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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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約·蒲魯東&mdash&mdash《人民之聲報》的出版&mdash&mdash通信&mdash&mdash蒲魯東的意義&mdash&mdash補充
随着六月街壘的失敗，印刷所也關閉了。
政論家驚惶失措，噤若寒蟬。
隻有拉梅内老人1像法官的陰森黑影一樣升起，對六月的阿爾瓦公爵2&mdash&mdash卡芬雅克3及其一夥，發出了詛咒，悲憤地告訴人民：&ldquo閉上你的嘴吧，你太貧窮，你沒有發言權！&rdquo4 戒嚴狀态的第一陣恐怖逐漸過去，輿論界又恢複了生機，但是法庭的陷阱和法官的誣害早已嚴陣以待，代替暴力迎接着它。
對編輯們施加壓力的老花招，那些曾由路易-菲力普的大臣們發揮得淋漓盡緻的手段，重新登場了。
它們的方法就是通過法律起訴，對被告處以監禁和罰款，從而消耗報刊的保證金；因為罰款是從保證金中提取的，而在保證金沒有補足以前，報刊不準發行，補足以後，新的訴訟馬上又會開始。
這手段可謂萬無一失，因為在一切政治迫害中掌握司法大權的人總是與政府一鼻孔出氣的。
賴德律-洛蘭，還有馬志尼派的代表弗拉波利上校5，曾先後付過大筆的錢，想挽救《改革報》6，結果仍未能如願。
社會主義者與共和派的每一份尖銳的機關報，都在這壓力下被扼殺了。
其中最初便有蒲魯東的《人民代表報》，後來又有他的《人民報》。
一樁訟案尚未結束，另一樁又已開始。
它的一個編輯（我記得是迪歇納7）三次因新的指控從監獄被傳到陪審法庭，每次重新判了刑期和罰款。
在《人民報》被扼殺前，最後一次對他宣判時，他向檢察官說道：&ldquo請問，一共多少？&rdquo确實，他的服刑期累計已達十年，罰款達五萬法郎。
6月13日8的事件後，蒲魯東的報紙被查封了（那時他已被捕入獄）。
這一天國民自衛軍闖進了他的印刷所，搗毀了機器，攪亂了鉛字，仿佛在以武裝資産者的名義宣布，暴力統治和警察專政的時期已在法國到來。
但這位不可征服的鬥士，不畏強暴的貝桑松農民，不願放下武器，他馬上考慮發行一份新的報紙《人民之聲報》。
為此必須繳付二萬四千法郎保證金。
埃·吉拉爾丹9表示可以拿出這筆錢，然而蒲魯東不想接受他的制約，于是薩佐諾夫向我建議給他提供保證金。
我的思想發展受過蒲魯東很大影響，因此我考慮後同意了，盡管我知道，保證金維持不了多久。
蒲魯東的著作正如黑格爾的一樣，能使人得到一種特殊的啟發，掌握銳利的武器，它們提供的不是結論，而是方法。
蒲魯東主要是一個辯證論者，社會問題的論争家。
法國人企圖從他身上尋找一個實驗主義者，結果既沒找到法倫斯泰爾10的模式，也沒找到伊加利亞11盡善盡美的管理方式，隻得聳聳肩膀，把書撂在一邊了。
蒲魯東當然也錯了，他給自己的《經濟矛盾的體系》12寫了這麼一條題詞：&ldquo我要拆毀這殿，另造一座&rdquo13；其實他的力量不在于建造，而在于批判現存的一切。
但這錯誤是古往今來一切摧毀舊事物的人都不能避免的：人不喜歡單單破壞；在他開始破壞時，建設未來的某種理想已不由自主地出現在他的腦海中，雖然有時這隻是拆毀牆壁的泥水匠唱的歌罷了。
在大部分社會理論著作中，重要的不是理想，因為理想幾乎無一例外，不是目前無從達到，便是僅僅歸結為一些片面的答案，可是如何使它們成為事實，依然是一個問題。
