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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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許多人一個月後便退出了編輯部；我沒有給它送去過一個字。
拿破侖的警察要是聰明一些，《民族論壇》就不緻為了6月13日的幾行字被查封16。
密茨凱維奇的名字，對拿破侖的崇拜，神秘主義的革命精神，以及企圖在波拿巴家族的率領下靠槍杆子實現民主政治的幻想，可以使這家報紙成為總統手中的一張王牌，不清白的事業中的一件清白的工具。
天主教與斯拉夫精神格格不入，對它起了破壞作用：當波希米亞人沒有力量抵制天主教的時候，他們便沒落了；在波蘭人那兒，天主教促進了狂熱的神秘主義思想，使他們始終生活在虛無缥缈的世界中。
如果他們不是處在耶稣會的直接影響下，他們就會為自己創造神祇，或者拜倒在某種幻象面前，而不是争取解放。
彌賽亞救世主義，這是弗隆斯基17的呓語，也是托維揚斯基18的震顫性谵妄症，可是它卻把千百個波蘭人，其中也包括密茨凱維奇，弄得暈頭轉向。
對拿破侖的崇拜，首先就來自這種瘋狂狀态。
拿破侖什麼也沒有為他們做過；他不愛波蘭，隻愛在戰場上視死如歸、替他賣命的波蘭人，這些人曾為他組成著名的騎兵部隊，在索莫塞拉山口沖鋒陷陣。
1812年，拿破侖對納博内19說：&ldquo我希望在波蘭看到的是兵營，不是會場。
不論在華沙還是在莫斯科，我同樣不允許給鼓動家提供俱樂部。
&rdquo可是波蘭人卻當他是上帝的軍事使者，把他與毗濕奴20和基督并列。
1848年冬季的一個深夜，我與密茨凱維奇的一位追随者走過旺多姆廣場。
到了紀念柱21旁邊，波蘭人便摘下了帽子。
我心想：&ldquo難道這是真的&hellip&hellip&rdquo我簡直不敢相信這種愚昧的行為，客氣地問他，他為什麼要脫下帽子？波蘭人指指皇帝的銅像。
既然它能得到這麼多人的愛戴，怎麼能指望人們不遭到壓制和迫害呢！ 在家庭生活中，密茨凱維奇并不愉快，一種不幸的、陰郁的氣氛，那種&ldquo上帝的懲罰&rdquo，籠罩在他的周圍。
他的妻子長時期處在精神錯亂狀态。
托維揚斯基給她念咒語，似乎對她有所幫助，這使密茨凱維奇特别驚訝，然而症狀并未減輕&hellip&hellip他們的情形很糟。
偉大的詩人最後幾年的生活是悲慘的，隻是在苟延殘喘。
他死在土耳其，那是因為他懷着一個荒謬的想法，要在那裡建立一個哥薩克軍團&mdash&mdash土耳其不準它用波蘭的名義。
死前他寫了一首拉丁文頌詩，歌頌路易-拿破侖的光榮和偉大。
22 這次參加報社工作失敗以後，跟我來往的人更少了，隻限于幾個熟人，盡管由于新流亡者的到來，熟人多了一些。
以前我有時上俱樂部走走，還參加過三四次宴會，那就是吃一點冷羊肉，喝幾杯酸葡萄酒，一邊聽皮埃爾·勒魯和老爺子卡貝23談天，一邊随着大家唱《馬賽曲》。
現在連這種活動我也膩煩了。
我懷着深沉的悲痛注視着一切，我發現崩潰在加快，共和制度、法國和歐洲在沒落。
從遙遠的俄國看不到絲毫曙光，聽不到振奮人心的消息，也得不到朋友的問候。
沒有人再給我寫信，親戚朋友的聯系都中斷了。
俄國無聲無臭，死一般的沉寂，像一個不幸的老婆子被主人鞭打得遍體鱗傷，躺在地上不動了。
它那時跨進了這駭人的五年，直到現在24才随着尼古拉的入土擺脫了那苦難的歲月。
這五年對我說來也是一生中創巨痛深的階段；我已沒有太多寶貴的東西可以喪失，也沒有太多的信念可以抛棄了&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霍亂在巴黎肆虐，沉悶的空氣，沒有陽光的酷暑，給一切罩上了一層陰影，不幸的居民人人自危，愁眉不展，柩車綿延不斷，争先恐後地駛向墓園&mdash&mdash整個景象與政治形勢那麼吻合。
