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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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給奧爾洛夫的信要用法文。
如果用俄文寫，那麼他的辦公室或第三廳裡的那些老官僚便可能讀到此信，它還可能送往樞密院，那麼年輕的秘書課長也可能把它拿給文書們看，我為什麼不讓這些人都讀到這信呢？于是我重抄時把它譯成了俄文。
這就是信的内容： &ldquo親愛的阿列克謝·費奧多羅維奇伯爵閣下： &ldquo帝國駐尼斯領事通知我，皇上命令我回國。
盡管我願意回國，但在我的處境尚不明确以前，我礙難照辦。
&ldquo一年多以前，我還沒有收到要我回國的任何通知，我的産業已遭到查封，我放在私人手中的文件已被沒收，從莫斯科彙給我的一萬法郎也被扣留了。
對我采取的這些嚴厲的非常措施說明，我不僅受到了指控，而且在未經任何查詢、任何審問之前，已認定我有罪，并剝奪了我的一部分财産作為對我的懲罰。
&ldquo我不可能指望，單單回國便能使我免除政治案件的悲慘後果。
我覺得我的一切行為很容易解釋，但是在這樣的案件中要審問的是我的觀點和理論，判決也得根據它們做出。
那麼我能夠，或者我應該讓自己和家庭接受這樣的審問嗎？&hellip&hellip &ldquo閣下想必能諒解我的答複的單純和坦率，并向皇上轉呈我不得不繼續留在國外的原因，盡管我對回歸祖國具有真誠而深刻的願望。
1850年9月23日于尼斯&rdquo 我确實不知道，怎樣才能答複得更客氣一些，更簡單一些，但是我們一向習慣了奴性的沉默，因此連這封信，尼斯的領事也認為大逆不道，奧爾洛夫本人大概也是這樣。
沉默，既不笑，也不哭，而是按照規定程式回答，既不歌頌，也不譴責，既不高興，也不悲傷，這便是專制制度的理想，每個臣民都得照此行事，而且士兵已經照辦；但這是通過什麼途徑做到的呢？我給大家講一件事。
尼古拉有一次閱兵時，看到排頭的一個年輕人戴着一個十字勳章，便問他：&ldquo這是在哪裡得到的？&rdquo不幸這個兵是淘氣的中學生出身，想趁機賣弄一下自己的口才，于是回答道：&ldquo在陛下戰無不勝的鷹旗下取得的。
&rdquo尼古拉嚴厲地看了他和将軍一眼，氣呼呼地走了。
将軍跟着他，經過士兵面前時，舉起拳頭在他臉前揚了揚，說道：&ldquo當心我把你這個狄摩西尼18釘進棺材！&rdquo 在這樣的獎勵下，可想而知，口才不可能揚眉吐氣！ 擺脫了皇帝和領事之後，我得設法改變沒有護照的地位了。
前途一片黑暗，不容樂觀&hellip&hellip我可能死，那個臉紅的領事可能到我家中搜查，取走我的證件，想到這一點，我不得不考慮在什麼國家取得國籍的問題。
不言而喻，我選擇了瑞士，盡管正是在這個時期瑞士的警察對我耍了一套花招。
我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後大約一年，我們吃驚地發現他完全沒有聽覺。
醫生的多次診斷和試驗很快證明，恢複聽覺已不可能。
這時出現了一個問題：是不是像一般人做的那樣聽其自然，讓他也成為啞巴。
我在莫斯科看到的一些學校，根本不能叫我滿意。
用手勢和符号交談，這不是談話，談話就得用口腔和嘴唇。
從書上我知道，在德國和瑞士，有人進行了實驗，讓聾啞人像我們一樣講話，并從嘴唇的形狀得知别人講的話。
