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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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論壇》&mdash&mdash密茨凱維奇和拉蒙·德·拉·薩格拉&mdash&mdash1849年6月13日的革命合唱隊&mdash&mdash巴黎的霍亂&mdash&mdash離境
1847年秋我離開巴黎後，沒有與任何人保持聯系；文學界和政治界對我還是完全陌生的。
原因很多。
沒有出現直接的機會，我又不想尋找這種機會。
僅僅為了結識名流，便登門拜訪他們，我認為這未免有失體面。
何況我很不喜歡法國人對俄國人那種居高臨下的姿态：他們稱贊我們，鼓勵我們，誇獎我們的發音和我們的富裕；我們容忍這一切，像是有求于他們，甚至為自己表示歉疚，如果他們出于禮貌，把我們當法國人對待，我們便大喜過望。
法國人向我們滔滔不絕，随口講話，我們卻不敢造次，總在考慮怎麼回答，實際上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們看到了他們的錯誤，他們的無知，卻不好意思當面提出&mdash&mdash他們正好利用這一點，自欺欺人，大言不慚。
如果要在另一種方式上與他們來往，就得讓他們尊重你，為此必須具備各種條件，而我當時還不具備，等我有了這些條件我便馬上加以利用了。
此外，還不應該忘記，要與法國人成為點頭朋友，那是最容易的，然而要使他們與我們真正坦誠相見，卻是最困難的。
法國人喜歡抛頭露面，表現自己，向别人誇誇其談，在這一點上也像在其他方面，他們與英國人截然相反。
英國人與别人交往是因為他覺得寂寞，他像坐在戲院裡看戲，利用人們為自己解悶，既可散心，又可聽到各種消息；英國人總是在發問，法國人卻總是在回答。
英國人覺得一切都不明白，一切都得仔細想想，法國人卻一切都知道，一切都了解，他本身已完整無缺，不需要再探聽什麼；他隻喜歡高談闊論，說教和訓話。
至于講什麼，向誰講，這都一樣。
他不需要個人的接觸，一杯咖啡對他已足夠了；他像列彼基洛夫，盡管恰茨基已換了斯卡洛祖布，紮戈列茨基已代替了斯卡洛祖布，他還是在談他的議會和陪審員，談他的拜倫（盡管他照法國人的發音說成了&ldquo貝倫&rdquo）和各種重要的話題。
1 從意大利回來後，我還沒有從二月革命中冷靜下來，便遇到了5月15日，後來又經曆了痛苦的六月和全市戒嚴。
這時我對伏爾泰說的老虎和猴子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我甚至不想結識共和國中這些頭面人物了。
統一行動的可能性出現過一次，它也許會使我認識不少人&mdash&mdash但這事最後未能成功。
克薩韋裡·布拉尼茨基伯爵3拿出了七萬法郎辦一份報紙，它主要讨論國外的政治形勢，其他民族、尤其是波蘭的問題。
顯然，這樣的報紙是有益的，及時的。
法國報刊很少注意法國以外的一切，也不大理解；在共和國時期，它們認為，它們的職責隻是用各民族團結的口号鼓勵各國，向它們許願，說等國内大局安定之後，法國就會根據博愛的原則建立一個世界共和國。
新報紙定名為《民族論壇》4，它的條件使它可以在國際運動和進步的事業中成為&ldquo指導力量&rdquo。
它的成功是可以預期的，因為當時還沒有各國共同的報紙&mdash&mdash《泰晤士報》和《辯論日報》5登載過一些很好的文章，論述各國的專門問題，但缺乏系統，斷斷續續，不夠經常。
《奧格斯堡總彙報》6确實可以成為一份國際性的報紙，可惜它的黑色和黃色傾向太刺目了，使人覺得有些眼花缭亂。
但是1848年的一切良好開端，注定了早産的命運，在長出一顆牙齒以前便宣告夭折。
報紙辦得很不順利，沒有朝氣，最後，在1849年6月14日，便與其他無辜的報紙一起被扼殺了。
