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倫敦的流亡自由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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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尉,請您老實告訴我,這些勞什子您一共要賣多少錢?&rdquo我問(盡管我懷疑席勒寫過這種但丁式的詩句)。
&ldquo半克朗。
&rdquo &ldquo那麼就這麼結束我們的交易:我給您一個克朗,但請您不要強迫我購買這些畫像。
&rdquo &ldquo說真的,男爵,我很慚愧,但我的境況&hellip&hellip不過您都明白,您能體諒&hellip&hellip我一向十分尊敬您&hellip&hellip普爾斯卡娅伯爵夫人和山陀爾伯爵&hellip&hellip山陀爾·泰萊基&hellip&hellip&rdquo &ldquo請您原諒,大尉,我在頭痛,不能久陪。
&rdquo &ldquo我們的總督(那就是科蘇特),他老人家常常頭痛。
&rdquo匈牙利革命軍人說,好像是為了鼓勵和安慰我,然後趕緊收拾公事包,把拉格倫那夥人的非常像的畫像,連同金币上的維多利亞女王的肖像一起,放進了包裡。
這是提供便宜貨的小商販,另一種流亡者則十年來一直在大街上或廣場上,拉住了留胡子的外國人,說他要上美國,還缺少兩個先令路費,或者他的孩子得猩紅熱死了,還缺少六個便士買棺木;介于這兩者之間的還有一類流亡者,他們每天在給人寫信,有時利用他認識你,有時又利用他不認識你,向你訴說各種困難的境況,以緻他目前周轉不靈,不過在遙遠的将來,他還是可以拿到一筆财産的;這種信總是寫得委婉曲折,十分巧妙。
這樣的信我手邊還有不少,這裡不妨抄錄兩三份,它們都是頗具特色的。
&ldquo伯爵閣下:我是奧地利中尉軍官,但我是為馬紮爾人的自由戰鬥的,因而不得不流亡國外,以緻衣服破了也買不起新的。
如蒙閣下能惠贈幾條舊褲子,鄙人将不勝感激。
&ldquo又,明晨九時鄙人将在家恭候閣下的使者。
&rdquo 這是天真的一種,另有一種語言簡潔,完全是古典式的,例如: &ldquo先生,鄙人為高盧人,乃為人民之自由事業被逐出祖國者。
現衣食無着,如蒙先生鼎力協助,解我倒懸,将不勝感激,并在此先行緻謝。
1859年5月15日星期三。
&rdquo 另一些信既不簡潔,也不使用古典方式,卻采取了一種獨特的算賬手法: &ldquo公民:承蒙您的照顧,去年2月寄給了我三鎊(您也許不記得了,但我記得)。
此款本拟早日奉還,怎奈國内彙款至今未到,但我估計日内即可收到大筆款子。
如蒙不棄,願懇請再行賜借兩鎊,以便來日湊成整數五鎊一起奉璧。
&rdquo 我甯可不要整數,以緻三鎊依然如故。
然而這位愛好整數的先生卻開始造謠說,我與俄國公使館有某種聯系。
另外還有些信談的是事業,也有些信口氣像演講,這兩類信譯成俄文都會減色不少。
&ldquo親愛的先生,您一定知道我的發明,它可以給我們的時代帶來光榮,也可以解決我的生計問題。
但這發明始終未能加以應用,因為我無法籌集二百鎊貸款,以緻隻得把這事業束之高閣,從事給孩子教課的卑微營生。
每當持久而有益的工作出現在我面前時,命運便嘲笑我,竭力把它趕走(我逐字翻譯),我追趕它,但不可違抗的命運比我更強,它一再扼殺我的希望,不過我決不灰心。
現在我還在尋找實現我的計劃的途徑。
