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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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流亡者1
盧格和金克爾&mdash&mdash硫磺幫2&mdash&mdash美國宴會&mdash&mdash《領導者》&mdash&mdash聖馬丁會堂的群衆集會&mdash&mdash米勒博士
德國流亡者與其他人不同，他們的特點是枯燥乏味，不好相處，喜歡争吵。
他們中間沒有意大利流亡者中那種熱情洋溢的人，也不會有法國流亡者那種火熱的頭腦和激烈的言論。
其他流亡者很少與他們接近；舉止、習慣的不同使他們與别人保持着一定的距離；法國人的狂妄自大與德國人的粗魯蠻橫沒有共同之點。
德國人缺乏公認的文明風度，加上不近人情的迂闊作風，過度的不拘形迹，過度的幼稚天真，使不習慣的人很難與他們相處。
他們自己也不願意與人交往，一方面認為自己在科學水平上遠遠超過其他人，另一方面又覺得在别人面前不自在，不舒服，仿佛一個鄉下佬走進了大都會的沙龍，一個官吏走進了貴族圈子。
在德國流亡者内部，也像他們的祖國一樣四分五裂。
他們沒有一緻的綱領，他們的統一是靠相互仇視和惡意攻擊支撐着的。
德國流亡者中最優秀的一部分人感覺到了這一點。
那些精力充沛的人，純正的人，聰明的人，如卡·舒爾茨3，奧·維利希4，雷亨巴赫，都去了美國。
那些溫和的人則躲進了事務堆中，躲到了倫敦郊區，例如弗萊裡格拉特5。
其餘的人，除了兩三個領導人，則分裂成一些勢不兩立的小集團，争争吵吵，甚至不惜利用家庭隐私，以至刑事罪責，彼此诋毀。
我抵達倫敦不久，便到布賴頓拜望阿諾爾德·盧格，在40年代的莫斯科大學中，盧格是個著名人物，他正在發行著名的《哈雷年鑒》6，我們從這裡汲取着激進的哲學思想。
1849年，我與他在還沒冷卻的火山地帶&mdash&mdash巴黎見過面，那時沒有工夫研究個性。
他是作為巴登起義政府的一個代表來邀請不懂德語的梅羅斯拉夫斯基7去指揮遊擊隊，并與法國政府舉行會談的，但法國政府根本不想承認革命的巴登。
與他在一起的還有卡·布林德8。
6月13日後，他和我都不得不逃離法國。
布林德遲了幾個鐘頭，便被關進了孔斯耶爾熱裡監獄。
從那時起直到1852年秋，我沒再見到盧格。
在布賴頓，我發現他已成了一個唠叨的老人，滿腹怨氣，言語刻薄。
從前的朋友離開了他，德國也忘記了他，他在政治上已沒有影響，流亡者中又争争吵吵，使他沉浸在流言蜚語和說長道短中。
與他保持經常聯系的隻有兩三個庸碌無能的新聞記者，舞文弄墨的小報作家，這是些德國輿論界的小投機商，在鏖戰激烈的時刻，從來看不到他們的影子，隻是到戰鬥結束之後，這些政界和文化界的五月金龜子才鑽了出來，每天晚上津津有味地、不遺餘力地搜尋白天留下的殘渣。
盧格便跟他們一起編寫文章，撺掇他們，給他們提供素材，在德國和美國的某些報紙上播弄是非。
我在他那兒吃了飯，度過了一個晚上。
在整個這段時間裡，他都在抱怨那些流亡分子，對他們造謠中傷。
&ldquo我們四十五歲的維特9與男爵夫人的事怎麼樣了，您聽到嗎？&rdquo他說，&ldquo據說，他向她表白愛情時竭力說服她，貴族和共産主義者的結合将發生化學反應，生下一個天才的孩子。
但是聽說，男爵對生理學實驗毫無興趣，結果把他轟走了。
不知這是不是真的？&rdquo &ldquo您怎麼會相信這種無稽之談呢？&rdquo &ldquo不過實際上我也不太相信。