在柏林我第一次見到了對聾啞人所作的講話教育，還聽到了他們怎樣朗誦詩歌。
這比勒佩神父19的方法已前進了一大步。
在蘇黎世，這種教學又獲得了很大改進。
我的母親非常寵愛科利亞20，決定帶他到蘇黎世住幾年，讓他上那兒的學校。
這孩子天然具備一些特殊的才能：永恒的甯靜籠罩着他，使他活躍而熱烈的天性集中向内，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同時這也養成了他異常敏銳的造型上的觀察能力，他的眼睛總是閃動着智慧和專注的光芒；到了五歲，凡是到過我們家的人，他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還故意誇大某些特點，變得像漫畫似的那麼有趣，使人不能不發笑。
他進了學校半年已獲得很大進展。
他的聲音低啞，重音也不太清楚，但他已能非常流暢地講德語，别人對他講的話，隻要音節分明，他也都能理解。
一切進行得再好沒有，我途經蘇黎世時向校長和教務委員會表示了謝意，說了不少感激的話，他們也對我很好。
但是我離開後，蘇黎世市的長老們發現，我根本不是俄國伯爵，隻是俄國的流亡者，而且還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激進派的朋友，與他們所仇視的社會主義者有來往；比這一切更壞的是我沒有宗教信仰，并且公然承認這一點。
最後這個事實是他們從那本可怕的書《來自彼岸》上讀到的，這本書仿佛故意捉弄他們，是在他們鼻子底下由蘇黎世一家最好的印刷所印行的。
得知此事後，他們認為接受一個既不信仰路德，也不信仰羅耀拉21的人的兒子在那兒上學，這是他們的恥辱，因此便尋找辦法，要擺脫這個孩子。
由于這個問題與上帝的旨意有關，上帝馬上向他們指出了一條道路。
市警察局突然提出，要查驗孩子的護照，我從巴黎複信時，認為這隻是官樣文章，因為科利亞确實是我的兒子，在我的護照上已注明這一點，隻是由于我與俄國大使館的緊張關系，我沒有為他單獨申請護照。
但警察局不滿意，威脅要從學校和該市驅逐孩子。
我在巴黎講了這事，一個熟人把它登上了《國民報》。
警察局怕張揚出去有失體面，便聲明它不是要驅逐孩子，隻是要我繳付一筆不大的&ldquo保證金&rdquo，擔保孩子不是别人，而是他本人。
幾百法郎怎麼就能保證呢？從另一方面說，如果我的母親和我付不出這幾百法郎，難道孩子就應該被驅逐嗎？（我通過《國民報》提出了這問題。
）在19世紀，在自由的瑞士，卻發生了這種事！這以後，我已不想再讓孩子待在這個驢子的洞穴中了。
但是怎麼辦呢？幸好學校中有一個最好的教師，是熱心于聾啞人教學的年輕人，具有十分廣博的知識，他不同意猶太教公會式警察局的意見，而且又是引起蘇黎世州長老們義憤的那本書的忠實讀者。
我們建議他辭去學校的職務，到我母親家中教書，然後跟她一起前往意大利。
他當然滿口答應。
學校當局氣壞了，但沒有法子。
我的母親帶了科利亞和施皮爾曼到了尼斯。
動身前，她派人去索回保證金，他們借口科利亞還在瑞士，沒有給她。
我從尼斯寫了信。
蘇黎世警察局要我提供材料，證明科利亞已在皮埃蒙特22獲得了合法居留權&hellip&hellip 這太過分了，我給蘇黎世州州長寫了下面這封信： &ldquo州長先生： &ldquo1849年我的孩子五歲時，我把他送進了蘇黎世聾啞學校學習。
過了幾個月，蘇黎世警察局向我母親要他的護照。
由于在我們本國從不查看嬰孩和在學校讀書的孩子的身份證，因此我的兒子沒有單獨的護照，隻是附在我的護照上。
