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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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48年
1846年底納塔利娅寫信給奧加遼夫道：&ldquo了解得這麼多，卻沒有力量處理，沒有勇氣對苦的和甜的一視同仁，在苦的面前束手無策，這多麼可憐！這一切我了解得再也清楚不過，但還是不能為自己赢得歡樂，也不能聽其自然。
我不能不明白什麼是好的，我也能公正地對待它，但内心的反應卻郁郁不樂，折磨着我。
向我伸出手來吧，與我一起說，你也對什麼都不滿意，許多事叫你不痛快，然後教我怎麼過得高興，過得愉快，怎麼領略生活的樂趣&mdash&mdash我具備歡樂的一切條件，隻要我能發揮這方面的能力就成了。
&rdquo 這幾行和我已附在别處的當時日記的一些片段，都是在莫斯科的争執1的影響下寫的。
陰暗的一面重又擡頭了&mdash&mdash格拉諾夫斯基一家的離開使納塔利娅害怕，她覺得整個圈子在瓦解，隻剩了奧加遼夫還和我們在一起。
那個差不多還是小孩的女子2，納塔利娅把她當自己的妹妹一般愛她，她卻比别人更疏遠我們。
掙脫這種處境當時成了納塔利娅夢寐以求的希望。
我們離開了俄國。
起先是新奇的事物，巴黎，後來是覺醒的意大利和革命的法國，占據了我們的整個心靈。
曆史事件戰勝了個人的考慮。
這樣我們一直生活到了六月的日子&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早在這些可怕的、流血的日子以前，5月15日3已舉起鐮刀割斷了我們第二次萌發的希望&hellip&hellip&ldquo2月24日過了還不滿三個月，堆砌街壘時穿的鞋還沒有破，可是筋疲力盡的法蘭西已在要求屈服了。
&rdquo4這一天沒有流血，那是晴朗的天空中發出的悶雷，預示着可怕的風暴即将随之到來。
這一天使我睜開了眼睛，看到了資産者的靈魂，看到了工人的内心&mdash&mdash我不禁大吃一驚。
我看到了雙方那瘋狂的流血的願望&mdash&mdash工人方面那日積月累的憎恨，資産者方面那野蠻殘忍的自我保存的本能。
這兩個營壘不可能和平共處，站在一起，它們在犬牙交錯的狀态中&mdash&mdash在家庭、街道、工場和市場中，每天都在互相碰撞、排擠。
可怕的血腥戰鬥已迫在眉睫，它不會是什麼吉兆。
但是除了幸災樂禍的保守派，誰也沒有看到這一點。
最接近的一些朋友對我這種憂心忡忡的悲觀論調，隻是一笑置之。
他們可以拿起槍，在街壘上戰死，卻不敢正視現實；他們大多不願理解事實，隻想戰勝敵人，認為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夠實現。
我離大家越來越遠。
空虛威脅着我，正在這時，戰鬥的鼓聲突然敲響了&mdash&mdash一天清早，嘈雜的人群在街上奔走彙合，宣告了一場災難的開始。
六月這幾天和那以後的日子是可怕的，它們在我的生活中畫下了一條界線。
我這裡重複一下我在一個月後寫的幾段話： &ldquo婦女可以用哭泣減輕心頭的痛苦，我們卻不能哭。
我要用寫作代替眼淚&mdash&mdash不是為了描寫和說明流血事件，很簡單，隻是為了我要談談它們，我要講話，讓我的眼淚、思想和憤怒傾吐在紙上。
現在談得到什麼描寫，什麼收集材料，什麼評論！&mdash&mdash耳邊還在響着槍彈聲，騎兵飛馳的馬蹄聲，炮車輪子滾過死一般沉寂的街道的隆隆聲；頭腦中還不時閃過一個個零星的印象：傷員在擔架上按住了腰，血一滴滴從手上淌下；馬車上堆滿屍體，俘虜給捆住了胳臂，巴士底廣場上架起了大炮，從聖丹尼門到愛麗舍田園大街到處是兵營，黑夜中傳來陰森的喊聲：&lsquo哨兵，多留點神！&hellip&hellip&rsquo現在談得到什麼描寫，頭腦在膨脹，血在沸騰。
&ldquo抄起雙手坐在屋裡，不能出門，隻聽得你的身邊，周圍，近處，遠處，都在打槍，開炮，呐喊，擂鼓，隻知道你的身邊就在流血，厮打，刺殺，人們就在附近死去&mdash&mdash這已經可以使一個人憋死、發瘋了。
我沒有死，但我變老了，六月的日子以後我像大病了一場，剛才痊愈。
&ldquo然而這些日子卻是莊嚴地開始的。
23日四點鐘，就餐之前，我沿着塞納河向市政廳走去，店鋪都關上了大門，一隊隊國民自衛軍兇神惡煞似的正在奔向各處，天空布滿了烏雲，下着蒙蒙細雨。
我站在納夫橋上，一道強烈的電光從雲層中閃出，雷聲接連不斷，在這一切中又傳來了聖許爾比斯教堂鐘樓迂緩而勻稱的警鐘聲，這是受騙的無産階級正在号召自己的弟兄們再一次拿起武器，投入戰鬥。
大教堂和岸邊的一切建築，被剛從烏雲中射出的幾道陽光照得異常明亮；鼓聲從四面八方發出，炮隊從卡盧塞爾廣場奔赴各處。
&ldquo我聽着雷聲和警報聲，依依不舍地環顧着巴黎的全景，仿佛在跟它告别。
這個時刻我對巴黎充滿熱愛，這是我對這個大城市獻上的最後一炷香，六月那幾天以後，它便叫我讨厭了。
&ldquo在河對岸，所有的大街小巷都築起了街壘。
直到現在我的眼前還浮動着那些陰沉的臉&mdash&mdash人們在擡石頭，兒童和婦女在幫助他們。
綜合工藝學校的一個年輕學生，登上顯然剛才完成的街壘，插上了一面旗子，開始用悲怆的嗓音輕輕唱《馬賽曲》；所有的工人都跟着唱了起來，這支雄偉歌曲的合唱聲從街壘的石塊後面發出，是激動人心的&hellip&hellip警鐘還在敲。
然而與此同時，炮隊正隆隆經過橋上，貝多将軍5舉起望遠鏡，從橋上眺望着敵人的陣地&hellip&hellip &ldquo這時還可以防止事态的惡化，這時還可以挽救共和國和全歐洲的自由，這時還可以和解。
愚鈍而笨拙的政府卻不能做到這一點，議會又不願做，反動分子卻在伺機報複，希望流血，為2月24日索取補償，而《國民報》的大掌櫃們給他們提供了執行人。
6 &ldquo6月26日晚上，《國民報》戰勝巴黎以後，我們聽到，每隔不多時間便會響起一排槍聲&hellip&hellip我們面面相觑，大家臉上沒有一點血色&hellip&hellip&lsquo這是在槍斃俘虜。
&rsquo我們異口同聲地說，互相避開了眼睛。
我把額頭貼在窗玻璃上。
為了這些時刻，人們可以憎恨十年，一輩子忘不了報仇。
誰寬恕這幾分鐘，誰便應該受到詛咒！ &ldquo屠殺繼續了四晝夜，然後出現了沉寂平靜的戒嚴狀态；街道依然封鎖着，難得見到一輛馬車；傲慢的國民自衛軍殺氣騰騰守衛着自己的店鋪，用刺刀和槍托吓唬行人；别動隊興高采烈，一個個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上橫沖直撞，大唱《為祖國而死》，這些十六七歲的孩子雙手沾滿兄長們的鮮血，俨然成了英雄，市民階層的女子跑出店堂，紛紛向他們投擲鮮花，作為對戰勝者的歡呼。
卡芬雅克7帶着一個屠殺過幾十個法國人的惡棍，坐了馬車到處轉悠。
資産階級大獲全勝。
聖安東郊區8的房屋還在冒煙，給炮彈打中的牆壁倒坍了，露出了屋内的累累彈痕，殘破的家具仍在燃燒，鏡子上的碎玻璃閃閃發光&hellip&hellip可是主人呢，居民呢？這時誰也不會想起他們&hellip&hellip有的地方撒了沙，然而血迹依然可見&hellip&hellip先賢祠9給炮彈打壞了，不準行人通過，林蔭道上搭起了帳篷，馬啃食着愛麗舍田園大街平日小心保護的樹木；協和廣場上到處是幹草、胸甲騎兵的甲胄和馬鞍，士兵在杜伊勒裡花園圍牆旁邊煮湯。
這樣的巴黎在1814年10也沒見過。
&ldquo又過了幾天，巴黎開始恢複平時的面貌，遊蕩的人群重又出現在林蔭道上，盛裝的夫人們坐在四輪馬車或雙輪馬車上，浏覽着斷垣殘壁和浴血戰鬥的痕迹&hellip&hellip隻有往來頻繁的巡邏隊和一群群俘虜使人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這時大家才明白那段經曆意味着什麼。
拜倫描寫過黑夜的戰鬥11：夜幕掩蓋了血腥的場面，當戰鬥早已結束，曙光來臨時，人們才看到了它的痕迹：刀劍和血迹斑斑的衣衫。
現在正是這樣的黎明在我們心頭升起了，它照亮了一片駭人的廢墟。
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都給埋葬了，否定和絕望的思想在人們頭腦中蠢動，生根。
不可能想象，經過這麼一場慘禍之後，受到現代懷疑精神深刻熏陶的我們的心靈，還剩下多少沒受到這場浩劫的摧殘。
&rdquo12 納塔利娅在這時期寫信到莫斯科道：&ldquo我望着孩子們哭了，我覺得害怕，不敢再指望他們活下去，也許等待他們的也是這種可怕的命運。
&rdquo 這些話是她經曆的一切的反映&mdash&mdash她這時想起的是載滿屍體的馬車，捆住雙手的俘虜被人沿街咒罵，一個可憐的聾啞兒童由于沒聽到&ldquo走開！&rdquo的吆喝聲，竟在離我們家門口幾步遠的地方被槍殺。
一個不幸對一切悲痛都有深刻理解的女人，心中怎麼會不引起這樣的反應呢？&hellip&hellip在這種情況下，明朗的性格也會變得陰沉，充滿怨恨，終于悲憤交集，為生育感到恥辱，為生命感到委屈。
在納塔利娅心頭升起的，不是對理想的不切實際的憧憬，也不是少女時代的眼淚和基督教的理想主義幻境，這是一種真實的、沉重的痛苦，是婦女所難以承受的重擔。
她對公共事務的熱烈關心并未冷卻，相反，它變成了現實的煩惱。
這是一個姐妹的悲哀，一個母親的啼泣，她們站在凄涼的戰場上，憑吊剛剛結束的戰鬥。
拉歇爾13在演唱《馬賽曲》時虛假地表演的感情，在納塔利娅身上得到了真實的體現。
