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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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在起作用，它與各民族團結和世界共和國的思想不能完全協調；另一方面，法國在1848年沒有為意大利做什麼，而在1849年卻竭盡全力壓迫意大利，這使他感到憤恨。
然而對當代法國的不滿，并不表示他沒有感染它的精神；法國革命思想穿着共同的制服，具有自己的儀式和信條；在這個範圍内，人們可以成為獨特的政治自由主義者，也可以成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可以不愛法國，卻盼望自己的祖國成為法國式的國家。
這一切隻是變奏，個别現象，它們的代數方程式還是相同的。
科蘇特與我的談話一開始就帶有嚴肅的性質，他的目光和語言中包含的憂傷比愉快多；很清楚，他并不相信明天就會發生革命。
東南歐的情況，他了如指掌，還從葉卡捷琳娜二世與土耳其政府締結的條約46中引用了一些條文，這使我感到驚訝。
&ldquo在我們起義的時候，你們給我們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也給你們自己造成了多大的危害47，&rdquo他說，&ldquo俄國支持奧地利&mdash&mdash這是狹隘的、反斯拉夫民族的政策。
理所當然，奧地利不會向俄國說一聲&lsquo謝謝&rsquo，難道你們以為，它不明白尼古拉不是幫助它，隻是幫助一般的專制政權嗎？&rdquo 至于俄國的社會狀況，比起政治和軍事方面來，他了解得少得多。
這并不奇怪，我們自己的官員也有不少人對這方面一無所知，隻了解一些皮毛，那些個别的、偶然的、毫無内在聯系的現象。
他以為國家農民是按代役制繳納賦稅的，還向我詢問了農村公社和地主的權力。
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了他。
離開科蘇特後，我問自己，除了對匈牙利民族獨立的熱愛，他與他的同志們有什麼共同之點。
馬志尼幻想由意大利來解放全人類，賴德律-洛蘭卻希望在巴黎為它赢得解放，然後向全世界發布嚴格的指示，推行自由體制。
科蘇特恐怕并不關心全人類的問題，他對裡斯本是不是很快會宣布共和，的黎波裡的總督是否會成為統一而不可分割的的黎波裡共和國中一位普通的公民，似乎相當冷淡。
這差别一開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後來又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現出來。
馬志尼和賴德律-洛蘭作為不顧實際條件的人，每隔兩三個月總要努力作一次革命嘗試：馬志尼是發動起義，賴德律-洛蘭是派遣代理人。
馬志尼的朋友們死在奧地利和教皇的監獄中，賴德律-洛蘭的使者則死在朗貝薩和卡宴48；但是他們出于盲目信仰的狂熱症，繼續派遣自己的以撒49去作犧牲。
科蘇特從不作這種嘗試；利别尼50用刀刺傷了奧地利皇帝，但他與科蘇特沒有聯系。
毫無疑問，科蘇特來到倫敦時是懷着更強烈的希望的，而且不能不承認，他也有理由為自己感到陶醉。
不妨回顧一下他遠渡重洋前往美國的莊嚴行列，那一路上受到的熱烈歡迎；在美國，各地互相争論，要取得首先接待他、把他請進自己的城市的光榮。
擁有兩百萬居民的高傲的倫敦城守候在鐵路上，等待他的光臨；市長的馬車作好了迎接他的準備，市參議員、各部門的官員和國會議員簇擁着他，從人山人海的群衆中穿過，大家高聲歡呼，抛着帽子。
