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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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由于我是自己人，說真的，為什麼我要突然信口雌黃，而且還是針對前輩，又是如此的前輩呢？
在我們新的一代中存在着奇怪的混合物，它像鐘擺一樣是由兩種完全對立的因素焊接而成，一方面，推動它的是一種鐵鑄的、骨質的、毫不遷就的自尊心，目空一切的自大狂和吹毛求疵的狹隘胸懷；另一方面卻是垂頭喪氣的消沉心理，對俄國的不信任，過早地衰老現象。
這是三十年奴役的自然結果，它以另一種形态保存了長官的厚顔無恥，老爺的粗魯無禮，部下的低首下心和納稅居民的谄媚奉承。
在我們文化界的長官對我的斥責聲中，時間在不斷流逝，終于過去了整整十年。
在1849年覺得新鮮的許多事，在1859年成了老生常談，當初認為乖僻反常的怪論成了社會的普遍看法，而許多永恒的、不可動搖的真理随着當年的衣服式樣一起過時了。
嚴肅的頭腦開始在歐洲嚴肅地看待事物。
他們人數不多，這隻是證實了我對西方的意見，但他們走得很快，我完全記得，托·卡萊爾93和善良的艾爾索普94（就是那個在奧爾西尼案件中受到株連的人）曾為我對英國政治形态殘留的一點信心發出過譏笑。
如今卻出現了一本比我講過的一切都走得更遠的書。
&ldquo讓那些在我們之前講出我們的警句的人見鬼去吧&rdquo95，可是我們得感謝那些在我們之後以自己的權威證實了我們的話，以自己的天才清楚而有力地表達了我們表達得軟弱無力的意思的人。
我講的那本書不是蒲魯東，也不是皮埃爾·勒魯或其他社會主義者和憤激的流亡者寫的，完全不是，那是一位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寫的，他不久前還在東印度公司工作，三個月前才由于斯坦利勳爵96的推薦，在政府擔任了一個職務。
這個人享有巨大的、當之無愧的聲望，在英國，托利黨人不屑讀他的書，輝格黨人仇視他的書，但在歐洲大陸，凡是除了報紙和小冊子還讀點什麼的人（除了社會主義者）大多讀過他的書。
這個人便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97。
一個月以前，他出版了一本奇怪的書，為思想、言論和人身的自由仗義執言98。
我說&ldquo奇怪&rdquo是因為兩個世紀以前米爾頓發表過一本同樣的書99，現在就在這個地方人們又必須為自由大聲疾呼了。
要知道，像穆勒這樣的人是不可能為了娛樂而寫書的；他的書中從頭到尾貫穿着深刻的憂慮，這不是感傷情緒，而是英勇的、譴責的、塔西佗100的聲音。
他之所以要講，是因為惡已日趨嚴重。
米爾頓捍衛言論自由，反對政府的幹預，反對暴力，他的話雄辯有力，光明正大。
斯圖亞特·穆勒的敵人完全不同，他捍衛自由不是針對文明的政府，而是針對社會，針對當前的習俗，針對無動于衷的冷漠風氣，針對狹隘淺薄的偏見，針對&ldquo庸俗的勢力&rdquo。
這不是葉卡捷琳娜時代憤憤不平的老廷臣，由于得不到勳章而對年輕一代牢騷滿腹，由于多棱宮而看不慣冬宮101的那種人。
不，這是一個精力飽滿的人，一個熟悉國家事務，深刻地思考過各種理論，習慣于安詳地觀察世界的人，他作為英國人，也作為思想家，終于不能忍耐，不怕引起涅瓦河邊西方文明記錄員和莫斯科西方圖書推銷員的憤怒，發出了呐喊：&ldquo我們正在沉入水底！&rdquo 人性、愛好、風度的不斷降低，趣味的空虛，精力的衰退，使他不寒而栗；他注視着世界，清楚地看到，一切怎樣在變得渺小，鄙陋，平凡，腐朽，也許更&ldquo合乎常規&rdquo但也更庸俗了。
他在英國看到（正如托克維爾102在法國看到的一樣），人正在變成集群性的統一模式，于是嚴肅地搖搖頭，向他的同時代人喊道：&ldquo停下，想一想，你們知道你們在走向哪裡嗎？看看吧，精神在沒落！&rdquo 但是他為什麼要喚醒熟睡的人，他想給他們指點什麼途徑，什麼出路呢？他像從前施洗者約翰一樣發出了警告103，勸人悔改；可是這否定的杠杆第二次不一定能發揮作用。
斯圖亞特·穆勒譴責他的同時代人，正如塔西佗譴責他的同時代人一樣；然而他靠這個無法制止他們，就像塔西佗也無法制止一樣。
不僅幾句悲戚的指責不能解決精神堕落的問題，恐怕世界上任何堤壩對此也無濟于事。
他說：&ldquo另一種朝氣蓬勃的人創造了從前的英國，也隻有具備這另一種氣質的人才能從堕落中拯救它。
&rdquo 但是人性的沒落，朝氣的缺乏，隻是一種病理現象，承認這一點固然是找到出路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它本身還不是出路。
斯圖亞特·穆勒斥責病人，讓他想起健康的祖先；這種奇怪的治療方法不見得合理有效。
