擊他，宗教裁判所的警察會把他關進監獄，放在火堆上燒死，但人道的社會仍會站在他一邊&hellip&hellip 難道歌德和費希特，康德和席勒，最後，還有我們這個時代的洪堡和一百年前的萊辛，曾掩蓋自己的思想方式，或者不顧廉恥，每周六天在科學院或書本上宣講自己的哲學，可是到了第七天卻變成僞君子，在教堂裡聽講道，用自己虔誠的基督教信仰去愚弄群衆？ 在法國也一樣，不論伏爾泰、盧梭、狄德羅，還是百科全書派，不論比沙34和卡巴尼斯35的學派，還是拉普拉斯36和孔德，都沒有僞裝成越山主義者37，沒有虔誠地俯伏在&ldquo寶貴的偏見&rdquo面前，然而這絲毫也沒有降低或減少他們的意義。
政治上受奴役的大陸，精神上卻比英國自由；在那裡，流行的思想和懷疑廣泛得多；人們對此已習以為常， 當一個人砸斷枷鎖的時候，38 社會對這個自由的人不會大驚小怪，怒目而視。
大陸的人在政府面前無能為力，隻得忍受鐐铐，然而并不喜歡它們。
英國人的自由主要得力于設施，不在于他本人和他的良心。
他的自由來自習慣法，來自人身保護法，并非來自個性和思想方式。
在社會偏見面前，驕傲的不列颠人低下了頭，毫無怨言，恭恭敬敬。
不言而喻，哪裡有人，哪裡就有謊言和虛僞；但是人們并不認為坦率是罪惡，也不會把思想家勇敢地宣講的信念與蕩婦以堕落為光榮的無恥炫耀混為一談；隻是他們不能把虛僞提到社會高度，提到必要的道德水準上來看。
39 當然，大衛·休谟和吉本40都不必用神秘主義來自欺欺人。
但是在1817年聽到歐文講話的那個英國，從時間和深度而言，已不是原來那個英國。
知識的層次擴大了，教育的特權已不僅屬于高雅的貴族和文人。
另一方面，它有十五年給囚禁在狹隘擁擠的孤島上，拿破侖封鎖了它的大門。
它一方面脫離了思想的洪流，另一方面生活又把大批市民，那斯圖亞特·穆勒所說的庸俗的人群推到了前面。
在新的英國，像拜倫和雪萊那樣的人變得格格不入，一個要求風把他随便帶到哪裡，隻要不是他的祖國，41另一個被法官在迷信的家人的幫助下奪去了孩子，因為他不相信上帝。
42 這樣，歐文之不容于社會，決不是意味着他的學說錯了或對了，這隻是說明社會喪失理性的程度，即英國精神奴役的深度，尤其是那個經常參加集會，在報上撰寫文章的階層。
智慧在數量上必然處于劣勢，在重量上也永遠是弱小的；它像北極光，照得很遠，但幾乎并不存在。
智慧是人力的最高階段和頂峰，發展不能經常達到，因此它是強大的，但又不足以對抗武力。
智慧作為一種意識也許在地球上是根本沒有的；它與阿爾卑斯山那些年高德劭的老人，那些參與過、見識過地質變動的老人相比，簡直還剛出生。
在人類之前和人類周圍的自然界，既無所謂聰明，也無所謂愚蠢，必要的隻是條件、關系、因果。
智慧最早發出的是動物的、帶有乳汁的模糊目光，後來它離開童年，經曆了人類群居和家庭生活的階段，才逐漸成長和壯大。
從本能向智慧發展的意願，經常是随着溫飽和安甯而出現的；因此不論我們停留在人類共同生活的哪個階段，我們都會發現它處在這種擺脫非理性勢力，追求智慧的努力中。
前進的道路不是預先規定的，它得靠人們去開拓；曆史正如阿裡奧斯托43的長詩，是盲目發展的，往往受到二十件意外事故的影響，東奔西突，慌亂不安，這種沒有目标的奔竄在猿猴中間已初露端倪，但在安心于動物世界的低等動物，便幾乎沒有這種情況。
當然，歐文使用&ldquo瘋人院&rdquo這詞，隻是作為一種表達方式。
國家不是喪失智力的人的住所，而是還沒獲得智力的人的住所。
不過從實質上看，他可以這麼表達&hellip&hellip這沒有什麼錯。
毒藥或火在三歲孩子的手裡，與在三十歲的瘋子手裡一樣可怕。
