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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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小品》用德語念給他聽，他不能接受我的結論，仿佛這是人們既害怕又不願相信的魅影。
&ldquo像您這麼了解當代歐洲的人，就應該離開它。
&rdquo他對我說。
&ldquo您正是這麼做的。
&rdquo我說。
&ldquo為什麼您不這麼做？&rdquo &ldquo非常簡單，從前有一個正直的德國人曾懷着獨立的自豪感回答我道：&lsquo我在士瓦本有自己的國王&rsquo，現在我也可以這麼說：&lsquo我在俄羅斯有自己的人民！&rsquo&rdquo 從流亡者的上層走進他們的中間階層，我們發現，這裡的人大多是在崇高的熱情和動聽的詞句驅使下來到國外的。
他們為這些話犧牲了自己，那是他們的音樂，然而他們從來沒有明确理解它們的意義。
他們熱愛它們，相信它們，就像天主教徒并不理解拉丁文，卻熱愛和相信拉丁祈禱文一樣。
下面這些話是無可非議的，大家都能接受：&ldquo全世界的友愛是世界共和國的基礎&rdquo，&ldquo廢除雇傭勞動制度，各民族團結萬歲！&rdquo但是，臉紅吧，有的人僅僅為了這些話走上了街壘，而法國人一旦上了街壘，他是不會臨陣脫逃的。
一個從拉馬克63的葬儀起參加過一切起義的人對我說：&ldquo您瞧，對于我，共和制不是一種統治方式，這是宗教，隻有在它成為宗教的時候，那才是真正的共和國。
&rdquo我補充道：&ldquo也隻有宗教與共和精神一緻的時候，才是真正的宗教。
&rdquo他答道：&ldquo一點不錯！&rdquo他很滿意，因為我把他的意思闡述得更透徹了。
流亡者中的群衆成了呈現在領導人眼前的一種公開的、永恒的良心譴責。
在那些人身上，他們的缺點得到了擴大的、可笑的反映，就像巴黎的時裝出現在俄國偏遠的小城鎮上。
所有這一切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行為。
台前的朗誦之後便是各種戲劇表演。
國民議會古色古香的帷幔和隆重的場面，以威嚴的詩意征服了法國人的思想，例如，在共和國的名義下，它的熱情擁護者帶來的不是内部的改革，而是聯盟節64，戰争的鼓聲和悲涼的警報聲。
當人民在自由之樹65周圍歡慶公民精神的勝利時，卻傳來了祖國在危險中，要人民起來保衛它的号召66；當姑娘們穿着潔白的衣衫，在愛國歌曲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時，戴着弗利基亞帽的法蘭西卻聲稱要解救各個民族，推翻各個國王，向外派出了大批軍隊！67 在各國的、尤其是法國的流亡者中，處在毫無作為的底層的，大多屬于資産階級，這就決定了他們的立場。
市民階級的标記和痕迹，正如教會學校在學生們身上留下的神學印記，是很難根除的。
當然，其中本身是商人、店主或老闆的并不多，這些人之落到這個地步是無意識的，他們大多是在12月2日之後才被驅逐，隻因為他們沒有想到，他們還肩負着修改憲法的神聖義務。
68他們尤其顯得可憐是因為他們的地位十分尴尬，他們稀裡糊塗地走進了紅色群衆中，而這些群衆在國内本來與他們毫無瓜葛，隻能引起他們的恐懼。
現在出于民族的劣根性，他們卻指望扮演比實際激進得多的角色；可是他們不習慣革命的詞句，往往陷入奧爾良派的歧途，使新夥伴們大吃一驚。
理所當然，他們都希望回國，要不是為了榮譽，這現代法國人唯一強大的精神支柱，他們會不惜為此提出申請的。
在他們上面的一個階層，那是流亡者的警衛部隊：律師，記者，作家和一些軍人。
這部分人的參加革命大多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是随着革命高潮的迅速低落，他們被送上了英國的海灘。
另一些人由于無私地陶醉在俱樂部生活和宣傳鼓動中，被漂亮的革命辭藻帶到了倫敦，有的是有意識的，不過無意識的多出一倍。
這些人中不少是忠誠而高尚的，但有才能的不多；他們隻是憑一時意氣投入了革命，就像一個人聽到救命聲，便憑着自己的勇氣跳進河中救人，忘記了水有多深，也忘記了自己不會遊泳。
不幸的是，這些孩子的山羊胡須已有些發白，高盧族圓錐形腦瓜上的頭發也有些秃了。
站在他們旁邊的是各種類型的工人，這些人嚴肅得多，他們主要不是靠外在的條件，而是靠精神和共同的興趣結合在一起的。
命運本身把他們推上了革命的道路，貧窮和覺悟又使他們變成了腳踏實地的社會主義者；因此他們的思想比較實際，決心也比較大。
這些人吃得了苦，不怕失去尊嚴，總是默默忍受一切&mdash&mdash這給了他們不可動搖的力量。
他們不是帶着美好的詞句，而是帶着滿腔的熱情和憎恨渡過英吉利海峽的。
他們受壓迫的地位使他們避免了資産階級的自負心理，他們知道，他們沒有時間讀書，但他們希望學習，而資産階級盡管并不比他們知道得多，卻認為自己的知識已相當淵博。