如果人們用遠古的魚龍來譴責蜥蜴，那會怎樣呢？難道它生得小，另一個生得大，是它的過錯嗎？穆勒看到周圍的人道德上的堕落和精神上的平庸，不禁憂心忡忡，像童話中的巨人那樣大聲疾呼道：&ldquo這片土地上的人還活着嗎？&rdquo 為什麼他要呼喚他？為了對他說，他是強大的祖先的蛻化的後裔，因此他應該變得像祖先一樣。
這為了什麼？&mdash&mdash沒有回答。
羅伯特·歐文向人們不斷号召了七十年也毫無成效；但他是号召他們去做什麼。
不論這個什麼是烏托邦，是幻想或是真理，這點現在與我們無關，重要的是他的号召是有一定目的的；可是穆勒是用克倫威爾和清教徒時代嚴峻的、具有倫勃朗式強烈線條的曆史人物，吓唬他的同時代人，希望那些一輩子守在秤杆和尺子旁邊的店主們，按照某種詩意的要求，從某種心靈的操練中脫胎換骨，變成英雄！ 我們也可以提出法國國民議會104中雄偉、威嚴的人物，把他們與法國過去、未來、現在的奸細和雜貨店老闆放在一起加以比較，像哈姆雷特一樣說道： 瞧這兒，瞧這幅畫像，還有這個&hellip&hellip 太陽神的鬈發，天神的前額， 眼睛像戰神一樣威風凜凜&hellip&hellip 現在你再瞧這一個， 這是你現在的丈夫&hellip&hellip105 這非常公正，然而更令人無法接受&mdash&mdash難道人們會為了要像克倫威爾一樣過莊嚴而枯燥的生活，或者像丹東一樣視死如歸地走上斷頭台，便甘願抛棄現在庸俗而舒适的生活方式嗎？ 他們之所以能輕易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懷着熱烈的信念&mdash&mdash堅定不移的信念。
當年天主教便是這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後來是新教，文藝複興時代的科學，18世紀的革命。
這神聖的偏執狂，這&ldquo偉大的未知數&rdquo，我們文明時代的斯芬克斯之謎，而今在哪裡，那強大的思想，那熱烈的信念，那強烈的憧憬，又在哪裡？隻有它們才能像鍛煉鋼鐵一樣鍛煉體魄，使心靈達到不屈不撓的堅強程度，既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貧困，泰然自若地走上斷頭台和木柴垛。
請看看周圍，有什麼能振奮精神，喚起人民，推動群衆的？是主張聖母無原罪成胎論的教皇的宗教106，還是主張在安息日戒酒的沒有教皇的宗教107？是隻論數量的普選制泛神論，還是君主制偶像崇拜論，是迷信共和制，還是迷信議會改革108？&hellip&hellip什麼也不成，這一切都褪色了，陳舊了，像從前奧林匹斯山上的衆神那樣走下了天空，給在各各他升起的新的競争者所取代了109。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那些陳舊的偶像還沒有接替者，最低限度穆勒沒有指出它們。
他知道它們還是不知道，這很難說。
一方面，這位英國天才反對抽象的概括和大膽的邏輯推理，他憑自己的懷疑主義感覺到，純粹的邏輯結論正如純數學規律一樣，不考慮生存條件是無法應用的。
另一方面，他習慣于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扣緊大衣的全部紐扣，豎起領圈，借以防止潮濕的風和嚴峻的偏激思想。
在穆勒的那本書中，我們看到了這方面的例子。
他使出了非常巧妙的兩三拳，便把搖搖欲墜的基督教道德打倒在地上，可是全書中一句也沒有提到基督教本身。
110 穆勒沒有提供任何出路，隻是突然宣稱：&ldquo各民族的發展似乎有個極限，到達極限以後，它便停止前進，變成了中國111。
&rdquo 這大緻在什麼時候呢？ 他答道，這是在這時候，即個性開始泯滅，消失在群體中的時候，一切服從公認的習慣的時候，善和惡的觀念與符合不符合公認的觀念合而為一的時候。
習慣的壓力阻止了發展&mdash&mdash發展按其本身說，便是從一般向更好的階段前進。
整個曆史即由這種鬥争組成，如果人類的大部分不再有曆史，這便是由于它的生存已完全從屬于習慣。
現在應該看一下，我們的作者怎樣認識文明世界的現狀。
他說，盡管我們的時代具有智力上的優勢，一切還是在走向平庸，個人正隐沒在群衆中。
這種集體的平庸狀态仇視一切出類拔萃的、個性鮮明的、與衆不同的事物，它要求一切符合平均水平。
由于在中間剖面上，人的才智不多，願望也不多，因此集體的平庸正如泥濘的沼澤，一方面明知一切的希望都在于泅出這片地帶，另一方面又通過對新一代的教育（它也同樣處在軟弱無力的平庸狀态）企圖防止不同尋常的人破壞現存的秩序。
行為的道德基礎主要在于任何人得像别人一樣生活：&ldquo想做别人不做的事的人，尤其是女人，必然倒黴，但是不想做大家都做的事的人，也必然倒黴。
&rdquo對這種道德是不需要智慧，也不需要特殊意志的，人們隻關心自己的私事，有時為了消遣，也參與一下公益活動（慈善遊戲），然而依然是循規蹈矩的、庸俗的人。
