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的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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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洛休斯·别爾納茨基&mdash&mdash斯坦尼斯拉夫·沃爾采爾&mdash&mdash1854至1856年的宣傳活動&mdash&mdash沃爾采爾之死
我看到了新的苦難和新的受難者！
《地獄篇》1
另一些不幸，另一些受難者等待着我們。
我們是生活在昨天的戰場上&mdash&mdash周圍盡是醫院、傷員、俘虜和垂死的人。
波蘭人的流亡史比所有的人古老，他們受的折磨也比别人大，但他們頑強地生活着。
離開國境時，波蘭人與丹東相反2，心中懷着自己的祖國，他們沒有低下頭，卻高傲地、森嚴地帶着它走向世界各地。
歐洲露出敬意，在英勇的戰士的莊嚴行列面前敞開了大門。
人民向他們緻意問候，國王扭轉了臉，不聞不問，讓他們通過，佯裝沒有看見。
他們的腳步聲一時間驚醒了歐洲，它流出了眼淚，表示了同情，資助和鼓舞了他們。
3波蘭流亡者，這民族獨立的義士的憂傷形象，始終留在人民的記憶中。
在異國的二十年中，他們的信念沒有削弱，在一切危急的時刻，在為自由而鬥争的日子裡，波蘭人總是聞風而動，首先響應，正如沃爾采爾和老達拉什在1848年向法國臨時政府所說的一樣。
但是拉馬丁的政府不需要他們，也根本沒有想到他們。
哪怕名副其實的共和主義者想起波蘭，也隻是為了在1848年5月15日利用它的名義發出戰争和起義的虛僞叫嚣4。
大家明白這出戲是假的，但是從那時起，法國的資産階級已把波蘭（波蘭隻是供它任意玩弄的一張牌，正如意大利之于英國一樣）撇在一邊。
巴黎不再有人談論&ldquo被蹂躏的華沙&rdquo，隻有關于波尼亞托夫斯基5的傳說，還與波拿巴的其他故事一起在人民中流傳，在民間木闆畫上還能看到這位将軍戴着波蘭軍帽，騎着馬在河中淹死。
從1849年開始，波蘭流亡者經曆了一段消沉苦悶的時期。
這段時期在苦難重重中一直延續到克裡米亞戰争和尼古拉的去世。
他們看不到一點真正的希望，找不到一點生活的力量。
克拉辛斯基6所預言的啟示時代似乎到來了。
流亡者與祖國切斷了聯系，被丢在河對岸，像樹木無法汲取新鮮的樹液一樣萎謝了，幹枯了，在自己的人民眼中成了外國人，可是在他們所居住的國家中也仍然是外國人。
這些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他們，但是他們的不幸時間太長了，人們心中的善良感情從來不能維持這麼長的時間。
何況波蘭問題首先是民族問題，隻在表現形式上，也就是在反對外國壓迫者這一點上才具有革命意義。
流亡者向前看，同樣也向後看，他們總是期待着複興，仿佛在過去除了獨立，還有什麼值得複興的東西，可是獨立本身并不包含别的什麼，這隻是一個否定的概念7。
難道還有比俄國更獨立的國家嗎？對複雜的、難以設想的未來社會組織方式，波蘭從未提出過新的觀念，它想到的隻是自己的曆史權利，以及按照互相幫助的正義要求幫助别國人民的意願。
為獨立而鬥争，這永遠能赢得熱烈的同情，但不可能成為其他民族本身的事業。
隻有在本質上不屬于民族的事，才是人們普遍關心的，例如，天主教和新教問題，革命和反動問題，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問題。
1847年，我認識了波蘭民主主義領導中心8的人。