住在這種窮鄉僻壤，我隻能聽到一些倫敦的小道消息，又都是從德國人那裡聽到的，這些人，尤其是流亡者，編的謊話真是無奇不有，反正大家都不和睦，都在彼此造謠诽謗。
我想，這是金克爾編造的，因為男爵夫人救他出了監獄，他得用這故事向她表示感謝。
要知道，他自己也想追求她呢，隻是不敢這麼做。
他的妻子不準他胡搞，對他說：&lsquo你從我第一個丈夫那裡奪得了我，現在應該滿足了&hellip&hellip&rsquo&rdquo 阿諾爾德·盧格的哲學談話便是這樣。
有一次他改變了話題範圍，為了緬懷友情談到了巴枯甯，但講到一半便突然停止，說道： &ldquo不過最近他有些走回頭路了，在胡說什麼革命的專制主義，泛斯拉夫主義。
&rdquo 我懷着沉重的心情離開了他，決定再也不來看他了。
過了一年，他在倫敦舉辦了幾次學術講座，講德國的哲學運動。
講座效果不好，帶柏林口音的英語很刺耳，而且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人名都按照德語發音，英國人簡直猜不透伊俄菲斯、尤諾10等等是什麼人。
第二次講座來了十個人，第三次五個人，加上我和沃爾采爾。
盧格在空蕩蕩的大廳裡走過我的身邊，與我緊緊握了手，說道： &ldquo波蘭和俄國來了，可是意大利沒有到，等發生新的人民起義時，我不會忘記馬志尼和薩斐的這筆賬。
&rdquo 他走時氣呼呼的，帶有威脅的神氣。
我看看沃爾采爾那譏刺的笑容對他說道： &ldquo俄國請波蘭共進晚餐。
&rdquo &ldquo那麼意大利隻好完蛋了。
&rdquo沃爾采爾說，一邊搖搖頭。
我們走了。
金克爾在倫敦的德國流亡者中是最傑出的一個。
這人的行為無可指責，工作辛辛苦苦，不論說來多麼奇怪，這在流亡者中還是極少見的，然而金克爾卻被盧格看作眼中釘，為什麼？這很難說明，正如無神論的鼓吹者盧格怎麼會成為新天主教派龍格11的朋友一樣不可思議。
哥特弗裡德·金克爾是倫敦德國流亡者千百個派别中一派的首腦。
看到他，我總覺得奇怪，這個宙斯式雄偉腦袋怎麼會生在一個德國教授的肩上，這個德國教授又怎麼會跑進硝煙彌漫的戰場，後來負了傷，又落進了普魯士的監獄？也許比這一切更叫人納悶的是，這一切加上倫敦，絲毫也沒有改變他，他還是德國的教授。
他身材魁梧，滿頭白發，胡子也花白了，他天生相貌堂堂，令人肅然起敬&mdash&mdash但這副相貌賦予了他一種當官的氣派，法官和大主教的威嚴和架勢，使他的眉宇之間顯得有些自負。
這種氣質在現代的牧師，婦科醫生，尤其是催眠術家，專門保衛道德的律師，以及英國貴族化大飯店的茶房領班身上，也可以看到，隻是表現略有不同而已。
金克爾青年時代醉心于神學；擺脫神學後，在待人接物方面依然像個教士。
這并不奇怪，哪怕拉梅内12，盡管深深鏟除了天主教的根基，直到晚年仍保持着神父的儀表。
金克爾講話深思熟慮，不慌不忙，顯得四平八穩，毫無棱角，似乎在誨人不倦地進行說教。
他裝出一副謙謙君子的樣子，虛心聽取别人的意見，但真正滿意的還是他自己。
他在薩默塞特大廈和幾所高等學校教書，在倫敦和曼徹斯特公開講授美學&mdash&mdash這使那些在倫敦挨餓的、遊蕩的德國三十四個邦的解放者不能寬恕他。
在美國各報上，金克爾經常受到攻擊，它們成了德國謠言的主要排水溝；在每年照例要為紀念羅伯特·勃魯姆13，為紀念第一次在巴登舉起盾牌、第一次對奧地利人揮舞寶劍14等等而舉行的人數不多的大會上，金克爾也總會遭到指責。
他的同胞全都在咒罵他，這些人永遠不知道吸取教訓，永遠要向人借錢，又從來不知道歸還，誰不肯借，他們便随時準備把他說成間諜或強盜。
金克爾從來不屑于回答&hellip&hellip那些耍筆杆的家夥叫了一陣，也就像克雷洛夫描寫的那樣退卻了。