蘇黎世警察局不滿意這解釋。
它要保證金。
我的母親為了免得孩子遭受蘇黎世警察局這種莫須有的懷疑，被勒令出境，因此繳付了該款。
&ldquo1850年8月，我的母親打算離開瑞士，要求發還保證金，但遭到蘇黎世警察局的拒絕；它得确切知道孩子業已離境之後才予發還。
我的母親到達尼斯之後，便委托阿維陀爾先生23和舒爾特格斯先生24領取該款，同時提交了證件，說明我的被懷疑的六歲的兒子已在尼斯，不在蘇黎世。
蘇黎世警察局仍不同意發還保證金，這時它要求的是另一種證明，即由此地警察局證明，我的兒子已&lsquo正式獲準在皮埃蒙特居住&rsquo。
舒爾特格斯先生把這意見通知了阿維陀爾先生。
&ldquo看到這種在蘇黎世警察局中發生的有趣的怪現象，我拒絕了阿維陀爾先生勸我提交新證件的建議，盡管他極其關切，願意親自為我領取。
我不想滿足蘇黎世警察局的這個要求，因為它雖然權力極大，還是無力行使國際警察的職權，也因為它的要求不僅是對我的侮辱，也是對皮埃蒙特的侮辱。
&ldquo州長先生，撒丁政府是文明的、自由的政府。
它怎能不允許一個六歲的、有病的孩子在皮埃蒙特居住呢？我确實不明白，對蘇黎世警察局的這種要求該作何解釋&mdash&mdash是對我們的奇怪的捉弄，還是對保證金具有特殊的愛好？ &ldquo州長先生，我把這事提請您明斷，并要求閣下，如再度拒絕，務請費心向我說明原由，因這事過于離奇，又涉及我的切身利益，我認為我沒有義務不向全社會公布此事。
&ldquo我已再次寫信請舒爾特格斯先生彙交此款，并可大膽向您保證，不論是我的母親，是我，還是我被懷疑的孩子，在遭到警察局的一切刁難之後，都決不會再存絲毫重回蘇黎世的奢望。
在這方面已毫無危險可言。
1850年9月9日于尼斯&rdquo 不言而喻，這以後，蘇黎世警察局盡管具有統治全世界的野心，還是發還了保證金&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除了加入瑞士國籍，我不想在歐洲任何國家，包括英國在内，取得國籍。
主動歸順任何國王，作他的臣民，都是我所不樂意的。
我離開一個壞老爺，不是為了投靠一個好老爺，而是要擺脫奴役地位，成為自由的耕耘者。
因此隻有兩個國家供我選擇：美國和瑞士。
我非常尊重美國，我相信它有遠大的前途，知道它今天已比過去加倍接近歐洲，但是美國的生活令我厭惡。
很可能，那些倔強的、粗犷的、嚴峻的氣質在那兒形成另一種性格。
美國還沒有定型，還沒有建成，工人和技術人員穿着日常的工作服，正在那兒扛木材，擡石塊，有的鋸，有的砍，有的釘，忙忙碌碌&hellip&hellip為什麼外國人要住進這幢還沒建成的屋子呢？ 除此以外，正如加裡波第說的，美國是一個使人&ldquo忘記祖國的國家&rdquo，那麼讓那些對祖國失去了信心的人投奔那兒吧，他們應該離開自己的墓園。
但是對我說來卻正好相反，随着我對拉丁-日耳曼的歐洲失去一切希望，我對俄國的信心重又恢複了&mdash&mdash當然，在尼古拉死前回國，那是荒謬的。
這樣，我隻剩了一條路：與海爾維第聯盟25的自由人士聯結在一起。
法齊在1849年已答應讓我在日内瓦取得國籍，但一直拖延沒辦，也許他不願由于我的入籍使他州内又多出一個社會主義者。
這叫我厭惡。
我不得不度過這一段困難時期，最後幾堵牆壁已搖搖欲墜，随時可能倒在我的頭上，危機一觸即發&hellip&hellip卡爾·福格特26建議我為加入國籍的事寫信給尤·沙勒27，他當時是弗裡堡州州長和當地激進派的領袖。
