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小品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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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哀歌1
六月的日子2以後，我看到革命被征服了，但我對被征服者，對倒下的人，依然懷着信心，我相信蒙難者創造奇迹的力量，相信他們精神上的強大。
到了日内瓦，我看得逐漸清楚了，我知道革命不僅被征服了，而且它是必然要被征服的。
我的發現使我頭暈目眩，眼前出現了一個深淵，我覺得，土地仿佛從我的腳下消失了。
不是反動勢力戰勝了革命。
反動勢力到處都是愚鈍、膽怯、昏庸的，在人民革命浪潮的沖擊面前，它到處都在可恥地退卻，躲進角落中偷偷等待時機，在巴黎和那不勒斯，在維也納和柏林無不如此。
革命是像阿格利皮娜3一樣被自己的孩子害死的，最壞的是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他們身上，英雄主義和年輕人的自我犧牲精神多于理智，他們作為純潔而高尚的犧牲者倒下時，并不知道為什麼。
幸存者的命運也許更加悲慘。
他們争吵不已，互相攻讦，沉浸在令人痛惜的自大狂中，不顧一切，自以為是，那些勝利的意外日子使他們陶醉，他們再也不想前進，不想摘下枯萎的桂冠，脫下新婚的禮服，盡管新娘已經欺騙了他們。
不幸、閑暇和貧窮帶來了煩躁、固執、憤怒&hellip&hellip流亡者分成了小集團，分歧的中心是名義和嫌隙，不是原則。
他們的眼睛總是向後看，他們看到的隻是自己那個狹小的圈子，這一切已在他們的言論和思想中，态度和衣着中得到表現；新的行會&mdash&mdash流亡者的行會逐漸形成，與其他事物一樣變得牢不可破。
從前大巴西勒曾寫信給納西昂的格列高利4，說&ldquo守齋使他快活，貧困給他帶來樂趣&rdquo。
那麼現在也出現了自願的受難者，他們以吃苦為使命，以不幸為職業，而且其中有的人完全是真心誠意的；不是嗎，大巴西勒也在信上向自己的朋友坦率地談到，扼殺肉體欲望如何使他狂喜，遭受迫害如何使他感到滿足。
然而盡管這樣，認識沒有前進一步，思想仍在酣睡&hellip&hellip哪怕新的号音和新的警鐘喚醒了他們，他們也像九個睡美人一樣隻能仍從入睡的那一天重新開始。
這些沉痛的事實使我悲傷，它們構成了我不得不經曆的教育中難以忍受的一頁。
&hellip&hellip一天在死氣沉沉的蘇黎世，我悶悶不樂地坐在我母親的餐室裡；這是1849年12月底。
明天我要去巴黎了；天很冷，下着雪，壁爐裡兩三塊木柴冒着煙，吱吱出聲，有氣無力地燃燒着。
大家正忙于收拾行李，我孤零零地坐着：日内瓦的生活從我眼前飄過，前途顯得一片暗淡，我有些害怕，心裡悶得受不了，要是可能，我真想跪下去痛哭和祈禱，但是我不能，我沒有祈禱，我寫下了我的詛咒&mdash&mdash我的《1849年的尾聲》5。
&ldquo絕望，厭倦，冷漠！&rdquo民主評論家們談到這些痛苦的詞句時這麼說。
是的，絕望！是的，厭倦！&hellip&hellip絕望，這是一個陳舊而平庸的詞，一層煙霧，它掩蓋着消沉的内心，以愛的面貌出現的利己心理，自以為無所不能的虛榮心的牢騷怨言，以及徒勞無益的努力。
這種自命不凡而得不到承認的天性早已叫我們厭倦了，它們由于嫉妒而痛苦，由于高傲而悲傷，這在生活和小說中也屢見不鮮。
這一切确實是這樣，但是在這些蛻化為可笑的拙劣表演和庸俗的假面舞蹈的駭人的内心苦悶的底層，未必沒有真實的因素，那種完全屬于我們的時代的東西吧。