我能成功嗎?我幾乎深信不疑;如果您相信我的才能,願意讓您的信任伴随着我的希望,迎着變幻莫測的命運的風浪前進&hellip&hellip&rdquo接着他解釋道,他已籌集八十鎊,甚至八十五鎊,其餘的一百一十五鎊,發明人想靠借貸解決,如果成功,它可以得到一分三厘,至少一分一厘的利息。
他最後說:&ldquo今天整個世界都動蕩不定,國家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我們的敵人得靠刺刀維持殘局,在這樣一個時代中,還有比這樣的投資更有利的嗎?&rdquo 我不願出這一百一十五鎊。
于是發明者開始認為,我的行為不夠光明正大,含有某種嫌疑,對我應多加防範。
最後,還有一封才氣橫溢的信: &ldquo未來世界共和國的慷慨無私的同胞!多次蒙您和您著名的朋友路易·勃朗解囊相助,十分感激,現再度寫信給您,并寫信給路易公民,希望能惠借若幹先令。
在遠離了拉瑞斯和帕那忒斯24,來到這不歡迎客人的自私而貪婪的島國之後,我的窘境始終未得改善。
您在您的一部著作中(我經常翻閱它們),有過深刻的論斷:&lsquo天才得不到金錢會像燈沒有燈油一般熄滅&rsquo&hellip&hellip&rdquo 不言而喻,我從未寫過這類無恥的話,未來世界共和國的這位同胞也從未讀過我的任何作品。
除了文才卓越的信,還有口才卓越的人,他們&ldquo穿大街走小巷&rdquo到處都是。
這些人大多是冒牌的流亡者,實際上隻是在酒店裡喝光了錢的外國工匠,或者在國内遭到了不幸的人。
他們利用倫敦是個大城市,今天在這一帶,明天在那一帶,然後又回到&ldquo聖街&rdquo25,即攝政王大街和幹草市場、萊斯特廣場一帶,到處招搖撞騙。
五年前,一個穿得相當整齊、顯得多愁善感的年輕人,曾幾次在黃昏中走到我的面前,用帶有德國口音的法語向我問道: &ldquo您能告訴我,這個地方在哪裡嗎?&rdquo他給我看一個地點,那是離西區十多英裡的一個地方,可能在霍洛威或哈克尼一帶。
我當然像任何人一樣向他說明了這地點。
他忽然大驚失色。
&ldquo現在已是晚上九時,我還沒吃飯&hellip&hellip我什麼時候才能走到?我又沒錢坐公共馬車&hellip&hellip真沒料到這麼遠。
我不敢麻煩您,但如果您肯幫忙&hellip&hellip我隻要一個先令便夠了。
&rdquo 我又遇到他兩次,最後他消失了;過了幾個月,我很高興,又在老地方遇見了他,隻是胡子的式樣變了,帽子也換了一頂。
他熱情地舉起帽子,問我道: &ldquo您想必懂得法語吧?&rdquo &ldquo懂得,&rdquo我答道,&ldquo不僅懂得法語,還知道您要找一個地方,它離這兒很遠,時間又晚了,您還沒吃飯,又沒錢坐公共馬車,您隻要一個先令&hellip&hellip但這一次我隻能給您六個便士,因為不是您向我,而是我向您講這一切的。
&rdquo &ldquo有什麼辦法,&rdquo他答道,向我笑笑,但并無惡意,&ldquo您也許不會再相信我,但我現在要上美國了,請您再加幾個錢給我作路費吧。
&rdquo 我無法拒絕,隻得又給了他六便士。
這類先生中也有俄國人,例如,從前在高加索當過軍官的斯特列穆霍夫,早在1847年他就在巴黎行乞為生,一邊非常熟練地講些決鬥、逃亡的故事,一邊順手牽羊,凡世上的一切,如舊衣服和拖鞋,夏天的衛生衣,冬天的帆布褲,童裝,婦女的雜物,他能撈就撈,以緻弄得那些仆人非常惱火。
俄國人募集了一些錢,打發他去阿爾及爾參加外國兵團。
