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影子
關燈
小
中
大
一尼·伊·薩佐諾夫
薩佐諾夫，巴枯甯，巴黎&mdash&mdash這些名字，這些人，這個城市，總是使我回到過去&hellip&hellip過去&mdash&mdash回到遙遠的歲月，遙遠的空間，回到那秘密活動的青年時代，那迷信哲學和崇拜革命的時代。
1 那兩個人的青年時期對我說來太寶貴了，我不能不再講幾句&hellip&hellip30年代初，我與薩佐諾夫還很年輕，一起幻想過裡恩佐式的陰謀；過了十年，我又與巴枯甯一起為掌握黑格爾哲學絞盡了腦汁。
關于巴枯甯我已談過，還有不少話好講。
他那鮮明的個性，那古怪而強硬的表現&mdash&mdash不論在哪裡，在莫斯科的青年人中間，在柏林大學的課堂裡，在魏特林2的共産主義者和科西迪耶爾3的山嶽派中間，莫不如此&mdash&mdash他在布拉格的演說，他在德累斯頓的領導起義，被捕入獄，判處死刑，在奧地利受到的苦難，引渡到俄國，以及從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的陰森圍牆内越獄潛逃4&mdash&mdash這一切都使他成了一個傳奇人物，不論當代社會或曆史都不會忘記他。
這個人身上潛伏着一股巨大的活力，卻找不到出路。
巴枯甯有可能成為一個鼓動家，一個政論家，一個傳教士，一個政黨或宗派的首腦，一個異教的創始人，或者一個戰士。
不論把他放在哪裡，他總會成為一個極端派人物&mdash&mdash再浸禮派教徒、雅各賓黨人、阿納卡西斯·克洛斯5的同夥像格拉古·巴貝夫6的朋友，把群衆吸引到自己的周圍，給民族的命運造成驚天動地的變化。
但在這裡，在沙皇政府的壓迫下&hellip&hellip7 他成了沒有美洲和輪船的哥倫布，隻得違背自己的志願在炮兵部隊服役兩年，又在莫斯科的黑格爾主義者中度過了兩年8，便趕緊離開那裡，因為在那裡思想像罪惡的企圖一樣受到偵查，自由的言論像對社會道德的侮辱一樣遭到非議。
1840年他離開俄國後就沒有回去過，直到1849年奧國一隊龍騎兵把他移交給俄國憲兵。
目的論的崇拜者和可愛的理性主義宿命論者，看到天才和活動家正好在需要的時候出現，便對大智大慧的造物主的及時性驚異不止，他們忘記了，多少幼苗沒有見到陽光便遭到扼殺而夭折，多少才能和潛力由于沒有用武之地而枯萎了。
薩佐諾夫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他無聲無息地消失了，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樣，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朋友們對他寄予了不少希望，可是他一事無成地死了。
說他的命運是他自己的過錯，這很容易；但是該怎樣評價和衡量一個人自己應負的和環境應負的責任呢？ 尼古拉皇朝是消滅精神的時期，它不僅用礦坑和皮鞭消滅它，而且用使它感到窒息和屈辱的氣氛，用所謂否定的鐵拳消滅它。
埋葬那個時代苦難重重的生活，為了把我們深深陷入沙灘的航船拖回水中而赴湯蹈火，這便是我的使命。
我要作我們水深火熱的生活的多馬日羅夫&mdash&mdash現在大家不記得這個人物了，可是有一個時期，這個老頭子在莫斯科是無人不知的，他是普羅佐羅夫斯基9手下退伍的傳令兵，每逢出殡，隻要是大主教主持喪禮，他總會頭上撲了發粉，身上穿了保羅一世時代的淺綠色軍裝，走在送葬行列的最前面，自以為是在行使向導的重要職責。
&hellip&hellip在大學的第二年，即1831年秋季，我們數理學系的課堂裡迎來了一批新同學，其中兩人後來與我們特别接近。
我們的喜愛、同情和反感都來自同一源泉。
我們是狂熱的孩子，一切&mdash&mdash科學，藝術，友誼，家庭，社會地位都從屬于一個思想和一個信仰。
不論在哪裡，隻要可能談論和宣傳它們，我們便把全部感情和思想投入那裡，毫不退讓，堅持不懈，不吝惜時間和精力，甚至不惜讨好别人。
我們走進教室的時候便懷着一個堅定的目标，要學習十二月黨人，按照他們的方式，在這裡奠定一個組織的基礎，因此我們要尋找新的信徒和追随者。
第一個清楚地了解我們的同學便是薩佐諾夫；我們發現他完全具備條件，很快與他建立了友誼。
他自覺地伸出了手，第二天又給我們介紹了另一個同學10。
薩佐諾夫具有顯著的才能和突出的自尊心。
他十八歲，也許還不到，盡管這樣，他學習勤奮，什麼書都讀。
他力求超過所有的同學，認為任何人都比不上他。
因此大家與其說愛他，不如說尊敬他。
他那個朋友生得很漂亮，性格溫柔，有點像小姑娘，與他正好相反，要尋找一個可以依靠的人；他充滿着愛和忠誠，簡直像剛離開母親的翅膀，懷着高尚的意願和幼稚的幻想，希望得到溫暖和愛護，緊緊偎依着我們，為了我們和我們的思想他可以獻出一切&mdash&mdash這是弗拉基米爾·連斯基11的性格，韋涅維季諾夫12的性格。
&hellip&hellip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坐在梯形教室的同一排座位上，彼此親密無間，意識到我們有着共同的命運，共同的聯系，共同的秘密，共同的準備犧牲的決心；我們相信我們的事業是神聖的，我們懷着自豪和愛望着周圍那許多年輕而美好的臉，仿佛那是我們親如手足的教民&mdash&mdash這樣的日子是我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我們互相手攜着手，一絲不苟地在我們這年輕的&ldquo世界&rdquo13裡到處宣講自由和鬥争，像四個教士14手裡拿了四本福音書在參加複活節祈禱。
