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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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敵人（這些敵人是非常容易對付的）的陣營，而是屬于我們自己的陣營的反動勢力、天主教、君主主義時，必須遵循的觀點。
必須揭露民主派和政府之間互相依賴的關系。
既然我們不怕觸犯戰勝者，我們也不必為了虛僞的溫情主義不敢去觸犯被戰勝者。
&ldquo我深信，隻要我們的報紙不被共和國的宗教裁判所處死，它就能成為歐洲最好的報紙。
&rdquo直至現在我還堅信這一點。
但是我和蒲魯東怎麼會設想，從來不講客氣的波拿巴政府能容忍這樣一份報紙？這是難以解釋的。
蒲魯東接到我的信很滿意，在9月15日從孔斯耶爾熱裡監獄45寫信給我道：&ldquo我非常高興能與您合作，從事同一件工作，我也寫了一點類似革命哲學的東西46，書名是《一個革命者的自白》。
您在那裡也許不會找到您那種粗野的活力，那是德國哲學賦予您的。
但您不要忘記，我是為法國人寫的，他們盡管懷有滿腔的革命熱情，應該承認，完全不足以擔當自己的角色。
我的觀點不論有多大的局限，它還是比我國新聞界、學術界和文學界所能達到的高度高出不知多少倍。
哪怕再過十年，我依然是他們中間的巨人。
&ldquo您對那些所謂共和主義者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不言而喻，這隻是空頭理論家中的一個變種。
關于這類問題，我們沒有什麼需要互相說服的。
您将發現，我和我的同人都是可以與您攜手并進的&hellip&hellip &ldquo我也認為，經濟科學和曆史哲學所要求的那種通過不知不覺的轉變來完成的按部就班的和平步驟，對于革命說來已不再可能；我們需要激烈的沖擊。
但是作為預告未來災禍的新聞工作者，我們不應把災禍說成不可避免的，理所當然的，否則人們将會仇視我們，把我們趕走，可是我們必須生活&hellip&hellip&rdquo 報紙十分成功。
蒲魯東從監獄中巧妙地指揮着自己的交響樂。
他的文章充滿獨到的見解，監獄生活煽起的烈火和憤怒。
他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拿破侖時寫道：&ldquo總統先生，請問您是什麼人？是男人，女人，兩性人，野獸還是魚？&rdquo可是我們大家還以為，這份報紙可以存在下去呢！ 訂戶并不多，但街上的零售量很大，一天售出三萬五千至四萬份。
最好的幾期甚至脫銷，例如，登載蒲魯東的文章的那幾期便銷路激增，編輯部把它們印了五萬至六萬份，往往第二天一份可以賣到一法郎，而不是一個蘇。
47 但是盡管這樣，到了3月1日，也就是過了半年，不僅出納處已沒有一個現錢，連保證金的一部分也抵充了罰款。
停刊已成定局。
蒲魯東又大大加速了它的到來。
情況是這樣的：一天我在聖佩拉吉監獄48他的住處，看到阿爾頓舍49和另外兩個編輯也在那兒。
阿爾頓舍是法國貴族，曾當面頂撞帕凱厄50，把所有的貴族弄得大驚失色：當帕凱厄問他：&ldquo您難道不是天主教徒嗎？&rdquo他卻從講壇上大聲答道： &ldquo不是，我非但不是天主教徒，而且不是基督教徒，也許我還是個自然神論者呢。
&rdquo 他對蒲魯東說，《人民之聲報》最近幾期不夠充實；蒲魯東看了一下它們，臉色越來越不高興，最後變得氣呼呼的，對編輯們說道： &ldquo這是怎麼回事？我在監獄裡，你們便趁此機會在編輯部睡大覺。