社會主義要解決的不僅是建立在經驗和信仰上的舊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切，還有片面的科學提示給意識的一切；不僅是建立在傳統法制基礎上的法理論斷，還有政治經濟學所得出的一切結論。
它所面對的是契約和市民經濟體制時代的理性主義生活方式，而且直接面對着它，正如政治經濟學之直接面對着封建神權國家一樣。
這種對舊的社會生活方式的否定和破壞，正是蒲魯東的巨大力量所在。
他像黑格爾一樣是辯證法的詩人，不同的僅在于一個堅守在科學運動平靜的山峰上，另一個卻闖進了人民運動的渾濁天地，短兵相接的黨派鬥争。
蒲魯東标志着法國思想界一群新人的開始。
他的著作不僅在社會主義曆史上，而且在法國邏輯思想史上構成了一大轉變。
從辯證精神的強大而言，他比最有才能的法國人更加高明，更加自由。
那些單純而聰明的人，如皮埃爾·勒魯14和孔西德朗15，不理解他的出發點和他的方法。
他們習慣于玩弄業已定型的思想，穿現成的衣衫，走平坦的道路，奔向熟悉的地點。
蒲魯東往往毫不猶豫地向前猛沖，不怕在路上踹壞任何事物，既不惜摧毀遇到的一切，也不擔心走得太遠。
他沒有那種感傷精神，也沒有那種字斟句酌的革命的貞潔癖，那種在法國人那兒頂替了新教虔誠派精神的東西&hellip&hellip因此他在自己人中間也是孤立的，他的力量往往隻是令人畏懼，而不是信服。
人們認為蒲魯東具有德國人的頭腦。
這是不對的，他的頭腦完全是法國式的，他有的是高盧法蘭克人傳統的才智，它曾出現在拉伯雷、蒙田、伏爾泰和狄德羅&hellip&hellip甚至帕斯卡爾16身上。
他隻是吸收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正如他也吸收天主教教義論争中的一切方法一樣；但是不論是黑格爾哲學還是天主教神學，都沒有成為他的著作的内容和特點&mdash&mdash對他而言，這一切隻是工具，他隻是用它們來檢驗自己的理論，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應用和改進這些工具，正如他為自己強大而充滿活力的思想應用法蘭西語言一樣。
這樣的人過于堅強，總是用自己的腳站立，不會向任何事物屈服，讓自己被人牽着鼻子走路。
一個英國旅遊者對蒲魯東說道：&ldquo我非常喜歡您的體系。
&rdquo 蒲魯東不滿地答道：&ldquo但是我沒有任何體系。
&rdquo這是對的。
正是這一點使他的同胞們感到困惑，他們習慣了寓言後面的道德說教，習慣了有條不紊的公式和标題，習慣了包醫百病的抽象處方。
蒲魯東坐在病人床邊說，他已病入膏肓是因為什麼，因為什麼。
但是向垂死的人提出理想的理論，說他怎樣便能身體健康，不緻生病，或者向他推薦一種盡管十分靈驗，但他不能服用，或者根本找不到的藥，那是毫無用處的。
對于他，金融世界的外在征狀和現象正如動物的牙齒之于居維葉17一樣，他可以循着這梯子深入到社會生活秘密的底層；他根據它們研究驅使病體走向毀滅的力量。
18如果他在每個發現之後宣稱死亡又逼近了一步，這難道是他的過錯嗎？這裡沒有大驚失色的親屬&mdash&mdash我們自己就在這死亡之列。
人們憤怒地高呼：&ldquo拿藥來！拿藥來！否則就請你對疾病保持沉默！&rdquo可是為什麼要沉默？隻有在專制統治下才不準談論谷物的歉收，瘟疫和戰争的傷亡人數。
藥顯然不易找到，從動蕩不安、血流成河的1793年以來，法國進行的試驗還少嗎？人們想用勝利和劇烈運動醫治它，強使它進軍埃及，進軍俄國，用議會制度和投機買賣，小共和國和小拿破侖19醫治它&mdash&mdash它的病減輕了沒有？蒲魯東本人也根據自己的病理診斷作過一次嘗試，結果在&ldquo人民銀行&rdquo20上出了洋相&mdash&mdash盡管從這一思想本身來看他是正确的。