我對沒有結果的争論厭倦之後，便拿起筆，獨自用内心的憤恨清除以前的各種夢想和希望，讓折磨着我、使我痛苦的力量迸發為那些充滿詛咒和屈辱的篇章，直到現在，我重讀它們，還會感到血在沸騰，憤怒在不可克制地增長&mdash&mdash這是我的出路。
但是她沒有這樣的出路。
早上是孩子，晚上是我們那些憤激的、猛烈的論争&mdash&mdash屍體檢驗人和江湖郎中之間的論争。
她心裡難過，可是我沒有給她醫治，我給她的是懷疑和嘲笑的苦杯。
隻要我對她患病的心靈的關心，有我後來對她患病的身體的關心一半那麼多&hellip&hellip我就不會聽任那侵蝕她的病根發芽生長，深入到她的各個方面。
我親自姑息和培植了它們，從沒想到她能否忍受和抵抗它們。
我們的生活本身也安排得很不合理。
很少有安靜的夜晚可以進行親密的談話，平靜的休息。
我們還不懂得閉門謝客。
這年年底，從各國逃亡的人開始彙集到這裡&mdash&mdash那都是無家可歸的流亡者，他們由于苦悶，由于孤獨，需要尋找友好的庇護和溫暖的接待。
她在信上寫到過這一點：&ldquo我讨厭中國的皮影戲，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見到這些人，見到的是誰，我隻覺得我見到的人太多了；這都是好人，有時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我應該高興才是，隻是次數太多了，生活像春天融雪的水滴，滴啊，滴啊，滴啊，滴個沒完。
整個早上我得照料薩沙和娜塔莎14，一天就這麼忙忙碌碌，沒有一分鐘可以集中思想，心裡這麼亂，有時簡直叫我覺得害怕和痛苦。
到了晚上，孩子上床了，嗯，好像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不，那些好人又來了，而且正因為他們都是好人，更叫人受不了；要不，我可以一個人待着，現在我卻不是一個人，可我又不感到他們的存在，仿佛隻是煙霧在周圍旋轉，它刺激眼睛，使呼吸變得困難，等他們一走，又什麼也沒有&hellip&hellip明天來了，仍是照舊，再一個明天來了，也還是照舊。
這一切我不想對任何别人講&mdash&mdash他們會以為這是牢騷，是對生活不滿。
你了解我，你知道，我不想和世界上的任何人交換我的生活；這隻是一時的怨恨，厭倦&hellip&hellip一陣清新的空氣就可以使我恢複全部力量&hellip&hellip&rdquo（1848年11月21日） &ldquo如果把頭腦裡想過的一切都講出來，我得說，有時我看到孩子們會變得這麼害怕&hellip&hellip我們多麼大膽，多麼魯莽，強迫這些新的生命來到世上，可是使他們的生活變得幸福的東西，我們卻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能提供&mdash&mdash這太可怕了，有時我簡直覺得這是犯罪；如果我們的頭腦清醒一些，也許對我們說來，剝奪生命會比給予生命更輕松。
我還沒遇到過一個人可以使我這麼說：&lsquo如果我的孩子将來能這樣&hellip&hellip&rsquo那就是說如果他的生活能這樣&hellip&hellip我的看法變得越來越簡單了。
剛生下薩沙時，我曾經希望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物，後來我又希望他成為另一種人&hellip&hellip最後我卻希望&hellip&hellip&rdquo 信寫到這裡斷了，因為塔塔15長大了，正在生傷寒症，但是到了12月15日她又寫道：&ldquo哦，我那時隻是想說，現在我對孩子什麼希望也沒有，但求他們過得愉快，平安，其餘都無關緊要&hellip&hellip&rdquo 1849年1月24日：&ldquo有時我也但願能像耗子一樣東奔西跑，對這種忙碌發生興趣，免得太閑，免得在這紛擾的世界上，在這不可避免的一切中顯得太閑；可是要做我希望做的，卻又辦不到，總覺得自己與環境不能協調，這是多麼大的痛苦，我談的不是自己那個最親密的圈子&mdash&mdash是的，要是能安心待在這圈子裡，那倒好了，但是不能。
人應該有廣闊的生活，不是一個小天地&mdash&mdash像我們從前在意大利的時候，那多好。
可是現在，這在哪兒？三十歲了，還是那些憧憬，那樣的渴望，那樣的不滿&mdash&mdash是的，我要高聲講出這一切。
我正寫到這裡，娜塔莎來了，她緊緊地吻我&hellip&hellip不滿？&mdash&mdash我太幸福了，生活那麼美好&hellip&hellip但是 為什麼目光 要投向世界。
心靈要渴望 在那兒飛翔？16 我隻有跟你才能這麼講話，因為你像我一樣軟弱，我跟别人，那些比我強或比我弱的人，我都不想這麼講，不希望他們聽到我現在講的話。
對他們我會講些别的。
後來我的淡漠使我害怕，我感到興趣的事，感到興趣的人變得這麼少&hellip&hellip我需要大自然，不希望待在廚房裡，需要有意義的活動，不希望待在鬥室中；還有家庭，兩三個朋友&mdash&mdash這便是我要的一切。
然而大家那麼善良，關心我的健康，關心科利亞的耳聾&hellip&hellip&rdquo 1月27日：&ldquo我終于沒有力量注視這臨終前的痙攣了，它們繼續得太久了，而生命卻這麼短促；利己主義主宰了我，因為我覺得自我犧牲毫無意義，它無非隻能證實一句諺語：&lsquo與人在一起，死也不可怕。
&rsquo但是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跑到美國去&hellip&hellip我們所相信的，我們認為可能實現的，其實隻是一種預言，一種過早的預言。
多麼痛苦，多麼悲哀&mdash&mdash我真想像孩子一樣大哭一場。
什麼是個人的幸福？&hellip&hellip社會像空氣一樣包圍着你，這空氣裡充滿的隻是臨終前的瘟疫的氣息。
&rdquo 2月1日：&ldquoN17&hellip&hellipN&hellip&hellip我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在我們私人生活的大門外，一切是多麼黑暗，多麼悲慘！啊，如果能關起大門，待在屋裡，除了這個狹小的圈子，忘記一切&hellip&hellip &ldquo那無法忍受的紛亂，它的後果可能會影響幾個世紀；我這人太懦弱了，無法超越這一片混亂，望見遙遠的将來&mdash&mdash我的生命在縮小，在消失。
&rdquo 這封信的最後是：&ldquo我但願我這麼渺小，甚至不感到自己的存在，因為當我感到它的時候，我便感到了一切存在的事物的不可調和&hellip&hellip&rdquo 預兆 反動勝利了；從蒼白陰暗的共和國中升起了一些野心家的影子；國民自衛軍到處搜捕勞動者，警察局長把爪牙派進了樹林和地下避難所，緝拿逃亡者。
軍警以外的人員則負起了告密和偵探的責任。
秋天以前，我們還生活在自己人中間，我們用本國的語言生氣和歎息：圖奇科夫一家18住在同一幢房子裡，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19也在我們這裡，安年科夫20和屠格涅夫每天必到；但是大家都望着遠方，我們的小圈子正在瓦解。
血流遍地的巴黎已不值得留戀，雖然不是非走不可，但大家都打算離開21，也許這是為了擺脫精神上的苦悶，擺脫六月的印象，然而這魅影籠罩在各人心頭，再也不會消失了。
為什麼我不一起走呢？那就可以避免不少災難，我也不必把那麼些生命，以及我自身的許多東西，呈獻在殘酷無情的神的祭台上了。
我們跟圖奇科夫一家，跟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分離的日子，像烏鴉的叫聲一樣，成了我生活中一種不祥的預兆；可是它像其他千百個信号一樣，沒有引起我的警惕。
凡是經曆過許多艱難挫折的人，都能想起一些日子和時刻，一些幾乎難以覺察的細節，轉折便是從那時開始，風向也是從那時改變的；這些先兆或警告完全不是偶然的，它們隻是後果，是準備進入生活的事物的開始顯現，正在暗中觀望的、已經存在的事物的初次暴露。
我們卻不理會這些心理預兆，嘲笑它們，仿佛看到别人撒落了鹽碟或者弄熄了蠟燭，因為我們總是違背事實，誇大個人的獨立性，驕傲地指望自己駕馭自己的生活。
在我們的朋友們動身的前夕，他們和另外三四個親密友人聚集在我們家裡。
他們要坐早上七點鐘的火車走，睡覺太沒意思了，大家希望在一起更好地度過這最後幾個小時。
起先大家很起勁，情緒顯得激動，這是每當分離時必然會有的現象，但逐漸烏雲籠罩了大家的心&hellip&hellip談話變得索然無味，大家有些不自在，杯中的酒也失去了香味，勉強說笑并不能帶來歡樂。
有人看到天色發亮，拉開窗帷，青白色的光線射在各人臉上，像庫圖爾22畫中一群飲酒作樂的羅馬人。
大家悶悶不樂，憂郁憋得我喘不出氣。
我的妻坐在不大的沙發上，圖奇科夫的小女兒跪在她前面，把臉埋在她的胸口&mdash&mdash她把這個女孩子稱作&ldquo我的心靈的康素埃洛&rdquo23。
她熱愛我的妻，離開她到偏僻的鄉村去是出于無奈。
她的姐姐憂郁地站在旁邊。
康素埃洛一邊哭，一邊小聲說着什麼；瑪·費憂郁地坐在離她們兩步遠的地方，一言不發，她早已習慣了向命運屈服，她了解生活，在她的目光中隻是簡單的&ldquo别了&rdquo，而從兩位少女的眼淚中透露的卻是&ldquo再見&rdquo。
後來我們去送他們。
高大空曠的石造車站裡寒冷徹骨，門砰砰作響，猛烈地開關着，穿堂風從四面吹入。
我們坐在牆角的一張長凳上，圖奇科夫正忙着照看行李。
突然門開了，兩個喝醉的老漢吵吵鬧鬧走進候車室。
他們的衣服沾滿了污泥，臉上的肌肉扭歪了，給人一種粗野放蕩的印象。
