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已經觸及的問題引起的思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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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沉重勞動的另一條出路。

     在休息的日子,悲傷的歌聲代替了對聖母的祈禱,這些歌曲不是使不幸的女人蒙受恥辱,而是為她們啼哭,讓她們站在&ldquo憂傷的少女&rdquo11面前,祈求她的庇護和寬恕。

     抗議從民歌和傳說發展為小說和戲劇。

    在戲劇中它形成了一種力量。

    冤屈的愛情,不公正的家庭内幕,獲得了自己的講壇,公開的法庭。

    它們的申訴震動了千萬顆心,激起了反抗奴役婚姻和暴力家庭的憤怒的眼淚和呐喊。

    池座和包廂中的陪審員們一再對這些人作出了無罪的裁決,有罪的隻是制度。

     同時,在政治變革和世俗思潮風起雲湧的時代,婚姻的兩大支柱之一開始動搖了。

    它一步步喪失了聖禮的性質,也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最後基礎,逐漸需要依靠警察。

    基督教的婚姻隻是靠上天權力的神秘幹預,才得以證明是合理的。

    這合乎它自己的邏輯,盡管這邏輯違背理性,它依然是邏輯。

    警官披着三色圍巾,拿着民法,12為人舉行婚禮,這比穿法衣的神父在香煙缭繞中,在神像和奇迹的包圍中為人舉行婚禮,更其荒謬。

    甚至第一執政拿破侖,這位對愛情和家庭抱着最庸俗的資産階級觀點的人,也意識到在警察局舉行婚禮太不妥當,說服康巴塞雷斯13增加一些必要的道德說教,尤其是對新娘具有教誨意義的句子,也就是告訴她,必須忠于丈夫(關于他沒有談什麼),聽他的話。

     婚姻一旦脫離神秘主義的領域,立刻成了一種手段,一種外加的措施。

    心有餘悸的&ldquo藍胡子&rdquo們引進了它,隻是這些藍胡子已剃掉胡子,變成了&ldquo藍下巴&rdquo,拉烏爾戴上了法官的假發,穿上了學者的衣衫,成了人民議員和自由主義者,法律的神父。

    民事婚姻作為政府的經濟措施,使國家擺脫了扶養孩子的責任,進一步把人們與私有财産牢固地拴在一起。

    排除教會的幹預之後,婚姻成了把自己的身體終生獻給對方的奴役的契約。

    執法者對信仰和神秘主義呓語并不過問,隻要契約得以執行便成,如果不執行,他有辦法給予懲罰,強制執行。

    為什麼不能懲罰呢?在英國這個法律傳統最發達的國家,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被帽子上系紅绶帶的老征兵官用啤酒和杜松子酒灌醉,騙進團隊之後,便可以用駭人的刑罰折磨他。

    那為什麼不能用恥辱、剝奪财産和提交法庭審判等辦法,懲罰一個不明白自己做了什麼的少女,強迫她承擔契約義務,保證終生相愛呢?她作出了過多的許諾,忘記了月季票是不能轉讓的。

     但是&ldquo藍下巴&rdquo也碰到了自己的行吟詩人和小說家。

    在婚姻問題上,針對契約觀點,出現了精神病理學和生理學的理論,情欲絕對不容争議和人對它們無法抗拒的理論。

     昨天的婚姻奴隸變成了愛情奴隸。

    對愛情是無可指責的,也沒有力量可以與它對抗。

     于是一切理性的制約,一切責任觀念,一切自我克制思想,都一掃而光。

    人必須向不可抗拒的、超越于他的力量屈服,這是與理性和理性自由,與自由人性格的形成(一切社會理論正企圖通過不同的途徑達到這一點)完全背道而馳的。

     虛構的力量如果被人們當作真實的力量,那麼它們也會像真的一樣強大,這是因為它們在人身上引起的反應是相同的&mdash&mdash不論那是什麼樣的力量。

    怕鬼的人和怕瘋狗的人,在怕這一點上是相同的,他們都可能因害怕而死去。

    區别隻在于,在一種情況下,可以向人證明他怕的東西是假的,在另一種情況下則不能。

     我否認愛情在生活中的主宰地位,否認它具有統治一切的權力,我也不承認熱戀可以成為意志薄弱的理由。

     難道我們擺脫世上的一切偏見,擺脫上帝和魔鬼、羅馬法和刑法的一切束縛,宣布理性為唯一的指南和标準,隻是為了可以像赫拉克勒斯那樣溫柔地匍匐在歐姆琺勒的腳下,或者睡在大利拉14的膝上?難道婦女要從家庭的桎梏,終生的監督,丈夫、父親和弟兄的統治下獲得自由,取得獨立勞動的權利,受教育和做公民的權利,隻是為了重新像母鴿一樣整天談情說愛,不是為一個,而是為十個萊昂諾·萊昂尼15而柔腸寸斷? 是的,在這個問題上,我為女人特别感到悲傷,愛情的莫洛赫86吞食了一切,折磨和摧殘着她,她找不到出路。

    她越是相信他,便越是痛苦,越是忠誠于性關系,便在愛情中陷得越深&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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