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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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到了？&rdquo薩佐諾夫一見面便這麼說。
&ldquo這是什麼意思？&rdquo &ldquo俄國政府已走投無路。
&rdquo &ldquo何以見得，難道在彼得保羅要塞宣布成立共和國了嗎？&rdquo &ldquo讓我們統一一下認識，我并不認為，我們明天便會出現2月24日。
但是輿論，但是自由思潮的風起雲湧，四分五裂的奧地利，普魯士的準備制訂憲法，迫使冬宮周圍的人不得不想一想了。
頒布一部憲法，一部類似大憲章的東西，這是最低限度要做的事，嗯，既然這樣，&rdquo他露出得意揚揚的神氣又道，&ldquo那就必須成立一個開明的、有文化的、能夠用現代語言講話的内閣。
你沒有想到這一點嗎？&rdquo &ldquo沒有。
&rdquo &ldquo傻瓜！他們到哪兒去找學識淵博的内閣官員呢？&rdquo &ldquo隻要肯找，還怕找不到嗎？但我覺得，他們還不想找。
&rdquo &ldquo懷疑主義現在不合适了，曆史即将作出決定，一切非常快。
想想吧，政府不得不求助于我們了。
&rdquo 我望着他，想知道他這是講笑話不是。
他的表情是認真的，臉色有些發紅，顯得十分激動。
&ldquo果真是向我們求助嗎？&rdquo &ldquo對，不是向我們本人，便是向我們圈子裡的人，這都一樣。
你不妨再想一想，他們還能向什麼人争取援助？&rdquo &ldquo你打算管哪一個部呢？&rdquo &ldquo别開玩笑。
我們的不幸就在于我們不善于利用時機，又不能使人重視我們的價值。
你總是想那些文章，文章是好事，但現在時勢不同了，當權一天比寫一本書更重要。
&rdquo 薩佐諾夫對我的不切實際，未免覺得可憐，但終于找到了一些不像我那麼懷疑，相信他入閣辦事的日子已為期不遠的人們。
1848年末，兩三個德國流亡者經常參加薩佐諾夫在家中舉辦的不大的晚會。
其中一個是奧地利中尉36，曾在梅森豪澤37手下當過參謀長。
一天半夜兩點鐘，天下着傾盆大雨，這位軍官還冒雨來找我，他想起從布朗什街到拉丁區實在不近，不禁有些抱怨自己的命運。
&ldquo您為什麼在這種天氣還非得跑這麼遠的路到這兒來不可？&rdquo &ldquo當然，不是不得不跑，但您知道，要是我不來，薩佐諾夫先生便會生氣，可我覺得，我們必須與他保持良好的關系。
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的才能和智慧&hellip&hellip加上他在他這一派中占據的地位，俄國一旦爆發革命，他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hellip&hellip&rdquo 第二天我對薩佐諾夫說道：&ldquo薩佐諾夫，你算是找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有個人相信你将來能當部長呢，這個人就是中尉某某人。
&rdquo 時間過去了，俄國沒有發生革命，也沒人派使者來找我們。
駭人聽聞的六月事件也過去了；薩佐諾夫在着手寫一篇&ldquo社論&rdquo&mdash&mdash不是為報紙寫的，是為時代寫的。
他寫了很久，大聲朗讀一些片斷，修修改改，直到冬天才大緻完成。
他覺得他必須&ldquo向俄國闡明最近的這次革命&rdquo。
他開頭這麼說：&ldquo不要期待我給你們描繪事實，别人在這方面會比我做得更好。
我要向你們講的是引起這次革命的思想和觀念。
&rdquo他嫌平凡的工作不夠勁，每逢提起筆來，他總想講些不同尋常的驚人之論&mdash&mdash恰達耶夫的《書簡》始終在他頭腦裡回旋。
文章寄到了彼得堡，在朋友中間流傳，但是沒使任何人留下絲毫印象。
1848年夏季，薩佐諾夫組織了一個國際俱樂部。
他把自己的塔迪夫們、德國人和斯拉夫救世主義者，都拉進了這個組織。
他穿了藏青燕尾服，容光煥發，在空蕩蕩的大廳裡踱來踱去，然後對着五六個人為國際俱樂部緻了開幕詞，其中一個便是我，但我隻是作為來賓參加的；講台上還有幾個人，那是它的幹事會。
薩佐諾夫之後，一個蓬頭散發、好像還沒睡醒的人朗誦了一篇獻給俱樂部的詩，這人便是塔迪夫·德·梅洛。
薩佐諾夫皺起了眉頭，但制止詩人已為時太晚。
沃爾采爾，薩佐諾夫，戈雷斯基，德爾·巴爾佐，列奧納德38和你們所有的人&hellip&hellip 塔迪夫·德·梅洛聲嘶力竭地叫喊着，沒有發現人們的笑聲。
第二天或第三天，薩佐諾夫給我送來了一千份成立俱樂部的宗旨，這件事從此再沒有下文。
後來我聽說，一位全人類的代表（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代表西班牙發言，把執行權說成絞刑架39，還以為這是法文的人）在英國犯了僞造文件罪被判了苦役，差點真的上了絞刑架。
部長沒有當成，俱樂部又不了了之以後，薩佐諾夫便想當一名新聞記者，這雖然不算體面，但實際得多。
當以密茨凱維奇為首的《民族論壇》創辦時，薩佐諾夫在編輯部擔任了一個重要職務，寫了兩三篇很好的文章&hellip&hellip然後沉默了；沒到《論壇》垮台的一天，即1849年6月13日，他已經跟所有的人吵過架。
他對一切都不滿意，認為不夠，覺得自己在那裡工作是大材小用，他感到委屈，從來不肯善始善終做完一件工作，總是半途而廢。
1849年，我向蒲魯東建議，把《人民之聲報》的國際版交給薩佐諾夫。