力量和權勢屬于這個環境，政府本身是否強大，也取決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充當這個主宰一切的環境的工具，能不能理解它的要求。
這個掌握生殺大權的環境是怎麼回事呢？&ldquo在美國，一切白人都屬于這個天地，在英國，中等階層構成了占統治地位的力量。
&rdquo112 穆勒在東方民族僵死的停滞狀态和當代資産階級國家之間，找到了一個區别。
我覺得，這正是他端出的一杯苦艾酒中最苦的一滴。
他說，與亞洲落後的平靜狀态相反，現代歐洲人是生活在徒勞無益的不安定狀态中，生活在毫無意義的變化中：&ldquo我們排斥獨特性，但并不排斥變化，隻是任何變化必須是所有的人都這麼做。
我們可以抛棄父輩們獨特的衣衫，一年兩三次改變服裝的式樣，但必須大家都這麼改變，這不是出于要求美觀或舒适，而是為改變而改變！&rdquo 如果人不能擺脫這席卷而來的漩渦，這令人窒息的沼澤，那麼&ldquo歐洲盡管有自己光輝的曆史和自己的基督教，它還是會變成中國的&rdquo。
這樣，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問題面前。
根據什麼理由喚醒沉睡的人，為什麼要讓被鄙視的個人，那越來越卑劣的個人，振奮精神，對自己現在的生活，那擁有鐵路、電報、報紙和廉價産品的生活感到不滿？ 人們不肯采取行動是因為沒有充足的理由。
他們要擁護誰，擁護什麼，或者反對什麼呢？缺乏堅強的活動家不是原因，是結果。
達到一定的點和線之後，希望改進現狀和保持現狀之間的鬥争，一般說來結果總是對保持現狀這邊有利的，因為這時（在我們看來）人民中占優勢的、活躍的、具有曆史作用的部分，已獲得基本符合他們要求的那種生活方式；這是某種滿足狀态，飽和點；一切進入了平衡狀态，靜止狀态，以後便永遠這麼繼續下去&mdash&mdash直到發生大的變故、革新或破壞。
&ldquo永恒不變&rdquo是不需要花大力氣，也不需要勇猛的戰士的&mdash&mdash不論他們是怎麼一種人，總是多餘的，在和平時期用不着将領。
我們不必找遙遠的中國，隻要看看身邊，看看西方那個最穩定的國家，那個已開始生長白發的歐洲國家&mdash&mdash荷蘭，這裡，那些偉大的國務活動家，偉大的美術家，高雅的神學家，勇敢的航海家如今在哪裡呢？還要他們做什麼呢？難道它由于沒有他們，由于生活平靜，社會安定，便不幸福嗎？它會指給你看它那些建立在幹涸的窪地上的含笑的鄉村，它那整潔的城市，那整齊的花園，那舒适恬靜的生活，它的自由，說道：&ldquo我的偉大人民為我取得了這自由，我的航海家留給了我這份财富，我的偉大藝術家美化了我的住宅和教堂，我覺得一切都很好，你們還希望我怎樣呢？與政府展開尖銳的鬥争？然而難道它壓迫人民嗎？我們現在已覺得自由太多了，比法國任何時候更多了。
&rdquo 但從這生活能得到什麼呢？ 得到什麼？然而一般說來，生活能給予我們什麼？再說，難道在荷蘭沒有個人的風流韻事、矛盾沖突和流言蜚語？難道在荷蘭人們不戀愛，不哭，不笑，不唱歌，不喝酒，不在每個村莊跳舞跳到天亮？何況還不應忘記，一方面，他們享有教育、科學和藝術的一切果實，另一方面，他們有無數的事要做：商業上的運算籌劃，家務上的辛苦操勞，按照規格和自己的榜樣教育孩子；一個荷蘭人還沒得到充分的休息，轉眼之間已被裝進油漆一新的棺材，擡進了&ldquo上帝的田園&rdquo，于是兒子又被套上商業大車，開始另一輪永不停止的奔波，否則店鋪就得關門大吉。
如果沒有第二個波拿巴的弟弟113再來幹擾，生活可以這麼進行一千年。
讓我丢開這些兄長，談談小兄弟們。
我們沒有足夠的事實，但可以假設各類動物按照它們現有的形态看，那是經曆了漫長的變化，在一系列改善和進化中迂回曲折地形成的最後結果。
這過程是一點一滴地進行的，包括骨骼和肌肉，大腦溝回和神經纖維的發展。
原始動物代表了這部創世記的英雄時代，巨人和勇士的時代，它們逐漸變小，與新的環境取得平衡，一旦達到相當适宜和穩定的形态，便開始按照這個形态不斷重複，以緻《奧德賽》中尤利西斯114的狗與我們今天所有的狗毫無不同。
不僅如此，政治或社會的動物不僅以群居為特色，而且像螞蟻和蜜蜂一樣有一定的組織方式，但是誰能說它們一開始就會建造自己的蟻垤或蜂窩呢？我完全不這麼想。
那是經過無數世代的演變和死亡之後，中國式的蟻垤才終于形成和鞏固的。
我想以此說明，如果某個民族達到了外在的社會體制與自身的需要互相協調的狀态，那麼在這些需要改變以前，對它說來，任何前進、戰鬥、叛亂，以及與衆不同的人物，都失去内在的必要性了。
安靜地蟄居在群體中，蜂窩内&mdash&mdash這是保持已取得的成果的首要條件之一。
穆勒所談的世界，還沒有達到這種完全平靜的狀态。
它在經曆了所有的革命和震蕩之後還不能穩定，不能安靜，無數的渣滓浮到了面上，一切渾濁不清，既不像中國瓷器那麼純淨，也不像荷蘭麻布那麼潔白。
在這裡還有許多不成熟的、畸形的、甚至病态的東西，從這方面看，它确實還得在自己的道路上再前進一步。
它需要的不是精力充沛的人，不是與衆不同的激情，而是使現狀的公正合理得到承認。