他們從小受到欺淩，因此對壓迫他們的不正義的社會充滿仇恨。
确實，在許多人那裡，城市生活的腐蝕作用和貪得無厭的風氣，使這種仇恨變成了羨慕。
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是一方面向往資産階級，另一方面又反對它，正如我們一方面憎恨幸運的競争者，另一方面又巴不得取而代之，或者對他們的享樂生活進行報複。
但是憎恨也好，羨慕也好，一些人想得到幸福也好，另一些人想報複也好，兩者在西歐未來的運動中都會構成可怕的力量。
他們會站在運動的最前列。
在他們長期勞動的肌肉、陰森可怕的勇氣和咄咄逼人的複仇意志面前，保守派和雄辯家能做什麼？在工人的号召下，鄉村的蝗蟲漫山遍野出現時，其他的市民又能做什麼？農民戰争已被人們遺忘，最後一批流亡的農民得上溯到南特敕令69撤銷的時候，而旺代70也在硝煙中沉默了。
現在多虧12月2日，我們又親眼看到了穿木底鞋的流亡者71。
政變之後，在法國南部，從比利牛斯山到阿爾卑斯山的鄉村中，居民紛紛擡起了頭，似乎在問：&ldquo我們的時間到了嗎？&rdquo但是起義一開始就遭到了大批軍警的鎮壓，接着又來了軍法委員會，憲兵和警察成群結隊，在大大小小的村莊和道路上進行搜捕。
農民的聖殿&mdash&mdash家庭和住宅，受到了警察的蹂躏；當局要求妻子告發丈夫，兒子告發父親，親屬一句模棱兩可的話，鄉丁一句告密的話，就可以把一家之主的父親，白發蒼蒼的老人，青年和婦女，關進監獄。
審判粗枝大葉，成批進行，除了個别的人偶然獲釋以外，統統被送往朗貝薩或卡宴。
漏網的便自行逃往西班牙和薩伏依，或從瓦爾橋越境出走。
72 我不太了解農民的情形。
在倫敦時，我見過幾個乘小船從卡宴逃亡的人；這是一次置生死于不顧的大膽行動，它比一本書更能說明他們的性格。
他們幾乎都是從比利牛斯山來的。
這完全是另一種人，肩膀寬闊，身材高大，面貌粗犷，毫無法國城裡人那種身材瘦長、沒精打采的樣子，那種貧血的、胡子稀稀拉拉的外表。
家庭的毀滅和卡宴的監獄教育了他們。
他們大多很少說話；一個四十來歲的大力士式人物，大部分時間都一聲不吭，有一次對我說：&ldquo我們總有一天還要回去，我們要與他們算賬！&rdquo他們看不慣其他流亡者，對他們的集會和演說也不感興趣&hellip&hellip過了三個星期，他們來與我告别：&ldquo我們不想過遊手好閑的生活，而且這裡太枯燥，我們要去西班牙的桑坦德省，那裡答應給我們工作&mdash&mdash當伐木工。
&rdquo我又看了一眼這些未來伐木工那嚴峻英勇的外表，那肌肉發達的胳臂，心想：&ldquo但願他們的斧頭隻用來砍栗樹和栎樹，那就好了。
&rdquo 在城市工人胸中翻騰起伏的那種吞噬一切的、桀骜不馴的力量，我接觸得比較多。
73 這是一種原始的自發力量，它在黑暗中蠢動，多虧人力的控制和它自身的蒙昧無知才沒有成為脫缰的野馬，但一有機會，仍會奔騰而出，形成一股摧毀一切的怒火，帶來恐怖和混亂；但是在我們談到這些方面以前，先得再談一下法國革命的最後一批聖殿騎士74和經典人物&mdash&mdash民主資産階級中從文化教育界流亡的共和派人士：記者，律師，醫生，索邦75的教授等等，他們與路易-菲力普鬥争了十年，後來又參加了1848年的事件，不論在國内還是在流亡中都忠于自己的信念。
他們中間不乏聰明機智的人，懷着熱烈的信念準備獻出一切的人，但是頭腦清醒，能夠像自然科學家研究自然現象，或者病理學家研究疾病那樣，研究自己的地位和問題的人，卻幾乎一個也沒有。
他們容易悲觀失望，往往不把任何人和任何事放在眼裡，喜歡作些無用的指責，發些無用的牢騷，他們可以過清貧的生活，重視氣節，不怕吃苦，卻不善于分析研究&hellip&hellip或者，他們可以對勝利充滿信心，卻不懂得方式方法，不知道明确的實際目标。
他們滿足于旗号、标語、大道理&hellip&hellip喜歡談勞動的權利，消滅赤貧狀态，共和國和秩序！各民族的友愛和團結！&hellip&hellip至于這些目标怎麼達到，怎麼實現&mdash&mdash這無關緊要。
隻要取得政權，其餘一切都可以靠法令，靠公民投票迎刃而解。
如果不服從，那麼，&ldquo戰士們，前進，拿起武器！齊步走&hellip&hellip拼刺前進！&rdquo這是恐怖的宗教&mdash&mdash政變、集權主義和軍事幹預的宗教，滲透在卡馬尼奧拉服76和工作衣的每一個窟窿中的精神。
盡管某些帶有奧爾良派典雅氣質的書呆子提出了抗議，要求在射擊中發揚英國紳士作風，他們也置之不顧。
恐怖由于它突如其來的可怕性，由于它猝不及防的大規模報複性，它是雄偉的，但是喜愛它，毫無必要地推行它，這是我們從反動派那裡學來的奇怪的錯誤。
公安委員會給我的印象，始終是我在巴黎醫學校街夏裡埃77店中的體驗：四周都是不祥的明晃晃的鋼刀&mdash&mdash彎刃的，直刃的，剪刀形的，鋸子形的&hellip&hellip武器是安全的保證，但也是殺人的手段。
成功才能證明行動的正确。
恐怖政策在這一點上卻是不能自豪的。
它靠它的全部外科手術無法挽救共和國。
試問，處死丹東，處死埃貝爾78，得到了什麼結果？它們隻是加速了熱月的瘋狂症&mdash&mdash在這場病痛中，共和國衰老了。