區别隻在于這種缺乏智力在一種人說來是病理現象，在另一種人說來則是發展的階段，胚胎發育的過程。
牡蛎便處在機體的一個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動物還沒有足，它确實是無足動物，但與截斷了足的獸類完全不同。
我們知道（但牡蛎不知道這一點），在适當的環境中，這些機體具有生長足和翼的能力；軟體動物發育不足的形态，在我們看來宛如漲潮時奔湧而來的一個海浪，正當高漲時刻便随着落潮以扭曲的形态退回了大海，這便構成了死亡或瀕臨死亡的特殊現象。
歐文相信，機體有了手、足和翼，比始終躺在硬殼中昏睡方便一千倍，他還明白，機體中那些最弱小的部分其實已經存在，它們有可能發展成四肢，于是他便在這些思想的指引下，突然向牡蛎們發動了宣傳，要它們克服自己的貝殼，跟他一起前進。
誰知牡蛎卻生氣了，認為這是他反對軟體動物的表現，也就是違反貝殼動物生活方式的不道德行為，因而詛咒他。
&ldquo&hellip&hellip人的性格本質上是由他周圍的環境造成的。
但是環境條件，社會可以輕易加以調節，使它們最好地促進智慧和實踐能力的發展，同時考慮到人在體力和智力上千差萬别的狀況，仍保存個性的無限多樣性。
&rdquo 這一切是可以理解的，除非極端遲鈍的腦袋才會不同意歐文的這一命題。
而且在這一點上，請注意，誰也沒有反對。
大部分人的反對不是對它的回答，而是施加壓力；認為這是不道德的，或者不符合這一或另一傳統教義，這也不是反駁。
在最壞的場合下，這類回答隻能證明，真理和道德之間存在着兩重性，也就是謊言有利，而真理有害。
真理不應從這方面判斷，它的标準不在這裡。
歐文的阿喀琉斯之踵44不是他學說中明确而簡單的原則，而在于他以為他的簡單真理很容易得到社會的理解。
他這麼想，便陷入了愛和急躁的神聖錯誤中，重蹈了一切改革者和改革的先驅者的覆轍&mdash&mdash從耶稣基督到托馬斯·闵采爾、聖西門和傅立葉，莫不如此。
愚昧之難以根治就在于：人處在曆史的折光和各種道德視差的影響下，對最簡單的事物偏偏最不理解，但他們卻相信，而且越來越相信，他們理解最複雜的、完全不可理解的事物，隻要它們符合傳統和習慣，與童年時期的想象一緻&hellip&hellip簡單！容易理解！難道簡單的東西永遠容易理解嗎？呼吸空氣比呼吸水簡單得多，但為此必須有肺，可是魚從來沒有肺，它們需要複雜的呼吸器官，這才能從水中吸收少量的氧氣。
它們的生活環境不允許，也不需要發展肺，它太稠密，與空氣的構成不同。
歐文的聽衆生長的環境的道德密度和成分，決定了他們生有精神的鰓，呼吸新鮮而稀薄的物質反而使他們感到痛苦和厭惡。
不要以為這隻是表面的比較，這是不同成長階段和不同層次中同一現象的真實類比。
容易理解&hellip&hellip容易糾正！請問，對誰容易？對那些群衆，那些在水晶宮45的過道上擠得水洩不通的群衆，那些在中世紀講道師（他不知怎麼會出現在我們這個世紀，他許給人們的隻是天國的懲罰和人間的貧苦，語言粗俗不堪，像席勒在《華倫斯坦的軍營》中描寫的那個嘉布遣修會修士一樣46）味同嚼蠟的講道面前聽得津津有味，手舞足蹈的群衆？ 對他們說來可不容易！ 人們獻出一部分财産和自由，屈服于各種權力和規則，武裝起一群群寄生蟲，建立法庭和監獄，豎起駭人的絞架，修造教堂，宣揚恐怖的地獄。
總之，一切都是為了讓人不論走到哪裡，眼前不是看到人間的劊子手，便是看到天上的劊子手，前者拿着繩索，準備扼殺一切，後者帶着火，準備點燃永恒的火焰。