英國人必須不再短斤缺兩，法國人必須不再給各種警察當幫手，這不僅是為了體面，也是為了生活方式的穩定。
按照穆勒的說法，那時英國便可能變成中國（當然是在更完美的形式中），同時保存自己的一切商業活動，一切自由，改進自己的法律制度，那就是随着遵守法律的習慣的形成（這是比一切法庭和刑罰更能扼殺意志的）減少法律的強制性。
這時法國便可能走上波斯生活的美麗的軍事道路，因為文明的中央集權政治授予執政者的權力已為它掃除了一切障礙；為了補償失去的各種個人權利，它對鄰國展開了光輝的征伐，把其他民族束縛到了中央專制政權的命運上&hellip&hellip這時它的雇傭兵面貌便更符合亞洲的類型，不再是歐洲的類型了。
為了防止叫喊和咒罵，我得趕緊聲明，這兒談的根本不是我的願望，甚至也不是我的觀點。
我的工作純粹屬于邏輯方面，我隻是想詳細闡明穆勒表達得簡單扼要的結論，從他的個體的微分中找到曆史的積分。
因此，問題不在于預言英國将得到中國的命運是否謙恭有禮（何況這不是我的預言，這是他的），預言法國将變成波斯是否過于粗魯。
雖然說句公道話，我不明白，為什麼侮辱中國和波斯就無可非議。
其實真正重要的問題穆勒并未觸及，那就是：是否存在一種新生力量足以更新舊的血液，是否有一種幼苗或健康的嫩芽可以使枯萎的青草起死回生？這個問題實質上也就是：人民是否甘願最終被利用，為了給新的中國和新的波斯的土壤施加肥料，擔當起沒有出路的笨重勞動，在愚昧和饑餓中度過一生；是否允許像彩票賭博一樣，為了鼓舞和引誘其他人，便讓一個人一本萬利，發大财，從被吃者變成吃人者？ 這個問題得用事實來回答&mdash&mdash靠理論是解決不了的。
如果人民被征服，新的中國和新的波斯便不可避免。
但是如果人民勝利了，那麼社會主義變革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論貴族怎麼聳肩膀，資産階級怎麼咬牙切齒，難道這不也是可以形成那個堅定不移的信念的思想嗎？ 人民意識到了這一點；從前認為現存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或者至少都是正義的那種幼稚的信念，已經沒有了；有的隻是在力量面前的畏懼，并且不能把個人的痛苦提高到普遍的規律上來認識；但是盲目的信仰已不再存在。
在法國，正當中産階級陶醉在勝利和權力中，以共和國的名義給自己封官晉爵，與馬拉斯特115一起坐在凡爾賽宮中路易十五的安樂椅上發号施令的時候，人民威嚴地宣布了自己的抗議116；人民看到自己仍被關在門外，仍然無衣無食，于是在失望中起義了；這起義是草率的，沒有任何決定，沒有計劃，沒有領導人，沒有武器，但是并不缺乏英勇果敢的戰士，正因為這樣，它迫使對方召來了卡芬雅克那樣兇殘而嗜血的秃鹫。
人民被擊潰了。
波斯的可能性上升了，從那時起一直在上升。
英國工人會怎樣提出自己的社會問題，我不知道，但是他們像水牛一樣頑強。
他們在數量上占有優勢，但力量不在他們這邊。
數量絲毫不能證明什麼。
三四個正規的哥薩克兵和兩三個警備隊員便可以把五百個囚犯從莫斯科一直押送到西伯利亞。
如果英國的人民也遭到迎頭痛擊，像德國在農民戰争中一樣，像法國在6月的日子裡一樣，那麼英國離斯圖亞特·穆勒所預言的中國就不遠了。
向它的轉變會不知不覺，正如我們所說的，既沒有喪失任何權利，也沒削弱任何自由，因為削弱的隻是運用這些權利和這種自由的能力！ 膽怯的人們和敏感的人們說，這是不可能的。
這再好沒有了，我也但願能同意他們的話，但我看不到理由何在。
沒有出路的悲劇正在于那個可以拯救民族，使歐洲獲得新生的思想，對統治階級是不利的，對它有利的（如果它徹底而勇敢的話）隻是一個實行美國式奴隸制度的國家！117 1&ensp《舊約全書·詩篇》第一百三十七篇，這是&ldquo被擄于巴比倫者之哀歌&rdquo。
2&ensp菲洛潘蒂（1812&mdash1894），意大利革命家，1849年任羅馬共和國三人執政府的秘書，革命失敗後流亡國外。
3&ensp似應為路易十六，1789年被推翻的國王。
4&ensp在希臘北部，被希臘正教會稱為&ldquo聖山&rdquo，從9世紀起成為正教會隐修士的居住地，有隐修院二十餘所。
但在15世紀，土耳其侵占了這地區，對基督教實行迫害，使聖山區的隐修院瀕臨絕境。
5&ensp聖約翰·克裡索斯托（約347&mdash407），古代基督教希臘教父，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善于傳教著稱，因而被稱為&ldquo金口約翰&rdquo。
6&ensp德文：是。
7&ensp&ldquo查林克魯斯&rdquo和&ldquo萊斯特斯誇爾&rdquo（萊斯特廣場）是倫敦的兩個重要地名，法國人按照法文的發音方式把它們說成了&ldquo沙蘭克魯&rdquo等。
8&ensp澤西島屬英國，但靠近法國，成為法國流亡者的聚居地。
