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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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方面，他的思想，那用他的辯證法全副武裝起來的思想，也并不建立在那個基礎上。
正好相反，到處都能清楚地看到，從老自由主義和立憲共和主義意義上說的政治，在他心目中，隻占有次要地位，隻是一種半死亡的、正在消逝的東西。
他所關心的不是政治問題，他準備作出讓步，因為他并不賦予形式以特别重要的意義，在他看來，它們不是本質。
這正如抛棄了基督教觀點的人對宗教問題采取的态度一樣。
我可以承認新教具有合乎憲政的精神，它比天主教的專制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則，但我不會重視傳道和教會的問題；因此我可能造成的錯誤，作出的讓步，往往是每個最普通的神學士或教區牧師也可以避免的。
毫無疑問，國民議會按照它的組成方式，對蒲魯東不是一個合适的地方，他的個性在這個有産者的巢穴中得不到發揮。
28蒲魯東在《一個革命者的自白》中說，他在議會中很不自在。
确實，像他這樣的人在那兒能做什麼呢？關于馬拉斯特憲法29，那隻由七百人花了七個月時間培植出來的酸蘋果，蒲魯東說道：&ldquo我投票反對你們的憲法，這不僅因為它是一部壞憲法，也因為它是一部憲法。
&rdquo 議會中的那些無恥之徒對他的一次發言大肆叫嚷：&ldquo把發言稿送往《總彙通報》30，把發言人送進瘋人院！&rdquo我想，在人類的曆史上，從亞曆山大主教帶領他的修士們手拿棍棒，以&ldquo上帝之母&rdquo的名義在普世教會會議上大打出手起31，到華盛頓的參議員們為了黑奴問題彼此棍棒相向為止32，議會中的這類風波還是不多的。
但即使在這種場合，蒲魯東仍在一片謾罵聲中理直氣壯地挺身而出，給人們留下了光輝的印象。
梯也爾在反駁蒲魯東的财政計劃時，曾旁敲側擊地提到散布這類理論33的人道德上的腐化堕落。
蒲魯東立即走上講壇，挺起有點駝背的、在田野上長大的矮壯身子，聲色俱厲地向面露微笑的老人說道： &ldquo您可以談财政問題，但不要涉及道德問題，否則我可能認為這是人身攻擊，這點我已在委員會中向您聲明過了。
如果您還不罷休，那麼我&hellip&hellip我不會提出與您決鬥（梯也爾笑了笑）。
不，您的死對我算不得什麼，它什麼也不能證明。
我要向您提出另一種戰鬥。
就在這裡，在這個講壇上，我可以把我一生的經曆全部講給大家聽，如果我忘記了什麼，或者隐瞞了什麼，任何人都可以指出。
然後請我的對手也這麼做，把他的一生講給大家聽聽！&rdquo 每個人的眼睛都轉向了梯也爾，隻見他皺緊眉頭坐在那兒，笑容已從他臉上完全消失，他沒有再回答一個字。
心懷敵意的議員們不再作聲，蒲魯東露出鄙夷的目光望着那些宗教和家庭的保衛者，走下了講壇。
這便是他的力量之所在&mdash&mdash在他的話中可以清晰地聽到新世界的聲音，它帶着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懲罰正在到來。
二月革命後，蒲魯東曾預言法國在走向何處，他千百次地反複道：&ldquo當心，這不是鬧着玩的，站在你們門口的不是喀提利納34，是死亡。
&rdquo法國人聳聳肩膀。
骷髅，大鐮刀，沙漏35&mdash&mdash死神的這套儀仗根本沒有出現，這怎麼是死亡，這隻是&ldquo暫時的曲折，一個偉大民族的飯後瞌睡&rdquo！最後許多人終于看到，事情不妙。
