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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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們的想象中他似乎應該像雇傭兵，成天生活在硝煙和烈日中，因而變得皮膚黝黑，面貌粗犷，講話簡短生硬，嗓音洪亮，表情強勁有力。
實際上這人臉色蒼白，頭發淡黃，容貌溫和，眼神和藹可親，舉止文雅，倒像一輩子生活在婦女中間的人，不像西班牙的遊擊隊員和鼓動家；他是詩人，幻想家，當時正在熱戀，他的一切都顯得優美，惹人喜愛。
我與他在熱那亞一起度過的幾個星期，使我得益不少，那正是1852年我最悲痛的日子，我的妻子埋葬後的一個半月。
我失魂落魄，看不到航行的方向和路标，我不知道，我那時是不是和奧爾西尼在《回憶錄》中說的一樣，像一個瘋子74，但我确實心灰意冷。
梅迪契可憐我；他沒有這麼講，但有時會在深夜十二時上我住處敲門，坐在我的床邊跟我閑談（有一次我與他這麼聊天時，還在被子上抓到了一隻蠍子）。
有時他在早上六七點鐘便來敲門，說道：&ldquo外邊天氣好極了，讓我們到阿爾巴洛街去&rdquo&mdash&mdash那兒住着一位美麗的西班牙姑娘，她便是他的情人。
他并不指望局勢會很快改變，展望前途隻是流亡的歲月，一切會變得更壞，更暗淡，但他身上呈現出一種年輕的、樂觀的精神，有時還顯得很天真；我發現，這類人幾乎都具有這特點。
我離開的一天，幾個接近的朋友與我一起用飯，其中有皮紮卡尼，莫爾蒂尼75，科森茲&hellip&hellip &ldquo我們的朋友梅迪契生着淡黃頭發，&rdquo我開玩笑道，&ldquo相貌像北方的貴族，可是他使我想起的卻是凡·戴克畫中的騎士，不是意大利人。
&rdquo &ldquo這很自然，&rdquo皮紮卡尼接着開玩笑道，&ldquo賈科莫是倫巴第人，他是德國騎士的後裔。
&rdquo76 &ldquo弟兄們，&rdquo梅迪契說道，&ldquo我的血管中可沒有一滴德國人的血，一滴也沒有。
&rdquo &ldquo您講得倒好，不行，您得拿出證據來，說明您為什麼生得像北方人。
&rdquo那人繼續道。
&ldquo别胡扯，&rdquo梅迪契說。
&ldquo如果我像北方人，那麼一定是我哪個老奶奶有過一個相好的波蘭人！&rdquo 在非俄羅斯人中，我沒有遇到過比薩斐更純潔、更老實的人。
西歐人大多隻因頭腦遲鈍，才顯得老實巴交的不夠靈敏，但有才能的人很少是老實的。
在德國人中，除了對實際生活幼稚無知的人以外，沒有人是老實的，這種老實叫人讨厭；在英國人中，老實往往來自缺乏敏捷的思想，這些人仿佛還沒睡醒，不能清楚地理解一切。
然而法國人卻總是别有用心，一直在跟人演戲。
他們不僅不老實，還有别的缺點：他們全都是蹩腳演員，不能扮得天衣無縫。
裝模作樣、吹牛皮、講漂亮話的習慣，已經深入他們的血液和靈魂，以緻他們不惜為了演戲赴湯蹈火，犧牲生命，然而他們的犧牲還是虛僞的。
這種事顯得駭人聽聞。
許多人不願把它們直言不諱地公之于衆，但是自欺欺人更加可怕。
正因為這樣，在這群自命不凡的庸人，這群矯揉造作、自吹自擂的才子中間，遇到了一個堅強的人，一個沒有絲毫僞裝、不會自以為是、不會狂妄自大、不會像刀刮盤子一樣刺刺不休的人，心裡會覺得多麼痛快，多麼輕松。
仿佛看了一場日戲，從悶熱的、燈光照耀的戲院裡走進了陽光中，眼前已不再是硬紙闆糊的木蘭花，帆布制作的棕榈樹，而是看到了真正的椴樹，呼吸到了健康的新鮮空氣。
薩斐便屬于這一類人。
馬志尼、阿爾梅利尼老人77和他，是羅馬共和國時期的三執政。
薩斐主管内政部的工作，直到與法國人的戰鬥結束，他一直站在最前列&mdash&mdash這在當時便意味着經常處在槍林彈雨下。
他逃亡後曾再一次越過亞平甯山：這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責任感，出于偉大的獻身精神，是為了免得一些人傷心，免得自己的出走成為臨陣脫逃的例子。