1855年，法國流亡者在該島出版的《人》周報發表了費利克斯·皮亞緻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公開信，抗議她在這年8月對法國拿破侖三世的訪問。
澤西島總督企圖迫使《人》停刊，把三個編輯驅逐出境。
以雨果為首的三十五個法國流亡者随即提出了抗議，澤西島總督又命令這三十
這是三十年奴役的自然結果，它以另一種形态保存了長官的厚顔無恥，老爺的粗魯無禮，部下的低首下心和納稅居民的谄媚奉承。
在我們文化界的長官對我的斥責聲中，時間在不斷流逝，終于過去了整整十年。
在1849年覺得新鮮的許多事，在1859年成了老生常談，當初認為乖僻反常的怪論成了社會的普遍看法，而許多永恒的、不可動搖的真理随着當年的衣服式樣一起過時了。
嚴肅的頭腦開始在歐洲嚴肅地看待事物。
他們人數不多，這隻是證實了我對西方的意見，但他們走得很快，我完全記得，托·卡萊爾93和善良的艾爾索普94（就是那個在奧爾西尼案件中受到株連的人）曾為我對英國政治形态殘留的一點信心發出過譏笑。
如今卻出現了一本比我講過的一切都走得更遠的書。
&ldquo讓那些在我們之前講出我們的警句的人見鬼去吧&rdquo95，可是我們得感謝那些在我們之後以自己的權威證實了我們的話，以自己的天才清楚而有力地表達了我們表達得軟弱無力的意思的人。
我講的那本書不是蒲魯東，也不是皮埃爾·勒魯或其他社會主義者和憤激的流亡者寫的，完全不是，那是一位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寫的，他不久前還在東印度公司工作，三個月前才由于斯坦利勳爵96的推薦，在政府擔任了一個職務。
這個人享有巨大的、當之無愧的聲望，在英國，托利黨人不屑讀他的書，輝格黨人仇視他的書，但在歐洲大陸，凡是除了報紙和小冊子還讀點什麼的人（除了社會主義者）大多讀過他的書。
這個人便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97。
一個月以前，他出版了一本奇怪的書，為思想、言論和人身的自由仗義執言98。
我說&ldquo奇怪&rdquo是因為兩個世紀以前米爾頓發表過一本同樣的書99，現在就在這個地方人們又必須為自由大聲疾呼了。
要知道，像穆勒這樣的人是不可能為了娛樂而寫書的；他的書中從頭到尾貫穿着深刻的憂慮，這不是感傷情緒，而是英勇的、譴責的、塔西佗100的聲音。
他之所以要講，是因為惡已日趨嚴重。
米爾頓捍衛言論自由，反對政府的幹預，反對暴力，他的話雄辯有力，光明正大。
斯圖亞特·穆勒的敵人完全不同，他捍衛自由不是針對文明的政府，而是針對社會，針對當前的習俗，針對無動于衷的冷漠風氣，針對狹隘淺薄的偏見，針對&ldquo庸俗的勢力&rdquo。
這不是葉卡捷琳娜時代憤憤不平的老廷臣，由于得不到勳章而對年輕一代牢騷滿腹，由于多棱宮而看不慣冬宮101的那種人。
不，這是一個精力飽滿的人，一個熟悉國家事務，深刻地思考過各種理論，習慣于安詳地觀察世界的人，他作為英國人，也作為思想家，終于不能忍耐，不怕引起涅瓦河邊西方文明記錄員和莫斯科西方圖書推銷員的憤怒，發出了呐喊：&ldquo我們正在沉入水底！&rdquo 人性、愛好、風度的不斷降低，趣味的空虛，精力的衰退，使他不寒而栗；他注視着世界，清楚地看到，一切怎樣在變得渺小，鄙陋，平凡，腐朽，也許更&ldquo合乎常規&rdquo但也更庸俗了。
他在英國看到（正如托克維爾102在法國看到的一樣），人正在變成集群性的統一模式，于是嚴肅地搖搖頭，向他的同時代人喊道：&ldquo停下，想一想，你們知道你們在走向哪裡嗎？看看吧，精神在沒落！&rdquo 但是他為什麼要喚醒熟睡的人，他想給他們指點什麼途徑，什麼出路呢？他像從前施洗者約翰一樣發出了警告103，勸人悔改；可是這否定的杠杆第二次不一定能發揮作用。
斯圖亞特·穆勒譴責他的同時代人，正如塔西佗譴責他的同時代人一樣；然而他靠這個無法制止他們，就像塔西佗也無法制止一樣。
不僅幾句悲戚的指責不能解決精神堕落的問題，恐怕世界上任何堤壩對此也無濟于事。
他說：&ldquo另一種朝氣蓬勃的人創造了從前的英國，也隻有具備這另一種氣質的人才能從堕落中拯救它。
&rdquo 但是人性的沒落，朝氣的缺乏，隻是一種病理現象，承認這一點固然是找到出路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它本身還不是出路。
斯圖亞特·穆勒斥責病人，讓他想起健康的祖先；這種奇怪的治療方法不見得合理有效。
如果人們用遠古的魚龍來譴責蜥蜴，那會怎樣呢？難道它生得小，另一個生得大，是它的過錯嗎？穆勒看到周圍的人道德上的堕落和精神上的平庸，不禁憂心忡忡，像童話中的巨人那樣大聲疾呼道：&ldquo這片土地上的人還活着嗎？&rdquo 為什麼他要呼喚他？為了對他說，他是強大的祖先的蛻化的後裔，因此他應該變得像祖先一樣。
這為了什麼？&mdash&mdash沒有回答。
羅伯特·歐文向人們不斷号召了七十年也毫無成效；但他是号召他們去做什麼。