不幸他不相信咒語，要不然他會向每一個人大聲疾呼：&ldquo各民族的團結！各民族的聯合！全人類的共和國！全世界的團結！民主主義的偉大軍隊！&rdquo他沒有運用這些詞句，沒有寬恕革命的守舊派，正因為這樣，法國人才認為他是利己主義者，個人主義者，差點沒把他歸入變節者和叛徒的行列。
蒲魯東的著作，從《論私有财産》21到《交易所指南》22，我都記得；他的思想變化很大&mdash&mdash這是必然的，經曆了我們這個時代，不可能還像《聰明誤》中的普拉東·米哈伊洛維奇那樣依然吹他的A小調二重奏23。
但正是在這些變化中，内在的統一特别顯著，從他在貝桑松學院寫的學位論文起，直到不久前就交易所的傷風敗俗所作的&ldquo駭人之歌&rdquo24，都貫穿着一脈相承的思想線索；它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形态變化，隻是客觀局勢的反映，這在論政治經濟的《矛盾》25，在他的《自白》26的報刊文章中，都可以看到。
思想的停滞僵化屬于宗教界和學院派，他們甯可抱殘守缺，孤陋寡聞，不與人往來，或者守在自己的小天地裡，拒絕生活帶來的一切新事物&hellip&hellip或者最低限度，不關心那一切。
符合實際的真理必然處在形勢的影響下，既反映它們，又忠于自己，否則它就不是活的真理，成了脫離這個變化不定的世界的靜止的、籠罩在神聖的死一般的沉寂中的永恒真理。
27 有時我不免問，蒲魯東在什麼地方，什麼場合，違背過自己觀點中的某些基本原則？我每次得到的回答都說，他在政治上的過錯，在革命策略上的失誤，便是這樣。
當然，他作為報刊編輯，應該對那些政治錯誤負責，但即使在這些方面他也沒有違背自己的觀點；相反，他的一部分錯誤正來源于他相信自己的原則，超過了對他所從屬的黨派的信任，因為形勢使他參加了那一派，但他與它毫無共同之處，把他與它聯合在一起的隻是對共同敵人的憎恨。
政治活動不是他
政論家驚惶失措，噤若寒蟬。
隻有拉梅内老人1像法官的陰森黑影一樣升起，對六月的阿爾瓦公爵2&mdash&mdash卡芬雅克3及其一夥，發出了詛咒，悲憤地告訴人民：&ldquo閉上你的嘴吧，你太貧窮，你沒有發言權！&rdquo4 戒嚴狀态的第一陣恐怖逐漸過去，輿論界又恢複了生機，但是法庭的陷阱和法官的誣害早已嚴陣以待，代替暴力迎接着它。
對編輯們施加壓力的老花招，那些曾由路易-菲力普的大臣們發揮得淋漓盡緻的手段，重新登場了。
它們的方法就是通過法律起訴，對被告處以監禁和罰款，從而消耗報刊的保證金；因為罰款是從保證金中提取的，而在保證金沒有補足以前，報刊不準發行，補足以後，新的訴訟馬上又會開始。
這手段可謂萬無一失，因為在一切政治迫害中掌握司法大權的人總是與政府一鼻孔出氣的。
賴德律-洛蘭，還有馬志尼派的代表弗拉波利上校5，曾先後付過大筆的錢，想挽救《改革報》6，結果仍未能如願。
社會主義者與共和派的每一份尖銳的機關報，都在這壓力下被扼殺了。
其中最初便有蒲魯東的《人民代表報》，後來又有他的《人民報》。
一樁訟案尚未結束，另一樁又已開始。
它的一個編輯（我記得是迪歇納7）三次因新的指控從監獄被傳到陪審法庭，每次重新判了刑期和罰款。
在《人民報》被扼殺前，最後一次對他宣判時，他向檢察官說道：&ldquo請問，一共多少？&rdquo确實，他的服刑期累計已達十年，罰款達五萬法郎。
6月13日8的事件後，蒲魯東的報紙被查封了（那時他已被捕入獄）。
這一天國民自衛軍闖進了他的印刷所，搗毀了機器，攪亂了鉛字，仿佛在以武裝資産者的名義宣布，暴力統治和警察專政的時期已在法國到來。
