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的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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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旺的時期之一）波蘭社會的最上層。
沃爾采爾很早就結了婚，但是直到1831年起義爆發時，才開始&ldquo真正的&rdquo生活。
這時，沃爾采爾抛開了一切，把整個身心投入了政治運動。
起義遭到了鎮壓，華沙陷落了。
斯坦尼斯拉夫伯爵與其他人一樣丢下家庭和财産逃出了國境。
他的妻子不僅沒有跟他一起出走，而且斷絕了與他的一切關系，因而得到寬恕，保留了一部分财産。
他們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我們将會看到，她怎樣教育他們，但首先，她是教育他們忘記自己的父親。
這時期，沃爾采爾經過奧地利到了巴黎，開始了無限期的流亡生涯，身無分文。
但什麼也不能使他動搖，他像别爾納茨基一樣過着隐修士節衣縮食的日子，熱烈地開展使徒式的宣傳活動，這工作他一直幹了二十五年，直到他在陰暗的獵人街上一幢簡陋的公寓中潮濕的底層房間裡停止呼吸為止。
改組領導波蘭革命運動的政黨，加強宣傳工作，團結一切流亡者，準備新的起義，為此而從早到晚奔走鼓吹，為此而生活，這便是沃爾采爾一生的主題，他從未離開它一步，一切都從屬于它。
為了這個目标，他結識了法國的一切革命活動家，從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20到賴德律-洛蘭；也為了這個目的，他成了共濟會員，與馬志尼的擁護者，後來又與馬志尼本人建立了密切聯系。
沃爾采爾堅定地、公開地舉起了波蘭的革命旗幟，與恰爾托雷斯基21一派對抗。
他相信，起義是葬送在貴族手中的，把古老的地主階級看作波蘭解放事業的敵人，要建立純粹的民主主義新波蘭。
沃爾采爾是正确的。
波蘭的大貴族真誠地忠于自己的事業，但在許多方面與我們時代的要求背道而馳。
他們的眼睛看到的始終是舊的波蘭，不是新的波蘭，他們的理想便是恢複舊的波蘭，它建立在回憶上，也同樣建立在主觀願望上。
單單以天主教為立國之本這一點，就足以使波蘭停留在落後狀态，加上騎士的盔甲，它就再也不能前進一步了。
沃爾采爾與馬志尼合作，是為了把波蘭的事業與全歐洲的共和主義和民主主義運動結合在一起。
很清楚，他必須在波蘭的小地主、城市居民和工人中尋找基礎。
起義隻能從這些階級中發動。
貴族可以參加運動，農民可以吸收，但領導權永遠不能掌握在他們手中。
也許，沃爾采爾應該受到責備，因為他要走的是西歐革命已走過、但走不通的老路，把這條路看成了唯一的拯救之路；但是他一旦選擇了這條路，便堅決地走到底。
客觀情況證明他是完全正确的。
在波蘭，真正的革命力量，如果不是沃爾采爾經常面向的那些階層，那些在1831年和60年代之間成長和壯大的階層，那麼它還在哪裡？ 不論我們對革命和革命的途徑在看法上存在什麼分歧，但不可否認，革命的一切成果是由社會的中等階層和城市工人取得的。
沒有城市愛國力量，馬志尼能做什麼？加裡波第又能做什麼？要知道，波蘭問題純粹是愛國主義問題，沃爾采爾本人最關心的也隻是民族獨立問題，不是社會變革問題。
二月革命前的一年半中，使沉睡的歐洲驚醒的幾次震動是：克拉科夫事件22，梅羅斯拉夫斯基案件23，然後是分離主義者聯盟的戰争24和意大利的&ldquo複興運動&rdquo25。