不論這個什麼是烏托邦，是幻想或是真理，這點現在與我們無關，重要的是他的号召是有一定目的的；可是穆勒是用克倫威爾和清教徒時代嚴峻的、具有倫勃朗式強烈線條的曆史人物，吓唬他的同時代人，希望那些一輩子守在秤杆和尺子旁邊的店主們，按照某種詩意的要求，從某種心靈的操練中脫胎換骨，變成英雄！ 我們也可以提出法國國民議會104中雄偉、威嚴的人物，把他們與法國過去、未來、現在的奸細和雜貨店老闆放在一起加以比較，像哈姆雷特一樣說道： 瞧這兒，瞧這幅畫像，還有這個&hellip&hellip 太陽神的鬈發，天神的前額， 眼睛像戰神一樣威風凜凜&hellip&hellip 現在你再瞧這一個， 這是你現在的丈夫&hellip&hellip105 這非常公正，然而更令人無法接受&mdash&mdash難道人們會為了要像克倫威爾一樣過莊嚴而枯燥的生活，或者像丹東一樣視死如歸地走上斷頭台，便甘願抛棄現在庸俗而舒适的生活方式嗎？ 他們之所以能輕易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懷着熱烈的信念&mdash&mdash堅定不移的信念。
當年天主教便是這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後來是新教，文藝複興時代的科學，18世紀的革命。
這神聖的偏執狂，這&ldquo偉大的未知數&rdquo，我們文明時代的斯芬克斯之謎，而今在哪裡，那強大的思想，那熱烈的信念，那強烈的憧憬，又在哪裡？隻有它們才能像鍛煉鋼鐵一樣鍛煉體魄，使心靈達到不屈不撓的堅強程度，既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貧困，泰然自若地走上斷頭台和木柴垛。
請看看周圍，有什麼能振奮精神，喚起人民，推動群衆的？是主張聖母無原罪成胎論的教皇的宗教106，還是主張在安息日戒酒的沒有教皇的宗教107？是隻論數量的普選制泛神論，還是君主制偶像崇拜論，是迷信共和制，還是迷信議會改革108？&hellip&hellip什麼也不成，這一切都褪色了，陳舊了，像從前奧林匹斯山上的衆神那樣走下了天空，給在各各他升起的新的競争者所取代了109。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那些陳舊的偶像還沒有接替者，最低限度穆勒沒有指出它們。
他知道它們還是不知道，這很難說。
一方面，這位英國天才反對抽象的概括和大膽的邏輯推理，他憑自己的懷疑主義感覺到，純粹的邏輯結論正如純數學規律一樣，不考慮生存條件是無法應用的。
另一方面，他習慣于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扣緊大衣的全部紐扣，豎起領圈，借以防止潮濕的風和嚴峻的偏激思想。
在穆勒的那本書中，我們看到了這方面的例子。
他使出了非常巧妙的兩三拳，便把搖搖欲墜的基督教道德打倒在地上，可是全書中一句也沒有提到基督教本身。
110 穆勒沒有提供任何出路，隻是突然宣稱：&ldquo各民族的發展似乎有個極限，到達極限以後，它便停止前進，變成了中國111。
&rdquo 這大緻在什麼時候呢？ 他答道，這是在這時候，即個性開始泯滅，消失在群體中的時候，一切服從公認的習慣的時候，善和惡的觀念與符合不符合公認的觀念合而為一的時候。
習慣的壓力阻止了發展&mdash&mdash發展按其本身說，便是從一般向更好的階段前進。
整個曆史即由這種鬥争組成，如果人類的大部分不再有曆史，這便是由于它的生存已完全從屬于習慣。
現在應該看一下，我們的作者怎樣認識文明世界的現狀。
他說，盡管我們的時代具有智力上的優勢，一切還是在走向平庸，個人正隐沒在群衆中。
這種集體的平庸狀态仇視一切出類拔萃的、個性鮮明的、與衆不同的事物，它要求一切符合平均水平。
由于在中間剖面上，人的才智不多，願望也不多，因此集體的平庸正如泥濘的沼澤，一方面明知一切的希望都在于泅出這片地帶，另一方面又通過對新一代的教育（它也同樣處在軟弱無力的平庸狀态）企圖防止不同尋常的人破壞現存的秩序。
行為的道德基礎主要在于任何人得像别人一樣生活：&ldquo想做别人不做的事的人，尤其是女人，必然倒黴，但是不想做大家都做的事的人，也必然倒黴。
&rdquo對這種道德是不需要智慧，也不需要特殊意志的，人們隻關心自己的私事，有時為了消遣，也參與一下公益活動（慈善遊戲），然而依然是循規蹈矩的、庸俗的人。
力量和權勢屬于這個環境，政府本身是否強大，也取決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充當這個主宰一切的環境的工具，能不能理解它的要求。
這個掌握生殺大權的環境是怎麼回事呢？&ldquo在美國，一切白人都屬于這個天地，在英國，中等階層構成了占統治地位的力量。
&rdquo112 穆勒在東方民族僵死的停滞狀态和當代資産階級國家之間，找到了一個區别。
我覺得，這正是他端出的一杯苦艾酒中最苦的一滴。