他懂得四種語言和歐洲各國的文學、政治和曆史，加上他對各派力量的廣泛了解，他可以把報紙的這一版辦得十分出色，讓法國人耳目一新。
蒲魯東并不過問國外新聞的内部事務，它由我負責，但我在日内瓦，對它無能為力。
過了一個月，薩佐諾夫把編輯工作移交給了霍耶茨基，與報紙斷絕了關系。
他寫信到日内瓦對我說：&ldquo我深深敬重蒲魯東，但他和我這樣兩個人無法在一家報社内共事。
&rdquo 過了一年，薩佐諾夫參加了複刊的《改革報》，那時它已由馬志尼派接辦。
編輯工作主要由拉梅内40負責。
這裡也容不得兩個偉大人物共事。
薩佐諾夫幹了三個來月便脫離了《改革報》。
他與蒲魯東幸好是客客氣氣分手的，與拉梅内卻争得面紅耳赤。
薩佐諾夫責備老頭子小氣，舍不得在編輯部花錢。
拉梅内想起自己青年時期作為教權派報人的習慣，隻得訴諸西歐人士采用的最後論據，對薩佐諾夫提出了一個疑問：&ldquo他會不會是俄國政府的間諜？&rdquo 我最後一次見到薩佐諾夫是1851年在瑞士。
他被法國驅逐之後住在日内瓦。
這是最陰暗、最沉悶的時期，粗暴的反動勢力到處嚣張一時。
薩佐諾夫對法國的信心動搖了，也不再相信彼得堡的政府最近可能改組。
無所事事的生活使他心亂如麻，十分厭煩，工作又不順手；他什麼都幹，又沒有耐心，整天生氣和喝酒。
何況生活中還有許多不如意的瑣事，與債主的不斷争執，張羅金錢，生就的善于揮霍、不善于安排的天性，這一切弄得他終日牢騷滿腹，郁郁不樂，連喝酒也不再像平時那麼無憂無慮，成了隻是過去燈紅酒綠生活留下的一種習慣。
不妨順便談一下他的家庭生活，因為它也日複一日地走上了縱酒作樂的錯誤道路，而且帶有他自己的鮮明特色。
薩佐諾夫到了巴黎不久，便遇到了一位富孀，他們的結合使他越發沉湎在奢華的生活中。
後來她去了俄國，把教育女兒的責任和大量的錢都托付給了他。
但是寡婦還沒抵達彼得堡，另一個肥胖的意大利女人已代替了她的位置，這女人嗓音之響，可以使耶利哥的城牆再一次倒塌41。
過了兩三年，寡婦突然想起了丈夫和女兒，出其不意地回來了。
意大利女人使她吃了一驚。
&ldquo這是什麼人？&rdquo她問，從頭到腳打量着那個女人。
&ldquo莉莉的保姆，人很好。
&rdquo &ldquo可是她這樣的嗓子，怎麼教孩子講法語？&hellip&hellip這太糟了，我甯可雇個法國女人，你把這個人打發走&hellip&hellip&rdquo &ldquo但是，親愛的&hellip&hellip&rdquo &ldquo但是，親愛的&hellip&hellip&rdquo于是寡婦帶走了女兒。
這不僅是感情的危機，也造成了經濟危機。
薩佐諾夫根本不窮，他的姐妹們每年從莊園的收入中寄給他二萬法郎，但是他揮霍無度，直到現在還不打算撙節開支，隻是拼命借債。
他東也借，西也借，盡量向俄國的姐妹們索讨；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的錢他都要，還向放高利貸的，向俄國和非俄國的傻瓜們借債&hellip&hellip他用這種辦法挪東補西，維持了好久，但最後還是像我指出過的那樣弄得山窮水盡，進了克利希監獄。
在這段時間裡，他的姐夫死了。
但聽到他進了監獄，兩個姐妹趕緊來搭救他。
事情總是這樣，她們對尼古連卡的生活方式一無所知。
兩姐妹一向把他看得很了不起，認為他是天才，焦急地等待着他脫穎而出，成為名人呢。
但等待她們的是各種失望，正因為出乎意外，它們更顯得奇怪。
第二天早上，她們帶着薩佐諾夫的朋友霍特克維奇伯爵前往獄中贖他出獄，要讓他大吃一驚。
霍特克維奇把她們留在馬車上便走了，答應過一會兒帶她們的兄弟出來。
過了一小時又一小時，尼古連卡沒有出現&hellip&hellip兩個女人坐在出租馬車裡等得很不耐煩，心想手續一定很煩瑣&hellip&hellip最後霍特克維奇獨自跑來了，他滿臉通紅，嘴裡一股濃重的酒氣。
他告訴她們，薩佐諾夫馬上就到，他得先跟難友們告别，請他們喝點酒，吃點東西，這是規矩。
這有些刺痛了兩位女旅客的溫柔的心&hellip&hellip但是&hellip&hellip但是就在這時，又胖又結實的尼古連卡滿頭大汗撲進了她們的懷抱，于是她們頓時高興了，滿意了，與他一起回去了。
她們聽到過一些風聲&hellip&hellip有些知道那個意大利女人&hellip&hellip熱情的意大利姑娘抵擋不住北國的天才，來自冰天雪地的天才也抵擋不住南國的美好嗓音和火一般的眼眸&hellip&hellip她們紅着臉，羞答答地表達了要認識她的膽怯願望。
他滿口答應以後便回家了。
過了兩天，姐妹倆突然造訪，想再一次讓兄弟大吃一驚，但這一次比第一次更糟。
上午十一點鐘，氣候炎熱，姐妹倆坐了車去探望弗蘭采斯卡·達·裡米尼，看看她和尼古連卡的生活情況。
妹妹推開門便愣住了&hellip&hellip小小的會客室鋪滿了地毯，薩佐諾夫穿一身睡衣，随随便便坐在地上，他的旁邊便是那位胖太太，幾乎隻穿了一件薄紗衫。
太太使出了意大利人的全部肺活量哈哈大笑&hellip&hellip正在聽尼古連卡講故事。
他們旁邊放着一桶冰，冰裡是一瓶稍稍傾斜的香槟酒。
我不知道以後怎麼樣，但這幕戲的效果卻是強烈而持久的。
妹妹來找我，與我商量這件事，一邊講一邊抽搐，流眼淚。
我安慰她說，出獄後最初幾天的生活是不會正常的。
這以後便是枯燥的搬家&mdash&mdash換一所小一些的住宅&hellip&hellip他本來有一個聽差，這人的專長就是能打硬得刺不破的緞子領結，用鑽石别針把它别住；現在這個聽差被辭退了，接着那枚别針也出現在一家店鋪的櫥窗中了。
這樣又過了大約五年。
薩佐諾夫從瑞士回到巴黎，然後又從巴黎去了瑞士。
為了擺脫那個意大利胖女人，他發明了一個别出心裁的辦法&mdash&mdash與她結婚之後又離婚。