我們時時處處進行宣傳&hellip&hellip然而我們究竟在宣傳什麼，這很難說。
思想是模糊的，我們宣傳十二月黨人和法國革命，後來又宣傳聖西門主義和同一個革命，宣傳憲政和共和制，提倡閱讀政治書籍，企圖把一切力量團結在一個組織中。
但是宣傳得最多的是對一切暴力、一切專制統治的憎恨。
我們的團體實際上從未組成，但是我們的宣傳卻在所有各系深深紮下了根，還遠遠超出了大學的圍牆。
從那時起，在我們整個一生中，從大學的課堂到倫敦的印刷所，我們的宣傳從未中斷。
我們的一生便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實現少年時代的綱領。
根據我們所觸及的問題，我們所關心的事物，不難看到它的線索，在報刊中，在講台上，在文學界，它都有所表現&hellip&hellip我們的宣傳盡管形态有所改變，有所發展，但始終忠誠不渝，把自己特有的觀念灌注在周圍的一切中。
政府的壓制提高了我們的聲望，監獄和流放成了我們當之無愧的台座。
我們回到莫斯科時已是二十五歲的&ldquo權威&rdquo。
别林斯基、格拉諾夫斯基和巴枯甯與我們彙合了，我們在《祖國紀事》上的文章又使我們與彼得堡皇村學校學生和文學青年的運動彙合到了一起。
正如十二月黨人是我們的兄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是我們的弟弟。
關于我們的圈子，由于我是它的成員便對它避而不談，這是虛僞的，愚蠢的。
恰恰相反，在我的叙述中，談到那個時代，那些30和40年代的老朋友們，我還故意要多談幾句，我得說，我不怕重複，隻希望年輕的一代對他們多一些了解。
它不了解他們，忘記、輕視和擯棄他們，似乎他們隻是一些不切實際、沒有實踐能力、不知道前進方向的人；它對他們生氣，不分青紅皂白地否定他們，把他們看作落伍的人，多餘的人，遊手好閑的人，空談家和幻想家，忘記了在評價過去的人物，他們的意義和&ldquo成色&rdquo時，主要不是看他們知識總量的多少，過去和現在提出問題的方式如何不同，而是看他們為解決這些問題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力量。
我真心希望我們的年輕一代避免這種忘恩負義的、甚至錯誤的曆史态度。
現在薩圖恩15老人不應再吃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們也不應該學堪察加人，殺死自己的老人。
談到我們當時的同志，我要勇敢地、自豪地再說一次：&ldquo這是令人驚訝的一代青年，這麼才華橫溢、純潔高尚、聰明忠誠的人，我從未遇到過&rdquo，盡管我漂泊各地，見過各種人物，包括反動的和革命的。
我這不僅是指我們自己那個親密的圈子，我這些話同樣适用于斯坦克維奇小組和斯拉夫派。
這些年輕人被駭人的現實吓壞了，在黑暗和令人窒息的苦悶中不顧一切地尋找出路。
他們出于自己的信念，放棄了其他人奮力追求的目标&mdash&mdash社會地位，财富，總之，傳統生活為他們提供的一切，無視環境的誘惑，家庭強迫他們接受的榜樣，始終忠于這些信念。
這樣的人是不應該簡單地放進檔案庫，從記憶中一筆勾銷的。
他們遭到迫害，被送上法庭，關進監獄，受到流放，押解，淩辱，欺壓，但他們依然堅定不移；經過十年，他們還是那樣，經過二十年，三十年，他們也還是那樣。
我要争取使他們受到承認并獲得公正的待遇。
與這個簡單的要求背道而馳，我聽到了一些離奇說法，而且不止一次： &ldquo你們，尤其是十二月黨人，隻是革命思想的業餘愛好者；對于你們，你們從事的活動隻是奢侈品和詩歌；你們自己說，你們犧牲了社會地位，你們是有财産的，因此對于你們，革命不是面包和人的生活的問題，不是生和死的問題&hellip&hellip&rdquo &ldquo我認為，對于被處決者，是這個問題&hellip&hellip&rdquo有一次我回答道。
&ldquo最低限度不是不可避免的生死存亡問題。
你們願意當革命家，這自然比你們願意當樞密官或省長好一些；可是對于我們，與現存秩序的鬥争，這不是選擇，而是我們的社會地位決定的。
我們與你們之間的區别，正如落水的人和遊泳的人之間的區别一樣：兩者都需要泅水，但一個是出于必要，另一個是出于愛好。
&rdquo 隻因人們出于内心的向往做了别人出于必要所做的事，便否定他們的活動，不予以承認，這無異是說，隻有出于無奈，不得不實行禁欲的人才是真正的禁欲主義者。
這種極端觀點在我們中間流傳很廣，盡管它們的根并不深，但像洋姜一樣極難鏟除。
我們是了不起的推理家和教條主義者。
這種德國人的能耐在我們這裡還取得了民族特色，即所謂阿拉克切耶夫氣質，那種冷酷殘忍、以殺戮為能事的劊子手作風。
阿拉克切耶夫給近衛軍官兵作出了榜樣，把農民活活鞭打緻死；我們則扼殺思想、藝術、人道、過去的活動家和需要扼殺的一切。
我們以無所畏懼的隊列，整齊統一的步伐，不顧任何界限向前挺進，我們可以違背真理，但不能違背我們自己的邏輯；我們的推理永無止境，忘記了生活的真實意義和對它的真實理解隻存在于一定的範圍内&hellip&hellip這是極限，真理和美的極限，也是機器能永遠保持平衡的搖擺幅度。
匮乏者以唯一的受害人自居，企圖獨占社會的痛苦，壟斷社會的不幸，這是不合理的，正如一切獨占和壟斷都不合理一樣。
單憑福音的仁慈精神或民主主義的不平心理，人們所能做到的不外是施舍和強制剝奪，不外是平分财産和普遍貧困。
在教會中，這仍是一個玩弄辭藻的題目，同情精神的感傷表演；在極端民主派中，正如蒲魯東指出的，這依然是不平和仇恨兩種感情，而它們的任何一種都不能成為建設性的思想，都對實際毫無幫助。
那麼，那些雖未親身經曆，但了解人們處在水深火熱中的痛苦的人，不僅向他們指出這一點，而且想向他們指明出路，又有什麼過錯呢？聖西門是查理曼大帝的後裔16，工廠主羅伯特·歐文也不是由于沒有飯吃才成為社會主義的使徒的17。