這一切的目的是維護社會的安全，防止粗野的情欲和犯罪的意圖，盡量把桀骜不馴的欲望限制在社會生活的軌道内，不準越出一步。
可這時突然來了一個怪人，他露出令人生氣的天真神色，直截了當地宣稱，這一切是無稽之談，人根本不是天生的罪人，他像别的動物一樣，不必為自己負主要罪責，也像它們一樣不需要法庭，他最需要的隻是教育。
不僅如此，他還站在法官和神父（這些人存在的唯一根據，唯一充足的理由，便是罪孽、懲罰和赦免）面前，當衆宣布，人不是自己創造自己的性格，隻要從他出生的一天起就把他放在不可能成為騙子的環境中，他就不會成為騙子，隻會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好人。
現在社會是用一系列荒謬的東西驅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可是人們懲罰的不是社會制度，卻是個人。
歐文認為這很容易理解？ 難道他不知道，我們很容易想象一隻貓因為犯了殺鼠罪，被判處絞刑，一隻狗因為賣力追捕潛逃的兔子，被授予光榮的頸圈，然而很難想象一個孩子淘氣搗亂，卻可以免受懲罰，更不必說罪犯了。
認為用整個社會的力量對罪犯進行報複，是卑鄙而愚蠢的；認為法院依靠整個國家的力量，對罪犯冒了生命危險，在感情沖動下犯的暴行，有恃無恐地、冷漠無情地實施報複，以同樣的暴行對付他，是可憎的，無益的&mdash&mdash這些看法我們萬難容忍，我們的鰓不能适應它們！差距太大了！ 群衆之所以憂心忡忡，頑固不化，不顧一切地保衛舊事物，堅持保守主義立場，是由于一種愚昧的認識，認為絞架和忏悔，死刑和靈魂不滅，對上帝的畏懼和對政府的畏懼，刑事法庭和最後審判，國王和祭司，這一切在從前本來是一大進步，一大提高，是偉大的成就，是人們在精疲力竭之餘可以攀登平靜的生活園地的腳手架，是人們在自己不認識道路時可以幫助他們通向港口的渡船，到了那裡，他們就可以獲得休息，擺脫與大自然的艱苦、鬥争，擺脫人間流血流汗的勞動，享受太平盛世逍遙自在的生活，因此，這些都是進步、自由、藝術和思想活動的首要條件！ 為了保衛這來之不易的平靜生活，人們在自己的港口周圍布置了各種防衛設施，把拿起棍子、擔任警戒和保護的責任交給了國王，把詛咒和祝福的權力交給了祭司。
戰勝的部族自然要奴役戰敗的部族，把自己的安閑，也就是自己的發達建立在這種奴役上。
按實質說，國家、文明、人的自由，都起源于奴役制度。
自我保衛的本能帶來了殘忍的法律，不受約束的幻想完成了其他一切。
世代承襲的傳說，年複一年地給那個起源蒙上了一層層五光十色的霧霭，壓迫的統治者和被壓迫的奴隸一樣，惶恐地俯伏在聖訓面前，相信那是在雷轟、閃電、密雲中，耶和華從西乃山上口授的，47或者是寄生在他頭腦中的聖靈對選民所作的啟示。
國家便建立在這些奠基石上，它們構成了形形色色的基礎，如果把它們歸結為主要的原則，清除各種幻想的、幼稚的、屬于成長階段的雜質，那麼我們便會看到，它們始終是相同的，可以适用于一切教會和一切國家，布景和形式發生了變化，但原則依然相同。
非洲的土皇帝可以親手宰殺罪犯，他們的懲罰措施是野蠻的，但這與委托别人行刑的法官的懲罰方式沒有多大差異。
主要之點在于，不論是穿皮大氅、戴白假發、耳朵後夾羽毛筆的法官，還是鼻子上插羽毛、渾身黑乎乎的光身子非洲土皇帝，都從不懷疑他們這麼做是為了拯救社會，他們不僅有權在各種場合殺人，而且這是他們的神聖職責。
某個森林中的巫師念的不連貫的咒語，和某個大主教或高級教士念的不連貫的廢話，也是彼此相似的。
