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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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在美國宴會之後，出現了成立國際委員會的嘗試&mdash&mdash這是英國憲章派和各國流亡者試圖采取聯合行動，宣布自己的存在和統一的最後一次努力。
委員會的倡議者是厄内斯特·瓊斯52。
他企圖挽救過早衰老的憲章運動，使英國工人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攜起手來。
為促進這種真誠的合作，雙方決定采取一次共同行動&mdash&mdash召開紀念1848年2月24日的大會。
53 國際委員會選舉了我和其他十人作委員，并要求我在大會上談談俄國，我寫信感謝了他們，但表示不想發言&mdash&mdash要是馬克思和戈洛溫沒有迫使我為了故意與他們作對，走上聖馬丁會堂講壇的話，事情本來可以這麼結束。
54 起先瓊斯收到了一個德國人的信，抗議我的當選。
他寫道，我是著名的泛斯拉夫主義者，我寫過必須征服維也納，并把它稱作斯拉夫民族的首都，我還宣傳俄國的農奴地位，把它作為全體農民的理想社會。
他提出這一切的根據，便是我給林頓的信（《舊世界與俄國》）55。
瓊斯沒有把這種愛國主義的誣蔑放在心上。
但是這封信隻是試探性的前奏。
在委員會的下一次會議上，馬克思便提出，他認為我的當選不符合委員會的宗旨，建議取消我的資格。
瓊斯指出，這不像他想的那麼容易，委員會選舉了一個根本不想當它的委員的人，而且正式通知了他，現在便不能憑一個委員的意願便改變這個決定，馬克思不妨把自己的意見寫成書面材料，他可以立即把它提交委員會讨論。
對此，馬克思說道，他并不認識我，他的指責絲毫不帶個人意氣，但是他認為，我是俄國人，又是在所寫的一切中支持俄國的俄國人，單單這一點已經夠了；最後他說，如果委員會不取消我的名字，那麼他馬克思和他所有的人，都隻得退出這個委員會。
厄内斯特·瓊斯，法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還有兩三個德國人，以及英國人，在表決時都支持我。
馬克思落到了極少數的地位。
他與自己的同夥離開了委員會，再也沒有回來。
在委員會遭到失敗後，馬克思集團退進了自己的堡壘&mdash&mdash《廣告晨報》。
赫斯特與布萊克特出版了《往事與随想》一卷的英譯本，其中收入了《監獄與流放》。
56為了有個動聽的書名，他們毫不猶豫地把它改成了《我在西伯利亞的流放生活》。
《快報》首先指出，這是吹牛。
我給出版商寫了信，也給《快報》寫了信。
赫斯特和布萊克特聲明，書名是他們改的，原稿上沒有這名稱，但霍夫曼和卡佩在德文本上也用了&ldquo在西伯利亞&rdquo等字。
《快報》把這一切都發表了。
看來事情已經了結。
但是《廣告晨報》卻開始攻擊我，一星期有兩三次。
它說，我用&ldquo西伯利亞&rdquo這詞，是為了使書容易出售，說我在書出版後過了五天才提出抗議，是為了讓書有個推銷的時間。
我作了答複；他們發表時加了标題：&ldquo赫爾岑先生事件&rdquo，仿佛這是給殺人案件或刑事案件加按語&hellip&hellip《廣告晨報》的德國人不僅不相信&ldquo西伯利亞&rdquo是書商加的，而且對流放本身提出了懷疑：&ldquo在維亞特卡和諾夫哥羅德，赫爾岑先生是在沙皇衙門裡當官，他在何時何地被流放過？&rdquo 最後，興趣消失了&hellip&hellip《廣告晨報》才忘記了我。