我們中間産生了嫌隙。
在我非常重視的一件事上他沒有坦率地對待我。
我不能對此毫不理會。
就在這時，俄國開始了新的時期42，薩佐諾夫又變得活躍了，寫了一些不太成功的文章，打算回國，但終于沒有回去43，最後離開了巴黎。
後來我很久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hellip&hellip不久前一個剛從瑞士來到倫敦的俄國人突然對我說： &ldquo我離開日内瓦的前夕，您的一位老朋友安葬了。
&rdquo &ldquo這是誰？&rdquo &ldquo薩佐諾夫，您想，參加葬禮的沒一個是俄國人。
&rdquo 我的心怦地一跳&mdash&mdash似乎為我很久沒去看他感到有些後悔&hellip&hellip （寫于1863年） 二恩格爾松夫婦 他們倆都死了。
他至多三十五歲，她比他更年輕。
他是大約十年前在澤西島去世的，送葬的有他的遺孀和一個孩子，還有一個身體結實、頭發蓬亂的老人，他面貌粗犷，濃眉大眼，臉上流露出一種天才與瘋癫、狂熱與譏諷互相混雜的神氣，像舊約時代憤世嫉俗的先知和1793年的雅各賓黨人。
這老人便是皮埃爾·勒魯。
她是1865年初在西班牙去世的。
我在幾個月後才聽到她的死訊。
現在孩子在哪裡，我不知道。
我所談到的這個人一度對我是親密的，重要的，他是我蒙受深深的創傷時第一個給我包紮傷口的人，是我的弟兄和護士。
她也許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使他疏遠了我。
他成了我的敵人&hellip&hellip 她的死訊又把他們帶回了我的腦海中&hellip&hellip 我拿起1859年寫的那份關于他們的原稿，把它重讀了一遍，作為對逝去者的悼念。
我考慮了好久，要不要發表它，不久前才決定要。
我的意圖是純潔的，叙述是真實的。
我不想把譴責擲向他們的墳墓，隻是想與讀者一起，根據這些新的例證，再次考察一下尼古拉皇朝最後一代被摧殘的人的複雜而痛苦的命運。
1865年12月31日于布瓦西埃堡44 1 1850年末，一個俄國人帶着妻子來到了尼斯。
在散步時，人們把他們指給我看。
兩人屬于等待局勢好轉的人；他瘦瘦的，臉色蒼白，帶有肺痨病患者的神氣，頭發淡黃而有些發紅；她，美好的容貌早已憔悴，顯得筋疲力盡，心灰意懶，過早衰老了。
有個醫生住在一位俄國夫人家中，他告訴我，那個淡黃頭發的先生是皇村學校的學生，正在讀《來自彼岸》，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45中受到了牽連，因此很希望認識我。
我回答說，凡是正直的俄國人，我都歡迎，尤其是皇村學校的學生，何況他與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有關，這件事我雖然不清楚，但對我說來，它是鴿子銜回挪亞方舟的一片橄榄葉子。
46 幾天過去了，我沒有看到醫生，也沒有看到新來的俄國人。
一天晚上九點多鐘，仆人突然拿了一張名片進來，這是他。
我正與卡爾·福格特坐在餐廳裡，我吩咐請客人到樓上的會客室等我，接着便在别人之先到了那兒。
我看到他臉色蒼白，身子有些哆嗦，像正在發燒似的。
他幾乎說不出自己的姓，等平靜一些以後，立即從椅上一躍而起，撲到我的身上，與我親吻，在我還沒來得及這麼做以前，便對我說道：&ldquo那麼我終于見到您了！&rdquo接着馬上吻我的手。
我趕緊說：&ldquo您這是怎麼啦？快别這樣！&rdquo但這時他已失聲痛哭。
我望着他有些困惑，這是怎麼回事，是不拘形迹，或者幹脆是精神失常？ 他一邊道歉，拼命向我講頌揚的話，一邊用急促的語調和強烈的表情對我說，我挽救過他的性命，事情原來是這樣。
他為了一點小事被皇村學校開除之後，在彼得堡度日如年，非常傷心，又非常讨厭他不得不擔任的職務；不論是自己還是時局，他都看不到一點出路，因此決定服毒自殺。
在實行這個計劃前幾個小時，他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溜達，走進伊士勒47的店裡，拿起了這一期的《祖國紀事》，上面登載着我的文章《由一出戲想起的》。
他讀着讀着便被它吸引住了，心情輕松了一些，開始對自己向憂郁和絕望屈服感到羞愧，因為社會上有這麼多的問題正從四面八方召喚着年輕的、堅強有力的人們。
這樣，恩格爾松沒有服下毒藥，卻叫了半瓶馬德拉酒，把文章又讀了一遍。
從這時起，他便成了我的一位熱烈的崇拜者。
他坐到了深夜才走，要求允許他不久再來看我。
他的言語雜亂無章，中間還穿插了一些離題的話和小故事，但是從這一切中可以看到，他頭腦十分清楚，思路敏捷，尤其明顯的是他的思想活動千頭萬緒，因而往往使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傷心欲絕和悲觀失望的憤懑變為冷嘲熱諷，從流淚變為假笑。
他留給了我一個奇怪的印象。
起先我不相信他，後來對他感到厭倦&mdash&mdash他使一個人的神經有些受不了。
但是我逐漸習慣了他那種古怪的舉止，也有些喜歡他與衆不同的臉色了，因為它與西歐大部分人單調乏味、千篇一律的表情不同。
恩格爾松讀書很多，也學了不少東西，他是語言學家，也是語文學家，但對一切都注入了我們所熟悉的懷疑精神，它所留下的痛苦也使他付出了不少代價。
如果在從前，大家會認為他是一個書呆子。
過度興奮的内心活動使他虛弱的體質承受不了。
他用酒克服疲勞，提高精神，這又使他的幻想和思維變成了熊熊燃燒的烈焰，欲罷不能，迅速損壞了他多病的身體。