人們講的還是那些呓語，而且變本加厲，斯巴達的精神，拉丁的箴言，達維德79設計的古羅馬服裝，流行一時，終于有一天，在巴黎聖母院全體高級教士舉行的隆重典禮中，大家唱的已不是&ldquo人民的幸福&rdquo，而是&ldquo保護皇上&rdquo了。
80 恐怖主義者不是一些普通的人，他們那嚴峻粗犷的形象出現在18世紀的第五幕中，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隻要人類還沒有喪失記憶力，他們的名字會永遠留在曆史上。
但是今天的法國共和主義者不是這麼看他們，而是把他們當作榜樣，竭力在理論上鼓吹流血鬥争，并希望在行動上付諸實施。
他們仿照聖茹斯特81，從教科書和拉丁古籍中摭拾片言隻語，拼湊成恐怖的警句，他們歌頌羅伯斯庇爾冷漠殘忍的雄辯詞語，不允許人們把自己的英雄與其他凡人等量齊觀。
誰談到這些人，要是不加上幾句崇敬的稱呼，那些對我們說來隻有等到&ldquo長眠地下&rdquo之後才能得到的谀詞，便會被指責為叛徒、變節者和奸細。
不過有時我也會遇見一些怪人，他們甚至脫離了人們走慣的共同道路。
但是哪怕到了這一步，法國人仍會咬緊嚼子，帶着與流行的思想意識不同的觀念，繼續向前奔馳，以緻越出限度，連給予他們這種思想的人也會吃驚得退避三舍。
1854年，科爾德羅依82醫生從西班牙寄給我一本小冊子，同時還寫了一封信。
對現代法國和它最近的革命者發出的抗議，我還從未聽到過有這麼激烈的。
這是法國對輕而易舉強加在它身上的政變的回答。
他對這個民族的理智、力量和&ldquo血統&rdquo産生了懷疑；他号召哥薩克來&ldquo矯正蛻化堕落的民衆&rdquo。
他在給我的信上說，他在我的文章中看到了&ldquo同樣的觀點&rdquo，這才寫信給我。
我回答他道，靠改變血統并不能矯正什麼。
我把我的《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83寄了一本給他。
科爾德羅依馬上寫了回信，他說，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尼古拉的軍隊上，它一定會幹淨、徹底、毫不留情地消滅那腐朽、衰老的文化，這種文化已不可能脫胎換骨，重新振興，也不可能自行消亡。
我還保存着他的一封信，現附在後面： 亞·赫爾岑先生： 您好！ 首先，蒙您惠贈論述革命思想在俄國發展的大作，我得向您表示感謝。
我已讀過此書，但非常遺憾，我不能把它留在身邊。
我這麼說隻是想向您表示，我對它從内容到形式都多麼重視，我認為，凡是能為世界革命發揮力量的人，讀一下這本書都是有益的，尤其是那些認為革命隻能從聖安東區84開始的法國人。
既然蒙您關心，寄來了您的書，親愛的先生，請允許我在向您表示感激之餘，談談我對它的看法，這不是因為我認為自己的意見有多大價值，隻是為了向您證明，我對您的書是讀得相當仔細的。
這是一本十分優秀的著作，體系嚴謹，有獨到的見解，它包含着深刻感人的力量，嚴肅認真的研究，毫不掩飾的真理，有些地方還非常激動人心。
它像斯拉夫民族一樣朝氣蓬勃，充滿力量；讀者會清楚地感到，這些熱情洋溢的文字決非出自巴黎人，出自困守書齋的學者或德國市儈的筆下，也不是共和憲政主義者或溫和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寫得出的；它的作者隻能是哥薩克（您不會怕這稱呼，是嗎？），極端無政府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或者對19世紀的一切采取最大膽的否定和肯定立場的詩人。
法國革命者中敢于這麼講的人不多。
尤其是關于未來的人種改良問題，我覺得您的書中（特别是引言部分）有許多地方與我的觀點是接近的。
雖然在這一點上，您的結論還講得不夠精确，照我看，您是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各斯拉夫民族民主聯盟的建立上，您認為，這将給歐洲以普遍的推動力。
當然，我們的目的都是為了讓整個歐洲大陸在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形式中獲得新生，在這一點上我們之間并無分歧。
但是我認為，現代文明将通過專制主義予以消滅。
我覺得，我們的全部分歧便在于此。
是的，我堅持這些觀點，盡管有人把它們稱作不幸的誤解，我還是堅持我的看法，因為每天的事實都越來越使我相信下面各點是正确的： 一、力量對我們這個小宇宙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二、在時間和空間的範圍内研究革命事件的發展，使人深信，思想隻是證明革命的必要性，而完成革命始終要靠力量； 三、觀念不能完成流血和破壞的工作； 四、從迅速、準确、可能的觀點看，專制主義比民主主義更能摧毀整個世界； 五、俄國沙皇的軍隊比斯拉夫民主主義法朗吉更具有迅速行動的能力； 六、在歐洲，隻有俄國在專制政權的統治下還相當鞏固，私有主和黨派利益造成的裂痕還相當小，能夠構成強大的力量，作為楔子、木棍、大刀、佩劍，對西方執行死刑，一舉解決全部問題，等等，等等。