他說，與亞洲落後的平靜狀态相反，現代歐洲人是生活在徒勞無益的不安定狀态中，生活在毫無意義的變化中：&ldquo我們排斥獨特性，但并不排斥變化，隻是任何變化必須是所有的人都這麼做。
我們可以抛棄父輩們獨特的衣衫，一年兩三次改變服裝的式樣，但必須大家都這麼改變，這不是出于要求美觀或舒适，而是為改變而改變！&rdquo 如果人不能擺脫這席卷而來的漩渦，這令人窒息的沼澤，那麼&ldquo歐洲盡管有自己光輝的曆史和自己的基督教，它還是會變成中國的&rdquo。
這樣，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問題面前。
根據什麼理由喚醒沉睡的人，為什麼要讓被鄙視的個人，那越來越卑劣的個人，振奮精神，對自己現在的生活，那擁有鐵路、電報、報紙和廉價産品的生活感到不滿？ 人們不肯采取行動是因為沒有充足的理由。
他們要擁護誰，擁護什麼，或者反對什麼呢？缺乏堅強的活動家不是原因，是結果。
達到一定的點和線之後，希望改進現狀和保持現狀之間的鬥争，一般說來結果總是對保持現狀這邊有利的，因為這時（在我們看來）人民中占優勢的、活躍的、具有曆史作用的部分，已獲得基本符合他們要求的那種生活方式；這是某種滿足狀态，飽和點；一切進入了平衡狀态，靜止狀态，以後便永遠這麼繼續下去&mdash&mdash直到發生大的變故、革新或破壞。
&ldquo永恒不變&rdquo是不需要花大力氣，也不需要勇猛的戰士的&mdash&mdash不論他們是怎麼一種人，總是多餘的，在和平時期用不着将領。
我們不必找遙遠的中國，隻要看看身邊，看看西方那個最穩定的國家，那個已開始生長白發的歐洲國家&mdash&mdash荷蘭，這裡，那些偉大的國務活動家，偉大的美術家，高雅的神學家，勇敢的航海家如今在哪裡呢？還要他們做什麼呢？難道它由于沒有他們，由于生活平靜，社會安定，便不幸福嗎？它會指給你看它那些建立在幹涸的窪地上的含笑的鄉村，它那整潔的城市，那整齊的花園，那舒适恬靜的生活，它的自由，說道：&ldquo我的偉大人民為我取得了這自由，我的航海家留給了我這份财富，我的偉大藝術家美化了我的住宅和教堂，我覺得一切都很好，你們還希望我怎樣呢？與政府展開尖銳的鬥争？然而難道它壓迫人民嗎？我們現在已覺得自由太多了，比法國任何時候更多了。
&rdquo 但從這生活能得到什麼呢？ 得到什麼？然而一般說來，生活能給予我們什麼？再說，難道在荷蘭沒有個人的風流韻事、矛盾沖突和流言蜚語？難道在荷蘭人們不戀愛，不哭，不笑，不唱歌，不喝酒，不在每個村莊跳舞跳到天亮？何況還不應忘記，一方面，他們享有教育、科學和藝術的一切果實，另一方面，他們有無數的事要做：商業上的運算籌劃，家務上的辛苦操勞，按照規格和自己的榜樣教育孩子；一個荷蘭人還沒得到充分的休息，轉眼之間已被裝進油漆一新的棺材，擡進了&ldquo上帝的田園&rdquo，于是兒子又被套上商業大車，開始另一輪永不停止的奔波，否則店鋪就得關門大吉。
如果沒有第二個波拿巴的弟弟113再來幹擾，生活可以這麼進行一千年。
讓我丢開這些兄長，談談小兄弟們。
我們沒有足夠的事實，但可以假設各類動物按照它們現有的形态看，那是經曆了漫長的變化，在一系列改善和進化中迂回曲折地形成的最後結果。
這過程是一點一滴地進行的，包括骨骼和肌肉，大腦溝回和神經纖維的發展。
原始動物代表了這部創世記的英雄時代，巨人和勇士的時代，它們逐漸變小，與新的環境取得平衡，一旦達到相當适宜和穩定的形态，便開始按照這個形态不斷重複，以緻《奧德賽》中尤利西斯114的狗與我們今天所有的狗毫無不同。
不僅如此，政治或社會的動物不僅以群居為特色，而且像螞蟻和蜜蜂一樣有一定的組織方式，但是誰能說它們一開始就會建造自己的蟻垤或蜂窩呢？我完全不這麼想。
那是經過無數世代的演變和死亡之後，中國式的蟻垤才終于形成和鞏固的。
我想以此說明，如果某個民族達到了外在的社會體制與自身的需要互相協調的狀态，那麼在這些需要改變以前，對它說來，任何前進、戰鬥、叛亂，以及與衆不同的人物，都失去内在的必要性了。
安靜地蟄居在群體中，蜂窩内&mdash&mdash這是保持已取得的成果的首要條件之一。
穆勒所談的世界，還沒有達到這種完全平靜的狀态。
它在經曆了所有的革命和震蕩之後還不能穩定，不能安靜，無數的渣滓浮到了面上，一切渾濁不清，既不像中國瓷器那麼純淨，也不像荷蘭麻布那麼潔白。
在這裡還有許多不成熟的、畸形的、甚至病态的東西，從這方面看，它确實還得在自己的道路上再前進一步。
它需要的不是精力充沛的人，不是與衆不同的激情，而是使現狀的公正合理得到承認。
英國人必須不再短斤缺兩，法國人必須不再給各種警察當幫手，這不僅是為了體面，也是為了生活方式的穩定。
按照穆勒的說法，那時英國便可能變成中國（當然是在更完美的形式中），同時保存自己的一切商業活動，一切自由，改進自己的法律制度，那就是随着遵守法律的習慣的形成（這是比一切法庭和刑罰更能扼殺意志的）減少法律的強制性。