報社租定了房子，購置了鋪綠呢台布的大桌子和各種小斜面寫字台，指定了一個瘦瘦的法國作家負責各國文字的正字工作，成立了由從前波蘭的志士仁人組成的編輯委員會，任命了密茨凱維奇擔任總負責人，并由霍耶茨基7做他的助手，總之，一切準備就緒，隻等正式成立了，那麼，最合适的日期不是2月24日的周年紀念日，最合适的方式不是舉辦晚宴嗎？ 晚宴由霍耶茨基主辦。
我去時，發現已到了不少客人，其中幾乎沒有一個法國人，然而其他民族，從西西裡人到克羅地亞人都有，因此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我個人感興趣的隻有一個人&mdash&mdash亞當·密茨凱維奇，我以前從未見過他。
他站在壁爐前面，把一隻胳膊彎支在大理石爐頂上。
凡是在他的作品的法文本上見過他的肖像的（那大概是根據大衛·當熱8作的胸像浮雕複制的）馬上可以認出他，盡管這些年他的面貌已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臉型看，他不像波蘭人，倒像立陶宛人，臉上流露出無窮的憂慮和悲戚。
他頭上是濃密的灰白頭發，目光倦怠，整個外表給人的印象是經曆了過多的不幸，内心感受着苦悶和強烈的憂郁&mdash&mdash這是波蘭命運的形象化體現。
後來沃爾采爾9的臉也給過我類似的印象，不過盡管他滿面病容，他的臉還是顯得比密茨凱維奇的生動而親切。
密茨凱維奇似乎被什麼吸引着，控制着，有些精神恍惚；這&ldquo什麼&rdquo便是他那奇特的神秘主義，他在那中間已越陷越深了。
我走到他前面，他向我打聽俄國的情形；他隻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消息，對普希金以後的文學運動知道得很少，還停留在他離開俄國的時期10。
盡管他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斯拉夫人兄弟般的團結，他又是這種思想最早的倡導者之一，然而他仍對俄國懷有一定的敵意。
不過在經曆了沙皇和沙皇的總督們的一切暴行之後，這是不足為怪的，何況我們所談的正是尼古拉恐怖統治飛揚跋扈的時期。
第一件使我驚異和不快的事，是追随他的那些波蘭人對他的态度：他們在他面前就像修士見了修道院長那麼低聲下氣，誠惶誠恐，有的還吻他的肩膀。
也許他對這種頂禮膜拜的方式已習以為常，因此顯得滿不在乎。
得到志同道合的人的承認，看到自己對他們的影響和他們對自己的愛，這是每個把全部身心獻給自己的信念，并以這種信念為生命的人都指望的；但是同情和尊敬的外在表現叫我無法接受：它們破壞了平等、因而也是自由的原則；何況在這方面，與那些大主教、部長大臣、将軍長官們相比，我們還望塵莫及呢。
霍耶茨基告訴我，晚宴時他要提議為&ldquo紀念1848年2月24日&rdquo幹杯，然後由密茨凱維奇發表演說，闡明未來的報紙的觀點和精神；他希望我作為俄國人，向密茨凱維奇緻答詞。
我不習慣公開演講，何況毫無準備，因此謝絕了他的建議，但答應&ldquo為密茨凱維奇&rdquo祝酒，并向他講幾句話，正如在1843年為格拉諾夫斯基舉行的慶賀宴會上11，我第一次為這位波蘭詩人幹杯一樣。
當時，霍米亞科夫舉起酒杯說道：&ldquo為偉大的沒能出席的斯拉夫詩人幹杯！&rdquo盡管沒提名字（因為不敢講），大家還是立即起立，舉起酒杯，默默地為放逐者的健康喝幹了酒。
霍耶茨基表示同意，照這麼安排了我們的&ldquo即興表演&rdquo，我們便入席了。
晚宴快結束時，霍耶茨基提議幹杯，密茨凱維奇站起來，開始講話。
他的演說是經過斟酌的，顯得娓娓動聽，十分巧妙，那就是說巴爾貝斯12和路易-拿破侖同樣可以為它真誠地鼓掌；這使我厭惡。
