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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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讀了福格特寫的東西十分氣憤，認為他滿不在乎地接受了最尖銳的結論，輕易抛棄了公認的事物，毫不痛心，也不想花大力氣，便企圖調和神學與生物學，仿佛神學根本不在他的話下。
确實，福格特的個性就是這樣，他從來不改變自己的想法，也不可能改變，他那直率的現實主義便來源于此。
神學的诘難對他隻具有曆史意義；從他樸素的觀點來看，二元論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他不屑與它展開認真的論争，正如他的對手們（化學神學家和生理學聖父們）也不可能鄭重其事地去駁斥魔法或占星術。
福格特隻是以嬉笑怒罵的方式答複他們的攻擊，但是不幸，這是不夠的。
他面對的那些無稽之談是普遍的看法，因而是十分嚴重的。
人腦的童年時期正是這樣，它不能接受簡單的真理；對于不明事理、迷惘、混亂的頭腦而言，隻有不能理解的事物，不可能的或荒謬的事物，才是可以理解的。
不用講普通的老百姓，就連文學和教育界，法律和知識界，政府和革命家們，也争先恐後地支持人類世代相傳的荒唐見解。
正如七十年前嚴峻的自然神論者羅伯斯庇爾之處死阿納卡西斯·克洛斯47一樣，今天的某些瓦格納48們也會把福格特送上斷頭台。
戰鬥是不可能的，優勢在他們一邊。
面對這一小群學者、自然科學家、醫生、兩三個思想家和詩人的是整個世界：從庇護九世和他的《聖母無原罪成胎谕》49，到馬志尼的&ldquo共和制上帝&rdquo50；從莫斯科的正教斯拉夫主義政客，到拉多維茨中将51&mdash&mdash他臨死時還念念不忘交代生理學教授瓦格納：靈魂是不滅的，必須保衛它，這是一件從來沒有人想到要寫進遺囑的事；從美國召喚亡靈的巫師，到英國騎在馬上向列隊的印第安人宣講上帝教誨的上校傳教士。
自由人所能做的隻是保持對真理的信念，把希望寄托在未來幾代人身上&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有人企圖證明，這種精神錯亂，這種宗教狂熱是公民社會必不可少的條件，為了讓人能平靜地生活在别人旁邊，必須使雙方失去理智，吓唬他們，而這種瘋狂是唯一的手段，依靠它才能創造曆史，但是這又能說明什麼呢？ 我記得有一幅法國漫畫，那是針對傅立葉主義者和他們的熱烈追求的，畫上是一頭驢子，驢背上縛着一根直立的木杆，杆子上挂着一束幹草，驢子看到幹草，為了吃它就得朝前走，這樣，幹草當然也朝前移動了，驢子永遠落在它的後面。
這善良的牲口也許會永遠這麼走下去，但是難道它會永遠受愚弄嗎？ 現在我得談另一件事了：正當一個地方毫無理由地把我攆走時，另一個地方卻熱情地接待了我。
沙勒答應福格特為我的國籍問題幫忙，那就是物色一個願意接納我的公社52，然後向聯邦議會提出。
取得瑞士國籍必須先找到一個鄉村或城市同意接受新的公民，這個規定是完全符合每個州和每個城鎮鄉村實行自治的原則的。
莫拉（墨頓）湖邊的沙特爾鄉答應了，隻要向鄉裡繳納一筆不多的錢，它就可以接納我的家庭作它的農村居民。
