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關燈
小
中
大
特别親切。
它的中心部分可以繞着一根軸轉動，那上面放着各種食品：咖啡和酒，還有進餐需要的一切，如碟子、芥末、鹽等等，因此不必麻煩别人，也不用仆人侍候，每人都可以把需要的東西，如火腿或果醬，轉到自己面前。
隻是不能心不在焉，或者講得太起勁，否則難免要芥末時卻把匙子伸進了糖缸，因為别人可能也在轉動桌面。
在這個兄弟姐妹不少，又常有熟人和親戚會集的大家庭中，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時間安排，晚上要一起用餐是不容易的。
誰回到家中，想吃什麼，就可以坐到桌邊，把桌面轉向左邊，轉向右邊，自己掌握一切，十分方便。
母親和姐妹們隻要在旁照顧一下，吩咐送上這道菜或那道菜就可以了。
我不能在那兒等候，法齊和沙勒當時在伯爾尼，晚上要來找我。
我答應如果我還能耽擱半天，我會再去看他們；臨走前，我邀請福格特的小兄弟，一個法學家，上我那兒吃晚飯。
我沒有請老人，因為時間已這麼晚，他又忙了一天，不便再麻煩他。
但是将近十二點時，茶房領着一個人小心翼翼推開了門，通報道：&ldquo福格特教授先生&rdquo，我馬上從桌後站了起來，迎上前去。
老人進屋了，他身材相當高，容貌聰慧，富于表情，顯得精神矍铄，生氣勃勃。
&ldquo您的來訪對我真是加倍可貴，&rdquo我對他說，&ldquo在您勞累一天之後，我沒敢請您這麼晚出門。
&rdquo &ldquo可我不願在伯爾尼錯過見到您的機會。
我聽說，您已到我家去過兩次，又邀請了古斯塔夫，我隻得做不速之客了。
我見到您非常非常高興，不僅卡爾在信上談到了您，而且不是說恭維話，我很想認識《來自彼岸》的作者。
&rdquo &ldquo我衷心感謝您，這兒是椅子，請坐吧，我們正在吃晚飯，您要點什麼？&rdquo &ldquo我不想吃什麼，但很願意喝一杯酒。
&rdquo 他的外表、談吐和舉止，顯得那麼從容不迫，它們流露的不是那種拘泥古闆、多愁善感的衰弱老人的慈祥，而是堅強自信的人所表現的溫厚心理。
他的出現絲毫沒有使我們感到拘束，相反，還使氣氛更活躍了。
我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但不論談什麼，他似乎都很熟悉，而且對答如流，妙趣橫生，有自己的見解。
有人提到了聯邦音樂會，它是這天上午在伯爾尼大教堂舉行的，除了福格特，大家都參加了。
音樂會規模巨大，瑞士各地的音樂家和男女歌唱家全都彙集到了這兒。
音樂當然是聖樂，演奏的海頓的名作《創世記》技巧純熟，表現深刻。
聽衆全神貫注，但很冷淡，走出大教堂時，像做了禮拜出來。
我不知道他們的虔誠精神怎樣，但情緒是不高的。
我自己也是這種感覺。
由于一時不慎，我向一起走出大教堂的幾個熟人談到了這一點；不幸這些人都是虔誠的學者，熱情的音樂家，他們聽後便攻擊我，宣稱我是門外漢，不适宜聽深刻、嚴肅的音樂。
&ldquo您隻喜歡肖邦的圓舞曲。
&rdquo他們說。
我想，這還問題不大，但我承認我不是一個合格的法官，因此沒有申辯。
必須有極大的勇氣才能承認自己的印象與普遍接受的觀點或偏見相反。
長期以來，我不敢在旁人面前公開說，《被解放的耶路撒冷》33索然無味，《新愛洛伊絲》34使我無法讀完，《赫爾曼與窦綠苔》35雖然是一部傑作，但枯燥得叫人讨厭。
我向福格特談了這樣的意思，告訴了他我對音樂會的看法。
&ldquo那麼，&rdquo他問，&ldquo您喜歡莫紮特吧？&rdquo &ldquo非常喜歡，無條件喜歡。