不成，先生們，這樣我就得與報紙脫離關系，我要在報上聲明這一點。
我不希望我的名字被你們踩進污泥裡；你們非得有人站在背後，監督每一行字不可。
讀者卻把這看作我的報紙，不行，這種情形必須結束。
明天我給你們寄一篇文章，讓它消滅你們的粗制濫造給報紙造成的危害；我要使大家看到，我的報紙應該具有什麼精神。
&rdquo 從他怒氣沖沖的樣子看，大家以為他的文章一定火氣很大，但出乎意料，他的《皇帝萬歲！》簡直是一篇諷刺的頌詞&mdash&mdash極盡挖苦揶揄之能事的妙文。
除了新的訴訟，政府還按照自己的方式對蒲魯東作了報複。
他被調到了糟糕的獄室，那屋子比原來的壞多了，窗上一半釘了木闆，除了天空，在屋裡什麼也看不到，還不準任何人探望他，門口設了特别崗哨。
哪怕要使一個十六歲的淘氣孩子變規矩，這些辦法也不管用，可是七年以前，當局卻用它們來對付本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從蘇格拉底的時代起，從伽利略的時代到現在，人們沒有變得聰明一些，隻是變得更加淺薄了。
不過這種對天才的藐視是在最近十年中重又興起的新現象。
從文藝複興時代開始，天才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一種保障：不論是斯賓諾莎還是萊辛，都沒有被送進過黑房子，或者罰站牆角；這些人有時會受到迫害，遭到殺戮，但誰也不能在小事上侮辱他們，他們可以上斷頭台，但不能進勞教所。
資産階級的帝制的法國喜歡平等。
蒲魯東遭到迫害後，依然帶着鐐铐在掙紮，依然努力在1850年繼續發行《人民之聲報》，但這努力很快失敗了。
我的保證金已給攫奪得分文不剩。
這個在法國唯一還有話想說的人隻得沉默了。
我與蒲魯東最後一次在聖佩拉吉見面，是在我被趕出法國的時候&mdash&mdash他還有兩年刑期未滿。
我們的告别是悲痛的，誰也看不到最近會面的任何希望。
蒲魯東心事重重，沉默不語，我滿腹煩惱；兩人都有不少話要說，但誰也不想開口。
我時常聽人談到他的嚴厲，他的粗魯和急躁，但就我而言，我沒有這種體會。
溫柔的人所說的他的強硬，那是戰士結實的肌肉；他那緊皺的雙眉隻是顯示了思想的緊張活動；他在發怒時令人想起聲色俱厲的路德，或者面對殘餘國會51發出嘲笑的克倫威爾。
他知道我了解他，也知道了解他的人不多，因此重視這一切。
他知道，人們認為他缺少感情，可是他聽米什萊52談了我母親和科利亞的不幸遭遇後53，從聖佩拉吉寫信給我時，除了别的還寫道：&ldquo難道命運還要從這個方面來打擊您嗎？這件可怕的事使我一直不能平靜。
我愛您，把您深深藏在這兒，藏在這顆心中，盡管許多人認為它是石頭做的。
&rdquo 從那時起，我沒見過他54。
1851年，由于萊昂·福适55的照顧，我到巴黎待過幾天，那時他已被送往某個中央監獄。
過了一年，我秘密路過巴黎，但蒲魯東這時在貝桑松養病。
蒲魯東有他的緻命弱點，在這一點上他是無法改正的，正如常有的那樣，超過這一點他便成了保守派和傳統的俘虜。
我這是指他在家庭生活和婦女問題上的觀點。
&ldquo我們的N多麼幸福，&rdquo蒲魯東常常開玩笑道，&ldquo他的妻子不那麼愚蠢，以緻不會燒味道鮮美的牛肉濃湯，也不那麼聰明，以緻老是對他的文章信口雌黃。
這就是家庭幸福所需要的一切。
&rdquo 蒲魯東講的是笑話，但它确實表達了他對婦女的基本看法。
在家庭關系上，他的觀念是粗俗的、反動的，不過它們表現的不是市民的資産者因素，甯可說是鄉下&ldquo一家之主&rdquo的頑固感情，他們高傲地認為婦女是從屬于他們的女工，而自己是家庭中大權獨攬的主人。
這篇東西56寫成後過了一年半，蒲魯東出版了他的巨著《論革命與教會的正義》。
