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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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委員會&mdash&mdash俄國駐尼斯總領事&mdash&mdash緻阿·費·奧爾洛夫的信&mdash&mdash對孩子的偵查&mdash&mdash福格特一家&mdash&mdash從七等文官變為賦稅農民&mdash&mdash沙特爾鄉的接待
（1850&mdash1851）
我們從巴黎到達尼斯後一年，我寫道：&ldquo我的悄然遠遁隻是空歡喜了一場，我在住處門口畫五芒星符箓1也是白搭：我沒有找到希望中的和平，也沒有找到安靜的避風港。
五芒星符箓隻能防惡鬼，防惡人任何符号也不管用&mdash&mdash也許除非躲進與世隔絕的地洞才成。
&ldquo在1848年這一站和1852年這一站之間，我經曆了一個枯燥而沉悶的、完全空白的時期，一段使我心力交瘁的路程&mdash&mdash什麼新事物也沒有，有的隻是令人心灰意冷的各種個人不幸；生活的車輪又脫落了一個。
&rdquo 《法意書簡》（1851年6月1日）2 确實，回顧那段時期，我便不禁悲從中來，仿佛想起了一次葬禮，一場大病，或者一次手術。
即使不觸及那覆蓋在層層烏雲下的内心生活，政治形勢和報上的消息已足以使人逃進荒原了。
法國像一顆墜落的行星，飛速走向了12月2日3。
多災多難的、被出賣的匈牙利，把德國送到了尼古拉的腳下。
4各國雇傭的警察在一起開會，密謀策劃，要為國際暗探事業采取共同的措施。
5革命者依然隻是做空洞的宣傳。
由于希望落空，站在政治運動前列的人迷失了方向。
科蘇特從美國回來後，失去了一部分人民的擁戴。
馬志尼在倫敦聯合賴德律-洛蘭和盧格，組織了歐洲中央委員會6&hellip&hellip然而反動勢力已越來越猖狂。
我和馬志尼自從在日内瓦，後來在洛桑會面後，1850年又在巴黎碰頭了。
他是秘密進入法國的，住在一個貴族家裡。
他派了一個心腹把我找去，向我談了在倫敦建立國際組織的事，問我是不是願意作為俄國人參加；我沒有作出肯定的答複。
過了一年7，奧爾西尼到尼斯找我，把歐洲中央委員會的綱領和幾份宣言交給我，還帶來了馬志尼再度邀請我參加的信。
我不想參加委員會，當時我與整個俄國已完全隔絕，我還能代表俄國生活中的什麼力量呢？但這不是唯一原因，我對歐洲委員會的不滿另有緣故。
我覺得，它沒有深刻的思想做基礎，内部不統一，甚至也沒有這種必要，它的形式又是完全錯誤的。
委員會所代表的運動的那個方面，即恢複各被壓迫民族的鬥争，在1851年還不夠強大，不應公開成立組織。
這種委員會的存在隻是證明英國立法當局的容忍，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英國内閣不相信它有什麼力量，否則它勢必對外國人通過一項法令，或宣布對他們不适用人身保護法8，予以取締。
歐洲委員會除了吓唬各國政府以外就毫無用處，可是他們并未意識到這一點。
最認真的人也極容易陶醉在形式主義中，讓自己相信他們在做着什麼，例如定期開會，編寫文件、會議記錄，讨論問題，投票表決，作出決議，印制宣言，發表政治主張等等。
革命的官僚主義正如我們的文牍主義，把行動變成了文字和形式。
在英國，形形色色的團體不計其數，它們都要召開隆重的會議，出席的有公爵和勳爵，教士和大臣。
司庫募集捐款，作家編寫文章，所有這一切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做。
這些聚會大多是慈善性的，或宗教性的，它們一方面提供了消閑的機會，另一方面可以使從事世俗活動的基督徒的良心得到安慰。