15不過偶爾還會有一隻肮髒的毛茸茸的小狗，從不知哪個德國民主派的地洞裡蓦地跳将出來，在一份誰也不讀的報紙上發表一篇小文章，向他狺狺而吠，那副咬牙切齒的樣子不禁使人想起蒂賓根、達姆斯塔特和不倫斯威克-沃爾芬比特爾16等地紛紛揭竿而起的那個幸福的時代。
在金克爾的家中，在他的講堂上，在他的談話中，一切都是美好而聰明的，但是車輪上似乎缺少一點機油，因此一切都運轉不靈，沒有吱吱聲，但走得沒精打采。
他的談吐一向生動有趣，他的妻子是著名的鋼琴家，彈的曲子美妙悅耳，可是家中卻沉悶得要死。
隻有孩子們跳跳蹦蹦，帶來了一點活躍的氣息，他們那明亮的小眼睛，那清脆的嗓音，雖然不夠莊重，但&hellip&hellip似乎給車輪增加了一點機油。
&ldquo我是一個具備各種可能性的人。
&rdquo金克爾不隻一次對我這麼講，用這話說明他介于各派力量之間的地位。
他認為，他可能在未來的德國成為未來的部長。
我并不相信這一點，但他的夫人約翰娜對此卻深信不疑。
不妨順便談談他們的關系。
金克爾經常保持着莊重的外表，她則總是對他驚歎不已。
在他們中間，哪怕談到最平凡的日常事務，也要使用高尚喜劇（德國的市民式文雅喜劇！）和道德小說中的詞句。
&ldquo最親愛的約翰娜，我的天使，&rdquo他清晰地、不慌不忙地說道，&ldquo你這麼善良，再給我斟一杯好茶吧，你煮的茶味道香極了！&rdquo &ldquo這茶這麼合你的口味，使我太高興了，親愛的哥特弗裡德。
親愛的，請給我加幾滴奶油。
&rdquo 于是他給她滴了幾滴奶油，一邊含情脈脈地瞧着她，她則報之以感激的目光。
約翰娜對丈夫的照顧無微不至，堅持不懈，簡直叫他受不了；有霧的日子，她總要在一條特制的腰帶上給他别一支手槍，叮囑他千萬别吹風着涼，要當心壞人，不要吃不衛生的食物，尤其要提防女人的眼睛&mdash&mdash這是比所有的風和鵝肝餡餅更危險的&hellip&hellip總之，她用自己強烈的嫉妒和不可克制的、永不衰退的愛情害苦了他。
但另一方面，她讓他相信，他是天才，至少不比萊辛差，他将成為德國未來的施泰因17。
金克爾相信這是真的，但在外人面前，當她的吹捧超過限度時，不得不親切地制止她。
&ldquo約翰娜，您聽到海涅的事嗎？&rdquo一天夏洛特18傷心地跑進屋子問她。
&ldquo沒有。
&rdquo約翰娜回答。
&ldquo他死了19&hellip&hellip這是昨天夜裡&hellip&hellip&rdquo &ldquo真的？&rdquo &ldquo千真萬确！&rdquo &ldquo啊，這下可好了&mdash&mdash我總是擔心，他會寫出什麼刻毒的諷刺詩，諷刺哥特弗裡德，他的語言那麼尖刻。
&rdquo接着突然清醒了，又道：&ldquo您使我吃了一驚，這對德國是多大的損失。
&rdquo20 &hellip&hellip厭惡，這是出自嫉妒的痛苦感情。
21 這些仇恨的根源，一部分在于意識到祖國德國在政治上處于二流地位，又竭力想扮演第一流的角色。
法國人的民族自大狂也是可笑的，但是他們還能夠說，他們&ldquo在一定程度上為人類流了血&rdquo&hellip&hellip然而學識淵博的德國人流的隻是墨水。
提高民族地位的奢望與學究式世界主義相結合，尤其顯得可笑，因為它提不出任何權利，隻是不相信别人能尊重自己，自己能有所作為而已。
&ldquo為什麼波蘭人不喜歡我們？&rdquo一個德國人在一些書呆子的集會上一本正經地問。
正好有一個新聞記者參加了這次集會，他是個聰明人，早已遷居英國。
&ldquo哦，這是不難理解的，&rdquo他答道，&ldquo您不如說，誰喜歡我們？或者為什麼大家讨厭我們？&rdquo &ldquo怎麼大家讨厭我們？&rdquo驚奇的教授問道。