當他與市長一起出現在市政大廈的陽台上時，迎接他的是雷鳴般的&ldquo烏拉&rdquo聲，這是尼古拉不論靠威靈頓的保佑、靠納爾遜的銅像51，還是靠賽馬場上的翩翩風度，都無法赢得的巨大榮譽。
當拿破侖在溫莎宮參加女王的宴會52，在倫敦市區與資産階級舉杯言歡的時候，傲慢的英國貴族跑回自己的領地去了，現在他們卻忘記了自己的尊嚴，坐了形形色色的馬車，要來一睹著名鼓動家的豐采；高級官員也紛紛前來會見這位流亡者。
《泰晤士報》皺起了眉頭，但是在群衆的歡呼聲中吓壞了，于是開始咒罵拿破侖，想借此彌補自己的錯誤。
科蘇特從美國回來時充滿了希望，這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在倫敦住了一兩年，看到大陸的曆史正在朝什麼方向發展，而在英國的土地上熱情也冷卻了，于是科蘇特明白，起義已不可能，英國也不是革命的可靠的同盟者。
隻有一次他重又燃起了希望，在英國人民面前再度鼓吹從前的事業，這就是克裡米亞戰争開始的時候。
他改變了離群索居的生活，與沃爾采爾，也就是與民主的波蘭，手攜着手站在一起，那時波蘭向聯盟國53要求的隻是發出号召，同意波蘭冒險舉行起義。
毫無疑問，對于波蘭，這是一個偉大的時刻&mdash&mdash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如果重建波蘭得到承認，那麼匈牙利還有什麼問題呢？正因為如此，科蘇特出席了1854年11月29日波蘭人的大會，要求發言。
也正因為如此，會後他與沃爾采爾一起訪問了英國各大城市，為波蘭進行廣泛的宣傳。
科蘇特當時發表的演說，無論就内容或形式講，都是非常出色的。
但這一次他沒有在英國引起轟動；盡管人民仍紛紛擁進會場，為雄辯家的才能大聲喝彩，準備捐款，然而運動未能更進一步，演說也未能在其他人士，在那些可以影響議會，或者迫使政府改變路線的人士中間，引起同樣的反應。
1854年過去了，1855年到了，尼古拉死了，波蘭沒有前進一步，戰争局限在克裡米亞沿海一帶；波蘭民族的振興毫無指望；奧地利成了卡在聯盟國咽喉的一塊骨頭。
何況大家盼望和平，主要的目的已經達到&mdash&mdash非軍人出身的拿破侖獲得了軍人的榮譽。
科蘇特重又退出了舞台。
他在《阿特拉斯報》上的文章，他在愛丁堡和曼徹斯特就奧地利和羅馬教皇的協議發表的演講54，隻能認為是個别現象。
科蘇特未能挽救自己的财産，也未能挽救妻子的财産。
他過慣了匈牙利達官貴人的豪華生活，到了國外不得不掙錢養活自己；他這麼做了，也從不隐瞞這一點。
他的家庭帶有一種高貴而沉靜的氣氛，顯然，它經曆過一些重大的事件，它們擴大了每個人的胸襟。
直到今天，科蘇特的身邊依然保留着一些忠實的信徒，他們起先組成了他的朝廷，現在隻是他的朋友。
他走過了一條不平坦的道路，近來他顯著衰老了，冷落的處境使他憂心如焚。
頭兩年我們很少見面，後來偶然的機會使我們在懷特島相遇，這地方不僅是英國，也是全歐洲最優美的風景區之一。
我與他一起住在文特諾鎮大約有一個月，這是在1855年。
在他離開前，我們一起參加孩子們的節日活動，科蘇特的兩個兒子很漂亮，很可愛，他們與我的孩子們一起跳舞&hellip&hellip科蘇特站在門口，憂郁地望着他們，然後含笑指着我的兒子，對我說道： &ldquo現在年輕的一代長大了，可以接替我們了。
&rdquo &ldquo我們能看到那一天嗎？&rdquo &ldquo這正是我在想的。
不過目前讓他們跳舞吧。
&rdquo他又說，目光變得更憂郁了。
我覺得，這一次我們思考的是同一個問題。