這個鄉離墨頓湖不遠，勇敢者查理53便是在這裡被擊敗身死，後來奧地利（接着又有彼得堡）書報審查機關就利用他的不幸身亡，在羅西尼的歌劇中用他的名字代替了威廉·退爾的名字。
54 事件提交給聯邦議會，兩個耶稣會議員表示反對我，但沒有辦法阻撓。
其中一人說，應該先查明我為何被流放，是什麼激起了尼古拉的憤怒。
有人回答道：&ldquo這件事本身已說明了一切！&rdquo結果哄堂大笑。
另一個為了謹慎起見，裝出客氣的樣子，要求增加保證金，免得萬一我去世，我的孩子們的教育和生活費用落在窮苦的鄉民們身上。
沙勒的回答滿足了這位耶稣的門徒的要求。
我的公民權獲得了極大多數的通過，于是我從俄國的七等文官一變而成了墨頓湖畔沙特爾鄉的賦稅農民，弗裡堡州文書在我的身份證上寫的是：&ldquo該人原籍為莫拉附近之沙特爾鄉。
&rdquo 其實改變國籍并不影響在本國的升遷，眼前我就有兩個光輝的例子：路易·波拿巴作過圖爾高維亞的公民55，亞曆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是達姆施塔特的市民56，可是在他們取得這些公民權之後，依然當上了本國的皇帝。
當然，我的前程不會這麼遠大。
我得到消息，知道居留權獲得批準以後，少不得要去一次與新同鄉見見面，表示感謝。
何況正是在這時我迫切希望獨自清靜一下，以便對自己進行反省，一方面回顧過去，一方面展望籠罩在迷霧中的未來，因此我很歡迎這個外在的推動力。
在我離開尼斯的前夕，當地公安局長約我前去，向我宣布了内務大臣的命令：立即離開撒丁王國的領土。
這個奇怪的措施出自一向态度随和、辦事圓滑的撒丁政府，使我大惑不解，超過了1850年巴黎對我的逐客令。
而且這事來得無緣無故，莫名其妙。
據說，這是多虧了兩三個住在尼斯的俄國大忠臣的關心才發生的，我願意指出，其中一個是司法大臣帕甯。
他不能容忍一個弄得皇上非常生氣的人不僅安然無恙地活着，還與他住在同一個城市裡，而且明明知道皇上不喜歡他的文章，他仍照寫不誤。
據說，司法大臣到了都靈，向阿澤利奧大臣57提出，要求為了他們的友誼驅逐我。
阿澤利奧大概還記得，我關在克魯季茨兵營時，為了學習意大利語，拜讀過他的《巴萊塔的騎士比武》（一部&ldquo既非古典的、也非舊式的&rdquo58小說，盡管同樣枯燥無味），因此沒有采取行動。
不過他之不肯馬上驅逐我，也可能是因為他覺得，在達成這種友好的諒解以前，俄國先得派出大使，可是當時尼古拉還在為查理·阿爾貝特的叛逆思想生氣呢。
59 然而一旦需要，尼斯的行政長官和都靈的大臣們便會利用對我的誣蔑。
在我被驅逐前幾天，尼斯爆發了&ldquo人民騷亂&rdquo&mdash&mdash船夫和小店主在銀行家阿維陀爾花言巧語的煽動下，提出了抗議，反對壓制這個自由港，态度相當強硬，他們宣稱尼斯公國是獨立的，具有不可剝奪的權利；整個王國普遍實行的低關稅政策削弱了尼斯的特殊利益，沒有尊重&ldquo尼斯公國的獨立地位&rdquo和&ldquo記載在曆史文件上&rdquo的權利。
60 阿維陀爾，這位帕隆河（一條流經尼斯的幹涸的小河）邊的奧康内爾61被捕入獄，尼斯街頭夜裡還出現了巡邏隊，人民也出動了，雙方唱着歌，但唱的是同樣的歌&mdash&mdash這就是一切。
對于這件關稅和稅率的兄弟阋牆之争，無論我或其他外國人都不會介入，這還用說嗎？然而行政長官卻聲稱流亡者中某些人煽動了這次事件，其中一人便是我。
政府為了表示根除禍亂的決心，命令我和其他一些人立即離境。
