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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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流亡者
德國人和法國人&mdash&mdash派别&mdash&mdash雨果&mdash&mdash費利克斯·皮亞&mdash&mdash路易·勃朗和阿爾芒·巴爾貝斯&mdash&mdash《論自由》
我們坐在巴比倫的河邊啼哭&hellip&hellip
《詩篇》1
如果有人想從旁觀者的角度，就1848年後彙集在倫敦的政治流亡者和放逐者的内部狀況寫一本書，他會給當代人的曆史增添多麼悲慘的一頁。
多少苦難的經曆，多少貧困的日子和眼淚&hellip&hellip生活又多麼空虛，多麼狹隘，頭腦變得多麼遲鈍，多麼一籌莫展，對現實多麼不能理解，又多麼固執己見，自以為是，沉浸在淺薄的自尊心中&hellip&hellip 一方面，這是一些單純的人，他們憑本能和心靈了解革命事業，為它作出了人所能作出的最大犧牲，甘願過貧困的生活，他們構成了人數不多的志士仁人。
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在拙劣的僞裝下野心勃勃，對他們說來，革命是當官，是取得社會地位的手段，他們沒有達到目的，于是逃亡到了國外；另外還有各種狂熱分子，形形色色的偏執狂患者，心理變态的精神病人。
正是由于這種神經質的、畸形發展的、受過刺激的心理狀态，通靈活動在流亡者中風行一時；幾乎所有的人，從維克多·雨果和賴德律-洛蘭，到奎裡柯·菲洛潘蒂2，都在搞降靈術&hellip&hellip菲洛潘蒂走得更遠，他甚至知道一千年前人們所做的一切&hellip&hellip 然而與此同時，一步也沒有前進。
他們正如凡爾賽宮的大鐘，時針始終指在一點&mdash&mdash國王駕崩的時刻&hellip&hellip他們本身也像凡爾賽的時鐘，從路易十五3去世後，就忘了上發條。
他們隻是指向一件事，一個重大事件的終點。
他們談的是這件事，想的是這件事，一切都歸結為這件事。
過了五六個月，過了兩三年，遇到的依然是那些人，那些集團，這是可怕的&mdash&mdash争論的仍是那些問題，參加的仍是那些人，發出的仍是那些指責，隻是被貧困和匮乏的生活刻在額上的皺紋多了幾條，禮服和大衣破舊了，白發增多了，這一切使人變得衰老了，瘦弱了，憂郁了&hellip&hellip然而談的還是那些談過千百遍的話！ 革命在他們那裡還是像90年代一樣，僅僅是社會生活的形而上學觀念，然而當時那種對鬥争的天真熱情，那種曾經賦予最貧瘠的普遍概念以鮮明色彩，賦予幹巴巴的政治理論以血肉的熱情，他們卻沒有，也不可能有了&mdash&mdash當時那些普遍觀念和抽象概念還是令人興奮的新聞，新的發現。
在18世紀末年，人們第一次不是在書本上，而是在現實中，開始擺脫神學世界那宿命的、神秘的、令人窒息的傳統，試圖把不以意志為轉移的、自發形成的整個公民生活方式建立在自覺的、意識的基礎上。
創立理性國家的嘗試，正如創立理性宗教的嘗試一樣，在1793年譜寫了一篇雄偉壯麗的史詩，它取得了成果，然而在後來的六十年中，經過風吹雨打，已變得百孔千瘡。
我們這些巨人的繼承者卻沒有看到這一點。
他們像阿索斯山4上的隐修士墨守成規，我行我素，講的仍是金口約翰5時代的話，過的仍是早已被土耳其統治者逼進絕境的生活，而土耳其統治者本身也已接近末日&hellip&hellip然而他們還是在某一些日子集會，紀念某一些事件，舉行同樣的儀式，念同樣的禱告。
流亡者面臨的另一阻力，在于他們相互之間的對立排斥，這嚴重地削弱了内部的活動和各種出自善良意願的工作。
他們沒有客觀的目标，所有各派都頑固地死守着自己的看法，前進似乎就意味着退讓，甚至背叛；既然站在這面旗幟下，就應該永遠站在它下面，哪怕時代已經不同，旗幟的顔色也已不像原來那麼鮮明，仍必須堅持到底。
這樣過了幾年，周圍的一切不知不覺都變了。
原來有雪堆的地方生出了青草，原來的矮樹叢變成了森林，原來的森林卻隻剩下一片樹樁&hellip&hellip但他們什麼也沒看到。
有的大門已經倒塌、堵塞了，可是他們還在敲門，新的缺口形成了，光線正從那兒一縷縷射入屋内，但他們卻望着另一個方向。
在各國流亡者和英國人之間形成的關系，足以提供驚人的事實，說明各民族是具有化學親和力的。
英國的生活起先使德國人眼花缭亂，手足失措，後來便吞沒了他們，或者不如說把他們變成了不大像樣的英國人。
一個德國人一旦從事某種職業，他大多會馬上剃掉胡子，把襯衫的領圈豎到耳朵旁邊，說&ldquoyes&rdquo而不說&ldquoja&rdquo6，在什麼也不需要說的時候便說&ldquowell&rdquo。
過了兩年，他便用英文寫信和便條，完全生活在英國人的圈子中了。
德國人從來不想與英國人平起平坐，而是像我們的商人見了官員，我們的官員見了世襲貴族一樣。