過了四年，意大利戰争57開始了；這時紅色的馬克思忽然看中了最黑最黃的《奧格斯堡報》58，在它上面宣稱（匿名），卡爾·福格特是拿破侖親王的奸細，科蘇特、山·泰萊基59、普爾斯基等等都已被拿破侖收買。
接着他又寫道：&ldquo根據最可靠的消息，赫從拿破侖那裡領取巨款。
他與羅亞耳宮的密切關系早已不是秘密&hellip&hellip&rdquo60 我沒有答複，他便自以為得計，不久倫敦那份營養不良的周刊《海爾曼》又登出了一篇小文章，文章說（盡管我已聲明過十來次，我從未寫過這類話）我&ldquo建議俄國占領維也納，認為它是斯拉夫世界的首都&rdquo。
61 我們在一起吃飯，大約十個人，有人談到了報上報道的烏爾班和他的滂陀爾62在科摩湖一帶的暴行。
加富爾公布了這些事件。
對于烏爾班的行徑，那是毫無疑問的。
這個來曆不明的亡命之徒是雇傭兵出身，後來不知混進了哪個兵營，又在哪個軍隊中青雲直上；這是男性的營妓，生來就是在戰場上厮殺的大兵，滂陀爾和匪徒。
那是在馬真塔和索爾費裡諾戰役63前夕。
當時德國人的愛國思想已到了惡性膨脹時期；對意大利的古典主義式的好感，對奧地利的愛國主義的仇恨，在驕傲的日耳曼民族自大狂面前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這種自大狂隻指望不惜一切長期侵占别國的&ldquo四要塞防禦區&rdquo64。
巴伐利亞人已整裝待發，盡管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命令，聽到任何号召，接到任何指示&hellip&hellip可是他們揮舞着解放戰争65時期生鏽的軍刀，用啤酒灌醉了克羅地亞人和達爾馬提亞人，給他們撒鮮花，讓他們為了奧地利，也為了讓自己永遠遭受奴役去攻打意大利人。
自由派流亡者布赫爾66，還有一個應該是紅胡子67的旁系子孫、名叫羅德貝爾圖斯68的人，都發出了叫嚣，指責一切外國人（也就是意大利人）企圖占領威尼斯&hellip&hellip 在這種不和諧的氣氛中，在肉湯和煎魚之間，烏爾班的暴行問題引起了争論。
&ldquo嗯，如果這不是真的呢？&rdquo米勒-斯特魯賓69提出，臉色有些發白，這人從身體來說是出生在梅克倫堡70，但從精神來說是出生在柏林的。
&ldquo然而加富爾的照會&hellip&hellip&rdquo &ldquo這什麼也不能證明。
&rdquo &ldquo如果這樣，&rdquo我指出道，&ldquo那麼也可以懷疑在馬真塔是奧地利人擊潰了法軍，因為我們中間誰也沒有在那兒。
&rdquo &ldquo這是另一回事&hellip&hellip那兒有千萬個證人，其中也有意大利農民。
&rdquo &ldquo您又何苦要為奧地利将軍辯護呢&hellip&hellip難道在1848年，我們還沒有吃夠這些人和普魯士将軍、普魯士軍官的苦頭嗎？這些該死的容克軍官自高自大，驕橫跋扈&hellip&hellip&rdquo &ldquo先生們，&rdquo米勒說道，&ldquo普魯士軍官是不允許侮辱的，不能把他們與奧地利人同等看待。
&rdquo &ldquo我們不知道這種微妙的區别；他們同樣讨厭，同樣可惡，我覺得，所有這些人，還有我們的近衛軍，都是一丘之貉&hellip&hellip&rdquo &ldquo誰侮辱普魯士軍官，便是侮辱普魯士民族，他們與它是不可分割的。
&rdquo米勒說，臉色氣得煞白，用生平第一次發抖的手放下了斟得滿滿的酒杯。
&ldquo我們的朋友米勒是德國最偉大的愛國者，&rdquo我說，仍帶有半開玩笑的性質，&ldquo他在祖國的祭台上不僅要獻出生命，獻出燒傷的手，還獻出了自己健全的思想。
&rdquo &ldquo他的腳不會再踏進侮辱德意志民族的地方。