我去見行政長官（一個耶稣會教徒），向他指出，對一個本來即将離境的人勒令出境完全是多此一舉，何況我口袋中還揣着經過簽證的護照，因此問他這究竟是為什麼？他向我聲明，他也像我一樣感到奇怪，這是内務大臣采取的措施，事前甚至沒有與他聯系過。
他的态度這麼客氣，使我不能絲毫懷疑，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
我把我與他的談話寫信告知了反對派的著名代表洛倫佐·瓦列利奧62，便到巴黎去了。
瓦列利奧在向政府提出的質問中猛烈攻擊了那位大臣，要求對我被逐一事作出答複。
大臣怕事，避免涉及俄國外交上的任何影響，把一切都推在尼斯行政長官的告發上，最後溫和地表示，如果内務部在這件事上操之過急，不夠謹慎，那麼它可以改變自己的決定。
反對派鼓了掌。
因此事實上驅逐令已被取消，然而盡管我寫了信給内務大臣，他卻不予答複。
我在報上讀到了瓦列利奧的發言和對它的回答，因此從弗裡堡回來時，我幹脆順路前往都靈。
為了免得簽證發生問題，我沒有辦簽證；在皮埃蒙特和瑞士的邊境上，檢查護照不像法國憲兵那麼窮兇極惡。
到了都靈，我便找内務大臣，他派他的助手接見了我，那是主管高級警政的蓬斯·德·拉·馬蒂諾伯爵，當地一個著名的人物，聰明而又狡猾，天主教黨的忠實信徒。
他的接待使我驚訝。
他對我講了我想對他講的一切：有些像我和杜貝爾特的一次會見，隻是蓬斯伯爵比他高明一些。
他的年紀已經相當大了，帶些病态，身材瘦瘦的，外表叫人讨厭，一臉兇相，顯得詭計多端，有些像教士，生着粗硬的灰白頭發。
我剛想說明我要面見大臣的原由，才講了十來個字，他便打斷了我的話： &ldquo好啦，這有什麼疑問呢&hellip&hellip您前往尼斯，前往熱那亞，留在這兒，都悉聽尊便，隻要您不緻懷恨在心，我們就滿意了&hellip&hellip這一切都是尼斯行政長官搞的&hellip&hellip您瞧，我們還是小學生，不習慣法制和憲法程序。
如果您做的事觸犯了法律，那麼這兒有法庭，這樣，您就不會抱怨我們不公正了，是嗎？&rdquo &ldquo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rdquo &ldquo可是他們采取的措施卻令人不快&hellip&hellip鬧得滿城風雨，其實毫無必要！&rdquo 說過這一席自己反駁自己的話以後，他立即拿起一張印有内務部字樣的公文紙，寫道：&ldquo茲特允準亞·赫先生返回尼斯，在該地需要停留多久，即停留多久。
内務大臣，由S.馬蒂諾代為簽發，1851年7月12日。
&rdquo &ldquo這是以防萬一，您可以相信，有了這張紙就什麼也不緻發生了。
我很高興，我們總算跟您了結了這樁公案。
&rdquo 由于這句話譯成普通的語言便是：&ldquo您可以走了&rdquo，因此我馬上離開了這位伯爵；我想象着尼斯那位行政長官見到我以後的尴尬臉色，心中不免好笑，然而上帝幫忙，這張臉我見不到了&mdash&mdash他被調走了。
現在回頭再談弗裡堡州的事。
我在該州一位負責官員的陪同下坐上馬車，像到過那裡的每一個人一樣，在聽過著名的土炮聲，駛過著名的大橋以後，便朝着沙特爾鄉進發了。
到了墨頓鎮，警察所長，一個精力充沛、思想激進的人，要求我們在他那兒稍等一會兒，他說鄉長希望他在我們路過時先行通知他，如果我出其不意地到達鄉裡，而大家還在田間幹活，那麼他和其他家長會很不高興。