他在波倫亞待了幾個星期，在那裡他一旦被捕，便會在二十四小時内被槍決；然而他的任務不僅是潛伏，他還得展開活動，為起義作準備，等待米蘭的消息。
78我從未聽他談起過這段生活的細節。
但另一個人告訴過我不少情況，這個人是有資格對英勇的行為做出評判的，而且我聽到這一切時，正是他們的私人關系已瀕于破裂的時候。
薩斐是在奧爾西尼的陪同下越過阿爾卑斯山的，據後者說，薩斐當時那麼安詳平靜，泰然自若，心情幾乎是愉快的；他們步下高山時，盡管随時可能遇到形形色色的敵人，薩斐卻無憂無慮地唱着民歌，吟哦但丁的詩句&hellip&hellip我想，他一定也會這樣唱着歌、吟着詩走上斷頭台，不把自己的英勇行為當一回事。
在倫敦，不論在馬志尼那裡，或者在其他朋友那裡，薩斐大多保持沉默，很少參加辯論，有時他情不自禁講了幾句，馬上又沉默了。
大家不理解他，這我看得很清楚，他不是一個會自我标榜的人&hellip&hellip但是在那些後來離開了馬志尼的人中，我從未聽到一個人說過一句半句反對薩斐的話。
一天晚上，我與馬志尼在談到萊奧帕爾迪79時發生了争論。
萊奧帕爾迪的一些詩篇赢得了我的熱烈贊揚。
他像拜倫一樣，内省的情緒嚴重損害了他的詩歌，但也像拜倫一樣，他的詩句有時跟刀一樣犀利，可以刺痛心靈，喚起我們心靈的悲痛。
這樣的字句和詩行在萊蒙托夫那裡有，在巴比埃80的某些抑揚格詩篇中也有。
萊奧帕爾迪的詩集是納塔利娅讀的最後一本書，她臨死前還在翻閱它&hellip&hellip 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宣傳和鼓動群衆的人，不會理解這些痛苦的沉思，這種消磨意志的懷疑。
他們在那裡看到的隻是無益的呻吟，軟弱的悲戚。
馬志尼不可能同情萊奧帕爾迪，這我早已料到；但沒想到他會如此不遺餘力地攻擊他。
我感到惋惜；不言而喻，他之所以對他生氣，是因為他不能為他的宣傳服務。
同樣，腓特烈大帝也可能對&hellip&hellip我不知道說誰好，哦，例如，對莫紮特生氣，因為他不适合做他的勤務兵。
這是令人氣憤的扼殺個性的行為，要把人們納入特定的範疇和模式，仿佛曆史的發展與鄉村警察攤派徭役一樣，不必征求意見，不用考慮身體強弱，願意與否，一律得聽候支配。
馬志尼生氣了。
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他說道： &ldquo我覺得，您對可憐的萊奧帕爾迪如此不滿，是因為他沒有參加羅馬的革命，可是他有一個為自己辯護的重要理由，您卻把它給忘了！&rdquo &ldquo什麼理由？&rdquo &ldquo那就是他早在1836年就死了81。
&rdquo 薩斐忍不住為詩人辯解，因為他比我更愛他的詩，當然也比我理解得更深；他是從審美的、藝術的感受出發，對詩人進行分析，這涉及的隻是一個人的某些氣質方面，而不是他的思想方面。
這次和其他幾次類似的談話使我明白，他們實際上不是一條路上的人。
一個人隻是在為自己的思想尋找實現的方法，他的一切考慮都集中在這上面&mdash&mdash這不妨說是為了逃避懷疑；他渴望的隻是對他的活動有實用價值的東西&mdash&mdash這其實是一種消極的表現。
另一個人重視的卻是客觀真理，他的思想還沒停滞；此外，對于具有藝術情趣的人，藝術本身便是寶貴的，不論它與現實的關系如何。
離開馬志尼後，我們還談了很久萊奧帕爾迪，當時我的口袋裡便揣着他的詩集；我們走進咖啡館，又一起誦讀了我心愛的幾首詩。
這已經夠了。
人們志同道合走到一起，把細微的差别丢在一邊，對許多事可以保持沉默，但顯然，他們的大方向和總目标是一緻的。
談到梅迪契時，我提起過一個充滿悲劇性的人物&mdash&mdash拉維隆；我跟他認識不久，他隻是像影子似的從我身邊經過，然後便消失在血的雲霧中了。
拉維隆讀完了工藝學校的課程，是工程師和建築師。
我與他是在革命高潮中認識的，也就是2月24日和5月15日之間，那時他是國民自衛軍的上尉；他的血管中沒有任何雜質，那是朝氣蓬勃的、必要時鐵面無情的、溫和敦厚的、愉快而樂觀的90年代高盧法蘭克人的血。
我猜想，建築師克萊貝爾82開頭一定也是這樣的，那時他曾和青年演員塔爾馬83一起用手推車運泥土，為慶祝聯邦節清理場地。