但是革命的元老院在倫敦不可能始終保持這種溫順、和平的性質。
這是大聲宣告的秘密活動，敞開大門進行的地下工作，也就是說這是不可能的。
秘密活動必須是秘密的。
隻有在英國和美國，秘密組織的時代已經過去。
任何地方，隻要有少數派，有群衆中的先知先覺，企圖把他們所理解的思想付諸實施，又沒有言論自由，沒有集會的權利，那裡就必然形成秘密團體。
我這麼講是毫無偏見的；自從少年時期的企圖在1835年以我的流放告終以後，我再也沒有在任何時候參加任何秘密組織，但這完全不是因為我認為把力量用在個人奮鬥上更好。
我不參加是因為我還沒遇到一個組織符合我的要求，我可以在那裡發揮我的力量。
如果我遇到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團體，我會毫不猶豫地參加進去。
委員會的另一個錯誤或另一個不幸，在于它缺乏統一性。
把形形色色的要求彙集到一個中心，隻有在可以發揮集體力量的真正的統一下才能辦到。
如果參加委員會的每個人隻代表自己這個唯一的民族，這還妨礙不大，因為他們對一個主要敵人&mdash&mdash神聖同盟的仇恨是統一的。
但是如果他們的觀點隻在兩個否定的原則（否定君主政體和社會主義）上取得一緻，在其他方面并不一緻，那麼為了統一，讓步是必要的，但這種讓步勢必損害每人所代表的民族的單方面利益，為了大合奏隻觸動某幾根弦，結果這幾根弦發出的聲音特别響，這支混合樂隊奏出的和聲也變得不和諧、不協調、不平穩了。
看過奧爾西尼帶來的文件後，我給馬志尼寫了下面這封信： &ldquo親愛的馬志尼！我真誠地尊重您，因此不怕向您坦率地陳述我的意見。
不論如何，請您耐心地、寬容地看完我的信。
&ldquo您可以算得是當代主要的政治活動家之一，您的名字是一直得到同情和尊敬的。
可以不同意您的觀點，您的行動方式，但是不能不尊重您。
您的過去，1848年和1849年的羅馬，使您不得不高傲地度着偉大的鳏居生活，等待着革命形勢把預言革命必将到來的戰士召回它的行列。
正因為這樣，我感到痛心，看到您的名字與一些毫無作為、隻能敗壞整個事業的人的名字，與那些給我們造成過災難、也隻能造成災難的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ldquo這可能成為怎樣一個組織？這隻是一群烏合之衆。
&ldquo無論是您還是曆史，都不需要這些人，對他們所能做的一切隻是寬恕他們的罪行。
您指望用您的名字掩護他們，您指望他們分享您的影響，您的過去，可是他們能給予您的隻是他們的不得人心，他們的過去。
&ldquo在那些宣言中，在《流亡者》9中，有什麼新的東西？在那裡能看到2月24日10以後的嚴峻教訓嗎？這隻是從前的自由主義的繼續，不是新的自由的開始&mdash&mdash這是尾聲，不是前言。
為什麼在倫敦不可能有您所希望的組織？因為它不能建立在不明确的目标上，隻能以深刻的共同的思想為基礎，可是這基礎在哪裡呢？ &ldquo你們的宣言是你們的第一次公開亮相，在這種情況下，它必須是完全真誠的，然而誰能在一份以上帝的旨意為名義發表的宣言後面，讀到阿爾諾德·盧格的名字而不啞然失笑呢？11盧格從1838年起一直在宣傳哲學的無神論，就他而言（如果他的思維還合乎邏輯的話），上帝的旨意應該便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源頭。
這個讓步是外交手腕，政治策略，我們的敵人的辦法。
何況這一切并非必要。
宣言的神學部分純粹是多餘的，它無助于闡明觀點和獲得群衆的支持。
人民有自己信仰的宗教和教會。
自然神論是理性主義者的宗教，這是代議制在信仰上的應用，包含在無神論形體中的有神論。
&ldquo就我而言，我宣傳與不徹底的革命者的徹底決裂，離他們兩百步還能嗅到反動的氣息。
他們的肩上背着千百個錯誤的包袱，可是直到現在他們還在為自己辯護，最好的證明便是他們仍在重複這些錯誤。