&rdquo說完這話，我們的哲學博士便站了起來，把餐巾丢在桌上作為決裂的物質表現，鐵闆着臉走了&hellip&hellip從這時起我們再也沒有見面。
早在1847年我與他就不分彼此，常常一起在柏林憲兵廣場的斯坦利酒家喝酒。
在我看到過的一切遊手好閑的德國人中，他是最好、最幸運的一個。
他沒有到過俄國，但一生都在跟俄國人打交道，他的生平也許對我們不是毫無趣味的。
米勒與一切不用雙手勞動的德國人一樣，多年來孜孜不倦地學習古代語言，在這方面他知識豐富，懂得很多，因此他的教育是清一色古典式的；他從來沒有時間翻一下自然科學方面的書，雖然他尊重自然科學，知道洪堡一輩子研究的都是這些東西。
米勒像一切語文學者一樣，如果不知道中世紀或古代的某一本無關緊要的書，便會羞得無地自容，然而可以毫無愧色地承認，例如，他對物理、化學等等一無所知。
米勒作為音樂的熱烈愛好者，卻不懂得鋼琴的指法，不會唱歌，作為柏拉圖美學的研究者，卻從來不會拿起鉛筆描圖，也從不留心柏林的繪畫和雕塑；他的事業是從在《斯佩爾日報》上寫深奧的文章，談論天才的、但始終不出名的演員開始的，他也是個熱心的戲劇愛好者。
然而戲劇并未妨礙他愛好其他一切娛樂，從動物園裡衰老的獅子，用爪子洗臉的白熊，變戲法，到全景圖，敞景圖，馬戲團，雙頭人，蠟像，馴狗表演等等，他都喜歡看。
我一生中還從未見到過這種活躍的懶漢，這些人整天忙忙碌碌，又無所事事。
晚上十一點多鐘，他筋疲力盡，滿頭大汗，滿身灰塵，沒精打采，氣喘籲籲地走進了屋子，朝沙發上一躺&mdash&mdash你以為他這是回到了自己屋裡嗎？根本不是，他是走進了斯坦利酒家的文學沙龍，在那兒開懷暢飲&hellip&hellip他的酒量大得驚人，不斷敲打壺蓋，堂倌不用問，便知道又得給他添酒了。
這裡全是些退出舞台的演員，不寫文章的文學家，他便在這些人中間高談闊論，一講就是幾個小時，什麼考爾巴赫71和科内利烏斯72畫得怎麼樣，拉博切塔73（！）今晚在王家歌劇院唱得怎麼樣，以及思想怎麼扼殺了詩歌，破壞了繪畫，減少了它們的直感性等等，然後他突然一躍而起，想到明天早上八點他還得去找帕薩拉尼埃74，一起上埃及博物館參觀新發現的木乃伊&mdash&mdash這必須八時到達，因為九點多鐘一個朋友答應帶他去參觀英國公使的馬廄，看看英國人怎麼飼養馬。
蓦地想起這些以後，米勒慌忙向大家道一聲歉，喝幹了杯中的酒走了；臨走，不是忘了眼鏡，就是忘了手帕或小鼻煙匣。
他跑進斯普裡河那邊的一條小街，登上四層樓，匆匆睡了一覺，又趕緊起床，免得既不需要帕薩拉尼埃、也不需要米勒博士的那個三四千年前去世的木乃伊等得不耐煩。
他的口袋裡總是空空如也，因為他把錢都花在喝酒和看賽馬上了，隻得過半饑半飽的日子，對山珍海味和精美的飲食一直懷着無限向往的心情。
然而當命運向他露出笑臉，那不幸的向往可以變為現實時，他能莊嚴地證明，他不僅對質量懷有敬意，也同樣重視數量。
盡管命運對德國人并不寬厚，尤其在語文學領域，但米勒還是幸運的。
他偶然落進了俄國的流動社會75，那裡的人大多年輕而富有教養，于是他如魚得水，可以在那兒大吃大喝。
這是他一生中最悠閑自在的詩意階段，那享樂的年代！人不斷變換，筵席卻繼續不斷，不變的隻有米勒一人。
從1840年起，誰沒有在他的帶領下遊覽過博物館，誰沒有聽他介紹過考爾巴赫，誰沒有跟他一起參觀過高等學府？那是崇拜日耳曼文化的黃金時期，俄國人懷着景仰的心情來到柏林參觀訪問，在這片哲學的土地上，這片黑格爾踩踏過的土地上流連忘返，與米勒一起喝祭神旨酒，吃斯特拉斯堡餡餅，一起懷念黑格爾和他的學生們。
不論哪一位德國人的世界觀，恐怕都經不起這類事件的沖擊。
德國人不能單靠對立統一法則，把黑格爾研究，哪怕是根據馬海内克、巴德爾、韋爾德、沙萊爾、羅森克蘭茨76，以及一切早已銷聲匿迹的40年代名流的小冊子進行的研究，與斯持拉斯堡餡餅和香槟酒統一在一起。