德國人雖然接受了英國的生活方式，實際上并沒有成為英國人，隻是裝得像他們，也就是在某些方面不再像德國人。
英國人對外國人的态度，正如在其他一切場合那樣不可捉摸；一旦來了個外國人，他們便趨之若鹜，像見到一個喜劇演員或雜技演員似的，不讓人得到一刻安甯，但幾乎從不掩飾自己的優越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對他有些厭惡。
如果外來者保持自己的服飾，自己的發式，自己的帽子，英國人便不痛快，對他冷嘲熱諷，但慢慢習慣之後，也就承認這是一種獨立的人。
如果外國人一開始便吓壞了，盡量模仿英國人的舉止，那麼英國人不會尊重他，還會擺出大英帝國臣民的架子，不把他放在眼裡。
在這一點上，有時很難掌握分寸，恰到好處，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因此可想而知，那些毫無心計的德國人，那些有時過于親昵和巴結，有時又過于拘謹，過于老實，無緣無故便會傷心落淚，沒人撩撥便會大發脾氣的德國人，他們的結果會怎樣。
如果德國人把英國人看作同一種族中較高的一類，覺得自己比他們低一等，那麼決不能因此認為，法國人，尤其是法國流亡者的态度便聰明一些。
正如德國人不分青紅皂白崇拜英國的一切，法國人卻不分青紅皂白否定英國的一切，仇視英國的一切。
不言而喻，這會造成非常可笑的荒謬結果。
首先，法國人不能原諒英國人不講法國話，其次，法國人把&ldquo查林克魯斯&rdquo稱作&ldquo沙蘭克魯&rdquo，或者把&ldquo萊斯特斯誇爾&rdquo說成&ldquo萊賽斯特斯快爾&rdquo7，把英國人弄得莫名其妙。
還有，法國人不明白，為什麼英國的正餐要吃兩大塊肉和魚，卻不吃五小塊焖肉、油餅或野味等等，他們的胃覺得受不了。
還有，法國人不能容忍酒店的&ldquo奴役&rdquo，因為它們在禮拜日一律打烊，全體人民隻得在對上帝的祈禱中度過枯燥的一天，盡管法國人一星期中每天都在過歌頌拿破侖的枯燥生活。
還有，英國人的整個作風，不論好的壞的，都叫法國人看不順眼。
英國人也以同樣的态度回敬他們，但是看到他們的衣服式樣卻羨慕不止，竭力模仿，以緻弄得不倫不類。
這一切對于研究比較生理學，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講它們完全不是為了好玩。
正如我們看到的，德國人雖然認為自己與英國人屬于同一種族，但是至少從公民角度看，他比英國人低一等，因此應該服從他。
法國人屬于另一種族，但區别又不如土耳其人與中國人那麼大，可以不予理會，因此他仇恨英國人，尤其因為兩個民族都盲目自信，認為自己代表了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德國人盡管在内心也相信這一點，特别是在理論的領域，但卻不好意思說出口。
法國人實際上在各方面都與英國人對立；英國人是穴居動物，喜歡獨自生活，固執而倔強；法國人是群居動物，魯莽大膽，但容易駕馭。
這就形成了兩種平行的發展，以英吉利海峽為界線。
法國人總是沖在前面，對一切都要過問，對所有的人都要教訓幾句，對所有的事都要議論一番；英國人卻聽其自然，根本不屑過問别人的事，覺得與其教育别人，不如自己學習，隻是他沒有時間，他得上店裡做生意。
英國的生活方式有兩大基石：個人獨立和種族傳統，這在法國人眼裡幾乎是不存在的。
英國人的生硬作風常常使法國人不能容忍，這确實叫人讨厭，也損害了倫敦的生活，但是法國人沒有看到它背後隐藏的嚴峻威力，正是它使這個民族能夠捍衛自己的權利，也沒有看到那種執拗精神，正是由于這種精神，盡管你一旦取得英國人的歡心，幾乎可以随意擺布他，卻不能使他成為奴隸，以緻穿上了繡金邊的仆人制服還沾沾自喜，戴上了鎖鍊卻認為這像桂冠一樣光榮。
地方自治和分散主義，那種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幹涉的世界，對法國人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論他在英國住了多久，他并不了解它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它的法律和訴訟程序。
英國法律中互不協調的多種多樣的判例，使他感到困惑，仿佛走進了黑暗的樹林，根本看不到樹林中高大雄偉的栎樹，也看不到正是在這種千姿百态中包含着它的詩意、美感和意義。
一部小小的法律全書就像一個小巧玲珑的園林，大自然不能與它相比，那裡有的隻是沙礫小徑和修剪整齊的樹木，園丁則像警察一樣守衛在每一條林蔭道上。
還是莎士比亞與拉辛的問題。
兩個人喝醉了酒，在酒店裡打架，警察卻若無其事，站在一邊觀看，像一個欣賞鬥雞的旁觀者，法國人見了這情景便怒不可遏，不明白警察為什麼如此心安理得，不把打架的人送進拘留所。
他不知道，隻有當警察不具備父母的權力，他的幹預僅限于被動行事，也就是在當事人要他行動以前絕不行動的時候，個人的自由才有保證。