那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它缺乏熱情、善意和遠見。
我本來不想提起這問題，但是在它的黑名單上，除了我們，還出現了早期的拓荒者和播種者&mdash&mdash我們所深深敬愛的十二月黨人。
這段插話在這裡也許并不恰當。
薩佐諾夫确實是一個無所事事的人，他葬送了自己的無窮精力，在國外的各種小事中消磨了一生，像一個初次出戰便被俘虜的士兵那樣消失了，再也沒有回到我們中間。
我們在1834年被關進監獄時，薩佐諾夫和凱切爾不知出現了什麼奇迹，竟然沒有遭殃。
他們兩人住在莫斯科幾乎足不離戶，講話很多，但寫信很少，我們任何人家中都沒有他們的信。
我們被送去流放了，薩佐諾夫的母親卻給他弄了一張出國的護照，到了意大利。
他的命運從此與我們分開，18也許這就為他奠定了今後生活的基礎&mdash&mdash他像一顆沒有固定軌迹的行星，無聲無息地隕落了。
過了一年，他回到了莫斯科，這是上一皇朝最沉悶、最難以忍受的時期之一。
他在莫斯科遇到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到處都找不到一點同情的影子，一句熱情的話語。
我們還在流放，把過去的生活埋藏在心底，靠回憶和希望打發日子，一邊工作，一邊熟悉外省粗野的現實生活。
在莫斯科，一切都使薩佐諾夫懷念我們。
老朋友中，隻有凱切爾一人還在，可是薩佐諾夫拘泥古闆，保持着貴族作風，越來越覺得與凱切爾格格不入。
我們已經說過，凱切爾是自覺的野人&mdash&mdash從文明人中湧現的野人，庫珀的拓荒者19，他主張恢複人類的原始狀态，粗野是他的原則，不修邊幅是他的理論，這個三十五歲的大學生卻要扮演席勒式青年的角色。
薩佐諾夫在莫斯科百無聊賴&mdash&mdash枯燥的生活弄得他無計可施，他用不着為生活奔波，又沒有事情可做。
他試圖遷居彼得堡，但那更糟；他不能長期這麼下去，便遠走巴黎，可是并無一定的打算。
那個時期，巴黎和法國還對我們保持着自己的全部魅力。
我們的旅遊者為法國生活金碧輝煌的外表所陶醉，對它粗糙醜陋的方面卻一無所知；自由派的言論，貝朗瑞的詩歌，菲利蓬的漫畫，一切都使他們興奮不已。
薩佐諾夫也是這樣。
但是在這裡，他也無所事事；就他而言，隻是熱鬧快樂的閑散生活代替了沉悶壓抑的生活。
在俄國他被縛住了手腳，在這裡他卻與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毫不相幹。
另一種沒有目标的、不安而煩躁的漫長歲月，又在巴黎開始了。
集中思想，沉浸在内心的活動中，不期待外在的推動力，他做不到這些，因為這不符合他的性格。
對科學的純客觀的興趣，在他身上并不濃厚。
他尋找着另一種活動，也準備從事任何工作，但必須是引人注目的，能夠立即應用的，具有實際價值，又能在大庭廣衆中，在朋友的鼓掌和敵人的叫嚷聲中付之實現的；找不到這樣的工作，他隻得沉湎在巴黎的花天酒地中了。
&hellip&hellip然而回憶起我們在大學的理想，他的眼睛便會發亮，淚水便會奪眶而出&hellip&hellip在他受到損害的自尊心後面還保存着俄國最近會發生革命的信念，他要在這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覺得，他的飲酒作樂隻是逢場作戲，是在那個偉大事業到來前的暫時消遣；他相信，總有一天晚上他會從英吉利咖啡館被叫走，然後前往俄國管理國家&hellip&hellip他密切注視着事态的發展，焦急地等待着那個時刻，到那時他便得認真參與一切，作出各種決定&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在巴黎最初的熱鬧日子之後，更嚴肅的談話開始了，這時大家立即發現，我們唱的不是一個調子。
薩佐諾夫和巴枯甯表示不滿（正如後來維索茨基20和波蘭中央委員會21的成員一樣），因為我帶來的消息大多隻與文學界和大學生活有關，與政治關系不大。
他們希望我談的是黨派、社會和政府危機（在尼古拉治下！），反政府活動（在1847年！），可我講的是大學講台，格拉諾夫斯基的公開學術報告，别林斯基的文章，大學生、甚至中學生的情緒。
他們與俄國生活過于疏遠了，過于沉醉在&ldquo世界革命&rdquo和法國問題中了，忘記了在我國《死魂靈》的發表是比任命兩個帕斯克維奇22作俄軍元帥和兩個菲拉列特23作莫斯科都主教更重要的事。
他們聽不到準确的消息，看不到俄國的書報雜志，對俄國隻能從理論上，從回憶中去理解，而回憶，這是經過時間的折射之後難免失真的。
觀點上的不同幾乎使我們的關系破裂，情況是這樣的：在别林斯基離開巴黎前一天晚上24，我們送他回家後，在愛麗舍田園大街上散步。
我感到可怕，清楚地看到别林斯基一切都完了，這已是我最後一次與他握手了。
這個堅強、熱烈的戰士已耗盡了自己的精力，在他痛苦憂傷的臉上，死亡烙下了明顯的痕迹，表明它即将來臨。
他的肺病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可他仍然充滿神聖的毅力和神聖的憤怒，依然充滿對俄國的痛苦而&ldquo兇猛&rdquo的愛。
眼淚哽在我的咽喉，我長時間默默走着，這時不幸的争論又爆發了，那是已提出過十來次的問題。
&ldquo很可惜，&rdquo薩佐諾夫開口道，&ldquo除了雜志工作，而且是在審查制度束縛下的雜志工作，别林斯基沒有從事其他活動。
&rdquo &ldquo我認為不應該責備他，他已經做得夠多了。
&rdquo我回答。
&ldquo以他這樣的精力，要是在别的場合從事一些别的活動，他的成就一定會更大&hellip&hellip&rdquo 我覺得厭惡和痛心。