奧地利以帝國的大屠殺回答了起義，尼古拉拿不屬于他的克拉科夫酬謝了它，但是平靜沒有恢複。
路易-菲力普在二月革命中下台了，波蘭人燒毀了他的寶座。
沃爾采爾帶領波蘭民主派向臨時政府提出了波蘭問題。
拉馬丁用冷淡的外交辭令接見了他。
共和國與帝國不同，重視的是和平。
希望的時刻一眨眼便過去了，波蘭錯過了機會，整個西歐也錯過了機會；帕斯克維奇26報告尼古拉，匈牙利已匍匐在他的腳下。
匈牙利陷落之後，已沒有什麼可等待了。
沃爾采爾不得不離開巴黎，遷移到了倫敦。
1852年末，我在倫敦見到他時，他是歐洲委員會27的成員。
他敲着所有的門，寫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繼續工作和希望，勸說和請求，然而除了這一切，他還得吃飯，于是他開始教數學、繪圖、甚至法語。
他咳嗽，氣喘，為了掙兩個先令，至多半個克朗，得從倫敦的一頭跑到另一頭。
然而他還得把一部分收入分給自己的同志們。
他沒有灰心，但身體搞壞了。
倫敦的氣候（潮濕，煤灰，見不到陽光）對他的肺病是不利的。
沃爾采爾逐漸衰弱，但還是堅持着。
這樣，他活到了克裡米亞戰争，但我幾乎想說，他不能，也不應該活過這次戰争。
他和科蘇特一起前往英國各地巡回演講時曾對我說：&ldquo如果波蘭現在不能有所作為，一切便都完了，即使不是永遠完了，也得經過很長很長的時期才能翻身，我最好還是閉上眼睛。
&rdquo在各個主要城市的群衆大會上，科蘇特和沃爾采爾赢得了熱烈的掌聲，募集到不多的一些錢，但也僅此而已。
英國議會和政府十分清楚，人民的浪潮什麼時候隻是表面上轟轟烈烈，什麼時候才真的構成威脅。
強大穩定的内閣由于提出了&ldquo陰謀法案&rdquo，便在海德公園群衆大會的陰影中垮了台。
但科蘇特和沃爾采爾召集的群衆大會，目的是要促使議會和政府承認波蘭的權利，向波蘭的解放事業表示同情，它們沒有明确的目的，也沒有力量。
保守派作出的可怕回答是無法反駁的：&ldquo在波蘭一切都平安無事。
&rdquo現在要政府做的不是承認既成事實，而是發出号召，鼓動革命，喚醒波蘭。
英國的社會輿論還不能走得這麼遠。
何況大家希望的是盡快結束這場剛剛開始的戰争，它的代價太昂貴，實際上毫無益處。
在群衆大會之間，沃爾采爾不時返回倫敦。
他太聰明了，不可能不明白事情毫無指望，他顯然老得多了，心情抑郁，火氣很大；他展開了狂熱的活動，像垂危的病人在尋找一切醫療方法，懷着不祥的預兆和頑強的意志，重又回到伯明翰或利物浦，從講壇上為波蘭發出悲歌。
他在我心頭引起了深深的哀痛。
但是他怎麼會相信英國會拯救波蘭，拿破侖的法國會号召革命呢？他怎麼會對那個允許俄國進軍匈牙利，允許法國進軍羅馬的歐洲寄予希望呢？難道馬志尼和科蘇特在倫敦的存在本身，還沒有響亮地提醒他，它已經堕落了嗎？ &hellip&hellip大約就在這時，在年輕的波蘭流亡者中間長期蘊積的對中央領導機構的不滿，開始發出了聲音。
沃爾采爾愣住了&mdash&mdash他沒有料到這個打擊，然而它的出現是十分自然的。
聚集在沃爾采爾身邊的一小群人，根本達不到他的水平。
沃爾采爾明白這一點，但與這個合唱隊相處慣了，不免處在它的影響下。
他以為是他在領導他們，可是他們作為合唱隊，站在他的後面，卻要把他推向他們想去的地方。
唯有沃爾采爾達到了他可以自由呼吸，感到心情舒暢的高度，他的合唱隊卻行使着小市民親族的任務，拼命在把他向下拉，要把他拉進流亡者中卑污庸俗、争名奪利的圈子。
早衰的老人在這個圈子中，不僅身體上的氣喘醫不好，還得了精神上的氣喘。
這些人不理解我提出的聯合28的重大意義。
他們把這看作給他們的事業塗上一層新的色彩的手段：陳詞濫調的不斷反複，愛國主義的老生常談，公式主義的回憶往事&mdash&mdash他們已覺得這一切索然無味，有些厭倦了。