但蒲魯東不像别人那麼洩氣，也不太驚慌，因為他預見到了一切；于是人們不僅責備他心腸太硬，而且怪他說了不吉利的話才招來了災禍。
據說，中國皇帝每年聽到宮廷占星官報告白天開始縮短時，總要揪他的頭發。
蒲魯東的才能确實叫法國的空談家們大為惱火，他的嘴巴得罪了他們。
革命發展了自己的清教思想，那種缺乏任何容忍精神的狹隘觀念，那些必不可少的行話，凡是不按照這格式寫的一切都遭到愛國者的反對，就像俄國的法官一樣。
除非碰到具有神聖傳統象征的書籍，如《社會契約》和《人權宣言》36，他們的批評才隻得停止。
作為信仰的人，他們憎惡分析和懷疑；作為從事密謀活動的人，他們一切都共同行動，一切都為了黨派的利益。
他們像仇視叛逆一樣仇視獨立的思想，甚至過去的獨創性見解也遭到他們的非議。
路易·勃朗幾乎不能容忍蒙田的怪誕才華。
37這種高盧感情竭力用群體代替個體，他們追求平均，追求軍隊式的統一，追求集權，即追求專制的思想，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法國人的亵渎神明和尖刻評論，大多出自淘氣，任性，戲弄的快感，并非由于分析的要求和折磨心靈的懷疑精神。
他們有不計其數的小偏見，無關大局的信條，為了這些他們可以像堂吉诃德一樣奮不顧身，像分裂派教徒一樣固執。
正因為這樣，他們不能寬恕蒙田和蒲魯東的自由思想和對公認的偶像的蔑視。
他們像彼得堡的書報審查官，允許侮弄九等文官，但不準碰一下三等文官的毫毛。
1850年，埃·吉拉爾丹在《新聞報》38上發表了一個勇敢的新見解，說權利的基礎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曆史的發展在不斷變化的。
這篇文章引起了一陣叫嚣&mdash&mdash謾罵，喊叫，指責鬧成一片，紛紛攻擊它違反道德，這陣叫嚣由《法蘭西公報》39發難以後持續了好幾個月。
參與重建《人民報》那樣的喉舌，這是值得作出犧牲的。
我寫信給薩佐諾夫和霍耶茨基40，表示同意提供保證金。
那時以前，我與蒲魯東并無深交，隻是在巴枯甯家遇見過兩次，但他與巴枯甯非常接近。
那時巴枯甯和阿·雷海爾41住在塞納河對岸布爾戈尼街一幢非常簡陋的房子裡。
蒲魯東時常上那兒聽雷海爾演奏貝多芬的樂曲和巴枯甯講黑格爾，但哲學辯論比聽交響樂時間更長。
它們使人想起巴枯甯和霍米亞科夫當年在恰達耶夫家，在葉拉金娜家進行的那些著名的通宵長談，那時談的也是那位黑格爾。
1847年，卡爾·福格特也住在布爾戈尼街，也常去拜訪雷海爾和巴枯甯，一天晚上聽他們滔滔不絕地談論現象學，感到厭煩，便回家睡了；第二天一早，他又來找雷海爾，因為兩人要一起上植物園；他吃了一驚，發現盡管時間很早，巴枯甯的書房裡已有談話聲，他推開門，隻見蒲魯東和巴枯甯仍坐在原處，面對着快熄滅的壁爐，正在用簡短的話結束昨天晚上開始的辯論。
起先我不想學俄國同胞的樣子，在大人物面前扮演低聲下氣的角色，因此甚至不願同蒲魯東太接近，這态度看來不是完全錯的。
他給我的回信很客氣，但也很冷淡，顯得有些矜持。
一開始我就想讓他明白，跟他打交道的不是發瘋的俄國王公，我掏出錢來不是因為覺得革命好玩，尤其不是為了炫耀自己，我也不是一個對法國政論界名流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崇拜者，如果他肯接受兩萬四千法郎贈款，我便會感激不盡，最後，我更不是一個颟顸無知的匿名投資者，認為給《人民之聲報》這樣的報紙繳納保證金是有利可圖的商業投資。
我要讓他看到，我完全明白我在做什麼，我有我自己的明确目的，因此我希望對報紙發生真正的作用；由于我無條件贊同他對金錢的一切論述，我要求，首先，有權發表自己的和别人的文章，其次，有權主持整個外國部分，為它推薦編輯、記者等等，并要求在刊載他們的文章後付給稿酬。