&ldquo那麼請問，你們生活在沒有檢察官的場合，你們也充滿對自己的信心，充滿精力和才能，你們做了些什麼呢？或者正在做什麼呢？難道你們以為，整天從巴黎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與斯盧紮利斯基或者霍特克維奇談談波蘭和俄國的邊界25，便是工作？或者在家裡和咖啡館裡高談闊論，聽你們談話的隻是五個什麼也不懂的傻瓜，跟你們談話的也隻是五個什麼也不懂的傻瓜，這便是工作？&rdquo &ldquo等一下，等一下。
&rdquo薩佐諾夫說，已經很不平靜，&ldquo你忘記了我們的處境。
&rdquo &ldquo什麼處境？你們在這裡住了多年，自由自在，沒有壓力，不愁衣食，還要怎樣？環境是靠人創造的；力量要得到承認，發揮作用，也靠自己。
夠了，先生們，别林斯基的一篇批評文章對年輕一代的益處，比你們的秘密工作和政治活動大得多。
你們是生活在呓語和夢幻中，陷入了永恒的視覺錯誤，因為你們不願睜開眼睛看一看&hellip&hellip&rdquo 我特别生氣的是當時評價人物的兩種标準，這不僅薩佐諾夫，一般俄國人也這樣。
他們對本國人的嚴厲态度，到了法國名流面前便成了崇拜和吹捧。
他們聽見那些誇誇其談的勇士說了幾句漂亮話，幾句空話大話，幾句以加速度發表的老生常談，便佩服得五體投地，這叫我不能不感到惱火。
俄國人越是卑躬屈膝，越是臉紅，越是企圖掩飾那些人的無知（正如寵愛孩子的父母和自尊心極強的丈夫一樣），那些人便越是裝模作樣，越是要在北方的阿納卡西斯26們面前大擺架子。
早在俄國當大學生時，薩佐諾夫就喜歡身邊有一群形形色色的庸人追随他，他們聽他談話，對他唯唯諾諾，到了國外，他的周圍仍有一群頭腦和身體都不發達的文學園地的流浪漢，在報館裡打短工的落拓文人，撿破爛的小品文作者，例如瘦小的朱爾·維科，半瘋的塔迪夫·德·梅洛，無人知曉的偉大詩人布耶；27在這個合唱隊裡既有托維揚斯基28集團中鼠目寸光的波蘭人，也有德國冥頑不靈的無神論者。
他怎麼不對這些人感到厭煩，這是他的秘密。
他來找我時，幾乎總要帶合唱隊中一兩個親信一起來，盡管我對他們毫無興趣，而且從不掩飾這一點。
因此并不奇怪，在馬拉斯特和裡貝羅爾29，甚至比他們更小的名人面前，薩佐諾夫自己便變成了朱爾·維科。
這一切對于今天訪問巴黎的人說來都是不可理解的。
然而不應忘記，今天的巴黎已不是真正的巴黎，而是新的巴黎了。
自從巴黎成為一種彙集了全世界精華的城市之後，它主要不再是法國的城市了。
從前它包含着整個法國，&ldquo除了法國它便什麼也沒有&rdquo；現在這裡不僅有整個歐洲，還有兩個美洲，它本身占的比重卻不多了。
它已湮沒在&ldquo世界大飯店&rdquo的稱号中，成了東西方客商的中途站，失去了自己的獨特面貌，那一度使它赢得了熱情的喜愛和強烈的憎恨，無邊的尊敬和無窮的反感的面貌。
不言而喻，外國人對新巴黎的态度改變了。
駐紮在革命廣場軍營中的各國軍隊知道，它們占領的是别國的城市。
30現在，各國的旅遊者卻把巴黎看作自己的城市，他們買下了它，在這兒尋歡作樂，他們完全知道，巴黎需要他們，古代的巴比倫在這兒複活了；它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他們打扮得花枝招展，美輪美奂。
在1847年我還能見到從前的巴黎，然而已經是脈搏加快了的巴黎，貝朗瑞的詩歌成了強弩之末，合唱詞&ldquo改革萬歲！&rdquo在不知不覺中換成了&ldquo共和萬歲&rdquo31那時俄國人住在巴黎依然保持着一種永恒的幸運心情，感謝上蒼（當然也得感謝按時收到的地租）他們能住在這兒，遊覽羅亞爾宮，上法國喜劇院。
他們公開崇拜社交界五花八門的男女名流&mdash&mdash名的醫師和舞蹈明星，牙科醫生德西拉博和瘋子&ldquo媽爸&rdquo，以及一切文學騙子和政治魔術家。
我憎恨一切不問情由妄自尊大的作風，它在俄國人中十分流行。
我發現，這與從前軍官和地主橫行霸道的行徑是一脈相承的，隻是穿上了瓦西裡島32的衣衫，按照它的法則行事而已。
但不應忘記，在西歐的權威面前低聲下氣的态度，也來自同樣的軍營、衙門和仆役房，隻是它們是面向老爺、長官和上司的。
由于我們除了暴力和它的象征&mdash&mdash勳章和官銜，沒有任何可以崇拜的事物，我們需要精神的&ldquo官級表&rdquo33，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同胞中的那些優等國民在向什麼人頂禮膜拜呀？向維爾德34和盧格這類黑格爾派中最無能的庸人頂禮膜拜。
對德國人尚且如此，那麼可想而知，在法國人面前，在一些真正優秀的人物面前會怎樣了，例如，在皮埃爾·勒魯面前，或者在喬治·桑本人面前&hellip&hellip 我很後悔，起先我也卷進了這中間，認為在咖啡館裡跟《十年》35的曆史學家談幾句話，或者在巴枯甯家跟蒲魯東講幾句話，便提高了身價，獲得了一種級别。
但是在我身上，偶像崇拜和權威崇拜沒有維持多久，很快便遭到了全面的否定。
到達巴黎後過了三個月，我便開始猛烈攻擊這種尊卑觀念，而關于别林斯基的争論正發生在我的否定達到最高峰時。
巴枯甯一向心地寬厚，一半贊同我的話，不免哈哈大笑，但薩佐諾夫卻大為生氣，認為我對實際政治問題一竅不通。
但不久我就使他有些相信了這一點。
二月革命在他看來是全面的勝利，他所認識的一些報館文人擔任了政府要職，王位搖搖欲墜，得靠詩人和醫生支持了。
德國王公們向昨天受到他們迫害的新聞記者和教授請求指教和幫助。
自由主義者教導他們怎樣把窄小的王冠牢牢戴在頭上，免得給起義的狂風吹走。
薩佐諾夫接連不斷寫信到羅馬，要我回家，即回巴黎，回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