他們進屋時邊走邊罵，一個想揍另一個，另一個閃開了，卻揮起拳頭，用盡全力，正打在那人臉上，老頭子喝醉了，一個踉跄倒在地下，頭撞在石闆上，發出了尖厲刺耳的響聲；他大喊一聲，擡起了頭，血流在花白的頭發和石闆上。
警察和旅客大吃一驚，趕緊把另一個老人攔住。
從昨晚起我們一直情緒激動，心潮起伏，在緊張的狀态中勉強支持着，現在大廳中頭顱骨碰到地上的駭人聲音，在大家身上引起了歇斯底裡的反應。
我們的家和整個生活圈子一向平靜安詳，從來沒有&ldquo哭叫吵鬧的現象&rdquo，以緻眼前的一切叫我們受不了，我感到渾身戰栗，我的妻幾乎昏厥，幸好這時鈴聲大作&mdash&mdash&ldquo時間到了！趕快！&rdquo于是一眨眼，我們已孤零零地留在栅欄外面了。
對于告别的人，沒有比法國警察在鐵路沿線所實行的辦法更不文明、更惹人生氣的了；他們剝奪了送行者最後的兩三分鐘&hellip&hellip他們人還在這兒，機車的汽笛還沒有響，火車還沒有開動，然而你們之間已被一道障礙，一個栅欄，一些警察的手隔開&mdash&mdash盡管你希望看到他們怎麼坐下，火車怎麼開動，然後望着它怎麼遠去，變成一片塵土，一陣煙，一個黑點，你要注視着它，直到什麼也看不見&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我們默默地坐車回家。
一路上我的妻輕輕哭着，為自己的康素埃洛的離開感到傷心，不時把圍巾裹一裹緊，問我道：&ldquo你記得這聲音嗎？它還在我的耳邊。
&rdquo 到了家中，我勸她躺下休息，自己坐在那兒讀報；我讀了巴黎報紙的社論欄，還有小品文，雜文欄，看看表，還沒到十二點，這麼長的日子！我去看安年科夫，他日内也要動身了；我與他一起出外散步，在街上比讀報更無聊，隻覺得這麼憂郁&hellip&hellip仿佛良心的譴責在折磨着我。
&ldquo到我家裡吃飯吧。
&rdquo我對他說，我們到了家。
妻真的病了。
晚上凄涼寂寞，興味索然。
&ldquo那麼已經決定了，&rdquo分别時我問安年科夫，&ldquo您在本周末動身？&rdquo &ldquo決定了。
&rdquo &ldquo您在俄國不會愉快。
&rdquo &ldquo有什麼辦法，我不能不走；我不會待在彼得堡，我要到鄉下去。
說真的，這兒怎麼樣也隻有天知道，說不定您留在這兒也會後悔的。
&rdquo 那時我還可以回國，船還沒有被我燒毀，雷比勒奧和卡利埃還沒有寫秘密報告24，但是我在心裡已經決定了。
盡管這樣，安年科夫的話還是觸痛了我敏感的神經，我想了想，答道： &ldquo不，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隻得留下，如果要後悔，也隻能後悔那天在莫伯特廣場的街壘上，一個工人把槍給我時，我沒有接受。
&rdquo 在絕望和軟弱的時刻，當痛苦使我無法忍受，覺得我的一生隻是繼續不斷的錯誤，當我懷疑自己，懷疑最後一線希望，懷疑所有的一切時，我的頭腦裡許多次閃過這樣一些話：&ldquo為什麼在街壘上，我不從工人手中接過武器來？&rdquo要是那時給流彈打死了，我至少還可以帶着兩三個信念走進墳墓&hellip&hellip 時間又慢慢拖下去&hellip&hellip過了一天又一天&hellip&hellip憂郁，苦悶&hellip&hellip有時來幾個人，相處一兩天，然後又走了，消失了，再也見不到了。
到了冬天，各國的流亡者相繼出現，這是從其他遇難船隻上逃生的水手；他們還充滿着信心和希望，認為在全歐洲掀起的反動浪潮，隻是偶然吹過的一陣狂風，暫時的挫折，他們等待着明天，等待着一星期後東山再起&hellip&hellip 我意識到他們錯了，但是他們的錯誤叫我高興，我盡量使自己糊塗一些，我與自己鬥争，在煩躁不安中打發日子。
這段時間在我的記憶中，就像生活在煤煙彌漫的屋子裡&hellip&hellip我苦悶得走投無路，我想從書本中尋求解脫&hellip&hellip在喧嘩中，在不問世事的家庭生活中，在朋友的聚會中尋找精神寄托，但是總覺得缺少什麼，笑不能使我愉快，酒隻能增加煩惱，音樂刺痛心靈，歡樂的談天最後總是以憂郁的沉默結束。
内心的一切遭到了淩辱，一切都給推翻了，剩下的隻是明顯的矛盾，一片混亂；一再的幻滅，一再的失望。
早已形成的精神生活的基礎又成了問題；嚴峻的事實從四面八方升起，駁斥着它們。
懷疑把自己沉重的腳踹到了最後的财富上；它要摧毀的不是教會的聖器室，不是學究的長袍，而是革命的旗幟&hellip&hellip它從一般的觀念滲入了生活。
理論上的否定與變成行動的懷疑是截然不同的，那是跨前了一大步，因為思想是勇敢的，語言是大膽的，它可以輕易說出内心害怕的話；信仰和希望的火焰還沒有完全熄滅，智慧已跑在前面搖頭。
心落後了，因為它戀戀不舍，當智慧在判決和懲罰時，它還在告别。
也許，在青年時期，一切還在燃燒，奔騰，一些信仰的喪失隻是為另一些掃清道路；也許，在老年時期，由于厭倦，一切已變得漠不相幹&mdash&mdash對于這些人轉折是輕松的，但是&ldquo在人生的中途&rdquo25，那是不能不付出代價的。
最後，這難道是鬧着玩的嗎？那神聖的一切是我們所愛過的，向往過的，為之作出過犧牲的。
生活欺騙了我們，曆史欺騙了我們，為它自己的利益欺騙了我們；它需要瘋狂的人作媒介，至于他們清醒以後怎麼樣，這與它無關，它隻是利用他們，然後讓他們在殘廢收容所裡了結一生。
這是恥辱，令人懊喪的恥辱！可是在你的身邊，心地單純的朋友們聳聳肩膀，對你的灰心，你的焦躁感到訝異，他們等待着明天，他們想望的、從事的永遠是同一些事，他們什麼也不理解，什麼也不能使他們停止，他們一直在走&mdash&mdash然而始終沒有前進一步&hellip&hellip他們批評你，安慰你，指責你&mdash&mdash這多麼無聊，多麼叫人受不了！ 他們自稱是&ldquo信仰的人，愛的人&rdquo，把他們與我們這些&ldquo懷疑和否定的人&rdquo相對立；他們不明白，把一生撫育的希望連根拔除意味着什麼，他們不知道什麼叫為真理而痛苦，他們從未為任何珍寶&ldquo号啕大哭&rdquo，像一位詩人說的那樣： 我從受傷的心裡挖出了鮮血淋漓的它， 我号啕大哭，抛棄了它。
26 這些永不清醒的瘋人是幸福的&mdash&mdash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内心鬥争，他們的痛苦隻來自外在的原因，來自兇惡的人和意外的事故；他們的内心始終是完整的，良知始終是平靜的，他們對一切心安理得。
正因為這樣，咬齧别人的内心的苦悶，在他們看來隻是奇談怪論，隻是思想閑得無聊的消遣，隻是無病呻吟。
他們看到傷員嘲笑自己的木足，便得出結論，認為手術對他算不得什麼；他們從未想到，他為什麼未老先衰，鋸斷的腿遇到天氣變化，遇到刮風下雨，如何隐隐作痛。
我這場病的合乎邏輯的自白，我的病曆&mdash&mdash那些被侮辱的思想的流露，已寫在一系列文章中，它們便是《來自彼岸》。
我在那裡批判了我心中那些最後的偶像，我為我的痛苦和受騙，用諷刺向它們作了報複；我嘲笑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但我再次受到了迷惑，認為自己獲得了自由，于是我又摔了跤。
我對言語和旗号，對奉為神明的人類，對西方文明的唯一拯救者&mdash&mdash教會，失去了信仰，但我仍相信着幾個人，相信我自己。
我看到一切都在崩潰，我希望得救，開始新的生活，随着兩三個人一起離開，回避和不再接觸那些多餘的人和事&hellip&hellip在最後一篇上，我高傲地寫上了我的題目：&ldquo我之所有盡在我身&rdquo27！ 在事變的深淵中，在公共事務的漩渦中，生活瓦解了，燒傷了，一半腐爛了，它變得無所作為，隻得重又退回青年的抒情時期，可是那已是沒有青春、沒有信仰的青年時期。
我把賭注押在自己身上，我的船終于碰到水底的礁石上，撞得粉碎。
确實，我沒有遇難，但我失去了一切&hellip&hellip 傷寒症 1848年冬，我的小女兒28病了。
她覺得不舒服已好久，接着開始發低燒，後來燒似乎退了。
給她看病的是名醫雷厄，他認為她應該坐車到外邊兜兜風，盡管那是冬季。
這天氣候晴朗，但并不暖和。
她回家時臉色異常蒼白，要吃些東西，但沒等湯煮好，已在我們旁邊的沙發上睡熟了。
過了幾個小時，她還沒醒。
自然科學家福格特的弟弟是學醫的，正好在我們家。
他說：&ldquo你們瞧這孩子，這不是正常的睡眠。
&rdquo她臉上死一般的蒼白，有些發青，我感到害怕，把手按在她額上&mdash&mdash額頭冰涼的。
我親自跑去找雷厄，幸好他在家，我把他拉來了。
孩子還沒醒，雷厄抱起她，使勁搖晃，還要我大聲呼叫她的名字&hellip&hellip她睜開眼睛，說了一兩句話，又閉上眼睛，死一般地睡着了，幾乎看不出她還在呼吸。
她在這種狀态中繼續了幾天，變化很小，不吃，也幾乎不喝，嘴唇發黑，指甲發青，身上出現了皮疹&mdash&mdash這是傷寒症。
雷厄幾乎什麼也沒做，隻是等待，觀察病情的變化，這不能給我們多大希望。
孩子的神情是駭人的，看來她随時可能死去。
妻面色蒼白，默不作聲，日夜守在床邊，眼睛上蒙着一層珍珠似的光澤，這是疲倦、痛苦、精力衰竭和神經極度緊張的表現。
一次，夜裡一點多鐘，我仿佛覺得塔塔已停止呼吸，我看看她，竭力掩飾心頭的恐怖；我的妻猜到了。
&ldquo我的頭腦發暈，&rdquo她對我說，&ldquo給我一點水。
&rdquo 我把杯子給她時，她沒有一點知覺。
這時屠格涅夫在我們家，與我們一起分擔這些悲傷的時刻，他趕往藥房買阿摩尼亞水，我一動不動，站在兩個失去知覺的人中間，望着她們，束手無策。
使女給我的妻擦手，用水搽她的太陽穴。
過了幾分鐘，她醒過來了。
&ldquo怎麼樣？&rdquo她問。
&ldquo塔塔好像睜開眼睛了。