與俄國人的聯合提供了新的興趣。
此外，他們指望依靠俄國人的宣傳，使自己瀕臨絕境的事業重振聲威。
我與波蘭民主主義領導中心的成員之間，一開始就沒有取得真正的理解。
他們對俄國的一切都持懷疑态度，因此要我寫一份&ldquo信仰聲明&rdquo之類的東西予以公開發表。
我寫了《波蘭人寬恕我們》，他們要求在措辭上做些修改，我照辦了，盡管我根本不同意這些意見。
作為對我的文章的答複，萊·津科維奇29寫了一份對俄國人的呼籲書，把原稿送給我看。
它毫無新意，還是幾句老話，搬弄一些過去的事，加上一些天主教的調子。
把它譯成俄文以前，我向沃爾采爾指出原稿的荒謬之處。
沃爾采爾同意我的看法，請我晚上向領導中心的成員們說明這一點。
這時便出現了特利索坦和瓦迪烏絲的不朽場面30&mdash&mdash正是我所批評的那些地方，他們卻認為是拯救波蘭所必不可少的。
至于天主教的用語，他們說，不論他們個人的信仰如何，他們希望與人民站在一起，而人民熱愛自己受迫害的母親&mdash&mdash天主教會。
沃爾采爾支持我。
但是他剛開始發言，他的同志們便大叫大喊。
沃爾采爾被煙味熏得不斷咳嗽，什麼也講不成。
他答應我會後與他們談一下，堅持作重要修改。
過了一星期，《波蘭民主者》31出版了，呼籲書照登不誤，沒有改一個字，我拒絕把它譯成俄文。
沃爾采爾對我說，他也對這件事感到奇怪。
我向他指出：&ldquo您覺得奇怪，這還不夠，您為什麼不制止它發表？&rdquo 我已看得很清楚，對沃爾采爾說來，問題遲早會變成這樣：或者與領導中心當時的成員分手，與我保持密切聯系，或者與我分手，照舊與自己的&ldquo革命未成年人&rdquo待在一起。
沃爾采爾選擇了後者，我為此感到憂傷，但從未埋怨他，也沒對他生氣。
現在我得談到那些令人痛心的枝節問題了。
在我建立印刷所的時候，一切是這麼決定的：全部印刷開支（紙張、排工、房租、薪金等等）由我負擔。
領導中心按照他們運送波蘭小冊子的路線運送我的俄文書報。
我免費供應他們負責輸送的一切，我認為，我已承擔了大部分責任，但是結果他們認為這還不夠。
領導中心為它自己的事，主要是為了募捐，決定向波蘭派遣密使。
它甚至要求他前往基輔，可能的話還上莫斯科，以便在俄國人中進行宣傳，因此要我寫幾封信。
我拒絕了&mdash&mdash怕給朋友們惹來麻煩。
他出發前三天的晚上，我在街上遇到了津科維奇，他當即問我： &ldquo您為派遣密使出多少錢&mdash&mdash指您本人？&rdquo 我覺得這問題有些奇怪，但我知道他們的拮據狀況，因此說，我願意出十鎊（二百五十法郎）。
&ldquo怎麼，您這是開玩笑不是？&rdquo津科維奇問，皺起了眉頭，&ldquo他至少需要六十鎊，可是我們還缺四十鎊。
這件事不能就此罷休，我跟大夥商量一下再來找您。
&rdquo 真的，第二天，他與沃爾采爾，還有領導中心的兩個人來了。
這一次，津科維奇幹脆指責我不願為派遣密使提供足夠的資助，盡管我同意把俄文書刊交給他帶去。
&ldquo對不起，&rdquo我答道，&ldquo你們決定派遣密使，你們認為這是必要的，那麼費用也應該由你們負擔。
沃爾采爾在這裡，讓他來提醒你們當初講定的條件。
&rdquo &ldquo廢話少說！難道您不知道我們現在身無分文？&rdquo 這種口氣終于使我感到厭惡。
&ldquo您好像沒有讀過《死魂靈》，&rdquo我說，&ldquo要不，我得請您想一想諾茲德廖夫，他給乞乞科夫看他的領地時說，邊界這邊是他的，邊界那邊也是他的。
32這與我們現在的情形十分相似&mdash&mdash我們分攤了工作和負擔，可是您卻要把這兩部分全都算在我的賬上。