那時領導中心設在凡爾賽，根據我的了解，它裡邊最活躍的分子是維索茨基9。
我與他們不可能特别接近。
他們希望從我口中聽到的，是符合他們的願望和他們的假設的話，不是我所了解的事實。
他們想知道的消息是哪裡在組織暴動，準備摧毀俄國的國家機器，總是問我葉爾莫洛夫10參加沒有&hellip&hellip可是我能告訴他們的，隻是當時青年中的激進主義思潮，格拉諾夫斯基的宣傳，别林斯基的巨大影響，當時在文學界和社會上鬥争的兩派，即西歐派和斯拉夫派在社會觀點上的差異。
然而這在他們看來不是重要的。
他們有豐富的過去，我們卻懷着偉大的希望；他們的胸口布滿了刀傷，而我們隻是在鍛煉身體，要為未來的刀傷做好準備。
我們在他們面前，就好像後備軍人在久經沙場的老将面前。
波蘭人是神秘主義者，我們是現實主義者。
吸引他們的是朦胧的神秘世界，在那裡一切都模模糊糊，像影子一般浮動，人們可以把它想象得無限深遠，無限高大，因為什麼也看不清楚。
他們可以生活在這種半睡眠狀态，不需要分析，不需要冷靜的研究，不需要锲而不舍的懷疑。
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正如一個人在軍營中一樣，隻能看到我們所不熟悉的中世紀的反光，或者他們可以在困難和疲倦的時刻跪在面前祈禱的十字架。
在克拉辛斯基的詩篇中，《聖母痛苦經》11取代了民族的贊歌，它不是把我們引向生命的勝利，而是引向死亡的勝利，引向最後審判的一天&hellip&hellip我們不想在信仰中變得更愚昧，便得在懷疑中變得更聰明。
在拿破侖的時代之後，神秘主義思潮已愈演愈烈。
密茨凱維奇，托維揚斯基，甚至數學家弗龍斯基，所有的人都在幫助彌賽亞救世主義的發展。
從前有天主教徒和百科全書派，但是沒有神秘主義者。
受過18世紀熏陶的老人，與神智學的幻想是無緣的。
古典傳統的錘煉給人們帶來了偉大的世紀，它像大馬士革鋼一樣永不磨損。
我還見到過兩三個百科全書派的波蘭老人。
在巴黎的昂坦大道，從1831年起住着阿洛休斯·别爾納茨基伯爵，他擔任過波蘭議會的使節，在革命時期是财政總長，當亞曆山大一世1814年在波蘭實行自由主義政策時，别爾納茨基還擔任過一個省的貴族領袖，在沙皇面前代表自己的階級。
12 從1831年起他遷居巴黎，他的财産已全部被查抄，他便住在我提到的昂坦大道上那幢小小的寓所中。
每天早上，他穿一身深棕色衣服出外散步，然後讀讀報紙，到了晚上便穿上金紐扣的青燕尾服，到别人家中消磨時間。
1847年我便是在那兒認識他的。
他的住房相當舊了，女房東想把它翻造。
别爾納茨基給她寫了一封信，使那個法國女人非常感動（事情涉及錢的問題時，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她趕去與他商量，答應他遷往别處隻是暫時的。
房屋修好後，她仍以原價租給了别爾納茨基。
他看到油漆一新的漂亮樓梯，新的壁紙，新的窗框和家具，有些慚愧，但還是服從了命運的安排。
老人對一切事都從容不迫，心地光明磊落，正直高尚，他崇拜華盛頓，又是奧康内爾13的朋友。
他是真正的百科全書派，宣傳合理的利己主義，終生過着自我犧牲的生活，抛棄了一切，從家庭、财富到祖國和社會地位，從未流露過特别的惋惜，也從未發出過怨言。
法國警察沒有打擾他，甚至還很尊敬他，知道他當過總長和大使；巴黎的警察總監真的認為波蘭議會的使節與教皇的使節是相同的。
在流亡者中，大家知道這事，因此朋友和同胞們不斷找他幫忙，要他為他們說情。
别爾納茨基從不推辭，到了警察局總是客客氣氣，恭維備至，弄得警官們終于厭煩了，隻得讓步，以便擺脫他。
二月革命完全平定後，氣氛變了，不論笑容、眼淚、恭維和滿頭白發，都不再發生作用，但正在這時，仿佛命運故意與他作對，一個波蘭将軍的遺孀來到了巴黎，這位将軍是在匈牙利戰争14中陣亡的，他的遺孀生活非常困難。
