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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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mdash&mdash詹姆斯·法齊和流亡者&mdash&mdash羅莎峰
1849年的歐洲依然風雲變幻，動蕩不定，住在日内瓦，要把目光局限于瑞士一地是很難的。
何況那些政黨像俄國政府一樣詭計多端，往往弄得遊客眼花缭亂。
一旦落到它們的影響下，他便看不到事物的本來面目，受到了一定的觀點的制約，逃不出它們的魔法圈子了。
他的第一個印象總是偷天換日地硬加給他的，不是他本人的。
在他毫無準備的時候，政黨的偏見已出其不意，乘虛而入，使他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便成了它的俘虜。
在1849年，我隻知道一個激進的瑞士，它實行了民主改革，又在1847年粉碎了分離主義者聯盟。
1後來我周圍的逃亡者逐漸增多，我接受了他們對畏首畏尾的聯邦政府的不滿，對它在反動的鄰國面前扮演的可憐角色感到憤慨。
2 通過後來的幾次旅行，我才對瑞士有了較多較深入的認識，尤其是在倫敦時期。
在1853和1854年苦悶而無所事事的日子裡，我增長了不少見識，也改變了對以前親身經曆和耳聞目睹的許多事的看法。
瑞士走過了一段艱苦的曆程。
在全世界自由體制分崩離析後剩下的一片廢墟中間，在文明社會互相傾軋以緻同歸于盡的斷垣殘壁中間，在人的一切生活條件，國家的一切形式，無不遭受粗野的專制暴政的摧殘而毀滅的時候，隻有兩個國家依然像過去一樣。
一個以海洋作掩護，一個靠高山作屏障，兩者都是中世紀的共和國，古老的生活習慣已深深植根在它們的土地中。
然而從力量和地位而言，英國和瑞士又多麼不同啊！如果瑞士處在群山包圍之中，顯得像一個孤島，那麼它的被包圍地位和它的民族精神，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艱難曲折地前進，另一方面也必須采取複雜的行動。
在英國本土，人民是安定的，他們落後了三個世紀。
英國的活躍部分隻限于某些階層，大多數人民處于政治運動之外，連憲章運動3也幾乎沒有觸動他們，它涉及的僅僅是城鎮工人。
英國站在一邊，易燃物一旦積累多了，它便把它們抛出海外，因此它可以順利地發展。
思想不會從大陸蜂擁而入，隻是慢慢滲進它的國土，并按照它的方式改造自己，用它的語言表現自己。
瑞士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它沒有特權階級，甚至城市和鄉村的居民之間也沒有明顯的區别。
各州的宗法制貴族無力抵擋民主思想的任何沖擊。
一切學說和一切思想都在瑞士通行無阻，留下了痕迹；它使用的語言有三種。
加爾文在那裡傳過道，裁縫魏特林4在那兒作過宣傳，伏爾泰在那兒放聲大笑，盧梭在那兒誕生。
在這個國家，從農夫和工人起都要求實行自治，盡管強鄰壓境，卻沒有常備部隊，沒有官僚階級，沒有獨裁制度；在革命的暴風雨和反動派的狂歡節之後，它仍像從前一樣是一個自由的共和制聯邦國家。
全歐洲僅有的平靜土地是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受到限制最小的國家，我不知道保守主義者如何解釋這個事實。
反之，例如，奧地利帝國是在社會動亂和政權更疊的基礎上，靠一系列政變維持的，法國的王位則是靠恐怖統治和消滅一切法制才得以存在；可是在瑞士和英國，甚至荒謬而古老的制度也能長期保留，它們與自由結成一體，在它強有力的庇護下堅如磐石。