請告訴我，還有哪一種力量足以行使同樣的功能；請告訴我，哪裡有一支民主主義的軍隊已做好充分準備，随時可以向各個民族，向自己的弟兄發動進攻，可以一眼不眨地燒殺破壞，可以毫不動搖地消滅一切？除非那時我才會改變我的主張。
現在我隻是想向您精确地說明問題，因此我唯一要提出的隻限于徹底消滅西方文化的途徑這一點。
我沒有必要向您說明，我們對過去和未來的估價是一緻的。
我們的分歧隻在于現在。
您能夠正确地評價彼得一世的革命作用，為什麼您不承認另一個人，也就是尼古拉或别的繼承者，也可能發揮這樣的作用？在東方，您還看到誰的手更有力，更強大，更足以掌握勝利的民族的一切力量呢？在斯拉夫民主派找到自己的口号，把混亂隐秘的願望表達清楚以前，沙皇已徹底改造了歐洲。
文明民族的命運掌握在它自己手裡，隻要它願意這麼做。
難道不是由于它的聲音比一般響一些，世界便因而怕它嗎？我向您承認，這力量使我震驚，我不能明白，怎麼還要指望尋找别的力量。
革命者也同樣感到專政對于破壞是必要的，因此他們也希望在新的革命勝利後實行專政。
我覺得，他們關于這手段的必要性的認識并沒有錯誤，問題隻在于他們扮演的角色，他們提出的原則，他們擁有的力量，不适宜擔當這項任務。
至于我，我認為不如把這種掘墓人的讨厭角色留給專制政權去擔任。
這封信已經寫得太長了。
我隻是想向您準确說明我們的争論之點。
我深深感到我們現在有必要當面交談，一個小時比一千封信效力更大。
我不會放棄這希望，直到它實現的一天才是我的願望終止的一天。
我想，我與革命者、勞動者、學者和英勇無畏的人，始終能找到共同的語言。
談到九三年革命傳統中的聾子（或者啞巴），那麼我非常擔心，您永遠無法把他們變成國際革命家和自由的人。
要使他們成為私有權、勞動權、交換和契約的保護人，可能性更小。
須知他們夢寐以求的還是軍隊或警察中的委員職務，或者身圍漂亮的紅腰帶的人民代表的肥缺。
正如拉伯雷所說的，漂亮的花束，漂亮的绶帶，華麗的上衣和精緻的褲子等等。
我們的大部分革命者心裡想的便是這些。
大人并不比孩子聰明一些，但比他們虛僞得多。
他們把領子扣得緊緊的，戴着勳章，便認為自己是大人物。
孩子們玩士兵遊戲，比人們歌頌的偉大君主和莊嚴的政論家更加認真。
當然，我得請您原諒，我并不認識您，便冒昧寫信給您。
我特别要請您原諒的是我對您的大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它的唯一優點隻是它的真誠。
根據我自己的印象，我認為，這是對帶給我巨大歡樂的禮物所表示的最真誠的感激。
不過我覺得，我們的流放者地位，我們的共同志趣，使我們兩人都不必拘泥于虛僞的禮節和庸俗的客套。
最後，我可以把我的意見概括為兩句話：明天的暴政和破壞是沙皇的任務，後天的思想和秩序是國際社會主義者（其中包括斯拉夫人，同樣也包括日耳曼人和拉丁族人）的任務。
親愛的先生，請相信我對您的深刻敬意和同情。
歐内斯特·科爾德羅依 5月27日于桑坦德85 又，《人》已發表了您給林頓先生86的信，我希望您能把它們編成單行本出版。
還有，您是否能告訴我，普希金，萊蒙托夫，尤其是科利佐夫的作品，有沒有法文譯本？您談到他們的話，引起了我對他們的濃厚興趣。
向您轉交此信的人是我的朋友L·夏爾，他與我們一樣也是流亡者，《我的流亡生活》87便是獻給他的。
增補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他的《論自由》 由于我對歐洲抱着悲觀态度，毫不畏懼、毫不憐憫地直接說出了這一點，因而惹了不少麻煩。
我的《馬利尼街來信》88在《現代人》上發表以後，一部分朋友和仇人流露了不耐煩和憤怒的情緒，表示反對&hellip&hellip可是曆史好像故意要與他們作對，西歐發生的每一件事都使形勢變得更黑暗，更沉悶了，不論帕拉多爾89的深奧文章，蒙塔朗貝爾90的天主教自由派小冊子，還是用普魯士親王代替普魯士國王91，都沒法轉移尋找真理的眼睛。
我國有些人卻不想知道這一切，他們自然要對不客氣的揭露者大動肝火了。
我們需要歐洲作為理想，作為譴責，作為美好的範例，如果它不是這樣，就得把它想象成這樣。
難道18世紀那些天真的自由思想家（其中包括伏爾泰和羅伯斯庇爾）沒有說過，盡管靈魂不滅并無其事，但為了使人們有所畏懼，正直行事，仍必須宣傳這一點？我們在曆史上也看到，大臣們有時不得不隐瞞國王病重或突然死亡的事實，以屍體或瘋子的名義進行統治，不久前普魯士便是這麼做的。
靠謊言做救星，這也許是無可非議的，但不是所有的謊言都能發揮這樣的作用。
然而指責并不能使我灰心，值得欣慰的是，我所談的那些思想在這裡雖然也沒有得到較好的待遇，但它們仍是客觀真理，即那是與個人的意見，甚至教育和改變風氣等等的良好意願完全無關的。
凡是本身真實的一切，或遲或早總會顯現或暴露，正如歌德所說，&ldquo總會大白于天下&rdquo92。