他在軍隊中混了五年,拿到了證件,又挨家挨戶講他那些決鬥和逃亡的故事,隻是增加了阿拉伯人的各種奇遇。
斯特列穆霍夫現在老了,他令人同情,但又非常讨厭。
倫敦使館的俄國教士為他募捐,想打發他去澳大利亞。
他們給了他去墨爾本的介紹信,還把他托付給船長本人,主要是付清了路費。
斯特列穆霍夫來與我們告别,我們給他置辦了充足的行裝,我給了他一件厚厚的大衣,豪格給了他襯衫等等。
斯特列穆霍夫告别時哭哭啼啼地說道: &ldquo先生們,不論你們怎麼說,到這麼遠的地方去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一下子與一切生活習慣分手,但必須這麼做&hellip&hellip&rdquo 他吻了我們,熱情地表示了感謝。
我想,斯特列穆霍夫一定早已在維多利亞河邊什麼地方住下,誰知一天突然在《泰晤士報》上看到:一個俄國軍官斯特列穆霍夫,由于在酒店酗酒,打架,以及互相指責偷竊等等罪行,被判處三個月監禁。
這以後過了四個月,我走過牛津街,正好下大雨,我沒帶傘,躲進了一個門洞裡。
我剛站住,一個瘦長條子打着一把破傘,也匆匆鑽進了另一個門洞。
我認出了斯特列穆霍夫。
&ldquo怎麼,您從澳大利亞回來了?&rdquo我問他,直視着他的眼睛。
&ldquo啊,這是您,我簡直認不出您了,&rdquo他回答,聲音虛弱,像快斷氣似的,&ldquo不,先生,不是從澳大利亞回來,是剛出醫院,我在那兒躺了三個月,病得差點死掉&hellip&hellip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沒有死。
&rdquo &ldquo在哪個醫院?是聖喬治醫院嗎?&rdquo &ldquo不,不在這兒,是在南安普敦。
&rdquo &ldquo您既然病了,為什麼不告訴大家?哦,您怎麼沒走?&rdquo &ldquo我誤了第一班火車,搭第二班到達碼頭時,輪船已開走了。
我在岸上站了一會兒,恨不得跳進海裡淹死。
我去找神父介紹我認識的一個牧師。
他說:&lsquo船長走了,他不能等你一個鐘頭。
&rsquo&rdquo &ldquo那麼錢呢?&rdquo &ldquo他把錢留在牧師那裡。
&rdquo &ldquo您當然把它們拿走了?&rdquo &ldquo是的,不過毫無意思,我生病時把錢放在枕頭下,都被人偷走了,這些混蛋!如果您能幫個忙&hellip&hellip&rdquo &ldquo不過在您離開的時候,有一個人也叫斯特列穆霍夫,由于跟一個信差打架被關進了監獄,也是三個月。
您沒聽說嗎?&rdquo &ldquo我病得都快死了,怎麼會聽到。
哦,雨好像停了。
祝您平安。
&rdquo &ldquo當心,别在雨中着了涼,否則,又得進醫院啦。
&rdquo 克裡米亞戰争以後,俄國海軍和陸軍的一些俘虜,自己也不知怎麼搞的,仍留在倫敦。
這些人大多喝醉了酒,等到醒來,為時已晚。
其中有幾個向大使館要求保護,遞了申請書,但是布倫諾夫男爵26根本不當一回事! 他們的前途十分悲慘。
他們面黃肌瘦,衣衫褴褛,有時低聲下氣,有時橫行霸道,在街上讨錢(在夜裡十時以後的一些小胡同中看到他們,不禁會毛骨悚然)。
1853年,一些水手從樸次茅斯港口的一艘軍艦上逃走了;根據愚昧的法律(這是隻對海軍士兵适用的法律),一部分人被強迫送回了船上。
但有幾個人得以脫身,從樸次茅斯步行到了倫敦。
其中有一個年輕人,二十二歲,面貌和善,開朗,本來是個靴匠,據他自己說,他能做拖鞋,我替他買了工具,給了他一些錢,但是他沒有生意。
這時加裡波第正要帶着自己的&ldquo共和号&rdquo前往熱那亞,我請他把年輕人帶去。