但提到福格特，首先得談談他是何許人。
在德國單調、狹隘、甯靜的生活之流中，有時像對它的補償似的，會出現一些茁壯剛強的家庭，它們充滿生機、毅力和才華。
那些天資聰穎的人一代接一代誕生，他們人數極多，連綿不斷地保持着發達的智慧和體魄。
當你在一條偏僻陰暗的小巷中，看到一幢并不顯眼的、建築古老的房子時，你很難想象，一百多年來，有多少年輕人從它磨光的台階上下來，肩上挂着背包，包裡裝着用頭發和攀折的花朵制作的各種紀念品，那些由母親和姐妹含着淚水贈予他們、祝他們一路平安的禮物&hellip&hellip走進了世界，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科學上出人頭地，成為著名的醫生、自然科學家或文學家。
他們離開後，那幢瓦頂的小房子裡又會出現新一代的大學生，準備挺起胸膛，在茫茫的未來中為自己開辟一條道路。
盡管這裡什麼也沒有，但是有值得繼承的範例和血統。
每個人一開始就知道，到了一定的時候，老奶奶就會送他走下石台階&mdash&mdash這位老奶奶曾親手把三代人接到世上，在小木盆中給他們洗澡，然後滿懷希望地送走他們；他知道，高傲的老奶奶也對他充滿信心，相信他會有所成就&hellip&hellip一定會有所成就！ 有時，過了許多年，這一切分散在各地的人會團聚在老房子裡，他們老了，但他們是挂在小客廳中的那些畫像的本人，盡管在畫像中他們還戴着大學生的制帽，裹在大髦裡，被畫師以倫勃朗的筆法渲染得栩栩如生。
這時屋子裡變得熱熱鬧鬧，兩代人彼此見了面，相聚一堂&hellip&hellip然後又各自回轉工作崗位。
當然，這種會面總會使哪一個對另一個産生持久不衰的好感，當然，在這種場合，感傷、眼淚、意外的饋贈、甜甜的果漿餡餅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小小的漣漪在現實生活的詩歌面前會逐漸平息，那是充滿活力和行動的詩歌，在貴族階級退化的病态的孩子中間已很難見到，在必須嚴格按照自己的收支賬目生育相應數量孩子的資産階級中，更是難以見到了。
這種具有古日耳曼風味的家庭是令人神往的，福格特便出身于這樣一個家庭。
福格特的父親是伯爾尼一位非常卓越的醫學教授；母親出身于福倫家族，這是個獨特的家族，在瑞士日耳曼家庭中曾名噪一時。
福倫家的人在土根邦德28和大學生協會29時期，在卡爾·桑德30和1817至1818年的政治狂熱時期，是青年德意志的領袖人物。
福倫家一個人曾因瓦特堡紀念路德的活動被捕入獄，31他确實作了煽動性演說，接着又把耶稣會圖書和反動書報，以及專制和天主教權力的一切象征付之一炬。
大學生們幻想把他推上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帝國的皇位。
在1849年，他的外孫卡爾·福格特真的當了這個帝國的&ldquo代理攝政&rdquo32之一。
在福倫家的外孫和伯爾尼教授的兒子的血管裡，一定流動着健全的血。
要知道，歸根結底一切都在于化學成分，在于元素的性質。
關于這一點，卡爾·福格特是不會與我争論的。
1851年我路經伯爾尼。
一下驿車，我就帶着福格特的信去找他父親了。
他在學校裡。
我見到了他的妻子，一個殷勤、愉快、非常聰明的老太太；她把我作為她兒子的朋友接待，馬上帶我觀看他的畫像。
她的丈夫最早要六點鐘才能回家；我非常想見到他，後來又去了，但他已出門為一個病人會診。
老太太第二次見到我已像個老朋友，帶我走進飯廳，要請我喝一杯酒。