對我的意見感到不滿的原因之一，從人種學的觀點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除了我的意見破壞了已經形成的思想和已經定型的觀念，對我的怨恨
&ldquo像您這麼了解當代歐洲的人，就應該離開它。
&rdquo他對我說。
&ldquo您正是這麼做的。
&rdquo我說。
&ldquo為什麼您不這麼做？&rdquo &ldquo非常簡單，從前有一個正直的德國人曾懷着獨立的自豪感回答我道：&lsquo我在士瓦本有自己的國王&rsquo，現在我也可以這麼說：&lsquo我在俄羅斯有自己的人民！&rsquo&rdquo 從流亡者的上層走進他們的中間階層，我們發現，這裡的人大多是在崇高的熱情和動聽的詞句驅使下來到國外的。
他們為這些話犧牲了自己，那是他們的音樂，然而他們從來沒有明确理解它們的意義。
他們熱愛它們，相信它們，就像天主教徒并不理解拉丁文，卻熱愛和相信拉丁祈禱文一樣。
下面這些話是無可非議的，大家都能接受：&ldquo全世界的友愛是世界共和國的基礎&rdquo，&ldquo廢除雇傭勞動制度，各民族團結萬歲！&rdquo但是，臉紅吧，有的人僅僅為了這些話走上了街壘，而法國人一旦上了街壘，他是不會臨陣脫逃的。
一個從拉馬克63的葬儀起參加過一切起義的人對我說：&ldquo您瞧，對于我，共和制不是一種統治方式，這是宗教，隻有在它成為宗教的時候，那才是真正的共和國。
&rdquo我補充道：&ldquo也隻有宗教與共和精神一緻的時候，才是真正的宗教。
&rdquo他答道：&ldquo一點不錯！&rdquo他很滿意，因為我把他的意思闡述得更透徹了。
流亡者中的群衆成了呈現在領導人眼前的一種公開的、永恒的良心譴責。
在那些人身上，他們的缺點得到了擴大的、可笑的反映，就像巴黎的時裝出現在俄國偏遠的小城鎮上。
所有這一切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行為。
台前的朗誦之後便是各種戲劇表演。
國民議會古色古香的帷幔和隆重的場面，以威嚴的詩意征服了法國人的思想，例如，在共和國的名義下，它的熱情擁護者帶來的不是内部的改革，而是聯盟節64，戰争的鼓聲和悲涼的警報聲。
當人民在自由之樹65周圍歡慶公民精神的勝利時，卻傳來了祖國在危險中，要人民起來保衛它的号召66；當姑娘們穿着潔白的衣衫，在愛國歌曲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時，戴着弗利基亞帽的法蘭西卻聲稱要解救各個民族，推翻各個國王，向外派出了大批軍隊！67 在各國的、尤其是法國的流亡者中，處在毫無作為的底層的，大多屬于資産階級，這就決定了他們的立場。
市民階級的标記和痕迹，正如教會學校在學生們身上留下的神學印記，是很難根除的。
當然，其中本身是商人、店主或老闆的并不多，這些人之落到這個地步是無意識的，他們大多是在12月2日之後才被驅逐，隻因為他們沒有想到，他們還肩負着修改憲法的神聖義務。
68他們尤其顯得可憐是因為他們的地位十分尴尬，他們稀裡糊塗地走進了紅色群衆中，而這些群衆在國内本來與他們毫無瓜葛，隻能引起他們的恐懼。
現在出于民族的劣根性，他們卻指望扮演比實際激進得多的角色；可是他們不習慣革命的詞句，往往陷入奧爾良派的歧途，使新夥伴們大吃一驚。
理所當然，他們都希望回國，要不是為了榮譽，這現代法國人唯一強大的精神支柱，他們會不惜為此提出申請的。
在他們上面的一個階層，那是流亡者的警衛部隊：律師，記者，作家和一些軍人。
這部分人的參加革命大多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是随着革命高潮的迅速低落，他們被送上了英國的海灘。
另一些人由于無私地陶醉在俱樂部生活和宣傳鼓動中，被漂亮的革命辭藻帶到了倫敦，有的是有意識的，不過無意識的多出一倍。
這些人中不少是忠誠而高尚的，但有才能的不多；他們隻是憑一時意氣投入了革命，就像一個人聽到救命聲，便憑着自己的勇氣跳進河中救人，忘記了水有多深，也忘記了自己不會遊泳。
不幸的是，這些孩子的山羊胡須已有些發白，高盧族圓錐形腦瓜上的頭發也有些秃了。
站在他們旁邊的是各種類型的工人，這些人嚴肅得多，他們主要不是靠外在的條件，而是靠精神和共同的興趣結合在一起的。
命運本身把他們推上了革命的道路，貧窮和覺悟又使他們變成了腳踏實地的社會主義者；因此他們的思想比較實際，決心也比較大。
這些人吃得了苦，不怕失去尊嚴，總是默默忍受一切&mdash&mdash這給了他們不可動搖的力量。
他們不是帶着美好的詞句，而是帶着滿腔的熱情和憎恨渡過英吉利海峽的。
他們受壓迫的地位使他們避免了資産階級的自負心理，他們知道，他們沒有時間讀書，但他們希望學習，而資産階級盡管并不比他們知道得多，卻認為自己的知識已相當淵博。
他們從小受到欺淩，因此對壓迫他們的不正義的社會充滿仇恨。
确實，在許多人那裡，城市生活的腐蝕作用和貪得無厭的風氣，使這種仇恨變成了羨慕。
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是一方面向往資産階級，另一方面又反對它，正如我們一方面憎恨幸運的競争者，另一方面又巴不得取而代之，或者對他們的享樂生活進行報複。