加裡波第接受了,講定每月一鎊工資,如果他幹得好,還答應一年後加成兩鎊。
水手當然滿意,向加裡波第預支了兩鎊錢,把自己的雜物搬上了輪船。
加裡波第出發後的第二天,水手來找我了,他臉紅紅的,
&ldquo半克朗。
&rdquo &ldquo那麼就這麼結束我們的交易:我給您一個克朗,但請您不要強迫我購買這些畫像。
&rdquo &ldquo說真的,男爵,我很慚愧,但我的境況&hellip&hellip不過您都明白,您能體諒&hellip&hellip我一向十分尊敬您&hellip&hellip普爾斯卡娅伯爵夫人和山陀爾伯爵&hellip&hellip山陀爾·泰萊基&hellip&hellip&rdquo &ldquo請您原諒,大尉,我在頭痛,不能久陪。
&rdquo &ldquo我們的總督(那就是科蘇特),他老人家常常頭痛。
&rdquo匈牙利革命軍人說,好像是為了鼓勵和安慰我,然後趕緊收拾公事包,把拉格倫那夥人的非常像的畫像,連同金币上的維多利亞女王的肖像一起,放進了包裡。
這是提供便宜貨的小商販,另一種流亡者則十年來一直在大街上或廣場上,拉住了留胡子的外國人,說他要上美國,還缺少兩個先令路費,或者他的孩子得猩紅熱死了,還缺少六個便士買棺木;介于這兩者之間的還有一類流亡者,他們每天在給人寫信,有時利用他認識你,有時又利用他不認識你,向你訴說各種困難的境況,以緻他目前周轉不靈,不過在遙遠的将來,他還是可以拿到一筆财産的;這種信總是寫得委婉曲折,十分巧妙。
這樣的信我手邊還有不少,這裡不妨抄錄兩三份,它們都是頗具特色的。
&ldquo伯爵閣下:我是奧地利中尉軍官,但我是為馬紮爾人的自由戰鬥的,因而不得不流亡國外,以緻衣服破了也買不起新的。
如蒙閣下能惠贈幾條舊褲子,鄙人将不勝感激。
&ldquo又,明晨九時鄙人将在家恭候閣下的使者。
&rdquo 這是天真的一種,另有一種語言簡潔,完全是古典式的,例如: &ldquo先生,鄙人為高盧人,乃為人民之自由事業被逐出祖國者。
現衣食無着,如蒙先生鼎力協助,解我倒懸,将不勝感激,并在此先行緻謝。
1859年5月15日星期三。
&rdquo 另一些信既不簡潔,也不使用古典方式,卻采取了一種獨特的算賬手法: &ldquo公民:承蒙您的照顧,去年2月寄給了我三鎊(您也許不記得了,但我記得)。
此款本拟早日奉還,怎奈國内彙款至今未到,但我估計日内即可收到大筆款子。
如蒙不棄,願懇請再行賜借兩鎊,以便來日湊成整數五鎊一起奉璧。
&rdquo 我甯可不要整數,以緻三鎊依然如故。
然而這位愛好整數的先生卻開始造謠說,我與俄國公使館有某種聯系。
另外還有些信談的是事業,也有些信口氣像演講,這兩類信譯成俄文都會減色不少。
&ldquo親愛的先生,您一定知道我的發明,它可以給我們的時代帶來光榮,也可以解決我的生計問題。
但這發明始終未能加以應用,因為我無法籌集二百鎊貸款,以緻隻得把這事業束之高閣,從事給孩子教課的卑微營生。
每當持久而有益的工作出現在我面前時,命運便嘲笑我,竭力把它趕走(我逐字翻譯),我追趕它,但不可違抗的命運比我更強,它一再扼殺我的希望,不過我決不灰心。
現在我還在尋找實現我的計劃的途徑。
我能成功嗎?我幾乎深信不疑;如果您相信我的才能,願意讓您的信任伴随着我的希望,迎着變幻莫測的命運的風浪前進&hellip&hellip&rdquo接着他解釋道,他已籌集八十鎊,甚至八十五鎊,其餘的一百一十五鎊,發明人想靠借貸解決,如果成功,它可以得到一分三厘,至少一分一厘的利息。