對他們說來還是這樣：如果要斯特拉斯堡餡餅，就得當銀行家，如果要香槟酒，就得當普魯士軍官。
米勒很滿意，他找到了科學和生活結合的巧妙途徑，忙得不可開交，沒有一天可以安靜。
一個俄國家庭坐上驿車（後來是火車）前往巴黎時，便像打羽毛球似的把他丢給了另一個剛從肯尼斯堡或什切青來的俄國家庭。
送走了一家，他又趕緊迎接另一家，告别的苦酒之後接着便是新朋友見面的甜酒。
但是哲學煉獄的導遊人維吉爾，他把北方的新信徒領進柏林生活，同時打開了純粹思維和德國酒會的大門。
我們那些心地純潔的同胞，丢下了旅館裡整潔的房間和精美的飲食，懷着仰慕之心與米勒一起走進了烏煙瘴氣的小酒店。
他們全都陶醉在無拘無束的大學生生活中，德國煙草的惡劣氣味對他們也是甜蜜而愉快的。
在1847年，我也分享過這種樂趣，仿佛我的社會價值也一下子提高了，因為每天晚上我都能在酒店裡遇到奧爾巴赫77，他在那裡用漫畫風格朗誦席勒的《人質》，講有趣的名人轶事，例如，有一位德國将軍在杜塞爾多夫為宮廷購買幾幅名畫，将軍對畫的大小不滿，認為畫家想糊弄他，少給了尺寸，于是說道：&ldquo很好，但是太小。
皇上喜歡大些的畫，皇上洞察一切；上帝更聰明，但是皇上還年輕&rdquo等等。
除了奧爾巴赫，那兒還有兩三個柏林的（這地名對40年代的俄國人多麼富于魅力啊！）教授，其中一人穿着軍裝式禮服，還有一個喝得醉醺醺的演員，對當代的舞台藝術很不以為然，認為自己是得不到賞識的天才。
這位懷才不遇的塔爾馬78隻得每晚在這裡大唱&ldquo菲埃希行刺路易-菲力普&rdquo，唱到切赫對普魯士國王的槍擊79，便壓低了一點嗓音： 鎮長切赫的失敗， 叫人永遠無法忍受， 他的子彈隻打穿了 一國主母的上衣裡子。
這就是自由歐洲的聲音！&hellip&hellip施普雷河上的雅典娜戰神！我不禁為來自特維爾林蔭大道和涅瓦大街的朋友們感到可憐。
為什麼這種無知、驚訝和崇拜的心情，這些充滿北國清新氣息的感情，原封未動地消失了呢？&hellip&h
在美國宴會之後，出現了成立國際委員會的嘗試&mdash&mdash這是英國憲章派和各國流亡者試圖采取聯合行動，宣布自己的存在和統一的最後一次努力。
委員會的倡議者是厄内斯特·瓊斯52。
他企圖挽救過早衰老的憲章運動，使英國工人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攜起手來。
為促進這種真誠的合作，雙方決定采取一次共同行動&mdash&mdash召開紀念1848年2月24日的大會。
53 國際委員會選舉了我和其他十人作委員，并要求我在大會上談談俄國，我寫信感謝了他們，但表示不想發言&mdash&mdash要是馬克思和戈洛溫沒有迫使我為了故意與他們作對，走上聖馬丁會堂講壇的話，事情本來可以這麼結束。
54 起先瓊斯收到了一個德國人的信，抗議我的當選。
他寫道，我是著名的泛斯拉夫主義者，我寫過必須征服維也納，并把它稱作斯拉夫民族的首都，我還宣傳俄國的農奴地位，把它作為全體農民的理想社會。
他提出這一切的根據，便是我給林頓的信（《舊世界與俄國》）55。
瓊斯沒有把這種愛國主義的誣蔑放在心上。
但是這封信隻是試探性的前奏。
在委員會的下一次會議上，馬克思便提出，他認為我的當選不符合委員會的宗旨，建議取消我的資格。
瓊斯指出，這不像他想的那麼容易，委員會選舉了一個根本不想當它的委員的人，而且正式通知了他，現在便不能憑一個委員的意願便改變這個決定，馬克思不妨把自己的意見寫成書面材料，他可以立即把它提交委員會讨論。
對此，馬克思說道，他并不認識我，他的指責絲毫不帶個人意氣，但是他認為，我是俄國人，又是在所寫的一切中支持俄國的俄國人，單單這一點已經夠了；最後他說，如果委員會不取消我的名字，那麼他馬克思和他所有的人，都隻得退出這個委員會。