為了這部書，野蠻的法國又判了他三年監禁57。
我認真地讀完了它，合上第三卷時，陰郁的思想壓得我透不出氣。
可怕的&hellip&hellip可怕的時代！&hellip&hellip它那腐臭的空氣毒害着最堅強的人&hellip&hellip 這個&ldquo勇猛的戰士&rdquo也支持不住，被壓垮了；在他最後的著作中，我看到了同樣強大的論辯精神，同樣的氣魄，但它隻是把他引向預先拟定的結果；這已不是在徹底意義上的自由論述了。
直到書的最後，我仍注視着蒲魯東，就像肯特注視着李爾王，58等待他恢複清醒的理智，但是他越講越不知所雲&mdash&mdash像李爾一樣偏激，一樣狂熱，盡管也一樣&ldquo從頭到腳&rdquo洋溢着才華，但那是&hellip&hellip&ldquo神經質的&rdquo才華。
他抱着屍體奔跑，隻是不是女兒的屍體，而是他認為還活着的母親的屍體！59 拉丁民族的思想既否定一切又信仰宗教，既懷疑又迷信，它總是以某些權威的名義推翻另一些權威，很少走得更遠，也很少深入到事物的核心，很少在論争中大膽而忠實地掙脫身上的全部繩索，像本書一樣。
在這裡，它不僅擺脫了宗教上粗糙的二元論，也擺脫了哲學上精巧的二元論；不僅抛棄了天上的幻影，也抛棄了人間的幻影；它跨越了感傷主義的對人類的神化崇拜，對進步的天命觀念，在那裡已見不到對博愛、民主和進步的永恒不變的祈禱，那種在紛争和暴力中間顯得既可厭又可憐的祈禱。
蒲魯東為了真正理解革命，犧牲了它的偶像，它的語言，給道德找到了唯一真實的地基&mdash&mdash人的内心，它隻承認理性，不承認理性以外的任何偶像。
然而在這一切之後，偉大的偶像破壞者卻對解放了的個性感到害怕了，因而在抽象地解放了它以後，他重又陷入了形而上學，賦予了它實際上不存在的意志，但對它無法處理，隻得把它獻給非人的上帝，那冷若冰霜的正義的上帝，那均衡、沉靜、安谧的上帝，那要求消除一切個性，溶化和長眠在無邊的虛無世界中的婆羅門的上帝。
天平放到了空虛的祭壇上。
這将成
必須揭露民主派和政府之間互相依賴的關系。
既然我們不怕觸犯戰勝者，我們也不必為了虛僞的溫情主義不敢去觸犯被戰勝者。
&ldquo我深信，隻要我們的報紙不被共和國的宗教裁判所處死，它就能成為歐洲最好的報紙。
&rdquo直至現在我還堅信這一點。
但是我和蒲魯東怎麼會設想，從來不講客氣的波拿巴政府能容忍這樣一份報紙？這是難以解釋的。
蒲魯東接到我的信很滿意，在9月15日從孔斯耶爾熱裡監獄45寫信給我道：&ldquo我非常高興能與您合作，從事同一件工作，我也寫了一點類似革命哲學的東西46，書名是《一個革命者的自白》。
您在那裡也許不會找到您那種粗野的活力，那是德國哲學賦予您的。
但您不要忘記，我是為法國人寫的，他們盡管懷有滿腔的革命熱情，應該承認，完全不足以擔當自己的角色。
我的觀點不論有多大的局限，它還是比我國新聞界、學術界和文學界所能達到的高度高出不知多少倍。
哪怕再過十年，我依然是他們中間的巨人。
&ldquo您對那些所謂共和主義者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不言而喻，這隻是空頭理論家中的一個變種。
關于這類問題，我們沒有什麼需要互相說服的。
您将發現，我和我的同人都是可以與您攜手并進的&hellip&hellip &ldquo我也認為，經濟科學和曆史哲學所要求的那種通過不知不覺的轉變來完成的按部就班的和平步驟，對于革命說來已不再可能；我們需要激烈的沖擊。
但是作為預告未來災禍的新聞工作者，我們不應把災禍說成不可避免的，理所當然的，否則人們将會仇視我們，把我們趕走，可是我們必須生活&hellip&hellip&rdquo 報紙十分成功。