時疫的犧牲者到處都是。
我的母親與一位熟悉的夫人到聖克盧25去了一次，夫人二十五歲，回來後晚上就感到不舒服，我母親勸她留下過夜。
早上七時左右，仆人告訴我，那位夫人得了霍亂；我去看她，不覺吃了一驚，她與昨天相比已判若兩人&mdash&mdash她本來很漂亮，但現在臉上的肌肉全部萎縮了，幹癟了，眼眶下出現了黑影。
我好不容易在醫學院裡找到雷耶26，把他請來。
雷耶看了看病人，對我小聲道： &ldquo您自己明白，這時還能做什麼。
&rdquo他開了藥方便走了。
病人把我叫去，問道： &ldquo醫生怎麼說？他對您說過什麼吧？&rdquo &ldquo他叫我派人去取藥。
&rdquo 她拉住我的手&mdash&mdash她的手比她的臉更叫我吃驚：她變得那麼瘦，隻剩了一層皮，好像從躺下起她已大病了一個來月&mdash&mdash用充滿痛苦和恐懼的眼睛注視着我，嗫嚅道： &ldquo看在上帝分上，告訴我他怎麼說吧&hellip&hellip我快死了嗎？&hellip&hellip您不怕我吧？&rdquo她又說。
這時我非常可憐她；她一定十分害怕，這不僅是對死亡的畏懼，也是對傳染病會這麼快消耗盡她的生命感到的驚恐。
到早上她死了。
屠格涅夫正想離開巴黎，他租的房子已經到期，便到我家過夜。
飯後，他說他感到悶得喘不出氣，我說我早上洗過澡了，晚上他也去洗了個澡。
回來後，他覺得不舒服，喝了一杯摻酒和糖的蘇打水，便上床睡了。
夜裡他叫醒了我。
&ldquo我沒有指望了，&rdquo他對我說，&ldquo這是霍亂。
&rdquo 他确實想嘔吐，渾身抽搐；但幸好過了十天，他的病痊愈了。
我的母親安葬了那位熟悉的夫人，便去了埃夫裡市。
屠格涅夫得病後，我把納塔利娅和孩子們也送往那裡，隻留下我與他待在一起，等他病快好時，我也去了那兒。
6月12日27早上，薩佐諾夫到那兒找我。
他非常興奮，說群衆運動即将爆發，成功是必然的，榮譽在等待着每一個參加的人，因此堅持要我去摘取桂冠。
我對他說，他知道我對當前局勢的觀點，我覺得不是為了信仰，參加那些與我幾乎毫無共同之點的人們的行動是愚蠢的。
興高采烈的鼓動家聽到這話，便說，當然，躲在家裡寫些懷疑主義的論文，既很舒服，又無危險，不如讓别人在廣場上保衛自由和各民族的團結，從事其他許多有益的活動。
有一種情緒毫無價值，然而它曾在過去和現在驅使許多人幹下重大的錯事，甚至犯罪，這時它也對我發生了作用。
&ldquo可是你怎麼認為我不肯去呢？&rdquo &ldquo我是從你的話中得出這結論的。
&rdquo &ldquo不對，我說這是愚蠢的，可我并沒有說，我永遠不會幹愚蠢的事。
&rdquo &ldquo那好，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就是喜歡你這種作風！好吧，不必浪費時間，我們這就去巴黎。
今天晚上，德國人和其他流亡者要在九時集會，我們先找他們。
&rdquo &ldquo他們在哪裡開會？&rdquo我在車上問他。
&ldquo在羅亞爾宮的蘭勃林咖啡館。
&rdquo 這是第一件叫我吃驚的事。
&ldquo怎麼在蘭勃林咖啡館？&rdquo &ldquo革命者平常都在那兒集會。
&rdquo &ldquo正因為這樣，我認為今天應該另找地方。
&rdquo &ldquo可是大家對那兒習慣了。
&rdquo &ldquo大概那兒的啤酒很香吧！&rdquo 在咖啡館裡，形形色色的革命老主顧一本正經地坐在十來張小桌子旁邊，從寬邊羔羊皮帽下，從鴨舌帽的小帽檐下，意味深長地、悲天憫人地望着周圍。
他們是革命的珀涅羅珀28的永恒的求婚者，一切政治示威中必然到場的人物，他們構成了革命的&ldquo場面&rdquo和&ldquo背景&rdquo，遠看很可怕，像中國人拿來吓噓英國人的紙糊的龍。