沒有規律的生活和酒，頭腦經常處在煩躁不安的活躍狀态，思考的問題那麼多又那麼毫無結果，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有時熱情洋溢，有時又冷若冰霜&mdash&mdash這一切盡管與我們從前莫斯科的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别，還是令我生動地想起那些日子。
我不僅僅聽到了親切的語言，也感受到了親切的思想。
他是1848年後彼得堡恐怖統治的見證人，也了解文學界的狀況。
當時我完全切斷了與俄國的聯系，我貪婪地聽着他講的一切。
我們漸漸經常見面，後來甚至每晚見面。
他的妻子也是個奇怪的東西。
她的容貌本來很漂亮，可是神經痛和内心的緊張不安使她變得醜陋了。
她是俄國化的挪威人，講俄語帶一點特殊的口音，但并不難聽。
一般說來她比他更沉默，更内向。
他們的家庭生活并不愉快；不知為什麼，他們總有一種無名的恐懼感，神經緊張，似乎生活中缺少了什麼，又似乎多了點什麼，這是他們經常感覺到的，盡管看不見，但像空氣中的電一樣總在威脅着他們。
他們在旅館裡借一間大房間，這既是卧室也是起居室，我到那裡找他們，常常發現他們神色十分沮喪。
她坐在一個牆角，眼睛哭腫了，沒一點精神；他坐在另一個牆角，臉色死一般蒼白，嘴唇毫無血色，露出迷惘的眼神，一言不發&hellip&hellip他們有時會接連幾個小時，甚至整天這麼坐着，可是離這裡幾步路便是藍色的地中海，便是一片酸橙樹林，那裡有着一切引人入勝的東西&mdash&mdash那藍寶石似的天空，那明朗、熱鬧、歡樂的南國生活。
應該說他們沒有争吵，因為他們之間不存在嫉妒和隔膜，也沒有可以争吵的理由&hellip&hellip他會突然站起身來走到她面前，跪在地上，有時還抽抽搭搭地反複叨咕：&ldquo我害了你，我的孩子，害了你！&rdquo她也哭個不住，相信他害了她。
她常對我說：&ldquo什麼時候我才能終于死去，讓他一個人自由自在呢？&rdquo 這一切對我都是新鮮的，我那麼同情他們，幾乎想與他們一起啼泣，但大多隻是對他們說：&ldquo好啦，好啦，你們根本不是這麼不幸，也不這麼愚蠢，你們兩個都是優秀的人；我們去劃船，讓憂郁消失在藍色的海洋中吧。
&rdquo我有時能這麼做，把他們帶出他們的小天地。
但到了夜間，憂郁症重又發作&hellip&hellip他們好像在彼此怄氣似的悶悶不樂，一言不發，一句無關緊要的話便會引起争執，從心底重又喚起某種敵意。
有時我覺得，他們要不斷刺激自己的傷口，似乎是因為他們能從這疼痛中得到一種樂趣，一種快感，他們需要互相折磨，正如人們需要伏特加或酸辣菜一樣。
不幸的是兩人的身體開始顯著衰弱了，他們會迅速地走進瘋人院或者墳墓。
她不是天生缺乏才能，隻是沒有得到充分培養，又遭受了過多的損害；她的個性比他的複雜得多，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堅韌得多，剛強得多。
此外，她缺乏統一和徹底的意志，那種不幸的始終如一的精神，可是他，哪怕在極端對立的狀況下，在無法調和的矛盾中，依然保持着這種精神。
在她身上，一方面是絕望，是但求快死，是動不動傷心啼哭的習慣，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世俗的歡樂，内心隐藏着女性的嬌氣，愛好衣飾和奢侈品，她隻是違背自己的願望在勉強克制而已。
她平時還是注重衣着，講究儀表的。
她希望按照當時的觀念成為一個自由的女性，一個精神上擔負着重重苦難的獨特女性，像喬治·桑的女主人公那樣的人物&hellip&hellip但是習慣的傳統的生活像一股巨大的力量，總是把她拉向相反的方面。
那構成恩格爾松的詩意氣質，抵消他各種缺點的東西，那成為他本人的出路的東西，在她看來是不可理解的。
她無法追随他奔馳的思想，不能像他那樣從絕望一變而為嘲弄和大笑，從坦率的微笑一變而為公開的痛哭。
她跟不上他，找不到聯系，感到困惑&hellip&hellip她無從理解他憂郁的思維活動中那些漫畫般的表現。
恩格爾松在嬉笑怒罵中說盡了大量俏皮話和雙關語以後，會越來越興奮，馬上進行即興表演，弄得哄堂大笑；她卻大為惱火，認為&ldquo他在外人面前的不體面行為&rdquo使她丢了臉。
他通常會看出這一點，但興緻一來便很難适可而止，反而變本加厲逗人發笑，事後臉色漲得紅通通的，流滿了汗，邁着華爾茲舞步走到她跟前問道：&ldquo但是我的天，亞曆山德拉·赫裡斯季安諾夫娜，這一切難道不合适嗎？&rdquo她哭得更傷心了，于是他蓦地變得既憂郁又痛苦，一杯接一杯地喝白蘭地，然後回家，或者幹脆倒在沙發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隻得給他們打圓場，進行調停&hellip&hellip于是他便殷勤體貼地吻她的手，一邊逗樂一邊請求她寬恕他的過錯，有時連她也忍俊不禁，跟我們一起笑了起來。
應該解釋一下，把可憐的亞曆山德拉·赫裡斯季安諾夫娜弄得這麼傷心的那些表演，究竟是些什麼。
恩格爾松的喜劇天才是無可懷疑的，巨大的，那辛辣的程度連萊瓦索48也從未達到過，隻有格拉索49最優異的表演，或者戈爾布諾夫50的某些故事朗誦才能相比。
而且他的表演一半都是即興式的，他總是按照一定的格式，随時補充和改變它的内容。
假如他指望發展這方面的才能，讓它獲得正規的訓練，他一定可以在當代的諷刺喜劇演員中占據一席顯著的位置，但是恩格爾松從不想發展這方面的天賦，也不想培養它。
他的天才的幼苗像野草一樣富有生機，然而在他無法安定的心靈中夭折了&mdash&mdash家庭瑣事剝奪了他一半時間，而他的興趣如此廣泛，從語文學和化學，到政治經濟學和哲學，他什麼都想染指。
從這個意義上說，恩格爾松是純粹的俄國人，盡管他的父親出生在芬蘭人家庭中。