&rdquo &ldquo這我理解，因為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生活在現代的人怎麼能矯揉造作到這種地步，以緻在那樣的宗教情緒面前會感到其樂無窮，十分自然呢？對于我們，正如不可能有宗教文學一樣，也不可能有虔誠派音樂&mdash&mdash它們在我們眼裡隻有曆史意義。
相反，莫紮特表現的是我們所熟悉的生活，他的曲子發自内心豐富的感覺和熱情，不吐不快，不是為了祈禱。
我記得，當《唐璜》，當《費加羅的婚禮》36剛出現時，它們使人多麼興奮，帶給了我們多少新的歡樂的源泉！莫紮特的音樂開創了一個新世紀，正如歌德的《浮士德》，正如1789年一樣，是人類智慧的革命。
我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18世紀的啟蒙思想和塵世生活闖入了音樂；随着莫紮特的出現，革命和新世紀走進了藝術中。
是的，在《浮士德》之後，誰還會讀克洛蔔施托克37的詩歌，沒有信念的人誰還會去聽音樂中的這種禮拜儀式？&rdquo 老人娓娓而談，講得滔滔不絕，引人入勝，我在他的酒杯裡又斟了兩次酒，他沒有拒絕，也不忙着喝。
最後他看了看表。
&ldquo哎喲！已經兩點了，再見，九點鐘我還得去看一個病人。
&rdquo 我懷着真誠的友誼送他回家。
過了兩年，事實證明他那蓋滿白發的頭腦還多麼清醒有力，他的理論還多麼接近真理，那就是說多麼接近實際。
庫德利赫醫生38是維也納的流亡者，向福格特的一個女兒求婚，父親同意了，但是新教宗教事務所忽然要未婚夫提交出生證件。
他是流亡者，當然不可能從奧地利弄到證件，因此他提交了對他進行缺席審判的判決書。
本來這事隻要有福格特一人證明和同意就可以了，但伯爾尼的虔誠派教徒出于對福格特和一切流亡者的仇視，堅持要出生證。
于是福格特邀集了所有的朋友和教授，以及伯爾尼的各界知名人士，向他們宣布了這件事，然後把女兒和庫德利赫叫來，拿起他們的手，給他們主持了婚禮，向在場的人說道： &ldquo朋友們，我請你們作證，我作為父親祝福這婚姻，并根據我女兒本人的意願，把她嫁給這個人。
&rdquo 這個行動吓壞了瑞士的虔誠派教會，它又恨又怕，因為開創這先例的不是頭腦發熱的年輕人，不是無家可歸的流亡者，而是一個無可指責的、人人尊敬的老人。
現在我得丢下父親，談他的大兒子了。
我與他是1847年在巴枯甯家認識的，但直到我們住在尼斯的兩年才特别接近。
他不僅思想豁達，而且在我見過的人中，性格也是最開朗的。
如果我知道他不緻活得太久，我還會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人；可惜命運是不可預測的，它讓他一直活到了現在，然而它給予他的卻隻是偏頭痛。
他的天性是實際的，活躍的，對一切都開誠布公；他具有獲得幸福生活的許多條件，永遠不緻煩惱的全部條件，幾乎沒有什麼會引起他内心的痛苦，他也不會讓不滿的思想折磨自己，在理論上既沒有懷疑和困惑，在現實生活中也沒有憂慮和不能實現的理想。
他是自然美的熱烈崇拜者，孜孜不倦的科學工作者，一切在他看來都輕而易舉，毫不費力；他根本不是迂腐的學究，他像藝術家一樣對待自己的工作，它便是他的樂趣；從性格上說他是激進的，從氣質上說他是現實的，但是從他對待事物的明朗而仁慈的諷刺态度看，他是具有人道精神的人。
他的生活環境再也确切不過地可以應用但丁的那句話：&ldquo這兒的人是幸福的。