蒲魯東從監獄中巧妙地指揮着自己的交響樂。
他的文章充滿獨到的見解，監獄生活煽起的烈火和憤怒。
他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拿破侖時寫道：&ldquo總統先生，請問您是什麼人？是男人，女人，兩性人，野獸還是魚？&rdquo可是我們大家還以為，這份報紙可以存在下去呢！ 訂戶并不多，但街上的零售量很大，一天售出三萬五千至四萬份。
最好的幾期甚至脫銷，例如，登載蒲魯東的文章的那幾期便銷路激增，編輯部把它們印了五萬至六萬份，往往第二天一份可以賣到一法郎，而不是一個蘇。
47 但是盡管這樣，到了3月1日，也就是過了半年，不僅出納處已沒有一個現錢，連保證金的一部分也抵充了罰款。
停刊已成定局。
蒲魯東又大大加速了它的到來。
情況是這樣的：一天我在聖佩拉吉監獄48他的住處，看到阿爾頓舍49和另外兩個編輯也在那兒。
阿爾頓舍是法國貴族，曾當面頂撞帕凱厄50，把所有的貴族弄得大驚失色：當帕凱厄問他：&ldquo您難道不是天主教徒嗎？&rdquo他卻從講壇上大聲答道： &ldquo不是，我非但不是天主教徒，而且不是基督教徒，也許我還是個自然神論者呢。
&rdquo 他對蒲魯東說，《人民之聲報》最近幾期不夠充實；蒲魯東看了一下它們，臉色越來越不高興，最後變得氣呼呼的，對編輯們說道： &ldquo這是怎麼回事？我在監獄裡，你們便趁此機會在編輯部睡大覺。
不成，先生們，這樣我就得與報紙脫離關系，我要在報上聲明這一點。
我不希望我的名字被你們踩進污泥裡；你們非得有人站在背後，監督每一行字不可。
讀者卻把這看作我的報紙，不行，這種情形必須結束。
明天我給你們寄一篇文章，讓它消滅你們的粗制濫造給報紙造成的危害；我要使大家看到，我的報紙應該具有什麼精神。
&rdquo 從他怒氣沖沖的樣子看，大家以為他的文章一定火氣很大，但出乎意料，他的《皇帝萬歲！》簡直是一篇諷刺的頌詞&mdash&mdash極盡挖苦揶揄之能事的妙文。
除了新的訴訟，政府還按照自己的方式對蒲魯東作了報複。
他被調到了糟糕的獄室，那屋子比原來的壞多了，窗上一半釘了木闆，除了天空，在屋裡什麼也看不到，還不準任何人探望他，門口設了特别崗哨。
哪怕要使一個十六歲的淘氣孩子變規矩，這些辦法也不管用，可是七年以前，當局卻用它們來對付本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從蘇格拉底的時代起，從伽利略的時代到現在，人們沒有變得聰明一些，隻是變得更加淺薄了。
不過這種對天才的藐視是在最近十年中重又興起的新現象。
從文藝複興時代開始，天才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一種保障：不論是斯賓諾莎還是萊辛，都沒有被送進過黑房子，或者罰站牆角；這些人有時會受到迫害，遭到殺戮，但誰也不能在小事上侮辱他們，他們可以上斷頭台，但不能進勞教所。
資産階級的帝制的法國喜歡平等。
蒲魯東遭到迫害後，依然帶着鐐铐在掙紮，依然努力在1850年繼續發行《人民之聲報》，但這努力很快失敗了。
我的保證金已給攫奪得分文不剩。
這個在法國唯一還有話想說的人隻得沉默了。
我與蒲魯東最後一次在聖佩拉吉見面，是在我被趕出法國的時候&mdash&mdash他還有兩年刑期未滿。
我們的告别是悲痛的，誰也看不到最近會面的任何希望。
蒲魯東心事重重，沉默不語，我滿腹煩惱；兩人都有不少話要說，但誰也不想開口。
我時常聽人談到他的嚴厲，他的粗魯和急躁，但就我而言，我沒有這種體會。