他扮演世上的一切&mdash&mdash官僚和地主，神父和警官，但表演得最好的還是關于尼古拉一世的一切，他深深地、真心實意地、毫不妥協地憎恨他。
他模仿拿破侖，拿了一把椅子騎在上面
&ldquo這是什麼意思？&rdquo &ldquo俄國政府已走投無路。
&rdquo &ldquo何以見得，難道在彼得保羅要塞宣布成立共和國了嗎？&rdquo &ldquo讓我們統一一下認識，我并不認為，我們明天便會出現2月24日。
但是輿論，但是自由思潮的風起雲湧，四分五裂的奧地利，普魯士的準備制訂憲法，迫使冬宮周圍的人不得不想一想了。
頒布一部憲法，一部類似大憲章的東西，這是最低限度要做的事，嗯，既然這樣，&rdquo他露出得意揚揚的神氣又道，&ldquo那就必須成立一個開明的、有文化的、能夠用現代語言講話的内閣。
你沒有想到這一點嗎？&rdquo &ldquo沒有。
&rdquo &ldquo傻瓜！他們到哪兒去找學識淵博的内閣官員呢？&rdquo &ldquo隻要肯找，還怕找不到嗎？但我覺得，他們還不想找。
&rdquo &ldquo懷疑主義現在不合适了，曆史即将作出決定，一切非常快。
想想吧，政府不得不求助于我們了。
&rdquo 我望着他，想知道他這是講笑話不是。
他的表情是認真的，臉色有些發紅，顯得十分激動。
&ldquo果真是向我們求助嗎？&rdquo &ldquo對，不是向我們本人，便是向我們圈子裡的人，這都一樣。
你不妨再想一想，他們還能向什麼人争取援助？&rdquo &ldquo你打算管哪一個部呢？&rdquo &ldquo别開玩笑。
我們的不幸就在于我們不善于利用時機，又不能使人重視我們的價值。
你總是想那些文章，文章是好事，但現在時勢不同了，當權一天比寫一本書更重要。
&rdquo 薩佐諾夫對我的不切實際，未免覺得可憐，但終于找到了一些不像我那麼懷疑，相信他入閣辦事的日子已為期不遠的人們。
1848年末，兩三個德國流亡者經常參加薩佐諾夫在家中舉辦的不大的晚會。
其中一個是奧地利中尉36，曾在梅森豪澤37手下當過參謀長。
一天半夜兩點鐘，天下着傾盆大雨，這位軍官還冒雨來找我，他想起從布朗什街到拉丁區實在不近，不禁有些抱怨自己的命運。
&ldquo您為什麼在這種天氣還非得跑這麼遠的路到這兒來不可？&rdquo &ldquo當然，不是不得不跑，但您知道，要是我不來，薩佐諾夫先生便會生氣，可我覺得，我們必須與他保持良好的關系。
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的才能和智慧&hellip&hellip加上他在他這一派中占據的地位，俄國一旦爆發革命，他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hellip&hellip&rdquo 第二天我對薩佐諾夫說道：&ldquo薩佐諾夫，你算是找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有個人相信你将來能當部長呢，這個人就是中尉某某人。
&rdquo 時間過去了，俄國沒有發生革命，也沒人派使者來找我們。
駭人聽聞的六月事件也過去了；薩佐諾夫在着手寫一篇&ldquo社論&rdquo&mdash&mdash不是為報紙寫的，是為時代寫的。
他寫了很久，大聲朗讀一些片斷，修修改改，直到冬天才大緻完成。
他覺得他必須&ldquo向俄國闡明最近的這次革命&rdquo。
他開頭這麼說：&ldquo不要期待我給你們描繪事實，别人在這方面會比我做得更好。
我要向你們講的是引起這次革命的思想和觀念。
&rdquo他嫌平凡的工作不夠勁，每逢提起筆來，他總想講些不同尋常的驚人之論&mdash&mdash恰達耶夫的《書簡》始終在他頭腦裡回旋。
文章寄到了彼得堡，在朋友中間流傳，但是沒使任何人留下絲毫印象。
1848年夏季，薩佐諾夫組織了一個國際俱樂部。
他把自己的塔迪夫們、德國人和斯拉夫救世主義者，都拉進了這個組織。
他穿了藏青燕尾服，容光煥發，在空蕩蕩的大廳裡踱來踱去，然後對着五六個人為國際俱樂部緻了開幕詞，其中一個便是我，但我隻是作為來賓參加的；講台上還有幾個人，那是它的幹事會。
薩佐諾夫之後，一個蓬頭散發、好像還沒睡醒的人朗誦了一篇獻給俱樂部的詩，這人便是塔迪夫·德·梅洛。
薩佐諾夫皺起了眉頭，但制止詩人已為時太晚。
沃爾采爾，薩佐諾夫，戈雷斯基，德爾·巴爾佐，列奧納德38和你們所有的人&hellip&hellip 塔迪夫·德·梅洛聲嘶力竭地叫喊着，沒有發現人們的笑聲。
第二天或第三天，薩佐諾夫給我送來了一千份成立俱樂部的宗旨，這件事從此再沒有下文。
後來我聽說，一位全人類的代表（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代表西班牙發言，把執行權說成絞刑架39，還以為這是法文的人）在英國犯了僞造文件罪被判了苦役，差點真的上了絞刑架。
部長沒有當成，俱樂部又不了了之以後，薩佐諾夫便想當一名新聞記者，這雖然不算體面，但實際得多。
當以密茨凱維奇為首的《民族論壇》創辦時，薩佐諾夫在編輯部擔任了一個重要職務，寫了兩三篇很好的文章&hellip&hellip然後沉默了；沒到《論壇》垮台的一天，即1849年6月13日，他已經跟所有的人吵過架。
他對一切都不滿意，認為不夠，覺得自己在那裡工作是大材小用，他感到委屈，從來不肯善始善終做完一件工作，總是半途而廢。
1849年，我向蒲魯東建議，把《人民之聲報》的國際版交給薩佐諾夫。
他懂得四種語言和歐洲各國的文學、政治和曆史，加上他對各派力量的廣泛了解，他可以把報紙的這一版辦得十分出色，讓法國人耳目一新。
蒲魯東并不過問國外新聞的内部事務，它由我負責，但我在日内瓦，對它無能為力。
過了一個月，薩佐諾夫把編輯工作移交給了霍耶茨基，與報紙斷絕了關系。