但是憎恨也好，羨慕也好，一些人想得到幸福也好，另一些人想報複也好，兩者在西歐未來的運動中都會構成可怕的力量。
他們會站在運動的最前列。
在他們長期勞動的肌肉、陰森可怕的勇氣和咄咄逼人的複仇意志面前，保守派和雄辯家能做什麼？在工人的号召下，鄉村的蝗蟲漫山遍野出現時，其他的市民又能做什麼？農民戰争已被人們遺忘，最後一批流亡的農民得上溯到南特敕令69撤銷的時候，而旺代70也在硝煙中沉默了。
現在多虧12月2日，我們又親眼看到了穿木底鞋的流亡者71。
政變之後，在法國南部，從比利牛斯山到阿爾卑斯山的鄉村中，居民紛紛擡起了頭，似乎在問：&ldquo我們的時間到了嗎？&rdquo但是起義一開始就遭到了大批軍警的鎮壓，接着又來了軍法委員會，憲兵和警察成群結隊，在大大小小的村莊和道路上進行搜捕。
農民的聖殿&mdash&mdash家庭和住宅，受到了警察的蹂躏；當局要求妻子告發丈夫，兒子告發父親，親屬一句模棱兩可的話，鄉丁一句告密的話，就可以把一家之主的父親，白發蒼蒼的老人，青年和婦女，關進監獄。
審判粗枝大葉，成批進行，除了個别的人偶然獲釋以外，統統被送往朗貝薩或卡宴。
漏網的便自行逃往西班牙和薩伏依，或從瓦爾橋越境出走。
72 我不太了解農民的情形。
在倫敦時，我見過幾個乘小船從卡宴逃亡的人；這是一次置生死于不顧的大膽行動，它比一本書更能說明他們的性格。
他們幾乎都是從比利牛斯山來的。
這完全是另一種人，肩膀寬闊，身材高大，面貌粗犷，毫無法國城裡人那種身材瘦長、沒精打采的樣子，那種貧血的、胡子稀稀拉拉的外表。
家庭的毀滅和卡宴的監獄教育了他們。
他們大多很少說話；一個四十來歲的大力士式人物，大部分時間都一聲不吭，有一次對我說：&ldquo我們總有一天還要回去，我們要與他們算賬！&rdquo他們看不慣其他流亡者，對他們的集會和演說也不感興趣&hellip&hellip過了三個星期，他們來與我告别：&ldquo我們不想過遊手好閑的生活，而且這裡太枯燥，我們要去西班牙的桑坦德省，那裡答應給我們工作&mdash&mdash當伐木工。
&rdquo我又看了一眼這些未來伐木工那嚴峻英勇的外表，那肌肉發達的胳臂，心想：&ldquo但願他們的斧頭隻用來砍栗樹和栎樹，那就好了。
&rdquo 在城市工人胸中翻騰起伏的那種吞噬一切的、桀骜不馴的力量，我接觸得比較多。
73 這是一種原始的自發力量，它在黑暗中蠢動，多虧人力的控制和它自身的蒙昧無知才沒有成為脫缰的野馬，但一有機會，仍會奔騰而出，形成一股摧毀一切的怒火，帶來恐怖和混亂；但是在我們談到這些方面以前，先得再談一下法國革命的最後一批聖殿騎士74和經典人物&mdash&mdash民主資産階級中從文化教育界流亡的共和派人士：記者，律師，醫生，索邦75的教授等等，他們與路易-菲力普鬥争了十年，後來又參加了1848年的事件，不論在國内還是在流亡中都忠于自己的信念。
他們中間不乏聰明機智的人，懷着熱烈的信念準備獻出一切的人，但是頭腦清醒，能夠像自然科學家研究自然現象，或者病理學家研究疾病那樣，研究自己的地位和問題的人，卻幾乎一個也沒有。
他們容易悲觀失望，往往不把任何人和任何事放在眼裡，喜歡作些無用的指責，發些無用的牢騷，他們可以過清貧的生活，重視氣節，不怕吃苦，卻不善于分析研究&hellip&hellip或者，他們可以對勝利充滿信心，卻不懂得方式方法，不知道明确的實際目标。
他們滿足于旗号、标語、大道理&hellip&hellip喜歡談勞動的權利，消滅赤貧狀态，共和國和秩序！各民族的友愛和團結！&hellip&hellip至于這些目标怎麼達到，怎麼實現&mdash&mdash這無關緊要。
隻要取得政權，其餘一切都可以靠法令，靠公民投票迎刃而解。
如果不服從，那麼，&ldquo戰士們，前進，拿起武器！齊步走&hellip&hellip拼刺前進！&rdquo這是恐怖的宗教&mdash&mdash政變、集權主義和軍事幹預的宗教，滲透在卡馬尼奧拉服76和工作衣的每一個窟窿中的精神。
盡管某些帶有奧爾良派典雅氣質的書呆子提出了抗議，要求在射擊中發揚英國紳士作風，他們也置之不顧。
恐怖由于它突如其來的可怕性，由于它猝不及防的大規模報複性，它是雄偉的，但是喜愛它，毫無必要地推行它，這是我們從反動派那裡學來的奇怪的錯誤。
公安委員會給我的印象，始終是我在巴黎醫學校街夏裡埃77店中的體驗：四周都是不祥的明晃晃的鋼刀&mdash&mdash彎刃的，直刃的，剪刀形的，鋸子形的&hellip&hellip武器是安全的保證，但也是殺人的手段。
成功才能證明行動的正确。
恐怖政策在這一點上卻是不能自豪的。
它靠它的全部外科手術無法挽救共和國。
試問，處死丹東，處死埃貝爾78，得到了什麼結果？它們隻是加速了熱月的瘋狂症&mdash&mdash在這場病痛中，共和國衰老了。
人們講的還是那些呓語，而且變本加厲，斯巴達的精神，拉丁的箴言，達維德79設計的古羅馬服裝，流行一時，終于有一天，在巴黎聖母院全體高級教士舉行的隆重典禮中，大家唱的已不是&ldquo人民的幸福&rdquo，而是&ldquo保護皇上&rdquo了。