84 拉維隆是沒有為2月24日的勝利，為宣布共和制而陶醉的少數人中的一個。
他在戰鬥時站在街壘上，戰鬥結束後，當沒有戰鬥的人在推選獨裁者時，他卻待在市政大廈中。
當新政府像&ldquo自天而降的神&rdquo出現在市自治局時，他大聲對選舉提出了抗議，與其他幾個激昂慷慨的人一起責問道：它是哪裡來的？為什麼它是政府？拉維隆始終如一，在5月15日帶領巴黎人民沖擊了資産階級議會，拔出軍刀，迫使議長允許人民的發言人登台演說。
鬥争失敗後，拉維隆躲了起來。
他在缺席審判中被定了罪。
反動派得意揚揚，認為自己足以應付一切，不久便可大獲全勝&mdash&mdash這時六月的日子85到了，接着便是宣布不受法律保護，流放，警察恐怖。
就在這時候，一天晚上，我正坐在托爾托尼咖啡館前面的林蔭道上，街上熙來攘往，各種人都有，也與巴黎平時一樣（不論這是開明或不開明的君主時期，還是共和國或帝政時期），人群中混有不少暗探。
蓦地一個人走到了我面前，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拉維隆。
&ldquo您好！&rdquo他說。
&ldquo您瘋了不成？&rdquo我小聲回答，抓住他一隻手，把他從托爾托尼門口拉走。
&ldquo怎麼可以這麼出門，特别是現在？&rdquo &ldquo如果您知道，關在家裡多麼寂寞，簡直會使人發瘋&hellip&hellip我再三考慮，我得出外散散心。
&rdquo &ldquo那為什麼上林蔭道？&rdquo &ldquo這算不得什麼，這兒認識我的人比塞納河那邊少一些，何況誰會想到我會跑到托爾托尼一帶來溜達？不過我要離開巴黎了。
&rdquo &ldquo上哪兒？&rdquo &ldquo去日内瓦；現在一切這麼糟，這麼讨厭，我們面臨着駭人的災難。
堕落，到處是堕落，卑鄙，無恥。
好吧，再見，再見，但願我們再見時會愉快一些。
&rdquo 在日内瓦，拉維隆幹起了建築營生，在蓋房子；突然宣布了&ldquo為教皇&rdquo進軍羅馬的戰争。
法國人背信棄義，在契維塔韋基亞登陸，向羅馬推進。
拉維隆丢下圓規，趕到了羅馬。
他向三執政宣稱：&ldquo你們需要工程師，需要炮兵專家，需要士兵，我是法國人，我為法國害羞，現在來和我的同胞作戰。
&rdquo于是他作為贖罪的祭獻品，參加了羅馬人的隊伍。
他視死如歸，站在戰鬥前列；當一切都已絕望時，他仍未停止戰鬥，最後被法國炮彈擊中，倒在羅馬城門口。
法國報紙對他的死發出了連篇累牍的謾罵，認為這是上帝對無恥背叛祖國者的懲罰！ &hellip&hellip一個人看慣了黑頭發、黑眼睛的女人，突然面對淡頭發、淡眉毛的神經質的蒼白面容，他的目光總會露出驚奇的神色，不能馬上接受這一切。
他沒有想到的、已經忘記的差别，不可抗拒地、具體地出現在他面前了。
我從意大利流亡者一下子轉向德國流亡者的時候，情形也是這樣。
毫無疑問，德國人在理論方面比其他民族發達，但直至目前，這對他們并無多大好處。
他們從狂熱的天主教轉向了先驗哲學的新教虔誠主義和語文學的詩歌主義，目前又有些在向實證科學轉變，由此可見，他們&ldquo在每個年級都勤奮學習&rdquo，這構成了他們的全部曆史；到了最後審判，上帝會給他們評定總分的。
德國的平民百姓學習不多，吃的苦卻不少：他們為了信仰新教的權利，付出了三十年戰争的代價，為了獨立生存的權利，即在俄國監督下苟延殘喘的權利，付出了與拿破侖作戰的代價。
861814至1815年，德國得到的解放是徹頭徹尾的複辟，在熱羅姆·波拿巴87的王位上出現了全國臣民之父88，他戴着撲粉的假發，穿着閑置已久、形式照舊的禮服，宣布按順序将在下一天舉行&mdash&mdash假定說第四十五次閱兵典禮（因為革命前舉行到四十四次為止），這時所有獲得解放的人民才發覺，他們一下子失去了現在，回到了另一個時代，每個人不免摸摸後腦勺，不知那裡是否長出了縛緞帶的辮子。
人民老老實實、愚昧無知地接受了這一切，唱起了克爾納89的歌。
科學又向前發展了。
希臘悲劇在柏林上演，歌德的劇本也在魏瑪的舞台上紅極一時。