&rdquo心地善良的使女路易莎說道。
我看了看，她真的好像醒了；我小聲叫她的名字，她睜開眼睛，用幹得裂開的發黑的嘴唇笑了笑。
從這時起，她逐漸複原了。
有些毒害比孩子的病更危險，給人的折磨和痛苦更多，我知道它們，但最壞的還是那種慢性的毒害，它悄悄地侵蝕你的精力，使你疲憊不堪，讓你感到委屈，感到無能為力，隻得扮演旁觀者的可怕角色。
凡是親手摟抱過一個嬰孩，感到過他怎樣逐漸變冷，變重，變成石頭的人，凡是聽到過他最後的呻吟，意識到那虛弱的身子在祈求憐憫，祈求拯救，希望讓他留在世上的人，凡是目睹過放在桌上、裹在粉紅緞子裡的漂亮的小棺木，看到過鑲花邊的潔白外衣把蠟黃的臉色襯托得更加分明的人，隻要看到孩子一病，不禁就會想：&ldquo恐怕又有一個小棺材要出現在桌上了吧？&rdquo 災難是一所不祥的學校！當然，一個人經曆的災難多了，忍受能力也會增強，但這是由于他的心靈創傷多了，感覺遲鈍了。
一個曆盡坎坷的人卻不能不對他經曆的一切心有餘悸。
他失去了對明天的信心，而沒有這種信心便什麼事也做不成；他變得無動于衷，因為習慣了各種駭人的思想；終于他害怕災禍，也就是害怕再度經曆那一連串痛苦的煎熬，一連串心靈的刺激，那是不會随着烏雲一起從記憶中消失的。
孩子病中的呻吟引起了我這種内心的惶恐，它使我不寒而栗，我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才能克服這種純粹神經質的印象。
就在那一夜過去後，第二天早上我第一次上街溜達；屋外很冷，人行道上結了薄薄一層霜，但是盡管天冷，盡管時間還早，林蔭道上已到處是人，報童們在大聲叫嚷&mdash&mdash五百多萬張選票已把繩索捆綁的法蘭西放在路易-拿破侖的腳下。
29 無依無靠的奴仆們終于找到了自己的主子！ &hellip&hellip在這多災多難的緊張時刻，一個人進入了我們的圈子，帶來了另一類的不幸，它們對私人生活造成的危害，比不祥的六月的日子對公衆生活造成的危害更大。
這個人很快接近了我們，在我們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以前，已擠進了我們中間&hellip&hellip在平時，我與人認識得快，但接近得慢，然而那時，我再說一遍，與平時不同。
神經全部暴露了，變得敏銳了，無關緊要的會面，無足輕重的回憶，也會引起身心的強烈震動。
例如，我記得，炮轟以後三天，我在聖安東郊區一帶漫步，一切還讓人看到激烈的戰鬥剛剛過去，到處是斷垣殘壁，街壘還沒拆除，女人和孩子膽戰心驚，臉色蒼白，在瓦礫中翻檢，不知要尋找什麼&hellip&hellip我坐在一家小咖啡館門口的椅子上，懷着沉痛的心情觀看這一幅駭人的畫面。
過了一刻鐘，有人輕輕把手搭在我的肩上，這是杜維亞特30，一個年輕的鼓動者，從前在德國像盧格一樣熱心宣傳一種新的天主教，于1847年去了美國。
他面色蒼白，臉上的肌肉在抽搐，頭發又長又亂，身上穿着旅行的服裝。
&ldquo我的天！&rdquo他說，&ldquo想不到我們又見面了。
&rdquo &ldquo您什麼時候到的？&rdquo &ldquo今天。
我在紐約得到了二月革命的消息，也知道了歐洲發生的一切，馬上變賣了所有的東西，湊了一筆錢，坐上了輪船，心裡充滿了希望和喜悅。
昨天在勒阿弗爾，我知道了最近的變化，但我的想象力不足，還不能明白這是怎麼回事&hellip&hellip&rdquo 我們又彼此端詳了一會兒，兩人的眼中都充滿了淚水。
&ldquo我不想在這個該死的城市裡再待下去，一天也不成！&rdquo杜維亞特激動地說，樣子真的像一個年輕的利未人31的先知。
&ldquo我要離開這兒！馬上就走！再見，我到德國去！&rdquo 他走了，但被關進了普魯士的監獄，在那裡蹲了六年多。
我還記得《喀提利納》這出戲32，那是剛強果敢的大仲馬在自己的曆史劇院33中上演的&hellip&hellip要塞裡擠滿了戴鐐铐的犯人，容納不了的便被一群群送往伊弗堡34關押，或者被流放，親人們從一個警察局跑到另一個警察局，像幽靈似的哀求警察告訴他們誰死了，誰還活着，誰給槍斃了，但大仲馬已把六月的日子用羅馬人的衣衫搬上了舞台&hellip&hellip我去看了戲。
起先沒什麼。
賴德律-洛蘭是喀提利納，西塞羅是拉馬丁，講的全是堆砌辭藻的典雅句子。
叛亂被鎮壓了，拉馬丁帶着&ldquo死亡&rdquo走過舞台，場面換了。
廣場上遍地屍體，遠處露出了曙光，垂死者躺在死人中間，還在抽搐，已死者的衣服浸透了鮮血&hellip&hellip我感到窒息。
不久前在這戲院的牆外，在周圍的街上，我們看到的不正是這種情景嗎？隻是那些屍體不是紙闆糊的，鮮血也不是用紫檀色顔料塗的，而是來自年輕的活人的血管&hellip&hellip我在突然爆發的怒火中跑出了劇場，詛咒着那些瘋狂鼓掌的市民們&hellip&hellip 在這些煩躁不安的日子裡，人們不能坐在酒店和戲院裡，不能待在家中和書齋内，他們在瘋狂中帶着發熱的頭腦，苦悶的内心，走到街上，準備為自己受到的深刻侮辱，羞辱遇到的任何人&mdash&mdash在這種時候，每一句同情的話，每一滴為共同的痛苦流下的眼淚，每一聲為共同的憎恨發出的咒罵，都會發生駭人的力量。
共同的創傷使痛楚變得容易忍受了。
&hellip&hellip在我青年時代的初期，一本法國小說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後來我不曾再見到它，這小說名叫《亞米尼烏》。
也許它沒有多大的價值，但當時它對我的影響是強大的，它一直在我頭腦中徘徊。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它的大概。
我們從公元最初幾世紀的曆史中知道，兩個不同的世界怎樣相遇和沖突：一個是古老的正統世界，文化發達，但已腐朽和沒落；另一個是野蠻世界，它像森林的野獸，但是充滿着還沒覺醒的力量和混亂的、還不明确的意願&mdash&mdash我這是說，我們知道這種接觸的政治的、社會的影響，但不知道它在瑣事上，在家庭生活的深處所造成的後果。
我們知道群體的大事，但不了解直接受這些大事制約的個體的命運，那些在沖突中無聲無息地消滅和死亡的生命。
在這裡，眼淚代替了血，毀滅的家庭代替了變成廢墟的城市，被遺忘的墳墓代替了戰場。
《亞米尼烏》的作者（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企圖重現的正是兩個世界在家庭生活中相遇的情形&mdash&mdash一個世界正從森林走進曆史，另一個正從曆史走進墳墓。
世界曆史融化在故事中以後，對我們便變得較接近，較容易理解，也較生動了。
《亞米尼烏》吸引了我，以緻我在1833年前後也模仿它寫了一些曆史小說片斷，它們卻在1834年遭到了警察總監齊恩斯基的嚴厲批評。
但是當然，我寫它們時，從未想到有一天我也會陷入這種沖突，我的家也會在兩個世界的曆史車輪的會合中給碾得粉碎。
不論别人的意見怎樣，我認為我們與歐洲人的關系也有類似的方面。
我們的文明是表面的，腐敗是無孔不入的，我們的胡子茬兒仍從香粉下突出，我們的黧黑皮膚仍在雪花膏下隐約可見，我們有的是野蠻人的狡猾，野獸的堕落，奴隸的機詐，我們這裡到處可以看到拳頭和金錢的威力，但是西方的腐朽作風，那種得自先天的、用文雅的外表掩蓋醜惡行徑的能耐，我們卻是望塵莫及的。
我們的智力發展35起着淨化與保證的作用。
例外很少。
直到最近我們的教育構成了一條界線，許多醜事和罪惡還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西歐卻不是這樣。
正因為如此，隻要有人談到我們的神聖事物，了解我們内心的寶貴思想，敢于說出我們習慣于緘口不言，或者隻在朋友耳邊小聲講到的想法，我們便很容易拜倒在他面前。
我們沒有考慮到，那些使我們的心跳動，使我們的胸膛起伏不定的言語，對于歐洲人說來，大半已成了老生常談和漂亮的空話；我們忘記，有多少别的腐朽的感情，那種虛僞的、衰老的情緒，已侵蝕了屬于這垂死文化的現代人的心靈。
他從小就想出人頭地，利欲熏心，得了嫉妒病、自大病、永不滿足的享樂病和卑鄙的利己病，在它們面前，一切關系、一切感情都不在話下，他需要的隻是扮演一個角色，表現一種姿态，隻是不惜一切保持自己的地位，滿足自己的欲望。
我們這些草原之子挨到了一個打擊，兩個打擊，還常常不知道它們來自何方，給弄得目瞪口呆，過了好久才明白過來，于是像受傷的熊一樣向前猛撲，搗毀周圍的樹木，大聲怒吼，用腳爪刨起泥土亂扔&mdash&mdash但是太遲了，這時連他的敵人都在指責他了&hellip&hellip從這兩種不同的發展階段和教育中，還會産生許多的恨，流出許多的血呢。
&hellip&hellip有一個時候，我嚴厲地、猛烈地申斥了那個破壞我的生活的人，也有一個時候，我曾真正希望殺死這個人&hellip&hellip從那時起七年過去了；作為我們的世紀的真正兒子，我逐漸失去了複仇的欲望，我經過長期的不斷的分析，頭腦冷靜了，不再感情用事。
在這七年中，我明白了自己的和許多人的限度，我放下了刀，拿起了解剖刀，我不再詛咒和辱罵，我要從心理病理學的觀點來叙述我的故事。
二 1848年6月23日前幾天的晚上，我回到家中，發現屋裡有一個陌生人，他帶着憂郁的臉色，有些不好意思，迎着我走來。
&ldquo原來是您！&rdquo我終于說，笑着向他伸出了手。
&ldquo真沒想到！簡直認不出您了&hellip&hellip&rdquo 這是黑爾韋格36，他修了面剪了頭發，唇髭和鬓髯都剃光了。
他的運氣突然發生了大轉變。
兩個月前，他還在崇拜者的簇擁下，在妻子的陪伴下，坐着舒适的轎式馬車，由巴黎出發，前往巴登參加戰鬥，宣稱要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國。