詩人掌握着表達這種痛苦的言語和聲音，但他太高傲，不能弄虛作假，不能為了赢得掌聲而痛哭流涕；相反，他常常把自己的痛苦思想融化在幽默的談吐中，引得善良的人們捧腹大笑。
拜倫的絕望不僅來自性情乖僻，也不僅是個人的情緒。
拜倫之所以不幸，是由于生活欺騙了他。
但生活欺騙他不是由于他的要求是錯誤的，隻是因為英國和拜倫屬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兩種不同的教育成果，它們正好在迷霧開始消散的時代相遇了。
這種不協調現象以前也是存在的，但在我們的時代，人們才意識到這一點，在我們的時代，人們才越來越看到，任何信仰都無濟于事。
在羅馬産生這種裂痕之後，出現了基督教，在基督教之後，出現了對文明、對人類的信仰。
自由主義構成了最後一種宗教，隻是它的教會宣講的不是來世，而是今世，它的神學是政治學；它立足在地面，沒有神秘的和解辦法，它需要事實上的和解。
風行一時之後又歸于沒落的自由主義，已把這種脫節現象暴露無遺；它所引起的痛苦意識表現在現代人的諷刺中，他的懷疑主義中，它們徹底掃除了打倒的偶像。
諷刺是苦悶的發洩，它看到邏輯的真理與曆史的真理并不一緻，除了辯證的發展，還有人的情緒和偶然因素在發生作用，除了理性，還有非理性因素。
絕望6，就我們賦予這個詞的意義而言，在革命前是不存在的；18世紀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信仰的時代之一。
我不必提偉大的殉難者聖茹斯特和使徒讓·雅克·盧梭；但難道以上帝和自由的名義為富蘭克林的孫兒祝福的伏爾泰爺爺7不是人類宗教的虔誠信徒嗎？ 懷疑主義是同1792年9月22日的共和國8一起宣告誕生的。
雅各賓派和一切革命者都屬于少數派，發展水平的不同使他們與人民生活相隔離，他們構成了一種世俗的教士集團，準備擔當人民群衆的世俗牧師。
他們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最高思想，它的最高的、然而不是普通的認識，不是每個人的思想。
這新的教士集團沒有掌握強制手段，不論有形的或無形的都沒有。
他們手中一旦失去權力，便隻剩了一種工具&mdash&mdash信念，然而信念光靠正确是不夠的，一切錯誤便來自這裡，因為它還需要另一個條件&mdash&mdash腦力的平等！ 在進行你死我活的鬥争時，在高唱胡格諾派9的聖歌和神聖的《馬賽曲》時，在火炬燃燒、鮮血遍地時，這種不平等是不會被意識到的；但是最後，封建君主的陰森大廈崩潰了，牆壁終于被推倒，鐵鎖被砸破&hellip&hellip再用一把力，缺口便形成了，勇敢地走在前面，大門打開了，群衆一擁而入，然而這不是他們所期待的群衆。
這都是誰呢？他們屬于哪個世紀？這不是斯巴達人，不是偉大的羅馬公民。
&ldquo我是奴隸，不是俄狄浦斯！&rdquo10無法抗拒的污泥濁水淹沒了一切。
1793、1794年的恐怖時代反映了雅各賓派内心的惶惑：他們發現了駭人的錯誤，想用斷頭台糾正它，但是不論砍下多少腦袋，還是隻能在崛起的社會階層面前垂下自己的腦袋。
一切都向它屈服，它戰勝了革命勢力和反動勢力，它沖垮了舊體制，用自己代替了一切，因為它是唯一的實力派，當代的多數派；西哀士11的話比他自己想象的更正确，他說，市民便是&ldquo一切&rdquo。
市民階級不是革命産生的，他們有自己的傳統和作風，那是與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另一種方式。
貴族把他們踩在腳下，列入第三等級；自由以後，他們便踏着解放戰士的屍體，建立自己的秩序。