在德國，哪怕思想最激進的人，在私生活領域依然是市儈。
他們敢于違背邏輯，不把思想貫徹到實踐中，以緻造成了彰明較著的矛盾。
在德國人眼中，革命和一切事物一樣，重要的是普遍概念，理所當然，它不受條件限制，因而也與實際無關，他們滿足于掌握它的理論體系，認為一件事如果理解了，也就是完成了，思想變為事實，正如理解事實的意義一樣容易。
英國人與法國人充滿成見，德國人卻沒有；但不論英國人還是法國人，都在生活中貫徹自己的信念&mdash&mdash他們服從他們所接受的一切，哪怕那是荒謬的，隻要得到他們的承認即可。
德國人卻除了理性和邏輯，什麼也不承認，但他們服從許多東西，隻要他們認為必要&mdash&mdash這是為了利益出賣靈魂。
法國人在精神上不是自由的：他們在行動上富于創造性，但思想上是貧乏的。
他們按照流行的觀念、公認的形式思想，給鄙俗的觀念披上了時髦的外衣，便心安理得。
新事物很難得到他們承認，盡管他們對它趨之若鹜。
法國人壓制自己的家人，相信這是他們的義務，正如他們相信&ldquo榮譽勳位團&rdquo90，相信法庭的判決一樣。
德國人什麼也不相信，隻是利用符合自己需要的社會偏見。
他們習慣于小康生活，習慣于舒适和平靜，從辦公室回到自己漂亮的卧室，他們便為睡衣、休息和飲食放棄自己的自由思想。
德國人是享樂主義者，人們沒有發現這一點，隻是因為那種簡單的娛樂和庸俗的生活并不引人入勝；但是愛斯基摩人可以為一點魚油犧牲一切，他們與盧庫盧斯91同樣是伊壁鸠魯主義者。
何況德國人天生不愛活動，極易發胖，在原來的生活方式中已紮下千百條根子，凡是可以破壞他們的習慣的一切，都會在他們的市儈性格中引起恐怖的反應。
德國的一切革命家都是世界主義者，他們&ldquo克服了民族觀點&rdquo，可是又充滿着最激烈、最固執的愛國精神。
他們準備接受世界共和國，消滅國家的界線，但是的裡雅斯特和但澤必須屬于德國。
維也納的大學生甘心投奔拉傑茨基92麾下，前往倫巴第作戰，甚至在一位教授的倡議下，帶走了一門贈給因斯布魯克93的大炮。
在這種傲慢的、好戰的愛國主義精神下，德國從第一次革命直到今天，始終惶惶不安地注視着右邊，也注視着左邊。
這邊是法國張開了戰旗想渡過萊茵河，那邊是俄國想渡過涅曼河，于是這個二千五百萬人的民族覺得自己無依無靠，危如累卵，便在恐怖中咒罵，在恐怖中憎恨；為了安慰自己，他們根據曆史文獻，企圖從理論上證明，法國的存在已經不複存在，而俄國的存在還沒有真正存在。
在法蘭克福聖保羅大教堂召開的&ldquo戰鬥的&rdquo國民議會94，集中了&ldquo各界精英&rdquo：教授、醫生、神學家、藥劑師和語文學家，它一面向遠在倫巴第的奧地利士兵發出歡呼，一面加緊壓迫波茲南的波蘭人。
它對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本民族問題！）的關心95，隻是出于&ldquo日耳曼主義&rdquo的立場。
在沉默幾個世紀之後，解放的德意志的代表們發出的第一句自由言論，卻是針對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這種對自由的不相适應，這些企圖保留不合理權利的愚昧行動，徒然招緻人們的嘲笑：狂妄的野心隻有在強大的實力配合下才能通行無阻，可是現在德國沒有這種力量。
1848年的革命在各地都帶有冒進和妄動性質，但在法國和意大利幾乎沒有發生過可笑的事；在德國，除了維也納，它卻充滿鬧劇色彩，甚至比歌德那出糟糕的喜劇《市民将軍》還可笑得多。
在德國，沒有一個城市和一個地方在起義時不想成立&ldquo公安委員會&rdquo96，于是它那一切煊赫一時的活動家，如冷酷的聖茹斯特，陰沉的恐怖主義者，卡諾97式的軍事天才，都應運而生。
我親眼見過兩三個羅伯斯庇爾，他們總是穿着幹淨的襯衫，不時洗手，剔指甲。
然而也有披頭散發的科洛·德布瓦98，如果在俱樂部中有人比别人更愛喝啤酒，毫無顧忌地追逐女招待，那麼這就是丹東，一個性格放浪不羁的人物。
法國人的弱點和缺陷，由于他們輕松活潑的天性而減輕了一部分。
在德國人那裡，同樣的缺點卻獲得了某種持久的、穩定的發展，因而一目了然。