每個窮人在走進自己黑暗、陰冷、潮濕的小屋子，關上門後，都能相信自己是安全的，這可以改變人的觀念。
當然，得到嚴格保障和全力防衛的個人權利，有時難免成為罪犯的避風港，這也無可奈何。
與其使每個正直的人在自己家裡像賊一樣發抖，不如讓機靈的賊逃脫懲罰還好得多。
在我來到英國以前，每逢警察光顧我的住所，我便心驚膽戰，不知又出了什麼事，從精神上作好了提防敵人的準備。
在英國，警察來到門口或走進門口，隻能增加安全感。
1855年，澤西島總督利用島上特殊的非法狀态，為費·皮亞緻女王的信，對《人》周報發動了迫害，他不敢按照法律程序解決這事，卻命令為雜志提出抗議的維·雨果和其他流亡者離開澤西島；這時，健全的理智和一切反對這事的報刊都告訴他們，總督越出了職權，他們應該留下，向法庭控告他，《每日新聞》等報刊還答應負擔訴訟費用。
但這麼做曠日持久，況且談何容易：&ldquo仿佛對政府起訴也能勝訴似的&rdquo。
他們隻是又發表了一份嚴厲的抗議書，向總督提出了曆史的裁判問題，便自豪地退往了格恩濟島。
8 我要舉一個例子，說明法國人對英國習俗的理解。
一天晚上，一個流亡者來找我，在大罵一通英國和英國人之後，他告訴了我下面這件&ldquo不成體統&rdquo的事。
那天早上，法國的流亡者埋葬了一位同志。
應該說，在沉悶無聊的流亡生活中，一位夥伴的葬禮幾乎跟節日差不多，成了發表演說，高舉旗子，進行集會和上街遊行的理由，這時誰在誰不在一目了然，因此民主主義流亡者總是全體參加，無一例外。
一個英國牧師拿了祈禱書來到墓地。
我的朋友對他說，死者不是基督徒，不需要他的祈禱。
牧師與所有的英國牧師一樣，是個書呆子和僞君子，裝出一副謙恭的姿态和英國民族特有的冷漠神情回答道，也許死者不需要他的祈禱，但這是他的職責，他必須用他的禱告恭送每一位死者走進最後的住所。
于是發生了争論，最後法國人都冒火了，大聲叫嚷，固執的牧師便去叫警察。
&ldquo瞧，您還說這個讨厭的國家有什麼神聖的自由呢！&rdquo我的朋友（他在這場戲中扮演了僅次于死者和牧師的主要角色）附帶說道。
&ldquo那麼，這些為迷信勢力服務的愚昧工具怎麼辦呢？&rdquo我問。
&ldquo來了四個警察，其中一個像是頭頭，他問道：&lsquo剛才跟牧師頂牛的是誰呀？&rsquo我當即走到了前面，&rdquo我的朋友說，他正跟我一起用膳，臉上的神色與萊奧尼達斯9即将去會見上帝的時候差不多，&ldquo我說：&lsquo這是我，先生。
&rsquo&mdash&mdash我當然不會稱他&lsquo公民&rsquo10。
那個警察裝出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對我說道：&lsquo請您告訴大家，不要起哄，把你們的同志埋葬以後，便各自回家。
如果你們要鬧事，我隻得命令把你們統統趕走。
&rsquo我看看他，用盡全力提高嗓音喊道：&lsquo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和國萬歲！&rsquo&rdquo 我幾乎忍不住發笑，問他道： &ldquo那麼那個&lsquo警察頭子&rsquo怎麼樣呢？&rdquo &ldquo他什麼辦法也沒有，&rdquo法國朋友得意而驕傲地說，&ldquo他向他的部下使了個眼色，又道：&lsquo好吧，你們幹你們的，幹你們的！&rsquo然後站在一邊，安靜地等待着。
他們完全清楚，他們要對付的不是英國的老百姓&hellip&hellip他們的嗅覺很靈敏！&rdquo 那位身強力壯、嚴肅認真、也許還喝了點酒的警察，心裡自然不會毫無反應。
但我的朋友根本沒有想到，他哪怕跑到白金漢宮的圍牆外面，對着女王的窗口大聲嚷嚷，他也可以安然無事，不緻惹出絲毫麻煩。
更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我的朋友，還是參與這事的所有其他法國人，都沒有想到，這場事故要是發生在法國，他們早被送往卡宴或朗貝薩的監獄了。
哪怕他們想起這一點，他們的回答也是現成的：&ldquo算了，這種醜惡現象是暫時的&hellip&hellip不是正常的！&rdquo 可是什麼時候他們才能獲得正常的自由呢？ 法國的流亡者與其他各國的流亡者一樣，把一切争執，一切黨派成見帶到了國外，原封不動地保留着。
可是外國對他們并不友好，也毫不掩飾它之所以維護避難權，并非為了尋找這權利的人，隻是出于對自己的尊重，這種暗淡的處境使他們的神經受不了。
何況與人們的隔絕狀态，生活習慣的改變，行動上的限制，與親人的分離，貧窮，都使他們悶悶不樂，不能容忍，在一切事情上怨氣沖天。
于是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更激烈了，對過去的錯誤的責備也更無情了。
派性變本加厲，連老朋友也斷絕了來往，見面不打招呼&hellip&hellip 這裡有實踐上、理論上的分歧和其他各種争執&hellip&hellip但是除了思想方面還有人事方面，除了旗号還有個人的名義，除了熱情還有嫉妒，除了真誠的追求還有幼稚的自尊心。