&ldquo至少與我們相鄰的國家都這樣：意大利人，丹麥人，瑞典人，俄國人，斯拉夫人&hellip&hellip&rdquo &ldquo對不起，博士先生，也有例外。
&rdquo書呆子有些不好意思，坐立不安地反駁道。
&ldquo毫無疑問，在一定程度上，法國和英國是例外。
&rdquo 學者開始神采煥發了。
&ldquo可您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法國不怕我們，而英國瞧不起我們&hellip&hellip&rdquo 德國人的處境确實令人傷心，但他們的傷心不能使人同情。
大家知道，他們有力量應付一切&mdash&mdash内部的和外部的敵人，然而他們卻辦不到。
例如，與他們同一種族的英國、荷蘭、瑞典等民族都是自由的，德國人卻不是。
無能也必然對人（例如對貴族）發生影響，尤其可以使人感到自卑。
德國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為了擡高自己便不擇手段，甚至把英國和北美共和國當作了國家事務方面日耳曼精神的代表。
埃德加·鮑威爾22寫了一本談俄國的空洞的小冊子（題目大概是《教會和國家》23），盧格便對他大為惱火，懷疑是我慫恿他寫的，于是寫信給我（後來還把這信發表在《澤西文集》上），說俄國隻是一種粗糙的材料，既野蠻，又混亂不堪，它的力量、榮譽和美都來源于日耳曼的天才，是後者向它提供了範例和榜樣。
任何俄國人一旦登上舞台，德國人便會憤憤不平，表示驚訝；不久前他們還對我們的學者感到詫異，因為這些人居然想在俄國的大學和俄國的科學院中成為教授。
在外來的&ldquo同仁&rdquo眼中，這簡直是膽大包天，忘恩負義，侵占了别人的位置。
馬克思對巴枯甯非常熟悉，知道他幾乎為德國人喪生，死在薩克森劊子手的屠刀下，然而他卻把巴枯甯說成了俄國間諜。
他在自己的報上編了一大篇故事24，說這是喬治·桑聽賴德律-洛蘭講的，後者在當内政部長時看到了一份對他的名聲不利
他們中間沒有意大利流亡者中那種熱情洋溢的人，也不會有法國流亡者那種火熱的頭腦和激烈的言論。
其他流亡者很少與他們接近；舉止、習慣的不同使他們與别人保持着一定的距離；法國人的狂妄自大與德國人的粗魯蠻橫沒有共同之點。
德國人缺乏公認的文明風度，加上不近人情的迂闊作風，過度的不拘形迹，過度的幼稚天真，使不習慣的人很難與他們相處。
他們自己也不願意與人交往，一方面認為自己在科學水平上遠遠超過其他人，另一方面又覺得在别人面前不自在，不舒服，仿佛一個鄉下佬走進了大都會的沙龍，一個官吏走進了貴族圈子。
在德國流亡者内部，也像他們的祖國一樣四分五裂。
他們沒有一緻的綱領，他們的統一是靠相互仇視和惡意攻擊支撐着的。
德國流亡者中最優秀的一部分人感覺到了這一點。
那些精力充沛的人，純正的人，聰明的人，如卡·舒爾茨3，奧·維利希4，雷亨巴赫，都去了美國。
那些溫和的人則躲進了事務堆中，躲到了倫敦郊區，例如弗萊裡格拉特5。
其餘的人，除了兩三個領導人，則分裂成一些勢不兩立的小集團，争争吵吵，甚至不惜利用家庭隐私，以至刑事罪責，彼此诋毀。
我抵達倫敦不久，便到布賴頓拜望阿諾爾德·盧格，在40年代的莫斯科大學中，盧格是個著名人物，他正在發行著名的《哈雷年鑒》6，我們從這裡汲取着激進的哲學思想。
1849年，我與他在還沒冷卻的火山地帶&mdash&mdash巴黎見過面，那時沒有工夫研究個性。
他是作為巴登起義政府的一個代表來邀請不懂德語的梅羅斯拉夫斯基7去指揮遊擊隊，并與法國政府舉行會談的，但法國政府根本不想承認革命的巴登。