别爾納茨基為她向警察局申請補助。
他們雖然大聲稱呼他&ldquo最尊貴的使節先生&rdquo，還是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
老人隻得找卡利埃15本人，卡利埃為了擺脫他的糾纏，同時也為了侮辱他，向他指出，補助隻給予1831年流亡的人，還說：&ldquo如果您如此關心這位夫人，不妨由您提出申請，要求發給您困難補助費，這樣我們可以每月給您二十法郎，至于您把錢給誰，這悉聽尊便！&rdquo 卡利埃讓他鑽了空子。
别爾納茨基隻當局長的話是真的，馬上表示同意，還再三道謝。
從此老頭兒每個月上警察局一次，坐在前廳恭候一兩個小時，領到二十法郎後便把錢送交那位寡婦。
别爾納茨基早已過了七十歲，但身體保養得很好，喜歡與朋友一起吃飯，晚上要一直坐到兩點鐘，有時還喝一兩杯葡萄酒。
一天很遲了，大約已經三點鐘，我與他一起回家，路上得經過勒佩勒蒂埃街。
歌劇院燈火輝煌，一些戴了醜角面具、穿着寬大衣衫的人裹緊了圍巾正在入場，龍騎兵和警察擠滿了過道。
我以為别爾納茨基會拒絕，故意逗他： &ldquo機會難得，我們進去瞧瞧，怎麼樣？&rdquo &ldquo太好了，&rdquo他答道，&ldquo我已有十五年沒參加化裝舞會了。
&rdquo &ldquo别爾納茨基，&rdquo我與他一邊擠進過道，一邊開玩笑道，&ldquo您什麼時候才老啊？&rdquo &ldquo教養良好的人年紀會大，&rdquo他笑笑答道，&ldquo但永遠不會老！&rdquo 他終生保持着這樣的性格，最後，作為一個修養良好的人，在安靜的氣氛中悄悄告别了生活：他早上覺得身體不舒服，晚上便死了。
别爾納茨基死的時候我已在倫敦。
我到達那裡不久便開始與一個人接近，他留給了我寶貴的記憶，他的棺木也是由我和别人一起擡進海格特墓園的，這便是沃爾采爾。
在那時跟我來往的所有波蘭人中，他是我最喜歡的，或許也是與我們的對立情緒最少的。
這不是說他喜歡俄國人，但是他對事物總是抱着合情合理的态度，因此全盤否定和狹隘的仇恨心理與他是無緣的。
我與他最早談起建立俄文印刷所的事。
聽完我的話，這位病人很興奮，拿起紙和鉛筆，開始計算費用，估計需要多少鉛字等等。
他推測了主要的訂戶，還介紹我認識了切爾涅茨基16，我們以後合作得很好。
當他拿到第一張校樣時，興奮得喊道：&ldquo我的天，我的天！自由俄羅斯印刷所在倫敦誕生了&hellip&hellip這一張紙，一張沾滿油污的紙，勾銷了我心頭多少不愉快的回憶啊！&rdquo17 這以後，他時常把消瘦的手搭在我的肩上，說道：&ldquo我們應該合作，我們走的是同一條路，幹的是同一件事&hellip&hellip&rdquo 1853年11月29日波蘭起義紀念日，沃爾采爾在漢諾威公寓召開了大會，我在會上發了言。
我講完後，沃爾采爾在熱烈的掌聲中擁抱了我，噙着眼淚與我親吻。
&ldquo沃爾采爾和您剛才在講台上給了我很深的印象，&rdquo一個意大利人（納尼伯爵）臨走時對我說，&ldquo我覺得，那個瘦弱、高尚、頭上已白發蒼蒼的老人，擁抱着您強壯結實的身體，似乎是波蘭和俄國的縮影。
&rdquo &ldquo我得補充一句，&rdquo我說，&ldquo沃爾采爾向我伸出手，擁抱了我，這是他以波蘭的名義寬恕了俄國。
&rdquo 确實，我們可以一起前進，但事實不是這樣。
沃爾采爾不是一個人&hellip&hellip不過我們首先要談的還是他。
沃爾采爾出生時，他的父親（立陶宛一個富裕的貴族，與埃斯泰哈澤家和波托茨基家18，也許還有别的大家族，都有親戚關系）通知了五個莊園的管家，要他們帶着自己年輕的妻子都來參加斯坦尼斯拉夫小伯爵的洗禮，以便終生記住老爺為這件大喜事給予他們的款待。