厄内斯特·瓊斯，法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還有兩三個德國人，以及英國人，在表決時都支持我。
馬克思落到了極少數的地位。
他與自己的同夥離開了委員會，再也沒有回來。
在委員會遭到失敗後，馬克思集團退進了自己的堡壘&mdash&mdash《廣告晨報》。
赫斯特與布萊克特出版了《往事與随想》一卷的英譯本，其中收入了《監獄與流放》。
56為了有個動聽的書名，他們毫不猶豫地把它改成了《我在西伯利亞的流放生活》。
《快報》首先指出，這是吹牛。
我給出版商寫了信，也給《快報》寫了信。
赫斯特和布萊克特聲明，書名是他們改的，原稿上沒有這名稱，但霍夫曼和卡佩在德文本上也用了&ldquo在西伯利亞&rdquo等字。
《快報》把這一切都發表了。
看來事情已經了結。
但是《廣告晨報》卻開始攻擊我，一星期有兩三次。
它說，我用&ldquo西伯利亞&rdquo這詞，是為了使書容易出售，說我在書出版後過了五天才提出抗議，是為了讓書有個推銷的時間。
我作了答複；他們發表時加了标題：&ldquo赫爾岑先生事件&rdquo，仿佛這是給殺人案件或刑事案件加按語&hellip&hellip《廣告晨報》的德國人不僅不相信&ldquo西伯利亞&rdquo是書商加的，而且對流放本身提出了懷疑：&ldquo在維亞特卡和諾夫哥羅德，赫爾岑先生是在沙皇衙門裡當官，他在何時何地被流放過？&rdquo 最後，興趣消失了&hellip&hellip《廣告晨報》才忘記了我。
過了四年，意大利戰争57開始了；這時紅色的馬克思忽然看中了最黑最黃的《奧格斯堡報》58，在它上面宣稱（匿名），卡爾·福格特是拿破侖親王的奸細，科蘇特、山·泰萊基59、普爾斯基等等都已被拿破侖收買。
接着他又寫道：&ldquo根據最可靠的消息，赫從拿破侖那裡領取巨款。
他與羅亞耳宮的密切關系早已不是秘密&hellip&hellip&rdquo60 我沒有答複，他便自以為得計，不久倫敦那份營養不良的周刊《海爾曼》又登出了一篇小文章，文章說（盡管我已聲明過十來次，我從未寫過這類話）我&ldquo建議俄國占領維也納，認為它是斯拉夫世界的首都&rdquo。
61 我們在一起吃飯，大約十個人，有人談到了報上報道的烏爾班和他的滂陀爾62在科摩湖一帶的暴行。
加富爾公布了這些事件。
對于烏爾班的行徑，那是毫無疑問的。
這個來曆不明的亡命之徒是雇傭兵出身，後來不知混進了哪個兵營，又在哪個軍隊中青雲直上；這是男性的營妓，生來就是在戰場上厮殺的大兵，滂陀爾和匪徒。
那是在馬真塔和索爾費裡諾戰役63前夕。
當時德國人的愛國思想已到了惡性膨脹時期；對意大利的古典主義式的好感，對奧地利的愛國主義的仇恨，在驕傲的日耳曼民族自大狂面前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這種自大狂隻指望不惜一切長期侵占别國的&ldquo四要塞防禦區&rdquo64。
巴伐利亞人已整裝待發，盡管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命令，聽到任何号召，接到任何指示&hellip&hellip可是他們揮舞着解放戰争65時期生鏽的軍刀，用啤酒灌醉了克羅地亞人和達爾馬提亞人，給他們撒鮮花，讓他們為了奧地利，也為了讓自己永遠遭受奴役去攻打意大利人。
自由派流亡者布赫爾66，還有一個應該是紅胡子67的旁系子孫、名叫羅德貝爾圖斯68的人，都發出了叫嚣，指責一切外國人（也就是意大利人）企圖占領威尼斯&hellip&hellip 在這種不和諧的氣氛中，在肉湯和煎魚之間，烏爾班的暴行問題引起了争論。