必須親眼看到德國人在政治上力圖扮演&ldquo真正的巴黎孩子&rdquo，才能作出準确判斷。
他們總是使我想起一頭本來循規蹈矩、安分守己的母牛，具有與生俱來的溫馴天性，現
實際上這人臉色蒼白，頭發淡黃，容貌溫和，眼神和藹可親，舉止文雅，倒像一輩子生活在婦女中間的人，不像西班牙的遊擊隊員和鼓動家；他是詩人，幻想家，當時正在熱戀，他的一切都顯得優美，惹人喜愛。
我與他在熱那亞一起度過的幾個星期，使我得益不少，那正是1852年我最悲痛的日子，我的妻子埋葬後的一個半月。
我失魂落魄，看不到航行的方向和路标，我不知道，我那時是不是和奧爾西尼在《回憶錄》中說的一樣，像一個瘋子74，但我确實心灰意冷。
梅迪契可憐我；他沒有這麼講，但有時會在深夜十二時上我住處敲門，坐在我的床邊跟我閑談（有一次我與他這麼聊天時，還在被子上抓到了一隻蠍子）。
有時他在早上六七點鐘便來敲門，說道：&ldquo外邊天氣好極了，讓我們到阿爾巴洛街去&rdquo&mdash&mdash那兒住着一位美麗的西班牙姑娘，她便是他的情人。
他并不指望局勢會很快改變，展望前途隻是流亡的歲月，一切會變得更壞，更暗淡，但他身上呈現出一種年輕的、樂觀的精神，有時還顯得很天真；我發現，這類人幾乎都具有這特點。
我離開的一天，幾個接近的朋友與我一起用飯，其中有皮紮卡尼，莫爾蒂尼75，科森茲&hellip&hellip &ldquo我們的朋友梅迪契生着淡黃頭發，&rdquo我開玩笑道，&ldquo相貌像北方的貴族，可是他使我想起的卻是凡·戴克畫中的騎士，不是意大利人。
&rdquo &ldquo這很自然，&rdquo皮紮卡尼接着開玩笑道，&ldquo賈科莫是倫巴第人，他是德國騎士的後裔。
&rdquo76 &ldquo弟兄們，&rdquo梅迪契說道，&ldquo我的血管中可沒有一滴德國人的血，一滴也沒有。
&rdquo &ldquo您講得倒好，不行，您得拿出證據來，說明您為什麼生得像北方人。
&rdquo那人繼續道。
&ldquo别胡扯，&rdquo梅迪契說。
&ldquo如果我像北方人，那麼一定是我哪個老奶奶有過一個相好的波蘭人！&rdquo 在非俄羅斯人中，我沒有遇到過比薩斐更純潔、更老實的人。
西歐人大多隻因頭腦遲鈍，才顯得老實巴交的不夠靈敏，但有才能的人很少是老實的。
在德國人中，除了對實際生活幼稚無知的人以外，沒有人是老實的，這種老實叫人讨厭；在英國人中，老實往往來自缺乏敏捷的思想，這些人仿佛還沒睡醒，不能清楚地理解一切。
然而法國人卻總是别有用心，一直在跟人演戲。
他們不僅不老實，還有别的缺點：他們全都是蹩腳演員，不能扮得天衣無縫。
裝模作樣、吹牛皮、講漂亮話的習慣，已經深入他們的血液和靈魂，以緻他們不惜為了演戲赴湯蹈火，犧牲生命，然而他們的犧牲還是虛僞的。
這種事顯得駭人聽聞。
許多人不願把它們直言不諱地公之于衆，但是自欺欺人更加可怕。
正因為這樣，在這群自命不凡的庸人，這群矯揉造作、自吹自擂的才子中間，遇到了一個堅強的人，一個沒有絲毫僞裝、不會自以為是、不會狂妄自大、不會像刀刮盤子一樣刺刺不休的人，心裡會覺得多麼痛快，多麼輕松。
仿佛看了一場日戲，從悶熱的、燈光照耀的戲院裡走進了陽光中，眼前已不再是硬紙闆糊的木蘭花，帆布制作的棕榈樹，而是看到了真正的椴樹，呼吸到了健康的新鮮空氣。
薩斐便屬于這一類人。
馬志尼、阿爾梅利尼老人77和他，是羅馬共和國時期的三執政。
薩斐主管内政部的工作，直到與法國人的戰鬥結束，他一直站在最前列&mdash&mdash這在當時便意味着經常處在槍林彈雨下。
他逃亡後曾再一次越過亞平甯山：這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責任感，出于偉大的獻身精神，是為了免得一些人傷心，免得自己的出走成為臨陣脫逃的例子。
他在波倫亞待了幾個星期，在那裡他一旦被捕，便會在二十四小時内被槍決；然而他的任務不僅是潛伏，他還得展開活動，為起義作準備，等待米蘭的消息。
78我從未聽他談起過這段生活的細節。
但另一個人告訴過我不少情況，這個人是有資格對英勇的行為做出評判的，而且我聽到這一切時，正是他們的私人關系已瀕于破裂的時候。