這是在1800年19。
伯爵給了兒子最光輝的多方面的教育。
沃爾采爾是數學家，語文學家，熟悉五六國的文學，早年就獲得了淵博的知識，同時又是一個富家公子，屬于1815至1830年（也就是沒落的波蘭幾個最
我們是生活在昨天的戰場上&mdash&mdash周圍盡是醫院、傷員、俘虜和垂死的人。
波蘭人的流亡史比所有的人古老，他們受的折磨也比别人大，但他們頑強地生活着。
離開國境時，波蘭人與丹東相反2，心中懷着自己的祖國，他們沒有低下頭，卻高傲地、森嚴地帶着它走向世界各地。
歐洲露出敬意，在英勇的戰士的莊嚴行列面前敞開了大門。
人民向他們緻意問候，國王扭轉了臉，不聞不問，讓他們通過，佯裝沒有看見。
他們的腳步聲一時間驚醒了歐洲，它流出了眼淚，表示了同情，資助和鼓舞了他們。
3波蘭流亡者，這民族獨立的義士的憂傷形象，始終留在人民的記憶中。
在異國的二十年中，他們的信念沒有削弱，在一切危急的時刻，在為自由而鬥争的日子裡，波蘭人總是聞風而動，首先響應，正如沃爾采爾和老達拉什在1848年向法國臨時政府所說的一樣。
但是拉馬丁的政府不需要他們，也根本沒有想到他們。
哪怕名副其實的共和主義者想起波蘭，也隻是為了在1848年5月15日利用它的名義發出戰争和起義的虛僞叫嚣4。
大家明白這出戲是假的，但是從那時起，法國的資産階級已把波蘭（波蘭隻是供它任意玩弄的一張牌，正如意大利之于英國一樣）撇在一邊。
巴黎不再有人談論&ldquo被蹂躏的華沙&rdquo，隻有關于波尼亞托夫斯基5的傳說，還與波拿巴的其他故事一起在人民中流傳，在民間木闆畫上還能看到這位将軍戴着波蘭軍帽，騎着馬在河中淹死。
從1849年開始，波蘭流亡者經曆了一段消沉苦悶的時期。
這段時期在苦難重重中一直延續到克裡米亞戰争和尼古拉的去世。
他們看不到一點真正的希望，找不到一點生活的力量。
克拉辛斯基6所預言的啟示時代似乎到來了。
流亡者與祖國切斷了聯系，被丢在河對岸，像樹木無法汲取新鮮的樹液一樣萎謝了，幹枯了，在自己的人民眼中成了外國人，可是在他們所居住的國家中也仍然是外國人。
這些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他們，但是他們的不幸時間太長了，人們心中的善良感情從來不能維持這麼長的時間。
何況波蘭問題首先是民族問題，隻在表現形式上，也就是在反對外國壓迫者這一點上才具有革命意義。
流亡者向前看，同樣也向後看，他們總是期待着複興，仿佛在過去除了獨立，還有什麼值得複興的東西，可是獨立本身并不包含别的什麼，這隻是一個否定的概念7。
難道還有比俄國更獨立的國家嗎？對複雜的、難以設想的未來社會組織方式，波蘭從未提出過新的觀念，它想到的隻是自己的曆史權利，以及按照互相幫助的正義要求幫助别國人民的意願。
為獨立而鬥争，這永遠能赢得熱烈的同情，但不可能成為其他民族本身的事業。
隻有在本質上不屬于民族的事，才是人們普遍關心的，例如，天主教和新教問題，革命和反動問題，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問題。
1847年，我認識了波蘭民主主義領導中心8的人。
那時領導中心設在凡爾賽，根據我的了解，它裡邊最活躍的分子是維索茨基9。
我與他們不可能特别接近。
他們希望從我口中聽到的，是符合他們的願望和他們的假設的話，不是我所了解的事實。
他們想知道的消息是哪裡在組織暴動，準備摧毀俄國的國家機器，總是問我葉爾莫洛夫10參加沒有&hellip&hellip可是我能告訴他們的，隻是當時青年中的激進主義思潮，格拉諾夫斯基的宣傳，别林斯基的巨大影響，當時在文學界和社會上鬥争的兩派，即西歐派和斯拉夫派在社會觀點上的差異。
