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的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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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很簡單，請您不要把我當作專管掏錢的大老闆，也不要像一個德國人在他的小冊子中稱呼我的那樣，把我當成民主派的銀行經理。
你們對我的财産考慮得太多，對我本人又考慮得太少&hellip&hellip你們錯了&hellip&hellip&rdquo &ldquo等一下，等一下&hellip&hellip&rdquo立陶宛人氣得臉色發白，急忙說。
&ldquo我不能讓這談話再繼續下去了。
&rdquo沃爾采爾終于站起來講話了，他一直愁眉不展地坐在牆角邊。
&ldquo否則我隻得走開。
赫爾岑先生，您是對的，但是請您考慮一下我們的處境：密使必須派遣，可是錢卻沒有。
&rdquo 我打斷了他的話。
&ldquo如果這樣，應該先問我一下，我可以做些什麼，但不應強迫我做什麼，這種粗暴的方式叫我讨厭。
我可以付錢，這純粹是為了您，至于你們，先生們，請注意，這是最後一次。
&rdquo 我把錢交給了沃爾采爾，大家便悶悶不樂地分手了。
在我們的圈子裡，關于财務問題通常是怎麼辦的，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
1852年我到達倫敦後，與馬志尼談到意大利黨内資金短缺時，我告訴他，在熱那亞，我曾勸他的同志們對各人的收入實行征稅，無家的人征百分之十，有家的少征一些。
&ldquo這大家都會同意，&rdquo馬志尼說，&ldquo但真正付款的恐怕很少。
&rdquo &ldquo等他們感到不好意思的時候就會付了。
我早已想為意大利事業貢獻一點力量，它對我就像祖國一樣親切，因此我願意從收入中拿出百分之十，一次付清。
這大約有兩百鎊，現在先付一百四十鎊，還有六十鎊暫時欠着。
&rdquo 1853年初，馬志尼走了。
他離開不久，便有兩個身強力壯的流亡者來找我，一個穿着皮領圈的大氅，因為他十年前到過彼得堡，另一個雖然沒有皮領圈，但留着灰白的唇髭和軍人氣概的大胡子。
他們是賴德律-洛蘭派來的，想知道我是否打算捐一筆錢給歐洲委員會。
我承認我沒有這打算。
過了幾天，沃爾采爾又向我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ldquo賴德律-洛蘭怎麼會有這想法的？&rdquo &ldquo這也難怪，您給了馬志尼捐款。
&rdquo &ldquo但這正是我不能再給别人提供捐款的理由。
&rdquo &ldquo據我知道，您還留着六十鎊吧？&rdquo &ldquo這是答應給馬志尼的。
&rdquo &ldquo反正一樣。
&rdquo &ldquo我不認為一樣。
&rdquo &hellip&hellip過了一星期，我收到了馬佐萊尼33的信，他通知我，他得悉我不知道該把留在我處的六十鎊交給誰，為此他要求我把錢交給他，他是馬志尼在倫敦的代表。
确實，馬佐萊尼是馬志尼的秘書。
這人天生是當官的，一位官僚，他那副大臣的架勢和外交官的作風叫我覺得可笑。
記得1853年2月3日米蘭起義的電訊在報上登出後，我便找馬佐萊尼，向他打聽消息。
馬佐萊尼要我稍候，過了一會兒，他帶着憂慮而興奮的臉色拿着一些文件，與布勒蒂亞努一起出來了&mdash&mdash他與後者正在進行重要的談話。