&ldquo《新世界》12上的文章同樣空洞得可怕，那全是索然無味的炒冷飯，既幼稚又枯燥，簡直叫人難以下咽。
&ldquo請不要以為，我這麼講是為了逃避工作。
不，我不會無所事事，我的血管裡有着太多的血，性格中有着太多的活力，我不可能扮演袖手旁觀的角色。
從十三歲起我就在為一個思想奮鬥，站在一面旗幟下&mdash&mdash反對一切專制政權，反對一切奴役，維護人的無條件的獨立。
我希望繼續從事我小小的遊擊戰&mdash&mdash做一個真正的哥薩克&hellip&hellip像德國人說的，自己做事自己負責；在革命的大軍沒有真正形成以前，暫時不做它的正規戰士。
&ldquo在等待它的時候，我便寫作。
也許這等待會延續很久&mdash&mdash人們的發展變化莫測，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但是講話、呼籲、勸導卻是我能辦到的，我要全心全意這麼做，決不動搖。
&ldquo親愛的馬志尼，請原諒我寫得這麼坦率，這麼長，繼續保持對我的一點喜愛，不要把我當作一個背棄了您的事業，因而也是背棄了自己的信念的人。
1850年9月13日于尼斯&rdquo 馬志尼為這信回答了幾行友好的話，他沒有接觸到實質問題，隻是說必須團結一切力量，以便統一行動，對大家的不同觀點表示憂慮等。
就在馬志尼和歐洲委員會想起我的那個秋天，尼古拉·帕夫洛維奇的反歐洲委員會13也想起了我。
一天早晨，我家的女仆露出有些擔心的臉色向我通報道，俄國領事在樓下，問我能不能接見他。
我本來認為我同俄國政府的關系已經結束，因此對領事的來訪不免有些吃驚，猜不出他對我還有什麼貴幹。
進來的是一個像德國人的官員，屬于第二流的角色。
&ldquo我有事通知閣下。
&rdquo &ldquo盡管我毫不知情，&rdquo我回答道，&ldquo也不知它是什麼性質，我幾乎相信這是一個不愉快的消息。
請坐下吧。
&rdquo 領事紅了臉，有些不安，然後在沙發上坐下，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把它攤開，念道：&ldquo宮廷侍從将軍奧爾洛夫伯爵通知涅謝利羅德伯爵14，皇&hellip&hellip&rdquo念到這裡又站了起來。
幸好這時我想起了一件事：在巴黎我們的大使館中，秘書向薩佐諾夫宣讀沙皇命令他回國的聖旨時，曾肅然起立，當時薩佐諾夫不知這是為什麼，也機械地站了起來，其實秘書這麼做是出于職務上的需要，因為臣子在講到皇上時必須肅立，把頭微微俯下。
這樣，随着領事的起立，我故意靠在沙發上，坐得更舒服一些，而且但願他能看到，一邊向他點點頭，說道： &ldquo往下念吧，我在聽呢。
&rdquo &ldquo皇上命令，&rdquo他繼續念，重又坐下，&ldquo某某人應立即回國，并向該人宣布，不論其提出何種不能立即動身之理由，一概不準延期。
&rdquo念完後他便不再作聲。
我也一言不發。
&ldquo我該怎麼回複上面？&rdquo他問，一邊折好了紙。
&ldquo我不打算回國。
&rdquo &ldquo為什麼？&rdquo &ldquo不為什麼，就是不想回國。
&rdquo &ldquo您考慮過沒有，這一步&hellip&hellip&rdquo &ldquo考慮過了。
&rdquo &ldquo那怎麼這樣&hellip&hellip請問我怎麼複函？根據什麼理由？&hellip&hellip&rdquo &ldquo不是不準提出任何理由嗎？&rdquo &ldquo我是說我該怎麼複函，要知道，這是違抗聖旨！&rdquo &ldquo那您就這麼回複吧。
&rdquo &ldquo這是不可能的，我永遠不敢這麼寫，&rdquo于是他的臉更紅了，&ldquo說實話，您還是改變主意的好，趁現在這事還沒鬧到外邊去。
&rdquo（領事先生大概以為第三廳是與外界隔絕的。