然而這在他們看來不是重要的。
他們有豐富的過去，我們卻懷着偉大的希望；他們的胸口布滿了刀傷，而我們隻是在鍛煉身體，要為未來的刀傷做好準備。
我們在他們面前，就好像後備軍人在久經沙場的老将面前。
波蘭人是神秘主義者，我們是現實主義者。
吸引他們的是朦胧的神秘世界，在那裡一切都模模糊糊，像影子一般浮動，人們可以把它想象得無限深遠，無限高大，因為什麼也看不清楚。
他們可以生活在這種半睡眠狀态，不需要分析，不需要冷靜的研究，不需要锲而不舍的懷疑。
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正如一個人在軍營中一樣，隻能看到我們所不熟悉的中世紀的反光，或者他們可以在困難和疲倦的時刻跪在面前祈禱的十字架。
在克拉辛斯基的詩篇中，《聖母痛苦經》11取代了民族的贊歌，它不是把我們引向生命的勝利，而是引向死亡的勝利，引向最後審判的一天&hellip&hellip我們不想在信仰中變得更愚昧，便得在懷疑中變得更聰明。
在拿破侖的時代之後，神秘主義思潮已愈演愈烈。
密茨凱維奇，托維揚斯基，甚至數學家弗龍斯基，所有的人都在幫助彌賽亞救世主義的發展。
從前有天主教徒和百科全書派，但是沒有神秘主義者。
受過18世紀熏陶的老人，與神智學的幻想是無緣的。
古典傳統的錘煉給人們帶來了偉大的世紀，它像大馬士革鋼一樣永不磨損。
我還見到過兩三個百科全書派的波蘭老人。
在巴黎的昂坦大道，從1831年起住着阿洛休斯·别爾納茨基伯爵，他擔任過波蘭議會的使節，在革命時期是财政總長，當亞曆山大一世1814年在波蘭實行自由主義政策時，别爾納茨基還擔任過一個省的貴族領袖，在沙皇面前代表自己的階級。
12 從1831年起他遷居巴黎，他的财産已全部被查抄，他便住在我提到的昂坦大道上那幢小小的寓所中。
每天早上，他穿一身深棕色衣服出外散步，然後讀讀報紙，到了晚上便穿上金紐扣的青燕尾服，到别人家中消磨時間。
1847年我便是在那兒認識他的。
他的住房相當舊了，女房東想把它翻造。
别爾納茨基給她寫了一封信，使那個法國女人非常感動（事情涉及錢的問題時，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她趕去與他商量，答應他遷往别處隻是暫時的。
房屋修好後，她仍以原價租給了别爾納茨基。
他看到油漆一新的漂亮樓梯，新的壁紙，新的窗框和家具，有些慚愧，但還是服從了命運的安排。
老人對一切事都從容不迫，心地光明磊落，正直高尚，他崇拜華盛頓，又是奧康内爾13的朋友。
他是真正的百科全書派，宣傳合理的利己主義，終生過着自我犧牲的生活，抛棄了一切，從家庭、财富到祖國和社會地位，從未流露過特别的惋惜，也從未發出過怨言。
法國警察沒有打擾他，甚至還很尊敬他，知道他當過總長和大使；巴黎的警察總監真的認為波蘭議會的使節與教皇的使節是相同的。
在流亡者中，大家知道這事，因此朋友和同胞們不斷找他幫忙，要他為他們說情。
别爾納茨基從不推辭，到了警察局總是客客氣氣，恭維備至，弄得警官們終于厭煩了，隻得讓步，以便擺脫他。
二月革命完全平定後，氣氛變了，不論笑容、眼淚、恭維和滿頭白發，都不再發生作用，但正在這時，仿佛命運故意與他作對，一個波蘭将軍的遺孀來到了巴黎，這位将軍是在匈牙利戰争14中陣亡的，他的遺孀生活非常困難。
别爾納茨基為她向警察局申請補助。
他們雖然大聲稱呼他&ldquo最尊貴的使節先生&rdquo，還是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