&rdquo39 他過着朝氣蓬勃、無憂無慮的日子，什麼地方都不退縮，什麼地方都站在第一線；他不怕痛苦的真理，像觀察水螅和海蜇一樣觀察着人們，除了人們所能給予的，他從不向這些人，也不向那些人提出任何要求。
他的觀察并不膚淺，但他覺得沒有必要超過一定的深度，因為在那個深度以下，一切便不再明确，可以說事實上已脫離了實際。
人們以痛苦為樂的那種神經質的漩渦對他沒有吸引力。
他對生活抱着單純而明朗的态度，這從他健康的觀點中排除了那種既悲傷又興奮的詩意，那種病态的幽默感，盡管這是我們所喜愛的，正如我們喜愛一切驚險和刺激的東西一樣。
我已說過，他的諷刺是善意的，他的嘲笑是愉快的；他第一個會對自己的戲弄發出由衷的微笑，然而這些笑談卻弄得那些教授學究和聖保羅大教堂40議會中的同人們大為掃興，損害了他們舞文弄墨和喝啤酒的樂趣。
這種對生活的實際态度是我們共同的，一緻的，正是它把我們聯系在一起，盡管我們的生活和發展千差萬别，在許多問題上我們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沒有，也不可能有福格特那種和諧與統一。
他受的教育如此正規，正如我的毫無系統一樣；無論從家庭的淵源看還是從理論的成長看，他都是一脈相傳，繼承了家庭的傳統。
父親始終作為榜樣和鼓舞者站在他的旁邊；遵照他的樣子，他研究了自然科學。
在我們那兒，兩代人之間通常是有隔閡的，沒有共同的精神上的聯系。
從早年起，我就與周圍一切人的觀點相對立，在育兒室中已成了反對派，因為我們的長輩，我們的祖先不是福倫們，而是地主和參政官。
走出育兒室以後，我又以同樣的憤慨投入了另一場鬥争，後來剛結束大學生活，又走進了監獄，接着便是流放。
科學研究到此中斷了，放在我面前的是另一種研究工作&mdash&mdash研究這個一方面災難深重、另一方面卑鄙無恥的世界。
由于對這種病理現象的厭煩，我如饑似渴地投入了哲學研究，而福格特卻對哲學懷有無法遏止的反感。
讀完醫科大學之後，他取得了醫生的證書，隻是他不想開業，說他對這種醫學魔法缺乏足夠的信念，又全心全意投入了生理學的研究。
他的著作不僅立刻引起了德國學術界，也引起了巴黎科學院的注意。
他成了吉森大學的比較解剖學教授，李比希41的同事（後來與他在化學神學問題上發生過激烈的論争），然而就在這時，1848年的革命風暴把他從顯微鏡旁邊吹走，送進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
不言而喻，他站在最激進的一邊42，發言十分尖銳和大膽，使溫和的進步分子，有時也使并不溫和的普魯士國王43不能忍受。
他根本不是一個政治家，可是客觀形勢使他成了反對派的&ldquo領袖&rdquo之一。
當擔任帝國攝政的約翰大公44終于撕下仁慈和平民派（這是由于他娶了一個驿站長的女兒，有時穿穿燕尾服才獲得的聲望）的假面具時，福格特和四個同事被推選組成五人攝政團代替了他。
這時，德意志的革命迅速走到了下坡路：各個政府已達到目的，赢得了必要的時間（這是梅特涅的主意），再容忍議會便不符合它們的利益了。
被驅逐出法蘭克福的議會像鬼魂一樣在斯圖加特遊蕩了一個時期，獲得了&ldquo影子國會&rdquo的可悲名稱之後，便被反動勢力扼殺了。
45等待攝政們的隻是監獄和苦役，他們隻能一走了事&hellip&hellip福格特翻山越嶺到了瑞士，撣掉法蘭克福大教堂的塵土，在旅客登記簿上寫的是：&ldquo卡·福格特，日耳曼帝國攝政團成員，在流亡中&rdquo；他又恢複了泰然自若、無牽無挂的愉快心情，對自然科學不知疲倦的工作熱情。
為了研究海生植形動物，他于1850年到了尼斯。