他寫信到日内瓦對我說：&ldquo我深深敬重蒲魯東，但他和我這樣兩個人無法在一家報社内共事。
&rdquo 過了一年，薩佐諾夫參加了複刊的《改革報》，那時它已由馬志尼派接辦。
編輯工作主要由拉梅内40負責。
這裡也容不得兩個偉大人物共事。
薩佐諾夫幹了三個來月便脫離了《改革報》。
他與蒲魯東幸好是客客氣氣分手的，與拉梅内卻争得面紅耳赤。
薩佐諾夫責備老頭子小氣，舍不得在編輯部花錢。
拉梅内想起自己青年時期作為教權派報人的習慣，隻得訴諸西歐人士采用的最後論據，對薩佐諾夫提出了一個疑問：&ldquo他會不會是俄國政府的間諜？&rdquo 我最後一次見到薩佐諾夫是1851年在瑞士。
他被法國驅逐之後住在日内瓦。
這是最陰暗、最沉悶的時期，粗暴的反動勢力到處嚣張一時。
薩佐諾夫對法國的信心動搖了，也不再相信彼得堡的政府最近可能改組。
無所事事的生活使他心亂如麻，十分厭煩，工作又不順手；他什麼都幹，又沒有耐心，整天生氣和喝酒。
何況生活中還有許多不如意的瑣事，與債主的不斷争執，張羅金錢，生就的善于揮霍、不善于安排的天性，這一切弄得他終日牢騷滿腹，郁郁不樂，連喝酒也不再像平時那麼無憂無慮，成了隻是過去燈紅酒綠生活留下的一種習慣。
不妨順便談一下他的家庭生活，因為它也日複一日地走上了縱酒作樂的錯誤道路，而且帶有他自己的鮮明特色。
薩佐諾夫到了巴黎不久，便遇到了一位富孀，他們的結合使他越發沉湎在奢華的生活中。
後來她去了俄國，把教育女兒的責任和大量的錢都托付給了他。
但是寡婦還沒抵達彼得堡，另一個肥胖的意大利女人已代替了她的位置，這女人嗓音之響，可以使耶利哥的城牆再一次倒塌41。
過了兩三年，寡婦突然想起了丈夫和女兒，出其不意地回來了。
意大利女人使她吃了一驚。
&ldquo這是什麼人？&rdquo她問，從頭到腳打量着那個女人。
&ldquo莉莉的保姆，人很好。
&rdquo &ldquo可是她這樣的嗓子，怎麼教孩子講法語？&hellip&hellip這太糟了，我甯可雇個法國女人，你把這個人打發走&hellip&hellip&rdquo &ldquo但是，親愛的&hellip&hellip&rdquo &ldquo但是，親愛的&hellip&hellip&rdquo于是寡婦帶走了女兒。
這不僅是感情的危機，也造成了經濟危機。
薩佐諾夫根本不窮，他的姐妹們每年從莊園的收入中寄給他二萬法郎，但是他揮霍無度，直到現在還不打算撙節開支，隻是拼命借債。
他東也借，西也借，盡量向俄國的姐妹們索讨；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的錢他都要，還向放高利貸的，向俄國和非俄國的傻瓜們借債&hellip&hellip他用這種辦法挪東補西，維持了好久，但最後還是像我指出過的那樣弄得山窮水盡，進了克利希監獄。
在這段時間裡，他的姐夫死了。
但聽到他進了監獄，兩個姐妹趕緊來搭救他。
事情總是這樣，她們對尼古連卡的生活方式一無所知。
兩姐妹一向把他看得很了不起，認為他是天才，焦急地等待着他脫穎而出，成為名人呢。
但等待她們的是各種失望，正因為出乎意外，它們更顯得奇怪。
第二天早上，她們帶着薩佐諾夫的朋友霍特克維奇伯爵前往獄中贖他出獄，要讓他大吃一驚。
霍特克維奇把她們留在馬車上便走了，答應過一會兒帶她們的兄弟出來。
過了一小時又一小時，尼古連卡沒有出現&hellip&hellip兩個女人坐在出租馬車裡等得很不耐煩，心想手續一定很煩瑣&hellip&hellip最後霍特克維奇獨自跑來了，他滿臉通紅，嘴裡一股濃重的酒氣。
他告訴她們，薩佐諾夫馬上就到，他得先跟難友們告别，請他們喝點酒，吃點東西，這是規矩。
這有些刺痛了兩位女旅客的溫柔的心&hellip&hellip但是&hellip&hellip但是就在這時，又胖又結實的尼古連卡滿頭大汗撲進了她們的懷抱，于是她們頓時高興了，滿意了，與他一起回去了。
她們聽到過一些風聲&hellip&hellip有些知道那個意大利女人&hellip&hellip熱情的意大利姑娘抵擋不住北國的天才，來自冰天雪地的天才也抵擋不住南國的美好嗓音和火一般的眼眸&hellip&hellip她們紅着臉，羞答答地表達了要認識她的膽怯願望。
他滿口答應以後便回家了。
過了兩天，姐妹倆突然造訪，想再一次讓兄弟大吃一驚，但這一次比第一次更糟。
上午十一點鐘，氣候炎熱，姐妹倆坐了車去探望弗蘭采斯卡·達·裡米尼，看看她和尼古連卡的生活情況。
妹妹推開門便愣住了&hellip&hellip小小的會客室鋪滿了地毯，薩佐諾夫穿一身睡衣，随随便便坐在地上，他的旁邊便是那位胖太太，幾乎隻穿了一件薄紗衫。
太太使出了意大利人的全部肺活量哈哈大笑&hellip&hellip正在聽尼古連卡講故事。
他們旁邊放着一桶冰，冰裡是一瓶稍稍傾斜的香槟酒。
我不知道以後怎麼樣，但這幕戲的效果卻是強烈而持久的。
妹妹來找我，與我商量這件事，一邊講一邊抽搐，流眼淚。
我安慰她說，出獄後最初幾天的生活是不會正常的。
這以後便是枯燥的搬家&mdash&mdash換一所小一些的住宅&hellip&hellip他本來有一個聽差，這人的專長就是能打硬得刺不破的緞子領結，用鑽石别針把它别住；現在這個聽差被辭退了，接着那枚别針也出現在一家店鋪的櫥窗中了。
這樣又過了大約五年。
薩佐諾夫從瑞士回到巴黎，然後又從巴黎去了瑞士。
為了擺脫那個意大利胖女人，他發明了一個别出心裁的辦法&mdash&mdash與她結婚之後又離婚。
我們中間産生了嫌隙。
在我非常重視的一件事上他沒有坦率地對待我。
我不能對此毫不理會。
就在這時，俄國開始了新的時期42，薩佐諾夫又變得活躍了，寫了一些不太成功的文章，打算回國，但終于沒有回去43，最後離開了巴黎。