随着他逐步闡明他的想法，我開始感到心情沉重；我隻是在等待一個字，一個人的名字13，有了它就毫無疑問了；它不久果然出現了！ 密茨凱維奇的演說歸結為這些話：民主力量現在已形成新的公開的陣營，這個陣營以法國為首，它重又舉起鷹徽的旗子，那面曾使一切帝王和執政者驚恐失色的旗子，帶領一切被壓迫民族奔向解放了，領導它們的仍是那個由人民所加冕的皇朝的一個成員，仿佛上天的意願就是要這個皇朝把革命帶上權威和勝利的康莊大道。
14 他講完後，除了他的兩三個追随者鼓掌歡迎外，大多數人保持着沉默。
霍耶茨基清醒地意識到密茨凱維奇犯了一個錯誤，想盡快消除演說的影響，拿了酒瓶走到我跟前，斟了一杯酒，小聲說道： &ldquo您來發言好嗎？&rdquo &ldquo在這演說之後，我什麼也不想講了。
&rdquo &ldquo随便講幾句都可以。
&rdquo &ldquo不論怎樣也不講。
&rdquo 沉默繼續着，有的人垂下視線看菜盤，有的人注視着酒杯，還有的在與旁邊的人小聲交談。
密茨凱維奇的臉色變了，他想再講幾句，但一聲響亮的&ldquo讓我談談&rdquo結束了這個尴尬的局面。
大家回頭看那個起立的人。
這是一個身材不高的老人，七十來歲，滿頭白發，外表正直端莊，朝氣蓬勃；他用哆嗦的手舉起了酒杯，那對黑黑的大眼睛，那激動的臉色，都流露出憤怒和不滿。
這是拉蒙·德·拉·薩格拉15。
&ldquo我要為2月24日幹杯，&rdquo他說，&ldquo我贊成主人的提議。
是的，為了2月24日，我們要打倒一切專制制度，不論它采取什麼名稱，是君主制，還是帝國制，是波旁王朝，還是拿破侖皇朝。
我不能同意我們的朋友密茨凱維奇的觀點，也許作為詩人，他有理由這麼看，但我不能讓他的話在這樣的集會上通行無阻，不提出我的抗議&hellip&hellip&rdquo他就這麼以西班牙人的全部熱情，以一位七十歲老人的全部權利，滔滔不絕地講着。
他講完後，二十多隻手，包括我的，都舉起酒杯伸向了他，要與他碰杯。
密茨凱維奇想挽回這局面，講了幾句解釋的話，但沒收到什麼效果。
德·拉·薩格拉毫不讓步。
大家紛紛離開餐桌，密茨凱維奇也走了。
對一份新的報紙說來，沒有比這更壞的預兆了，它勉強維持到了6月13日，它的存在和消失都無人注意。
編輯部人心不齊；密茨凱維奇把自己那面拿破侖的旗子收起了一半，它已經威信掃地，但是别人又不敢亮出自己的旗子；在他和編委會的壓力
原因很多。
沒有出現直接的機會，我又不想尋找這種機會。
僅僅為了結識名流，便登門拜訪他們，我認為這未免有失體面。
何況我很不喜歡法國人對俄國人那種居高臨下的姿态：他們稱贊我們，鼓勵我們，誇獎我們的發音和我們的富裕；我們容忍這一切，像是有求于他們，甚至為自己表示歉疚，如果他們出于禮貌，把我們當法國人對待，我們便大喜過望。
法國人向我們滔滔不絕，随口講話，我們卻不敢造次，總在考慮怎麼回答，實際上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們看到了他們的錯誤，他們的無知，卻不好意思當面提出&mdash&mdash他們正好利用這一點，自欺欺人，大言不慚。
如果要在另一種方式上與他們來往，就得讓他們尊重你，為此必須具備各種條件，而我當時還不具備，等我有了這些條件我便馬上加以利用了。
此外，還不應該忘記，要與法國人成為點頭朋友，那是最容易的，然而要使他們與我們真正坦誠相見，卻是最困難的。
法國人喜歡抛頭露面，表現自己，向别人誇誇其談，在這一點上也像在其他方面，他們與英國人截然相反。
英國人與别人交往是因為他覺得寂寞，他像坐在戲院裡看戲，利用人們為自己解悶，既可散心，又可聽到各種消息；英國人總是在發問，法國人卻總是在回答。
英國人覺得一切都不明白，一切都得仔細想想，法國人卻一切都知道，一切都了解，他本身已完整無缺，不需要再探聽什麼；他隻喜歡高談闊論，說教和訓話。
至于講什麼，向誰講，這都一樣。
他不需要個人的接觸，一杯咖啡對他已足夠了；他像列彼基洛夫，盡管恰茨基已換了斯卡洛祖布，紮戈列茨基已代替了斯卡洛祖布，他還是在談他的議會和陪審員，談他的拜倫（盡管他照法國人的發音說成了&ldquo貝倫&rdquo）和各種重要的話題。