溫柔的人所說的他的強硬，那是戰士結實的肌肉；他那緊皺的雙眉隻是顯示了思想的緊張活動；他在發怒時令人想起聲色俱厲的路德，或者面對殘餘國會51發出嘲笑的克倫威爾。
他知道我了解他，也知道了解他的人不多，因此重視這一切。
他知道，人們認為他缺少感情，可是他聽米什萊52談了我母親和科利亞的不幸遭遇後53，從聖佩拉吉寫信給我時，除了别的還寫道：&ldquo難道命運還要從這個方面來打擊您嗎？這件可怕的事使我一直不能平靜。
我愛您，把您深深藏在這兒，藏在這顆心中，盡管許多人認為它是石頭做的。
&rdquo 從那時起，我沒見過他54。
1851年，由于萊昂·福适55的照顧，我到巴黎待過幾天，那時他已被送往某個中央監獄。
過了一年，我秘密路過巴黎，但蒲魯東這時在貝桑松養病。
蒲魯東有他的緻命弱點，在這一點上他是無法改正的，正如常有的那樣，超過這一點他便成了保守派和傳統的俘虜。
我這是指他在家庭生活和婦女問題上的觀點。
&ldquo我們的N多麼幸福，&rdquo蒲魯東常常開玩笑道，&ldquo他的妻子不那麼愚蠢，以緻不會燒味道鮮美的牛肉濃湯，也不那麼聰明，以緻老是對他的文章信口雌黃。
這就是家庭幸福所需要的一切。
&rdquo 蒲魯東講的是笑話，但它确實表達了他對婦女的基本看法。
在家庭關系上，他的觀念是粗俗的、反動的，不過它們表現的不是市民的資産者因素，甯可說是鄉下&ldquo一家之主&rdquo的頑固感情，他們高傲地認為婦女是從屬于他們的女工，而自己是家庭中大權獨攬的主人。
這篇東西56寫成後過了一年半，蒲魯東出版了他的巨著《論革命與教會的正義》。
為了這部書，野蠻的法國又判了他三年監禁57。
我認真地讀完了它，合上第三卷時，陰郁的思想壓得我透不出氣。
可怕的&hellip&hellip可怕的時代！&hellip&hellip它那腐臭的空氣毒害着最堅強的人&hellip&hellip 這個&ldquo勇猛的戰士&rdquo也支持不住，被壓垮了；在他最後的著作中，我看到了同樣強大的論辯精神，同樣的氣魄，但它隻是把他引向預先拟定的結果；這已不是在徹底意義上的自由論述了。
直到書的最後，我仍注視着蒲魯東，就像肯特注視着李爾王，58等待他恢複清醒的理智，但是他越講越不知所雲&mdash&mdash像李爾一樣偏激，一樣狂熱，盡管也一樣&ldquo從頭到腳&rdquo洋溢着才華，但那是&hellip&hellip&ldquo神經質的&rdquo才華。
他抱着屍體奔跑，隻是不是女兒的屍體，而是他認為還活着的母親的屍體！59 拉丁民族的思想既否定一切又信仰宗教，既懷疑又迷信，它總是以某些權威的名義推翻另一些權威，很少走得更遠，也很少深入到事物的核心，很少在論争中大膽而忠實地掙脫身上的全部繩索，像本書一樣。
在這裡，它不僅擺脫了宗教上粗糙的二元論，也擺脫了哲學上精巧的二元論；不僅抛棄了天上的幻影，也抛棄了人間的幻影；它跨越了感傷主義的對人類的神化崇拜，對進步的天命觀念，在那裡已見不到對博愛、民主和進步的永恒不變的祈禱，那種在紛争和暴力中間顯得既可厭又可憐的祈禱。
蒲魯東為了真正理解革命，犧牲了它的偶像，它的語言，給道德找到了唯一真實的地基&mdash&mdash人的内心，它隻承認理性，不承認理性以外的任何偶像。
然而在這一切之後，偉大的偶像破壞者卻對解放了的個性感到害怕了，因而在抽象地解放了它以後，他重又陷入了形而上學，賦予了它實際上不存在的意志，但對它無法處理，隻得把它獻給非人的上帝，那冷若冰霜的正義的上帝，那均衡、沉靜、安谧的上帝，那要求消除一切個性，溶化和長眠在無邊的虛無世界中的婆羅門的上帝。
天平放到了空虛的祭壇上。
這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