這樣，我們在莫拉或墨頓閑蕩了一兩個小時，才跟警察所長一起前往。
幾個年長的農民在鄉長家門口迎接我們，站在大夥前面的便是身材高大、相貌端莊的鄉長，他滿頭白發，雖然背有些駝，仍顯得身闆結實。
他走前一步，摘下帽子，向我伸出了強壯的大手，稱我&ldquo親愛的老鄉&rdquo，然後用瑞士德語發表了一篇歡迎辭。
這種方言我一句也不懂，但大緻可以猜到他對我說的是什麼，同時我考慮，如果我隐瞞我聽不懂他的話，他也會隐瞞他聽不懂我的話，因此我大膽作了答詞： &ldquo親愛的鄉長公民和親愛的沙特爾老鄉們！我感謝你們，因為你們的公社給我和我的孩子們提供了庇護，使我可以結束我無家可歸的流亡生活。
親愛的公民們，我不是為了尋找另一個祖國才離開自己的祖國的，我全心全意愛俄羅斯民族，我離開俄國是因為我在它的壓迫面前不能保持沉默，不能無動于衷；我是在流放之後離開它的，我經曆了尼古拉瘋狂的專制統治的迫害。
它的手在一切有國王和地主的地方跟蹤着我，然而它不夠長，在你們的公社裡，它伸不到我的身邊！在你們這裡，在你們的庇護下，我得到了安全，找到了避風港，可以永遠平靜地生活下去。
沙特爾的公民們，是你們接納了我，讓我走進了你們中間，盡管你們人數不多，你們卻制止了那位有着千百萬軍隊作後盾的俄國皇帝伸向我的手。
你們比他更強大！你們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你們保持着自由的、世代相傳的共和制度！我為參加你們的聯邦感到自豪！海爾維第共和國萬歲！&rdquo &ldquo歡迎新的公民！&hellip&hellip祝新公民長命百歲！&hellip&hellip&rdquo老人們應和道，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自己也有些激動！ 鄉長邀請我們進他屋裡。
我們進屋後，在一張長方桌子旁邊的長凳上坐下，桌上放着面包和乳酪。
兩個農民把一隻非常大的瓶子擡進屋裡，它比我們老式家庭中盛了甜酒和浸劑，放在火炕角上整整幾個冬季，讓它們在那裡發酵的傳統瓶子更大，瓶子裝在籐筐裡，瓶内是白色的酒。
鄉長對我們說，這是當地釀制的，但年代很久了，這一瓶他記得已有三十年，這種酒隻在非常重大的場合才喝。
所有的農民與我們一起在桌邊團團坐下，隻有兩個人在大酒瓶旁邊忙碌。
他們先把酒倒進大杯子，然後鄉長從大杯子中把酒斟進酒杯，每個農民一杯，他給我的是一隻漂亮的高腳水晶玻璃杯，同時對州裡那位官員和警察所長說： &ldquo這一次得請你們原諒了，這隻尊貴的酒杯今天得給我們的新居民了，你們與我們是自己人呢。
&rdquo 鄉長朝酒杯斟酒時，我發現在場有一個人穿得不完全像農民，似乎很不平靜，他不時拭汗，臉紅紅的&mdash&mdash他身體不大舒服。
當鄉長舉杯為我祝酒時，那人突然鼓足勇氣一躍而起，對着我開始講話了。
&ldquo這是本鄉學校的教師公民。
&rdquo鄉長帶着鄭重的臉色，在我耳邊小聲說。
我站了起來。
教師講的不是瑞士方言，是德語，也不是普通的德語，而是故意在模仿一些著名演說家和文學家的語言，他提到了威廉·退爾，提到了勇敢者查理（奧地利和亞曆山大的戲劇審查官對此将怎麼辦，難道改成勇敢者威廉和查理·退爾不成？），同時沒有忘記應用那個并不新鮮、但富于表現力的譬喻：把奴役比作鍍金的鳥籠，總有一天鳥會沖出囚籠；尼古拉·帕夫洛維奇被他挖苦得夠嗆：他把他與羅馬曆史上最邪惡的皇帝們相提并論。