&rdquo 這位身材瘦小、脾氣很大的立陶宛人克制不住了，開始大聲嚷嚷什麼榮譽等等，講了不少毫無意義、毫不客氣的話，最後問我： &ldquo那麼您希望怎樣？&rdquo
沃爾采爾很早就結了婚，但是直到1831年起義爆發時，才開始&ldquo真正的&rdquo生活。
這時，沃爾采爾抛開了一切，把整個身心投入了政治運動。
起義遭到了鎮壓，華沙陷落了。
斯坦尼斯拉夫伯爵與其他人一樣丢下家庭和财産逃出了國境。
他的妻子不僅沒有跟他一起出走，而且斷絕了與他的一切關系，因而得到寬恕，保留了一部分财産。
他們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我們将會看到，她怎樣教育他們，但首先，她是教育他們忘記自己的父親。
這時期，沃爾采爾經過奧地利到了巴黎，開始了無限期的流亡生涯，身無分文。
但什麼也不能使他動搖，他像别爾納茨基一樣過着隐修士節衣縮食的日子，熱烈地開展使徒式的宣傳活動，這工作他一直幹了二十五年，直到他在陰暗的獵人街上一幢簡陋的公寓中潮濕的底層房間裡停止呼吸為止。
改組領導波蘭革命運動的政黨，加強宣傳工作，團結一切流亡者，準備新的起義，為此而從早到晚奔走鼓吹，為此而生活，這便是沃爾采爾一生的主題，他從未離開它一步，一切都從屬于它。
為了這個目标，他結識了法國的一切革命活動家，從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20到賴德律-洛蘭；也為了這個目的，他成了共濟會員，與馬志尼的擁護者，後來又與馬志尼本人建立了密切聯系。
沃爾采爾堅定地、公開地舉起了波蘭的革命旗幟，與恰爾托雷斯基21一派對抗。
他相信，起義是葬送在貴族手中的，把古老的地主階級看作波蘭解放事業的敵人，要建立純粹的民主主義新波蘭。
沃爾采爾是正确的。
波蘭的大貴族真誠地忠于自己的事業，但在許多方面與我們時代的要求背道而馳。
他們的眼睛看到的始終是舊的波蘭，不是新的波蘭，他們的理想便是恢複舊的波蘭，它建立在回憶上，也同樣建立在主觀願望上。
單單以天主教為立國之本這一點，就足以使波蘭停留在落後狀态，加上騎士的盔甲，它就再也不能前進一步了。
沃爾采爾與馬志尼合作，是為了把波蘭的事業與全歐洲的共和主義和民主主義運動結合在一起。
很清楚，他必須在波蘭的小地主、城市居民和工人中尋找基礎。
起義隻能從這些階級中發動。
貴族可以參加運動，農民可以吸收，但領導權永遠不能掌握在他們手中。
也許，沃爾采爾應該受到責備，因為他要走的是西歐革命已走過、但走不通的老路，把這條路看成了唯一的拯救之路；但是他一旦選擇了這條路，便堅決地走到底。
客觀情況證明他是完全正确的。
在波蘭，真正的革命力量，如果不是沃爾采爾經常面向的那些階層，那些在1831年和60年代之間成長和壯大的階層，那麼它還在哪裡？ 不論我們對革命和革命的途徑在看法上存在什麼分歧，但不可否認，革命的一切成果是由社會的中等階層和城市工人取得的。
沒有城市愛國力量，馬志尼能做什麼？加裡波第又能做什麼？要知道，波蘭問題純粹是愛國主義問題，沃爾采爾本人最關心的也隻是民族獨立問題，不是社會變革問題。
二月革命前的一年半中，使沉睡的歐洲驚醒的幾次震動是：克拉科夫事件22，梅羅斯拉夫斯基案件23，然後是分離主義者聯盟的戰争24和意大利的&ldquo複興運動&rdquo25。
奧地利以帝國的大屠殺回答了起義，尼古拉拿不屬于他的克拉科夫酬謝了它，但是平靜沒有恢複。
路易-菲力普在二月革命中下台了，波蘭人燒毀了他的寶座。
沃爾采爾帶領波蘭民主派向臨時政府提出了波蘭問題。
拉馬丁用冷淡的外交辭令接見了他。
共和國與帝國不同，重視的是和平。