80 恐怖主義者不是一些普通的人，他們那嚴峻粗犷的形象出現在18世紀的第五幕中，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隻要人類還沒有喪失記憶力，他們的名字會永遠留在曆史上。
但是今天的法國共和主義者不是這麼看他們，而是把他們當作榜樣，竭力在理論上鼓吹流血鬥争，并希望在行動上付諸實施。
他們仿照聖茹斯特81，從教科書和拉丁古籍中摭拾片言隻語，拼湊成恐怖的警句，他們歌頌羅伯斯庇爾冷漠殘忍的雄辯詞語，不允許人們把自己的英雄與其他凡人等量齊觀。
誰談到這些人，要是不加上幾句崇敬的稱呼，那些對我們說來隻有等到&ldquo長眠地下&rdquo之後才能得到的谀詞，便會被指責為叛徒、變節者和奸細。
不過有時我也會遇見一些怪人，他們甚至脫離了人們走慣的共同道路。
但是哪怕到了這一步，法國人仍會咬緊嚼子，帶着與流行的思想意識不同的觀念，繼續向前奔馳，以緻越出限度，連給予他們這種思想的人也會吃驚得退避三舍。
1854年，科爾德羅依82醫生從西班牙寄給我一本小冊子，同時還寫了一封信。
對現代法國和它最近的革命者發出的抗議，我還從未聽到過有這麼激烈的。
這是法國對輕而易舉強加在它身上的政變的回答。
他對這個民族的理智、力量和&ldquo血統&rdquo産生了懷疑；他号召哥薩克來&ldquo矯正蛻化堕落的民衆&rdquo。
他在給我的信上說，他在我的文章中看到了&ldquo同樣的觀點&rdquo，這才寫信給我。
我回答他道，靠改變血統并不能矯正什麼。
我把我的《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83寄了一本給他。
科爾德羅依馬上寫了回信，他說，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尼古拉的軍隊上，它一定會幹淨、徹底、毫不留情地消滅那腐朽、衰老的文化，這種文化已不可能脫胎換骨，重新振興，也不可能自行消亡。
我還保存着他的一封信，現附在後面： 亞·赫爾岑先生： 您好！ 首先，蒙您惠贈論述革命思想在俄國發展的大作，我得向您表示感謝。
我已讀過此書，但非常遺憾，我不能把它留在身邊。
我這麼說隻是想向您表示，我對它從内容到形式都多麼重視，我認為，凡是能為世界革命發揮力量的人，讀一下這本書都是有益的，尤其是那些認為革命隻能從聖安東區84開始的法國人。
既然蒙您關心，寄來了您的書，親愛的先生，請允許我在向您表示感激之餘，談談我對它的看法，這不是因為我認為自己的意見有多大價值，隻是為了向您證明，我對您的書是讀得相當仔細的。
這是一本十分優秀的著作，體系嚴謹，有獨到的見解，它包含着深刻感人的力量，嚴肅認真的研究，毫不掩飾的真理，有些地方還非常激動人心。
它像斯拉夫民族一樣朝氣蓬勃，充滿力量；讀者會清楚地感到，這些熱情洋溢的文字決非出自巴黎人，出自困守書齋的學者或德國市儈的筆下，也不是共和憲政主義者或溫和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寫得出的；它的作者隻能是哥薩克（您不會怕這稱呼，是嗎？），極端無政府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或者對19世紀的一切采取最大膽的否定和肯定立場的詩人。
法國革命者中敢于這麼講的人不多。
尤其是關于未來的人種改良問題，我覺得您的書中（特别是引言部分）有許多地方與我的觀點是接近的。
雖然在這一點上，您的結論還講得不夠精确，照我看，您是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各斯拉夫民族民主聯盟的建立上，您認為，這将給歐洲以普遍的推動力。
當然，我們的目的都是為了讓整個歐洲大陸在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形式中獲得新生，在這一點上我們之間并無分歧。
但是我認為，現代文明将通過專制主義予以消滅。
我覺得，我們的全部分歧便在于此。
是的，我堅持這些觀點，盡管有人把它們稱作不幸的誤解，我還是堅持我的看法，因為每天的事實都越來越使我相信下面各點是正确的： 一、力量對我們這個小宇宙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二、在時間和空間的範圍内研究革命事件的發展，使人深信，思想隻是證明革命的必要性，而完成革命始終要靠力量； 三、觀念不能完成流血和破壞的工作； 四、從迅速、準确、可能的觀點看，專制主義比民主主義更能摧毀整個世界； 五、俄國沙皇的軍隊比斯拉夫民主主義法朗吉更具有迅速行動的能力； 六、在歐洲，隻有俄國在專制政權的統治下還相當鞏固，私有主和黨派利益造成的裂痕還相當小，能夠構成強大的力量，作為楔子、木棍、大刀、佩劍，對西方執行死刑，一舉解決全部問題，等等，等等。