一張大圓桌占據了屋子的一部分，它是固定在地闆上不能移動的；我早已聽福格特談起過這張桌子，因此見到它覺得
如果用俄文寫，那麼他的辦公室或第三廳裡的那些老官僚便可能讀到此信，它還可能送往樞密院，那麼年輕的秘書課長也可能把它拿給文書們看，我為什麼不讓這些人都讀到這信呢？于是我重抄時把它譯成了俄文。
這就是信的内容： &ldquo親愛的阿列克謝·費奧多羅維奇伯爵閣下： &ldquo帝國駐尼斯領事通知我，皇上命令我回國。
盡管我願意回國，但在我的處境尚不明确以前，我礙難照辦。
&ldquo一年多以前，我還沒有收到要我回國的任何通知，我的産業已遭到查封，我放在私人手中的文件已被沒收，從莫斯科彙給我的一萬法郎也被扣留了。
對我采取的這些嚴厲的非常措施說明，我不僅受到了指控，而且在未經任何查詢、任何審問之前，已認定我有罪，并剝奪了我的一部分财産作為對我的懲罰。
&ldquo我不可能指望，單單回國便能使我免除政治案件的悲慘後果。
我覺得我的一切行為很容易解釋，但是在這樣的案件中要審問的是我的觀點和理論，判決也得根據它們做出。
那麼我能夠，或者我應該讓自己和家庭接受這樣的審問嗎？&hellip&hellip &ldquo閣下想必能諒解我的答複的單純和坦率，并向皇上轉呈我不得不繼續留在國外的原因，盡管我對回歸祖國具有真誠而深刻的願望。
1850年9月23日于尼斯&rdquo 我确實不知道，怎樣才能答複得更客氣一些，更簡單一些，但是我們一向習慣了奴性的沉默，因此連這封信，尼斯的領事也認為大逆不道，奧爾洛夫本人大概也是這樣。
沉默，既不笑，也不哭，而是按照規定程式回答，既不歌頌，也不譴責，既不高興，也不悲傷，這便是專制制度的理想，每個臣民都得照此行事，而且士兵已經照辦；但這是通過什麼途徑做到的呢？我給大家講一件事。
尼古拉有一次閱兵時，看到排頭的一個年輕人戴着一個十字勳章，便問他：&ldquo這是在哪裡得到的？&rdquo不幸這個兵是淘氣的中學生出身，想趁機賣弄一下自己的口才，于是回答道：&ldquo在陛下戰無不勝的鷹旗下取得的。
&rdquo尼古拉嚴厲地看了他和将軍一眼，氣呼呼地走了。
将軍跟着他，經過士兵面前時，舉起拳頭在他臉前揚了揚，說道：&ldquo當心我把你這個狄摩西尼18釘進棺材！&rdquo 在這樣的獎勵下，可想而知，口才不可能揚眉吐氣！ 擺脫了皇帝和領事之後，我得設法改變沒有護照的地位了。
前途一片黑暗，不容樂觀&hellip&hellip我可能死，那個臉紅的領事可能到我家中搜查，取走我的證件，想到這一點，我不得不考慮在什麼國家取得國籍的問題。
不言而喻，我選擇了瑞士，盡管正是在這個時期瑞士的警察對我耍了一套花招。
我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後大約一年，我們吃驚地發現他完全沒有聽覺。
醫生的多次診斷和試驗很快證明，恢複聽覺已不可能。
這時出現了一個問題：是不是像一般人做的那樣聽其自然，讓他也成為啞巴。
我在莫斯科看到的一些學校，根本不能叫我滿意。
用手勢和符号交談，這不是談話，談話就得用口腔和嘴唇。
從書上我知道，在德國和瑞士，有人進行了實驗，讓聾啞人像我們一樣講話，并從嘴唇的形狀得知别人講的話。
在柏林我第一次見到了對聾啞人所作的講話教育，還聽到了他們怎樣朗誦詩歌。
這比勒佩神父19的方法已前進了一大步。
在蘇黎世，這種教學又獲得了很大改進。
我的母親非常寵愛科利亞20，決定帶他到蘇黎世住幾年，讓他上那兒的學校。
