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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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山嶽派&rdquo，不知怎麼在議會中還與蒲魯東打過架26，後來曾參加1849年6月13日的抗議活動&mdash&mdash由于這件事他不得不秘密離開法國27。
像我一樣，他也是用摩爾達維亞的護照潛逃到日内瓦的，在那兒他穿着摩爾人的服裝上街&mdash&mdash大概是為了引人注目。
後來他遷居洛桑，有了一批人數不多的崇拜者，這些流亡的法國人把他的俏皮話當作嗎哪28，從他的思想中撿取牙慧。
他作為瑞士一個州的頭面人物，當然不甘心淪落為倫敦某個黨派的成員。
但是要想作大人物的候補人選，必須擁有自己的黨派，于是他的朋友們和崇拜者替他解決了難題&mdash&mdash他們從其他黨派中獨立出來，自稱為&ldquo倫敦革命公社&rdquo。
&ldquo革命公社&rdquo應該代表民主陣營中最革命的一派，社會主義中的共産主義一派。
他們認為自己已随時做好準備，并與&ldquo瑪麗安娜&rdquo29保持了最密切的聯系，是喪失信心的國家中布朗基30的最忠實的代表。
陰沉的布朗基，那個迂闊嚴峻的讀書人，革命的理論家，禁欲主義者，被多年的監獄生活弄得形容枯槁的人，現在卻以費·皮亞的面目出現在倫敦，變得容光煥發，還給陰暗的思想塗上了一層鮮紅的色彩，開始在英國的巴黎公社中逗人發笑了。
費·皮亞寫信給女王，寫信給瓦萊夫斯基31（他被稱為&ldquo前流亡者&rdquo和&ldquo前波蘭人&rdquo），還寫信給其他王公貴人，這些信都妙語橫生，非常有趣，但他與布朗基有什麼共同點，我實在無從明白。
一般說來，他的特點在哪裡，他與其他人，例如與路易·勃朗，有什麼不同，普通的眼睛恐怕很難識别。
對維克多·雨果的澤西派也可以這麼說。
維克多·雨果從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活動家。
他的詩人氣質太重，幻想對他的作用太大，使他不可能成為政治家。
當然，我這麼說毫無貶低他的意思。
他既是社會主義藝術家，又歌頌戰争的榮譽，共和派的崩潰，中世紀的浪漫主義和白百合花32，既是子爵又是公民，既是奧爾良王朝的貴族院議員，又是12月2日的鼓動家33&mdash&mdash這是個五光十色的偉大人物，但不是政黨領袖，盡管他對兩代人發生了巨大的影響。
誰讀了《一個死囚的末日》能不對死刑問題加以深思？那具有透納34風格的鮮明而強烈的、可怕而奇異的色彩，那種社會潰瘍、貧窮和堕落的罪惡的畫面，誰看了會不産生類似良心譴責的痛苦呢？ 二月革命使雨果大吃一驚，他感到奇怪，不能理解，他落後了，犯了許多錯誤，一直站在反動的立場上，直到反動派超越了他，才使他不能容忍。
戲劇審查制度和羅馬事件35引起了他的憤怒，他在制憲議會的講台上發出了響徹整個法國的講話。
36成功和掌聲吸引了他，使他越走越遠。
最後到了1851年12月2日，他完全站起來了。
在刺刀和上膛的槍支面前，他号召人民舉行起義，冒着被槍殺的危險向政變發出了抗議；到了什麼也不能做的時候，他離開了法國。
他像一頭狂怒的獅子，退到了澤西島，喘息甫定便向皇帝本人投出了自己的《小拿破侖》，然後又發表了《懲罰集》。
不論波拿巴的爪牙們怎麼想方設法，要使老詩人與新皇朝妥協，都沒有辦到。
他說：&ldquo如果法國的流亡者還有十個人，我仍要與他們在一起；如果剩了三個人，我依然在他們中間，如果隻剩了一個人，那麼這個流亡者就是我。
在法國成為自由的法國以前，我決不回國。
&rdquo 雨果從澤西島退往格恩濟島，這在他的朋友和他本人看來，似乎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其實這次撤退隻能獲得相反的意義。
事情是這樣的：費·皮亞寫了緻維多利亞女王的信（那是在她訪問拿破侖法國之後37），在會上朗讀了信，又寄往《人》編輯部。
在澤西島出錢發行《人》的是斯文托斯拉夫斯基38，他當時在倫敦。
他與費·皮亞來看我，臨走時把我叫到一邊說，他認識的一位律師告訴他，這封信很可能會使刊物遭到控告，因為澤西島是殖民地，可是皮亞一定要在《人》上發表。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猶豫不決，想聽聽我的意見。
&ldquo那就不要登吧。
&rdquo &ldquo我也這麼想，不過麻煩的是他會以為我害怕了。
&rdquo &ldquo既然情況是這樣，可能損失幾千法郎，怎麼能叫人不害怕呢？&rdquo &ldquo您說得對，我不能這麼辦，也不應這麼辦。
&rdquo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盡管作出了明智的選擇，回到澤西後還是把信發表了。
于是傳來了消息：内閣準備采取措施。
英國人感到生氣，因為皮亞對女王的口氣不夠尊敬。