但這位不可征服的鬥士，不畏強暴的貝桑松農民，不願放下武器，他馬上考慮發行一份新的報紙《人民之聲報》。
為此必須繳付二萬四千法郎保證金。
埃·吉拉爾丹9表示可以拿出這筆錢，然而蒲魯東不想接受他的制約，于是薩佐諾夫向我建議給他提供保證金。
我的思想發展受過蒲魯東很大影響，因此我考慮後同意了，盡管我知道，保證金維持不了多久。
蒲魯東的著作正如黑格爾的一樣，能使人得到一種特殊的啟發，掌握銳利的武器，它們提供的不是結論，而是方法。
蒲魯東主要是一個辯證論者，社會問題的論争家。
法國人企圖從他身上尋找一個實驗主義者，結果既沒找到法倫斯泰爾10的模式，也沒找到伊加利亞11盡善盡美的管理方式，隻得聳聳肩膀，把書撂在一邊了。
蒲魯東當然也錯了，他給自己的《經濟矛盾的體系》12寫了這麼一條題詞：&ldquo我要拆毀這殿，另造一座&rdquo13；其實他的力量不在于建造，而在于批判現存的一切。
但這錯誤是古往今來一切摧毀舊事物的人都不能避免的：人不喜歡單單破壞；在他開始破壞時，建設未來的某種理想已不由自主地出現在他的腦海中，雖然有時這隻是拆毀牆壁的泥水匠唱的歌罷了。
在大部分社會理論著作中，重要的不是理想，因為理想幾乎無一例外，不是目前無從達到，便是僅僅歸結為一些片面的答案，可是如何使它們成為事實，依然是一個問題。
社會主義要解決的不僅是建立在經驗和信仰上的舊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切，還有片面的科學提示給意識的一切；不僅是建立在傳統法制基礎上的法理論斷，還有政治經濟學所得出的一切結論。
它所面對的是契約和市民經濟體制時代的理性主義生活方式，而且直接面對着它，正如政治經濟學之直接面對着封建神權國家一樣。
這種對舊的社會生活方式的否定和破壞，正是蒲魯東的巨大力量所在。
他像黑格爾一樣是辯證法的詩人，不同的僅在于一個堅守在科學運動平靜的山峰上，另一個卻闖進了人民運動的渾濁天地，短兵相接的黨派鬥争。
蒲魯東标志着法國思想界一群新人的開始。
他的著作不僅在社會主義曆史上，而且在法國邏輯思想史上構成了一大轉變。
從辯證精神的強大而言，他比最有才能的法國人更加高明，更加自由。
那些單純而聰明的人，如皮埃爾·勒魯14和孔西德朗15，不理解他的出發點和他的方法。
他們習慣于玩弄業已定型的思想，穿現成的衣衫，走平坦的道路，奔向熟悉的地點。
蒲魯東往往毫不猶豫地向前猛沖，不怕在路上踹壞任何事物，既不惜摧毀遇到的一切，也不擔心走得太遠。
他沒有那種感傷精神，也沒有那種字斟句酌的革命的貞潔癖，那種在法國人那兒頂替了新教虔誠派精神的東西&hellip&hellip因此他在自己人中間也是孤立的，他的力量往往隻是令人畏懼，而不是信服。
人們認為蒲魯東具有德國人的頭腦。
這是不對的，他的頭腦完全是法國式的，他有的是高盧法蘭克人傳統的才智，它曾出現在拉伯雷、蒙田、伏爾泰和狄德羅&hellip&hellip甚至帕斯卡爾16身上。
他隻是吸收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正如他也吸收天主教教義論争中的一切方法一樣；但是不論是黑格爾哲學還是天主教神學，都沒有成為他的著作的内容和特點&mdash&mdash對他而言，這一切隻是工具，他隻是用它們來檢驗自己的理論，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應用和改進這些工具，正如他為自己強大而充滿活力的思想應用法蘭西語言一樣。
這樣的人過于堅強，總是用自己的腳站立，不會向任何事物屈服，讓自己被人牽着鼻子走路。