這時法國便可能走上波斯生活的美麗的軍事道路，因為文明的中央集權政治授予執政者的權力已為它掃除了一切障礙；為了補償失去的各種個人權利，它對鄰國展開了光輝的征伐，把其他民族束縛到了中央專制政權的命運上&hellip&hellip這時它的雇傭兵面貌便更符合亞洲的類型，不再是歐洲的類型了。
為了防止叫喊和咒罵，我得趕緊聲明，這兒談的根本不是我的願望，甚至也不是我的觀點。
我的工作純粹屬于邏輯方面，我隻是想詳細闡明穆勒表達得簡單扼要的結論，從他的個體的微分中找到曆史的積分。
因此，問題不在于預言英國将得到中國的命運是否謙恭有禮（何況這不是我的預言，這是他的），預言法國将變成波斯是否過于粗魯。
雖然說句公道話，我不明白，為什麼侮辱中國和波斯就無可非議。
其實真正重要的問題穆勒并未觸及，那就是：是否存在一種新生力量足以更新舊的血液，是否有一種幼苗或健康的嫩芽可以使枯萎的青草起死回生？這個問題實質上也就是：人民是否甘願最終被利用，為了給新的中國和新的波斯的土壤施加肥料，擔當起沒有出路的笨重勞動，在愚昧和饑餓中度過一生；是否允許像彩票賭博一樣，為了鼓舞和引誘其他人，便讓一個人一本萬利，發大财，從被吃者變成吃人者？ 這個問題得用事實來回答&mdash&mdash靠理論是解決不了的。
如果人民被征服，新的中國和新的波斯便不可避免。
但是如果人民勝利了，那麼社會主義變革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論貴族怎麼聳肩膀，資産階級怎麼咬牙切齒，難道這不也是可以形成那個堅定不移的信念的思想嗎？ 人民意識到了這一點；從前認為現存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或者至少都是正義的那種幼稚的信念，已經沒有了；有的隻是在力量面前的畏懼，并且不能把個人的痛苦提高到普遍的規律上來認識；但是盲目的信仰已不再存在。
在法國，正當中産階級陶醉在勝利和權力中，以共和國的名義給自己封官晉爵，與馬拉斯特115一起坐在凡爾賽宮中路易十五的安樂椅上發号施令的時候，人民威嚴地宣布了自己的抗議116；人民看到自己仍被關在門外，仍然無衣無食，于是在失望中起義了；這起義是草率的，沒有任何決定，沒有計劃，沒有領導人，沒有武器，但是并不缺乏英勇果敢的戰士，正因為這樣，它迫使對方召來了卡芬雅克那樣兇殘而嗜血的秃鹫。
人民被擊潰了。
波斯的可能性上升了，從那時起一直在上升。
英國工人會怎樣提出自己的社會問題，我不知道，但是他們像水牛一樣頑強。
他們在數量上占有優勢，但力量不在他們這邊。
數量絲毫不能證明什麼。
三四個正規的哥薩克兵和兩三個警備隊員便可以把五百個囚犯從莫斯科一直押送到西伯利亞。
如果英國的人民也遭到迎頭痛擊，像德國在農民戰争中一樣，像法國在6月的日子裡一樣，那麼英國離斯圖亞特·穆勒所預言的中國就不遠了。
向它的轉變會不知不覺，正如我們所說的，既沒有喪失任何權利，也沒削弱任何自由，因為削弱的隻是運用這些權利和這種自由的能力！ 膽怯的人們和敏感的人們說，這是不可能的。
這再好沒有了，我也但願能同意他們的話，但我看不到理由何在。
沒有出路的悲劇正在于那個可以拯救民族，使歐洲獲得新生的思想，對統治階級是不利的，對它有利的（如果它徹底而勇敢的話）隻是一個實行美國式奴隸制度的國家！117 1&ensp《舊約全書·詩篇》第一百三十七篇，這是&ldquo被擄于巴比倫者之哀歌&rdquo。
2&ensp菲洛潘蒂（1812&mdash1894），意大利革命家，1849年任羅馬共和國三人執政府的秘書，革命失敗後流亡國外。
3&ensp似應為路易十六，1789年被推翻的國王。
4&ensp在希臘北部，被希臘正教會稱為&ldquo聖山&rdquo，從9世紀起成為正教會隐修士的居住地，有隐修院二十餘所。
但在15世紀，土耳其侵占了這地區，對基督教實行迫害，使聖山區的隐修院瀕臨絕境。
5&ensp聖約翰·克裡索斯托（約347&mdash407），古代基督教希臘教父，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善于傳教著稱，因而被稱為&ldquo金口約翰&rdquo。
6&ensp德文：是。
7&ensp&ldquo查林克魯斯&rdquo和&ldquo萊斯特斯誇爾&rdquo（萊斯特廣場）是倫敦的兩個重要地名，法國人按照法文的發音方式把它們說成了&ldquo沙蘭克魯&rdquo等。
8&ensp澤西島屬英國，但靠近法國，成為法國流亡者的聚居地。
1855年，法國流亡者在該島出版的《人》周報發表了費利克斯·皮亞緻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公開信，抗議她在這年8月對法國拿破侖三世的訪問。
澤西島總督企圖迫使《人》停刊，把三個編輯驅逐出境。
以雨果為首的三十五個法國流亡者随即提出了抗議，澤西島總督又命令這三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