曾經表現在盡力而為的馬丁·路德和貫徹到底的托馬斯·闵采爾11之間的對抗，是像子葉一樣潛伏在每粒谷物中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和一切黨派的分化，必然導緻它的最終暴露。
我們在三個沒有成功的格拉古12（即把格拉古·巴貝夫也算在裡邊）身上，以及取得輝煌成功的形形色色的蘇拉13和蘇洛克14身上，同樣看到這種情形。
可能實現的隻有對角線，隻有折中道路、平均數和中間路線，因此不論等級、财富、觀點都得符合中庸之道。
從天主教同盟和胡格諾派的對立中出現了亨利四世15，從斯圖亞特王朝和克倫威爾的對立中出現了奧倫治公爵威廉16，從革命和正統派17的對立中出現了路易-菲力普。
在他之後，對抗在溫和的共和派與激進的共和派之間産生；溫和的共和派稱為民主主義共和派，激進的共和派稱為社會主義共和派；從它們的沖突中，第二帝國乘機崛起，但各派依然相持不下。
不肯妥協的極端分子進了卡宴、朗貝薩和貝爾島的監獄，還有一部分逃亡到法國國外，大多在英國。
他們到了倫敦剛喘過氣來，眼睛剛習慣于從霧中辨别事物，舊的争論便随着流亡者的變得特别煩躁，随着倫敦氣候的陰郁沉悶，重又複活了。
理所當然，盧森堡委員會主席18是流亡倫敦的社會主義者中間的主要人物。
他作為勞動組織及平均主義工人團體的代表，受到工人的愛戴；他在生活上嚴格要求自己，在觀點上具有無可指責的純潔性；他不斷地工作，謙遜樸實，善于講話，而且平易近人，深得人心，既勇敢又謹慎，具有影響群衆的一切能力。
另一方面，賴德律-洛蘭代表了1793年的信仰傳統，對于他，共和與民主這兩個詞可以囊括一切：饑餓者的溫飽，勞動的權利，波蘭的解放，尼古拉的覆滅，民族的團結，教皇的垮台。
在他的身邊工人不多，他的合唱隊主要由自由職業者組成，也就是律師、記者、教師、俱樂部會員等。
這兩派的不同是明顯的，因此我始終不能明白，馬志尼和路易·勃朗怎麼會用個人的沖突來解釋他們的最終決裂。
分裂潛伏在他們的觀點的最深處，在他們的任務中。
他們不可能一起前進，但是也許不必讓争論公開化。
社會主義道路和意大利的事業之間的不同，毋甯說是步驟和程度的問題。
在意大利，國家獨立應該先走一步，然後才談得上經濟制度。
我們對1831年的波蘭和1848年的匈牙利也是這麼看的。
但是在這件事上是用不着争論的，這不如說隻是工作的階段劃分問題，不是彼此排斥的問題。
社會主義理論妨礙馬志尼集中全力從事直接的行動，妨礙對于意大利必不可少的軍事組織工作；他為此生氣，卻沒有考慮到，這種活動對法國人隻能是有害無益的。
他陶醉在冒險和意大利的血泊中，還寫了一本帶侮辱性的、不必要的小冊子，攻擊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路易·勃朗。
在這書中，他還順便攻擊了其他人，例如稱蒲魯東為&ldquo魔鬼&rdquo&hellip&hellip蒲魯東想答複他，但隻限于在下一本小冊子中稱馬志尼為&ldquo天使長&rdquo。
我曾兩次半開玩笑地對馬志尼說： &ldquo不要玩火，否則惹怒了這些勇士，不弄到遍體鱗傷您是很難脫身的。
&rdquo 倫敦的社會主義者對他也以牙還牙，同樣激烈，還進行了不必要的人身攻擊，使用了粗暴的言語。
另一種對立，那是理由比較充足的，便是法國人之間兩種革命思潮的對立。
一切試圖調和形式的共和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和主義的努力，都沒有成功，隻是使讓步的缺乏誠意和論争的不可調和變得更為明顯。
它們之間隔着一條鴻溝，于是一個靈敏的雜技演員在溝上架起了一塊木闆，站在闆上宣布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宣布帝制像一股電流打在流亡者的心上，使他們驚呆了。
病人的臉上露出了悲哀、沮喪的神色，他們相信，沒有拐棍再也站不起來了。
心灰意懶和隐藏的絕望，籠罩了這一派和那一派。
嚴肅的論争開始失去光彩，走上了人身攻擊、相互指責和埋怨的道路。
兩年中，法國的兩大陣營還保持着進攻的姿态：一派在紀念2月24日，另一派在紀念七月的日子19。
但是到了克裡米亞戰争爆發，拿破侖三世和維多利亞女王的莊嚴行列出現在倫敦街頭時，流亡者的軟弱無力已昭然若揭。
倫敦警察總監羅伯特·梅因證實了這一點。
拿破侖訪英期間，他略施小計，防止了流亡者們的一切示威活動，事後保守分子為此向他表示感謝時，他答道：&ldquo你們完全不必感謝我，應該感謝賴德律-洛蘭和路易·勃朗。
&rdquo 這個時期還出現了更明顯的迹象，說明他們的活動已接近尾聲，那就是這兩大派又分裂成了各個小宗派，而且并無重要的原因，隻是為了個人的名譽或地位。
這些派别的組成，正如我們為了安置一個閑散的大官僚便得設立一個内閣職位或重要部門一樣，或者像作曲家有時必須為格裡西20或拉布拉凱21在歌劇中安排一個角色，不是因為必須有這些角色，隻是因為必須讓格裡西或拉布拉凱登上舞台&hellip&hellip 政變22後過了一年半，費利克斯·皮亞從瑞士來到了倫敦。