&ldquo我找您是想了解些消息。
&rdquo &ldquo沒有消息，我也是從《泰晤士報》知道這事的，我随時在等待着緊急電報。
&rdquo 又來了兩個人。
馬佐萊尼很得意，因此皺緊眉頭，抱怨工作太忙。
後來他談得起勁，才透露了一點消息，還作了解釋。
&ldquo您這是怎麼知道的？&rdquo我問他。
&ldquo這&hellip&hellip這，當然是我的想象。
&rdquo馬佐萊尼答道，有些含糊其辭。
&ldquo明天早上我再來找您&hellip&hellip&rdquo &ldquo如果今天有什麼消息，我會通知您。
&rdquo &ldquo那太感謝您了&mdash&mdash七點和九點之間我在偉利飯店。
&rdquo 馬佐萊尼沒有忘記。
七點多鐘，我在偉利飯店用膳，一個我見過兩次的意大利人進來了，走到我跟前，向周圍打量了一下，等仆歐去取什麼時，他對我說，馬佐萊尼要他轉告我，什麼電報也沒有，然後便走了。
&hellip&hellip在收到這位革命的禦前大臣來信後，我回信與他開玩笑道，他不必替我擔心，以為我在倫敦舉目無親，無依無靠，以緻不知該把那六十鎊錢交給誰&mdash&mdash沒有馬志尼的信，我不打算把它交給任何人。
馬佐萊尼回了一封長信，字裡行間顯得有些怒意，但既不緻損害發信者的尊嚴，又可以對收信者發生譏刺作用，同時又不緻越出官場禮節所許可的範圍。
這些交涉之後還沒過一星期，一天早上，艾米莉亞·霍克斯34來找我了，她是對馬志尼最忠誠的婦女之一，也是與他十分接近的朋友；她通知我，倫巴第的起義失敗了，馬志尼還隐藏在那兒，要立即彙錢給他，可是沒有錢。
&ldquo我這兒有，&rdquo我對她說，&ldquo這是著名的六十鎊，但别忘了通知禦前大臣馬佐萊尼，還有賴德律-洛蘭（如果遇到他的話），告訴他們，我沒有把這一千五百法郎丢在歐洲委員會的無底洞中，這事還是做得不壞的。
&rdquo 為了防止我們俄國人從我講的故事中得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結論，我得聲明，從沒有人私自動用過這些募集到的錢。
35要是在我們俄國，它會落進個人的腰包，可是在這兒，它隻是消失了，好像有人就着蠟燭把鈔票銷毀了，連數目也沒記下。
至于那位密使，他去了又回來，什麼也沒幹成。
戰争越來越近&hellip&hellip終于開始了。
流亡者們很不滿&mdash&mdash年輕人責怪沃爾采爾的同志們無能，懶惰，隻想謀取私利，把波蘭的大事丢在一邊，政治熱情衰退。
他們的不滿發展到了明顯的埋怨，大家議論紛紛，打算要求領導中心的成員作出說明，向它公開表示自己的不信任。
他們之所以還沒有這麼做，隻是由于尊敬和愛戴沃爾采爾。
我通過切爾涅茨基盡力勸阻，但領導中心的錯誤接連不斷，最後必然使任何人都忍耐不住。
1854年11月又召開了紀念波蘭起義的大會，但與去年相比，情緒已一落千丈。
英國的一位議員喬舒亞·沃爾姆斯利36被推選擔任主席&mdash&mdash波蘭人已把自己的事業放在英國人的保護下。
為了防止過于革命的詞句，沃爾采爾向與會者打了招呼，我也收到了類似這樣的信：&ldquo您知道，我們要在29日召開大會，今年我們不便像去年那樣邀請您在會上發表幾句鼓舞我們的話：戰争以及與英國的接近，使我們的大會不得不采取另一種調子。
不論赫爾岑、賴德律-洛蘭還是皮安喬尼，都不打算發表演說，發言的大多是英國人，我們中間隻有科蘇特一人講話，闡述一下我們的立場&hellip&hellip&rdquo我回信道：&ldquo要我在大會上保持緘默的邀請收到了，它使我感到很輕松，單憑這一點它已值得大大歡迎。