可是父親們能看到嗎？能看到什麼呢？那個革命的時代，我們在90年代55逐漸暗淡的夕陽照射下所向往的那個時代，自由主義的法國和年輕的意大利，馬志尼和賴德律-洛蘭所追求的那個時代，不是已成為明日黃花，這些人不是正在成為往事的憂傷的代表，在他們的周圍已湧現出另一些問題，另一種生活嗎？他們的信仰，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行動，他們的目标&mdash&mdash這一切對我們既是親切的，又是陌生的&hellip&hellip在節日安靜的早上，教堂的鐘聲和禮拜聲依然能激動我們的心靈，但是我們已經沒有信念了！ 這是傷心的真實情況&mdash&mdash它們往往使人痛苦，煩惱，不敢面對它們，有時看到了也不願講。
是的，這有什麼必要？要知道，這從某種意義上說隻是一種癖好，一種病态。
&ldquo但這是真實，赤裸裸的真實，唯一的真實！&rdquo話是這麼說，然而我們的生活能容納這樣的真實嗎？它不會損害它，像過強的酸性物質一樣腐蝕容器的四壁嗎？對它的愛好難道不是一種可怕的疾病，徒然使懷有這種愛好的人受到嚴厲的懲罰？ 一年前，在一個我難忘的日子裡，這思想給我的感觸特别強烈。
那是沃爾采爾去世的一天，我在簡陋的小房間裡等待着雕塑師，老人已在這兒結束了他痛苦的一生。
一個老女仆站在一邊，用一支淌油的黃蠟燭頭照着用大被單覆蓋着的消瘦的屍體。
他像約伯56一樣經曆了重重苦難，現在安息了，嘴唇上露着笑，信念已從失去光澤的眼睛中消失，另一個與他同樣的狂熱分子&mdash&mdash馬志尼給他合上了眼皮。
我愛這個老人，也可憐他，從未把我頭腦中想過的全部真實情況告訴他。
我不想擾亂他正在熄滅的生命，他不知道這些已經夠痛苦的了。
他需要臨終祈禱，不是真實情況。
因此當馬志尼在他垂死的耳邊小聲述說誓言和信念的時候，他是那麼高興！ 1&ensp有關歐洲中央委員會的内容，在1866年赫爾岑編定《往事與随想》第五卷時，已被删節後移入該卷第四十章。
2&ensp指1859年出版的《北極星》第五集，當時本章的内容隻發表了
然而對當代法國的不滿，并不表示他沒有感染它的精神；法國革命思想穿着共同的制服，具有自己的儀式和信條；在這個範圍内，人們可以成為獨特的政治自由主義者，也可以成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可以不愛法國，卻盼望自己的祖國成為法國式的國家。
這一切隻是變奏，個别現象，它們的代數方程式還是相同的。
科蘇特與我的談話一開始就帶有嚴肅的性質，他的目光和語言中包含的憂傷比愉快多；很清楚，他并不相信明天就會發生革命。
東南歐的情況，他了如指掌，還從葉卡捷琳娜二世與土耳其政府締結的條約46中引用了一些條文，這使我感到驚訝。
&ldquo在我們起義的時候，你們給我們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也給你們自己造成了多大的危害47，&rdquo他說，&ldquo俄國支持奧地利&mdash&mdash這是狹隘的、反斯拉夫民族的政策。
理所當然，奧地利不會向俄國說一聲&lsquo謝謝&rsquo，難道你們以為，它不明白尼古拉不是幫助它，隻是幫助一般的專制政權嗎？&rdquo 至于俄國的社會狀況，比起政治和軍事方面來，他了解得少得多。
這并不奇怪，我們自己的官員也有不少人對這方面一無所知，隻了解一些皮毛，那些個别的、偶然的、毫無内在聯系的現象。
他以為國家農民是按代役制繳納賦稅的，還向我詢問了農村公社和地主的權力。
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了他。