這些傳聞的第一個後果便是皮亞不再住在家裡，他怕為了發表一篇文章在英國也會遭到抄家，以緻半夜被抓走！其實政府根本不想訴諸法律手段，隻是示意澤西島總督或者他們稱作省長的官員采取行動，那位總督便利用殖民地當局享有的非法權力，命令斯文托斯拉夫斯基離開澤西島。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與十位法國人一起提出了抗議，其中包括雨果。
于是澤西島的&ldquo拿破侖警長&rdquo便命令所有的抗議者離開該島。
這時他們應該置命令于不顧，繼續留在島上，讓警察光臨，把他們強行拘捕後驅逐出境，這樣就可以把這問題向法庭提出控訴。
英國人便是向法國人這麼建議的。
英國的訴訟費大到荒謬的程度，但是《每日新聞》和其他自由派報紙的發行人，答應為此籌集一筆必要的錢，聘請能夠勝任的辯護律師。
但法國人不喜歡走法律道路，認為它既麻煩又漫長，結果昂起了高傲的頭，離開了澤西島，還帶走了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和泰萊基39。
警察向雨果宣讀命令是特别莊嚴的。
一位警官來到他的寓所打算宣讀命令時，雨果把自己的兒子們叫來，與他一起坐下，又向警官指指椅子，等大家坐定之後（像俄國的家長出門旅行以前一樣），他站起來說道：&ldquo警官先生，我們現在是在書寫曆史的一頁。
請宣讀您的文件吧。
&rdquo警察本來以為會被趕出大門，不料事情如此輕而易舉，雨果當即簽了字保證離開，因此警察出門時對法國人的彬彬有禮（甚至請他坐在椅上）還啧啧贊賞。
雨果走了，其他人也與他一起離開了澤西島。
他們大多隻退到了格恩濟島，隻有一部分人去了倫敦。
在這件事上他們輸了，驅逐出境的命令不折不扣地執行了。
40 我們已經說過，真正的派别隻有兩個，那就是形式的共和主義派和強硬的社會主義派&mdash&mdash賴德律-洛蘭和路易·勃朗。
關于後者還沒有談過，可是在所有的法國流亡者中，他幾乎是我最熟悉的人。
不能說路易·勃朗的觀點是不确定的，它的各個方面都像用刀鑿的一樣鮮明。
在流亡中，路易·勃朗收集了大量具體材料（在他所關心的方面，即法國第一次革命的研究方面），似乎在潛心進行思考，但實際上他的觀點與他寫《十年史》和《勞動組織》的時期相比，并未前進一步。
沉積和固定在他頭腦中的，仍是從年輕時起便激動他的那些思想。
在路易·勃朗矮小的身體中，蘊藏着勇敢無畏、堅強不屈的精神，他非常活躍，個性倔強，帶有雕塑一般鮮明的特點，同時又完全是個法國人。
犀利的眼睛和敏捷的行動，使他既靈活多變又沉着老練的外表顯得優美動人。
他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最小的體積中包含着最大的容量，如果把他與他的對立面賴德律-洛蘭相比，那麼後者的龐大體積像一個吹了氣的孩子，一個大型的洋娃娃，或者在放大鏡下看到的小木偶。
他們兩人都可以當之無愧地走進格列佛的遊記。
路易·勃朗，這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和非常罕見的性格，他善于控制自己，具有無比的克制力，不論在激昂慷慨的公開演說中，還是在友好的談話中，從來不會由于辯論而忘其所以，臉上總是含着微笑&hellip&hellip然而也從來不會向對方屈服。
他能言善辯，盡管講話滔滔不絕，像個法國人，但從不說一句多餘的話，像個科西嘉人。
他關心的隻是法國，知道的也隻是法國，&ldquo除它以外&rdquo什麼也不在他的話下。
世界大事，科學發明，地震和洪水，隻有在涉及法國時他才給予恰如其分的注意。
與他談話，聽了他那些隽永含蓄的發言，那些趣味無窮的故事，你很容易了解法國人的思想方式，尤其因為他談話時總是溫和得體，富有教養，從不鋒芒畢露，令人不快，也不會出現諷刺性的沉默&mdash&mdash那種盛氣淩人、有時顯得幼稚可笑的傲慢作風，正是我們與現代法國人交往時感到不能忍受的。
我與路易·勃朗比較熟悉以後，他内心的安詳自如留給了我深刻的印象。
在他心裡，似乎一切都有條不紊，已經解決，那裡什麼問題也不會出現，除了在次要的枝節方面。
他一切都考慮到了，對他說來一切都很清楚，正如一個知道自己正确無誤的人那樣，他精神上毫無牽挂。
對自己的個别錯誤，對朋友們的失策，他都善意地予以承認，因此在理論上他沒有什麼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1848年的共和遭到破壞之後，他對自己心安理得，跟摩西的上帝創造世界之後一樣。
他的思想靈活隻表現在日常事務和細節上，在總體上他是像日本人一樣從不變化的。
對他接受的原則，他懷着堅定不移的信念，盡管理性的冷風有時也會吹到它那裡，它還是堅定地屹立在它的精神支柱上，但他從未測量過這些支柱的強度，因為他對它們一向深信不疑。
這種頭腦的宗教性質，這種從未感受過懷疑的痛苦的氣質，仿佛在他周圍築起了一道萬裡長城，任何疑惑，任何新的思想，都無法穿越這道城牆。
41 他喜歡談大道理，也許已經反反複複談了許多年，從未想到任何人可能提出反駁，他自己也從未對它們産生過疑問，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真理，例如：&ldquo人的一生是履行重大的社會責任；一個人應該不斷為社會犧牲自己&hellip&hellip&rdquo等等。