最後這點看來有些奇怪，但我可以擔保，如果某個外國人敢于為自己的文章索取稿酬，《國民報》和《改革報》一定會瞠目結舌，大為驚異。
它們會認為這是冒犯或發瘋，仿佛外國人在巴黎的報刊上發表文章，不應該 支取充足的報酬。
42 蒲魯東接受了我的要求，但它們還是使他有些不高興。
1849年8月29日他往日内瓦給我寫信道：&ldquo就這樣，事情決定了：報紙由我全面負責，您參與它的工作，您的文章可以不經任何審查予以登載，除非編輯部不得不堅持自己的意見，擔心引起法律責任的，才不在此例。
我們在思想上是一緻的，分歧隻可能發生在論斷上。
至于對國外事件的評論，我們可以完全讓您決定。
您和我們是同一思想的使者。
您會看到我們在一切讨論中采取的路線，您是必然會支持它的。
我相信，我永遠不必糾正您的意見；如果那樣，我将認為這是最大的不幸，坦白地說，報紙的一切成功取決于我們的一緻。
必須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到建立歐洲聯盟的高度來看。
假定我們不能彼此一緻，那就等于假定我們沒有發行報紙的必要條件，因而還是保持沉默的好。
&rdquo 接到這份嚴格的咨文之後，我便彙出了二萬四千法郎，并寫了一封長信，信完全是友好的，但也是堅定的；我說，盡管我在理論上完全同意他的話，我還是得附帶說一下，我是一個粗野的人，我樂于看到舊世界的崩潰，認為我們的使命便在于把它面臨的覆滅通知它。
&ldquo您的同胞們離接受這種想法距離還很遙遠。
我知道一個自由的法國人，那就是您。
您的那些革命家隻是保守分子。
他們是不自覺的基督徒，他們在為共和制度戰鬥，但他們是君主主義者。
您一個人從科學的高度上提出了否定和變革的問題，也是您首先向法國說明，從傾覆的大廈内部是找不到出路的，它也沒什麼值得拯救，它關于自由和革命的概念本身便滲透着保守思想和反動觀念。
确實，政治上的共和主義者在憲政問題上所唱的調子，不過是把基佐43和奧迪隆·巴羅44之流所唱的調子稍加變化而已。
這便是在分析歐洲的形勢時，在抨擊那些不屬于我們
正好相反，到處都能清楚地看到，從老自由主義和立憲共和主義意義上說的政治，在他心目中，隻占有次要地位，隻是一種半死亡的、正在消逝的東西。
他所關心的不是政治問題，他準備作出讓步，因為他并不賦予形式以特别重要的意義，在他看來，它們不是本質。
這正如抛棄了基督教觀點的人對宗教問題采取的态度一樣。
我可以承認新教具有合乎憲政的精神，它比天主教的專制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則，但我不會重視傳道和教會的問題；因此我可能造成的錯誤，作出的讓步，往往是每個最普通的神學士或教區牧師也可以避免的。
毫無疑問，國民議會按照它的組成方式，對蒲魯東不是一個合适的地方，他的個性在這個有産者的巢穴中得不到發揮。
28蒲魯東在《一個革命者的自白》中說，他在議會中很不自在。
确實，像他這樣的人在那兒能做什麼呢？關于馬拉斯特憲法29，那隻由七百人花了七個月時間培植出來的酸蘋果，蒲魯東說道：&ldquo我投票反對你們的憲法，這不僅因為它是一部壞憲法，也因為它是一部憲法。
&rdquo 議會中的那些無恥之徒對他的一次發言大肆叫嚷：&ldquo把發言稿送往《總彙通報》30，把發言人送進瘋人院！&rdquo我想，在人類的曆史上，從亞曆山大主教帶領他的修士們手拿棍棒，以&ldquo上帝之母&rdquo的名義在普世教會會議上大打出手起31，到華盛頓的參議員們為了黑奴問題彼此棍棒相向為止32，議會中的這類風波還是不多的。
但即使在這種場合，蒲魯東仍在一片謾罵聲中理直氣壯地挺身而出，給人們留下了光輝的印象。
梯也爾在反駁蒲魯東的财政計劃時，曾旁敲側擊地提到散布這類理論33的人道德上的腐化堕落。