從意大利回來後，我發現薩佐諾夫心事重重。
巴枯甯不在，他已去發動西歐的斯拉夫人了。
&ldquo難道你沒有看到，我們的時間已
1 那兩個人的青年時期對我說來太寶貴了，我不能不再講幾句&hellip&hellip30年代初，我與薩佐諾夫還很年輕，一起幻想過裡恩佐式的陰謀；過了十年，我又與巴枯甯一起為掌握黑格爾哲學絞盡了腦汁。
關于巴枯甯我已談過，還有不少話好講。
他那鮮明的個性，那古怪而強硬的表現&mdash&mdash不論在哪裡，在莫斯科的青年人中間，在柏林大學的課堂裡，在魏特林2的共産主義者和科西迪耶爾3的山嶽派中間，莫不如此&mdash&mdash他在布拉格的演說，他在德累斯頓的領導起義，被捕入獄，判處死刑，在奧地利受到的苦難，引渡到俄國，以及從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的陰森圍牆内越獄潛逃4&mdash&mdash這一切都使他成了一個傳奇人物，不論當代社會或曆史都不會忘記他。
這個人身上潛伏着一股巨大的活力，卻找不到出路。
巴枯甯有可能成為一個鼓動家，一個政論家，一個傳教士，一個政黨或宗派的首腦，一個異教的創始人，或者一個戰士。
不論把他放在哪裡，他總會成為一個極端派人物&mdash&mdash再浸禮派教徒、雅各賓黨人、阿納卡西斯·克洛斯5的同夥像格拉古·巴貝夫6的朋友，把群衆吸引到自己的周圍，給民族的命運造成驚天動地的變化。
但在這裡，在沙皇政府的壓迫下&hellip&hellip7 他成了沒有美洲和輪船的哥倫布，隻得違背自己的志願在炮兵部隊服役兩年，又在莫斯科的黑格爾主義者中度過了兩年8，便趕緊離開那裡，因為在那裡思想像罪惡的企圖一樣受到偵查，自由的言論像對社會道德的侮辱一樣遭到非議。
1840年他離開俄國後就沒有回去過，直到1849年奧國一隊龍騎兵把他移交給俄國憲兵。
目的論的崇拜者和可愛的理性主義宿命論者，看到天才和活動家正好在需要的時候出現，便對大智大慧的造物主的及時性驚異不止，他們忘記了，多少幼苗沒有見到陽光便遭到扼殺而夭折，多少才能和潛力由于沒有用武之地而枯萎了。
薩佐諾夫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他無聲無息地消失了，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樣，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朋友們對他寄予了不少希望，可是他一事無成地死了。
說他的命運是他自己的過錯，這很容易；但是該怎樣評價和衡量一個人自己應負的和環境應負的責任呢？ 尼古拉皇朝是消滅精神的時期，它不僅用礦坑和皮鞭消滅它，而且用使它感到窒息和屈辱的氣氛，用所謂否定的鐵拳消滅它。
埋葬那個時代苦難重重的生活，為了把我們深深陷入沙灘的航船拖回水中而赴湯蹈火，這便是我的使命。
我要作我們水深火熱的生活的多馬日羅夫&mdash&mdash現在大家不記得這個人物了，可是有一個時期，這個老頭子在莫斯科是無人不知的，他是普羅佐羅夫斯基9手下退伍的傳令兵，每逢出殡，隻要是大主教主持喪禮，他總會頭上撲了發粉，身上穿了保羅一世時代的淺綠色軍裝，走在送葬行列的最前面，自以為是在行使向導的重要職責。
&hellip&hellip在大學的第二年，即1831年秋季，我們數理學系的課堂裡迎來了一批新同學，其中兩人後來與我們特别接近。
我們的喜愛、同情和反感都來自同一源泉。
我們是狂熱的孩子，一切&mdash&mdash科學，藝術，友誼，家庭，社會地位都從屬于一個思想和一個信仰。
不論在哪裡，隻要可能談論和宣傳它們，我們便把全部感情和思想投入那裡，毫不退讓，堅持不懈，不吝惜時間和精力，甚至不惜讨好别人。
我們走進教室的時候便懷着一個堅定的目标，要學習十二月黨人，按照他們的方式，在這裡奠定一個組織的基礎，因此我們要尋找新的信徒和追随者。
第一個清楚地了解我們的同學便是薩佐諾夫；我們發現他完全具備條件，很快與他建立了友誼。
他自覺地伸出了手，第二天又給我們介紹了另一個同學10。
薩佐諾夫具有顯著的才能和突出的自尊心。
他十八歲，也許還不到，盡管這樣，他學習勤奮，什麼書都讀。
他力求超過所有的同學，認為任何人都比不上他。
因此大家與其說愛他，不如說尊敬他。
他那個朋友生得很漂亮，性格溫柔，有點像小姑娘，與他正好相反，要尋找一個可以依靠的人；他充滿着愛和忠誠，簡直像剛離開母親的翅膀，懷着高尚的意願和幼稚的幻想，希望得到溫暖和愛護，緊緊偎依着我們，為了我們和我們的思想他可以獻出一切&mdash&mdash這是弗拉基米爾·連斯基11的性格，韋涅維季諾夫12的性格。
&hellip&hellip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坐在梯形教室的同一排座位上，彼此親密無間，意識到我們有着共同的命運，共同的聯系，共同的秘密，共同的準備犧牲的決心；我們相信我們的事業是神聖的，我們懷着自豪和愛望着周圍那許多年輕而美好的臉，仿佛那是我們親如手足的教民&mdash&mdash這樣的日子是我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我們互相手攜着手，一絲不苟地在我們這年輕的&ldquo世界&rdquo13裡到處宣講自由和鬥争，像四個教士14手裡拿了四本福音書在參加複活節祈禱。
我們時時處處進行宣傳&hellip&hellip然而我們究竟在宣傳什麼，這很難說。
思想是模糊的，我們宣傳十二月黨人和法國革命，後來又宣傳聖西門主義和同一個革命，宣傳憲政和共和制，提倡閱讀政治書籍，企圖把一切力量團結在一個組織中。
但是宣傳得最多的是對一切暴力、一切專制統治的憎恨。