） 不論我的博愛精神怎麼強烈，我還不能為了減輕駐尼斯領事回複上司的困難，甘願坐進列昂季老爹15的彼得保羅隐修室，或者奔赴涅爾琴斯克，何況那時葉夫帕托裡亞的敗績和尼古拉·帕夫洛維奇的肺炎16還沒有一點影子呢。
&ldquo難道你到這兒來的時候，&rdquo我對他說，&ldquo一秒鐘也沒懷疑過我會回國嗎？您不妨忘掉領事的身份，替我想想。
我的領地已收歸國家管制，我母親的存款已被扣留，在做這一切時從沒問過我一聲，我想不想回國。
在這以後我還回國，這不是發瘋了嗎？&rdquo 他不知說什麼好，臉仍紅紅的，最後，他找到了一個巧妙的、聰明的、主要是新的主意。
&ldquo我無法想象&hellip&hellip&rdquo他說，&ldquo我理解您的困難處境，但另一方面，皇上是慈悲為懷的！&rdquo我望了他一眼，他的臉又漲得通紅了。
&ldquo再說，您為什麼不給自己留一些餘地呢？您不妨給我寫一封信，說您病得很重，我可以把它轉呈伯爵。
&rdquo &ldquo這已經是老花招了，況且我沒有必要說謊。
&rdquo &ldquo好吧，那麼勞您大駕，給我寫個書面答複吧。
&rdquo &ldquo可以。
您把念過的公文留一份給我好嗎？&rdquo &ldquo這不符合規定。
&rdquo &ldquo很可惜。
讓我自己回憶吧。
&rdquo 盡管我的書面答複十分簡單，領事還是怕得要命，好像他會因此被調到一個偏僻地方，例如貝魯特或的黎波裡，以緻直截了當對我說，這樣的答複他不敢接受，也不敢轉呈。
我再三告訴他，這件事他什麼責任也不用負，他還是不同意，要求我重寫一份。
&ldquo這不成，&rdquo我反對道，&ldquo我采取這一步不是開玩笑，我也不想提出任何荒謬的理由，我的答複就是這信，您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
&rdquo &ldquo對不起，&rdquo那位自從尤尼烏斯·布魯圖和卡爾帕尼烏斯·貝斯蒂亞以來最仁慈的領事說道17，&ldquo您這信不是寫給我的，是寫給奧爾洛夫伯爵的，我不過代為轉呈而已。
&rdquo &ldquo這并不困難，隻要把&lsquo親愛的領事&rsquo改成&lsquo親愛的伯爵&rsquo即可，這我同意。
&rdquo 我抄信時忽然想到，
五芒星符箓隻能防惡鬼，防惡人任何符号也不管用&mdash&mdash也許除非躲進與世隔絕的地洞才成。
&ldquo在1848年這一站和1852年這一站之間，我經曆了一個枯燥而沉悶的、完全空白的時期，一段使我心力交瘁的路程&mdash&mdash什麼新事物也沒有，有的隻是令人心灰意冷的各種個人不幸；生活的車輪又脫落了一個。
&rdquo 《法意書簡》（1851年6月1日）2 确實，回顧那段時期，我便不禁悲從中來，仿佛想起了一次葬禮，一場大病，或者一次手術。
即使不觸及那覆蓋在層層烏雲下的内心生活，政治形勢和報上的消息已足以使人逃進荒原了。
法國像一顆墜落的行星，飛速走向了12月2日3。
多災多難的、被出賣的匈牙利，把德國送到了尼古拉的腳下。
4各國雇傭的警察在一起開會，密謀策劃，要為國際暗探事業采取共同的措施。
5革命者依然隻是做空洞的宣傳。
由于希望落空，站在政治運動前列的人迷失了方向。
科蘇特從美國回來後，失去了一部分人民的擁戴。
馬志尼在倫敦聯合賴德律-洛蘭和盧格，組織了歐洲中央委員會6&hellip&hellip然而反動勢力已越來越猖狂。
我和馬志尼自從在日内瓦，後來在洛桑會面後，1850年又在巴黎碰頭了。
他是秘密進入法國的，住在一個貴族家裡。
他派了一個心腹把我找去，向我談了在倫敦建立國際組織的事，問我是不是願意作為俄國人參加；我沒有作出肯定的答複。
過了一年7，奧爾西尼到尼斯找我，把歐洲中央委員會的綱領和幾份宣言交給我，還帶來了馬志尼再度邀請我參加的信。