我聽了也幾乎想打斷他，對他說：&ldquo不要侮辱那些已死的人！&rdquo但是仿佛我已預見到尼古拉即将進入這些人的行列，因此沒有作聲。
農民們伸長了曬黑的、布滿皺紋的脖子，把手像帽檐似的
确實，福格特的個性就是這樣，他從來不改變自己的想法，也不可能改變，他那直率的現實主義便來源于此。
神學的诘難對他隻具有曆史意義；從他樸素的觀點來看，二元論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他不屑與它展開認真的論争，正如他的對手們（化學神學家和生理學聖父們）也不可能鄭重其事地去駁斥魔法或占星術。
福格特隻是以嬉笑怒罵的方式答複他們的攻擊，但是不幸，這是不夠的。
他面對的那些無稽之談是普遍的看法，因而是十分嚴重的。
人腦的童年時期正是這樣，它不能接受簡單的真理；對于不明事理、迷惘、混亂的頭腦而言，隻有不能理解的事物，不可能的或荒謬的事物，才是可以理解的。
不用講普通的老百姓，就連文學和教育界，法律和知識界，政府和革命家們，也争先恐後地支持人類世代相傳的荒唐見解。
正如七十年前嚴峻的自然神論者羅伯斯庇爾之處死阿納卡西斯·克洛斯47一樣，今天的某些瓦格納48們也會把福格特送上斷頭台。
戰鬥是不可能的，優勢在他們一邊。
面對這一小群學者、自然科學家、醫生、兩三個思想家和詩人的是整個世界：從庇護九世和他的《聖母無原罪成胎谕》49，到馬志尼的&ldquo共和制上帝&rdquo50；從莫斯科的正教斯拉夫主義政客，到拉多維茨中将51&mdash&mdash他臨死時還念念不忘交代生理學教授瓦格納：靈魂是不滅的，必須保衛它，這是一件從來沒有人想到要寫進遺囑的事；從美國召喚亡靈的巫師，到英國騎在馬上向列隊的印第安人宣講上帝教誨的上校傳教士。
自由人所能做的隻是保持對真理的信念，把希望寄托在未來幾代人身上&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有人企圖證明，這種精神錯亂，這種宗教狂熱是公民社會必不可少的條件，為了讓人能平靜地生活在别人旁邊，必須使雙方失去理智，吓唬他們，而這種瘋狂是唯一的手段，依靠它才能創造曆史，但是這又能說明什麼呢？ 我記得有一幅法國漫畫，那是針對傅立葉主義者和他們的熱烈追求的，畫上是一頭驢子，驢背上縛着一根直立的木杆，杆子上挂着一束幹草，驢子看到幹草，為了吃它就得朝前走，這樣，幹草當然也朝前移動了，驢子永遠落在它的後面。
這善良的牲口也許會永遠這麼走下去，但是難道它會永遠受愚弄嗎？ 現在我得談另一件事了：正當一個地方毫無理由地把我攆走時，另一個地方卻熱情地接待了我。
沙勒答應福格特為我的國籍問題幫忙，那就是物色一個願意接納我的公社52，然後向聯邦議會提出。
取得瑞士國籍必須先找到一個鄉村或城市同意接受新的公民，這個規定是完全符合每個州和每個城鎮鄉村實行自治的原則的。
莫拉（墨頓）湖邊的沙特爾鄉答應了，隻要向鄉裡繳納一筆不多的錢，它就可以接納我的家庭作它的農村居民。
這個鄉離墨頓湖不遠，勇敢者查理53便是在這裡被擊敗身死，後來奧地利（接着又有彼得堡）書報審查機關就利用他的不幸身亡，在羅西尼的歌劇中用他的名字代替了威廉·退爾的名字。
54 事件提交給聯邦議會，兩個耶稣會議員表示反對我，但沒有辦法阻撓。
其中一人說，應該先查明我為何被流放，是什麼激起了尼古拉的憤怒。
有人回答道：&ldquo這件事本身已說明了一切！&rdquo結果哄堂大笑。