我有時便跟他開玩笑，打斷了他的話，突然問道： &ldquo這是為什麼？&rdquo &ldquo怎麼為什麼？要知道，人生的全部目的，全部任務，便是為社會造福。
&rdquo &ldquo如果大家隻是犧牲，卻沒有一個人可以享受，這樣的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
&rdquo &ldquo這是玩弄詞句。
&rdquo &ldquo野蠻人的概念混亂。
&rdquo我笑道。
有一次他說道：&ldquo對精神的唯物主義觀念，我怎麼也想不通。
精神和物質終究是不同的，它們緊密聯系在一起，幾乎無從分開，但它們依然不是同一個東西&hellip&hellip&rdquo看到這種論證毫無意義，他突然接着道：&ldquo您瞧，我現在閉上眼睛，想象我的弟弟，我就能看到他的容貌，聽到他的聲音，那麼這個形象的物質狀态在哪裡呢？&rdquo 起先我以為他是開玩笑，但看到他那麼一本正經，我便說道：他弟弟的形象這時藏在那個稱作頭腦的照相機中，離開了這個照相設備，夏爾·勃朗42的肖像便不可能出現&hellip&hellip &ldquo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弟弟的肖像并沒有作為物質存在于我的頭腦中。
&rdquo &ldquo您怎麼知道？&rdquo &ldquo那您怎麼知道？&rdquo &ldquo我根據推理。
&rdquo &ldquo哦，附帶說一下，這使我想起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hellip&hellip&rdquo 這時他照例會談到狄德羅或唐森夫人43的故事，它們非常有趣，但與我們的談話毫無關系。
作為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的接班人，路易·勃朗是盧梭的崇拜者，對伏爾泰保持着冷淡的态度。
在《十年史》中，他按照《聖經》的講法，把一切社會活動家分為兩大陣營：右邊是友愛的綿羊，左邊是嫉妒和自私的山羊44。
連蒙田那樣的利己主義者也沒有獲得寬恕，遭到了嚴厲的抨擊。
在這種分類法中，路易·勃朗是鐵面無情的，他把理财家勞45大膽地列為友愛的綿羊，這對于那位勇敢的蘇格蘭人一定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1856年，巴爾貝斯46從海牙來到了倫敦。
路易·勃朗帶他來看我。
我十分同情這位受難者，他的一生幾乎是在監獄中度過的。
47以前我隻見過他一次&mdash&mdash在哪兒？在1848年5月15日巴黎市政廳的窗口，國民自衛軍沖進去逮捕他以前幾分鐘。
48 我請他們下一天來吃飯，他們來了，我們一直談到了深夜。
他們回憶着1848年坐到深夜，我送他們出門後，獨自回到屋裡，無限的憂郁籠罩了我的心，我坐在寫字台後準備啼哭&hellip&hellip 我感到了一個兒子外出多年後回到父親家中時的感覺。
他看到，屋裡一切都暗淡了，破舊了，父親老了，雖然他自己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兒子清楚地看到了；這一切使他覺得窒息，他發現死亡已經臨近，他想掩飾，然而會面帶給他的隻是傷心，不是愉快和快樂。
巴爾貝斯，路易·勃朗！是的，這都是老朋友，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值得尊敬的朋友。
《十年史》，貴族院對巴爾貝斯的控告，這一切早已深入我們的頭腦、我們的心靈，與我們結下了不解之緣，隻是現在他們才來到我的眼前。
他們最兇惡的敵人也從來不敢懷疑路易·勃朗不可收買的坦蕩胸懷，或者污蔑巴爾貝斯英勇不屈的忠誠精神。
兩人光明磊落，大家了解他們的一切方面，他們的生活是公開的，他們的大門永遠敞開着。
我們看到其中一人當過政府的官員，另一人直到上斷頭台前半小時才被赦免。
49行刑前的夜裡，巴爾貝斯沒有睡，要了些紙，開始書寫，這些紙保存下來了，我讀過它們，其中有法國人的理想主義，虔誠的憧憬，但沒有一點軟弱的影子，他的精神沒有屈服，沒有消沉；他懷着明确的意識，準備在斷頭台上慷慨就義，直到獄卒的手使勁打門時，他還在安靜地寫着。
他親自對我說：&ldquo這時天已經亮了，我等待着行刑&rdquo，但是來的不是劊子手，而是他的妹妹，她撲到了他的頸上。
她瞞着他，向路易-菲力普請求減輕刑罰，得到了批準，深怕來不及，便連夜坐驿車趕到了獄中。
幾年以後，路易-菲力普的囚犯成了社會的榮譽，歡呼的群衆砸斷了他的鎖鍊，在莊嚴的行列中把他送回巴黎。
50巴爾貝斯堅強的心沒有被摧毀，他第一個為盧昂的屠殺51向臨時政府發出譴責。
他周圍的反動勢力增強了，挽救共和國隻能靠英勇不屈的行動，在5月15日巴爾貝斯做了賴德律-洛蘭和路易·勃朗都不敢做的事，科西迪耶爾52吓壞了！政變沒有成功，巴爾貝斯成了共和國的囚犯，重又進了監獄。