我不想參加委員會，當時我與整個俄國已完全隔絕，我還能代表俄國生活中的什麼力量呢？但這不是唯一原因，我對歐洲委員會的不滿另有緣故。
我覺得，它沒有深刻的思想做基礎，内部不統一，甚至也沒有這種必要，它的形式又是完全錯誤的。
委員會所代表的運動的那個方面，即恢複各被壓迫民族的鬥争，在1851年還不夠強大，不應公開成立組織。
這種委員會的存在隻是證明英國立法當局的容忍，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英國内閣不相信它有什麼力量，否則它勢必對外國人通過一項法令，或宣布對他們不适用人身保護法8，予以取締。
歐洲委員會除了吓唬各國政府以外就毫無用處，可是他們并未意識到這一點。
最認真的人也極容易陶醉在形式主義中，讓自己相信他們在做着什麼，例如定期開會，編寫文件、會議記錄，讨論問題，投票表決，作出決議，印制宣言，發表政治主張等等。
革命的官僚主義正如我們的文牍主義，把行動變成了文字和形式。
在英國，形形色色的團體不計其數，它們都要召開隆重的會議，出席的有公爵和勳爵，教士和大臣。
司庫募集捐款，作家編寫文章，所有這一切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做。
這些聚會大多是慈善性的，或宗教性的，它們一方面提供了消閑的機會，另一方面可以使從事世俗活動的基督徒的良心得到安慰。
但是革命的元老院在倫敦不可能始終保持這種溫順、和平的性質。
這是大聲宣告的秘密活動，敞開大門進行的地下工作，也就是說這是不可能的。
秘密活動必須是秘密的。
隻有在英國和美國，秘密組織的時代已經過去。
任何地方，隻要有少數派，有群衆中的先知先覺，企圖把他們所理解的思想付諸實施，又沒有言論自由，沒有集會的權利，那裡就必然形成秘密團體。
我這麼講是毫無偏見的；自從少年時期的企圖在1835年以我的流放告終以後，我再也沒有在任何時候參加任何秘密組織，但這完全不是因為我認為把力量用在個人奮鬥上更好。
我不參加是因為我還沒遇到一個組織符合我的要求，我可以在那裡發揮我的力量。
如果我遇到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團體，我會毫不猶豫地參加進去。
委員會的另一個錯誤或另一個不幸，在于它缺乏統一性。
把形形色色的要求彙集到一個中心，隻有在可以發揮集體力量的真正的統一下才能辦到。
如果參加委員會的每個人隻代表自己這個唯一的民族，這還妨礙不大，因為他們對一個主要敵人&mdash&mdash神聖同盟的仇恨是統一的。
但是如果他們的觀點隻在兩個否定的原則（否定君主政體和社會主義）上取得一緻，在其他方面并不一緻，那麼為了統一，讓步是必要的，但這種讓步勢必損害每人所代表的民族的單方面利益，為了大合奏隻觸動某幾根弦，結果這幾根弦發出的聲音特别響，這支混合樂隊奏出的和聲也變得不和諧、不協調、不平穩了。
看過奧爾西尼帶來的文件後，我給馬志尼寫了下面這封信： &ldquo親愛的馬志尼！我真誠地尊重您，因此不怕向您坦率地陳述我的意見。
不論如何，請您耐心地、寬容地看完我的信。
&ldquo您可以算得是當代主要的政治活動家之一，您的名字是一直得到同情和尊敬的。
可以不同意您的觀點，您的行動方式，但是不能不尊重您。
您的過去，1848年和1849年的羅馬，使您不得不高傲地度着偉大的鳏居生活，等待着革命形勢把預言革命必将到來的戰士召回它的行列。
正因為這樣，我感到痛心，看到您的名字與一些毫無作為、隻能敗壞整個事業的人的名字，與那些給我們造成過災難、也隻能造成災難的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ldquo這可能成為怎樣一個組織？這隻是一群烏合之衆。
&ldquo無論是您還是曆史，都不需要這些人，對他們所能做的一切隻是寬恕他們的罪行。