另一個為了謹慎起見，裝出客氣的樣子，要求增加保證金，免得萬一我去世，我的孩子們的教育和生活費用落在窮苦的鄉民們身上。
沙勒的回答滿足了這位耶稣的門徒的要求。
我的公民權獲得了極大多數的通過，于是我從俄國的七等文官一變而成了墨頓湖畔沙特爾鄉的賦稅農民，弗裡堡州文書在我的身份證上寫的是：&ldquo該人原籍為莫拉附近之沙特爾鄉。
&rdquo 其實改變國籍并不影響在本國的升遷，眼前我就有兩個光輝的例子：路易·波拿巴作過圖爾高維亞的公民55，亞曆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是達姆施塔特的市民56，可是在他們取得這些公民權之後，依然當上了本國的皇帝。
當然，我的前程不會這麼遠大。
我得到消息，知道居留權獲得批準以後，少不得要去一次與新同鄉見見面，表示感謝。
何況正是在這時我迫切希望獨自清靜一下，以便對自己進行反省，一方面回顧過去，一方面展望籠罩在迷霧中的未來，因此我很歡迎這個外在的推動力。
在我離開尼斯的前夕，當地公安局長約我前去，向我宣布了内務大臣的命令：立即離開撒丁王國的領土。
這個奇怪的措施出自一向态度随和、辦事圓滑的撒丁政府，使我大惑不解，超過了1850年巴黎對我的逐客令。
而且這事來得無緣無故，莫名其妙。
據說，這是多虧了兩三個住在尼斯的俄國大忠臣的關心才發生的，我願意指出，其中一個是司法大臣帕甯。
他不能容忍一個弄得皇上非常生氣的人不僅安然無恙地活着，還與他住在同一個城市裡，而且明明知道皇上不喜歡他的文章，他仍照寫不誤。
據說，司法大臣到了都靈，向阿澤利奧大臣57提出，要求為了他們的友誼驅逐我。
阿澤利奧大概還記得，我關在克魯季茨兵營時，為了學習意大利語，拜讀過他的《巴萊塔的騎士比武》（一部&ldquo既非古典的、也非舊式的&rdquo58小說，盡管同樣枯燥無味），因此沒有采取行動。
不過他之不肯馬上驅逐我，也可能是因為他覺得，在達成這種友好的諒解以前，俄國先得派出大使，可是當時尼古拉還在為查理·阿爾貝特的叛逆思想生氣呢。
59 然而一旦需要，尼斯的行政長官和都靈的大臣們便會利用對我的誣蔑。
在我被驅逐前幾天，尼斯爆發了&ldquo人民騷亂&rdquo&mdash&mdash船夫和小店主在銀行家阿維陀爾花言巧語的煽動下，提出了抗議，反對壓制這個自由港，态度相當強硬，他們宣稱尼斯公國是獨立的，具有不可剝奪的權利；整個王國普遍實行的低關稅政策削弱了尼斯的特殊利益，沒有尊重&ldquo尼斯公國的獨立地位&rdquo和&ldquo記載在曆史文件上&rdquo的權利。
60 阿維陀爾，這位帕隆河（一條流經尼斯的幹涸的小河）邊的奧康内爾61被捕入獄，尼斯街頭夜裡還出現了巡邏隊，人民也出動了，雙方唱着歌，但唱的是同樣的歌&mdash&mdash這就是一切。
對于這件關稅和稅率的兄弟阋牆之争，無論我或其他外國人都不會介入，這還用說嗎？然而行政長官卻聲稱流亡者中某些人煽動了這次事件，其中一人便是我。
政府為了表示根除禍亂的決心，命令我和其他一些人立即離境。
我去見行政長官（一個耶稣會教徒），向他指出，對一個本來即将離境的人勒令出境完全是多此一舉，何況我口袋中還揣着經過簽證的護照，因此問他這究竟是為什麼？他向我聲明，他也像我一樣感到奇怪，這是内務大臣采取的措施，事前甚至沒有與他聯系過。
他的态度這麼客氣，使我不能絲毫懷疑，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
