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打算在明年初出版《往事與随想》的第四冊和第五冊。

    1我不知道，它們能否像前三冊，以及發表在《北極星》上的片斷那樣，赢得充滿同情的反應。

    目前我決定在《警鐘》的篇幅允許時，把尚未發表的各章陸續刊登一部分，首先我選取了談倫敦的波蘭流亡者的部分。

     這一章（第五冊第四章）2動筆于1857年，我記得一直寫到了1858年。

    它貧乏，内容不足。

    我重讀時，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筆記的實質方面未能重寫&mdash&mdash我記下的回憶與那些事件一樣，都是屬于過去的。

    在它和現在之間橫亘着1863年和1864年，這兩年發生了駭人的災難，也揭示了駭人的真理。

    3 現在需要的不是在巴黎慈祥的老人墓前獻上一束友誼的鮮花4，也不是在海格特墓園中傷心啼哭5，現在的問題不是一個人的死亡，而是整個民族在被推進墳墓。

    它的命運應該引起的隻是一種悲痛&mdash&mdash理解的悲痛，而我們可以給予它的隻是一種禮物&mdash&mdash沉默的禮物。

    波蘭最近的事件還将激勵許多詩人，許多藝術家，它的影響會存在很久，像哈姆雷特父親的陰魂一樣号召哈姆雷特起來複仇，不讓他得到平靜&hellip&hellip我們離這些事件還太近。

    淌過鮮血的受傷的手還提不起畫筆和雕刻刀，它們還在哆嗦。

     我那時給這一章寫的題目是&ldquo波蘭的流亡者&rdquo，其實應該把它稱作&ldquo沃爾采爾傳奇&rdquo，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他的特點，他的經曆詩一般體現了波蘭流亡者的生活，他可以說是他們的最高典型。

    這是一種完美的、純潔的、熱烈的、神聖的性格，充滿着無限的忠誠、不屈不撓的意志和偉大的偏執精神，對它說來，無所謂犧牲，無所謂工作的利益，除了事業沒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