這個勇敢的新聞記者是由于一場官司出名的23，這場官司已被他寫成一本枯燥的喜劇《第歐根尼》，劇中那些味同嚼蠟、毫無風趣的警句卻赢得了法國人的歡心，後來他的《撿破爛的》在聖馬丁門劇院上演又使他名重一時24，當時我已為它寫過一篇文章。
25費·皮亞是最後一屆制憲議會議員，屬于&
多少苦難的經曆，多少貧困的日子和眼淚&hellip&hellip生活又多麼空虛，多麼狹隘，頭腦變得多麼遲鈍，多麼一籌莫展，對現實多麼不能理解，又多麼固執己見，自以為是，沉浸在淺薄的自尊心中&hellip&hellip 一方面，這是一些單純的人，他們憑本能和心靈了解革命事業，為它作出了人所能作出的最大犧牲，甘願過貧困的生活，他們構成了人數不多的志士仁人。
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在拙劣的僞裝下野心勃勃，對他們說來，革命是當官，是取得社會地位的手段，他們沒有達到目的，于是逃亡到了國外；另外還有各種狂熱分子，形形色色的偏執狂患者，心理變态的精神病人。
正是由于這種神經質的、畸形發展的、受過刺激的心理狀态，通靈活動在流亡者中風行一時；幾乎所有的人，從維克多·雨果和賴德律-洛蘭，到奎裡柯·菲洛潘蒂2，都在搞降靈術&hellip&hellip菲洛潘蒂走得更遠，他甚至知道一千年前人們所做的一切&hellip&hellip 然而與此同時，一步也沒有前進。
他們正如凡爾賽宮的大鐘，時針始終指在一點&mdash&mdash國王駕崩的時刻&hellip&hellip他們本身也像凡爾賽的時鐘，從路易十五3去世後，就忘了上發條。
他們隻是指向一件事，一個重大事件的終點。
他們談的是這件事，想的是這件事，一切都歸結為這件事。
過了五六個月，過了兩三年，遇到的依然是那些人，那些集團，這是可怕的&mdash&mdash争論的仍是那些問題，參加的仍是那些人，發出的仍是那些指責，隻是被貧困和匮乏的生活刻在額上的皺紋多了幾條，禮服和大衣破舊了，白發增多了，這一切使人變得衰老了，瘦弱了，憂郁了&hellip&hellip然而談的還是那些談過千百遍的話！ 革命在他們那裡還是像90年代一樣，僅僅是社會生活的形而上學觀念，然而當時那種對鬥争的天真熱情，那種曾經賦予最貧瘠的普遍概念以鮮明色彩，賦予幹巴巴的政治理論以血肉的熱情，他們卻沒有，也不可能有了&mdash&mdash當時那些普遍觀念和抽象概念還是令人興奮的新聞，新的發現。
在18世紀末年，人們第一次不是在書本上，而是在現實中，開始擺脫神學世界那宿命的、神秘的、令人窒息的傳統，試圖把不以意志為轉移的、自發形成的整個公民生活方式建立在自覺的、意識的基礎上。
創立理性國家的嘗試，正如創立理性宗教的嘗試一樣，在1793年譜寫了一篇雄偉壯麗的史詩，它取得了成果，然而在後來的六十年中，經過風吹雨打，已變得百孔千瘡。
我們這些巨人的繼承者卻沒有看到這一點。
他們像阿索斯山4上的隐修士墨守成規，我行我素，講的仍是金口約翰5時代的話，過的仍是早已被土耳其統治者逼進絕境的生活，而土耳其統治者本身也已接近末日&hellip&hellip然而他們還是在某一些日子集會，紀念某一些事件，舉行同樣的儀式，念同樣的禱告。
流亡者面臨的另一阻力，在于他們相互之間的對立排斥，這嚴重地削弱了内部的活動和各種出自善良意願的工作。
他們沒有客觀的目标，所有各派都頑固地死守着自己的看法，前進似乎就意味着退讓，甚至背叛；既然站在這面旗幟下，就應該永遠站在它下面，哪怕時代已經不同，旗幟的顔色也已不像原來那麼鮮明，仍必須堅持到底。
這樣過了幾年，周圍的一切不知不覺都變了。
原來有雪堆的地方生出了青草，原來的矮樹叢變成了森林，原來的森林卻隻剩下一片樹樁&hellip&hellip但他們什麼也沒看到。
有的大門已經倒塌、堵塞了，可是他們還在敲門，新的缺口形成了，光線正從那兒一縷縷射入屋内，但他們卻望着另一個方向。
在各國流亡者和英國人之間形成的關系，足以提供驚人的事實，說明各民族是具有化學親和力的。
英國的生活起先使德國人眼花缭亂，手足失措，後來便吞沒了他們，或者不如說把他們變成了不大像樣的英國人。
一個德國人一旦從事某種職業，他大多會馬上剃掉胡子，把襯衫的領圈豎到耳朵旁邊，說&ldquoyes&rdquo而不說&ldquoja&rdquo6，在什麼也不需要說的時候便說&ldquowell&rdquo。
過了兩年，他便用英文寫信和便條，完全生活在英國人的圈子中了。
德國人從來不想與英國人平起平坐，而是像我們的商人見了官員，我們的官員見了世襲貴族一樣。
德國人雖然接受了英國的生活方式，實際上并沒有成為英國人，隻是裝得像他們，也就是在某些方面不再像德國人。
英國人對外國人的态度，正如在其他一切場合那樣不可捉摸；一旦來了個外國人，他們便趨之若鹜，像見到一個喜劇演員或雜技演員似的，不讓人得到一刻安甯，但幾乎從不掩飾自己的優越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對他有些厭惡。