他在布爾日與在貴族院一樣，把以前向罪惡的老頭子帕基耶53講的話，又向資産階級的法學家們講了一遍：&ldquo我不承認你們是法官，你們是我的敵人，我是你們的俘虜，你們要把我怎麼辦，悉聽尊便，但是要作我的法官，我不承認。
&rdquo于是終身監禁的沉重鐵門又在他後面關上了。
他的出獄是偶然的，他自己也沒有料到。
拿破侖露出嘲笑，把他趕出了監獄，因為他讀到了巴爾貝斯在克裡米亞戰争時期寫的一封信54，在信上他突然迸發了高盧民族的沙文主義，談到了法國的軍事榮譽。
巴爾貝斯先是跑到西班牙，颟顸無知的西班牙政府感到害怕，把他驅逐出境。
他轉移到荷蘭，在那兒找到了安靜而孤獨的避風港。
于是現在這位英雄和受難者便跟二月共和的主要活動家之一，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務家，一起回顧和探讨那些在急風暴雨中度過的光輝日子了！ 可是難熬的憂郁壓在我的心頭，我感到不幸，因為我清楚地看到，他們也是屬于另一個十年的曆史的，這部曆史已經結束，翻到最後一頁了！ 它不僅對他們個人，而且對全體流亡者，對現在的一切政治派别而言，都結束了。
在這活躍而喧鬧的十年、甚至五年前，他們才離開河床，消失在沙礫中，以為自己還能流往海洋。
現在他們不再有&ldquo共和國&rdquo那樣可以喚起全體人民的詞語，也不再有《馬賽曲》那樣可以使每顆心靈跳動的歌曲了。
甚至他們的敵人也不再那麼顯赫，那麼高不可攀；王室的古老封建特權瓦解了，不必再與它們作艱苦的鬥争，國王的頭顱已從斷頭台上滾下，整個王朝的體制也随之崩潰了。
現在哪怕處死拿破侖，也不會成為另一個1月21日55，哪怕把馬紮斯監獄56夷為平地，也不能與攻打巴士底獄同日而語了！那時在隆隆的雷聲和閃閃的電光中，人們看到了新的前景，那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國家的前景，那肅清黑暗的中世紀奴役制度的前景。
然而從那時以後，事實證明革命無力掃除一切舊事物，理性也不能成為建立國家的基礎。
政治改革正如宗教改革一樣，已名存實亡，變成了玩弄辭藻的清談，隻是靠一些人的軟弱和另一些人的虛僞在裝潢門面。
《馬賽曲》依然是神聖的國歌，但正如《上帝是可靠的堡壘》57一樣，屬于過去的時代，它們的聲音現在仍能喚起許多莊嚴的形象，但它們隻是出現在麥克白眼前的一個個幽靈58&mdash&mdash都是國王，但都已死了。
舊時代的背影還沒有消失，新時代的腳步聲剛在遠處出現，我們正處在兩個時代的交替時期，在後繼者到來以前，警察以維護社會秩序為名掌握了大權。
這時談不到什麼法律，這是必要的過渡階段，曆史上的不法時期，刑訊和監獄的天下，疫病流行時期的一種檢疫措施。
新秩序同時兼有君主制的一切壓迫和雅各賓派的一切暴行，它的防務不是建立在思想上，也不是建立在傳統偏見上，而是建立在恐怖和無知上。
在一些人害怕時，另一些人就可以端起刺刀，占據要職。
第一個砸斷鎖鍊的人，也許便可以占有主要的位置。
不過他自己也會馬上變成警察。
這使我想起2月24日晚上，科西迪耶爾拿着手槍走進巴黎警察總局的情形。
他坐到剛逃走的德萊塞爾59的座位上，把秘書叫來，對他說，他已被任命為警察局長，命令他把公文拿來。
秘書像對德萊塞爾一樣露出恭敬的笑容，恭敬地鞠躬，然後去取公文了；公文照樣運轉，什麼也沒改變，不同的隻是德萊塞爾的晚餐變成了科西迪耶爾的晚餐。
許多人知道進入警察總局的口令，但不了解曆史發展的口令。
時機到來時，他們便照亞曆山大一世那樣行事60。
他們希望舊秩序受到打擊，但不是緻命的打擊；他們中間沒有貝尼格先和祖博夫61。
正因為這樣，如果他們重又走進競技場，他們會對人們的忘恩負義感到痛心；讓他們這麼想吧，讓他們認為這隻是忘恩負義吧。
這是傷心的思想，但比其他許多思想還輕松一些。
其實他們最好不再涉足那兒，還是向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談談他們過去的偉大事業吧。
不必對這勸告生氣，生活在改變，不變的也成了曆史的遺迹。
他們留下了自己的足印，正如後來的人也會留下足印一樣，但新的浪潮也會滾滾向前，超過他們，然後所有的一切：足印&hellip&hellip活着的和遺留的&mdash&mdash全都消失在赦免一切、忘卻一切的永恒中！ 許多人聽了我這些話，便生我的氣。
一位非常可敬的先生對我說：&ldquo從您這些話看來，您隻是一個無動于衷的旁觀者。
&rdquo 可是我到歐洲來不是為了隔岸觀火。
我是被形勢所逼才變成旁觀者的。
我曾經百般忍耐，但終于筋疲力盡了。
五年中我沒有見到一張明朗的臉，聽到一聲單純的笑，遇到一道理解的目光。
我的周圍盡是醫生和病理解剖員。
醫生總在試圖治病，解剖員總在指着屍體向他們證明，他們錯了，于是我終于也拿起了解剖刀；也許由于我缺乏經驗，我割得太深了。
我不是作為旁觀者說那些話的，我不是為了譴責；我講是因為我心裡有不能不講的話，因為對真理的普遍不理解使我不能忍耐。
我比别人清醒得早一些，這并不能使我感到輕松。