瑞士聯邦議會在奧地利和法國提出要求後，立刻把流亡的政治家驅逐出境，這行為是可恥的。
但這責任完全應由聯邦政府承擔；人民對外交問題并不像對内政問題那麼關心。
事實上，各國人民隻關心自己的事，其他一切他們或者不想過問，或者認為隻是玩弄辭藻，這些辭藻哪怕是真誠的，也很少實際意義。
那個以同情一切人和一切事蜚聲世界的民族，盡管極少理會地理界線，卻比任何民族具有更強烈、更狹隘的愛國主義精神。
何況自然環境本身就使瑞士人不想向外發展：崇山峻嶺把他們圍困在祖國的山谷中，正如沿海居民隻得局限于海岸上一樣，在沒有人侵犯他們的山谷時，他們可以保持沉默。
聯邦政府自作主張行使的驅逐流亡者的權利，其實根本不符合瑞士的規定，瑞士的僑民問題是各州管轄的。
瑞士的激進派受到法國理論的影響，竭力加強伯爾尼的中央政府，犯了大錯誤。
幸好中央集權的各項措施，除了具有明顯的實際利益的，如郵政和交通設施，币制的統一等，其餘在瑞士都不得人心。
中央集權在維護社會秩序和保障公共設施方面是大有可為的，但它與自由不能相容，它很容易使人民變成一群飼養在畜欄中的牲口，或者由管理員精心訓練的一群獵犬。
正因為這樣，瑞士人讨厭它，美國人和英國人也讨厭它。
人口不多的非集權國家瑞士，像許德拉5和布裡亞柔斯6，你不能一下子把它打死。
它的頭在哪兒，心髒又在哪兒呢？此外，沒有京城，就不可能想象有國王。
瑞士決不會出現國王，正如紐約不可能制定俄國的官階制度。
高山、共和精神和聯邦制度，在瑞士扶植和培育了一種剛毅堅強的人，他們具有鮮明的個性，正如他們的山陵具有鮮明的地形，他們在群山環抱中建立的國家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一樣。
不妨看看代表各州的射手怎樣舉着本州的旗子，穿着本州的服裝，背着卡賓槍，彙集在聯邦的某個射擊比賽場上。
他們為各自的特點和各自的團結自豪，從故鄉的山上來到這裡，彼此發出兄弟般的歡呼，也向聯邦的旗子（它保存在上次舉行比賽的城市中）歡呼，然而從來不會互相混雜。
在自由民族的這些節日中，在他們的軍事遊戲中，沒有君主國令人不快的自我炫耀，沒有金碧輝煌的貴族排場，沒有五色缤紛的近衛軍，有的隻是莊嚴和威武的儀表。
到處聽到的都是自由的談話，喝的都是家釀的美酒，到處都在歡呼，歌唱，奏樂，大家感到肩上沒有沉重的負擔，那壓迫他們的權力&hellip&hellip 我到達日内瓦後不久，市裡在學校放假前為所有的學生舉辦了一次宴會。
州長詹姆斯·法齊7邀請我參加這次宴會。
在卡魯日郊區的一塊空地上搭了一個大帳篷。
議員和全州的名流都來到這裡，與孩子們一起用膳。
一部分市民穿着制服，拿着槍，擔任榮譽警衛人員，這是每年輪流的。
法齊的演說充滿激進派色彩，他祝賀了得獎的學生，在奏樂和禮炮聲中提議&ldquo為未來的公民&rdquo幹杯！這以後，孩子們兩個一排随着他走進空地，那裡有各種娛樂活動，氣球和雜技表演等。
武裝的市民（也就是孩子的父兄叔伯們）夾道列隊，在學生行列開始經過時，他們便舉槍敬禮&hellip&hellip是的，向小輩和孩子們，向州政府出錢培養的孤兒們敬禮&hellip&hellip孩子是城市的尊貴客人&mdash&mdash它的&ldquo未來公民&rdquo。
這一切對我們這些參加過學校和其他慶祝活動的人說來顯得多麼新鮮。
還有一點也很奇怪：每個工人，每個成年的農民，飯店的堂倌和主人，山地的居民和沼澤的居民，都十分了解本州的事務，參與各種活動，加入各個黨派。
他們的語言和教育程度往往千差萬别，如果日内瓦的工人有時使人想起裡昂工人俱樂部的成員，那麼單純的山民至今仍像席勒的威廉·退爾周圍的人，但是這毫無關系，不論前者或後者都同樣熱烈地參加社會活動。
在法國，政治和社會組織的分支機構遍布各個城鎮，它們的成員關心革命問題，順便也會了解到政府的一些真實情況。