如果外來者保持自己的服飾，自己的發式，自己的帽子，英國人便不痛快，對他冷嘲熱諷，但慢慢習慣之後，也就承認這是一種獨立的人。
如果外國人一開始便吓壞了，盡量模仿英國人的舉止，那麼英國人不會尊重他，還會擺出大英帝國臣民的架子，不把他放在眼裡。
在這一點上，有時很難掌握分寸，恰到好處，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因此可想而知，那些毫無心計的德國人，那些有時過于親昵和巴結，有時又過于拘謹，過于老實，無緣無故便會傷心落淚，沒人撩撥便會大發脾氣的德國人，他們的結果會怎樣。
如果德國人把英國人看作同一種族中較高的一類，覺得自己比他們低一等，那麼決不能因此認為，法國人，尤其是法國流亡者的态度便聰明一些。
正如德國人不分青紅皂白崇拜英國的一切，法國人卻不分青紅皂白否定英國的一切，仇視英國的一切。
不言而喻，這會造成非常可笑的荒謬結果。
首先，法國人不能原諒英國人不講法國話，其次，法國人把&ldquo查林克魯斯&rdquo稱作&ldquo沙蘭克魯&rdquo，或者把&ldquo萊斯特斯誇爾&rdquo說成&ldquo萊賽斯特斯快爾&rdquo7，把英國人弄得莫名其妙。
還有，法國人不明白，為什麼英國的正餐要吃兩大塊肉和魚，卻不吃五小塊焖肉、油餅或野味等等，他們的胃覺得受不了。
還有，法國人不能容忍酒店的&ldquo奴役&rdquo，因為它們在禮拜日一律打烊，全體人民隻得在對上帝的祈禱中度過枯燥的一天，盡管法國人一星期中每天都在過歌頌拿破侖的枯燥生活。
還有，英國人的整個作風，不論好的壞的，都叫法國人看不順眼。
英國人也以同樣的态度回敬他們，但是看到他們的衣服式樣卻羨慕不止，竭力模仿，以緻弄得不倫不類。
這一切對于研究比較生理學，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講它們完全不是為了好玩。
正如我們看到的，德國人雖然認為自己與英國人屬于同一種族，但是至少從公民角度看，他比英國人低一等，因此應該服從他。
法國人屬于另一種族，但區别又不如土耳其人與中國人那麼大，可以不予理會，因此他仇恨英國人，尤其因為兩個民族都盲目自信，認為自己代表了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德國人盡管在内心也相信這一點，特别是在理論的領域，但卻不好意思說出口。
法國人實際上在各方面都與英國人對立；英國人是穴居動物，喜歡獨自生活，固執而倔強；法國人是群居動物，魯莽大膽，但容易駕馭。
這就形成了兩種平行的發展，以英吉利海峽為界線。
法國人總是沖在前面，對一切都要過問，對所有的人都要教訓幾句，對所有的事都要議論一番；英國人卻聽其自然，根本不屑過問别人的事，覺得與其教育别人，不如自己學習，隻是他沒有時間，他得上店裡做生意。
英國的生活方式有兩大基石：個人獨立和種族傳統，這在法國人眼裡幾乎是不存在的。
英國人的生硬作風常常使法國人不能容忍，這确實叫人讨厭，也損害了倫敦的生活，但是法國人沒有看到它背後隐藏的嚴峻威力，正是它使這個民族能夠捍衛自己的權利，也沒有看到那種執拗精神，正是由于這種精神，盡管你一旦取得英國人的歡心，幾乎可以随意擺布他，卻不能使他成為奴隸，以緻穿上了繡金邊的仆人制服還沾沾自喜，戴上了鎖鍊卻認為這像桂冠一樣光榮。
地方自治和分散主義，那種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幹涉的世界，對法國人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論他在英國住了多久，他并不了解它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它的法律和訴訟程序。
英國法律中互不協調的多種多樣的判例，使他感到困惑，仿佛走進了黑暗的樹林，根本看不到樹林中高大雄偉的栎樹，也看不到正是在這種千姿百态中包含着它的詩意、美感和意義。
一部小小的法律全書就像一個小巧玲珑的園林，大自然不能與它相比，那裡有的隻是沙礫小徑和修剪整齊的樹木，園丁則像警察一樣守衛在每一條林蔭道上。
還是莎士比亞與拉辛的問題。
兩個人喝醉了酒，在酒店裡打架，警察卻若無其事，站在一邊觀看，像一個欣賞鬥雞的旁觀者，法國人見了這情景便怒不可遏，不明白警察為什麼如此心安理得，不把打架的人送進拘留所。
他不知道，隻有當警察不具備父母的權力，他的幹預僅限于被動行事，也就是在當事人要他行動以前絕不行動的時候，個人的自由才有保證。
每個窮人在走進自己黑暗、陰冷、潮濕的小屋子，關上門後，都能相信自己是安全的，這可以改變人的觀念。
當然，得到嚴格保障和全力防衛的個人權利，有時難免成為罪犯的避風港，這也無可奈何。
與其使每個正直的人在自己家裡像賊一樣發抖，不如讓機靈的賊逃脫懲罰還好得多。
在我來到英國以前，每逢警察光顧我的住所，我便心驚膽戰，不知又出了什麼事，從精神上作好了提防敵人的準備。
在英國，警察來到門口或走進門口，隻能增加安全感。