我把我與他的談話寫信告知了反對派的著名代表洛倫佐·瓦列利奧62，便到巴黎去了。
瓦列利奧在向政府提出的質問中猛烈攻擊了那位大臣，要求對我被逐一事作出答複。
大臣怕事，避免涉及俄國外交上的任何影響，把一切都推在尼斯行政長官的告發上，最後溫和地表示，如果内務部在這件事上操之過急，不夠謹慎，那麼它可以改變自己的決定。
反對派鼓了掌。
因此事實上驅逐令已被取消，然而盡管我寫了信給内務大臣，他卻不予答複。
我在報上讀到了瓦列利奧的發言和對它的回答，因此從弗裡堡回來時，我幹脆順路前往都靈。
為了免得簽證發生問題，我沒有辦簽證；在皮埃蒙特和瑞士的邊境上，檢查護照不像法國憲兵那麼窮兇極惡。
到了都靈，我便找内務大臣，他派他的助手接見了我，那是主管高級警政的蓬斯·德·拉·馬蒂諾伯爵，當地一個著名的人物，聰明而又狡猾，天主教黨的忠實信徒。
他的接待使我驚訝。
他對我講了我想對他講的一切：有些像我和杜貝爾特的一次會見，隻是蓬斯伯爵比他高明一些。
他的年紀已經相當大了，帶些病态，身材瘦瘦的，外表叫人讨厭，一臉兇相，顯得詭計多端，有些像教士，生着粗硬的灰白頭發。
我剛想說明我要面見大臣的原由，才講了十來個字，他便打斷了我的話： &ldquo好啦，這有什麼疑問呢&hellip&hellip您前往尼斯，前往熱那亞，留在這兒，都悉聽尊便，隻要您不緻懷恨在心，我們就滿意了&hellip&hellip這一切都是尼斯行政長官搞的&hellip&hellip您瞧，我們還是小學生，不習慣法制和憲法程序。
如果您做的事觸犯了法律，那麼這兒有法庭，這樣，您就不會抱怨我們不公正了，是嗎？&rdquo &ldquo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rdquo &ldquo可是他們采取的措施卻令人不快&hellip&hellip鬧得滿城風雨，其實毫無必要！&rdquo 說過這一席自己反駁自己的話以後，他立即拿起一張印有内務部字樣的公文紙，寫道：&ldquo茲特允準亞·赫先生返回尼斯，在該地需要停留多久，即停留多久。
内務大臣，由S.馬蒂諾代為簽發，1851年7月12日。
&rdquo &ldquo這是以防萬一，您可以相信，有了這張紙就什麼也不緻發生了。
我很高興，我們總算跟您了結了這樁公案。
&rdquo 由于這句話譯成普通的語言便是：&ldquo您可以走了&rdquo，因此我馬上離開了這位伯爵；我想象着尼斯那位行政長官見到我以後的尴尬臉色，心中不免好笑，然而上帝幫忙，這張臉我見不到了&mdash&mdash他被調走了。
現在回頭再談弗裡堡州的事。
我在該州一位負責官員的陪同下坐上馬車，像到過那裡的每一個人一樣，在聽過著名的土炮聲，駛過著名的大橋以後，便朝着沙特爾鄉進發了。
到了墨頓鎮，警察所長，一個精力充沛、思想激進的人，要求我們在他那兒稍等一會兒，他說鄉長希望他在我們路過時先行通知他，如果我出其不意地到達鄉裡，而大家還在田間幹活，那麼他和其他家長會很不高興。
這樣，我們在莫拉或墨頓閑蕩了一兩個小時，才跟警察所長一起前往。
幾個年長的農民在鄉長家門口迎接我們，站在大夥前面的便是身材高大、相貌端莊的鄉長，他滿頭白發，雖然背有些駝，仍顯得身闆結實。
他走前一步，摘下帽子，向我伸出了強壯的大手，稱我&ldquo親愛的老鄉&rdquo，然後用瑞士德語發表了一篇歡迎辭。