然而這些組織以外的人，尤其是農民，卻什麼也不知道，也根本不關心法國全國或全省的事。
最後，我們和法國人不能不看到，瑞士的官員沒有任何特定的服飾和标志，瑞士的政府沒有任何豪華的排場。
州長和聯邦議會議長，國務部長（即内閣官員）和聯邦軍官，在咖啡館裡和普通老百姓同桌吃飯，讨論國家大事，和工人辯論，也當着大家的面與其他官員辯論；他們喝的是同樣的葡萄酒和櫻桃酒。
從我與法齊認識起，他單純的民主作風便令我敬佩；但直到我熟悉了一切以後我才發現，在任何符合法律規定的場合，州政府絕不是軟弱無力的，盡管它沒有莊嚴的制服，鑲飾條的褲子，帶翎毛的帽子，拿錘形杖的司阍，留胡子的衛隊長，以及其他一切華麗外表和毫無意義的君主國裝飾品。
1849年秋天起，在瑞士避難的流亡者遭到了迫害。
聯邦政府掌握在一些懦弱的空頭理論家手中，部長們失去了主意。
一度拒絕過路易-菲力普驅逐路易-拿破侖的要求的聯邦政府8，現在驚慌失措，按照後者的命令，開始驅逐在那裡尋找庇護的人，還以同樣的辦法讨好奧地利和普魯士。
當然，現在跟聯邦政府打交道的已不是不願采取極端手段的肥胖的老國王，而是手上的鮮血還沒有幹的、驕橫暴戾、不可一世的獨夫民賊。
可是聯邦議會怕什麼呢？如果它肯望一下山外邊，它就會明白，那些鄰國的政府隻是用殘暴和恫吓在盡力掩蓋自己内心的惶恐。
在1849年，它們沒有一個政府是充分穩定、相信自己有足夠的力量發動戰争的。
聯邦政府隻要挺起腰杆子，它們就不敢吭聲。
但是那些空頭理論家甯可采取膽怯的退讓政策，對無處藏身的人進行卑鄙的不公正的迫害。
有幾個州，包括日内瓦在内，對聯邦議會作過長時間的反抗，但最後連法齊也在有意無意之間卷入了迫害流亡者的行動。
他的地位對他十分不利。
從一個秘密活動者變成一名政府官員，不論事情如何自然，仍包含着可笑的、棘手的方面。
事實上應該說，不是法齊投靠政府，而是政府投靠法齊，盡管這樣，從前的密謀者與現在的州長不可能毫無矛盾。
他有時不得不得罪自己人，或者公開違背聯邦的法令，或者采取十多年來他一貫反對的那些措施。
他隻能
何況那些政黨像俄國政府一樣詭計多端，往往弄得遊客眼花缭亂。
一旦落到它們的影響下，他便看不到事物的本來面目，受到了一定的觀點的制約，逃不出它們的魔法圈子了。
他的第一個印象總是偷天換日地硬加給他的，不是他本人的。
在他毫無準備的時候，政黨的偏見已出其不意，乘虛而入，使他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便成了它的俘虜。
在1849年，我隻知道一個激進的瑞士，它實行了民主改革，又在1847年粉碎了分離主義者聯盟。
1後來我周圍的逃亡者逐漸增多，我接受了他們對畏首畏尾的聯邦政府的不滿，對它在反動的鄰國面前扮演的可憐角色感到憤慨。
2 通過後來的幾次旅行，我才對瑞士有了較多較深入的認識，尤其是在倫敦時期。
在1853和1854年苦悶而無所事事的日子裡，我增長了不少見識，也改變了對以前親身經曆和耳聞目睹的許多事的看法。
瑞士走過了一段艱苦的曆程。
在全世界自由體制分崩離析後剩下的一片廢墟中間，在文明社會互相傾軋以緻同歸于盡的斷垣殘壁中間，在人的一切生活條件，國家的一切形式，無不遭受粗野的專制暴政的摧殘而毀滅的時候，隻有兩個國家依然像過去一樣。
一個以海洋作掩護，一個靠高山作屏障，兩者都是中世紀的共和國，古老的生活習慣已深深植根在它們的土地中。
然而從力量和地位而言，英國和瑞士又多麼不同啊！如果瑞士處在群山包圍之中，顯得像一個孤島，那麼它的被包圍地位和它的民族精神，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艱難曲折地前進，另一方面也必須采取複雜的行動。