&ldquo嗯，如果這不是真的呢？&rdquo米勒-斯特魯賓69提出，臉色有些發白，這人從身體來說是出生在梅克倫堡70，但從精神來說是出生在柏林的。
&ldquo然而加富爾的照會&hellip&hellip&rdquo &ldquo這什麼也不能證明。
&rdquo &ldquo如果這樣，&rdquo我指出道，&ldquo那麼也可以懷疑在馬真塔是奧地利人擊潰了法軍，因為我們中間誰也沒有在那兒。
&rdquo &ldquo這是另一回事&hellip&hellip那兒有千萬個證人，其中也有意大利農民。
&rdquo &ldquo您又何苦要為奧地利将軍辯護呢&hellip&hellip難道在1848年，我們還沒有吃夠這些人和普魯士将軍、普魯士軍官的苦頭嗎？這些該死的容克軍官自高自大，驕橫跋扈&hellip&hellip&rdquo &ldquo先生們，&rdquo米勒說道，&ldquo普魯士軍官是不允許侮辱的，不能把他們與奧地利人同等看待。
&rdquo &ldquo我們不知道這種微妙的區别；他們同樣讨厭，同樣可惡，我覺得，所有這些人，還有我們的近衛軍，都是一丘之貉&hellip&hellip&rdquo &ldquo誰侮辱普魯士軍官，便是侮辱普魯士民族，他們與它是不可分割的。
&rdquo米勒說，臉色氣得煞白，用生平第一次發抖的手放下了斟得滿滿的酒杯。
&ldquo我們的朋友米勒是德國最偉大的愛國者，&rdquo我說，仍帶有半開玩笑的性質，&ldquo他在祖國的祭台上不僅要獻出生命，獻出燒傷的手，還獻出了自己健全的思想。
&rdquo &ldquo他的腳不會再踏進侮辱德意志民族的地方。
&rdquo說完這話，我們的哲學博士便站了起來，把餐巾丢在桌上作為決裂的物質表現，鐵闆着臉走了&hellip&hellip從這時起我們再也沒有見面。
早在1847年我與他就不分彼此，常常一起在柏林憲兵廣場的斯坦利酒家喝酒。
在我看到過的一切遊手好閑的德國人中，他是最好、最幸運的一個。
他沒有到過俄國，但一生都在跟俄國人打交道，他的生平也許對我們不是毫無趣味的。
米勒與一切不用雙手勞動的德國人一樣，多年來孜孜不倦地學習古代語言，在這方面他知識豐富，懂得很多，因此他的教育是清一色古典式的；他從來沒有時間翻一下自然科學方面的書，雖然他尊重自然科學，知道洪堡一輩子研究的都是這些東西。
米勒像一切語文學者一樣，如果不知道中世紀或古代的某一本無關緊要的書，便會羞得無地自容，然而可以毫無愧色地承認，例如，他對物理、化學等等一無所知。
米勒作為音樂的熱烈愛好者，卻不懂得鋼琴的指法，不會唱歌，作為柏拉圖美學的研究者，卻從來不會拿起鉛筆描圖，也從不留心柏林的繪畫和雕塑；他的事業是從在《斯佩爾日報》上寫深奧的文章，談論天才的、但始終不出名的演員開始的，他也是個熱心的戲劇愛好者。
然而戲劇并未妨礙他愛好其他一切娛樂，從動物園裡衰老的獅子，用爪子洗臉的白熊，變戲法，到全景圖，敞景圖，馬戲團，雙頭人，蠟像，馴狗表演等等，他都喜歡看。
我一生中還從未見到過這種活躍的懶漢，這些人整天忙忙碌碌，又無所事事。
晚上十一點多鐘，他筋疲力盡，滿頭大汗，滿身灰塵，沒精打采，氣喘籲籲地走進了屋子，朝沙發上一躺&mdash&mdash你以為他這是回到了自己屋裡嗎？根本不是，他是走進了斯坦利酒家的文學沙龍，在那兒開懷暢飲&hellip&hellip他的酒量大得驚人，不斷敲打壺蓋，堂倌不用問，便知道又得給他添酒了。
這裡全是些退出舞台的演員，不寫文章的文學家，他便在這些人中間高談闊論，一講就是幾個小時，什麼考爾巴赫71和科内利烏斯72畫得怎麼樣，拉博切塔73（！）今晚在王家歌劇院唱得怎麼樣，以及思想怎麼扼殺了詩歌，破壞了繪畫，減少了它們的直感性等等，然後他突然一躍而起，想到明天早上八點他還得去找帕薩拉尼埃74，一起上埃及博物館參觀新發現的木乃伊&mdash&mdash這必須八時到達，因為九點多鐘一個朋友答應帶他去參觀英國公使的馬廄，看看英國人怎麼飼養馬。