薩斐是在奧爾西尼的陪同下越過阿爾卑斯山的，據後者說，薩斐當時那麼安詳平靜，泰然自若，心情幾乎是愉快的；他們步下高山時，盡管随時可能遇到形形色色的敵人，薩斐卻無憂無慮地唱着民歌，吟哦但丁的詩句&hellip&hellip我想，他一定也會這樣唱着歌、吟着詩走上斷頭台，不把自己的英勇行為當一回事。
在倫敦，不論在馬志尼那裡，或者在其他朋友那裡，薩斐大多保持沉默，很少參加辯論，有時他情不自禁講了幾句，馬上又沉默了。
大家不理解他，這我看得很清楚，他不是一個會自我标榜的人&hellip&hellip但是在那些後來離開了馬志尼的人中，我從未聽到一個人說過一句半句反對薩斐的話。
一天晚上，我與馬志尼在談到萊奧帕爾迪79時發生了争論。
萊奧帕爾迪的一些詩篇赢得了我的熱烈贊揚。
他像拜倫一樣，内省的情緒嚴重損害了他的詩歌，但也像拜倫一樣，他的詩句有時跟刀一樣犀利，可以刺痛心靈，喚起我們心靈的悲痛。
這樣的字句和詩行在萊蒙托夫那裡有，在巴比埃80的某些抑揚格詩篇中也有。
萊奧帕爾迪的詩集是納塔利娅讀的最後一本書，她臨死前還在翻閱它&hellip&hellip 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宣傳和鼓動群衆的人，不會理解這些痛苦的沉思，這種消磨意志的懷疑。
他們在那裡看到的隻是無益的呻吟，軟弱的悲戚。
馬志尼不可能同情萊奧帕爾迪，這我早已料到；但沒想到他會如此不遺餘力地攻擊他。
我感到惋惜；不言而喻，他之所以對他生氣，是因為他不能為他的宣傳服務。
同樣，腓特烈大帝也可能對&hellip&hellip我不知道說誰好，哦，例如，對莫紮特生氣，因為他不适合做他的勤務兵。
這是令人氣憤的扼殺個性的行為，要把人們納入特定的範疇和模式，仿佛曆史的發展與鄉村警察攤派徭役一樣，不必征求意見，不用考慮身體強弱，願意與否，一律得聽候支配。
馬志尼生氣了。
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他說道： &ldquo我覺得，您對可憐的萊奧帕爾迪如此不滿，是因為他沒有參加羅馬的革命，可是他有一個為自己辯護的重要理由，您卻把它給忘了！&rdquo &ldquo什麼理由？&rdquo &ldquo那就是他早在1836年就死了81。
&rdquo 薩斐忍不住為詩人辯解，因為他比我更愛他的詩，當然也比我理解得更深；他是從審美的、藝術的感受出發，對詩人進行分析，這涉及的隻是一個人的某些氣質方面，而不是他的思想方面。
這次和其他幾次類似的談話使我明白，他們實際上不是一條路上的人。
一個人隻是在為自己的思想尋找實現的方法，他的一切考慮都集中在這上面&mdash&mdash這不妨說是為了逃避懷疑；他渴望的隻是對他的活動有實用價值的東西&mdash&mdash這其實是一種消極的表現。
另一個人重視的卻是客觀真理，他的思想還沒停滞；此外，對于具有藝術情趣的人，藝術本身便是寶貴的，不論它與現實的關系如何。
離開馬志尼後，我們還談了很久萊奧帕爾迪，當時我的口袋裡便揣着他的詩集；我們走進咖啡館，又一起誦讀了我心愛的幾首詩。
這已經夠了。
人們志同道合走到一起，把細微的差别丢在一邊，對許多事可以保持沉默，但顯然，他們的大方向和總目标是一緻的。
談到梅迪契時，我提起過一個充滿悲劇性的人物&mdash&mdash拉維隆；我跟他認識不久，他隻是像影子似的從我身邊經過，然後便消失在血的雲霧中了。
拉維隆讀完了工藝學校的課程，是工程師和建築師。
我與他是在革命高潮中認識的，也就是2月24日和5月15日之間，那時他是國民自衛軍的上尉；他的血管中沒有任何雜質，那是朝氣蓬勃的、必要時鐵面無情的、溫和敦厚的、愉快而樂觀的90年代高盧法蘭克人的血。
我猜想，建築師克萊貝爾82開頭一定也是這樣的，那時他曾和青年演員塔爾馬83一起用手推車運泥土，為慶祝聯邦節清理場地。
84 拉維隆是沒有為2月24日的勝利，為宣布共和制而陶醉的少數人中的一個。
他在戰鬥時站在街壘上，戰鬥結束後，當沒有戰鬥的人在推選獨裁者時，他卻待在市政大廈中。