隻有最淺薄的庸醫才會望着垂死的病人，發出沾沾自喜的微笑，說道：&ldquo瞧，我說過他拖不過晚上，現在不是嗎？&rdquo 那麼為什麼我要忍受一切？ 1856年，全體德國流亡者中最優秀的人物卡爾·舒爾茨62從威斯康星來到歐洲。
他去了德國回來時對我說，大陸的精神空虛令他吃驚。
我把我的
像我一樣，他也是用摩爾達維亞的護照潛逃到日内瓦的，在那兒他穿着摩爾人的服裝上街&mdash&mdash大概是為了引人注目。
後來他遷居洛桑，有了一批人數不多的崇拜者，這些流亡的法國人把他的俏皮話當作嗎哪28，從他的思想中撿取牙慧。
他作為瑞士一個州的頭面人物，當然不甘心淪落為倫敦某個黨派的成員。
但是要想作大人物的候補人選，必須擁有自己的黨派，于是他的朋友們和崇拜者替他解決了難題&mdash&mdash他們從其他黨派中獨立出來，自稱為&ldquo倫敦革命公社&rdquo。
&ldquo革命公社&rdquo應該代表民主陣營中最革命的一派，社會主義中的共産主義一派。
他們認為自己已随時做好準備，并與&ldquo瑪麗安娜&rdquo29保持了最密切的聯系，是喪失信心的國家中布朗基30的最忠實的代表。
陰沉的布朗基，那個迂闊嚴峻的讀書人，革命的理論家，禁欲主義者，被多年的監獄生活弄得形容枯槁的人，現在卻以費·皮亞的面目出現在倫敦，變得容光煥發，還給陰暗的思想塗上了一層鮮紅的色彩，開始在英國的巴黎公社中逗人發笑了。
費·皮亞寫信給女王，寫信給瓦萊夫斯基31（他被稱為&ldquo前流亡者&rdquo和&ldquo前波蘭人&rdquo），還寫信給其他王公貴人，這些信都妙語橫生，非常有趣，但他與布朗基有什麼共同點，我實在無從明白。
一般說來，他的特點在哪裡，他與其他人，例如與路易·勃朗，有什麼不同，普通的眼睛恐怕很難識别。
對維克多·雨果的澤西派也可以這麼說。
維克多·雨果從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活動家。
他的詩人氣質太重，幻想對他的作用太大，使他不可能成為政治家。
當然，我這麼說毫無貶低他的意思。
他既是社會主義藝術家，又歌頌戰争的榮譽，共和派的崩潰，中世紀的浪漫主義和白百合花32，既是子爵又是公民，既是奧爾良王朝的貴族院議員，又是12月2日的鼓動家33&mdash&mdash這是個五光十色的偉大人物，但不是政黨領袖，盡管他對兩代人發生了巨大的影響。
誰讀了《一個死囚的末日》能不對死刑問題加以深思？那具有透納34風格的鮮明而強烈的、可怕而奇異的色彩，那種社會潰瘍、貧窮和堕落的罪惡的畫面，誰看了會不産生類似良心譴責的痛苦呢？ 二月革命使雨果大吃一驚，他感到奇怪，不能理解，他落後了，犯了許多錯誤，一直站在反動的立場上，直到反動派超越了他，才使他不能容忍。
戲劇審查制度和羅馬事件35引起了他的憤怒，他在制憲議會的講台上發出了響徹整個法國的講話。
36成功和掌聲吸引了他，使他越走越遠。
最後到了1851年12月2日，他完全站起來了。
在刺刀和上膛的槍支面前，他号召人民舉行起義，冒着被槍殺的危險向政變發出了抗議；到了什麼也不能做的時候，他離開了法國。
他像一頭狂怒的獅子，退到了澤西島，喘息甫定便向皇帝本人投出了自己的《小拿破侖》，然後又發表了《懲罰集》。
不論波拿巴的爪牙們怎麼想方設法，要使老詩人與新皇朝妥協，都沒有辦到。
他說：&ldquo如果法國的流亡者還有十個人，我仍要與他們在一起；如果剩了三個人，我依然在他們中間，如果隻剩了一個人，那麼這個流亡者就是我。
在法國成為自由的法國以前，我決不回國。
&rdquo 雨果從澤西島退往格恩濟島，這在他的朋友和他本人看來，似乎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其實這次撤退隻能獲得相反的意義。
事情是這樣的：費·皮亞寫了緻維多利亞女王的信（那是在她訪問拿破侖法國之後37），在會上朗讀了信，又寄往《人》編輯部。
在澤西島出錢發行《人》的是斯文托斯拉夫斯基38，他當時在倫敦。
他與費·皮亞來看我，臨走時把我叫到一邊說，他認識的一位律師告訴他，這封信很可能會使刊物遭到控告，因為澤西島是殖民地，可是皮亞一定要在《人》上發表。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猶豫不決，想聽聽我的意見。
&ldquo那就不要登吧。
&rdquo &ldquo我也這麼想，不過麻煩的是他會以為我害怕了。
&rdquo &ldquo既然情況是這樣，可能損失幾千法郎，怎麼能叫人不害怕呢？&rdquo &ldquo您說得對，我不能這麼辦，也不應這麼辦。
&rdquo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盡管作出了明智的選擇，回到澤西後還是把信發表了。
于是傳來了消息：内閣準備采取措施。
英國人感到生氣，因為皮亞對女王的口氣不夠尊敬。
這些傳聞的第一個後果便是皮亞不再住在家裡，他怕為了發表一篇文章在英國也會遭到抄家，以緻半夜被抓走！其實政府根本不想訴諸法律手段，隻是示意澤西島總督或者他們稱作省長的官員采取行動，那位總督便利用殖民地當局享有的非法權力，命令斯文托斯拉夫斯基離開澤西島。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與十位法國人一起提出了抗議，其中包括雨果。