蒲魯東立即走上講壇，挺起有點駝背的、在田野上長大的矮壯身子，聲色俱厲地向面露微笑的老人說道： &ldquo您可以談财政問題，但不要涉及道德問題，否則我可能認為這是人身攻擊，這點我已在委員會中向您聲明過了。
如果您還不罷休，那麼我&hellip&hellip我不會提出與您決鬥（梯也爾笑了笑）。
不，您的死對我算不得什麼，它什麼也不能證明。
我要向您提出另一種戰鬥。
就在這裡，在這個講壇上，我可以把我一生的經曆全部講給大家聽，如果我忘記了什麼，或者隐瞞了什麼，任何人都可以指出。
然後請我的對手也這麼做，把他的一生講給大家聽聽！&rdquo 每個人的眼睛都轉向了梯也爾，隻見他皺緊眉頭坐在那兒，笑容已從他臉上完全消失，他沒有再回答一個字。
心懷敵意的議員們不再作聲，蒲魯東露出鄙夷的目光望着那些宗教和家庭的保衛者，走下了講壇。
這便是他的力量之所在&mdash&mdash在他的話中可以清晰地聽到新世界的聲音，它帶着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懲罰正在到來。
二月革命後，蒲魯東曾預言法國在走向何處，他千百次地反複道：&ldquo當心，這不是鬧着玩的，站在你們門口的不是喀提利納34，是死亡。
&rdquo法國人聳聳肩膀。
骷髅，大鐮刀，沙漏35&mdash&mdash死神的這套儀仗根本沒有出現，這怎麼是死亡，這隻是&ldquo暫時的曲折，一個偉大民族的飯後瞌睡&rdquo！最後許多人終于看到，事情不妙。
但蒲魯東不像别人那麼洩氣，也不太驚慌，因為他預見到了一切；于是人們不僅責備他心腸太硬，而且怪他說了不吉利的話才招來了災禍。
據說，中國皇帝每年聽到宮廷占星官報告白天開始縮短時，總要揪他的頭發。
蒲魯東的才能确實叫法國的空談家們大為惱火，他的嘴巴得罪了他們。
革命發展了自己的清教思想，那種缺乏任何容忍精神的狹隘觀念，那些必不可少的行話，凡是不按照這格式寫的一切都遭到愛國者的反對，就像俄國的法官一樣。
除非碰到具有神聖傳統象征的書籍，如《社會契約》和《人權宣言》36，他們的批評才隻得停止。
作為信仰的人，他們憎惡分析和懷疑；作為從事密謀活動的人，他們一切都共同行動，一切都為了黨派的利益。
他們像仇視叛逆一樣仇視獨立的思想，甚至過去的獨創性見解也遭到他們的非議。
路易·勃朗幾乎不能容忍蒙田的怪誕才華。
37這種高盧感情竭力用群體代替個體，他們追求平均，追求軍隊式的統一，追求集權，即追求專制的思想，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法國人的亵渎神明和尖刻評論，大多出自淘氣，任性，戲弄的快感，并非由于分析的要求和折磨心靈的懷疑精神。
他們有不計其數的小偏見，無關大局的信條，為了這些他們可以像堂吉诃德一樣奮不顧身，像分裂派教徒一樣固執。
正因為這樣，他們不能寬恕蒙田和蒲魯東的自由思想和對公認的偶像的蔑視。
他們像彼得堡的書報審查官，允許侮弄九等文官，但不準碰一下三等文官的毫毛。
1850年，埃·吉拉爾丹在《新聞報》38上發表了一個勇敢的新見解，說權利的基礎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曆史的發展在不斷變化的。
這篇文章引起了一陣叫嚣&mdash&mdash謾罵，喊叫，指責鬧成一片，紛紛攻擊它違反道德，這陣叫嚣由《法蘭西公報》39發難以後持續了好幾個月。
參與重建《人民報》那樣的喉舌，這是值得作出犧牲的。
我寫信給薩佐諾夫和霍耶茨基40，表示同意提供保證金。
那時以前，我與蒲魯東并無深交，隻是在巴枯甯家遇見過兩次，但他與巴枯甯非常接近。
那時巴枯甯和阿·雷海爾41住在塞納河對岸布爾戈尼街一幢非常簡陋的房子裡。