後來我很久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hellip&hellip不久前一個剛從瑞士來到倫敦的俄國人突然對我說： &ldquo我離開日内瓦的前夕，您的一位老朋友安葬了。
&rdquo &ldquo這是誰？&rdquo &ldquo薩佐諾夫，您想，參加葬禮的沒一個是俄國人。
&rdquo 我的心怦地一跳&mdash&mdash似乎為我很久沒去看他感到有些後悔&hellip&hellip （寫于1863年） 二恩格爾松夫婦 他們倆都死了。
他至多三十五歲，她比他更年輕。
他是大約十年前在澤西島去世的，送葬的有他的遺孀和一個孩子，還有一個身體結實、頭發蓬亂的老人，他面貌粗犷，濃眉大眼，臉上流露出一種天才與瘋癫、狂熱與譏諷互相混雜的神氣，像舊約時代憤世嫉俗的先知和1793年的雅各賓黨人。
這老人便是皮埃爾·勒魯。
她是1865年初在西班牙去世的。
我在幾個月後才聽到她的死訊。
現在孩子在哪裡，我不知道。
我所談到的這個人一度對我是親密的，重要的，他是我蒙受深深的創傷時第一個給我包紮傷口的人，是我的弟兄和護士。
她也許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使他疏遠了我。
他成了我的敵人&hellip&hellip 她的死訊又把他們帶回了我的腦海中&hellip&hellip 我拿起1859年寫的那份關于他們的原稿，把它重讀了一遍，作為對逝去者的悼念。
我考慮了好久，要不要發表它，不久前才決定要。
我的意圖是純潔的，叙述是真實的。
我不想把譴責擲向他們的墳墓，隻是想與讀者一起，根據這些新的例證，再次考察一下尼古拉皇朝最後一代被摧殘的人的複雜而痛苦的命運。
1865年12月31日于布瓦西埃堡44 1 1850年末，一個俄國人帶着妻子來到了尼斯。
在散步時，人們把他們指給我看。
兩人屬于等待局勢好轉的人；他瘦瘦的，臉色蒼白，帶有肺痨病患者的神氣，頭發淡黃而有些發紅；她，美好的容貌早已憔悴，顯得筋疲力盡，心灰意懶，過早衰老了。
有個醫生住在一位俄國夫人家中，他告訴我，那個淡黃頭發的先生是皇村學校的學生，正在讀《來自彼岸》，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45中受到了牽連，因此很希望認識我。
我回答說，凡是正直的俄國人，我都歡迎，尤其是皇村學校的學生，何況他與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有關，這件事我雖然不清楚，但對我說來，它是鴿子銜回挪亞方舟的一片橄榄葉子。
46 幾天過去了，我沒有看到醫生，也沒有看到新來的俄國人。
一天晚上九點多鐘，仆人突然拿了一張名片進來，這是他。
我正與卡爾·福格特坐在餐廳裡，我吩咐請客人到樓上的會客室等我，接着便在别人之先到了那兒。
我看到他臉色蒼白，身子有些哆嗦，像正在發燒似的。
他幾乎說不出自己的姓，等平靜一些以後，立即從椅上一躍而起，撲到我的身上，與我親吻，在我還沒來得及這麼做以前，便對我說道：&ldquo那麼我終于見到您了！&rdquo接着馬上吻我的手。
我趕緊說：&ldquo您這是怎麼啦？快别這樣！&rdquo但這時他已失聲痛哭。
我望着他有些困惑，這是怎麼回事，是不拘形迹，或者幹脆是精神失常？ 他一邊道歉，拼命向我講頌揚的話，一邊用急促的語調和強烈的表情對我說，我挽救過他的性命，事情原來是這樣。
他為了一點小事被皇村學校開除之後，在彼得堡度日如年，非常傷心，又非常讨厭他不得不擔任的職務；不論是自己還是時局，他都看不到一點出路，因此決定服毒自殺。
在實行這個計劃前幾個小時，他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溜達，走進伊士勒47的店裡，拿起了這一期的《祖國紀事》，上面登載着我的文章《由一出戲想起的》。
他讀着讀着便被它吸引住了，心情輕松了一些，開始對自己向憂郁和絕望屈服感到羞愧，因為社會上有這麼多的問題正從四面八方召喚着年輕的、堅強有力的人們。
這樣，恩格爾松沒有服下毒藥，卻叫了半瓶馬德拉酒，把文章又讀了一遍。
從這時起，他便成了我的一位熱烈的崇拜者。
他坐到了深夜才走，要求允許他不久再來看我。
他的言語雜亂無章，中間還穿插了一些離題的話和小故事，但是從這一切中可以看到，他頭腦十分清楚，思路敏捷，尤其明顯的是他的思想活動千頭萬緒，因而往往使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傷心欲絕和悲觀失望的憤懑變為冷嘲熱諷，從流淚變為假笑。
他留給了我一個奇怪的印象。
起先我不相信他，後來對他感到厭倦&mdash&mdash他使一個人的神經有些受不了。
但是我逐漸習慣了他那種古怪的舉止，也有些喜歡他與衆不同的臉色了，因為它與西歐大部分人單調乏味、千篇一律的表情不同。
恩格爾松讀書很多，也學了不少東西，他是語言學家，也是語文學家，但對一切都注入了我們所熟悉的懷疑精神，它所留下的痛苦也使他付出了不少代價。
如果在從前，大家會認為他是一個書呆子。
過度興奮的内心活動使他虛弱的體質承受不了。
他用酒克服疲勞，提高精神，這又使他的幻想和思維變成了熊熊燃燒的烈焰，欲罷不能，迅速損壞了他多病的身體。
沒有規律的生活和酒，頭腦經常處在煩躁不安的活躍狀态，思考的問題那麼多又那麼毫無結果，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有時熱情洋溢，有時又冷若冰霜&mdash&mdash這一切盡管與我們從前莫斯科的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别，還是令我生動地想起那些日子。