于是澤西島的&ldquo拿破侖警長&rdquo便命令所有的抗議者離開該島。
這時他們應該置命令于不顧，繼續留在島上，讓警察光臨，把他們強行拘捕後驅逐出境，這樣就可以把這問題向法庭提出控訴。
英國人便是向法國人這麼建議的。
英國的訴訟費大到荒謬的程度，但是《每日新聞》和其他自由派報紙的發行人，答應為此籌集一筆必要的錢，聘請能夠勝任的辯護律師。
但法國人不喜歡走法律道路，認為它既麻煩又漫長，結果昂起了高傲的頭，離開了澤西島，還帶走了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和泰萊基39。
警察向雨果宣讀命令是特别莊嚴的。
一位警官來到他的寓所打算宣讀命令時，雨果把自己的兒子們叫來，與他一起坐下，又向警官指指椅子，等大家坐定之後（像俄國的家長出門旅行以前一樣），他站起來說道：&ldquo警官先生，我們現在是在書寫曆史的一頁。
請宣讀您的文件吧。
&rdquo警察本來以為會被趕出大門，不料事情如此輕而易舉，雨果當即簽了字保證離開，因此警察出門時對法國人的彬彬有禮（甚至請他坐在椅上）還啧啧贊賞。
雨果走了，其他人也與他一起離開了澤西島。
他們大多隻退到了格恩濟島，隻有一部分人去了倫敦。
在這件事上他們輸了，驅逐出境的命令不折不扣地執行了。
40 我們已經說過，真正的派别隻有兩個，那就是形式的共和主義派和強硬的社會主義派&mdash&mdash賴德律-洛蘭和路易·勃朗。
關于後者還沒有談過，可是在所有的法國流亡者中，他幾乎是我最熟悉的人。
不能說路易·勃朗的觀點是不确定的，它的各個方面都像用刀鑿的一樣鮮明。
在流亡中，路易·勃朗收集了大量具體材料（在他所關心的方面，即法國第一次革命的研究方面），似乎在潛心進行思考，但實際上他的觀點與他寫《十年史》和《勞動組織》的時期相比，并未前進一步。
沉積和固定在他頭腦中的，仍是從年輕時起便激動他的那些思想。
在路易·勃朗矮小的身體中，蘊藏着勇敢無畏、堅強不屈的精神，他非常活躍，個性倔強，帶有雕塑一般鮮明的特點，同時又完全是個法國人。
犀利的眼睛和敏捷的行動，使他既靈活多變又沉着老練的外表顯得優美動人。
他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最小的體積中包含着最大的容量，如果把他與他的對立面賴德律-洛蘭相比，那麼後者的龐大體積像一個吹了氣的孩子，一個大型的洋娃娃，或者在放大鏡下看到的小木偶。
他們兩人都可以當之無愧地走進格列佛的遊記。
路易·勃朗，這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和非常罕見的性格，他善于控制自己，具有無比的克制力，不論在激昂慷慨的公開演說中，還是在友好的談話中，從來不會由于辯論而忘其所以，臉上總是含着微笑&hellip&hellip然而也從來不會向對方屈服。
他能言善辯，盡管講話滔滔不絕，像個法國人，但從不說一句多餘的話，像個科西嘉人。
他關心的隻是法國，知道的也隻是法國，&ldquo除它以外&rdquo什麼也不在他的話下。
世界大事，科學發明，地震和洪水，隻有在涉及法國時他才給予恰如其分的注意。
與他談話，聽了他那些隽永含蓄的發言，那些趣味無窮的故事，你很容易了解法國人的思想方式，尤其因為他談話時總是溫和得體，富有教養，從不鋒芒畢露，令人不快，也不會出現諷刺性的沉默&mdash&mdash那種盛氣淩人、有時顯得幼稚可笑的傲慢作風，正是我們與現代法國人交往時感到不能忍受的。
我與路易·勃朗比較熟悉以後，他内心的安詳自如留給了我深刻的印象。
在他心裡，似乎一切都有條不紊，已經解決，那裡什麼問題也不會出現，除了在次要的枝節方面。
他一切都考慮到了，對他說來一切都很清楚，正如一個知道自己正确無誤的人那樣，他精神上毫無牽挂。
對自己的個别錯誤，對朋友們的失策，他都善意地予以承認，因此在理論上他沒有什麼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1848年的共和遭到破壞之後，他對自己心安理得，跟摩西的上帝創造世界之後一樣。
他的思想靈活隻表現在日常事務和細節上，在總體上他是像日本人一樣從不變化的。
對他接受的原則，他懷着堅定不移的信念，盡管理性的冷風有時也會吹到它那裡，它還是堅定地屹立在它的精神支柱上，但他從未測量過這些支柱的強度，因為他對它們一向深信不疑。
這種頭腦的宗教性質，這種從未感受過懷疑的痛苦的氣質，仿佛在他周圍築起了一道萬裡長城，任何疑惑，任何新的思想，都無法穿越這道城牆。
41 他喜歡談大道理，也許已經反反複複談了許多年，從未想到任何人可能提出反駁，他自己也從未對它們産生過疑問，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真理，例如：&ldquo人的一生是履行重大的社會責任；一個人應該不斷為社會犧牲自己&hellip&hellip&rdquo等等。
我有時便跟他開玩笑，打斷了他的話，突然問道： &ldquo這是為什麼？&rdquo &ldquo怎麼為什麼？要知道，人生的全部目的，全部任務，便是為社會造福。