與他在一起的還有卡·布林德8。
6月13日後，他和我都不得不逃離法國。
布林德遲了幾個鐘頭，便被關進了孔斯耶爾熱裡監獄。
從那時起直到1852年秋，我沒再見到盧格。
在布賴頓，我發現他已成了一個唠叨的老人，滿腹怨氣，言語刻薄。
從前的朋友離開了他，德國也忘記了他，他在政治上已沒有影響，流亡者中又争争吵吵，使他沉浸在流言蜚語和說長道短中。
與他保持經常聯系的隻有兩三個庸碌無能的新聞記者，舞文弄墨的小報作家，這是些德國輿論界的小投機商，在鏖戰激烈的時刻，從來看不到他們的影子，隻是到戰鬥結束之後，這些政界和文化界的五月金龜子才鑽了出來，每天晚上津津有味地、不遺餘力地搜尋白天留下的殘渣。
盧格便跟他們一起編寫文章，撺掇他們，給他們提供素材，在德國和美國的某些報紙上播弄是非。
我在他那兒吃了飯，度過了一個晚上。
在整個這段時間裡，他都在抱怨那些流亡分子，對他們造謠中傷。
&ldquo我們四十五歲的維特9與男爵夫人的事怎麼樣了，您聽到嗎？&rdquo他說，&ldquo據說，他向她表白愛情時竭力說服她，貴族和共産主義者的結合将發生化學反應，生下一個天才的孩子。
但是聽說，男爵對生理學實驗毫無興趣，結果把他轟走了。
不知這是不是真的？&rdquo &ldquo您怎麼會相信這種無稽之談呢？&rdquo &ldquo不過實際上我也不太相信。
住在這種窮鄉僻壤，我隻能聽到一些倫敦的小道消息，又都是從德國人那裡聽到的，這些人，尤其是流亡者，編的謊話真是無奇不有，反正大家都不和睦，都在彼此造謠诽謗。
我想，這是金克爾編造的，因為男爵夫人救他出了監獄，他得用這故事向她表示感謝。
要知道，他自己也想追求她呢，隻是不敢這麼做。
他的妻子不準他胡搞，對他說：&lsquo你從我第一個丈夫那裡奪得了我，現在應該滿足了&hellip&hellip&rsquo&rdquo 阿諾爾德·盧格的哲學談話便是這樣。
有一次他改變了話題範圍，為了緬懷友情談到了巴枯甯，但講到一半便突然停止，說道： &ldquo不過最近他有些走回頭路了，在胡說什麼革命的專制主義，泛斯拉夫主義。
&rdquo 我懷着沉重的心情離開了他，決定再也不來看他了。
過了一年，他在倫敦舉辦了幾次學術講座，講德國的哲學運動。
講座效果不好，帶柏林口音的英語很刺耳，而且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人名都按照德語發音，英國人簡直猜不透伊俄菲斯、尤諾10等等是什麼人。
第二次講座來了十個人，第三次五個人，加上我和沃爾采爾。
盧格在空蕩蕩的大廳裡走過我的身邊，與我緊緊握了手，說道： &ldquo波蘭和俄國來了，可是意大利沒有到，等發生新的人民起義時，我不會忘記馬志尼和薩斐的這筆賬。
&rdquo 他走時氣呼呼的，帶有威脅的神氣。
我看看沃爾采爾那譏刺的笑容對他說道： &ldquo俄國請波蘭共進晚餐。
&rdquo &ldquo那麼意大利隻好完蛋了。
&rdquo沃爾采爾說，一邊搖搖頭。
我們走了。
金克爾在倫敦的德國流亡者中是最傑出的一個。
這人的行為無可指責，工作辛辛苦苦，不論說來多麼奇怪，這在流亡者中還是極少見的，然而金克爾卻被盧格看作眼中釘，為什麼？這很難說明，正如無神論的鼓吹者盧格怎麼會成為新天主教派龍格11的朋友一樣不可思議。
哥特弗裡德·金克爾是倫敦德國流亡者千百個派别中一派的首腦。
看到他，我總覺得奇怪，這個宙斯式雄偉腦袋怎麼會生在一個德國教授的肩上，這個德國教授又怎麼會跑進硝煙彌漫的戰場，後來負了傷，又落進了普魯士的監獄？也許比這一切更叫人納悶的是，這一切加上倫敦，絲毫也沒有改變他，他還是德國的教授。