他最後說:&ldquo今天整個世界都動蕩不定,國家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我們的敵人得靠刺刀維持殘局,在這樣一個時代中,還有比這樣的投資更有利的嗎?&rdquo 我不願出這一百一十五鎊。
于是發明者開始認為,我的行為不夠光明正大,含有某種嫌疑,對我應多加防範。
最後,還有一封才氣橫溢的信: &ldquo未來世界共和國的慷慨無私的同胞!多次蒙您和您著名的朋友路易·勃朗解囊相助,十分感激,現再度寫信給您,并寫信給路易公民,希望能惠借若幹先令。
在遠離了拉瑞斯和帕那忒斯24,來到這不歡迎客人的自私而貪婪的島國之後,我的窘境始終未得改善。
您在您的一部著作中(我經常翻閱它們),有過深刻的論斷:&lsquo天才得不到金錢會像燈沒有燈油一般熄滅&rsquo&hellip&hellip&rdquo 不言而喻,我從未寫過這類無恥的話,未來世界共和國的這位同胞也從未讀過我的任何作品。
除了文才卓越的信,還有口才卓越的人,他們&ldquo穿大街走小巷&rdquo到處都是。
這些人大多是冒牌的流亡者,實際上隻是在酒店裡喝光了錢的外國工匠,或者在國内遭到了不幸的人。
他們利用倫敦是個大城市,今天在這一帶,明天在那一帶,然後又回到&ldquo聖街&rdquo25,即攝政王大街和幹草市場、萊斯特廣場一帶,到處招搖撞騙。
五年前,一個穿得相當整齊、顯得多愁善感的年輕人,曾幾次在黃昏中走到我的面前,用帶有德國口音的法語向我問道: &ldquo您能告訴我,這個地方在哪裡嗎?&rdquo他給我看一個地點,那是離西區十多英裡的一個地方,可能在霍洛威或哈克尼一帶。
我當然像任何人一樣向他說明了這地點。
他忽然大驚失色。
&ldquo現在已是晚上九時,我還沒吃飯&hellip&hellip我什麼時候才能走到?我又沒錢坐公共馬車&hellip&hellip真沒料到這麼遠。
我不敢麻煩您,但如果您肯幫忙&hellip&hellip我隻要一個先令便夠了。
&rdquo 我又遇到他兩次,最後他消失了;過了幾個月,我很高興,又在老地方遇見了他,隻是胡子的式樣變了,帽子也換了一頂。
他熱情地舉起帽子,問我道: &ldquo您想必懂得法語吧?&rdquo &ldquo懂得,&rdquo我答道,&ldquo不僅懂得法語,還知道您要找一個地方,它離這兒很遠,時間又晚了,您還沒吃飯,又沒錢坐公共馬車,您隻要一個先令&hellip&hellip但這一次我隻能給您六個便士,因為不是您向我,而是我向您講這一切的。
&rdquo &ldquo有什麼辦法,&rdquo他答道,向我笑笑,但并無惡意,&ldquo您也許不會再相信我,但我現在要上美國了,請您再加幾個錢給我作路費吧。
&rdquo 我無法拒絕,隻得又給了他六便士。
這類先生中也有俄國人,例如,從前在高加索當過軍官的斯特列穆霍夫,早在1847年他就在巴黎行乞為生,一邊非常熟練地講些決鬥、逃亡的故事,一邊順手牽羊,凡世上的一切,如舊衣服和拖鞋,夏天的衛生衣,冬天的帆布褲,童裝,婦女的雜物,他能撈就撈,以緻弄得那些仆人非常惱火。
俄國人募集了一些錢,打發他去阿爾及爾參加外國兵團。
他在軍隊中混了五年,拿到了證件,又挨家挨戶講他那些決鬥和逃亡的故事,隻是增加了阿拉伯人的各種奇遇。
斯特列穆霍夫現在老了,他令人同情,但又非常讨厭。
倫敦使館的俄國教士為他募捐,想打發他去澳大利亞。
他們給了他去墨爾本的介紹信,還把他托付給船長本人,主要是付清了路費。
斯特列穆霍夫來與我們告别,我們給他置辦了充足的行裝,我給了他一件厚厚的大衣,豪格給了他襯衫等等。