這孩子天然具備一些特殊的才能：永恒的甯靜籠罩着他，使他活躍而熱烈的天性集中向内，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同時這也養成了他異常敏銳的造型上的觀察能力，他的眼睛總是閃動着智慧和專注的光芒；到了五歲，凡是到過我們家的人，他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還故意誇大某些特點，變得像漫畫似的那麼有趣，使人不能不發笑。
他進了學校半年已獲得很大進展。
他的聲音低啞，重音也不太清楚，但他已能非常流暢地講德語，别人對他講的話，隻要音節分明，他也都能理解。
一切進行得再好沒有，我途經蘇黎世時向校長和教務委員會表示了謝意，說了不少感激的話，他們也對我很好。
但是我離開後，蘇黎世市的長老們發現，我根本不是俄國伯爵，隻是俄國的流亡者，而且還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激進派的朋友，與他們所仇視的社會主義者有來往；比這一切更壞的是我沒有宗教信仰，并且公然承認這一點。
最後這個事實是他們從那本可怕的書《來自彼岸》上讀到的，這本書仿佛故意捉弄他們，是在他們鼻子底下由蘇黎世一家最好的印刷所印行的。
得知此事後，他們認為接受一個既不信仰路德，也不信仰羅耀拉21的人的兒子在那兒上學，這是他們的恥辱，因此便尋找辦法，要擺脫這個孩子。
由于這個問題與上帝的旨意有關，上帝馬上向他們指出了一條道路。
市警察局突然提出，要查驗孩子的護照，我從巴黎複信時，認為這隻是官樣文章，因為科利亞确實是我的兒子，在我的護照上已注明這一點，隻是由于我與俄國大使館的緊張關系，我沒有為他單獨申請護照。
但警察局不滿意，威脅要從學校和該市驅逐孩子。
我在巴黎講了這事，一個熟人把它登上了《國民報》。
警察局怕張揚出去有失體面，便聲明它不是要驅逐孩子，隻是要我繳付一筆不大的&ldquo保證金&rdquo，擔保孩子不是别人，而是他本人。
幾百法郎怎麼就能保證呢？從另一方面說，如果我的母親和我付不出這幾百法郎，難道孩子就應該被驅逐嗎？（我通過《國民報》提出了這問題。
）在19世紀，在自由的瑞士，卻發生了這種事！這以後，我已不想再讓孩子待在這個驢子的洞穴中了。
但是怎麼辦呢？幸好學校中有一個最好的教師，是熱心于聾啞人教學的年輕人，具有十分廣博的知識，他不同意猶太教公會式警察局的意見，而且又是引起蘇黎世州長老們義憤的那本書的忠實讀者。
我們建議他辭去學校的職務，到我母親家中教書，然後跟她一起前往意大利。
他當然滿口答應。
學校當局氣壞了，但沒有法子。
我的母親帶了科利亞和施皮爾曼到了尼斯。
動身前，她派人去索回保證金，他們借口科利亞還在瑞士，沒有給她。
我從尼斯寫了信。
蘇黎世警察局要我提供材料，證明科利亞已在皮埃蒙特22獲得了合法居留權&hellip&hellip 這太過分了，我給蘇黎世州州長寫了下面這封信： &ldquo州長先生： &ldquo1849年我的孩子五歲時，我把他送進了蘇黎世聾啞學校學習。
過了幾個月，蘇黎世警察局向我母親要他的護照。
由于在我們本國從不查看嬰孩和在學校讀書的孩子的身份證，因此我的兒子沒有單獨的護照，隻是附在我的護照上。
蘇黎世警察局不滿意這解釋。
它要保證金。
我的母親為了免得孩子遭受蘇黎世警察局這種莫須有的懷疑，被勒令出境，因此繳付了該款。
&ldquo1850年8月，我的母親打算離開瑞士，要求發還保證金，但遭到蘇黎世警察局的拒絕；它得确切知道孩子業已離境之後才予發還。