1 從意大利回來後，我還沒有從二月革命中冷靜下來，便遇到了5月15日，後來又經曆了痛苦的六月和全市戒嚴。
這時我對伏爾泰說的老虎和猴子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我甚至不想結識共和國中這些頭面人物了。
統一行動的可能性出現過一次，它也許會使我認識不少人&mdash&mdash但這事最後未能成功。
克薩韋裡·布拉尼茨基伯爵3拿出了七萬法郎辦一份報紙，它主要讨論國外的政治形勢，其他民族、尤其是波蘭的問題。
顯然，這樣的報紙是有益的，及時的。
法國報刊很少注意法國以外的一切，也不大理解；在共和國時期，它們認為，它們的職責隻是用各民族團結的口号鼓勵各國，向它們許願，說等國内大局安定之後，法國就會根據博愛的原則建立一個世界共和國。
新報紙定名為《民族論壇》4，它的條件使它可以在國際運動和進步的事業中成為&ldquo指導力量&rdquo。
它的成功是可以預期的，因為當時還沒有各國共同的報紙&mdash&mdash《泰晤士報》和《辯論日報》5登載過一些很好的文章，論述各國的專門問題，但缺乏系統，斷斷續續，不夠經常。
《奧格斯堡總彙報》6确實可以成為一份國際性的報紙，可惜它的黑色和黃色傾向太刺目了，使人覺得有些眼花缭亂。
但是1848年的一切良好開端，注定了早産的命運，在長出一顆牙齒以前便宣告夭折。
報紙辦得很不順利，沒有朝氣，最後，在1849年6月14日，便與其他無辜的報紙一起被扼殺了。
報社租定了房子，購置了鋪綠呢台布的大桌子和各種小斜面寫字台，指定了一個瘦瘦的法國作家負責各國文字的正字工作，成立了由從前波蘭的志士仁人組成的編輯委員會，任命了密茨凱維奇擔任總負責人，并由霍耶茨基7做他的助手，總之，一切準備就緒，隻等正式成立了，那麼，最合适的日期不是2月24日的周年紀念日，最合适的方式不是舉辦晚宴嗎？ 晚宴由霍耶茨基主辦。
我去時，發現已到了不少客人，其中幾乎沒有一個法國人，然而其他民族，從西西裡人到克羅地亞人都有，因此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我個人感興趣的隻有一個人&mdash&mdash亞當·密茨凱維奇，我以前從未見過他。
他站在壁爐前面，把一隻胳膊彎支在大理石爐頂上。
凡是在他的作品的法文本上見過他的肖像的（那大概是根據大衛·當熱8作的胸像浮雕複制的）馬上可以認出他，盡管這些年他的面貌已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臉型看，他不像波蘭人，倒像立陶宛人，臉上流露出無窮的憂慮和悲戚。
他頭上是濃密的灰白頭發，目光倦怠，整個外表給人的印象是經曆了過多的不幸，内心感受着苦悶和強烈的憂郁&mdash&mdash這是波蘭命運的形象化體現。
後來沃爾采爾9的臉也給過我類似的印象，不過盡管他滿面病容，他的臉還是顯得比密茨凱維奇的生動而親切。
密茨凱維奇似乎被什麼吸引着，控制着，有些精神恍惚；這&ldquo什麼&rdquo便是他那奇特的神秘主義，他在那中間已越陷越深了。
我走到他前面，他向我打聽俄國的情形；他隻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消息，對普希金以後的文學運動知道得很少，還停留在他離開俄國的時期10。
盡管他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斯拉夫人兄弟般的團結，他又是這種思想最早的倡導者之一，然而他仍對俄國懷有一定的敵意。
不過在經曆了沙皇和沙皇的總督們的一切暴行之後，這是不足為怪的，何況我們所談的正是尼古拉恐怖統治飛揚跋扈的時期。
第一件使我驚異和不快的事，是追随他的那些波蘭人對他的态度：他們在他面前就像修士見了修道院長那麼低聲下氣，誠惶誠恐，有的還吻他的肩膀。