&rdquo 但是與英國人的接近并未如願以償，讓步沒有取得效果，甚至捐款也寥寥無幾。
喬·沃爾姆斯利說，他願意出錢，但不想在募捐冊上署名，他作為議員，不便正式參與募捐活動，它的目的尚未得到政府認可。
這一切，還有其他一些事，包括我不得在大會上發言的規定，使年輕人的不滿達到了極點，他們已在傳閱一份抗議書。
很不湊巧，正在這時，我的俄文印刷所得遷移地點。
原來的房子是津科維奇以自己的名義租的，它與波蘭印刷所合在一起，現在津科維奇債台高築，法院的執行官已來過兩次，印刷所随時可能與其他家私一起被沒收，抵充債務。
我委托切爾涅茨基負責搬遷，但津科維奇反對，不願交出鉛字和什物。
我寫了一封不客氣的信給他。
沃爾采爾看到我的信，第二天抱病來了，他很傷心，是特地到特威克南找我的。
&ldquo我們内部正在鬧矛盾的時候，您卻要搬走印刷所，這無異是逼我們走上絕路。
&rdquo &ldquo請您相信，這絲毫不包含任何政治原因，也不是由于争吵或示威，事情很簡單：我擔心查抄津科維奇的全部什物。
您能不能向我擔保，不緻發生這類事？隻要您保證，我可以把印刷所留下。
&rdquo &ldquo他的事很複雜&mdash&mdash這是真的。
&rdquo &ldquo那您怎麼能指望我把我唯一的武器拿來冒險呢？哪怕以後我能重新購置這些東西，單單時間的損失就多麼大？您知道，它的建立是不容易的&hellip&hellip&rdquo 沃爾采爾沉默了。
&ldquo我可以為您這麼辦：我寫一封信，說明由于業務上的需要，我不得不遷移印刷所，但這不僅不表示我們的分裂，而且相反，這使我們可以有兩個印刷所，而不是一個。
您隻要願意，這封信随時可以公開發表，或者給任何人看。
&rdquo 我真的按照這意思寫了信，是寫給紮皮茨基37的，他是領導中心一個不出頭露面的人物，負責它的日常事務。
沃爾采爾留下吃飯。
飯後，我請他在特威克南過夜，晚上我們兩人一起坐在壁爐前面。
他非常憂郁，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錯誤，一切讓步沒有帶來任何結果，隻是導緻了内部的分裂，他與科蘇特從事的宣傳活動也毫無結果，這是一幅陰暗的圖畫，而它的背景便是波蘭國内死一般的平靜。
彼·泰勒38吩咐公寓的老闆娘每月把賬單寄給他，包括房租、夥食、洗衣費等等，由他結算，但從未當面付過錢給沃爾采爾。
1856年秋，大家勸沃爾采爾住到尼斯去，開頭先在日内瓦湖畔的溫暖地帶居住一個時期。
我聽說後，主動提出路費由我負擔。
他接受了，這使我們重又接近了，我們又時常見面。
但他遲遲沒有動身，這時倫敦的冬季開始了，氣候變得潮濕，大霧彌漫，令人窒息，空中永遠濕濕的，刮起了可怕的東北風。
我催他快走，但他對遷移，對活動，已養成了一種本能的畏懼心理；他怕孤獨，我建議他帶幾個人一起上日内瓦，到了那兒，我可以把他介紹給卡爾·福格特&hellip&hellip他一切都接受，一切都同意，但什麼也沒做。
他住的底層是地下室，幾乎終年不見陽光，他又有氣喘病，那裡空氣不流通，煤煙味很重，這樣，他的身體日益衰弱了。
他要走已經太遲，我提議在布朗普頓肺病療養院為他租一間舒适的房間。
&ldquo這好是好&hellip&hellip但是不成。
算了，它離這兒太遠了。
&rdquo &ldquo這有什麼關系？&rdquo &ldquo紮皮茨基住在這兒，我們的一切活動都在這兒，他每天早上得向我彙報一天的工作！&hellip&hellip&rdquo 這種自我犧牲精神幾乎已達到瘋狂的邊緣。