我的母親到達尼斯之後，便委托阿維陀爾先生23和舒爾特格斯先生24領取該款，同時提交了證件，說明我的被懷疑的六歲的兒子已在尼斯，不在蘇黎世。
蘇黎世警察局仍不同意發還保證金，這時它要求的是另一種證明，即由此地警察局證明，我的兒子已&lsquo正式獲準在皮埃蒙特居住&rsquo。
舒爾特格斯先生把這意見通知了阿維陀爾先生。
&ldquo看到這種在蘇黎世警察局中發生的有趣的怪現象，我拒絕了阿維陀爾先生勸我提交新證件的建議，盡管他極其關切，願意親自為我領取。
我不想滿足蘇黎世警察局的這個要求，因為它雖然權力極大，還是無力行使國際警察的職權，也因為它的要求不僅是對我的侮辱，也是對皮埃蒙特的侮辱。
&ldquo州長先生，撒丁政府是文明的、自由的政府。
它怎能不允許一個六歲的、有病的孩子在皮埃蒙特居住呢？我确實不明白，對蘇黎世警察局的這種要求該作何解釋&mdash&mdash是對我們的奇怪的捉弄，還是對保證金具有特殊的愛好？ &ldquo州長先生，我把這事提請您明斷，并要求閣下，如再度拒絕，務請費心向我說明原由，因這事過于離奇，又涉及我的切身利益，我認為我沒有義務不向全社會公布此事。
&ldquo我已再次寫信請舒爾特格斯先生彙交此款，并可大膽向您保證，不論是我的母親，是我，還是我被懷疑的孩子，在遭到警察局的一切刁難之後，都決不會再存絲毫重回蘇黎世的奢望。
在這方面已毫無危險可言。
1850年9月9日于尼斯&rdquo 不言而喻，這以後，蘇黎世警察局盡管具有統治全世界的野心，還是發還了保證金&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除了加入瑞士國籍，我不想在歐洲任何國家，包括英國在内，取得國籍。
主動歸順任何國王，作他的臣民，都是我所不樂意的。
我離開一個壞老爺，不是為了投靠一個好老爺，而是要擺脫奴役地位，成為自由的耕耘者。
因此隻有兩個國家供我選擇：美國和瑞士。
我非常尊重美國，我相信它有遠大的前途，知道它今天已比過去加倍接近歐洲，但是美國的生活令我厭惡。
很可能，那些倔強的、粗犷的、嚴峻的氣質在那兒形成另一種性格。
美國還沒有定型，還沒有建成，工人和技術人員穿着日常的工作服，正在那兒扛木材，擡石塊，有的鋸，有的砍，有的釘，忙忙碌碌&hellip&hellip為什麼外國人要住進這幢還沒建成的屋子呢？ 除此以外，正如加裡波第說的，美國是一個使人&ldquo忘記祖國的國家&rdquo，那麼讓那些對祖國失去了信心的人投奔那兒吧，他們應該離開自己的墓園。
但是對我說來卻正好相反，随着我對拉丁-日耳曼的歐洲失去一切希望，我對俄國的信心重又恢複了&mdash&mdash當然，在尼古拉死前回國，那是荒謬的。
這樣，我隻剩了一條路：與海爾維第聯盟25的自由人士聯結在一起。
法齊在1849年已答應讓我在日内瓦取得國籍，但一直拖延沒辦，也許他不願由于我的入籍使他州内又多出一個社會主義者。
這叫我厭惡。
我不得不度過這一段困難時期，最後幾堵牆壁已搖搖欲墜，随時可能倒在我的頭上，危機一觸即發&hellip&hellip卡爾·福格特26建議我為加入國籍的事寫信給尤·沙勒27，他當時是弗裡堡州州長和當地激進派的領袖。
但提到福格特，首先得談談他是何許人。
在德國單調、狹隘、甯靜的生活之流中，有時像對它的補償似的，會出現一些茁壯剛強的家庭，它們充滿生機、毅力和才華。
那些天資聰穎的人一代接一代誕生，他們人數極多，連綿不斷地保持着發達的智慧和體魄。