您指望用您的名字掩護他們，您指望他們分享您的影響，您的過去，可是他們能給予您的隻是他們的不得人心，他們的過去。
&ldquo在那些宣言中，在《流亡者》9中，有什麼新的東西？在那裡能看到2月24日10以後的嚴峻教訓嗎？這隻是從前的自由主義的繼續，不是新的自由的開始&mdash&mdash這是尾聲，不是前言。
為什麼在倫敦不可能有您所希望的組織？因為它不能建立在不明确的目标上，隻能以深刻的共同的思想為基礎，可是這基礎在哪裡呢？ &ldquo你們的宣言是你們的第一次公開亮相，在這種情況下，它必須是完全真誠的，然而誰能在一份以上帝的旨意為名義發表的宣言後面，讀到阿爾諾德·盧格的名字而不啞然失笑呢？11盧格從1838年起一直在宣傳哲學的無神論，就他而言（如果他的思維還合乎邏輯的話），上帝的旨意應該便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源頭。
這個讓步是外交手腕，政治策略，我們的敵人的辦法。
何況這一切并非必要。
宣言的神學部分純粹是多餘的，它無助于闡明觀點和獲得群衆的支持。
人民有自己信仰的宗教和教會。
自然神論是理性主義者的宗教，這是代議制在信仰上的應用，包含在無神論形體中的有神論。
&ldquo就我而言，我宣傳與不徹底的革命者的徹底決裂，離他們兩百步還能嗅到反動的氣息。
他們的肩上背着千百個錯誤的包袱，可是直到現在他們還在為自己辯護，最好的證明便是他們仍在重複這些錯誤。
&ldquo《新世界》12上的文章同樣空洞得可怕，那全是索然無味的炒冷飯，既幼稚又枯燥，簡直叫人難以下咽。
&ldquo請不要以為，我這麼講是為了逃避工作。
不，我不會無所事事，我的血管裡有着太多的血，性格中有着太多的活力，我不可能扮演袖手旁觀的角色。
從十三歲起我就在為一個思想奮鬥，站在一面旗幟下&mdash&mdash反對一切專制政權，反對一切奴役，維護人的無條件的獨立。
我希望繼續從事我小小的遊擊戰&mdash&mdash做一個真正的哥薩克&hellip&hellip像德國人說的，自己做事自己負責；在革命的大軍沒有真正形成以前，暫時不做它的正規戰士。
&ldquo在等待它的時候，我便寫作。
也許這等待會延續很久&mdash&mdash人們的發展變化莫測，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但是講話、呼籲、勸導卻是我能辦到的，我要全心全意這麼做，決不動搖。
&ldquo親愛的馬志尼，請原諒我寫得這麼坦率，這麼長，繼續保持對我的一點喜愛，不要把我當作一個背棄了您的事業，因而也是背棄了自己的信念的人。
1850年9月13日于尼斯&rdquo 馬志尼為這信回答了幾行友好的話，他沒有接觸到實質問題，隻是說必須團結一切力量，以便統一行動，對大家的不同觀點表示憂慮等。
就在馬志尼和歐洲委員會想起我的那個秋天，尼古拉·帕夫洛維奇的反歐洲委員會13也想起了我。
一天早晨，我家的女仆露出有些擔心的臉色向我通報道，俄國領事在樓下，問我能不能接見他。
我本來認為我同俄國政府的關系已經結束，因此對領事的來訪不免有些吃驚，猜不出他對我還有什麼貴幹。
進來的是一個像德國人的官員，屬于第二流的角色。
&ldquo我有事通知閣下。
&rdquo &ldquo盡管我毫不知情，&rdquo我回答道，&ldquo也不知它是什麼性質，我幾乎相信這是一個不愉快的消息。
請坐下吧。
&rdquo 領事紅了臉，有些不安，然後在沙發上坐下，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把它攤開，念道：&ldquo宮廷侍從将軍奧爾洛夫伯爵通知涅謝利羅德伯爵14，皇&hellip&hellip&rdquo念到這裡又站了起來。
幸好這時我想起了一件事：在巴黎我們的大使館中，秘書向薩佐諾夫宣讀沙皇命令他回國的聖旨時，曾肅然起立，當時薩佐諾夫不知這是為什麼，也機械地站了起來，其實秘書這麼做是出于職務上的需要，因為臣子在講到皇上時必須肅立，把頭微微俯下。