在社會變革和風雲激蕩的混亂時代，國家長期動蕩不定，脫離了平常的軌道，該時便誕生了一代新的人物，他們可以稱為革命的合唱隊；這是從顫動的火山地帶産生的、在動亂和一切工作中斷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從童年起就習慣了政治騷亂，愛上了它的戲劇性一面，它那種莊嚴而輝煌的景象。
正如尼古拉認為步法操練是軍事訓練的主要方面，他們也認為，宴會、遊行、示威、開會、祝酒、旗子是革命的主要内容。
他們中間有正直的、勇敢的、真正忠誠的、準備在槍彈下壯烈犧牲的人，但是大部分卻是鼠目寸光、毫無見識的空頭革命家。
實際上他們隻是抱殘守缺的保守分子，與一切革命精神格格不入，他們的革命隻能停留在口頭的綱領上，不會前進一步。
他們一生談的無非是不多幾個政治概念，應該說，他們知道的隻是它們的辭藻方面，它們的神聖外衣，那些空洞的詞彙，他們讓它們像走馬燈中輪番出現的小鴨子似的，一會兒跑進報紙的文章中，一會兒跑進酒會的演說或議會的發言中。
除了天真的革命空談家以外，那些無人賞識的藝術家，生不逢時的文學家，讀完了大學、沒有拿到學位的大學生，攬接不到案子的律師，不會演戲的演員，自命不凡但能力有限、抱負遠大但缺乏刻苦耐勞精神的志士仁人，自然都彙集到了這夥人中間。
在平時給群衆充當領導的那種外在力量，到了動蕩不定的時代便失去了它的權威性，群衆在沒人做主的狀況下變得無所适從。
這時年輕的一代突然發現，在革命時期，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一舉成名，至少表面上是這樣，于是他們紛紛投身在空洞的政治呐喊中，學會了豪言壯語，卻喪失了工作能力。
咖啡館和俱樂部的生活引人入勝，生動活潑，既可滿足自尊心，又不受任何限制。
不怕遲到，也不必花力氣，今天不做，不妨明天再做，而且也可以根本不做。
革命的合唱隊有些像希臘悲劇的合唱隊，可以分成兩部分，如果用植物分類法予以命名，一部分不妨稱為隐花植物，另一部分稱為顯花植物。
他們中間的一些人永遠從事隐蔽活動，不時更改住處和胡子的
拿破侖的警察要是聰明一些，《民族論壇》就不緻為了6月13日的幾行字被查封16。
密茨凱維奇的名字，對拿破侖的崇拜，神秘主義的革命精神，以及企圖在波拿巴家族的率領下靠槍杆子實現民主政治的幻想，可以使這家報紙成為總統手中的一張王牌，不清白的事業中的一件清白的工具。
天主教與斯拉夫精神格格不入，對它起了破壞作用：當波希米亞人沒有力量抵制天主教的時候，他們便沒落了；在波蘭人那兒，天主教促進了狂熱的神秘主義思想，使他們始終生活在虛無缥缈的世界中。
如果他們不是處在耶稣會的直接影響下，他們就會為自己創造神祇，或者拜倒在某種幻象面前，而不是争取解放。
彌賽亞救世主義，這是弗隆斯基17的呓語，也是托維揚斯基18的震顫性谵妄症，可是它卻把千百個波蘭人，其中也包括密茨凱維奇，弄得暈頭轉向。
對拿破侖的崇拜，首先就來自這種瘋狂狀态。
拿破侖什麼也沒有為他們做過；他不愛波蘭，隻愛在戰場上視死如歸、替他賣命的波蘭人，這些人曾為他組成著名的騎兵部隊，在索莫塞拉山口沖鋒陷陣。
1812年，拿破侖對納博内19說：&ldquo我希望在波蘭看到的是兵營，不是會場。
不論在華沙還是在莫斯科，我同樣不允許給鼓動家提供俱樂部。
&rdquo可是波蘭人卻當他是上帝的軍事使者，把他與毗濕奴20和基督并列。
1848年冬季的一個深夜，我與密茨凱維奇的一位追随者走過旺多姆廣場。
到了紀念柱21旁邊，波蘭人便摘下了帽子。
我心想：&ldquo難道這是真的&hellip&hellip&rdquo我簡直不敢相信這種愚昧的行為，客氣地問他，他為什麼要脫下帽子？波蘭人指指皇帝的銅像。
既然它能得到這麼多人的愛戴，怎麼能指望人們不遭到壓制和迫害呢！ 在家庭生活中，密茨凱維奇并不愉快，一種不幸的、陰郁的氣氛，那種&ldquo上帝的懲罰&rdquo，籠罩在他的周圍。