當新政府像&ldquo自天而降的神&rdquo出現在市自治局時，他大聲對選舉提出了抗議，與其他幾個激昂慷慨的人一起責問道：它是哪裡來的？為什麼它是政府？拉維隆始終如一，在5月15日帶領巴黎人民沖擊了資産階級議會，拔出軍刀，迫使議長允許人民的發言人登台演說。
鬥争失敗後，拉維隆躲了起來。
他在缺席審判中被定了罪。
反動派得意揚揚，認為自己足以應付一切，不久便可大獲全勝&mdash&mdash這時六月的日子85到了，接着便是宣布不受法律保護，流放，警察恐怖。
就在這時候，一天晚上，我正坐在托爾托尼咖啡館前面的林蔭道上，街上熙來攘往，各種人都有，也與巴黎平時一樣（不論這是開明或不開明的君主時期，還是共和國或帝政時期），人群中混有不少暗探。
蓦地一個人走到了我面前，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拉維隆。
&ldquo您好！&rdquo他說。
&ldquo您瘋了不成？&rdquo我小聲回答，抓住他一隻手，把他從托爾托尼門口拉走。
&ldquo怎麼可以這麼出門，特别是現在？&rdquo &ldquo如果您知道，關在家裡多麼寂寞，簡直會使人發瘋&hellip&hellip我再三考慮，我得出外散散心。
&rdquo &ldquo那為什麼上林蔭道？&rdquo &ldquo這算不得什麼，這兒認識我的人比塞納河那邊少一些，何況誰會想到我會跑到托爾托尼一帶來溜達？不過我要離開巴黎了。
&rdquo &ldquo上哪兒？&rdquo &ldquo去日内瓦；現在一切這麼糟，這麼讨厭，我們面臨着駭人的災難。
堕落，到處是堕落，卑鄙，無恥。
好吧，再見，再見，但願我們再見時會愉快一些。
&rdquo 在日内瓦，拉維隆幹起了建築營生，在蓋房子；突然宣布了&ldquo為教皇&rdquo進軍羅馬的戰争。
法國人背信棄義，在契維塔韋基亞登陸，向羅馬推進。
拉維隆丢下圓規，趕到了羅馬。
他向三執政宣稱：&ldquo你們需要工程師，需要炮兵專家，需要士兵，我是法國人，我為法國害羞，現在來和我的同胞作戰。
&rdquo于是他作為贖罪的祭獻品，參加了羅馬人的隊伍。
他視死如歸，站在戰鬥前列；當一切都已絕望時，他仍未停止戰鬥，最後被法國炮彈擊中，倒在羅馬城門口。
法國報紙對他的死發出了連篇累牍的謾罵，認為這是上帝對無恥背叛祖國者的懲罰！ &hellip&hellip一個人看慣了黑頭發、黑眼睛的女人，突然面對淡頭發、淡眉毛的神經質的蒼白面容，他的目光總會露出驚奇的神色，不能馬上接受這一切。
他沒有想到的、已經忘記的差别，不可抗拒地、具體地出現在他面前了。
我從意大利流亡者一下子轉向德國流亡者的時候，情形也是這樣。
毫無疑問，德國人在理論方面比其他民族發達，但直至目前，這對他們并無多大好處。
他們從狂熱的天主教轉向了先驗哲學的新教虔誠主義和語文學的詩歌主義，目前又有些在向實證科學轉變，由此可見，他們&ldquo在每個年級都勤奮學習&rdquo，這構成了他們的全部曆史；到了最後審判，上帝會給他們評定總分的。
德國的平民百姓學習不多，吃的苦卻不少：他們為了信仰新教的權利，付出了三十年戰争的代價，為了獨立生存的權利，即在俄國監督下苟延殘喘的權利，付出了與拿破侖作戰的代價。
861814至1815年，德國得到的解放是徹頭徹尾的複辟，在熱羅姆·波拿巴87的王位上出現了全國臣民之父88，他戴着撲粉的假發，穿着閑置已久、形式照舊的禮服，宣布按順序将在下一天舉行&mdash&mdash假定說第四十五次閱兵典禮（因為革命前舉行到四十四次為止），這時所有獲得解放的人民才發覺，他們一下子失去了現在，回到了另一個時代，每個人不免摸摸後腦勺，不知那裡是否長出了縛緞帶的辮子。
人民老老實實、愚昧無知地接受了這一切，唱起了克爾納89的歌。
科學又向前發展了。
希臘悲劇在柏林上演，歌德的劇本也在魏瑪的舞台上紅極一時。
在德國，哪怕思想最激進的人，在私生活領域依然是市儈。
他們敢于違背邏輯，不把思想貫徹到實踐中，以緻造成了彰明較著的矛盾。
在德國人眼中，革命和一切事物一樣，重要的是普遍概念，理所當然，它不受條件限制，因而也與實際無關，他們滿足于掌握它的理論體系，認為一件事如果理解了，也就是完成了，思想變為事實，正如理解事實的意義一樣容易。