盡管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走過不同的道路，我們是在科學上清醒的成年時期相遇的。
我是不是像福格特那麼始終如一，是不是那麼清醒地對待生活？現在我覺得不是這樣。
不過我不知道，從清醒開始是不是好；它固然可以防止許多災禍，但也可以使人喪失對生活中一些美好時刻的感覺。
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幸好對每個人說來，它不是由推理和意志，而是由素質和形勢決定的。
從理論上說我已獲得解放，我并不想保留各種不一緻的信念，但是它們會自行留在我的心中&mdash&mdash我克服了革命的浪漫思想，然而對進步和人類的神秘信念，比其他神學信條更加頑強；即使我也克服了它們，在我身上仍會殘留着對個人的崇拜，對兩三個人的信仰，對自己和對人的意志的信心。
這中間當然存在着矛盾；内在的矛盾會導緻不幸，這是特别令人痛心和惋惜的，因為它們先期剝奪了人的最後安慰&mdash&mdash在自己面前證明自己無辜的理由&hellip&hellip 在尼斯，福格特以非凡的勤奮從事工作&hellip&hellip地中海邊溫暖平靜的海灣為各種海上生物提供了豐富的孳生地，以緻随處可以找到它們。
到了夜裡，它們的磷光閃閃爍爍，像壟溝似的分布在海面；在船身和船槳的後邊，紐鰓鳟46幾乎可以用手，用任何器皿随意撈到。
因此這裡有取之不盡的材料。
從一清早起，福格特便對着顯微鏡坐下，觀察，繪圖，記錄，閱讀，到了五時，便去遊泳（他在水裡像魚一樣靈活），有時跟我一起，然後上我家吃飯；他永遠是愉快的，随時準備進行學術論争，或做各種小事，跟着鋼琴唱些滑稽歌曲，或者給孩子們講故事，他的話總是那麼生動，孩子們會一動不動接連聽幾個小時。
福格特具有傑出的教育才能。
他在我家裡半真半假地給女士們講過幾次生理學。
他講的一切都這麼有趣，這麼單純，表達得這麼鮮明生動，而他為了達到這種明确性所經曆的漫長路程，卻沒有人知道。
教育的全部任務正在這裡&mdash&mdash為了使科學變得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就得迫使它用簡單的、普通的語言說明自己。
沒有不能懂的科學，隻有不能懂的叙述，那就是還沒有消化的語言。
學者的語言是程式化語言，與符号無異，這是一種速寫，一種代用品，隻适合于學者；内容隐藏在代數公式中，是為了在揭示規律時不必千百次重複同一些話。
在通過一系列煩瑣的方法時，科學的内容身上長滿了這類學院的雜草，而教條主義者習慣了這套乖僻的語言，不會使用别的語言，它對于他們是可以理解的&mdash&mdash年老之後，他們甚至覺得這種語言非常寶貴，這是他們用血汗掙到的收獲，與庸俗的語言是不同的。
随着我們從學生走向實際知識，桁架和腳手架就變得讨厭了，我們要求單純的叙述。
誰沒有看到，初學者使用的艱難術語總是比精通的人多得多？ 科學上晦澀的第二個原因來自教學者的不良用心，他們企圖掩蓋一部分真理，回避危險的問題。
科學懷有某種目的，而不是傳播真正的知識，它就不是科學。
它應該具備直言不諱的勇氣。
誰也不能指責福格特不夠坦率，畏縮退讓。
倒是&ldquo感情脆弱的人&rdquo會責備他過于直截了當，過于直截了當地說明他所認識的、與公認的謊言針鋒相對的真理。
基督教觀念使我們習慣了二元論和理想的思維方式，以緻一切自然而健康的東西反而引起我們的不快。
我們的智慧經過許多世紀的歪曲，看不慣毫不掩飾的美和日光，需要陰暗的粉飾。