&ldquo他們準備向我們提出一份抗議書，您大概聽到過吧？&rdquo沃爾采爾問我。
&ldquo聽到過。
&rdquo &ldquo這就是我年老以後獲得的報答&hellip&hellip活到這一天真沒意思&hell
你們對我的财産考慮得太多，對我本人又考慮得太少&hellip&hellip你們錯了&hellip&hellip&rdquo &ldquo等一下，等一下&hellip&hellip&rdquo立陶宛人氣得臉色發白，急忙說。
&ldquo我不能讓這談話再繼續下去了。
&rdquo沃爾采爾終于站起來講話了，他一直愁眉不展地坐在牆角邊。
&ldquo否則我隻得走開。
赫爾岑先生，您是對的，但是請您考慮一下我們的處境：密使必須派遣，可是錢卻沒有。
&rdquo 我打斷了他的話。
&ldquo如果這樣，應該先問我一下，我可以做些什麼，但不應強迫我做什麼，這種粗暴的方式叫我讨厭。
我可以付錢，這純粹是為了您，至于你們，先生們，請注意，這是最後一次。
&rdquo 我把錢交給了沃爾采爾，大家便悶悶不樂地分手了。
在我們的圈子裡，關于财務問題通常是怎麼辦的，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
1852年我到達倫敦後，與馬志尼談到意大利黨内資金短缺時，我告訴他，在熱那亞，我曾勸他的同志們對各人的收入實行征稅，無家的人征百分之十，有家的少征一些。
&ldquo這大家都會同意，&rdquo馬志尼說，&ldquo但真正付款的恐怕很少。
&rdquo &ldquo等他們感到不好意思的時候就會付了。
我早已想為意大利事業貢獻一點力量，它對我就像祖國一樣親切，因此我願意從收入中拿出百分之十，一次付清。
這大約有兩百鎊，現在先付一百四十鎊，還有六十鎊暫時欠着。
&rdquo 1853年初，馬志尼走了。
他離開不久，便有兩個身強力壯的流亡者來找我，一個穿着皮領圈的大氅，因為他十年前到過彼得堡，另一個雖然沒有皮領圈，但留着灰白的唇髭和軍人氣概的大胡子。
他們是賴德律-洛蘭派來的，想知道我是否打算捐一筆錢給歐洲委員會。
我承認我沒有這打算。
過了幾天，沃爾采爾又向我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ldquo賴德律-洛蘭怎麼會有這想法的？&rdquo &ldquo這也難怪，您給了馬志尼捐款。
&rdquo &ldquo但這正是我不能再給别人提供捐款的理由。
&rdquo &ldquo據我知道，您還留着六十鎊吧？&rdquo &ldquo這是答應給馬志尼的。
&rdquo &ldquo反正一樣。
&rdquo &ldquo我不認為一樣。
&rdquo &hellip&hellip過了一星期，我收到了馬佐萊尼33的信，他通知我，他得悉我不知道該把留在我處的六十鎊交給誰，為此他要求我把錢交給他，他是馬志尼在倫敦的代表。
确實，馬佐萊尼是馬志尼的秘書。
這人天生是當官的，一位官僚，他那副大臣的架勢和外交官的作風叫我覺得可笑。
記得1853年2月3日米蘭起義的電訊在報上登出後，我便找馬佐萊尼，向他打聽消息。
馬佐萊尼要我稍候，過了一會兒，他帶着憂慮而興奮的臉色拿着一些文件，與布勒蒂亞努一起出來了&mdash&mdash他與後者正在進行重要的談話。
&ldquo我找您是想了解些消息。
&rdquo &ldquo沒有消息，我也是從《泰晤士報》知道這事的，我随時在等待着緊急電報。
&rdquo 又來了兩個人。
馬佐萊尼很得意，因此皺緊眉頭，抱怨工作太忙。
後來他談得起勁，才透露了一點消息，還作了解釋。