英國人與法國人充滿成見，德國人卻沒有；但不論英國人還是法國人，都在生活中貫徹自己的信念&mdash&mdash他們服從他們所接受的一切，哪怕那是荒謬的，隻要得到他們的承認即可。
德國人卻除了理性和邏輯，什麼也不承認，但他們服從許多東西，隻要他們認為必要&mdash&mdash這是為了利益出賣靈魂。
法國人在精神上不是自由的：他們在行動上富于創造性，但思想上是貧乏的。
他們按照流行的觀念、公認的形式思想，給鄙俗的觀念披上了時髦的外衣，便心安理得。
新事物很難得到他們承認，盡管他們對它趨之若鹜。
法國人壓制自己的家人，相信這是他們的義務，正如他們相信&ldquo榮譽勳位團&rdquo90，相信法庭的判決一樣。
德國人什麼也不相信，隻是利用符合自己需要的社會偏見。
他們習慣于小康生活，習慣于舒适和平靜，從辦公室回到自己漂亮的卧室，他們便為睡衣、休息和飲食放棄自己的自由思想。
德國人是享樂主義者，人們沒有發現這一點，隻是因為那種簡單的娛樂和庸俗的生活并不引人入勝；但是愛斯基摩人可以為一點魚油犧牲一切，他們與盧庫盧斯91同樣是伊壁鸠魯主義者。
何況德國人天生不愛活動，極易發胖，在原來的生活方式中已紮下千百條根子，凡是可以破壞他們的習慣的一切，都會在他們的市儈性格中引起恐怖的反應。
德國的一切革命家都是世界主義者，他們&ldquo克服了民族觀點&rdquo，可是又充滿着最激烈、最固執的愛國精神。
他們準備接受世界共和國，消滅國家的界線，但是的裡雅斯特和但澤必須屬于德國。
維也納的大學生甘心投奔拉傑茨基92麾下，前往倫巴第作戰，甚至在一位教授的倡議下，帶走了一門贈給因斯布魯克93的大炮。
在這種傲慢的、好戰的愛國主義精神下，德國從第一次革命直到今天，始終惶惶不安地注視着右邊，也注視着左邊。
這邊是法國張開了戰旗想渡過萊茵河，那邊是俄國想渡過涅曼河，于是這個二千五百萬人的民族覺得自己無依無靠，危如累卵，便在恐怖中咒罵，在恐怖中憎恨；為了安慰自己，他們根據曆史文獻，企圖從理論上證明，法國的存在已經不複存在，而俄國的存在還沒有真正存在。
在法蘭克福聖保羅大教堂召開的&ldquo戰鬥的&rdquo國民議會94，集中了&ldquo各界精英&rdquo：教授、醫生、神學家、藥劑師和語文學家，它一面向遠在倫巴第的奧地利士兵發出歡呼，一面加緊壓迫波茲南的波蘭人。
它對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本民族問題！）的關心95，隻是出于&ldquo日耳曼主義&rdquo的立場。
在沉默幾個世紀之後，解放的德意志的代表們發出的第一句自由言論，卻是針對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這種對自由的不相适應，這些企圖保留不合理權利的愚昧行動，徒然招緻人們的嘲笑：狂妄的野心隻有在強大的實力配合下才能通行無阻，可是現在德國沒有這種力量。
1848年的革命在各地都帶有冒進和妄動性質，但在法國和意大利幾乎沒有發生過可笑的事；在德國，除了維也納，它卻充滿鬧劇色彩，甚至比歌德那出糟糕的喜劇《市民将軍》還可笑得多。
在德國，沒有一個城市和一個地方在起義時不想成立&ldquo公安委員會&rdquo96，于是它那一切煊赫一時的活動家，如冷酷的聖茹斯特，陰沉的恐怖主義者，卡諾97式的軍事天才，都應運而生。
我親眼見過兩三個羅伯斯庇爾，他們總是穿着幹淨的襯衫，不時洗手，剔指甲。
然而也有披頭散發的科洛·德布瓦98，如果在俱樂部中有人比别人更愛喝啤酒，毫無顧忌地追逐女招待，那麼這就是丹東，一個性格放浪不羁的人物。
法國人的弱點和缺陷，由于他們輕松活潑的天性而減輕了一部分。
在德國人那裡，同樣的缺點卻獲得了某種持久的、穩定的發展，因而一目了然。
必須親眼看到德國人在政治上力圖扮演&ldquo真正的巴黎孩子&rdquo，才能作出準确判斷。
他們總是使我想起一頭本來循規蹈矩、安分守己的母牛，具有與生俱來的溫馴天性，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