老人隻得找卡利埃15本人，卡利埃為了擺脫他的糾纏，同時也為了侮辱他，向他指出，補助隻給予1831年流亡的人，還說：&ldquo如果您如此關心這位夫人，不妨由您提出申請，要求發給您困難補助費，這樣我們可以每月給您二十法郎，至于您把錢給誰，這悉聽尊便！&rdquo 卡利埃讓他鑽了空子。
别爾納茨基隻當局長的話是真的，馬上表示同意，還再三道謝。
從此老頭兒每個月上警察局一次，坐在前廳恭候一兩個小時，領到二十法郎後便把錢送交那位寡婦。
别爾納茨基早已過了七十歲，但身體保養得很好，喜歡與朋友一起吃飯，晚上要一直坐到兩點鐘，有時還喝一兩杯葡萄酒。
一天很遲了，大約已經三點鐘，我與他一起回家，路上得經過勒佩勒蒂埃街。
歌劇院燈火輝煌，一些戴了醜角面具、穿着寬大衣衫的人裹緊了圍巾正在入場，龍騎兵和警察擠滿了過道。
我以為别爾納茨基會拒絕，故意逗他： &ldquo機會難得，我們進去瞧瞧，怎麼樣？&rdquo &ldquo太好了，&rdquo他答道，&ldquo我已有十五年沒參加化裝舞會了。
&rdquo &ldquo别爾納茨基，&rdquo我與他一邊擠進過道，一邊開玩笑道，&ldquo您什麼時候才老啊？&rdquo &ldquo教養良好的人年紀會大，&rdquo他笑笑答道，&ldquo但永遠不會老！&rdquo 他終生保持着這樣的性格，最後，作為一個修養良好的人，在安靜的氣氛中悄悄告别了生活：他早上覺得身體不舒服，晚上便死了。
别爾納茨基死的時候我已在倫敦。
我到達那裡不久便開始與一個人接近，他留給了我寶貴的記憶，他的棺木也是由我和别人一起擡進海格特墓園的，這便是沃爾采爾。
在那時跟我來往的所有波蘭人中，他是我最喜歡的，或許也是與我們的對立情緒最少的。
這不是說他喜歡俄國人，但是他對事物總是抱着合情合理的态度，因此全盤否定和狹隘的仇恨心理與他是無緣的。
我與他最早談起建立俄文印刷所的事。
聽完我的話，這位病人很興奮，拿起紙和鉛筆，開始計算費用，估計需要多少鉛字等等。
他推測了主要的訂戶，還介紹我認識了切爾涅茨基16，我們以後合作得很好。
當他拿到第一張校樣時，興奮得喊道：&ldquo我的天，我的天！自由俄羅斯印刷所在倫敦誕生了&hellip&hellip這一張紙，一張沾滿油污的紙，勾銷了我心頭多少不愉快的回憶啊！&rdquo17 這以後，他時常把消瘦的手搭在我的肩上，說道：&ldquo我們應該合作，我們走的是同一條路，幹的是同一件事&hellip&hellip&rdquo 1853年11月29日波蘭起義紀念日，沃爾采爾在漢諾威公寓召開了大會，我在會上發了言。
我講完後，沃爾采爾在熱烈的掌聲中擁抱了我，噙着眼淚與我親吻。
&ldquo沃爾采爾和您剛才在講台上給了我很深的印象，&rdquo一個意大利人（納尼伯爵）臨走時對我說，&ldquo我覺得，那個瘦弱、高尚、頭上已白發蒼蒼的老人，擁抱着您強壯結實的身體，似乎是波蘭和俄國的縮影。
&rdquo &ldquo我得補充一句，&rdquo我說，&ldquo沃爾采爾向我伸出手，擁抱了我，這是他以波蘭的名義寬恕了俄國。
&rdquo 确實，我們可以一起前進，但事實不是這樣。
沃爾采爾不是一個人&hellip&hellip不過我們首先要談的還是他。
沃爾采爾出生時，他的父親（立陶宛一個富裕的貴族，與埃斯泰哈澤家和波托茨基家18，也許還有别的大家族，都有親戚關系）通知了五個莊園的管家，要他們帶着自己年輕的妻子都來參加斯坦尼斯拉夫小伯爵的洗禮，以便終生記住老爺為這件大喜事給予他們的款待。
這是在1800年19。
伯爵給了兒子最光輝的多方面的教育。
沃爾采爾是數學家，語文學家，熟悉五六國的文學，早年就獲得了淵博的知識，同時又是一個富家公子，屬于1815至1830年（也就是沒落的波蘭幾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