這樣，随着領事的起立，我故意靠在沙發上，坐得更舒服一些，而且但願他能看到，一邊向他點點頭，說道： &ldquo往下念吧，我在聽呢。
&rdquo &ldquo皇上命令，&rdquo他繼續念，重又坐下，&ldquo某某人應立即回國，并向該人宣布，不論其提出何種不能立即動身之理由，一概不準延期。
&rdquo念完後他便不再作聲。
我也一言不發。
&ldquo我該怎麼回複上面？&rdquo他問，一邊折好了紙。
&ldquo我不打算回國。
&rdquo &ldquo為什麼？&rdquo &ldquo不為什麼，就是不想回國。
&rdquo &ldquo您考慮過沒有，這一步&hellip&hellip&rdquo &ldquo考慮過了。
&rdquo &ldquo那怎麼這樣&hellip&hellip請問我怎麼複函？根據什麼理由？&hellip&hellip&rdquo &ldquo不是不準提出任何理由嗎？&rdquo &ldquo我是說我該怎麼複函，要知道，這是違抗聖旨！&rdquo &ldquo那您就這麼回複吧。
&rdquo &ldquo這是不可能的，我永遠不敢這麼寫，&rdquo于是他的臉更紅了，&ldquo說實話，您還是改變主意的好，趁現在這事還沒鬧到外邊去。
&rdquo（領事先生大概以為第三廳是與外界隔絕的。
） 不論我的博愛精神怎麼強烈，我還不能為了減輕駐尼斯領事回複上司的困難，甘願坐進列昂季老爹15的彼得保羅隐修室，或者奔赴涅爾琴斯克，何況那時葉夫帕托裡亞的敗績和尼古拉·帕夫洛維奇的肺炎16還沒有一點影子呢。
&ldquo難道你到這兒來的時候，&rdquo我對他說，&ldquo一秒鐘也沒懷疑過我會回國嗎？您不妨忘掉領事的身份，替我想想。
我的領地已收歸國家管制，我母親的存款已被扣留，在做這一切時從沒問過我一聲，我想不想回國。
在這以後我還回國，這不是發瘋了嗎？&rdquo 他不知說什麼好，臉仍紅紅的，最後，他找到了一個巧妙的、聰明的、主要是新的主意。
&ldquo我無法想象&hellip&hellip&rdquo他說，&ldquo我理解您的困難處境，但另一方面，皇上是慈悲為懷的！&rdquo我望了他一眼，他的臉又漲得通紅了。
&ldquo再說，您為什麼不給自己留一些餘地呢？您不妨給我寫一封信，說您病得很重，我可以把它轉呈伯爵。
&rdquo &ldquo這已經是老花招了，況且我沒有必要說謊。
&rdquo &ldquo好吧，那麼勞您大駕，給我寫個書面答複吧。
&rdquo &ldquo可以。
您把念過的公文留一份給我好嗎？&rdquo &ldquo這不符合規定。
&rdquo &ldquo很可惜。
讓我自己回憶吧。
&rdquo 盡管我的書面答複十分簡單，領事還是怕得要命，好像他會因此被調到一個偏僻地方，例如貝魯特或的黎波裡，以緻直截了當對我說，這樣的答複他不敢接受，也不敢轉呈。
我再三告訴他，這件事他什麼責任也不用負，他還是不同意，要求我重寫一份。
&ldquo這不成，&rdquo我反對道，&ldquo我采取這一步不是開玩笑，我也不想提出任何荒謬的理由，我的答複就是這信，您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
&rdquo &ldquo對不起，&rdquo那位自從尤尼烏斯·布魯圖和卡爾帕尼烏斯·貝斯蒂亞以來最仁慈的領事說道17，&ldquo您這信不是寫給我的，是寫給奧爾洛夫伯爵的，我不過代為轉呈而已。
&rdquo &ldquo這并不困難，隻要把&lsquo親愛的領事&rsquo改成&lsquo親愛的伯爵&rsquo即可，這我同意。
&rdquo 我抄信時忽然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