蒲魯東時常上那兒聽雷海爾演奏貝多芬的樂曲和巴枯甯講黑格爾，但哲學辯論比聽交響樂時間更長。
它們使人想起巴枯甯和霍米亞科夫當年在恰達耶夫家，在葉拉金娜家進行的那些著名的通宵長談，那時談的也是那位黑格爾。
1847年，卡爾·福格特也住在布爾戈尼街，也常去拜訪雷海爾和巴枯甯，一天晚上聽他們滔滔不絕地談論現象學，感到厭煩，便回家睡了；第二天一早，他又來找雷海爾，因為兩人要一起上植物園；他吃了一驚，發現盡管時間很早，巴枯甯的書房裡已有談話聲，他推開門，隻見蒲魯東和巴枯甯仍坐在原處，面對着快熄滅的壁爐，正在用簡短的話結束昨天晚上開始的辯論。
起先我不想學俄國同胞的樣子，在大人物面前扮演低聲下氣的角色，因此甚至不願同蒲魯東太接近，這态度看來不是完全錯的。
他給我的回信很客氣，但也很冷淡，顯得有些矜持。
一開始我就想讓他明白，跟他打交道的不是發瘋的俄國王公，我掏出錢來不是因為覺得革命好玩，尤其不是為了炫耀自己，我也不是一個對法國政論界名流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崇拜者，如果他肯接受兩萬四千法郎贈款，我便會感激不盡，最後，我更不是一個颟顸無知的匿名投資者，認為給《人民之聲報》這樣的報紙繳納保證金是有利可圖的商業投資。
我要讓他看到，我完全明白我在做什麼，我有我自己的明确目的，因此我希望對報紙發生真正的作用；由于我無條件贊同他對金錢的一切論述，我要求，首先，有權發表自己的和别人的文章，其次，有權主持整個外國部分，為它推薦編輯、記者等等，并要求在刊載他們的文章後付給稿酬。
最後這點看來有些奇怪，但我可以擔保，如果某個外國人敢于為自己的文章索取稿酬，《國民報》和《改革報》一定會瞠目結舌，大為驚異。
它們會認為這是冒犯或發瘋，仿佛外國人在巴黎的報刊上發表文章，不應該 支取充足的報酬。
42 蒲魯東接受了我的要求，但它們還是使他有些不高興。
1849年8月29日他往日内瓦給我寫信道：&ldquo就這樣，事情決定了：報紙由我全面負責，您參與它的工作，您的文章可以不經任何審查予以登載，除非編輯部不得不堅持自己的意見，擔心引起法律責任的，才不在此例。
我們在思想上是一緻的，分歧隻可能發生在論斷上。
至于對國外事件的評論，我們可以完全讓您決定。
您和我們是同一思想的使者。
您會看到我們在一切讨論中采取的路線，您是必然會支持它的。
我相信，我永遠不必糾正您的意見；如果那樣，我将認為這是最大的不幸，坦白地說，報紙的一切成功取決于我們的一緻。
必須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到建立歐洲聯盟的高度來看。
假定我們不能彼此一緻，那就等于假定我們沒有發行報紙的必要條件，因而還是保持沉默的好。
&rdquo 接到這份嚴格的咨文之後，我便彙出了二萬四千法郎，并寫了一封長信，信完全是友好的，但也是堅定的；我說，盡管我在理論上完全同意他的話，我還是得附帶說一下，我是一個粗野的人，我樂于看到舊世界的崩潰，認為我們的使命便在于把它面臨的覆滅通知它。
&ldquo您的同胞們離接受這種想法距離還很遙遠。
我知道一個自由的法國人，那就是您。
您的那些革命家隻是保守分子。
他們是不自覺的基督徒，他們在為共和制度戰鬥，但他們是君主主義者。
您一個人從科學的高度上提出了否定和變革的問題，也是您首先向法國說明，從傾覆的大廈内部是找不到出路的，它也沒什麼值得拯救，它關于自由和革命的概念本身便滲透着保守思想和反動觀念。
确實，政治上的共和主義者在憲政問題上所唱的調子，不過是把基佐43和奧迪隆·巴羅44之流所唱的調子稍加變化而已。
這便是在分析歐洲的形勢時，在抨擊那些不屬于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