37現在他從戰場回來了，追随着他的卻是一大堆漫畫，敵人的嘲笑和自己人的責備&hellip&hellip一下子什麼都變了，什麼都完了，不
我不能不明白什麼是好的，我也能公正地對待它，但内心的反應卻郁郁不樂，折磨着我。
向我伸出手來吧，與我一起說，你也對什麼都不滿意，許多事叫你不痛快，然後教我怎麼過得高興，過得愉快，怎麼領略生活的樂趣&mdash&mdash我具備歡樂的一切條件，隻要我能發揮這方面的能力就成了。
&rdquo 這幾行和我已附在别處的當時日記的一些片段，都是在莫斯科的争執1的影響下寫的。
陰暗的一面重又擡頭了&mdash&mdash格拉諾夫斯基一家的離開使納塔利娅害怕，她覺得整個圈子在瓦解，隻剩了奧加遼夫還和我們在一起。
那個差不多還是小孩的女子2，納塔利娅把她當自己的妹妹一般愛她，她卻比别人更疏遠我們。
掙脫這種處境當時成了納塔利娅夢寐以求的希望。
我們離開了俄國。
起先是新奇的事物，巴黎，後來是覺醒的意大利和革命的法國，占據了我們的整個心靈。
曆史事件戰勝了個人的考慮。
這樣我們一直生活到了六月的日子&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早在這些可怕的、流血的日子以前，5月15日3已舉起鐮刀割斷了我們第二次萌發的希望&hellip&hellip&ldquo2月24日過了還不滿三個月，堆砌街壘時穿的鞋還沒有破，可是筋疲力盡的法蘭西已在要求屈服了。
&rdquo4這一天沒有流血，那是晴朗的天空中發出的悶雷，預示着可怕的風暴即将随之到來。
這一天使我睜開了眼睛，看到了資産者的靈魂，看到了工人的内心&mdash&mdash我不禁大吃一驚。
我看到了雙方那瘋狂的流血的願望&mdash&mdash工人方面那日積月累的憎恨，資産者方面那野蠻殘忍的自我保存的本能。
這兩個營壘不可能和平共處，站在一起，它們在犬牙交錯的狀态中&mdash&mdash在家庭、街道、工場和市場中，每天都在互相碰撞、排擠。
可怕的血腥戰鬥已迫在眉睫，它不會是什麼吉兆。
但是除了幸災樂禍的保守派，誰也沒有看到這一點。
最接近的一些朋友對我這種憂心忡忡的悲觀論調，隻是一笑置之。
他們可以拿起槍，在街壘上戰死，卻不敢正視現實；他們大多不願理解事實，隻想戰勝敵人，認為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夠實現。
我離大家越來越遠。
空虛威脅着我，正在這時，戰鬥的鼓聲突然敲響了&mdash&mdash一天清早，嘈雜的人群在街上奔走彙合，宣告了一場災難的開始。
六月這幾天和那以後的日子是可怕的，它們在我的生活中畫下了一條界線。
我這裡重複一下我在一個月後寫的幾段話： &ldquo婦女可以用哭泣減輕心頭的痛苦，我們卻不能哭。
我要用寫作代替眼淚&mdash&mdash不是為了描寫和說明流血事件，很簡單，隻是為了我要談談它們，我要講話，讓我的眼淚、思想和憤怒傾吐在紙上。
現在談得到什麼描寫，什麼收集材料，什麼評論！&mdash&mdash耳邊還在響着槍彈聲，騎兵飛馳的馬蹄聲，炮車輪子滾過死一般沉寂的街道的隆隆聲；頭腦中還不時閃過一個個零星的印象：傷員在擔架上按住了腰，血一滴滴從手上淌下；馬車上堆滿屍體，俘虜給捆住了胳臂，巴士底廣場上架起了大炮，從聖丹尼門到愛麗舍田園大街到處是兵營，黑夜中傳來陰森的喊聲：&lsquo哨兵，多留點神！&hellip&hellip&rsquo現在談得到什麼描寫，頭腦在膨脹，血在沸騰。
&ldquo抄起雙手坐在屋裡，不能出門，隻聽得你的身邊，周圍，近處，遠處，都在打槍，開炮，呐喊，擂鼓，隻知道你的身邊就在流血，厮打，刺殺，人們就在附近死去&mdash&mdash這已經可以使一個人憋死、發瘋了。
我沒有死，但我變老了，六月的日子以後我像大病了一場，剛才痊愈。
&ldquo然而這些日子卻是莊嚴地開始的。
23日四點鐘，就餐之前，我沿着塞納河向市政廳走去，店鋪都關上了大門，一隊隊國民自衛軍兇神惡煞似的正在奔向各處，天空布滿了烏雲，下着蒙蒙細雨。
我站在納夫橋上，一道強烈的電光從雲層中閃出，雷聲接連不斷，在這一切中又傳來了聖許爾比斯教堂鐘樓迂緩而勻稱的警鐘聲，這是受騙的無産階級正在号召自己的弟兄們再一次拿起武器，投入戰鬥。
大教堂和岸邊的一切建築，被剛從烏雲中射出的幾道陽光照得異常明亮；鼓聲從四面八方發出，炮隊從卡盧塞爾廣場奔赴各處。
&ldquo我聽着雷聲和警報聲，依依不舍地環顧着巴黎的全景，仿佛在跟它告别。
這個時刻我對巴黎充滿熱愛，這是我對這個大城市獻上的最後一炷香，六月那幾天以後，它便叫我讨厭了。
&ldquo在河對岸，所有的大街小巷都築起了街壘。
直到現在我的眼前還浮動着那些陰沉的臉&mdash&mdash人們在擡石頭，兒童和婦女在幫助他們。
綜合工藝學校的一個年輕學生，登上顯然剛才完成的街壘，插上了一面旗子，開始用悲怆的嗓音輕輕唱《馬賽曲》；所有的工人都跟着唱了起來，這支雄偉歌曲的合唱聲從街壘的石塊後面發出，是激動人心的&hellip&hellip警鐘還在敲。
然而與此同時，炮隊正隆隆經過橋上，貝多将軍5舉起望遠鏡，從橋上眺望着敵人的陣地&hellip&hellip &ldquo這時還可以防止事态的惡化，這時還可以挽救共和國和全歐洲的自由，這時還可以和解。
愚鈍而笨拙的政府卻不能做到這一點，議會又不願做，反動分子卻在伺機報複，希望流血，為2月24日索取補償，而《國民報》的大掌櫃們給他們提供了執行人。
6 &ldquo6月26日晚上，《國民報》戰勝巴黎以後，我們聽到，每隔不多時間便會響起一排槍聲&hellip&hellip我們面面相觑，大家臉上沒有一點血色&hellip&hellip&lsquo這是在槍斃俘虜。
&rsquo我們異口同聲地說，互相避開了眼睛。
我把額頭貼在窗玻璃上。
為了這些時刻，人們可以憎恨十年，一輩子忘不了報仇。
誰寬恕這幾分鐘，誰便應該受到詛咒！ &ldquo屠殺繼續了四晝夜，然後出現了沉寂平靜的戒嚴狀态；街道依然封鎖着，難得見到一輛馬車；傲慢的國民自衛軍殺氣騰騰守衛着自己的店鋪，用刺刀和槍托吓唬行人；别動隊興高采烈，一個個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上橫沖直撞，大唱《為祖國而死》，這些十六七歲的孩子雙手沾滿兄長們的鮮血，俨然成了英雄，市民階層的女子跑出店堂，紛紛向他們投擲鮮花，作為對戰勝者的歡呼。
卡芬雅克7帶着一個屠殺過幾十個法國人的惡棍，坐了馬車到處轉悠。
資産階級大獲全勝。
聖安東郊區8的房屋還在冒煙，給炮彈打中的牆壁倒坍了，露出了屋内的累累彈痕，殘破的家具仍在燃燒，鏡子上的碎玻璃閃閃發光&hellip&hellip可是主人呢，居民呢？這時誰也不會想起他們&hellip&hellip有的地方撒了沙，然而血迹依然可見&hellip&hellip先賢祠9給炮彈打壞了，不準行人通過，林蔭道上搭起了帳篷，馬啃食着愛麗舍田園大街平日小心保護的樹木；協和廣場上到處是幹草、胸甲騎兵的甲胄和馬鞍，士兵在杜伊勒裡花園圍牆旁邊煮湯。
這樣的巴黎在1814年10也沒見過。
&ldquo又過了幾天，巴黎開始恢複平時的面貌，遊蕩的人群重又出現在林蔭道上，盛裝的夫人們坐在四輪馬車或雙輪馬車上，浏覽着斷垣殘壁和浴血戰鬥的痕迹&hellip&hellip隻有往來頻繁的巡邏隊和一群群俘虜使人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這時大家才明白那段經曆意味着什麼。
拜倫描寫過黑夜的戰鬥11：夜幕掩蓋了血腥的場面，當戰鬥早已結束，曙光來臨時，人們才看到了它的痕迹：刀劍和血迹斑斑的衣衫。
現在正是這樣的黎明在我們心頭升起了，它照亮了一片駭人的廢墟。
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都給埋葬了，否定和絕望的思想在人們頭腦中蠢動，生根。
不可能想象，經過這麼一場慘禍之後，受到現代懷疑精神深刻熏陶的我們的心靈，還剩下多少沒受到這場浩劫的摧殘。
&rdquo12 納塔利娅在這時期寫信到莫斯科道：&ldquo我望着孩子們哭了，我覺得害怕，不敢再指望他們活下去，也許等待他們的也是這種可怕的命運。
&rdquo 這些話是她經曆的一切的反映&mdash&mdash她這時想起的是載滿屍體的馬車，捆住雙手的俘虜被人沿街咒罵，一個可憐的聾啞兒童由于沒聽到&ldquo走開！&rdquo的吆喝聲，竟在離我們家門口幾步遠的地方被槍殺。
一個不幸對一切悲痛都有深刻理解的女人，心中怎麼會不引起這樣的反應呢？&hellip&hellip在這種情況下，明朗的性格也會變得陰沉，充滿怨恨，終于悲憤交集，為生育感到恥辱，為生命感到委屈。
在納塔利娅心頭升起的，不是對理想的不切實際的憧憬，也不是少女時代的眼淚和基督教的理想主義幻境，這是一種真實的、沉重的痛苦，是婦女所難以承受的重擔。
她對公共事務的熱烈關心并未冷卻，相反，它變成了現實的煩惱。
這是一個姐妹的悲哀，一個母親的啼泣，她們站在凄涼的戰場上，憑吊剛剛結束的戰鬥。
拉歇爾13在演唱《馬賽曲》時虛假地表演的感情，在納塔利娅身上得到了真實的體現。
我對沒有結果的争論厭倦之後，便拿起筆，獨自用内心的憤恨清除以前的各種夢想和希望，讓折磨着我、使我痛苦的力量迸發為那些充滿詛咒和屈辱的篇章，直到現在，我重讀它們，還會感到血在沸騰，憤怒在不可克制地增長&mdash&mdash這是我的出路。
但是她沒有這樣的出路。
早上是孩子，晚上是我們那些憤激的、猛烈的論争&mdash&mdash屍體檢驗人和江湖郎中之間的論争。
她心裡難過，可是我沒有給她醫治，我給她的是懷疑和嘲笑的苦杯。