它的中心部分可以繞着一根軸轉動，那上面放着各種食品：咖啡和酒，還有進餐需要的一切，如碟子、芥末、鹽等等，因此不必麻煩别人，也不用仆人侍候，每人都可以把需要的東西，如火腿或果醬，轉到自己面前。
隻是不能心不在焉，或者講得太起勁，否則難免要芥末時卻把匙子伸進了糖缸，因為别人可能也在轉動桌面。
在這個兄弟姐妹不少，又常有熟人和親戚會集的大家庭中，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時間安排，晚上要一起用餐是不容易的。
誰回到家中，想吃什麼，就可以坐到桌邊，把桌面轉向左邊，轉向右邊，自己掌握一切，十分方便。
母親和姐妹們隻要在旁照顧一下，吩咐送上這道菜或那道菜就可以了。
我不能在那兒等候，法齊和沙勒當時在伯爾尼，晚上要來找我。
我答應如果我還能耽擱半天，我會再去看他們；臨走前，我邀請福格特的小兄弟，一個法學家，上我那兒吃晚飯。
我沒有請老人，因為時間已這麼晚，他又忙了一天，不便再麻煩他。
但是将近十二點時，茶房領着一個人小心翼翼推開了門，通報道：&ldquo福格特教授先生&rdquo，我馬上從桌後站了起來，迎上前去。
老人進屋了，他身材相當高，容貌聰慧，富于表情，顯得精神矍铄，生氣勃勃。
&ldquo您的來訪對我真是加倍可貴，&rdquo我對他說，&ldquo在您勞累一天之後，我沒敢請您這麼晚出門。
&rdquo &ldquo可我不願在伯爾尼錯過見到您的機會。
我聽說，您已到我家去過兩次，又邀請了古斯塔夫，我隻得做不速之客了。
我見到您非常非常高興，不僅卡爾在信上談到了您，而且不是說恭維話，我很想認識《來自彼岸》的作者。
&rdquo &ldquo我衷心感謝您，這兒是椅子，請坐吧，我們正在吃晚飯，您要點什麼？&rdquo &ldquo我不想吃什麼，但很願意喝一杯酒。
&rdquo 他的外表、談吐和舉止，顯得那麼從容不迫，它們流露的不是那種拘泥古闆、多愁善感的衰弱老人的慈祥，而是堅強自信的人所表現的溫厚心理。
他的出現絲毫沒有使我們感到拘束，相反，還使氣氛更活躍了。
我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但不論談什麼，他似乎都很熟悉，而且對答如流，妙趣橫生，有自己的見解。
有人提到了聯邦音樂會，它是這天上午在伯爾尼大教堂舉行的，除了福格特，大家都參加了。
音樂會規模巨大，瑞士各地的音樂家和男女歌唱家全都彙集到了這兒。
音樂當然是聖樂，演奏的海頓的名作《創世記》技巧純熟，表現深刻。
聽衆全神貫注，但很冷淡，走出大教堂時，像做了禮拜出來。
我不知道他們的虔誠精神怎樣，但情緒是不高的。
我自己也是這種感覺。
由于一時不慎，我向一起走出大教堂的幾個熟人談到了這一點；不幸這些人都是虔誠的學者，熱情的音樂家，他們聽後便攻擊我，宣稱我是門外漢，不适宜聽深刻、嚴肅的音樂。
&ldquo您隻喜歡肖邦的圓舞曲。
&rdquo他們說。
我想，這還問題不大，但我承認我不是一個合格的法官，因此沒有申辯。
必須有極大的勇氣才能承認自己的印象與普遍接受的觀點或偏見相反。
長期以來，我不敢在旁人面前公開說，《被解放的耶路撒冷》33索然無味，《新愛洛伊絲》34使我無法讀完，《赫爾曼與窦綠苔》35雖然是一部傑作，但枯燥得叫人讨厭。
我向福格特談了這樣的意思，告訴了他我對音樂會的看法。
&ldquo那麼，&rdquo他問，&ldquo您喜歡莫紮特吧？&rdquo &ldquo非常喜歡，無條件喜歡。