&ldquo您這是怎麼知道的？&rdquo我問他。
&ldquo這&hellip&hellip這，當然是我的想象。
&rdquo馬佐萊尼答道，有些含糊其辭。
&ldquo明天早上我再來找您&hellip&hellip&rdquo &ldquo如果今天有什麼消息，我會通知您。
&rdquo &ldquo那太感謝您了&mdash&mdash七點和九點之間我在偉利飯店。
&rdquo 馬佐萊尼沒有忘記。
七點多鐘，我在偉利飯店用膳，一個我見過兩次的意大利人進來了，走到我跟前，向周圍打量了一下，等仆歐去取什麼時，他對我說，馬佐萊尼要他轉告我，什麼電報也沒有，然後便走了。
&hellip&hellip在收到這位革命的禦前大臣來信後，我回信與他開玩笑道，他不必替我擔心，以為我在倫敦舉目無親，無依無靠，以緻不知該把那六十鎊錢交給誰&mdash&mdash沒有馬志尼的信，我不打算把它交給任何人。
馬佐萊尼回了一封長信，字裡行間顯得有些怒意，但既不緻損害發信者的尊嚴，又可以對收信者發生譏刺作用，同時又不緻越出官場禮節所許可的範圍。
這些交涉之後還沒過一星期，一天早上，艾米莉亞·霍克斯34來找我了，她是對馬志尼最忠誠的婦女之一，也是與他十分接近的朋友；她通知我，倫巴第的起義失敗了，馬志尼還隐藏在那兒，要立即彙錢給他，可是沒有錢。
&ldquo我這兒有，&rdquo我對她說，&ldquo這是著名的六十鎊，但别忘了通知禦前大臣馬佐萊尼，還有賴德律-洛蘭（如果遇到他的話），告訴他們，我沒有把這一千五百法郎丢在歐洲委員會的無底洞中，這事還是做得不壞的。
&rdquo 為了防止我們俄國人從我講的故事中得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結論，我得聲明，從沒有人私自動用過這些募集到的錢。
35要是在我們俄國，它會落進個人的腰包，可是在這兒，它隻是消失了，好像有人就着蠟燭把鈔票銷毀了，連數目也沒記下。
至于那位密使，他去了又回來，什麼也沒幹成。
戰争越來越近&hellip&hellip終于開始了。
流亡者們很不滿&mdash&mdash年輕人責怪沃爾采爾的同志們無能，懶惰，隻想謀取私利，把波蘭的大事丢在一邊，政治熱情衰退。
他們的不滿發展到了明顯的埋怨，大家議論紛紛，打算要求領導中心的成員作出說明，向它公開表示自己的不信任。
他們之所以還沒有這麼做，隻是由于尊敬和愛戴沃爾采爾。
我通過切爾涅茨基盡力勸阻，但領導中心的錯誤接連不斷，最後必然使任何人都忍耐不住。
1854年11月又召開了紀念波蘭起義的大會，但與去年相比，情緒已一落千丈。
英國的一位議員喬舒亞·沃爾姆斯利36被推選擔任主席&mdash&mdash波蘭人已把自己的事業放在英國人的保護下。
為了防止過于革命的詞句，沃爾采爾向與會者打了招呼，我也收到了類似這樣的信：&ldquo您知道，我們要在29日召開大會，今年我們不便像去年那樣邀請您在會上發表幾句鼓舞我們的話：戰争以及與英國的接近，使我們的大會不得不采取另一種調子。
不論赫爾岑、賴德律-洛蘭還是皮安喬尼，都不打算發表演說，發言的大多是英國人，我們中間隻有科蘇特一人講話，闡述一下我們的立場&hellip&hellip&rdquo我回信道：&ldquo要我在大會上保持緘默的邀請收到了，它使我感到很輕松，單憑這一點它已值得大大歡迎。
&rdquo 但是與英國人的接近并未如願以償，讓步沒有取得效果，甚至捐款也寥寥無幾。
喬·沃爾姆斯利說，他願意出錢，但不想在募捐冊上署名，他作為議員，不便正式參與募捐活動，它的目的尚未得到政府認可。