我不僅僅聽到了親切的語言，也感受到了親切的思想。
他是1848年後彼得堡恐怖統治的見證人，也了解文學界的狀況。
當時我完全切斷了與俄國的聯系，我貪婪地聽着他講的一切。
我們漸漸經常見面，後來甚至每晚見面。
他的妻子也是個奇怪的東西。
她的容貌本來很漂亮，可是神經痛和内心的緊張不安使她變得醜陋了。
她是俄國化的挪威人，講俄語帶一點特殊的口音，但并不難聽。
一般說來她比他更沉默，更内向。
他們的家庭生活并不愉快；不知為什麼，他們總有一種無名的恐懼感，神經緊張，似乎生活中缺少了什麼，又似乎多了點什麼，這是他們經常感覺到的，盡管看不見，但像空氣中的電一樣總在威脅着他們。
他們在旅館裡借一間大房間，這既是卧室也是起居室，我到那裡找他們，常常發現他們神色十分沮喪。
她坐在一個牆角，眼睛哭腫了，沒一點精神；他坐在另一個牆角，臉色死一般蒼白，嘴唇毫無血色，露出迷惘的眼神，一言不發&hellip&hellip他們有時會接連幾個小時，甚至整天這麼坐着，可是離這裡幾步路便是藍色的地中海，便是一片酸橙樹林，那裡有着一切引人入勝的東西&mdash&mdash那藍寶石似的天空，那明朗、熱鬧、歡樂的南國生活。
應該說他們沒有争吵，因為他們之間不存在嫉妒和隔膜，也沒有可以争吵的理由&hellip&hellip他會突然站起身來走到她面前，跪在地上，有時還抽抽搭搭地反複叨咕：&ldquo我害了你，我的孩子，害了你！&rdquo她也哭個不住，相信他害了她。
她常對我說：&ldquo什麼時候我才能終于死去，讓他一個人自由自在呢？&rdquo 這一切對我都是新鮮的，我那麼同情他們，幾乎想與他們一起啼泣，但大多隻是對他們說：&ldquo好啦，好啦，你們根本不是這麼不幸，也不這麼愚蠢，你們兩個都是優秀的人；我們去劃船，讓憂郁消失在藍色的海洋中吧。
&rdquo我有時能這麼做，把他們帶出他們的小天地。
但到了夜間，憂郁症重又發作&hellip&hellip他們好像在彼此怄氣似的悶悶不樂，一言不發，一句無關緊要的話便會引起争執，從心底重又喚起某種敵意。
有時我覺得，他們要不斷刺激自己的傷口，似乎是因為他們能從這疼痛中得到一種樂趣，一種快感，他們需要互相折磨，正如人們需要伏特加或酸辣菜一樣。
不幸的是兩人的身體開始顯著衰弱了，他們會迅速地走進瘋人院或者墳墓。
她不是天生缺乏才能，隻是沒有得到充分培養，又遭受了過多的損害；她的個性比他的複雜得多，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堅韌得多，剛強得多。
此外，她缺乏統一和徹底的意志，那種不幸的始終如一的精神，可是他，哪怕在極端對立的狀況下，在無法調和的矛盾中，依然保持着這種精神。
在她身上，一方面是絕望，是但求快死，是動不動傷心啼哭的習慣，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世俗的歡樂，内心隐藏着女性的嬌氣，愛好衣飾和奢侈品，她隻是違背自己的願望在勉強克制而已。
她平時還是注重衣着，講究儀表的。
她希望按照當時的觀念成為一個自由的女性，一個精神上擔負着重重苦難的獨特女性，像喬治·桑的女主人公那樣的人物&hellip&hellip但是習慣的傳統的生活像一股巨大的力量，總是把她拉向相反的方面。
那構成恩格爾松的詩意氣質，抵消他各種缺點的東西，那成為他本人的出路的東西，在她看來是不可理解的。
她無法追随他奔馳的思想，不能像他那樣從絕望一變而為嘲弄和大笑，從坦率的微笑一變而為公開的痛哭。
她跟不上他，找不到聯系，感到困惑&hellip&hellip她無從理解他憂郁的思維活動中那些漫畫般的表現。
恩格爾松在嬉笑怒罵中說盡了大量俏皮話和雙關語以後，會越來越興奮，馬上進行即興表演，弄得哄堂大笑；她卻大為惱火，認為&ldquo他在外人面前的不體面行為&rdquo使她丢了臉。
他通常會看出這一點，但興緻一來便很難适可而止，反而變本加厲逗人發笑，事後臉色漲得紅通通的，流滿了汗，邁着華爾茲舞步走到她跟前問道：&ldquo但是我的天，亞曆山德拉·赫裡斯季安諾夫娜，這一切難道不合适嗎？&rdquo她哭得更傷心了，于是他蓦地變得既憂郁又痛苦，一杯接一杯地喝白蘭地，然後回家，或者幹脆倒在沙發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隻得給他們打圓場，進行調停&hellip&hellip于是他便殷勤體貼地吻她的手，一邊逗樂一邊請求她寬恕他的過錯，有時連她也忍俊不禁，跟我們一起笑了起來。
應該解釋一下，把可憐的亞曆山德拉·赫裡斯季安諾夫娜弄得這麼傷心的那些表演，究竟是些什麼。
恩格爾松的喜劇天才是無可懷疑的，巨大的，那辛辣的程度連萊瓦索48也從未達到過，隻有格拉索49最優異的表演，或者戈爾布諾夫50的某些故事朗誦才能相比。
而且他的表演一半都是即興式的，他總是按照一定的格式，随時補充和改變它的内容。
假如他指望發展這方面的才能，讓它獲得正規的訓練，他一定可以在當代的諷刺喜劇演員中占據一席顯著的位置，但是恩格爾松從不想發展這方面的天賦，也不想培養它。
他的天才的幼苗像野草一樣富有生機，然而在他無法安定的心靈中夭折了&mdash&mdash家庭瑣事剝奪了他一半時間，而他的興趣如此廣泛，從語文學和化學，到政治經濟學和哲學，他什麼都想染指。
從這個意義上說，恩格爾松是純粹的俄國人，盡管他的父親出生在芬蘭人家庭中。
他扮演世上的一切&mdash&mdash官僚和地主，神父和警官，但表演得最好的還是關于尼古拉一世的一切，他深深地、真心實意地、毫不妥協地憎恨他。
他模仿拿破侖，拿了一把椅子騎在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