在英國本土，人民是安定的，他們落後了三個世紀。
英國的活躍部分隻限于某些階層，大多數人民處于政治運動之外，連憲章運動3也幾乎沒有觸動他們，它涉及的僅僅是城鎮工人。
英國站在一邊，易燃物一旦積累多了，它便把它們抛出海外，因此它可以順利地發展。
思想不會從大陸蜂擁而入，隻是慢慢滲進它的國土，并按照它的方式改造自己，用它的語言表現自己。
瑞士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它沒有特權階級，甚至城市和鄉村的居民之間也沒有明顯的區别。
各州的宗法制貴族無力抵擋民主思想的任何沖擊。
一切學說和一切思想都在瑞士通行無阻，留下了痕迹；它使用的語言有三種。
加爾文在那裡傳過道，裁縫魏特林4在那兒作過宣傳，伏爾泰在那兒放聲大笑，盧梭在那兒誕生。
在這個國家，從農夫和工人起都要求實行自治，盡管強鄰壓境，卻沒有常備部隊，沒有官僚階級，沒有獨裁制度；在革命的暴風雨和反動派的狂歡節之後，它仍像從前一樣是一個自由的共和制聯邦國家。
全歐洲僅有的平靜土地是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受到限制最小的國家，我不知道保守主義者如何解釋這個事實。
反之，例如，奧地利帝國是在社會動亂和政權更疊的基礎上，靠一系列政變維持的，法國的王位則是靠恐怖統治和消滅一切法制才得以存在；可是在瑞士和英國，甚至荒謬而古老的制度也能長期保留，它們與自由結成一體，在它強有力的庇護下堅如磐石。
瑞士聯邦議會在奧地利和法國提出要求後，立刻把流亡的政治家驅逐出境，這行為是可恥的。
但這責任完全應由聯邦政府承擔；人民對外交問題并不像對内政問題那麼關心。
事實上，各國人民隻關心自己的事，其他一切他們或者不想過問，或者認為隻是玩弄辭藻，這些辭藻哪怕是真誠的，也很少實際意義。
那個以同情一切人和一切事蜚聲世界的民族，盡管極少理會地理界線，卻比任何民族具有更強烈、更狹隘的愛國主義精神。
何況自然環境本身就使瑞士人不想向外發展：崇山峻嶺把他們圍困在祖國的山谷中，正如沿海居民隻得局限于海岸上一樣，在沒有人侵犯他們的山谷時，他們可以保持沉默。
聯邦政府自作主張行使的驅逐流亡者的權利，其實根本不符合瑞士的規定，瑞士的僑民問題是各州管轄的。
瑞士的激進派受到法國理論的影響，竭力加強伯爾尼的中央政府，犯了大錯誤。
幸好中央集權的各項措施，除了具有明顯的實際利益的，如郵政和交通設施，币制的統一等，其餘在瑞士都不得人心。
中央集權在維護社會秩序和保障公共設施方面是大有可為的，但它與自由不能相容，它很容易使人民變成一群飼養在畜欄中的牲口，或者由管理員精心訓練的一群獵犬。
正因為這樣，瑞士人讨厭它，美國人和英國人也讨厭它。
人口不多的非集權國家瑞士，像許德拉5和布裡亞柔斯6，你不能一下子把它打死。
它的頭在哪兒，心髒又在哪兒呢？此外，沒有京城，就不可能想象有國王。
瑞士決不會出現國王，正如紐約不可能制定俄國的官階制度。
高山、共和精神和聯邦制度，在瑞士扶植和培育了一種剛毅堅強的人，他們具有鮮明的個性，正如他們的山陵具有鮮明的地形，他們在群山環抱中建立的國家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一樣。
不妨看看代表各州的射手怎樣舉着本州的旗子，穿着本州的服裝，背着卡賓槍，彙集在聯邦的某個射擊比賽場上。
他們為各自的特點和各自的團結自豪，從故鄉的山上來到這裡，彼此發出兄弟般的歡呼，也向聯邦的旗子（它保存在上次舉行比賽的城市中）歡呼，然而從來不會互相混雜。
在自由民族的這些節日中，在他們的軍事遊戲中，沒有君主國令人不快的自我炫耀，沒有金碧輝煌的貴族排場，沒有五色缤紛的近衛軍，有的隻是莊嚴和威武的儀表。