少數派不是被鎮壓，便是被市民階級所吞沒。
每個世代都有一些人不顧客觀形勢，依然充當思想的堅定保衛者；正是這些利未人12，或者不妨稱作阿茲特克人13，由于獨占了高度的文化，由于掌握了不必完全從事體力勞動的富裕的有閑階級的智力優勢
到了日内瓦，我看得逐漸清楚了，我知道革命不僅被征服了，而且它是必然要被征服的。
我的發現使我頭暈目眩，眼前出現了一個深淵，我覺得，土地仿佛從我的腳下消失了。
不是反動勢力戰勝了革命。
反動勢力到處都是愚鈍、膽怯、昏庸的，在人民革命浪潮的沖擊面前，它到處都在可恥地退卻，躲進角落中偷偷等待時機，在巴黎和那不勒斯，在維也納和柏林無不如此。
革命是像阿格利皮娜3一樣被自己的孩子害死的，最壞的是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他們身上，英雄主義和年輕人的自我犧牲精神多于理智，他們作為純潔而高尚的犧牲者倒下時，并不知道為什麼。
幸存者的命運也許更加悲慘。
他們争吵不已，互相攻讦，沉浸在令人痛惜的自大狂中，不顧一切，自以為是，那些勝利的意外日子使他們陶醉，他們再也不想前進，不想摘下枯萎的桂冠，脫下新婚的禮服，盡管新娘已經欺騙了他們。
不幸、閑暇和貧窮帶來了煩躁、固執、憤怒&hellip&hellip流亡者分成了小集團，分歧的中心是名義和嫌隙，不是原則。
他們的眼睛總是向後看，他們看到的隻是自己那個狹小的圈子，這一切已在他們的言論和思想中，态度和衣着中得到表現；新的行會&mdash&mdash流亡者的行會逐漸形成，與其他事物一樣變得牢不可破。
從前大巴西勒曾寫信給納西昂的格列高利4，說&ldquo守齋使他快活，貧困給他帶來樂趣&rdquo。
那麼現在也出現了自願的受難者，他們以吃苦為使命，以不幸為職業，而且其中有的人完全是真心誠意的；不是嗎，大巴西勒也在信上向自己的朋友坦率地談到，扼殺肉體欲望如何使他狂喜，遭受迫害如何使他感到滿足。
然而盡管這樣，認識沒有前進一步，思想仍在酣睡&hellip&hellip哪怕新的号音和新的警鐘喚醒了他們，他們也像九個睡美人一樣隻能仍從入睡的那一天重新開始。
這些沉痛的事實使我悲傷，它們構成了我不得不經曆的教育中難以忍受的一頁。
&hellip&hellip一天在死氣沉沉的蘇黎世，我悶悶不樂地坐在我母親的餐室裡；這是1849年12月底。
明天我要去巴黎了；天很冷，下着雪，壁爐裡兩三塊木柴冒着煙，吱吱出聲，有氣無力地燃燒着。
大家正忙于收拾行李，我孤零零地坐着：日内瓦的生活從我眼前飄過，前途顯得一片暗淡，我有些害怕，心裡悶得受不了，要是可能，我真想跪下去痛哭和祈禱，但是我不能，我沒有祈禱，我寫下了我的詛咒&mdash&mdash我的《1849年的尾聲》5。
&ldquo絕望，厭倦，冷漠！&rdquo民主評論家們談到這些痛苦的詞句時這麼說。
是的，絕望！是的，厭倦！&hellip&hellip絕望，這是一個陳舊而平庸的詞，一層煙霧，它掩蓋着消沉的内心，以愛的面貌出現的利己心理，自以為無所不能的虛榮心的牢騷怨言，以及徒勞無益的努力。
這種自命不凡而得不到承認的天性早已叫我們厭倦了，它們由于嫉妒而痛苦，由于高傲而悲傷，這在生活和小說中也屢見不鮮。
這一切确實是這樣，但是在這些蛻化為可笑的拙劣表演和庸俗的假面舞蹈的駭人的内心苦悶的底層，未必沒有真實的因素，那種完全屬于我們的時代的東西吧。
詩人掌握着表達這種痛苦的言語和聲音，但他太高傲，不能弄虛作假，不能為了赢得掌聲而痛哭流涕；相反，他常常把自己的痛苦思想融化在幽默的談吐中，引得善良的人們捧腹大笑。
拜倫的絕望不僅來自性情乖僻，也不僅是個人的情緒。
拜倫之所以不幸，是由于生活欺騙了他。