他的妻子長時期處在精神錯亂狀态。
托維揚斯基給她念咒語，似乎對她有所幫助，這使密茨凱維奇特别驚訝，然而症狀并未減輕&hellip&hellip他們的情形很糟。
偉大的詩人最後幾年的生活是悲慘的，隻是在苟延殘喘。
他死在土耳其，那是因為他懷着一個荒謬的想法，要在那裡建立一個哥薩克軍團&mdash&mdash土耳其不準它用波蘭的名義。
死前他寫了一首拉丁文頌詩，歌頌路易-拿破侖的光榮和偉大。
22 這次參加報社工作失敗以後，跟我來往的人更少了，隻限于幾個熟人，盡管由于新流亡者的到來，熟人多了一些。
以前我有時上俱樂部走走，還參加過三四次宴會，那就是吃一點冷羊肉，喝幾杯酸葡萄酒，一邊聽皮埃爾·勒魯和老爺子卡貝23談天，一邊随着大家唱《馬賽曲》。
現在連這種活動我也膩煩了。
我懷着深沉的悲痛注視着一切，我發現崩潰在加快，共和制度、法國和歐洲在沒落。
從遙遠的俄國看不到絲毫曙光，聽不到振奮人心的消息，也得不到朋友的問候。
沒有人再給我寫信，親戚朋友的聯系都中斷了。
俄國無聲無臭，死一般的沉寂，像一個不幸的老婆子被主人鞭打得遍體鱗傷，躺在地上不動了。
它那時跨進了這駭人的五年，直到現在24才随着尼古拉的入土擺脫了那苦難的歲月。
這五年對我說來也是一生中創巨痛深的階段；我已沒有太多寶貴的東西可以喪失，也沒有太多的信念可以抛棄了&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霍亂在巴黎肆虐，沉悶的空氣，沒有陽光的酷暑，給一切罩上了一層陰影，不幸的居民人人自危，愁眉不展，柩車綿延不斷，争先恐後地駛向墓園&mdash&mdash整個景象與政治形勢那麼吻合。
時疫的犧牲者到處都是。
我的母親與一位熟悉的夫人到聖克盧25去了一次，夫人二十五歲，回來後晚上就感到不舒服，我母親勸她留下過夜。
早上七時左右，仆人告訴我，那位夫人得了霍亂；我去看她，不覺吃了一驚，她與昨天相比已判若兩人&mdash&mdash她本來很漂亮，但現在臉上的肌肉全部萎縮了，幹癟了，眼眶下出現了黑影。
我好不容易在醫學院裡找到雷耶26，把他請來。
雷耶看了看病人，對我小聲道： &ldquo您自己明白，這時還能做什麼。
&rdquo他開了藥方便走了。
病人把我叫去，問道： &ldquo醫生怎麼說？他對您說過什麼吧？&rdquo &ldquo他叫我派人去取藥。
&rdquo 她拉住我的手&mdash&mdash她的手比她的臉更叫我吃驚：她變得那麼瘦，隻剩了一層皮，好像從躺下起她已大病了一個來月&mdash&mdash用充滿痛苦和恐懼的眼睛注視着我，嗫嚅道： &ldquo看在上帝分上，告訴我他怎麼說吧&hellip&hellip我快死了嗎？&hellip&hellip您不怕我吧？&rdquo她又說。
這時我非常可憐她；她一定十分害怕，這不僅是對死亡的畏懼，也是對傳染病會這麼快消耗盡她的生命感到的驚恐。
到早上她死了。
屠格涅夫正想離開巴黎，他租的房子已經到期，便到我家過夜。
飯後，他說他感到悶得喘不出氣，我說我早上洗過澡了，晚上他也去洗了個澡。
回來後，他覺得不舒服，喝了一杯摻酒和糖的蘇打水，便上床睡了。
夜裡他叫醒了我。
&ldquo我沒有指望了，&rdquo他對我說，&ldquo這是霍亂。
&rdquo 他确實想嘔吐，渾身抽搐；但幸好過了十天，他的病痊愈了。
我的母親安葬了那位熟悉的夫人，便去了埃夫裡市。
屠格涅夫得病後，我把納塔利娅和孩子們也送往那裡，隻留下我與他待在一起，等他病快好時，我也去了那兒。
6月12日27早上，薩佐諾夫到那兒找我。
他非常興奮，說群衆運動即将爆發，成功是必然的，榮譽在等待着每一個參加的人，因此堅持要我去摘取桂冠。
我對他說，他知道我對當前局勢的觀點，我覺得不是為了信仰，參加那些與我幾乎毫無共同之點的人們的行動是愚蠢的。