一個英國旅遊者對蒲魯東說道：&ldquo我非常喜歡您的體系。
&rdquo 蒲魯東不滿地答道：&ldquo但是我沒有任何體系。
&rdquo這是對的。
正是這一點使他的同胞們感到困惑，他們習慣了寓言後面的道德說教，習慣了有條不紊的公式和标題，習慣了包醫百病的抽象處方。
蒲魯東坐在病人床邊說，他已病入膏肓是因為什麼，因為什麼。
但是向垂死的人提出理想的理論，說他怎樣便能身體健康，不緻生病，或者向他推薦一種盡管十分靈驗，但他不能服用，或者根本找不到的藥，那是毫無用處的。
對于他，金融世界的外在征狀和現象正如動物的牙齒之于居維葉17一樣，他可以循着這梯子深入到社會生活秘密的底層；他根據它們研究驅使病體走向毀滅的力量。
18如果他在每個發現之後宣稱死亡又逼近了一步，這難道是他的過錯嗎？這裡沒有大驚失色的親屬&mdash&mdash我們自己就在這死亡之列。
人們憤怒地高呼：&ldquo拿藥來！拿藥來！否則就請你對疾病保持沉默！&rdquo可是為什麼要沉默？隻有在專制統治下才不準談論谷物的歉收，瘟疫和戰争的傷亡人數。
藥顯然不易找到，從動蕩不安、血流成河的1793年以來，法國進行的試驗還少嗎？人們想用勝利和劇烈運動醫治它，強使它進軍埃及，進軍俄國，用議會制度和投機買賣，小共和國和小拿破侖19醫治它&mdash&mdash它的病減輕了沒有？蒲魯東本人也根據自己的病理診斷作過一次嘗試，結果在&ldquo人民銀行&rdquo20上出了洋相&mdash&mdash盡管從這一思想本身來看他是正确的。
不幸他不相信咒語，要不然他會向每一個人大聲疾呼：&ldquo各民族的團結！各民族的聯合！全人類的共和國！全世界的團結！民主主義的偉大軍隊！&rdquo他沒有運用這些詞句，沒有寬恕革命的守舊派，正因為這樣，法國人才認為他是利己主義者，個人主義者，差點沒把他歸入變節者和叛徒的行列。
蒲魯東的著作，從《論私有财産》21到《交易所指南》22，我都記得；他的思想變化很大&mdash&mdash這是必然的，經曆了我們這個時代，不可能還像《聰明誤》中的普拉東·米哈伊洛維奇那樣依然吹他的A小調二重奏23。
但正是在這些變化中，内在的統一特别顯著，從他在貝桑松學院寫的學位論文起，直到不久前就交易所的傷風敗俗所作的&ldquo駭人之歌&rdquo24，都貫穿着一脈相承的思想線索；它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形态變化，隻是客觀局勢的反映，這在論政治經濟的《矛盾》25，在他的《自白》26的報刊文章中，都可以看到。
思想的停滞僵化屬于宗教界和學院派，他們甯可抱殘守缺，孤陋寡聞，不與人往來，或者守在自己的小天地裡，拒絕生活帶來的一切新事物&hellip&hellip或者最低限度，不關心那一切。
符合實際的真理必然處在形勢的影響下，既反映它們，又忠于自己，否則它就不是活的真理，成了脫離這個變化不定的世界的靜止的、籠罩在神聖的死一般的沉寂中的永恒真理。
27 有時我不免問，蒲魯東在什麼地方，什麼場合，違背過自己觀點中的某些基本原則？我每次得到的回答都說，他在政治上的過錯，在革命策略上的失誤，便是這樣。
當然，他作為報刊編輯，應該對那些政治錯誤負責，但即使在這些方面他也沒有違背自己的觀點；相反，他的一部分錯誤正來源于他相信自己的原則，超過了對他所從屬的黨派的信任，因為形勢使他參加了那一派，但他與它毫無共同之處，把他與它聯合在一起的隻是對共同敵人的憎恨。
政治活動不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