1855年，澤西島總督利用島上特殊的非法狀态，為費·皮亞緻女王的信，對《人》周報發動了迫害，他不敢按照法律程序解決這事，卻命令為雜志提出抗議的維·雨果和其他流亡者離開澤西島；這時，健全的理智和一切反對這事的報刊都告訴他們，總督越出了職權，他們應該留下，向法庭控告他，《每日新聞》等報刊還答應負擔訴訟費用。
但這麼做曠日持久，況且談何容易：&ldquo仿佛對政府起訴也能勝訴似的&rdquo。
他們隻是又發表了一份嚴厲的抗議書，向總督提出了曆史的裁判問題，便自豪地退往了格恩濟島。
8 我要舉一個例子，說明法國人對英國習俗的理解。
一天晚上，一個流亡者來找我，在大罵一通英國和英國人之後，他告訴了我下面這件&ldquo不成體統&rdquo的事。
那天早上，法國的流亡者埋葬了一位同志。
應該說，在沉悶無聊的流亡生活中，一位夥伴的葬禮幾乎跟節日差不多，成了發表演說，高舉旗子，進行集會和上街遊行的理由，這時誰在誰不在一目了然，因此民主主義流亡者總是全體參加，無一例外。
一個英國牧師拿了祈禱書來到墓地。
我的朋友對他說，死者不是基督徒，不需要他的祈禱。
牧師與所有的英國牧師一樣，是個書呆子和僞君子，裝出一副謙恭的姿态和英國民族特有的冷漠神情回答道，也許死者不需要他的祈禱，但這是他的職責，他必須用他的禱告恭送每一位死者走進最後的住所。
于是發生了争論，最後法國人都冒火了，大聲叫嚷，固執的牧師便去叫警察。
&ldquo瞧，您還說這個讨厭的國家有什麼神聖的自由呢！&rdquo我的朋友（他在這場戲中扮演了僅次于死者和牧師的主要角色）附帶說道。
&ldquo那麼，這些為迷信勢力服務的愚昧工具怎麼辦呢？&rdquo我問。
&ldquo來了四個警察，其中一個像是頭頭，他問道：&lsquo剛才跟牧師頂牛的是誰呀？&rsquo我當即走到了前面，&rdquo我的朋友說，他正跟我一起用膳，臉上的神色與萊奧尼達斯9即将去會見上帝的時候差不多，&ldquo我說：&lsquo這是我，先生。
&rsquo&mdash&mdash我當然不會稱他&lsquo公民&rsquo10。
那個警察裝出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對我說道：&lsquo請您告訴大家，不要起哄，把你們的同志埋葬以後，便各自回家。
如果你們要鬧事，我隻得命令把你們統統趕走。
&rsquo我看看他，用盡全力提高嗓音喊道：&lsquo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和國萬歲！&rsquo&rdquo 我幾乎忍不住發笑，問他道： &ldquo那麼那個&lsquo警察頭子&rsquo怎麼樣呢？&rdquo &ldquo他什麼辦法也沒有，&rdquo法國朋友得意而驕傲地說，&ldquo他向他的部下使了個眼色，又道：&lsquo好吧，你們幹你們的，幹你們的！&rsquo然後站在一邊，安靜地等待着。
他們完全清楚，他們要對付的不是英國的老百姓&hellip&hellip他們的嗅覺很靈敏！&rdquo 那位身強力壯、嚴肅認真、也許還喝了點酒的警察，心裡自然不會毫無反應。
但我的朋友根本沒有想到，他哪怕跑到白金漢宮的圍牆外面，對着女王的窗口大聲嚷嚷，他也可以安然無事，不緻惹出絲毫麻煩。
更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我的朋友，還是參與這事的所有其他法國人，都沒有想到，這場事故要是發生在法國，他們早被送往卡宴或朗貝薩的監獄了。
哪怕他們想起這一點，他們的回答也是現成的：&ldquo算了，這種醜惡現象是暫時的&hellip&hellip不是正常的！&rdquo 可是什麼時候他們才能獲得正常的自由呢？ 法國的流亡者與其他各國的流亡者一樣，把一切争執，一切黨派成見帶到了國外，原封不動地保留着。
可是外國對他們并不友好，也毫不掩飾它之所以維護避難權，并非為了尋找這權利的人，隻是出于對自己的尊重，這種暗淡的處境使他們的神經受不了。
何況與人們的隔絕狀态，生活習慣的改變，行動上的限制，與親人的分離，貧窮，都使他們悶悶不樂，不能容忍，在一切事情上怨氣沖天。
于是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更激烈了，對過去的錯誤的責備也更無情了。
派性變本加厲，連老朋友也斷絕了來往，見面不打招呼&hellip&hellip 這裡有實踐上、理論上的分歧和其他各種争執&hellip&hellip但是除了思想方面還有人事方面，除了旗号還有個人的名義，除了熱情還有嫉妒，除了真誠的追求還有幼稚的自尊心。
曾經表現在盡力而為的馬丁·路德和貫徹到底的托馬斯·闵采爾11之間的對抗，是像子葉一樣潛伏在每粒谷物中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和一切黨派的分化，必然導緻它的最終暴露。
我們在三個沒有成功的格拉古12（即把格拉古·巴貝夫也算在裡邊）身上，以及取得輝煌成功的形形色色的蘇拉13和蘇洛克14身上，同樣看到這種情形。