&rdquo &ldquo這我理解，因為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生活在現代的人怎麼能矯揉造作到這種地步，以緻在那樣的宗教情緒面前會感到其樂無窮，十分自然呢？對于我們，正如不可能有宗教文學一樣，也不可能有虔誠派音樂&mdash&mdash它們在我們眼裡隻有曆史意義。
相反，莫紮特表現的是我們所熟悉的生活，他的曲子發自内心豐富的感覺和熱情，不吐不快，不是為了祈禱。
我記得，當《唐璜》，當《費加羅的婚禮》36剛出現時，它們使人多麼興奮，帶給了我們多少新的歡樂的源泉！莫紮特的音樂開創了一個新世紀，正如歌德的《浮士德》，正如1789年一樣，是人類智慧的革命。
我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18世紀的啟蒙思想和塵世生活闖入了音樂；随着莫紮特的出現，革命和新世紀走進了藝術中。
是的，在《浮士德》之後，誰還會讀克洛蔔施托克37的詩歌，沒有信念的人誰還會去聽音樂中的這種禮拜儀式？&rdquo 老人娓娓而談，講得滔滔不絕，引人入勝，我在他的酒杯裡又斟了兩次酒，他沒有拒絕，也不忙着喝。
最後他看了看表。
&ldquo哎喲！已經兩點了，再見，九點鐘我還得去看一個病人。
&rdquo 我懷着真誠的友誼送他回家。
過了兩年，事實證明他那蓋滿白發的頭腦還多麼清醒有力，他的理論還多麼接近真理，那就是說多麼接近實際。
庫德利赫醫生38是維也納的流亡者，向福格特的一個女兒求婚，父親同意了，但是新教宗教事務所忽然要未婚夫提交出生證件。
他是流亡者，當然不可能從奧地利弄到證件，因此他提交了對他進行缺席審判的判決書。
本來這事隻要有福格特一人證明和同意就可以了，但伯爾尼的虔誠派教徒出于對福格特和一切流亡者的仇視，堅持要出生證。
于是福格特邀集了所有的朋友和教授，以及伯爾尼的各界知名人士，向他們宣布了這件事，然後把女兒和庫德利赫叫來，拿起他們的手，給他們主持了婚禮，向在場的人說道： &ldquo朋友們，我請你們作證，我作為父親祝福這婚姻，并根據我女兒本人的意願，把她嫁給這個人。
&rdquo 這個行動吓壞了瑞士的虔誠派教會，它又恨又怕，因為開創這先例的不是頭腦發熱的年輕人，不是無家可歸的流亡者，而是一個無可指責的、人人尊敬的老人。
現在我得丢下父親，談他的大兒子了。
我與他是1847年在巴枯甯家認識的，但直到我們住在尼斯的兩年才特别接近。
他不僅思想豁達，而且在我見過的人中，性格也是最開朗的。
如果我知道他不緻活得太久，我還會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人；可惜命運是不可預測的，它讓他一直活到了現在，然而它給予他的卻隻是偏頭痛。
他的天性是實際的，活躍的，對一切都開誠布公；他具有獲得幸福生活的許多條件，永遠不緻煩惱的全部條件，幾乎沒有什麼會引起他内心的痛苦，他也不會讓不滿的思想折磨自己，在理論上既沒有懷疑和困惑，在現實生活中也沒有憂慮和不能實現的理想。
他是自然美的熱烈崇拜者，孜孜不倦的科學工作者，一切在他看來都輕而易舉，毫不費力；他根本不是迂腐的學究，他像藝術家一樣對待自己的工作，它便是他的樂趣；從性格上說他是激進的，從氣質上說他是現實的，但是從他對待事物的明朗而仁慈的諷刺态度看，他是具有人道精神的人。
他的生活環境再也确切不過地可以應用但丁的那句話：&ldquo這兒的人是幸福的。
&rdquo39 他過着朝氣蓬勃、無憂無慮的日子，什麼地方都不退縮，什麼地方都站在第一線；他不怕痛苦的真理，像觀察水螅和海蜇一樣觀察着人們，除了人們所能給予的，他從不向這些人，也不向那些人提出任何要求。