&rdquo &ldquo如果大家隻是犧牲，卻沒有一個人可以享受，這樣的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
&rdquo &ldquo這是玩弄詞句。
&rdquo &ldquo野蠻人的概念混亂。
&rdquo我笑道。
有一次他說道：&ldquo對精神的唯物主義觀念，我怎麼也想不通。
精神和物質終究是不同的，它們緊密聯系在一起，幾乎無從分開，但它們依然不是同一個東西&hellip&hellip&rdquo看到這種論證毫無意義，他突然接着道：&ldquo您瞧，我現在閉上眼睛，想象我的弟弟，我就能看到他的容貌，聽到他的聲音，那麼這個形象的物質狀态在哪裡呢？&rdquo 起先我以為他是開玩笑，但看到他那麼一本正經，我便說道：他弟弟的形象這時藏在那個稱作頭腦的照相機中，離開了這個照相設備，夏爾·勃朗42的肖像便不可能出現&hellip&hellip &ldquo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弟弟的肖像并沒有作為物質存在于我的頭腦中。
&rdquo &ldquo您怎麼知道？&rdquo &ldquo那您怎麼知道？&rdquo &ldquo我根據推理。
&rdquo &ldquo哦，附帶說一下，這使我想起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hellip&hellip&rdquo 這時他照例會談到狄德羅或唐森夫人43的故事，它們非常有趣，但與我們的談話毫無關系。
作為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的接班人，路易·勃朗是盧梭的崇拜者，對伏爾泰保持着冷淡的态度。
在《十年史》中，他按照《聖經》的講法，把一切社會活動家分為兩大陣營：右邊是友愛的綿羊，左邊是嫉妒和自私的山羊44。
連蒙田那樣的利己主義者也沒有獲得寬恕，遭到了嚴厲的抨擊。
在這種分類法中，路易·勃朗是鐵面無情的，他把理财家勞45大膽地列為友愛的綿羊，這對于那位勇敢的蘇格蘭人一定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1856年，巴爾貝斯46從海牙來到了倫敦。
路易·勃朗帶他來看我。
我十分同情這位受難者，他的一生幾乎是在監獄中度過的。
47以前我隻見過他一次&mdash&mdash在哪兒？在1848年5月15日巴黎市政廳的窗口，國民自衛軍沖進去逮捕他以前幾分鐘。
48 我請他們下一天來吃飯，他們來了，我們一直談到了深夜。
他們回憶着1848年坐到深夜，我送他們出門後，獨自回到屋裡，無限的憂郁籠罩了我的心，我坐在寫字台後準備啼哭&hellip&hellip 我感到了一個兒子外出多年後回到父親家中時的感覺。
他看到，屋裡一切都暗淡了，破舊了，父親老了，雖然他自己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兒子清楚地看到了；這一切使他覺得窒息，他發現死亡已經臨近，他想掩飾，然而會面帶給他的隻是傷心，不是愉快和快樂。
巴爾貝斯，路易·勃朗！是的，這都是老朋友，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值得尊敬的朋友。
《十年史》，貴族院對巴爾貝斯的控告，這一切早已深入我們的頭腦、我們的心靈，與我們結下了不解之緣，隻是現在他們才來到我的眼前。
他們最兇惡的敵人也從來不敢懷疑路易·勃朗不可收買的坦蕩胸懷，或者污蔑巴爾貝斯英勇不屈的忠誠精神。
兩人光明磊落，大家了解他們的一切方面，他們的生活是公開的，他們的大門永遠敞開着。
我們看到其中一人當過政府的官員，另一人直到上斷頭台前半小時才被赦免。
49行刑前的夜裡，巴爾貝斯沒有睡，要了些紙，開始書寫，這些紙保存下來了，我讀過它們，其中有法國人的理想主義，虔誠的憧憬，但沒有一點軟弱的影子，他的精神沒有屈服，沒有消沉；他懷着明确的意識，準備在斷頭台上慷慨就義，直到獄卒的手使勁打門時，他還在安靜地寫着。
他親自對我說：&ldquo這時天已經亮了，我等待着行刑&rdquo，但是來的不是劊子手，而是他的妹妹，她撲到了他的頸上。
她瞞着他，向路易-菲力普請求減輕刑罰，得到了批準，深怕來不及，便連夜坐驿車趕到了獄中。
幾年以後，路易-菲力普的囚犯成了社會的榮譽，歡呼的群衆砸斷了他的鎖鍊，在莊嚴的行列中把他送回巴黎。
50巴爾貝斯堅強的心沒有被摧毀，他第一個為盧昂的屠殺51向臨時政府發出譴責。
他周圍的反動勢力增強了，挽救共和國隻能靠英勇不屈的行動，在5月15日巴爾貝斯做了賴德律-洛蘭和路易·勃朗都不敢做的事，科西迪耶爾52吓壞了！政變沒有成功，巴爾貝斯成了共和國的囚犯，重又進了監獄。
他在布爾日與在貴族院一樣，把以前向罪惡的老頭子帕基耶53講的話，又向資産階級的法學家們講了一遍：&ldquo我不承認你們是法官，你們是我的敵人，我是你們的俘虜，你們要把我怎麼辦，悉聽尊便，但是要作我的法官，我不承認。
&rdquo于是終身監禁的沉重鐵門又在他後面關上了。