當你在一條偏僻陰暗的小巷中，看到一幢并不顯眼的、建築古老的房子時，你很難想象，一百多年來，有多少年輕人從它磨光的台階上下來，肩上挂着背包，包裡裝着用頭發和攀折的花朵制作的各種紀念品，那些由母親和姐妹含着淚水贈予他們、祝他們一路平安的禮物&hellip&hellip走進了世界，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科學上出人頭地，成為著名的醫生、自然科學家或文學家。
他們離開後，那幢瓦頂的小房子裡又會出現新一代的大學生，準備挺起胸膛，在茫茫的未來中為自己開辟一條道路。
盡管這裡什麼也沒有，但是有值得繼承的範例和血統。
每個人一開始就知道，到了一定的時候，老奶奶就會送他走下石台階&mdash&mdash這位老奶奶曾親手把三代人接到世上，在小木盆中給他們洗澡，然後滿懷希望地送走他們；他知道，高傲的老奶奶也對他充滿信心，相信他會有所成就&hellip&hellip一定會有所成就！ 有時，過了許多年，這一切分散在各地的人會團聚在老房子裡，他們老了，但他們是挂在小客廳中的那些畫像的本人，盡管在畫像中他們還戴着大學生的制帽，裹在大髦裡，被畫師以倫勃朗的筆法渲染得栩栩如生。
這時屋子裡變得熱熱鬧鬧，兩代人彼此見了面，相聚一堂&hellip&hellip然後又各自回轉工作崗位。
當然，這種會面總會使哪一個對另一個産生持久不衰的好感，當然，在這種場合，感傷、眼淚、意外的饋贈、甜甜的果漿餡餅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小小的漣漪在現實生活的詩歌面前會逐漸平息，那是充滿活力和行動的詩歌，在貴族階級退化的病态的孩子中間已很難見到，在必須嚴格按照自己的收支賬目生育相應數量孩子的資産階級中，更是難以見到了。
這種具有古日耳曼風味的家庭是令人神往的，福格特便出身于這樣一個家庭。
福格特的父親是伯爾尼一位非常卓越的醫學教授；母親出身于福倫家族，這是個獨特的家族，在瑞士日耳曼家庭中曾名噪一時。
福倫家的人在土根邦德28和大學生協會29時期，在卡爾·桑德30和1817至1818年的政治狂熱時期，是青年德意志的領袖人物。
福倫家一個人曾因瓦特堡紀念路德的活動被捕入獄，31他确實作了煽動性演說，接着又把耶稣會圖書和反動書報，以及專制和天主教權力的一切象征付之一炬。
大學生們幻想把他推上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帝國的皇位。
在1849年，他的外孫卡爾·福格特真的當了這個帝國的&ldquo代理攝政&rdquo32之一。
在福倫家的外孫和伯爾尼教授的兒子的血管裡，一定流動着健全的血。
要知道，歸根結底一切都在于化學成分，在于元素的性質。
關于這一點，卡爾·福格特是不會與我争論的。
1851年我路經伯爾尼。
一下驿車，我就帶着福格特的信去找他父親了。
他在學校裡。
我見到了他的妻子，一個殷勤、愉快、非常聰明的老太太；她把我作為她兒子的朋友接待，馬上帶我觀看他的畫像。
她的丈夫最早要六點鐘才能回家；我非常想見到他，後來又去了，但他已出門為一個病人會診。
老太太第二次見到我已像個老朋友，帶我走進飯廳，要請我喝一杯酒。
一張大圓桌占據了屋子的一部分，它是固定在地闆上不能移動的；我早已聽福格特談起過這張桌子，因此見到它覺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