希望的時刻一眨眼便過去了，波蘭錯過了機會，整個西歐也錯過了機會；帕斯克維奇26報告尼古拉，匈牙利已匍匐在他的腳下。
匈牙利陷落之後，已沒有什麼可等待了。
沃爾采爾不得不離開巴黎，遷移到了倫敦。
1852年末，我在倫敦見到他時，他是歐洲委員會27的成員。
他敲着所有的門，寫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繼續工作和希望，勸說和請求，然而除了這一切，他還得吃飯，于是他開始教數學、繪圖、甚至法語。
他咳嗽，氣喘，為了掙兩個先令，至多半個克朗，得從倫敦的一頭跑到另一頭。
然而他還得把一部分收入分給自己的同志們。
他沒有灰心，但身體搞壞了。
倫敦的氣候（潮濕，煤灰，見不到陽光）對他的肺病是不利的。
沃爾采爾逐漸衰弱，但還是堅持着。
這樣，他活到了克裡米亞戰争，但我幾乎想說，他不能，也不應該活過這次戰争。
他和科蘇特一起前往英國各地巡回演講時曾對我說：&ldquo如果波蘭現在不能有所作為，一切便都完了，即使不是永遠完了，也得經過很長很長的時期才能翻身，我最好還是閉上眼睛。
&rdquo在各個主要城市的群衆大會上，科蘇特和沃爾采爾赢得了熱烈的掌聲，募集到不多的一些錢，但也僅此而已。
英國議會和政府十分清楚，人民的浪潮什麼時候隻是表面上轟轟烈烈，什麼時候才真的構成威脅。
強大穩定的内閣由于提出了&ldquo陰謀法案&rdquo，便在海德公園群衆大會的陰影中垮了台。
但科蘇特和沃爾采爾召集的群衆大會，目的是要促使議會和政府承認波蘭的權利，向波蘭的解放事業表示同情，它們沒有明确的目的，也沒有力量。
保守派作出的可怕回答是無法反駁的：&ldquo在波蘭一切都平安無事。
&rdquo現在要政府做的不是承認既成事實，而是發出号召，鼓動革命，喚醒波蘭。
英國的社會輿論還不能走得這麼遠。
何況大家希望的是盡快結束這場剛剛開始的戰争，它的代價太昂貴，實際上毫無益處。
在群衆大會之間，沃爾采爾不時返回倫敦。
他太聰明了，不可能不明白事情毫無指望，他顯然老得多了，心情抑郁，火氣很大；他展開了狂熱的活動，像垂危的病人在尋找一切醫療方法，懷着不祥的預兆和頑強的意志，重又回到伯明翰或利物浦，從講壇上為波蘭發出悲歌。
他在我心頭引起了深深的哀痛。
但是他怎麼會相信英國會拯救波蘭，拿破侖的法國會号召革命呢？他怎麼會對那個允許俄國進軍匈牙利，允許法國進軍羅馬的歐洲寄予希望呢？難道馬志尼和科蘇特在倫敦的存在本身，還沒有響亮地提醒他，它已經堕落了嗎？ &hellip&hellip大約就在這時，在年輕的波蘭流亡者中間長期蘊積的對中央領導機構的不滿，開始發出了聲音。
沃爾采爾愣住了&mdash&mdash他沒有料到這個打擊，然而它的出現是十分自然的。
聚集在沃爾采爾身邊的一小群人，根本達不到他的水平。
沃爾采爾明白這一點，但與這個合唱隊相處慣了，不免處在它的影響下。
他以為是他在領導他們，可是他們作為合唱隊，站在他的後面，卻要把他推向他們想去的地方。
唯有沃爾采爾達到了他可以自由呼吸，感到心情舒暢的高度，他的合唱隊卻行使着小市民親族的任務，拼命在把他向下拉，要把他拉進流亡者中卑污庸俗、争名奪利的圈子。
早衰的老人在這個圈子中，不僅身體上的氣喘醫不好，還得了精神上的氣喘。
這些人不理解我提出的聯合28的重大意義。
他們把這看作給他們的事業塗上一層新的色彩的手段：陳詞濫調的不斷反複，愛國主義的老生常談，公式主義的回憶往事&mdash&mdash他們已覺得這一切索然無味，有些厭倦了。
與俄國人的聯合提供了新的興趣。
此外，他們指望依靠俄國人的宣傳，使自己瀕臨絕境的事業重振聲威。
我與波蘭民主主義領導中心的成員之間，一開始就沒有取得真正的理解。