蓦地想起這些以後，米勒慌忙向大家道一聲歉，喝幹了杯中的酒走了；臨走，不是忘了眼鏡，就是忘了手帕或小鼻煙匣。
他跑進斯普裡河那邊的一條小街，登上四層樓，匆匆睡了一覺，又趕緊起床，免得既不需要帕薩拉尼埃、也不需要米勒博士的那個三四千年前去世的木乃伊等得不耐煩。
他的口袋裡總是空空如也，因為他把錢都花在喝酒和看賽馬上了，隻得過半饑半飽的日子，對山珍海味和精美的飲食一直懷着無限向往的心情。
然而當命運向他露出笑臉，那不幸的向往可以變為現實時，他能莊嚴地證明，他不僅對質量懷有敬意，也同樣重視數量。
盡管命運對德國人并不寬厚，尤其在語文學領域，但米勒還是幸運的。
他偶然落進了俄國的流動社會75，那裡的人大多年輕而富有教養，于是他如魚得水，可以在那兒大吃大喝。
這是他一生中最悠閑自在的詩意階段，那享樂的年代！人不斷變換，筵席卻繼續不斷，不變的隻有米勒一人。
從1840年起，誰沒有在他的帶領下遊覽過博物館，誰沒有聽他介紹過考爾巴赫，誰沒有跟他一起參觀過高等學府？那是崇拜日耳曼文化的黃金時期，俄國人懷着景仰的心情來到柏林參觀訪問，在這片哲學的土地上，這片黑格爾踩踏過的土地上流連忘返，與米勒一起喝祭神旨酒，吃斯特拉斯堡餡餅，一起懷念黑格爾和他的學生們。
不論哪一位德國人的世界觀，恐怕都經不起這類事件的沖擊。
德國人不能單靠對立統一法則，把黑格爾研究，哪怕是根據馬海内克、巴德爾、韋爾德、沙萊爾、羅森克蘭茨76，以及一切早已銷聲匿迹的40年代名流的小冊子進行的研究，與斯持拉斯堡餡餅和香槟酒統一在一起。
對他們說來還是這樣：如果要斯特拉斯堡餡餅，就得當銀行家，如果要香槟酒，就得當普魯士軍官。
米勒很滿意，他找到了科學和生活結合的巧妙途徑，忙得不可開交，沒有一天可以安靜。
一個俄國家庭坐上驿車（後來是火車）前往巴黎時，便像打羽毛球似的把他丢給了另一個剛從肯尼斯堡或什切青來的俄國家庭。
送走了一家，他又趕緊迎接另一家，告别的苦酒之後接着便是新朋友見面的甜酒。
但是哲學煉獄的導遊人維吉爾，他把北方的新信徒領進柏林生活，同時打開了純粹思維和德國酒會的大門。
我們那些心地純潔的同胞，丢下了旅館裡整潔的房間和精美的飲食，懷着仰慕之心與米勒一起走進了烏煙瘴氣的小酒店。
他們全都陶醉在無拘無束的大學生生活中，德國煙草的惡劣氣味對他們也是甜蜜而愉快的。
在1847年，我也分享過這種樂趣，仿佛我的社會價值也一下子提高了，因為每天晚上我都能在酒店裡遇到奧爾巴赫77，他在那裡用漫畫風格朗誦席勒的《人質》，講有趣的名人轶事，例如，有一位德國将軍在杜塞爾多夫為宮廷購買幾幅名畫，将軍對畫的大小不滿，認為畫家想糊弄他，少給了尺寸，于是說道：&ldquo很好，但是太小。
皇上喜歡大些的畫，皇上洞察一切；上帝更聰明，但是皇上還年輕&rdquo等等。
除了奧爾巴赫，那兒還有兩三個柏林的（這地名對40年代的俄國人多麼富于魅力啊！）教授，其中一人穿着軍裝式禮服，還有一個喝得醉醺醺的演員，對當代的舞台藝術很不以為然，認為自己是得不到賞識的天才。
這位懷才不遇的塔爾馬78隻得每晚在這裡大唱&ldquo菲埃希行刺路易-菲力普&rdquo，唱到切赫對普魯士國王的槍擊79，便壓低了一點嗓音： 鎮長切赫的失敗， 叫人永遠無法忍受， 他的子彈隻打穿了 一國主母的上衣裡子。
這就是自由歐洲的聲音！&hellip&hellip施普雷河上的雅典娜戰神！我不禁為來自特維爾林蔭大道和涅瓦大街的朋友們感到可憐。
為什麼這種無知、驚訝和崇拜的心情，這些充滿北國清新氣息的感情，原封未動地消失了呢？&helli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