隻要我對她患病的心靈的關心，有我後來對她患病的身體的關心一半那麼多&hellip&hellip我就不會聽任那侵蝕她的病根發芽生長，深入到她的各個方面。
我親自姑息和培植了它們，從沒想到她能否忍受和抵抗它們。
我們的生活本身也安排得很不合理。
很少有安靜的夜晚可以進行親密的談話，平靜的休息。
我們還不懂得閉門謝客。
這年年底，從各國逃亡的人開始彙集到這裡&mdash&mdash那都是無家可歸的流亡者，他們由于苦悶，由于孤獨，需要尋找友好的庇護和溫暖的接待。
她在信上寫到過這一點：&ldquo我讨厭中國的皮影戲，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見到這些人，見到的是誰，我隻覺得我見到的人太多了；這都是好人，有時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我應該高興才是，隻是次數太多了，生活像春天融雪的水滴，滴啊，滴啊，滴啊，滴個沒完。
整個早上我得照料薩沙和娜塔莎14，一天就這麼忙忙碌碌，沒有一分鐘可以集中思想，心裡這麼亂，有時簡直叫我覺得害怕和痛苦。
到了晚上，孩子上床了，嗯，好像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不，那些好人又來了，而且正因為他們都是好人，更叫人受不了；要不，我可以一個人待着，現在我卻不是一個人，可我又不感到他們的存在，仿佛隻是煙霧在周圍旋轉，它刺激眼睛，使呼吸變得困難，等他們一走，又什麼也沒有&hellip&hellip明天來了，仍是照舊，再一個明天來了，也還是照舊。
這一切我不想對任何别人講&mdash&mdash他們會以為這是牢騷，是對生活不滿。
你了解我，你知道，我不想和世界上的任何人交換我的生活；這隻是一時的怨恨，厭倦&hellip&hellip一陣清新的空氣就可以使我恢複全部力量&hellip&hellip&rdquo（1848年11月21日） &ldquo如果把頭腦裡想過的一切都講出來，我得說，有時我看到孩子們會變得這麼害怕&hellip&hellip我們多麼大膽，多麼魯莽，強迫這些新的生命來到世上，可是使他們的生活變得幸福的東西，我們卻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能提供&mdash&mdash這太可怕了，有時我簡直覺得這是犯罪；如果我們的頭腦清醒一些，也許對我們說來，剝奪生命會比給予生命更輕松。
我還沒遇到過一個人可以使我這麼說：&lsquo如果我的孩子将來能這樣&hellip&hellip&rsquo那就是說如果他的生活能這樣&hellip&hellip我的看法變得越來越簡單了。
剛生下薩沙時，我曾經希望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物，後來我又希望他成為另一種人&hellip&hellip最後我卻希望&hellip&hellip&rdquo 信寫到這裡斷了，因為塔塔15長大了，正在生傷寒症，但是到了12月15日她又寫道：&ldquo哦，我那時隻是想說，現在我對孩子什麼希望也沒有，但求他們過得愉快，平安，其餘都無關緊要&hellip&hellip&rdquo 1849年1月24日：&ldquo有時我也但願能像耗子一樣東奔西跑，對這種忙碌發生興趣，免得太閑，免得在這紛擾的世界上，在這不可避免的一切中顯得太閑；可是要做我希望做的，卻又辦不到，總覺得自己與環境不能協調，這是多麼大的痛苦，我談的不是自己那個最親密的圈子&mdash&mdash是的，要是能安心待在這圈子裡，那倒好了，但是不能。
人應該有廣闊的生活，不是一個小天地&mdash&mdash像我們從前在意大利的時候，那多好。
可是現在，這在哪兒？三十歲了，還是那些憧憬，那樣的渴望，那樣的不滿&mdash&mdash是的，我要高聲講出這一切。
我正寫到這裡，娜塔莎來了，她緊緊地吻我&hellip&hellip不滿？&mdash&mdash我太幸福了，生活那麼美好&hellip&hellip但是 為什麼目光 要投向世界。
心靈要渴望 在那兒飛翔？16 我隻有跟你才能這麼講話，因為你像我一樣軟弱，我跟别人，那些比我強或比我弱的人，我都不想這麼講，不希望他們聽到我現在講的話。
對他們我會講些别的。
後來我的淡漠使我害怕，我感到興趣的事，感到興趣的人變得這麼少&hellip&hellip我需要大自然，不希望待在廚房裡，需要有意義的活動，不希望待在鬥室中；還有家庭，兩三個朋友&mdash&mdash這便是我要的一切。
然而大家那麼善良，關心我的健康，關心科利亞的耳聾&hellip&hellip&rdquo 1月27日：&ldquo我終于沒有力量注視這臨終前的痙攣了，它們繼續得太久了，而生命卻這麼短促；利己主義主宰了我，因為我覺得自我犧牲毫無意義，它無非隻能證實一句諺語：&lsquo與人在一起，死也不可怕。
&rsquo但是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跑到美國去&hellip&hellip我們所相信的，我們認為可能實現的，其實隻是一種預言，一種過早的預言。
多麼痛苦，多麼悲哀&mdash&mdash我真想像孩子一樣大哭一場。
什麼是個人的幸福？&hellip&hellip社會像空氣一樣包圍着你，這空氣裡充滿的隻是臨終前的瘟疫的氣息。
&rdquo 2月1日：&ldquoN17&hellip&hellipN&hellip&hellip我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在我們私人生活的大門外，一切是多麼黑暗，多麼悲慘！啊，如果能關起大門，待在屋裡，除了這個狹小的圈子，忘記一切&hellip&hellip &ldquo那無法忍受的紛亂，它的後果可能會影響幾個世紀；我這人太懦弱了，無法超越這一片混亂，望見遙遠的将來&mdash&mdash我的生命在縮小，在消失。
&rdquo 這封信的最後是：&ldquo我但願我這麼渺小，甚至不感到自己的存在，因為當我感到它的時候，我便感到了一切存在的事物的不可調和&hellip&hellip&rdquo 預兆 反動勝利了；從蒼白陰暗的共和國中升起了一些野心家的影子；國民自衛軍到處搜捕勞動者，警察局長把爪牙派進了樹林和地下避難所，緝拿逃亡者。
軍警以外的人員則負起了告密和偵探的責任。
秋天以前，我們還生活在自己人中間，我們用本國的語言生氣和歎息：圖奇科夫一家18住在同一幢房子裡，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19也在我們這裡，安年科夫20和屠格涅夫每天必到；但是大家都望着遠方，我們的小圈子正在瓦解。
血流遍地的巴黎已不值得留戀，雖然不是非走不可，但大家都打算離開21，也許這是為了擺脫精神上的苦悶，擺脫六月的印象，然而這魅影籠罩在各人心頭，再也不會消失了。
為什麼我不一起走呢？那就可以避免不少災難，我也不必把那麼些生命，以及我自身的許多東西，呈獻在殘酷無情的神的祭台上了。
我們跟圖奇科夫一家，跟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分離的日子，像烏鴉的叫聲一樣，成了我生活中一種不祥的預兆；可是它像其他千百個信号一樣，沒有引起我的警惕。
凡是經曆過許多艱難挫折的人，都能想起一些日子和時刻，一些幾乎難以覺察的細節，轉折便是從那時開始，風向也是從那時改變的；這些先兆或警告完全不是偶然的，它們隻是後果，是準備進入生活的事物的開始顯現，正在暗中觀望的、已經存在的事物的初次暴露。
我們卻不理會這些心理預兆，嘲笑它們，仿佛看到别人撒落了鹽碟或者弄熄了蠟燭，因為我們總是違背事實，誇大個人的獨立性，驕傲地指望自己駕馭自己的生活。
在我們的朋友們動身的前夕，他們和另外三四個親密友人聚集在我們家裡。
他們要坐早上七點鐘的火車走，睡覺太沒意思了，大家希望在一起更好地度過這最後幾個小時。
起先大家很起勁，情緒顯得激動，這是每當分離時必然會有的現象，但逐漸烏雲籠罩了大家的心&hellip&hellip談話變得索然無味，大家有些不自在，杯中的酒也失去了香味，勉強說笑并不能帶來歡樂。
有人看到天色發亮，拉開窗帷，青白色的光線射在各人臉上，像庫圖爾22畫中一群飲酒作樂的羅馬人。
大家悶悶不樂，憂郁憋得我喘不出氣。
我的妻坐在不大的沙發上，圖奇科夫的小女兒跪在她前面，把臉埋在她的胸口&mdash&mdash她把這個女孩子稱作&ldquo我的心靈的康素埃洛&rdquo23。
她熱愛我的妻，離開她到偏僻的鄉村去是出于無奈。
她的姐姐憂郁地站在旁邊。
康素埃洛一邊哭，一邊小聲說着什麼；瑪·費憂郁地坐在離她們兩步遠的地方，一言不發，她早已習慣了向命運屈服，她了解生活，在她的目光中隻是簡單的&ldquo别了&rdquo，而從兩位少女的眼淚中透露的卻是&ldquo再見&rdquo。
後來我們去送他們。
高大空曠的石造車站裡寒冷徹骨，門砰砰作響，猛烈地開關着，穿堂風從四面吹入。
我們坐在牆角的一張長凳上，圖奇科夫正忙着照看行李。
突然門開了，兩個喝醉的老漢吵吵鬧鬧走進候車室。
他們的衣服沾滿了污泥，臉上的肌肉扭歪了，給人一種粗野放蕩的印象。
他們進屋時邊走邊罵，一個想揍另一個，另一個閃開了，卻揮起拳頭，用盡全力，正打在那人臉上，老頭子喝醉了，一個踉跄倒在地下，頭撞在石闆上，發出了尖厲刺耳的響聲；他大喊一聲，擡起了頭，血流在花白的頭發和石闆上。
警察和旅客大吃一驚，趕緊把另一個老人攔住。
從昨晚起我們一直情緒激動，心潮起伏，在緊張的狀态中勉強支持着，現在大廳中頭顱骨碰到地上的駭人聲音，在大家身上引起了歇斯底裡的反應。