這一切，還有其他一些事，包括我不得在大會上發言的規定，使年輕人的不滿達到了極點，他們已在傳閱一份抗議書。
很不湊巧，正在這時，我的俄文印刷所得遷移地點。
原來的房子是津科維奇以自己的名義租的，它與波蘭印刷所合在一起，現在津科維奇債台高築，法院的執行官已來過兩次，印刷所随時可能與其他家私一起被沒收，抵充債務。
我委托切爾涅茨基負責搬遷，但津科維奇反對，不願交出鉛字和什物。
我寫了一封不客氣的信給他。
沃爾采爾看到我的信，第二天抱病來了，他很傷心，是特地到特威克南找我的。
&ldquo我們内部正在鬧矛盾的時候，您卻要搬走印刷所，這無異是逼我們走上絕路。
&rdquo &ldquo請您相信，這絲毫不包含任何政治原因，也不是由于争吵或示威，事情很簡單：我擔心查抄津科維奇的全部什物。
您能不能向我擔保，不緻發生這類事？隻要您保證，我可以把印刷所留下。
&rdquo &ldquo他的事很複雜&mdash&mdash這是真的。
&rdquo &ldquo那您怎麼能指望我把我唯一的武器拿來冒險呢？哪怕以後我能重新購置這些東西，單單時間的損失就多麼大？您知道，它的建立是不容易的&hellip&hellip&rdquo 沃爾采爾沉默了。
&ldquo我可以為您這麼辦：我寫一封信，說明由于業務上的需要，我不得不遷移印刷所，但這不僅不表示我們的分裂，而且相反，這使我們可以有兩個印刷所，而不是一個。
您隻要願意，這封信随時可以公開發表，或者給任何人看。
&rdquo 我真的按照這意思寫了信，是寫給紮皮茨基37的，他是領導中心一個不出頭露面的人物，負責它的日常事務。
沃爾采爾留下吃飯。
飯後，我請他在特威克南過夜，晚上我們兩人一起坐在壁爐前面。
他非常憂郁，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錯誤，一切讓步沒有帶來任何結果，隻是導緻了内部的分裂，他與科蘇特從事的宣傳活動也毫無結果，這是一幅陰暗的圖畫，而它的背景便是波蘭國内死一般的平靜。
彼·泰勒38吩咐公寓的老闆娘每月把賬單寄給他，包括房租、夥食、洗衣費等等，由他結算，但從未當面付過錢給沃爾采爾。
1856年秋，大家勸沃爾采爾住到尼斯去，開頭先在日内瓦湖畔的溫暖地帶居住一個時期。
我聽說後，主動提出路費由我負擔。
他接受了，這使我們重又接近了，我們又時常見面。
但他遲遲沒有動身，這時倫敦的冬季開始了，氣候變得潮濕，大霧彌漫，令人窒息，空中永遠濕濕的，刮起了可怕的東北風。
我催他快走，但他對遷移，對活動，已養成了一種本能的畏懼心理；他怕孤獨，我建議他帶幾個人一起上日内瓦，到了那兒，我可以把他介紹給卡爾·福格特&hellip&hellip他一切都接受，一切都同意，但什麼也沒做。
他住的底層是地下室，幾乎終年不見陽光，他又有氣喘病，那裡空氣不流通，煤煙味很重，這樣，他的身體日益衰弱了。
他要走已經太遲，我提議在布朗普頓肺病療養院為他租一間舒适的房間。
&ldquo這好是好&hellip&hellip但是不成。
算了，它離這兒太遠了。
&rdquo &ldquo這有什麼關系？&rdquo &ldquo紮皮茨基住在這兒，我們的一切活動都在這兒，他每天早上得向我彙報一天的工作！&hellip&hellip&rdquo 這種自我犧牲精神幾乎已達到瘋狂的邊緣。
&ldquo他們準備向我們提出一份抗議書，您大概聽到過吧？&rdquo沃爾采爾問我。
&ldquo聽到過。
&rdquo &ldquo這就是我年老以後獲得的報答&hellip&hellip活到這一天真沒意思&h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