這種方言我一句也不懂，但大緻可以猜到他對我說的是什麼，同時我考慮，如果我隐瞞我聽不懂他的話，他也會隐瞞他聽不懂我的話，因此我大膽作了答詞： &ldquo親愛的鄉長公民和親愛的沙特爾老鄉們！我感謝你們，因為你們的公社給我和我的孩子們提供了庇護，使我可以結束我無家可歸的流亡生活。
親愛的公民們，我不是為了尋找另一個祖國才離開自己的祖國的，我全心全意愛俄羅斯民族，我離開俄國是因為我在它的壓迫面前不能保持沉默，不能無動于衷；我是在流放之後離開它的，我經曆了尼古拉瘋狂的專制統治的迫害。
它的手在一切有國王和地主的地方跟蹤着我，然而它不夠長，在你們的公社裡，它伸不到我的身邊！在你們這裡，在你們的庇護下，我得到了安全，找到了避風港，可以永遠平靜地生活下去。
沙特爾的公民們，是你們接納了我，讓我走進了你們中間，盡管你們人數不多，你們卻制止了那位有着千百萬軍隊作後盾的俄國皇帝伸向我的手。
你們比他更強大！你們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你們保持着自由的、世代相傳的共和制度！我為參加你們的聯邦感到自豪！海爾維第共和國萬歲！&rdquo &ldquo歡迎新的公民！&hellip&hellip祝新公民長命百歲！&hellip&hellip&rdquo老人們應和道，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自己也有些激動！ 鄉長邀請我們進他屋裡。
我們進屋後，在一張長方桌子旁邊的長凳上坐下，桌上放着面包和乳酪。
兩個農民把一隻非常大的瓶子擡進屋裡，它比我們老式家庭中盛了甜酒和浸劑，放在火炕角上整整幾個冬季，讓它們在那裡發酵的傳統瓶子更大，瓶子裝在籐筐裡，瓶内是白色的酒。
鄉長對我們說，這是當地釀制的，但年代很久了，這一瓶他記得已有三十年，這種酒隻在非常重大的場合才喝。
所有的農民與我們一起在桌邊團團坐下，隻有兩個人在大酒瓶旁邊忙碌。
他們先把酒倒進大杯子，然後鄉長從大杯子中把酒斟進酒杯，每個農民一杯，他給我的是一隻漂亮的高腳水晶玻璃杯，同時對州裡那位官員和警察所長說： &ldquo這一次得請你們原諒了，這隻尊貴的酒杯今天得給我們的新居民了，你們與我們是自己人呢。
&rdquo 鄉長朝酒杯斟酒時，我發現在場有一個人穿得不完全像農民，似乎很不平靜，他不時拭汗，臉紅紅的&mdash&mdash他身體不大舒服。
當鄉長舉杯為我祝酒時，那人突然鼓足勇氣一躍而起，對着我開始講話了。
&ldquo這是本鄉學校的教師公民。
&rdquo鄉長帶着鄭重的臉色，在我耳邊小聲說。
我站了起來。
教師講的不是瑞士方言，是德語，也不是普通的德語，而是故意在模仿一些著名演說家和文學家的語言，他提到了威廉·退爾，提到了勇敢者查理（奧地利和亞曆山大的戲劇審查官對此将怎麼辦，難道改成勇敢者威廉和查理·退爾不成？），同時沒有忘記應用那個并不新鮮、但富于表現力的譬喻：把奴役比作鍍金的鳥籠，總有一天鳥會沖出囚籠；尼古拉·帕夫洛維奇被他挖苦得夠嗆：他把他與羅馬曆史上最邪惡的皇帝們相提并論。
我聽了也幾乎想打斷他，對他說：&ldquo不要侮辱那些已死的人！&rdquo但是仿佛我已預見到尼古拉即将進入這些人的行列，因此沒有作聲。
農民們伸長了曬黑的、布滿皺紋的脖子，把手像帽檐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