他身材魁梧，滿頭白發，胡子也花白了，他天生相貌堂堂，令人肅然起敬&mdash&mdash但這副相貌賦予了他一種當官的氣派，法官和大主教的威嚴和架勢，使他的眉宇之間顯得有些自負。
這種氣質在現代的牧師，婦科醫生，尤其是催眠術家，專門保衛道德的律師，以及英國貴族化大飯店的茶房領班身上，也可以看到，隻是表現略有不同而已。
金克爾青年時代醉心于神學；擺脫神學後，在待人接物方面依然像個教士。
這并不奇怪，哪怕拉梅内12，盡管深深鏟除了天主教的根基，直到晚年仍保持着神父的儀表。
金克爾講話深思熟慮，不慌不忙，顯得四平八穩，毫無棱角，似乎在誨人不倦地進行說教。
他裝出一副謙謙君子的樣子，虛心聽取别人的意見，但真正滿意的還是他自己。
他在薩默塞特大廈和幾所高等學校教書，在倫敦和曼徹斯特公開講授美學&mdash&mdash這使那些在倫敦挨餓的、遊蕩的德國三十四個邦的解放者不能寬恕他。
在美國各報上，金克爾經常受到攻擊，它們成了德國謠言的主要排水溝；在每年照例要為紀念羅伯特·勃魯姆13，為紀念第一次在巴登舉起盾牌、第一次對奧地利人揮舞寶劍14等等而舉行的人數不多的大會上，金克爾也總會遭到指責。
他的同胞全都在咒罵他，這些人永遠不知道吸取教訓，永遠要向人借錢，又從來不知道歸還，誰不肯借，他們便随時準備把他說成間諜或強盜。
金克爾從來不屑于回答&hellip&hellip那些耍筆杆的家夥叫了一陣，也就像克雷洛夫描寫的那樣退卻了。
15不過偶爾還會有一隻肮髒的毛茸茸的小狗，從不知哪個德國民主派的地洞裡蓦地跳将出來，在一份誰也不讀的報紙上發表一篇小文章，向他狺狺而吠，那副咬牙切齒的樣子不禁使人想起蒂賓根、達姆斯塔特和不倫斯威克-沃爾芬比特爾16等地紛紛揭竿而起的那個幸福的時代。
在金克爾的家中，在他的講堂上，在他的談話中，一切都是美好而聰明的，但是車輪上似乎缺少一點機油，因此一切都運轉不靈，沒有吱吱聲，但走得沒精打采。
他的談吐一向生動有趣，他的妻子是著名的鋼琴家，彈的曲子美妙悅耳，可是家中卻沉悶得要死。
隻有孩子們跳跳蹦蹦，帶來了一點活躍的氣息，他們那明亮的小眼睛，那清脆的嗓音，雖然不夠莊重，但&hellip&hellip似乎給車輪增加了一點機油。
&ldquo我是一個具備各種可能性的人。
&rdquo金克爾不隻一次對我這麼講，用這話說明他介于各派力量之間的地位。
他認為，他可能在未來的德國成為未來的部長。
我并不相信這一點，但他的夫人約翰娜對此卻深信不疑。
不妨順便談談他們的關系。
金克爾經常保持着莊重的外表，她則總是對他驚歎不已。
在他們中間，哪怕談到最平凡的日常事務，也要使用高尚喜劇（德國的市民式文雅喜劇！）和道德小說中的詞句。
&ldquo最親愛的約翰娜，我的天使，&rdquo他清晰地、不慌不忙地說道，&ldquo你這麼善良，再給我斟一杯好茶吧，你煮的茶味道香極了！&rdquo &ldquo這茶這麼合你的口味，使我太高興了，親愛的哥特弗裡德。
親愛的，請給我加幾滴奶油。
&rdquo 于是他給她滴了幾滴奶油，一邊含情脈脈地瞧着她，她則報之以感激的目光。
約翰娜對丈夫的照顧無微不至，堅持不懈，簡直叫他受不了；有霧的日子，她總要在一條特制的腰帶上給他别一支手槍，叮囑他千萬别吹風着涼，要當心壞人，不要吃不衛生的食物，尤其要提防女人的眼睛&mdash&mdash這是比所有的風和鵝肝餡餅更危險的&hellip&hellip總之，她用自己強烈的嫉妒和不可克制的、永不衰退的愛情害苦了他。
但另一方面，她讓他相信，他是天才，至少不比萊辛差，他将成為德國未來的施泰因17。
金克爾相信這是真的，但在外人面前，當她的吹捧超過限度時，不得不親切地制止她。
&ldquo約翰娜，您聽到海涅的事嗎？&rdquo一天夏洛特18傷心地跑進屋子問她。