重要的不在于誰念什麼咒，召喚什麼靈魂，而在于承認不承認死後的世界，那個誰也沒有見過的世界，人在那裡能活動但沒有軀體，能思考但沒有頭腦，能感覺但沒有神經，不僅在我們進入幽冥世界以後，而且在我們目前的活動狀态中，它也能對我們發生影響。
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那麼其餘都是次要的，都是枝節變化。
埃及的神長着狗的嘴臉，希臘的神容貌俊俏，亞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朱澤培·馬志尼的神，皮埃爾·勒魯的神，這都是同樣的神，正如《古蘭經》明确說明的：&ldquo真主便是真主&rdquo。
民族越是發達，它的宗教也越發達，但是随着宗教離偶像崇拜越來越遠，它也越來越深入人的内心，滲透到它的一切方面。
原始的天主教和金碧輝煌的拜占庭儀式，對智力的限制比不上簡陋的新教。
不靠啟示、沒有教堂、自命為符合邏輯的宗教，幾乎無法從智力淺薄的頭腦中徹底根除，這種頭腦既沒有足夠的信心，又沒有足夠的判斷能力。
48 在法律的教堂中也一樣。
森林土人的王用钺或斧執行自己的判決，他離犯人或被告這麼近，如果後者有一把更長的斧子，便可以先發制人。
不僅如此，鼻子上插羽毛的執法人很可能憑自己的好惡，胡亂行刑，群衆難免怨聲載道，終于公開反叛，或者并不信任他，隻是被迫屈服于他的淫威下，像屈服于瘟疫或洪水一樣。
但毫不徇私舞弊的公正法庭盡管忠于自己的原則，并不能保證這些原則絕對正确，而那裡的法官卻變得加倍堅定，執法如山，誰也不懷疑他，連受害者本人也不例外，以緻哪怕滿腹冤屈走向絞架，仍相信法官的行為是公正的，絞死他是必要的。
除了對自由的畏懼心理（它與孩子沒人攙扶開始走路時的感覺一樣），除了長期養成的習慣（它使人們依戀那些染有血和汗的扶手，那些曾從可怕的暴風雨中救過他們的、像救命方舟似的船舶），還有堅固的扶壁支撐着古老的大廈。
群衆不開化，對事物缺乏理解，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患得患失的自私心理也妨礙了少數人的理解能力，這兩方面長期以來一直對舊秩序起了支持作用。
至于那些受過教育的階層，他們背棄了自己的信念，為了不讓群衆擺脫羁絆，甯可自己接受這種羁絆。
确實，情況不是毫無危險的。
在上面和下面是兩本不同的日曆。
上面是19世紀，下面隻是15世紀，而且那也還沒到最底層，在最底層還有各種膚色、各類種族和各個氣溫地帶的霍屯督人和卡菲爾人49。
如果認真考慮一下這個文化，那麼它在社會的底層造成了大量乞丐和倫敦的無業遊民，他們走到半路，又退回了狐猴和猩猩的狀态，可是在這文化的頂端卻是一切王朝的形形色色墨洛溫50侏儒和一切貴族階級的阿茲特克族51低能兒，這幅景象叫人看了确實頭暈目眩。
試想，要是讓這個動物園得到自由，沒有教堂，沒有宗教裁判所和法庭，沒有神父、國王和劊子手，那會變得怎樣！ 歐文認為，神學和法學可以成為萬古長存的堡壘隻是謊言，亦即過時的真理。
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卻在這理由下要求它們退出曆史舞台，忘記這些堡壘是有英勇的軍隊守衛的。
世上沒有比僵屍更頑固的事物，你可以打它，肢解它，但不能說服它。
何況在我們的奧林匹斯山上掌權的已不是随和的、喜歡縱酒行樂的希臘諸神&mdash&mdash按照盧奇安52的說法，他們正在商讨辦法抵制無神論時，一聽得報告說，他們的事業已一敗塗地，雅典已有人證明神并不存在，他們便吓得臉色發白，逃之夭夭了。
希臘人，不論人和神，都比較單純。