離開科蘇特後，我問自己，除了對匈牙利民族獨立的熱愛，他與他的同志們有什麼共同之點。
馬志尼幻想由意大利來解放全人類，賴德律-洛蘭卻希望在巴黎為它赢得解放，然後向全世界發布嚴格的指示，推行自由體制。
科蘇特恐怕并不關心全人類的問題，他對裡斯本是不是很快會宣布共和，的黎波裡的總督是否會成為統一而不可分割的的黎波裡共和國中一位普通的公民，似乎相當冷淡。
這差别一開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後來又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現出來。
馬志尼和賴德律-洛蘭作為不顧實際條件的人，每隔兩三個月總要努力作一次革命嘗試：馬志尼是發動起義，賴德律-洛蘭是派遣代理人。
馬志尼的朋友們死在奧地利和教皇的監獄中，賴德律-洛蘭的使者則死在朗貝薩和卡宴48；但是他們出于盲目信仰的狂熱症，繼續派遣自己的以撒49去作犧牲。
科蘇特從不作這種嘗試；利别尼50用刀刺傷了奧地利皇帝，但他與科蘇特沒有聯系。
毫無疑問，科蘇特來到倫敦時是懷着更強烈的希望的，而且不能不承認，他也有理由為自己感到陶醉。
不妨回顧一下他遠渡重洋前往美國的莊嚴行列，那一路上受到的熱烈歡迎；在美國，各地互相争論，要取得首先接待他、把他請進自己的城市的光榮。
擁有兩百萬居民的高傲的倫敦城守候在鐵路上，等待他的光臨；市長的馬車作好了迎接他的準備，市參議員、各部門的官員和國會議員簇擁着他，從人山人海的群衆中穿過，大家高聲歡呼，抛着帽子。
當他與市長一起出現在市政大廈的陽台上時，迎接他的是雷鳴般的&ldquo烏拉&rdquo聲，這是尼古拉不論靠威靈頓的保佑、靠納爾遜的銅像51，還是靠賽馬場上的翩翩風度，都無法赢得的巨大榮譽。
當拿破侖在溫莎宮參加女王的宴會52，在倫敦市區與資産階級舉杯言歡的時候，傲慢的英國貴族跑回自己的領地去了，現在他們卻忘記了自己的尊嚴，坐了形形色色的馬車，要來一睹著名鼓動家的豐采；高級官員也紛紛前來會見這位流亡者。
《泰晤士報》皺起了眉頭，但是在群衆的歡呼聲中吓壞了，于是開始咒罵拿破侖，想借此彌補自己的錯誤。
科蘇特從美國回來時充滿了希望，這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在倫敦住了一兩年，看到大陸的曆史正在朝什麼方向發展，而在英國的土地上熱情也冷卻了，于是科蘇特明白，起義已不可能，英國也不是革命的可靠的同盟者。
隻有一次他重又燃起了希望，在英國人民面前再度鼓吹從前的事業，這就是克裡米亞戰争開始的時候。
他改變了離群索居的生活，與沃爾采爾，也就是與民主的波蘭，手攜着手站在一起，那時波蘭向聯盟國53要求的隻是發出号召，同意波蘭冒險舉行起義。
毫無疑問，對于波蘭，這是一個偉大的時刻&mdash&mdash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如果重建波蘭得到承認，那麼匈牙利還有什麼問題呢？正因為如此，科蘇特出席了1854年11月29日波蘭人的大會，要求發言。
也正因為如此，會後他與沃爾采爾一起訪問了英國各大城市，為波蘭進行廣泛的宣傳。
科蘇特當時發表的演說，無論就内容或形式講，都是非常出色的。
但這一次他沒有在英國引起轟動；盡管人民仍紛紛擁進會場，為雄辯家的才能大聲喝彩，準備捐款，然而運動未能更進一步，演說也未能在其他人士，在那些可以影響議會，或者迫使政府改變路線的人士中間，引起同樣的反應。
1854年過去了，1855年到了，尼古拉死了，波蘭沒有前進一步，戰争局限在克裡米亞沿海一帶；波蘭民族的振興毫無指望；奧地利成了卡在聯盟國咽喉的一塊骨頭。