我們的團體實際上從未組成，但是我們的宣傳卻在所有各系深深紮下了根，還遠遠超出了大學的圍牆。
從那時起，在我們整個一生中，從大學的課堂到倫敦的印刷所，我們的宣傳從未中斷。
我們的一生便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實現少年時代的綱領。
根據我們所觸及的問題，我們所關心的事物，不難看到它的線索，在報刊中，在講台上，在文學界，它都有所表現&hellip&hellip我們的宣傳盡管形态有所改變，有所發展，但始終忠誠不渝，把自己特有的觀念灌注在周圍的一切中。
政府的壓制提高了我們的聲望，監獄和流放成了我們當之無愧的台座。
我們回到莫斯科時已是二十五歲的&ldquo權威&rdquo。
别林斯基、格拉諾夫斯基和巴枯甯與我們彙合了，我們在《祖國紀事》上的文章又使我們與彼得堡皇村學校學生和文學青年的運動彙合到了一起。
正如十二月黨人是我們的兄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是我們的弟弟。
關于我們的圈子，由于我是它的成員便對它避而不談，這是虛僞的，愚蠢的。
恰恰相反，在我的叙述中，談到那個時代，那些30和40年代的老朋友們，我還故意要多談幾句，我得說，我不怕重複，隻希望年輕的一代對他們多一些了解。
它不了解他們，忘記、輕視和擯棄他們，似乎他們隻是一些不切實際、沒有實踐能力、不知道前進方向的人；它對他們生氣，不分青紅皂白地否定他們，把他們看作落伍的人，多餘的人，遊手好閑的人，空談家和幻想家，忘記了在評價過去的人物，他們的意義和&ldquo成色&rdquo時，主要不是看他們知識總量的多少，過去和現在提出問題的方式如何不同，而是看他們為解決這些問題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力量。
我真心希望我們的年輕一代避免這種忘恩負義的、甚至錯誤的曆史态度。
現在薩圖恩15老人不應再吃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們也不應該學堪察加人，殺死自己的老人。
談到我們當時的同志，我要勇敢地、自豪地再說一次：&ldquo這是令人驚訝的一代青年，這麼才華橫溢、純潔高尚、聰明忠誠的人，我從未遇到過&rdquo，盡管我漂泊各地，見過各種人物，包括反動的和革命的。
我這不僅是指我們自己那個親密的圈子，我這些話同樣适用于斯坦克維奇小組和斯拉夫派。
這些年輕人被駭人的現實吓壞了，在黑暗和令人窒息的苦悶中不顧一切地尋找出路。
他們出于自己的信念，放棄了其他人奮力追求的目标&mdash&mdash社會地位，财富，總之，傳統生活為他們提供的一切，無視環境的誘惑，家庭強迫他們接受的榜樣，始終忠于這些信念。
這樣的人是不應該簡單地放進檔案庫，從記憶中一筆勾銷的。
他們遭到迫害，被送上法庭，關進監獄，受到流放，押解，淩辱，欺壓，但他們依然堅定不移；經過十年，他們還是那樣，經過二十年，三十年，他們也還是那樣。
我要争取使他們受到承認并獲得公正的待遇。
與這個簡單的要求背道而馳，我聽到了一些離奇說法，而且不止一次： &ldquo你們，尤其是十二月黨人，隻是革命思想的業餘愛好者；對于你們，你們從事的活動隻是奢侈品和詩歌；你們自己說，你們犧牲了社會地位，你們是有财産的，因此對于你們，革命不是面包和人的生活的問題，不是生和死的問題&hellip&hellip&rdquo &ldquo我認為，對于被處決者，是這個問題&hellip&hellip&rdquo有一次我回答道。
&ldquo最低限度不是不可避免的生死存亡問題。
你們願意當革命家，這自然比你們願意當樞密官或省長好一些；可是對于我們，與現存秩序的鬥争，這不是選擇，而是我們的社會地位決定的。
我們與你們之間的區别，正如落水的人和遊泳的人之間的區别一樣：兩者都需要泅水，但一個是出于必要，另一個是出于愛好。
&rdquo 隻因人們出于内心的向往做了别人出于必要所做的事，便否定他們的活動，不予以承認，這無異是說，隻有出于無奈，不得不實行禁欲的人才是真正的禁欲主義者。
這種極端觀點在我們中間流傳很廣，盡管它們的根并不深，但像洋姜一樣極難鏟除。
我們是了不起的推理家和教條主義者。
這種德國人的能耐在我們這裡還取得了民族特色，即所謂阿拉克切耶夫氣質，那種冷酷殘忍、以殺戮為能事的劊子手作風。
阿拉克切耶夫給近衛軍官兵作出了榜樣，把農民活活鞭打緻死；我們則扼殺思想、藝術、人道、過去的活動家和需要扼殺的一切。
我們以無所畏懼的隊列，整齊統一的步伐，不顧任何界限向前挺進，我們可以違背真理，但不能違背我們自己的邏輯；我們的推理永無止境，忘記了生活的真實意義和對它的真實理解隻存在于一定的範圍内&hellip&hellip這是極限，真理和美的極限，也是機器能永遠保持平衡的搖擺幅度。
匮乏者以唯一的受害人自居，企圖獨占社會的痛苦，壟斷社會的不幸，這是不合理的，正如一切獨占和壟斷都不合理一樣。
單憑福音的仁慈精神或民主主義的不平心理，人們所能做到的不外是施舍和強制剝奪，不外是平分财産和普遍貧困。
在教會中，這仍是一個玩弄辭藻的題目，同情精神的感傷表演；在極端民主派中，正如蒲魯東指出的，這依然是不平和仇恨兩種感情，而它們的任何一種都不能成為建設性的思想，都對實際毫無幫助。
那麼，那些雖未親身經曆，但了解人們處在水深火熱中的痛苦的人，不僅向他們指出這一點，而且想向他們指明出路，又有什麼過錯呢？聖西門是查理曼大帝的後裔16，工廠主羅伯特·歐文也不是由于沒有飯吃才成為社會主義的使徒的17。
那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它缺乏熱情、善意和遠見。