也許他對這種頂禮膜拜的方式已習以為常，因此顯得滿不在乎。
得到志同道合的人的承認，看到自己對他們的影響和他們對自己的愛，這是每個把全部身心獻給自己的信念，并以這種信念為生命的人都指望的；但是同情和尊敬的外在表現叫我無法接受：它們破壞了平等、因而也是自由的原則；何況在這方面，與那些大主教、部長大臣、将軍長官們相比，我們還望塵莫及呢。
霍耶茨基告訴我，晚宴時他要提議為&ldquo紀念1848年2月24日&rdquo幹杯，然後由密茨凱維奇發表演說，闡明未來的報紙的觀點和精神；他希望我作為俄國人，向密茨凱維奇緻答詞。
我不習慣公開演講，何況毫無準備，因此謝絕了他的建議，但答應&ldquo為密茨凱維奇&rdquo祝酒，并向他講幾句話，正如在1843年為格拉諾夫斯基舉行的慶賀宴會上11，我第一次為這位波蘭詩人幹杯一樣。
當時，霍米亞科夫舉起酒杯說道：&ldquo為偉大的沒能出席的斯拉夫詩人幹杯！&rdquo盡管沒提名字（因為不敢講），大家還是立即起立，舉起酒杯，默默地為放逐者的健康喝幹了酒。
霍耶茨基表示同意，照這麼安排了我們的&ldquo即興表演&rdquo，我們便入席了。
晚宴快結束時，霍耶茨基提議幹杯，密茨凱維奇站起來，開始講話。
他的演說是經過斟酌的，顯得娓娓動聽，十分巧妙，那就是說巴爾貝斯12和路易-拿破侖同樣可以為它真誠地鼓掌；這使我厭惡。
随着他逐步闡明他的想法，我開始感到心情沉重；我隻是在等待一個字，一個人的名字13，有了它就毫無疑問了；它不久果然出現了！ 密茨凱維奇的演說歸結為這些話：民主力量現在已形成新的公開的陣營，這個陣營以法國為首，它重又舉起鷹徽的旗子，那面曾使一切帝王和執政者驚恐失色的旗子，帶領一切被壓迫民族奔向解放了，領導它們的仍是那個由人民所加冕的皇朝的一個成員，仿佛上天的意願就是要這個皇朝把革命帶上權威和勝利的康莊大道。
14 他講完後，除了他的兩三個追随者鼓掌歡迎外，大多數人保持着沉默。
霍耶茨基清醒地意識到密茨凱維奇犯了一個錯誤，想盡快消除演說的影響，拿了酒瓶走到我跟前，斟了一杯酒，小聲說道： &ldquo您來發言好嗎？&rdquo &ldquo在這演說之後，我什麼也不想講了。
&rdquo &ldquo随便講幾句都可以。
&rdquo &ldquo不論怎樣也不講。
&rdquo 沉默繼續着，有的人垂下視線看菜盤，有的人注視着酒杯，還有的在與旁邊的人小聲交談。
密茨凱維奇的臉色變了，他想再講幾句，但一聲響亮的&ldquo讓我談談&rdquo結束了這個尴尬的局面。
大家回頭看那個起立的人。
這是一個身材不高的老人，七十來歲，滿頭白發，外表正直端莊，朝氣蓬勃；他用哆嗦的手舉起了酒杯，那對黑黑的大眼睛，那激動的臉色，都流露出憤怒和不滿。
這是拉蒙·德·拉·薩格拉15。
&ldquo我要為2月24日幹杯，&rdquo他說，&ldquo我贊成主人的提議。
是的，為了2月24日，我們要打倒一切專制制度，不論它采取什麼名稱，是君主制，還是帝國制，是波旁王朝，還是拿破侖皇朝。
我不能同意我們的朋友密茨凱維奇的觀點，也許作為詩人，他有理由這麼看，但我不能讓他的話在這樣的集會上通行無阻，不提出我的抗議&hellip&hellip&rdquo他就這麼以西班牙人的全部熱情，以一位七十歲老人的全部權利，滔滔不絕地講着。
他講完後，二十多隻手，包括我的，都舉起酒杯伸向了他，要與他碰杯。
密茨凱維奇想挽回這局面，講了幾句解釋的話，但沒收到什麼效果。
德·拉·薩格拉毫不讓步。
大家紛紛離開餐桌，密茨凱維奇也走了。
對一份新的報紙說來，沒有比這更壞的預兆了，它勉強維持到了6月13日，它的存在和消失都無人注意。
編輯部人心不齊；密茨凱維奇把自己那面拿破侖的旗子收起了一半，它已經威信掃地，但是别人又不敢亮出自己的旗子；在他和編委會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