希臘人相信呓語，按照兒童的審美要求制造大理石玩偶，可是我們卻是從利息和紅利的角度支持耶稣會和自己的&ldquo老店&rdquo53的，目的在于控制人民和保證對他們的剝削。
這裡談得到什麼邏輯？ 因此我們面對的問題，不是歐文正确還是錯誤，而是一般說來，理性觀念和精神獨立是否與國家意識并行不悖？ 曆史證明，社會在不斷追求理性的自主權，但同時也證明，它們依然處在精神不自由的狀态。
這些問題能否解決，這很難講；要解決并不容易，尤其是單靠博愛和其他溫和善良的感情是無濟于事的。
在生活的一切領域中，我們都能碰到無法解決的二律背反現象，好比兩條漸近線，永遠在向自己的雙曲線靠攏，但永遠不能合成一條。
這是兩個極限，生活在它們之間搖擺、移動和流逝，一會兒靠近這一邊，一會兒靠近那一邊。
抗議社會不自由和良心受奴役的人的出現，不是新現象。
在一切多少成熟的，尤其是衰老的文化面前，他們經常作為揭露者和預言者出現。
這是發展的頂點，它的攔路截擊者，越出常規的罕見現象，正如天才、美和非凡的嗓音一樣。
但經驗還沒有證明，他們的烏托邦可以實現。
在我們眼前有一個可怕的例子。
自從人類有記憶的時候起，對國家合理而自由的發展有利的各種條件同時彙集的情況，除了北美洲，我們還沒看到過；在貧瘠的、年代久遠的土壤上或者在完全沒有開墾過的土壤上存在的一切不利因素，這裡全然沒有。
18世紀偉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學說在排除了法國的軍國主義精神以後，英國的普通法在排除了等級觀念以後，成了這個國家的生活方式的基礎。
還要什麼呢？舊歐洲夢寐以求的一切這裡全都有了：共和主義，民主，聯邦制度，各個地區的自治以及把它們聯合起來的統一的紐帶&mdash&mdash中央那個松散的結子。
這一切結果怎樣呢？ 社會和多數人攫取了專制和警察的權力；人民自己行使了尼古拉一世、第三廳和劊子手的職能；八十年前宣布過&ldquo人權&rdquo的人民，卻由于&ldquo鞭打權&rdquo而分裂了。
南部各州把&ldquo奴隸制&rdquo寫上了自己的旗子，正如從前尼古拉把&ldquo專制&rdquo寫上自己的旗子一樣，在那裡對思想方式和言論的迫害和壓制，其卑鄙程度并不比那不勒斯的國王或維也納的皇帝差一些。
在北部各州，奴隸制還沒有上升為宗教信條，但是在一個丢下賬簿隻是為了轉動桌子54，為了扶乩降靈的國家裡，在一個保存着清教徒和公誼會排斥異己傳統的國家裡，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達到多高的水平呢！ 同樣的情形在英國和瑞士也能遇到，隻是形式較為和緩而已。
一個國家，政府的幹預越少，言論和精神獨立的權利越能得到承認，群衆也越是不能容忍異己，輿論也越是帶有強制作用；你的鄰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縫，家庭，俱樂部和教區，都随時在監視着你，對你履行着警察的職責。
難道隻有無法在内部保障自由的民族，才能建立自由的制度不成？那麼歸根結底，這豈不是說，國家所一貫推行的要求和理想，那些優秀的思想家們奮力追求的目标，它們的實現卻是與國家生活不能相容的？ 我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沒有權利認為它可以解決。
直到現在，曆史隻采取一種方式解決它；有些思想家，其中包括歐文，卻不同。
歐文懷着18世紀（被稱為沒有宗教信仰的時期）思想家牢不可破的信念，相信人類還處在莊嚴地穿上成年袍55的前夕。