我本來不想提起這問題，但是在它的黑名單上，除了我們，還出現了早期的拓荒者和播種者&mdash&mdash我們所深深敬愛的十二月黨人。
這段插話在這裡也許并不恰當。
薩佐諾夫确實是一個無所事事的人，他葬送了自己的無窮精力，在國外的各種小事中消磨了一生，像一個初次出戰便被俘虜的士兵那樣消失了，再也沒有回到我們中間。
我們在1834年被關進監獄時，薩佐諾夫和凱切爾不知出現了什麼奇迹，竟然沒有遭殃。
他們兩人住在莫斯科幾乎足不離戶，講話很多，但寫信很少，我們任何人家中都沒有他們的信。
我們被送去流放了，薩佐諾夫的母親卻給他弄了一張出國的護照，到了意大利。
他的命運從此與我們分開，18也許這就為他奠定了今後生活的基礎&mdash&mdash他像一顆沒有固定軌迹的行星，無聲無息地隕落了。
過了一年，他回到了莫斯科，這是上一皇朝最沉悶、最難以忍受的時期之一。
他在莫斯科遇到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到處都找不到一點同情的影子，一句熱情的話語。
我們還在流放，把過去的生活埋藏在心底，靠回憶和希望打發日子，一邊工作，一邊熟悉外省粗野的現實生活。
在莫斯科，一切都使薩佐諾夫懷念我們。
老朋友中，隻有凱切爾一人還在，可是薩佐諾夫拘泥古闆，保持着貴族作風，越來越覺得與凱切爾格格不入。
我們已經說過，凱切爾是自覺的野人&mdash&mdash從文明人中湧現的野人，庫珀的拓荒者19，他主張恢複人類的原始狀态，粗野是他的原則，不修邊幅是他的理論，這個三十五歲的大學生卻要扮演席勒式青年的角色。
薩佐諾夫在莫斯科百無聊賴&mdash&mdash枯燥的生活弄得他無計可施，他用不着為生活奔波，又沒有事情可做。
他試圖遷居彼得堡，但那更糟；他不能長期這麼下去，便遠走巴黎，可是并無一定的打算。
那個時期，巴黎和法國還對我們保持着自己的全部魅力。
我們的旅遊者為法國生活金碧輝煌的外表所陶醉，對它粗糙醜陋的方面卻一無所知；自由派的言論，貝朗瑞的詩歌，菲利蓬的漫畫，一切都使他們興奮不已。
薩佐諾夫也是這樣。
但是在這裡，他也無所事事；就他而言，隻是熱鬧快樂的閑散生活代替了沉悶壓抑的生活。
在俄國他被縛住了手腳，在這裡他卻與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毫不相幹。
另一種沒有目标的、不安而煩躁的漫長歲月，又在巴黎開始了。
集中思想，沉浸在内心的活動中，不期待外在的推動力，他做不到這些，因為這不符合他的性格。
對科學的純客觀的興趣，在他身上并不濃厚。
他尋找着另一種活動，也準備從事任何工作，但必須是引人注目的，能夠立即應用的，具有實際價值，又能在大庭廣衆中，在朋友的鼓掌和敵人的叫嚷聲中付之實現的；找不到這樣的工作，他隻得沉湎在巴黎的花天酒地中了。
&hellip&hellip然而回憶起我們在大學的理想，他的眼睛便會發亮，淚水便會奪眶而出&hellip&hellip在他受到損害的自尊心後面還保存着俄國最近會發生革命的信念，他要在這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覺得，他的飲酒作樂隻是逢場作戲，是在那個偉大事業到來前的暫時消遣；他相信，總有一天晚上他會從英吉利咖啡館被叫走，然後前往俄國管理國家&hellip&hellip他密切注視着事态的發展，焦急地等待着那個時刻，到那時他便得認真參與一切，作出各種決定&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在巴黎最初的熱鬧日子之後，更嚴肅的談話開始了，這時大家立即發現，我們唱的不是一個調子。
薩佐諾夫和巴枯甯表示不滿（正如後來維索茨基20和波蘭中央委員會21的成員一樣），因為我帶來的消息大多隻與文學界和大學生活有關，與政治關系不大。
他們希望我談的是黨派、社會和政府危機（在尼古拉治下！），反政府活動（在1847年！），可我講的是大學講台，格拉諾夫斯基的公開學術報告，别林斯基的文章，大學生、甚至中學生的情緒。
他們與俄國生活過于疏遠了，過于沉醉在&ldquo世界革命&rdquo和法國問題中了，忘記了在我國《死魂靈》的發表是比任命兩個帕斯克維奇22作俄軍元帥和兩個菲拉列特23作莫斯科都主教更重要的事。
他們聽不到準确的消息，看不到俄國的書報雜志，對俄國隻能從理論上，從回憶中去理解，而回憶，這是經過時間的折射之後難免失真的。
觀點上的不同幾乎使我們的關系破裂，情況是這樣的：在别林斯基離開巴黎前一天晚上24，我們送他回家後，在愛麗舍田園大街上散步。
我感到可怕，清楚地看到别林斯基一切都完了，這已是我最後一次與他握手了。
這個堅強、熱烈的戰士已耗盡了自己的精力，在他痛苦憂傷的臉上，死亡烙下了明顯的痕迹，表明它即将來臨。
他的肺病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可他仍然充滿神聖的毅力和神聖的憤怒，依然充滿對俄國的痛苦而&ldquo兇猛&rdquo的愛。
眼淚哽在我的咽喉，我長時間默默走着，這時不幸的争論又爆發了，那是已提出過十來次的問題。
&ldquo很可惜，&rdquo薩佐諾夫開口道，&ldquo除了雜志工作，而且是在審查制度束縛下的雜志工作，别林斯基沒有從事其他活動。
&rdquo &ldquo我認為不應該責備他，他已經做得夠多了。
&rdquo我回答。
&ldquo以他這樣的精力，要是在别的場合從事一些别的活動，他的成就一定會更大&hellip&hellip&rdquo 我覺得厭惡和痛心。