到處聽到的都是自由的談話，喝的都是家釀的美酒，到處都在歡呼，歌唱，奏樂，大家感到肩上沒有沉重的負擔，那壓迫他們的權力&hellip&hellip 我到達日内瓦後不久，市裡在學校放假前為所有的學生舉辦了一次宴會。
州長詹姆斯·法齊7邀請我參加這次宴會。
在卡魯日郊區的一塊空地上搭了一個大帳篷。
議員和全州的名流都來到這裡，與孩子們一起用膳。
一部分市民穿着制服，拿着槍，擔任榮譽警衛人員，這是每年輪流的。
法齊的演說充滿激進派色彩，他祝賀了得獎的學生，在奏樂和禮炮聲中提議&ldquo為未來的公民&rdquo幹杯！這以後，孩子們兩個一排随着他走進空地，那裡有各種娛樂活動，氣球和雜技表演等。
武裝的市民（也就是孩子的父兄叔伯們）夾道列隊，在學生行列開始經過時，他們便舉槍敬禮&hellip&hellip是的，向小輩和孩子們，向州政府出錢培養的孤兒們敬禮&hellip&hellip孩子是城市的尊貴客人&mdash&mdash它的&ldquo未來公民&rdquo。
這一切對我們這些參加過學校和其他慶祝活動的人說來顯得多麼新鮮。
還有一點也很奇怪：每個工人，每個成年的農民，飯店的堂倌和主人，山地的居民和沼澤的居民，都十分了解本州的事務，參與各種活動，加入各個黨派。
他們的語言和教育程度往往千差萬别，如果日内瓦的工人有時使人想起裡昂工人俱樂部的成員，那麼單純的山民至今仍像席勒的威廉·退爾周圍的人，但是這毫無關系，不論前者或後者都同樣熱烈地參加社會活動。
在法國，政治和社會組織的分支機構遍布各個城鎮，它們的成員關心革命問題，順便也會了解到政府的一些真實情況。
然而這些組織以外的人，尤其是農民，卻什麼也不知道，也根本不關心法國全國或全省的事。
最後，我們和法國人不能不看到，瑞士的官員沒有任何特定的服飾和标志，瑞士的政府沒有任何豪華的排場。
州長和聯邦議會議長，國務部長（即内閣官員）和聯邦軍官，在咖啡館裡和普通老百姓同桌吃飯，讨論國家大事，和工人辯論，也當着大家的面與其他官員辯論；他們喝的是同樣的葡萄酒和櫻桃酒。
從我與法齊認識起，他單純的民主作風便令我敬佩；但直到我熟悉了一切以後我才發現，在任何符合法律規定的場合，州政府絕不是軟弱無力的，盡管它沒有莊嚴的制服，鑲飾條的褲子，帶翎毛的帽子，拿錘形杖的司阍，留胡子的衛隊長，以及其他一切華麗外表和毫無意義的君主國裝飾品。
1849年秋天起，在瑞士避難的流亡者遭到了迫害。
聯邦政府掌握在一些懦弱的空頭理論家手中，部長們失去了主意。
一度拒絕過路易-菲力普驅逐路易-拿破侖的要求的聯邦政府8，現在驚慌失措，按照後者的命令，開始驅逐在那裡尋找庇護的人，還以同樣的辦法讨好奧地利和普魯士。
當然，現在跟聯邦政府打交道的已不是不願采取極端手段的肥胖的老國王，而是手上的鮮血還沒有幹的、驕橫暴戾、不可一世的獨夫民賊。
可是聯邦議會怕什麼呢？如果它肯望一下山外邊，它就會明白，那些鄰國的政府隻是用殘暴和恫吓在盡力掩蓋自己内心的惶恐。
在1849年，它們沒有一個政府是充分穩定、相信自己有足夠的力量發動戰争的。
聯邦政府隻要挺起腰杆子，它們就不敢吭聲。
但是那些空頭理論家甯可采取膽怯的退讓政策，對無處藏身的人進行卑鄙的不公正的迫害。
有幾個州，包括日内瓦在内，對聯邦議會作過長時間的反抗，但最後連法齊也在有意無意之間卷入了迫害流亡者的行動。
他的地位對他十分不利。
從一個秘密活動者變成一名政府官員，不論事情如何自然，仍包含着可笑的、棘手的方面。
事實上應該說，不是法齊投靠政府，而是政府投靠法齊，盡管這樣，從前的密謀者與現在的州長不可能毫無矛盾。
他有時不得不得罪自己人，或者公開違背聯邦的法令，或者采取十多年來他一貫反對的那些措施。
他隻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