我們的家和整個生活圈子一向平靜安詳，從來沒有&ldquo哭叫吵鬧的現象&rdquo，以緻眼前的一切叫我們受不了，我感到渾身戰栗，我的妻幾乎昏厥，幸好這時鈴聲大作&mdash&mdash&ldquo時間到了！趕快！&rdquo于是一眨眼，我們已孤零零地留在栅欄外面了。
對于告别的人，沒有比法國警察在鐵路沿線所實行的辦法更不文明、更惹人生氣的了；他們剝奪了送行者最後的兩三分鐘&hellip&hellip他們人還在這兒，機車的汽笛還沒有響，火車還沒有開動，然而你們之間已被一道障礙，一個栅欄，一些警察的手隔開&mdash&mdash盡管你希望看到他們怎麼坐下，火車怎麼開動，然後望着它怎麼遠去，變成一片塵土，一陣煙，一個黑點，你要注視着它，直到什麼也看不見&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我們默默地坐車回家。
一路上我的妻輕輕哭着，為自己的康素埃洛的離開感到傷心，不時把圍巾裹一裹緊，問我道：&ldquo你記得這聲音嗎？它還在我的耳邊。
&rdquo 到了家中，我勸她躺下休息，自己坐在那兒讀報；我讀了巴黎報紙的社論欄，還有小品文，雜文欄，看看表，還沒到十二點，這麼長的日子！我去看安年科夫，他日内也要動身了；我與他一起出外散步，在街上比讀報更無聊，隻覺得這麼憂郁&hellip&hellip仿佛良心的譴責在折磨着我。
&ldquo到我家裡吃飯吧。
&rdquo我對他說，我們到了家。
妻真的病了。
晚上凄涼寂寞，興味索然。
&ldquo那麼已經決定了，&rdquo分别時我問安年科夫，&ldquo您在本周末動身？&rdquo &ldquo決定了。
&rdquo &ldquo您在俄國不會愉快。
&rdquo &ldquo有什麼辦法，我不能不走；我不會待在彼得堡，我要到鄉下去。
說真的，這兒怎麼樣也隻有天知道，說不定您留在這兒也會後悔的。
&rdquo 那時我還可以回國，船還沒有被我燒毀，雷比勒奧和卡利埃還沒有寫秘密報告24，但是我在心裡已經決定了。
盡管這樣，安年科夫的話還是觸痛了我敏感的神經，我想了想，答道： &ldquo不，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隻得留下，如果要後悔，也隻能後悔那天在莫伯特廣場的街壘上，一個工人把槍給我時，我沒有接受。
&rdquo 在絕望和軟弱的時刻，當痛苦使我無法忍受，覺得我的一生隻是繼續不斷的錯誤，當我懷疑自己，懷疑最後一線希望，懷疑所有的一切時，我的頭腦裡許多次閃過這樣一些話：&ldquo為什麼在街壘上，我不從工人手中接過武器來？&rdquo要是那時給流彈打死了，我至少還可以帶着兩三個信念走進墳墓&hellip&hellip 時間又慢慢拖下去&hellip&hellip過了一天又一天&hellip&hellip憂郁，苦悶&hellip&hellip有時來幾個人，相處一兩天，然後又走了，消失了，再也見不到了。
到了冬天，各國的流亡者相繼出現，這是從其他遇難船隻上逃生的水手；他們還充滿着信心和希望，認為在全歐洲掀起的反動浪潮，隻是偶然吹過的一陣狂風，暫時的挫折，他們等待着明天，等待着一星期後東山再起&hellip&hellip 我意識到他們錯了，但是他們的錯誤叫我高興，我盡量使自己糊塗一些，我與自己鬥争，在煩躁不安中打發日子。
這段時間在我的記憶中，就像生活在煤煙彌漫的屋子裡&hellip&hellip我苦悶得走投無路，我想從書本中尋求解脫&hellip&hellip在喧嘩中，在不問世事的家庭生活中，在朋友的聚會中尋找精神寄托，但是總覺得缺少什麼，笑不能使我愉快，酒隻能增加煩惱，音樂刺痛心靈，歡樂的談天最後總是以憂郁的沉默結束。
内心的一切遭到了淩辱，一切都給推翻了，剩下的隻是明顯的矛盾，一片混亂；一再的幻滅，一再的失望。
早已形成的精神生活的基礎又成了問題；嚴峻的事實從四面八方升起，駁斥着它們。
懷疑把自己沉重的腳踹到了最後的财富上；它要摧毀的不是教會的聖器室，不是學究的長袍，而是革命的旗幟&hellip&hellip它從一般的觀念滲入了生活。
理論上的否定與變成行動的懷疑是截然不同的，那是跨前了一大步，因為思想是勇敢的，語言是大膽的，它可以輕易說出内心害怕的話；信仰和希望的火焰還沒有完全熄滅，智慧已跑在前面搖頭。
心落後了，因為它戀戀不舍，當智慧在判決和懲罰時，它還在告别。
也許，在青年時期，一切還在燃燒，奔騰，一些信仰的喪失隻是為另一些掃清道路；也許，在老年時期，由于厭倦，一切已變得漠不相幹&mdash&mdash對于這些人轉折是輕松的，但是&ldquo在人生的中途&rdquo25，那是不能不付出代價的。
最後，這難道是鬧着玩的嗎？那神聖的一切是我們所愛過的，向往過的，為之作出過犧牲的。
生活欺騙了我們，曆史欺騙了我們，為它自己的利益欺騙了我們；它需要瘋狂的人作媒介，至于他們清醒以後怎麼樣，這與它無關，它隻是利用他們，然後讓他們在殘廢收容所裡了結一生。
這是恥辱，令人懊喪的恥辱！可是在你的身邊，心地單純的朋友們聳聳肩膀，對你的灰心，你的焦躁感到訝異，他們等待着明天，他們想望的、從事的永遠是同一些事，他們什麼也不理解，什麼也不能使他們停止，他們一直在走&mdash&mdash然而始終沒有前進一步&hellip&hellip他們批評你，安慰你，指責你&mdash&mdash這多麼無聊，多麼叫人受不了！ 他們自稱是&ldquo信仰的人，愛的人&rdquo，把他們與我們這些&ldquo懷疑和否定的人&rdquo相對立；他們不明白，把一生撫育的希望連根拔除意味着什麼，他們不知道什麼叫為真理而痛苦，他們從未為任何珍寶&ldquo号啕大哭&rdquo，像一位詩人說的那樣： 我從受傷的心裡挖出了鮮血淋漓的它， 我号啕大哭，抛棄了它。
26 這些永不清醒的瘋人是幸福的&mdash&mdash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内心鬥争，他們的痛苦隻來自外在的原因，來自兇惡的人和意外的事故；他們的内心始終是完整的，良知始終是平靜的，他們對一切心安理得。
正因為這樣，咬齧别人的内心的苦悶，在他們看來隻是奇談怪論，隻是思想閑得無聊的消遣，隻是無病呻吟。
他們看到傷員嘲笑自己的木足，便得出結論，認為手術對他算不得什麼；他們從未想到，他為什麼未老先衰，鋸斷的腿遇到天氣變化，遇到刮風下雨，如何隐隐作痛。
我這場病的合乎邏輯的自白，我的病曆&mdash&mdash那些被侮辱的思想的流露，已寫在一系列文章中，它們便是《來自彼岸》。
我在那裡批判了我心中那些最後的偶像，我為我的痛苦和受騙，用諷刺向它們作了報複；我嘲笑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但我再次受到了迷惑，認為自己獲得了自由，于是我又摔了跤。
我對言語和旗号，對奉為神明的人類，對西方文明的唯一拯救者&mdash&mdash教會，失去了信仰，但我仍相信着幾個人，相信我自己。
我看到一切都在崩潰，我希望得救，開始新的生活，随着兩三個人一起離開，回避和不再接觸那些多餘的人和事&hellip&hellip在最後一篇上，我高傲地寫上了我的題目：&ldquo我之所有盡在我身&rdquo27！ 在事變的深淵中，在公共事務的漩渦中，生活瓦解了，燒傷了，一半腐爛了，它變得無所作為，隻得重又退回青年的抒情時期，可是那已是沒有青春、沒有信仰的青年時期。
我把賭注押在自己身上，我的船終于碰到水底的礁石上，撞得粉碎。
确實，我沒有遇難，但我失去了一切&hellip&hellip 傷寒症 1848年冬，我的小女兒28病了。
她覺得不舒服已好久，接着開始發低燒，後來燒似乎退了。
給她看病的是名醫雷厄，他認為她應該坐車到外邊兜兜風，盡管那是冬季。
這天氣候晴朗，但并不暖和。
她回家時臉色異常蒼白，要吃些東西，但沒等湯煮好，已在我們旁邊的沙發上睡熟了。
過了幾個小時，她還沒醒。
自然科學家福格特的弟弟是學醫的，正好在我們家。
他說：&ldquo你們瞧這孩子，這不是正常的睡眠。
&rdquo她臉上死一般的蒼白，有些發青，我感到害怕，把手按在她額上&mdash&mdash額頭冰涼的。
我親自跑去找雷厄，幸好他在家，我把他拉來了。
孩子還沒醒，雷厄抱起她，使勁搖晃，還要我大聲呼叫她的名字&hellip&hellip她睜開眼睛，說了一兩句話，又閉上眼睛，死一般地睡着了，幾乎看不出她還在呼吸。
她在這種狀态中繼續了幾天，變化很小，不吃，也幾乎不喝，嘴唇發黑，指甲發青，身上出現了皮疹&mdash&mdash這是傷寒症。
雷厄幾乎什麼也沒做，隻是等待，觀察病情的變化，這不能給我們多大希望。
孩子的神情是駭人的，看來她随時可能死去。
妻面色蒼白，默不作聲，日夜守在床邊，眼睛上蒙着一層珍珠似的光澤，這是疲倦、痛苦、精力衰竭和神經極度緊張的表現。
一次，夜裡一點多鐘，我仿佛覺得塔塔已停止呼吸，我看看她，竭力掩飾心頭的恐怖；我的妻猜到了。
&ldquo我的頭腦發暈，&rdquo她對我說，&ldquo給我一點水。
&rdquo 我把杯子給她時，她沒有一點知覺。
這時屠格涅夫在我們家，與我們一起分擔這些悲傷的時刻，他趕往藥房買阿摩尼亞水，我一動不動，站在兩個失去知覺的人中間，望着她們，束手無策。
使女給我的妻擦手，用水搽她的太陽穴。
過了幾分鐘，她醒過來了。
&ldquo怎麼樣？&rdquo她問。
&ldquo塔塔好像睜開眼睛了。
&rdquo心地善良的使女路易莎說道。
我看了看，她真的好像醒了；我小聲叫她的名字，她睜開眼睛，用幹得裂開的發黑的嘴唇笑了笑。
從這時起，她逐漸複原了。
有些毒害比孩子的病更危險，給人的折磨和痛苦更多，我知道它們，但最壞的還是那種慢性的毒害，它悄悄地侵蝕你的精力，使你疲憊不堪，讓你感到委屈，感到無能為力，隻得扮演旁觀者的可怕角色。