但生活欺騙他不是由于他的要求是錯誤的，隻是因為英國和拜倫屬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兩種不同的教育成果，它們正好在迷霧開始消散的時代相遇了。
這種不協調現象以前也是存在的，但在我們的時代，人們才意識到這一點，在我們的時代，人們才越來越看到，任何信仰都無濟于事。
在羅馬産生這種裂痕之後，出現了基督教，在基督教之後，出現了對文明、對人類的信仰。
自由主義構成了最後一種宗教，隻是它的教會宣講的不是來世，而是今世，它的神學是政治學；它立足在地面，沒有神秘的和解辦法，它需要事實上的和解。
風行一時之後又歸于沒落的自由主義，已把這種脫節現象暴露無遺；它所引起的痛苦意識表現在現代人的諷刺中，他的懷疑主義中，它們徹底掃除了打倒的偶像。
諷刺是苦悶的發洩，它看到邏輯的真理與曆史的真理并不一緻，除了辯證的發展，還有人的情緒和偶然因素在發生作用，除了理性，還有非理性因素。
絕望6，就我們賦予這個詞的意義而言，在革命前是不存在的；18世紀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信仰的時代之一。
我不必提偉大的殉難者聖茹斯特和使徒讓·雅克·盧梭；但難道以上帝和自由的名義為富蘭克林的孫兒祝福的伏爾泰爺爺7不是人類宗教的虔誠信徒嗎？ 懷疑主義是同1792年9月22日的共和國8一起宣告誕生的。
雅各賓派和一切革命者都屬于少數派，發展水平的不同使他們與人民生活相隔離，他們構成了一種世俗的教士集團，準備擔當人民群衆的世俗牧師。
他們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最高思想，它的最高的、然而不是普通的認識，不是每個人的思想。
這新的教士集團沒有掌握強制手段，不論有形的或無形的都沒有。
他們手中一旦失去權力，便隻剩了一種工具&mdash&mdash信念，然而信念光靠正确是不夠的，一切錯誤便來自這裡，因為它還需要另一個條件&mdash&mdash腦力的平等！ 在進行你死我活的鬥争時，在高唱胡格諾派9的聖歌和神聖的《馬賽曲》時，在火炬燃燒、鮮血遍地時，這種不平等是不會被意識到的；但是最後，封建君主的陰森大廈崩潰了，牆壁終于被推倒，鐵鎖被砸破&hellip&hellip再用一把力，缺口便形成了，勇敢地走在前面，大門打開了，群衆一擁而入，然而這不是他們所期待的群衆。
這都是誰呢？他們屬于哪個世紀？這不是斯巴達人，不是偉大的羅馬公民。
&ldquo我是奴隸，不是俄狄浦斯！&rdquo10無法抗拒的污泥濁水淹沒了一切。
1793、1794年的恐怖時代反映了雅各賓派内心的惶惑：他們發現了駭人的錯誤，想用斷頭台糾正它，但是不論砍下多少腦袋，還是隻能在崛起的社會階層面前垂下自己的腦袋。
一切都向它屈服，它戰勝了革命勢力和反動勢力，它沖垮了舊體制，用自己代替了一切，因為它是唯一的實力派，當代的多數派；西哀士11的話比他自己想象的更正确，他說，市民便是&ldquo一切&rdquo。
市民階級不是革命産生的，他們有自己的傳統和作風，那是與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另一種方式。
貴族把他們踩在腳下，列入第三等級；自由以後，他們便踏着解放戰士的屍體，建立自己的秩序。
少數派不是被鎮壓，便是被市民階級所吞沒。
每個世代都有一些人不顧客觀形勢，依然充當思想的堅定保衛者；正是這些利未人12，或者不妨稱作阿茲特克人13，由于獨占了高度的文化，由于掌握了不必完全從事體力勞動的富裕的有閑階級的智力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