他的出獄是偶然的，他自己也沒有料到。
拿破侖露出嘲笑，把他趕出了監獄，因為他讀到了巴爾貝斯在克裡米亞戰争時期寫的一封信54，在信上他突然迸發了高盧民族的沙文主義，談到了法國的軍事榮譽。
巴爾貝斯先是跑到西班牙，颟顸無知的西班牙政府感到害怕，把他驅逐出境。
他轉移到荷蘭，在那兒找到了安靜而孤獨的避風港。
于是現在這位英雄和受難者便跟二月共和的主要活動家之一，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務家，一起回顧和探讨那些在急風暴雨中度過的光輝日子了！ 可是難熬的憂郁壓在我的心頭，我感到不幸，因為我清楚地看到，他們也是屬于另一個十年的曆史的，這部曆史已經結束，翻到最後一頁了！ 它不僅對他們個人，而且對全體流亡者，對現在的一切政治派别而言，都結束了。
在這活躍而喧鬧的十年、甚至五年前，他們才離開河床，消失在沙礫中，以為自己還能流往海洋。
現在他們不再有&ldquo共和國&rdquo那樣可以喚起全體人民的詞語，也不再有《馬賽曲》那樣可以使每顆心靈跳動的歌曲了。
甚至他們的敵人也不再那麼顯赫，那麼高不可攀；王室的古老封建特權瓦解了，不必再與它們作艱苦的鬥争，國王的頭顱已從斷頭台上滾下，整個王朝的體制也随之崩潰了。
現在哪怕處死拿破侖，也不會成為另一個1月21日55，哪怕把馬紮斯監獄56夷為平地，也不能與攻打巴士底獄同日而語了！那時在隆隆的雷聲和閃閃的電光中，人們看到了新的前景，那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國家的前景，那肅清黑暗的中世紀奴役制度的前景。
然而從那時以後，事實證明革命無力掃除一切舊事物，理性也不能成為建立國家的基礎。
政治改革正如宗教改革一樣，已名存實亡，變成了玩弄辭藻的清談，隻是靠一些人的軟弱和另一些人的虛僞在裝潢門面。
《馬賽曲》依然是神聖的國歌，但正如《上帝是可靠的堡壘》57一樣，屬于過去的時代，它們的聲音現在仍能喚起許多莊嚴的形象，但它們隻是出現在麥克白眼前的一個個幽靈58&mdash&mdash都是國王，但都已死了。
舊時代的背影還沒有消失，新時代的腳步聲剛在遠處出現，我們正處在兩個時代的交替時期，在後繼者到來以前，警察以維護社會秩序為名掌握了大權。
這時談不到什麼法律，這是必要的過渡階段，曆史上的不法時期，刑訊和監獄的天下，疫病流行時期的一種檢疫措施。
新秩序同時兼有君主制的一切壓迫和雅各賓派的一切暴行，它的防務不是建立在思想上，也不是建立在傳統偏見上，而是建立在恐怖和無知上。
在一些人害怕時，另一些人就可以端起刺刀，占據要職。
第一個砸斷鎖鍊的人，也許便可以占有主要的位置。
不過他自己也會馬上變成警察。
這使我想起2月24日晚上，科西迪耶爾拿着手槍走進巴黎警察總局的情形。
他坐到剛逃走的德萊塞爾59的座位上，把秘書叫來，對他說，他已被任命為警察局長，命令他把公文拿來。
秘書像對德萊塞爾一樣露出恭敬的笑容，恭敬地鞠躬，然後去取公文了；公文照樣運轉，什麼也沒改變，不同的隻是德萊塞爾的晚餐變成了科西迪耶爾的晚餐。
許多人知道進入警察總局的口令，但不了解曆史發展的口令。
時機到來時，他們便照亞曆山大一世那樣行事60。
他們希望舊秩序受到打擊，但不是緻命的打擊；他們中間沒有貝尼格先和祖博夫61。
正因為這樣，如果他們重又走進競技場，他們會對人們的忘恩負義感到痛心；讓他們這麼想吧，讓他們認為這隻是忘恩負義吧。
這是傷心的思想，但比其他許多思想還輕松一些。
其實他們最好不再涉足那兒，還是向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談談他們過去的偉大事業吧。
不必對這勸告生氣，生活在改變，不變的也成了曆史的遺迹。
他們留下了自己的足印，正如後來的人也會留下足印一樣，但新的浪潮也會滾滾向前，超過他們，然後所有的一切：足印&hellip&hellip活着的和遺留的&mdash&mdash全都消失在赦免一切、忘卻一切的永恒中！ 許多人聽了我這些話，便生我的氣。
一位非常可敬的先生對我說：&ldquo從您這些話看來，您隻是一個無動于衷的旁觀者。
&rdquo 可是我到歐洲來不是為了隔岸觀火。
我是被形勢所逼才變成旁觀者的。
我曾經百般忍耐，但終于筋疲力盡了。
五年中我沒有見到一張明朗的臉，聽到一聲單純的笑，遇到一道理解的目光。
我的周圍盡是醫生和病理解剖員。
醫生總在試圖治病，解剖員總在指着屍體向他們證明，他們錯了，于是我終于也拿起了解剖刀；也許由于我缺乏經驗，我割得太深了。
我不是作為旁觀者說那些話的，我不是為了譴責；我講是因為我心裡有不能不講的話，因為對真理的普遍不理解使我不能忍耐。
我比别人清醒得早一些，這并不能使我感到輕松。
隻有最淺薄的庸醫才會望着垂死的病人，發出沾沾自喜的微笑，說道：&ldquo瞧，我說過他拖不過晚上，現在不是嗎？&rdquo 那麼為什麼我要忍受一切？ 1856年，全體德國流亡者中最優秀的人物卡爾·舒爾茨62從威斯康星來到歐洲。
他去了德國回來時對我說，大陸的精神空虛令他吃驚。
我把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