他的觀察并不膚淺，但他覺得沒有必要超過一定的深度，因為在那個深度以下，一切便不再明确，可以說事實上已脫離了實際。
人們以痛苦為樂的那種神經質的漩渦對他沒有吸引力。
他對生活抱着單純而明朗的态度，這從他健康的觀點中排除了那種既悲傷又興奮的詩意，那種病态的幽默感，盡管這是我們所喜愛的，正如我們喜愛一切驚險和刺激的東西一樣。
我已說過，他的諷刺是善意的，他的嘲笑是愉快的；他第一個會對自己的戲弄發出由衷的微笑，然而這些笑談卻弄得那些教授學究和聖保羅大教堂40議會中的同人們大為掃興，損害了他們舞文弄墨和喝啤酒的樂趣。
這種對生活的實際态度是我們共同的，一緻的，正是它把我們聯系在一起，盡管我們的生活和發展千差萬别，在許多問題上我們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沒有，也不可能有福格特那種和諧與統一。
他受的教育如此正規，正如我的毫無系統一樣；無論從家庭的淵源看還是從理論的成長看，他都是一脈相傳，繼承了家庭的傳統。
父親始終作為榜樣和鼓舞者站在他的旁邊；遵照他的樣子，他研究了自然科學。
在我們那兒，兩代人之間通常是有隔閡的，沒有共同的精神上的聯系。
從早年起，我就與周圍一切人的觀點相對立，在育兒室中已成了反對派，因為我們的長輩，我們的祖先不是福倫們，而是地主和參政官。
走出育兒室以後，我又以同樣的憤慨投入了另一場鬥争，後來剛結束大學生活，又走進了監獄，接着便是流放。
科學研究到此中斷了，放在我面前的是另一種研究工作&mdash&mdash研究這個一方面災難深重、另一方面卑鄙無恥的世界。
由于對這種病理現象的厭煩，我如饑似渴地投入了哲學研究，而福格特卻對哲學懷有無法遏止的反感。
讀完醫科大學之後，他取得了醫生的證書，隻是他不想開業，說他對這種醫學魔法缺乏足夠的信念，又全心全意投入了生理學的研究。
他的著作不僅立刻引起了德國學術界，也引起了巴黎科學院的注意。
他成了吉森大學的比較解剖學教授，李比希41的同事（後來與他在化學神學問題上發生過激烈的論争），然而就在這時，1848年的革命風暴把他從顯微鏡旁邊吹走，送進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
不言而喻，他站在最激進的一邊42，發言十分尖銳和大膽，使溫和的進步分子，有時也使并不溫和的普魯士國王43不能忍受。
他根本不是一個政治家，可是客觀形勢使他成了反對派的&ldquo領袖&rdquo之一。
當擔任帝國攝政的約翰大公44終于撕下仁慈和平民派（這是由于他娶了一個驿站長的女兒，有時穿穿燕尾服才獲得的聲望）的假面具時，福格特和四個同事被推選組成五人攝政團代替了他。
這時，德意志的革命迅速走到了下坡路：各個政府已達到目的，赢得了必要的時間（這是梅特涅的主意），再容忍議會便不符合它們的利益了。
被驅逐出法蘭克福的議會像鬼魂一樣在斯圖加特遊蕩了一個時期，獲得了&ldquo影子國會&rdquo的可悲名稱之後，便被反動勢力扼殺了。
45等待攝政們的隻是監獄和苦役，他們隻能一走了事&hellip&hellip福格特翻山越嶺到了瑞士，撣掉法蘭克福大教堂的塵土，在旅客登記簿上寫的是：&ldquo卡·福格特，日耳曼帝國攝政團成員，在流亡中&rdquo；他又恢複了泰然自若、無牽無挂的愉快心情，對自然科學不知疲倦的工作熱情。
為了研究海生植形動物，他于1850年到了尼斯。
盡管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走過不同的道路，我們是在科學上清醒的成年時期相遇的。