何況大家盼望和平，主要的目的已經達到&mdash&mdash非軍人出身的拿破侖獲得了軍人的榮譽。
科蘇特重又退出了舞台。
他在《阿特拉斯報》上的文章，他在愛丁堡和曼徹斯特就奧地利和羅馬教皇的協議發表的演講54，隻能認為是個别現象。
科蘇特未能挽救自己的财産，也未能挽救妻子的财産。
他過慣了匈牙利達官貴人的豪華生活，到了國外不得不掙錢養活自己；他這麼做了，也從不隐瞞這一點。
他的家庭帶有一種高貴而沉靜的氣氛，顯然，它經曆過一些重大的事件，它們擴大了每個人的胸襟。
直到今天，科蘇特的身邊依然保留着一些忠實的信徒，他們起先組成了他的朝廷，現在隻是他的朋友。
他走過了一條不平坦的道路，近來他顯著衰老了，冷落的處境使他憂心如焚。
頭兩年我們很少見面，後來偶然的機會使我們在懷特島相遇，這地方不僅是英國，也是全歐洲最優美的風景區之一。
我與他一起住在文特諾鎮大約有一個月，這是在1855年。
在他離開前，我們一起參加孩子們的節日活動，科蘇特的兩個兒子很漂亮，很可愛，他們與我的孩子們一起跳舞&hellip&hellip科蘇特站在門口，憂郁地望着他們，然後含笑指着我的兒子，對我說道： &ldquo現在年輕的一代長大了，可以接替我們了。
&rdquo &ldquo我們能看到那一天嗎？&rdquo &ldquo這正是我在想的。
不過目前讓他們跳舞吧。
&rdquo他又說，目光變得更憂郁了。
我覺得，這一次我們思考的是同一個問題。
可是父親們能看到嗎？能看到什麼呢？那個革命的時代，我們在90年代55逐漸暗淡的夕陽照射下所向往的那個時代，自由主義的法國和年輕的意大利，馬志尼和賴德律-洛蘭所追求的那個時代，不是已成為明日黃花，這些人不是正在成為往事的憂傷的代表，在他們的周圍已湧現出另一些問題，另一種生活嗎？他們的信仰，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行動，他們的目标&mdash&mdash這一切對我們既是親切的，又是陌生的&hellip&hellip在節日安靜的早上，教堂的鐘聲和禮拜聲依然能激動我們的心靈，但是我們已經沒有信念了！ 這是傷心的真實情況&mdash&mdash它們往往使人痛苦，煩惱，不敢面對它們，有時看到了也不願講。
是的，這有什麼必要？要知道，這從某種意義上說隻是一種癖好，一種病态。
&ldquo但這是真實，赤裸裸的真實，唯一的真實！&rdquo話是這麼說，然而我們的生活能容納這樣的真實嗎？它不會損害它，像過強的酸性物質一樣腐蝕容器的四壁嗎？對它的愛好難道不是一種可怕的疾病，徒然使懷有這種愛好的人受到嚴厲的懲罰？ 一年前，在一個我難忘的日子裡，這思想給我的感觸特别強烈。
那是沃爾采爾去世的一天，我在簡陋的小房間裡等待着雕塑師，老人已在這兒結束了他痛苦的一生。
一個老女仆站在一邊，用一支淌油的黃蠟燭頭照着用大被單覆蓋着的消瘦的屍體。
他像約伯56一樣經曆了重重苦難，現在安息了，嘴唇上露着笑，信念已從失去光澤的眼睛中消失，另一個與他同樣的狂熱分子&mdash&mdash馬志尼給他合上了眼皮。
我愛這個老人，也可憐他，從未把我頭腦中想過的全部真實情況告訴他。
我不想擾亂他正在熄滅的生命，他不知道這些已經夠痛苦的了。
他需要臨終祈禱，不是真實情況。
因此當馬志尼在他垂死的耳邊小聲述說誓言和信念的時候，他是那麼高興！ 1&ensp有關歐洲中央委員會的内容，在1866年赫爾岑編定《往事與随想》第五卷時，已被删節後移入該卷第四十章。
2&ensp指1859年出版的《北極星》第五集，當時本章的内容隻發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