&ldquo那麼請問，你們生活在沒有檢察官的場合，你們也充滿對自己的信心，充滿精力和才能，你們做了些什麼呢？或者正在做什麼呢？難道你們以為，整天從巴黎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與斯盧紮利斯基或者霍特克維奇談談波蘭和俄國的邊界25，便是工作？或者在家裡和咖啡館裡高談闊論，聽你們談話的隻是五個什麼也不懂的傻瓜，跟你們談話的也隻是五個什麼也不懂的傻瓜，這便是工作？&rdquo &ldquo等一下，等一下。
&rdquo薩佐諾夫說，已經很不平靜，&ldquo你忘記了我們的處境。
&rdquo &ldquo什麼處境？你們在這裡住了多年，自由自在，沒有壓力，不愁衣食，還要怎樣？環境是靠人創造的；力量要得到承認，發揮作用，也靠自己。
夠了，先生們，别林斯基的一篇批評文章對年輕一代的益處，比你們的秘密工作和政治活動大得多。
你們是生活在呓語和夢幻中，陷入了永恒的視覺錯誤，因為你們不願睜開眼睛看一看&hellip&hellip&rdquo 我特别生氣的是當時評價人物的兩種标準，這不僅薩佐諾夫，一般俄國人也這樣。
他們對本國人的嚴厲态度，到了法國名流面前便成了崇拜和吹捧。
他們聽見那些誇誇其談的勇士說了幾句漂亮話，幾句空話大話，幾句以加速度發表的老生常談，便佩服得五體投地，這叫我不能不感到惱火。
俄國人越是卑躬屈膝，越是臉紅，越是企圖掩飾那些人的無知（正如寵愛孩子的父母和自尊心極強的丈夫一樣），那些人便越是裝模作樣，越是要在北方的阿納卡西斯26們面前大擺架子。
早在俄國當大學生時，薩佐諾夫就喜歡身邊有一群形形色色的庸人追随他，他們聽他談話，對他唯唯諾諾，到了國外，他的周圍仍有一群頭腦和身體都不發達的文學園地的流浪漢，在報館裡打短工的落拓文人，撿破爛的小品文作者，例如瘦小的朱爾·維科，半瘋的塔迪夫·德·梅洛，無人知曉的偉大詩人布耶；27在這個合唱隊裡既有托維揚斯基28集團中鼠目寸光的波蘭人，也有德國冥頑不靈的無神論者。
他怎麼不對這些人感到厭煩，這是他的秘密。
他來找我時，幾乎總要帶合唱隊中一兩個親信一起來，盡管我對他們毫無興趣，而且從不掩飾這一點。
因此并不奇怪，在馬拉斯特和裡貝羅爾29，甚至比他們更小的名人面前，薩佐諾夫自己便變成了朱爾·維科。
這一切對于今天訪問巴黎的人說來都是不可理解的。
然而不應忘記，今天的巴黎已不是真正的巴黎，而是新的巴黎了。
自從巴黎成為一種彙集了全世界精華的城市之後，它主要不再是法國的城市了。
從前它包含着整個法國，&ldquo除了法國它便什麼也沒有&rdquo；現在這裡不僅有整個歐洲，還有兩個美洲，它本身占的比重卻不多了。
它已湮沒在&ldquo世界大飯店&rdquo的稱号中，成了東西方客商的中途站，失去了自己的獨特面貌，那一度使它赢得了熱情的喜愛和強烈的憎恨，無邊的尊敬和無窮的反感的面貌。
不言而喻，外國人對新巴黎的态度改變了。
駐紮在革命廣場軍營中的各國軍隊知道，它們占領的是别國的城市。
30現在，各國的旅遊者卻把巴黎看作自己的城市，他們買下了它，在這兒尋歡作樂，他們完全知道，巴黎需要他們，古代的巴比倫在這兒複活了；它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他們打扮得花枝招展，美輪美奂。
在1847年我還能見到從前的巴黎，然而已經是脈搏加快了的巴黎，貝朗瑞的詩歌成了強弩之末，合唱詞&ldquo改革萬歲！&rdquo在不知不覺中換成了&ldquo共和萬歲&rdquo31那時俄國人住在巴黎依然保持着一種永恒的幸運心情，感謝上蒼（當然也得感謝按時收到的地租）他們能住在這兒，遊覽羅亞爾宮，上法國喜劇院。
他們公開崇拜社交界五花八門的男女名流&mdash&mdash名的醫師和舞蹈明星，牙科醫生德西拉博和瘋子&ldquo媽爸&rdquo，以及一切文學騙子和政治魔術家。
我憎恨一切不問情由妄自尊大的作風，它在俄國人中十分流行。
我發現，這與從前軍官和地主橫行霸道的行徑是一脈相承的，隻是穿上了瓦西裡島32的衣衫，按照它的法則行事而已。
但不應忘記，在西歐的權威面前低聲下氣的态度，也來自同樣的軍營、衙門和仆役房，隻是它們是面向老爺、長官和上司的。
由于我們除了暴力和它的象征&mdash&mdash勳章和官銜，沒有任何可以崇拜的事物，我們需要精神的&ldquo官級表&rdquo33，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同胞中的那些優等國民在向什麼人頂禮膜拜呀？向維爾德34和盧格這類黑格爾派中最無能的庸人頂禮膜拜。
對德國人尚且如此，那麼可想而知，在法國人面前，在一些真正優秀的人物面前會怎樣了，例如，在皮埃爾·勒魯面前，或者在喬治·桑本人面前&hellip&hellip 我很後悔，起先我也卷進了這中間，認為在咖啡館裡跟《十年》35的曆史學家談幾句話，或者在巴枯甯家跟蒲魯東講幾句話，便提高了身價，獲得了一種級别。
但是在我身上，偶像崇拜和權威崇拜沒有維持多久，很快便遭到了全面的否定。
到達巴黎後過了三個月，我便開始猛烈攻擊這種尊卑觀念，而關于别林斯基的争論正發生在我的否定達到最高峰時。
巴枯甯一向心地寬厚，一半贊同我的話，不免哈哈大笑，但薩佐諾夫卻大為生氣，認為我對實際政治問題一竅不通。
但不久我就使他有些相信了這一點。
二月革命在他看來是全面的勝利，他所認識的一些報館文人擔任了政府要職，王位搖搖欲墜，得靠詩人和醫生支持了。
德國王公們向昨天受到他們迫害的新聞記者和教授請求指教和幫助。
自由主義者教導他們怎樣把窄小的王冠牢牢戴在頭上，免得給起義的狂風吹走。
薩佐諾夫接連不斷寫信到羅馬，要我回家，即回巴黎，回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
從意大利回來後，我發現薩佐諾夫心事重重。
巴枯甯不在，他已去發動西歐的斯拉夫人了。
&ldquo難道你沒有看到，我們的時間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