&ldquo沒有。
&rdquo約翰娜回答。
&ldquo他死了19&hellip&hellip這是昨天夜裡&hellip&hellip&rdquo &ldquo真的？&rdquo &ldquo千真萬确！&rdquo &ldquo啊，這下可好了&mdash&mdash我總是擔心，他會寫出什麼刻毒的諷刺詩，諷刺哥特弗裡德，他的語言那麼尖刻。
&rdquo接着突然清醒了，又道：&ldquo您使我吃了一驚，這對德國是多大的損失。
&rdquo20 &hellip&hellip厭惡，這是出自嫉妒的痛苦感情。
21 這些仇恨的根源，一部分在于意識到祖國德國在政治上處于二流地位，又竭力想扮演第一流的角色。
法國人的民族自大狂也是可笑的，但是他們還能夠說，他們&ldquo在一定程度上為人類流了血&rdquo&hellip&hellip然而學識淵博的德國人流的隻是墨水。
提高民族地位的奢望與學究式世界主義相結合，尤其顯得可笑，因為它提不出任何權利，隻是不相信别人能尊重自己，自己能有所作為而已。
&ldquo為什麼波蘭人不喜歡我們？&rdquo一個德國人在一些書呆子的集會上一本正經地問。
正好有一個新聞記者參加了這次集會，他是個聰明人，早已遷居英國。
&ldquo哦，這是不難理解的，&rdquo他答道，&ldquo您不如說，誰喜歡我們？或者為什麼大家讨厭我們？&rdquo &ldquo怎麼大家讨厭我們？&rdquo驚奇的教授問道。
&ldquo至少與我們相鄰的國家都這樣：意大利人，丹麥人，瑞典人，俄國人，斯拉夫人&hellip&hellip&rdquo &ldquo對不起，博士先生，也有例外。
&rdquo書呆子有些不好意思，坐立不安地反駁道。
&ldquo毫無疑問，在一定程度上，法國和英國是例外。
&rdquo 學者開始神采煥發了。
&ldquo可您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法國不怕我們，而英國瞧不起我們&hellip&hellip&rdquo 德國人的處境确實令人傷心，但他們的傷心不能使人同情。
大家知道，他們有力量應付一切&mdash&mdash内部的和外部的敵人，然而他們卻辦不到。
例如，與他們同一種族的英國、荷蘭、瑞典等民族都是自由的，德國人卻不是。
無能也必然對人（例如對貴族）發生影響，尤其可以使人感到自卑。
德國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為了擡高自己便不擇手段，甚至把英國和北美共和國當作了國家事務方面日耳曼精神的代表。
埃德加·鮑威爾22寫了一本談俄國的空洞的小冊子（題目大概是《教會和國家》23），盧格便對他大為惱火，懷疑是我慫恿他寫的，于是寫信給我（後來還把這信發表在《澤西文集》上），說俄國隻是一種粗糙的材料，既野蠻，又混亂不堪，它的力量、榮譽和美都來源于日耳曼的天才，是後者向它提供了範例和榜樣。
任何俄國人一旦登上舞台，德國人便會憤憤不平，表示驚訝；不久前他們還對我們的學者感到詫異，因為這些人居然想在俄國的大學和俄國的科學院中成為教授。
在外來的&ldquo同仁&rdquo眼中，這簡直是膽大包天，忘恩負義，侵占了别人的位置。
馬克思對巴枯甯非常熟悉，知道他幾乎為德國人喪生，死在薩克森劊子手的屠刀下，然而他卻把巴枯甯說成了俄國間諜。
他在自己的報上編了一大篇故事24，說這是喬治·桑聽賴德律-洛蘭講的，後者在當内政部長時看到了一份對他的名聲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