斯特列穆霍夫告别時哭哭啼啼地說道: &ldquo先生們,不論你們怎麼說,到這麼遠的地方去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一下子與一切生活習慣分手,但必須這麼做&hellip&hellip&rdquo 他吻了我們,熱情地表示了感謝。
我想,斯特列穆霍夫一定早已在維多利亞河邊什麼地方住下,誰知一天突然在《泰晤士報》上看到:一個俄國軍官斯特列穆霍夫,由于在酒店酗酒,打架,以及互相指責偷竊等等罪行,被判處三個月監禁。
這以後過了四個月,我走過牛津街,正好下大雨,我沒帶傘,躲進了一個門洞裡。
我剛站住,一個瘦長條子打着一把破傘,也匆匆鑽進了另一個門洞。
我認出了斯特列穆霍夫。
&ldquo怎麼,您從澳大利亞回來了?&rdquo我問他,直視着他的眼睛。
&ldquo啊,這是您,我簡直認不出您了,&rdquo他回答,聲音虛弱,像快斷氣似的,&ldquo不,先生,不是從澳大利亞回來,是剛出醫院,我在那兒躺了三個月,病得差點死掉&hellip&hellip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沒有死。
&rdquo &ldquo在哪個醫院?是聖喬治醫院嗎?&rdquo &ldquo不,不在這兒,是在南安普敦。
&rdquo &ldquo您既然病了,為什麼不告訴大家?哦,您怎麼沒走?&rdquo &ldquo我誤了第一班火車,搭第二班到達碼頭時,輪船已開走了。
我在岸上站了一會兒,恨不得跳進海裡淹死。
我去找神父介紹我認識的一個牧師。
他說:&lsquo船長走了,他不能等你一個鐘頭。
&rsquo&rdquo &ldquo那麼錢呢?&rdquo &ldquo他把錢留在牧師那裡。
&rdquo &ldquo您當然把它們拿走了?&rdquo &ldquo是的,不過毫無意思,我生病時把錢放在枕頭下,都被人偷走了,這些混蛋!如果您能幫個忙&hellip&hellip&rdquo &ldquo不過在您離開的時候,有一個人也叫斯特列穆霍夫,由于跟一個信差打架被關進了監獄,也是三個月。
您沒聽說嗎?&rdquo &ldquo我病得都快死了,怎麼會聽到。
哦,雨好像停了。
祝您平安。
&rdquo &ldquo當心,别在雨中着了涼,否則,又得進醫院啦。
&rdquo 克裡米亞戰争以後,俄國海軍和陸軍的一些俘虜,自己也不知怎麼搞的,仍留在倫敦。
這些人大多喝醉了酒,等到醒來,為時已晚。
其中有幾個向大使館要求保護,遞了申請書,但是布倫諾夫男爵26根本不當一回事! 他們的前途十分悲慘。
他們面黃肌瘦,衣衫褴褛,有時低聲下氣,有時橫行霸道,在街上讨錢(在夜裡十時以後的一些小胡同中看到他們,不禁會毛骨悚然)。
1853年,一些水手從樸次茅斯港口的一艘軍艦上逃走了;根據愚昧的法律(這是隻對海軍士兵适用的法律),一部分人被強迫送回了船上。
但有幾個人得以脫身,從樸次茅斯步行到了倫敦。
其中有一個年輕人,二十二歲,面貌和善,開朗,本來是個靴匠,據他自己說,他能做拖鞋,我替他買了工具,給了他一些錢,但是他沒有生意。
這時加裡波第正要帶着自己的&ldquo共和号&rdquo前往熱那亞,我請他把年輕人帶去。
加裡波第接受了,講定每月一鎊工資,如果他幹得好,還答應一年後加成兩鎊。
水手當然滿意,向加裡波第預支了兩鎊錢,把自己的雜物搬上了輪船。
加裡波第出發後的第二天,水手來找我了,他臉紅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