請告訴我，還有哪一種力量足以行使同樣的功能；請告訴我，哪裡有一支民主主義的軍隊已做好充分準備，随時可以向各個民族，向自己的弟兄發動進攻，可以一眼不眨地燒殺破壞，可以毫不動搖地消滅一切？除非那時我才會改變我的主張。
現在我隻是想向您精确地說明問題，因此我唯一要提出的隻限于徹底消滅西方文化的途徑這一點。
我沒有必要向您說明，我們對過去和未來的估價是一緻的。
我們的分歧隻在于現在。
您能夠正确地評價彼得一世的革命作用，為什麼您不承認另一個人，也就是尼古拉或别的繼承者，也可能發揮這樣的作用？在東方，您還看到誰的手更有力，更強大，更足以掌握勝利的民族的一切力量呢？在斯拉夫民主派找到自己的口号，把混亂隐秘的願望表達清楚以前，沙皇已徹底改造了歐洲。
文明民族的命運掌握在它自己手裡，隻要它願意這麼做。
難道不是由于它的聲音比一般響一些，世界便因而怕它嗎？我向您承認，這力量使我震驚，我不能明白，怎麼還要指望尋找别的力量。
革命者也同樣感到專政對于破壞是必要的，因此他們也希望在新的革命勝利後實行專政。
我覺得，他們關于這手段的必要性的認識并沒有錯誤，問題隻在于他們扮演的角色，他們提出的原則，他們擁有的力量，不适宜擔當這項任務。
至于我，我認為不如把這種掘墓人的讨厭角色留給專制政權去擔任。
這封信已經寫得太長了。
我隻是想向您準确說明我們的争論之點。
我深深感到我們現在有必要當面交談，一個小時比一千封信效力更大。
我不會放棄這希望，直到它實現的一天才是我的願望終止的一天。
我想，我與革命者、勞動者、學者和英勇無畏的人，始終能找到共同的語言。
談到九三年革命傳統中的聾子（或者啞巴），那麼我非常擔心，您永遠無法把他們變成國際革命家和自由的人。
要使他們成為私有權、勞動權、交換和契約的保護人，可能性更小。
須知他們夢寐以求的還是軍隊或警察中的委員職務，或者身圍漂亮的紅腰帶的人民代表的肥缺。
正如拉伯雷所說的，漂亮的花束，漂亮的绶帶，華麗的上衣和精緻的褲子等等。
我們的大部分革命者心裡想的便是這些。
大人并不比孩子聰明一些，但比他們虛僞得多。
他們把領子扣得緊緊的，戴着勳章，便認為自己是大人物。
孩子們玩士兵遊戲，比人們歌頌的偉大君主和莊嚴的政論家更加認真。
當然，我得請您原諒，我并不認識您，便冒昧寫信給您。
我特别要請您原諒的是我對您的大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它的唯一優點隻是它的真誠。
根據我自己的印象，我認為，這是對帶給我巨大歡樂的禮物所表示的最真誠的感激。
不過我覺得，我們的流放者地位，我們的共同志趣，使我們兩人都不必拘泥于虛僞的禮節和庸俗的客套。
最後，我可以把我的意見概括為兩句話：明天的暴政和破壞是沙皇的任務，後天的思想和秩序是國際社會主義者（其中包括斯拉夫人，同樣也包括日耳曼人和拉丁族人）的任務。
親愛的先生，請相信我對您的深刻敬意和同情。
歐内斯特·科爾德羅依 5月27日于桑坦德85 又，《人》已發表了您給林頓先生86的信，我希望您能把它們編成單行本出版。
還有，您是否能告訴我，普希金，萊蒙托夫，尤其是科利佐夫的作品，有沒有法文譯本？您談到他們的話，引起了我對他們的濃厚興趣。
向您轉交此信的人是我的朋友L·夏爾，他與我們一樣也是流亡者，《我的流亡生活》87便是獻給他的。
增補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他的《論自由》 由于我對歐洲抱着悲觀态度，毫不畏懼、毫不憐憫地直接說出了這一點，因而惹了不少麻煩。
我的《馬利尼街來信》88在《現代人》上發表以後，一部分朋友和仇人流露了不耐煩和憤怒的情緒，表示反對&hellip&hellip可是曆史好像故意要與他們作對，西歐發生的每一件事都使形勢變得更黑暗，更沉悶了，不論帕拉多爾89的深奧文章，蒙塔朗貝爾90的天主教自由派小冊子，還是用普魯士親王代替普魯士國王91，都沒法轉移尋找真理的眼睛。
我國有些人卻不想知道這一切，他們自然要對不客氣的揭露者大動肝火了。
我們需要歐洲作為理想，作為譴責，作為美好的範例，如果它不是這樣，就得把它想象成這樣。
難道18世紀那些天真的自由思想家（其中包括伏爾泰和羅伯斯庇爾）沒有說過，盡管靈魂不滅并無其事，但為了使人們有所畏懼，正直行事，仍必須宣傳這一點？我們在曆史上也看到，大臣們有時不得不隐瞞國王病重或突然死亡的事實，以屍體或瘋子的名義進行統治，不久前普魯士便是這麼做的。
靠謊言做救星，這也許是無可非議的，但不是所有的謊言都能發揮這樣的作用。
然而指責并不能使我灰心，值得欣慰的是，我所談的那些思想在這裡雖然也沒有得到較好的待遇，但它們仍是客觀真理，即那是與個人的意見，甚至教育和改變風氣等等的良好意願完全無關的。
凡是本身真實的一切，或遲或早總會顯現或暴露，正如歌德所說，&ldquo總會大白于天下&rdquo92。
對我的意見感到不滿的原因之一，從人種學的觀點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除了我的意見破壞了已經形成的思想和已經定型的觀念，對我的怨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