凡是親手摟抱過一個嬰孩，感到過他怎樣逐漸變冷，變重，變成石頭的人，凡是聽到過他最後的呻吟，意識到那虛弱的身子在祈求憐憫，祈求拯救，希望讓他留在世上的人，凡是目睹過放在桌上、裹在粉紅緞子裡的漂亮的小棺木，看到過鑲花邊的潔白外衣把蠟黃的臉色襯托得更加分明的人，隻要看到孩子一病，不禁就會想：&ldquo恐怕又有一個小棺材要出現在桌上了吧？&rdquo 災難是一所不祥的學校！當然，一個人經曆的災難多了，忍受能力也會增強，但這是由于他的心靈創傷多了，感覺遲鈍了。
一個曆盡坎坷的人卻不能不對他經曆的一切心有餘悸。
他失去了對明天的信心，而沒有這種信心便什麼事也做不成；他變得無動于衷，因為習慣了各種駭人的思想；終于他害怕災禍，也就是害怕再度經曆那一連串痛苦的煎熬，一連串心靈的刺激，那是不會随着烏雲一起從記憶中消失的。
孩子病中的呻吟引起了我這種内心的惶恐，它使我不寒而栗，我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才能克服這種純粹神經質的印象。
就在那一夜過去後，第二天早上我第一次上街溜達；屋外很冷，人行道上結了薄薄一層霜，但是盡管天冷，盡管時間還早，林蔭道上已到處是人，報童們在大聲叫嚷&mdash&mdash五百多萬張選票已把繩索捆綁的法蘭西放在路易-拿破侖的腳下。
29 無依無靠的奴仆們終于找到了自己的主子！ &hellip&hellip在這多災多難的緊張時刻，一個人進入了我們的圈子，帶來了另一類的不幸，它們對私人生活造成的危害，比不祥的六月的日子對公衆生活造成的危害更大。
這個人很快接近了我們，在我們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以前，已擠進了我們中間&hellip&hellip在平時，我與人認識得快，但接近得慢，然而那時，我再說一遍，與平時不同。
神經全部暴露了，變得敏銳了，無關緊要的會面，無足輕重的回憶，也會引起身心的強烈震動。
例如，我記得，炮轟以後三天，我在聖安東郊區一帶漫步，一切還讓人看到激烈的戰鬥剛剛過去，到處是斷垣殘壁，街壘還沒拆除，女人和孩子膽戰心驚，臉色蒼白，在瓦礫中翻檢，不知要尋找什麼&hellip&hellip我坐在一家小咖啡館門口的椅子上，懷着沉痛的心情觀看這一幅駭人的畫面。
過了一刻鐘，有人輕輕把手搭在我的肩上，這是杜維亞特30，一個年輕的鼓動者，從前在德國像盧格一樣熱心宣傳一種新的天主教，于1847年去了美國。
他面色蒼白，臉上的肌肉在抽搐，頭發又長又亂，身上穿着旅行的服裝。
&ldquo我的天！&rdquo他說，&ldquo想不到我們又見面了。
&rdquo &ldquo您什麼時候到的？&rdquo &ldquo今天。
我在紐約得到了二月革命的消息，也知道了歐洲發生的一切，馬上變賣了所有的東西，湊了一筆錢，坐上了輪船，心裡充滿了希望和喜悅。
昨天在勒阿弗爾，我知道了最近的變化，但我的想象力不足，還不能明白這是怎麼回事&hellip&hellip&rdquo 我們又彼此端詳了一會兒，兩人的眼中都充滿了淚水。
&ldquo我不想在這個該死的城市裡再待下去，一天也不成！&rdquo杜維亞特激動地說，樣子真的像一個年輕的利未人31的先知。
&ldquo我要離開這兒！馬上就走！再見，我到德國去！&rdquo 他走了，但被關進了普魯士的監獄，在那裡蹲了六年多。
我還記得《喀提利納》這出戲32，那是剛強果敢的大仲馬在自己的曆史劇院33中上演的&hellip&hellip要塞裡擠滿了戴鐐铐的犯人，容納不了的便被一群群送往伊弗堡34關押，或者被流放，親人們從一個警察局跑到另一個警察局，像幽靈似的哀求警察告訴他們誰死了，誰還活着，誰給槍斃了，但大仲馬已把六月的日子用羅馬人的衣衫搬上了舞台&hellip&hellip我去看了戲。
起先沒什麼。
賴德律-洛蘭是喀提利納，西塞羅是拉馬丁，講的全是堆砌辭藻的典雅句子。
叛亂被鎮壓了，拉馬丁帶着&ldquo死亡&rdquo走過舞台，場面換了。
廣場上遍地屍體，遠處露出了曙光，垂死者躺在死人中間，還在抽搐，已死者的衣服浸透了鮮血&hellip&hellip我感到窒息。
不久前在這戲院的牆外，在周圍的街上，我們看到的不正是這種情景嗎？隻是那些屍體不是紙闆糊的，鮮血也不是用紫檀色顔料塗的，而是來自年輕的活人的血管&hellip&hellip我在突然爆發的怒火中跑出了劇場，詛咒着那些瘋狂鼓掌的市民們&hellip&hellip 在這些煩躁不安的日子裡，人們不能坐在酒店和戲院裡，不能待在家中和書齋内，他們在瘋狂中帶着發熱的頭腦，苦悶的内心，走到街上，準備為自己受到的深刻侮辱，羞辱遇到的任何人&mdash&mdash在這種時候，每一句同情的話，每一滴為共同的痛苦流下的眼淚，每一聲為共同的憎恨發出的咒罵，都會發生駭人的力量。
共同的創傷使痛楚變得容易忍受了。
&hellip&hellip在我青年時代的初期，一本法國小說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後來我不曾再見到它，這小說名叫《亞米尼烏》。
也許它沒有多大的價值，但當時它對我的影響是強大的，它一直在我頭腦中徘徊。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它的大概。
我們從公元最初幾世紀的曆史中知道，兩個不同的世界怎樣相遇和沖突：一個是古老的正統世界，文化發達，但已腐朽和沒落；另一個是野蠻世界，它像森林的野獸，但是充滿着還沒覺醒的力量和混亂的、還不明确的意願&mdash&mdash我這是說，我們知道這種接觸的政治的、社會的影響，但不知道它在瑣事上，在家庭生活的深處所造成的後果。
我們知道群體的大事，但不了解直接受這些大事制約的個體的命運，那些在沖突中無聲無息地消滅和死亡的生命。
在這裡，眼淚代替了血，毀滅的家庭代替了變成廢墟的城市，被遺忘的墳墓代替了戰場。
《亞米尼烏》的作者（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企圖重現的正是兩個世界在家庭生活中相遇的情形&mdash&mdash一個世界正從森林走進曆史，另一個正從曆史走進墳墓。
世界曆史融化在故事中以後，對我們便變得較接近，較容易理解，也較生動了。
《亞米尼烏》吸引了我，以緻我在1833年前後也模仿它寫了一些曆史小說片斷，它們卻在1834年遭到了警察總監齊恩斯基的嚴厲批評。
但是當然，我寫它們時，從未想到有一天我也會陷入這種沖突，我的家也會在兩個世界的曆史車輪的會合中給碾得粉碎。
不論别人的意見怎樣，我認為我們與歐洲人的關系也有類似的方面。
我們的文明是表面的，腐敗是無孔不入的，我們的胡子茬兒仍從香粉下突出，我們的黧黑皮膚仍在雪花膏下隐約可見，我們有的是野蠻人的狡猾，野獸的堕落，奴隸的機詐，我們這裡到處可以看到拳頭和金錢的威力，但是西方的腐朽作風，那種得自先天的、用文雅的外表掩蓋醜惡行徑的能耐，我們卻是望塵莫及的。
我們的智力發展35起着淨化與保證的作用。
例外很少。
直到最近我們的教育構成了一條界線，許多醜事和罪惡還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西歐卻不是這樣。
正因為如此，隻要有人談到我們的神聖事物，了解我們内心的寶貴思想，敢于說出我們習慣于緘口不言，或者隻在朋友耳邊小聲講到的想法，我們便很容易拜倒在他面前。
我們沒有考慮到，那些使我們的心跳動，使我們的胸膛起伏不定的言語，對于歐洲人說來，大半已成了老生常談和漂亮的空話；我們忘記，有多少别的腐朽的感情，那種虛僞的、衰老的情緒，已侵蝕了屬于這垂死文化的現代人的心靈。
他從小就想出人頭地，利欲熏心，得了嫉妒病、自大病、永不滿足的享樂病和卑鄙的利己病，在它們面前，一切關系、一切感情都不在話下，他需要的隻是扮演一個角色，表現一種姿态，隻是不惜一切保持自己的地位，滿足自己的欲望。
我們這些草原之子挨到了一個打擊，兩個打擊，還常常不知道它們來自何方，給弄得目瞪口呆，過了好久才明白過來，于是像受傷的熊一樣向前猛撲，搗毀周圍的樹木，大聲怒吼，用腳爪刨起泥土亂扔&mdash&mdash但是太遲了，這時連他的敵人都在指責他了&hellip&hellip從這兩種不同的發展階段和教育中，還會産生許多的恨，流出許多的血呢。
&hellip&hellip有一個時候，我嚴厲地、猛烈地申斥了那個破壞我的生活的人，也有一個時候，我曾真正希望殺死這個人&hellip&hellip從那時起七年過去了；作為我們的世紀的真正兒子，我逐漸失去了複仇的欲望，我經過長期的不斷的分析，頭腦冷靜了，不再感情用事。
在這七年中，我明白了自己的和許多人的限度，我放下了刀，拿起了解剖刀，我不再詛咒和辱罵，我要從心理病理學的觀點來叙述我的故事。
二 1848年6月23日前幾天的晚上，我回到家中，發現屋裡有一個陌生人，他帶着憂郁的臉色，有些不好意思，迎着我走來。
&ldquo原來是您！&rdquo我終于說，笑着向他伸出了手。
&ldquo真沒想到！簡直認不出您了&hellip&hellip&rdquo 這是黑爾韋格36，他修了面剪了頭發，唇髭和鬓髯都剃光了。
他的運氣突然發生了大轉變。
兩個月前，他還在崇拜者的簇擁下，在妻子的陪伴下，坐着舒适的轎式馬車，由巴黎出發，前往巴登參加戰鬥，宣稱要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國。
37現在他從戰場回來了，追随着他的卻是一大堆漫畫，敵人的嘲笑和自己人的責備&hellip&hellip一下子什麼都變了，什麼都完了，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