興高采烈的鼓動家聽到這話，便說，當然，躲在家裡寫些懷疑主義的論文，既很舒服，又無危險，不如讓别人在廣場上保衛自由和各民族的團結，從事其他許多有益的活動。
有一種情緒毫無價值，然而它曾在過去和現在驅使許多人幹下重大的錯事，甚至犯罪，這時它也對我發生了作用。
&ldquo可是你怎麼認為我不肯去呢？&rdquo &ldquo我是從你的話中得出這結論的。
&rdquo &ldquo不對，我說這是愚蠢的，可我并沒有說，我永遠不會幹愚蠢的事。
&rdquo &ldquo那好，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就是喜歡你這種作風！好吧，不必浪費時間，我們這就去巴黎。
今天晚上，德國人和其他流亡者要在九時集會，我們先找他們。
&rdquo &ldquo他們在哪裡開會？&rdquo我在車上問他。
&ldquo在羅亞爾宮的蘭勃林咖啡館。
&rdquo 這是第一件叫我吃驚的事。
&ldquo怎麼在蘭勃林咖啡館？&rdquo &ldquo革命者平常都在那兒集會。
&rdquo &ldquo正因為這樣，我認為今天應該另找地方。
&rdquo &ldquo可是大家對那兒習慣了。
&rdquo &ldquo大概那兒的啤酒很香吧！&rdquo 在咖啡館裡，形形色色的革命老主顧一本正經地坐在十來張小桌子旁邊，從寬邊羔羊皮帽下，從鴨舌帽的小帽檐下，意味深長地、悲天憫人地望着周圍。
他們是革命的珀涅羅珀28的永恒的求婚者，一切政治示威中必然到場的人物，他們構成了革命的&ldquo場面&rdquo和&ldquo背景&rdquo，遠看很可怕，像中國人拿來吓噓英國人的紙糊的龍。
在社會變革和風雲激蕩的混亂時代，國家長期動蕩不定，脫離了平常的軌道，該時便誕生了一代新的人物，他們可以稱為革命的合唱隊；這是從顫動的火山地帶産生的、在動亂和一切工作中斷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從童年起就習慣了政治騷亂，愛上了它的戲劇性一面，它那種莊嚴而輝煌的景象。
正如尼古拉認為步法操練是軍事訓練的主要方面，他們也認為，宴會、遊行、示威、開會、祝酒、旗子是革命的主要内容。
他們中間有正直的、勇敢的、真正忠誠的、準備在槍彈下壯烈犧牲的人，但是大部分卻是鼠目寸光、毫無見識的空頭革命家。
實際上他們隻是抱殘守缺的保守分子，與一切革命精神格格不入，他們的革命隻能停留在口頭的綱領上，不會前進一步。
他們一生談的無非是不多幾個政治概念，應該說，他們知道的隻是它們的辭藻方面，它們的神聖外衣，那些空洞的詞彙，他們讓它們像走馬燈中輪番出現的小鴨子似的，一會兒跑進報紙的文章中，一會兒跑進酒會的演說或議會的發言中。
除了天真的革命空談家以外，那些無人賞識的藝術家，生不逢時的文學家，讀完了大學、沒有拿到學位的大學生，攬接不到案子的律師，不會演戲的演員，自命不凡但能力有限、抱負遠大但缺乏刻苦耐勞精神的志士仁人，自然都彙集到了這夥人中間。
在平時給群衆充當領導的那種外在力量，到了動蕩不定的時代便失去了它的權威性，群衆在沒人做主的狀況下變得無所适從。
這時年輕的一代突然發現，在革命時期，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一舉成名，至少表面上是這樣，于是他們紛紛投身在空洞的政治呐喊中，學會了豪言壯語，卻喪失了工作能力。
咖啡館和俱樂部的生活引人入勝，生動活潑，既可滿足自尊心，又不受任何限制。
不怕遲到，也不必花力氣，今天不做，不妨明天再做，而且也可以根本不做。
革命的合唱隊有些像希臘悲劇的合唱隊，可以分成兩部分，如果用植物分類法予以命名，一部分不妨稱為隐花植物，另一部分稱為顯花植物。
他們中間的一些人永遠從事隐蔽活動，不時更改住處和胡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