他們對俄國的一切都持懷疑态度，因此要我寫一份&ldquo信仰聲明&rdquo之類的東西予以公開發表。
我寫了《波蘭人寬恕我們》，他們要求在措辭上做些修改，我照辦了，盡管我根本不同意這些意見。
作為對我的文章的答複，萊·津科維奇29寫了一份對俄國人的呼籲書，把原稿送給我看。
它毫無新意，還是幾句老話，搬弄一些過去的事，加上一些天主教的調子。
把它譯成俄文以前，我向沃爾采爾指出原稿的荒謬之處。
沃爾采爾同意我的看法，請我晚上向領導中心的成員們說明這一點。
這時便出現了特利索坦和瓦迪烏絲的不朽場面30&mdash&mdash正是我所批評的那些地方，他們卻認為是拯救波蘭所必不可少的。
至于天主教的用語，他們說，不論他們個人的信仰如何，他們希望與人民站在一起，而人民熱愛自己受迫害的母親&mdash&mdash天主教會。
沃爾采爾支持我。
但是他剛開始發言，他的同志們便大叫大喊。
沃爾采爾被煙味熏得不斷咳嗽，什麼也講不成。
他答應我會後與他們談一下，堅持作重要修改。
過了一星期，《波蘭民主者》31出版了，呼籲書照登不誤，沒有改一個字，我拒絕把它譯成俄文。
沃爾采爾對我說，他也對這件事感到奇怪。
我向他指出：&ldquo您覺得奇怪，這還不夠，您為什麼不制止它發表？&rdquo 我已看得很清楚，對沃爾采爾說來，問題遲早會變成這樣：或者與領導中心當時的成員分手，與我保持密切聯系，或者與我分手，照舊與自己的&ldquo革命未成年人&rdquo待在一起。
沃爾采爾選擇了後者，我為此感到憂傷，但從未埋怨他，也沒對他生氣。
現在我得談到那些令人痛心的枝節問題了。
在我建立印刷所的時候，一切是這麼決定的：全部印刷開支（紙張、排工、房租、薪金等等）由我負擔。
領導中心按照他們運送波蘭小冊子的路線運送我的俄文書報。
我免費供應他們負責輸送的一切，我認為，我已承擔了大部分責任，但是結果他們認為這還不夠。
領導中心為它自己的事，主要是為了募捐，決定向波蘭派遣密使。
它甚至要求他前往基輔，可能的話還上莫斯科，以便在俄國人中進行宣傳，因此要我寫幾封信。
我拒絕了&mdash&mdash怕給朋友們惹來麻煩。
他出發前三天的晚上，我在街上遇到了津科維奇，他當即問我： &ldquo您為派遣密使出多少錢&mdash&mdash指您本人？&rdquo 我覺得這問題有些奇怪，但我知道他們的拮據狀況，因此說，我願意出十鎊（二百五十法郎）。
&ldquo怎麼，您這是開玩笑不是？&rdquo津科維奇問，皺起了眉頭，&ldquo他至少需要六十鎊，可是我們還缺四十鎊。
這件事不能就此罷休，我跟大夥商量一下再來找您。
&rdquo 真的，第二天，他與沃爾采爾，還有領導中心的兩個人來了。
這一次，津科維奇幹脆指責我不願為派遣密使提供足夠的資助，盡管我同意把俄文書刊交給他帶去。
&ldquo對不起，&rdquo我答道，&ldquo你們決定派遣密使，你們認為這是必要的，那麼費用也應該由你們負擔。
沃爾采爾在這裡，讓他來提醒你們當初講定的條件。
&rdquo &ldquo廢話少說！難道您不知道我們現在身無分文？&rdquo 這種口氣終于使我感到厭惡。
&ldquo您好像沒有讀過《死魂靈》，&rdquo我說，&ldquo要不，我得請您想一想諾茲德廖夫，他給乞乞科夫看他的領地時說，邊界這邊是他的，邊界那邊也是他的。
32這與我們現在的情形十分相似&mdash&mdash我們分攤了工作和負擔，可是您卻要把這兩部分全都算在我的賬上。
&rdquo 這位身材瘦小、脾氣很大的立陶宛人克制不住了，開始大聲嚷嚷什麼榮譽等等，講了不少毫無意義、毫不客氣的話，最後問我： &ldquo那麼您希望怎樣？&rdq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