可是我們覺得，所有的保護人和指導者，叔叔們和嬷嬷們，正是靠這種未成年狀态才可以安心吃喝和睡覺。
不論人民會提出什麼荒謬的要求，在我們這個世紀，他們還不會提出成年的權利。
人類還得像兒童一樣穿着翻領衫生活很久。
這原因是很多的。
要使人具有理性，頭腦清醒，他必須首先成為巨人；可是說到底，任何偉大的力量都不足以做到這一點，如果社會生活已形成固定的整體，牢不可破，像在日本和中國一樣。
一個嬰孩，從他在母親懷中睜開眼睛，發出微笑的時候起，直到他求得良心和上帝的寬恕之後，同樣平靜地閉上眼睛為止，他都相信，當他安眠之後，他将被帶往一個住處，那裡既沒有哭聲，也沒有歎息&mdash&mdash一切都這麼安排好了，他不必發展一個簡單的觀念，接觸一個簡單明确的思想。
他随着母親的乳汁一起吸進了麻醉劑；任何感情不可能不遭到歪曲，不可能不離開自然的軌道。
學校教育隻是家庭教育的繼續，它灌輸的是樂觀的謊言，書本加深了它，從理論上賦予了傳統垃圾以合法地位，引導孩子們做到知道，但不理解，把一切名稱當作鑒定予以接受。
概念上的糊塗，語言上的混亂，使人失去了對真理的嗅覺，對自然的興味。
必須具有強大的思維能力才會辨别出這種精神的煤煙，帶着昏迷的頭腦沖出屋子，奔向清新的空氣，然而周圍的人們卻百般恐吓他，使他不敢跨出這一步！為此，歐文說道，正因為這樣，他對人的社會改造不是從法倫斯泰爾，也不是從伊卡利亞開始，而是從學校開始&mdash&mdash他在學校裡收的是兩歲以下的兒童56。
歐文是對的，不僅如此，他已用事實證明他是對的，在新拉納克面前歐文的反對者沉默了。
這該死的新拉納克像一塊骨頭，卡在那些老是指責社會主義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人的喉嚨中。
&ldquo孔西德朗和布裡斯班，西多修道院，克利希的裁縫們，蒲魯東的人民銀行，都幹成了什麼？&rdquo57但是在新拉納克的輝煌成就面前，大家無話可說了。
學者和使者，大臣和公爵，商人和貴族，所有的人都是懷着驚異和尊敬離開學校的。
肯特公爵的醫生是懷疑主義者，談到拉納克便面露嘲笑。
公爵作為歐文的朋友，勸他親自到新拉納克看看。
晚上醫生寫信給公爵道：&ldquo彙報得留待明天，看到的一切使我太興奮、太激動了，我還不能寫成文字；好幾次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rdquo我想，我們的老人也處在這種莊嚴的心情中。
這樣，他用事實證明了自己的思想&mdash&mdash他是正确的。
讓我們接着談吧。
新拉納克達到了繁榮的頂點。
永不疲倦的歐文不論是在前往倫敦的旅途中，在群衆大會上，在歐洲一切知名人士的不斷訪問中，甚至像我們談過的，在尼古拉·帕夫洛維奇親自拜訪時，他都滿腔熱情地關心着學校和工廠，關心着工人的福利，要在那裡創造和諧的生活。
可是一切突然垮了！ 你以為這是因為他破産了嗎？是因為教師争吵，孩子淘氣，父母酗酒成性嗎？不是，工廠發達，收入增加，工人富裕了，學校也欣欣向榮。
但是一天上午，學校裡來了兩個居心叵測的小醜，他們戴着平頂帽，穿着故意縫得很粗糙的衣服，這是兩個公誼會58教徒，與歐文本人一樣也是新拉納克的老闆。
他們蹙緊眉頭，望着歡樂的、一點不懂得何謂堕落的孩子們，看到一些小家夥不穿長褲便大驚小怪，提出要教授自己的教義問答。
歐文起先回答得很巧妙，隻是談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