我是不是像福格特那麼始終如一，是不是那麼清醒地對待生活？現在我覺得不是這樣。
不過我不知道，從清醒開始是不是好；它固然可以防止許多災禍，但也可以使人喪失對生活中一些美好時刻的感覺。
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幸好對每個人說來，它不是由推理和意志，而是由素質和形勢決定的。
從理論上說我已獲得解放，我并不想保留各種不一緻的信念，但是它們會自行留在我的心中&mdash&mdash我克服了革命的浪漫思想，然而對進步和人類的神秘信念，比其他神學信條更加頑強；即使我也克服了它們，在我身上仍會殘留着對個人的崇拜，對兩三個人的信仰，對自己和對人的意志的信心。
這中間當然存在着矛盾；内在的矛盾會導緻不幸，這是特别令人痛心和惋惜的，因為它們先期剝奪了人的最後安慰&mdash&mdash在自己面前證明自己無辜的理由&hellip&hellip 在尼斯，福格特以非凡的勤奮從事工作&hellip&hellip地中海邊溫暖平靜的海灣為各種海上生物提供了豐富的孳生地，以緻随處可以找到它們。
到了夜裡，它們的磷光閃閃爍爍，像壟溝似的分布在海面；在船身和船槳的後邊，紐鰓鳟46幾乎可以用手，用任何器皿随意撈到。
因此這裡有取之不盡的材料。
從一清早起，福格特便對着顯微鏡坐下，觀察，繪圖，記錄，閱讀，到了五時，便去遊泳（他在水裡像魚一樣靈活），有時跟我一起，然後上我家吃飯；他永遠是愉快的，随時準備進行學術論争，或做各種小事，跟着鋼琴唱些滑稽歌曲，或者給孩子們講故事，他的話總是那麼生動，孩子們會一動不動接連聽幾個小時。
福格特具有傑出的教育才能。
他在我家裡半真半假地給女士們講過幾次生理學。
他講的一切都這麼有趣，這麼單純，表達得這麼鮮明生動，而他為了達到這種明确性所經曆的漫長路程，卻沒有人知道。
教育的全部任務正在這裡&mdash&mdash為了使科學變得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就得迫使它用簡單的、普通的語言說明自己。
沒有不能懂的科學，隻有不能懂的叙述，那就是還沒有消化的語言。
學者的語言是程式化語言，與符号無異，這是一種速寫，一種代用品，隻适合于學者；内容隐藏在代數公式中，是為了在揭示規律時不必千百次重複同一些話。
在通過一系列煩瑣的方法時，科學的内容身上長滿了這類學院的雜草，而教條主義者習慣了這套乖僻的語言，不會使用别的語言，它對于他們是可以理解的&mdash&mdash年老之後，他們甚至覺得這種語言非常寶貴，這是他們用血汗掙到的收獲，與庸俗的語言是不同的。
随着我們從學生走向實際知識，桁架和腳手架就變得讨厭了，我們要求單純的叙述。
誰沒有看到，初學者使用的艱難術語總是比精通的人多得多？ 科學上晦澀的第二個原因來自教學者的不良用心，他們企圖掩蓋一部分真理，回避危險的問題。
科學懷有某種目的，而不是傳播真正的知識，它就不是科學。
它應該具備直言不諱的勇氣。
誰也不能指責福格特不夠坦率，畏縮退讓。
倒是&ldquo感情脆弱的人&rdquo會責備他過于直截了當，過于直截了當地說明他所認識的、與公認的謊言針鋒相對的真理。
基督教觀念使我們習慣了二元論和理想的思維方式，以緻一切自然而健康的東西反而引起我們的不快。
我們的智慧經過許多世紀的歪曲，看不慣毫不掩飾的美和日光，需要陰暗的粉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