可能實現的隻有對角線，隻有折中道路、平均數和中間路線，因此不論等級、财富、觀點都得符合中庸之道。
從天主教同盟和胡格諾派的對立中出現了亨利四世15，從斯圖亞特王朝和克倫威爾的對立中出現了奧倫治公爵威廉16，從革命和正統派17的對立中出現了路易-菲力普。
在他之後，對抗在溫和的共和派與激進的共和派之間産生；溫和的共和派稱為民主主義共和派，激進的共和派稱為社會主義共和派；從它們的沖突中，第二帝國乘機崛起，但各派依然相持不下。
不肯妥協的極端分子進了卡宴、朗貝薩和貝爾島的監獄，還有一部分逃亡到法國國外，大多在英國。
他們到了倫敦剛喘過氣來，眼睛剛習慣于從霧中辨别事物，舊的争論便随着流亡者的變得特别煩躁，随着倫敦氣候的陰郁沉悶，重又複活了。
理所當然，盧森堡委員會主席18是流亡倫敦的社會主義者中間的主要人物。
他作為勞動組織及平均主義工人團體的代表，受到工人的愛戴；他在生活上嚴格要求自己，在觀點上具有無可指責的純潔性；他不斷地工作，謙遜樸實，善于講話，而且平易近人，深得人心，既勇敢又謹慎，具有影響群衆的一切能力。
另一方面，賴德律-洛蘭代表了1793年的信仰傳統，對于他，共和與民主這兩個詞可以囊括一切：饑餓者的溫飽，勞動的權利，波蘭的解放，尼古拉的覆滅，民族的團結，教皇的垮台。
在他的身邊工人不多，他的合唱隊主要由自由職業者組成，也就是律師、記者、教師、俱樂部會員等。
這兩派的不同是明顯的，因此我始終不能明白，馬志尼和路易·勃朗怎麼會用個人的沖突來解釋他們的最終決裂。
分裂潛伏在他們的觀點的最深處，在他們的任務中。
他們不可能一起前進，但是也許不必讓争論公開化。
社會主義道路和意大利的事業之間的不同，毋甯說是步驟和程度的問題。
在意大利，國家獨立應該先走一步，然後才談得上經濟制度。
我們對1831年的波蘭和1848年的匈牙利也是這麼看的。
但是在這件事上是用不着争論的，這不如說隻是工作的階段劃分問題，不是彼此排斥的問題。
社會主義理論妨礙馬志尼集中全力從事直接的行動，妨礙對于意大利必不可少的軍事組織工作；他為此生氣，卻沒有考慮到，這種活動對法國人隻能是有害無益的。
他陶醉在冒險和意大利的血泊中，還寫了一本帶侮辱性的、不必要的小冊子，攻擊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路易·勃朗。
在這書中，他還順便攻擊了其他人，例如稱蒲魯東為&ldquo魔鬼&rdquo&hellip&hellip蒲魯東想答複他，但隻限于在下一本小冊子中稱馬志尼為&ldquo天使長&rdquo。
我曾兩次半開玩笑地對馬志尼說： &ldquo不要玩火，否則惹怒了這些勇士，不弄到遍體鱗傷您是很難脫身的。
&rdquo 倫敦的社會主義者對他也以牙還牙，同樣激烈，還進行了不必要的人身攻擊，使用了粗暴的言語。
另一種對立，那是理由比較充足的，便是法國人之間兩種革命思潮的對立。
一切試圖調和形式的共和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和主義的努力，都沒有成功，隻是使讓步的缺乏誠意和論争的不可調和變得更為明顯。
它們之間隔着一條鴻溝，于是一個靈敏的雜技演員在溝上架起了一塊木闆，站在闆上宣布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宣布帝制像一股電流打在流亡者的心上，使他們驚呆了。
病人的臉上露出了悲哀、沮喪的神色，他們相信，沒有拐棍再也站不起來了。
心灰意懶和隐藏的絕望，籠罩了這一派和那一派。
嚴肅的論争開始失去光彩，走上了人身攻擊、相互指責和埋怨的道路。
兩年中，法國的兩大陣營還保持着進攻的姿态：一派在紀念2月24日，另一派在紀念七月的日子19。
但是到了克裡米亞戰争爆發，拿破侖三世和維多利亞女王的莊嚴行列出現在倫敦街頭時，流亡者的軟弱無力已昭然若揭。
倫敦警察總監羅伯特·梅因證實了這一點。
拿破侖訪英期間，他略施小計，防止了流亡者們的一切示威活動，事後保守分子為此向他表示感謝時，他答道：&ldquo你們完全不必感謝我，應該感謝賴德律-洛蘭和路易·勃朗。
&rdquo 這個時期還出現了更明顯的迹象，說明他們的活動已接近尾聲，那就是這兩大派又分裂成了各個小宗派，而且并無重要的原因，隻是為了個人的名譽或地位。
這些派别的組成，正如我們為了安置一個閑散的大官僚便得設立一個内閣職位或重要部門一樣，或者像作曲家有時必須為格裡西20或拉布拉凱21在歌劇中安排一個角色，不是因為必須有這些角色，隻是因為必須讓格裡西或拉布拉凱登上舞台&hellip&hellip 政變22後過了一年半，費利克斯·皮亞從瑞士來到了倫敦。
這個勇敢的新聞記者是由于一場官司出名的23，這場官司已被他寫成一本枯燥的喜劇《第歐根尼》，劇中那些味同嚼蠟、毫無風趣的警句卻赢得了法國人的歡心，後來他的《撿破爛的》在聖馬丁門劇院上演又使他名重一時24，當時我已為它寫過一篇文章。
25費·皮亞是最後一屆制憲議會議員，屬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