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凱切爾(1842—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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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一切方面。

     在我們純潔、明朗、成熟的友誼圈内,出現了女仆房的說長道短,外省小官吏的譏刺挖苦。

    凱切爾的火氣變成了傳染病;經常的指責、解釋、調停,損害了我們的夜談和聚會。

     這種腐蝕性塵埃侵入了一切裂隙,日複一日地破壞了我們與朋友間的鞏固聯系。

    我們大家都會受流言蜚語的影響。

    連格拉諾夫斯基也變得陰沉了,肝火旺了,不公正地替凱切爾辯護,發脾氣。

    凱切爾對我和奧加遼夫有了意見,便找格拉諾夫斯基訴說。

    格拉諾夫斯基并不相信,但同情&ldquo體弱多病、心情苦悶、仍然充滿愛心&rdquo的凱切爾,因此袒護他,對我大加指責,說我缺少忍耐心: &ldquo你要知道,他的性格就是這樣;這是一種病,是謝拉菲瑪的影響,她善良,但沒有知識,思想閉塞,她把他一步步推上了這條不幸的道路,你卻與他争吵,仿佛他是處在正常狀态。

    &rdquo 為了結束這不愉快的故事,我不妨舉兩個例子&hellip&hellip它們清楚地說明,我們離波克羅夫村煮咖啡的理論已多麼遙遠。

     1846年春的一天晚上,我們五個熟人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人是米哈伊爾·謝苗諾維奇。

     &ldquo你今年在索科洛沃租了房子沒有?&rdquo &ldquo還沒有,我沒錢,那兒是要預付租金的。

    &rdquo &ldquo難道你一個夏季都待在莫斯科不成?&rdquo &ldquo等一下再說,以後看吧。

    &rdquo 這就完了。

    誰也沒把這談話當一回事,過一會兒便轉入了别的話題。

     第二天飯後,我們打算上科恩采沃,這是我們從小喜愛的地方。

    凱切爾、科爾什和格拉諾夫斯基想與我們一起去。

    大家動身了,一切都很好,唯獨凱切爾悶悶不樂,揚起了眉毛;但最後大家都弄得不歡而散。

     春天的晚上沒有灼人的炎熱,但暖洋洋的;樹葉剛開始發青;我們坐在花園中說說笑笑。

    凱切爾沉默了半個來小時,蓦地站起身子,走到我面前,露出費麥法庭37檢察官的臉色,哆嗦着嘴唇,對我說道: &ldquo你真不賴:昨天那麼巧妙地提醒米哈伊爾·謝苗諾維奇,他借了你九百盧布,還沒還你。

    &rdquo 我真的一點不明白,特别因為我總有一年沒想到謝普金的這筆欠款了。

     &ldquo手段高明,沒有說的。

    老頭兒現在沒錢,帶着一大家子人,正打算去克裡米亞,你卻當着五個人的面對他說:&lsquo我沒錢租别墅!&rsquo嘿,真不要臉!&rdquo 奧加遼夫替我辯護,凱切爾便攻擊他;荒謬的指責沒完沒了。

    格拉諾夫斯基想勸解,但勸不住,與科爾什先走了。

    我很生氣,覺得受了侮辱,也态度強硬,不肯讓步。

    凱切爾皺緊眉頭,看了看我,一言不發,獨自步行走回莫斯科。

    我們剩下兩人,隻得在沮喪和氣憤中坐車回家。

     這次我打算重重教訓一下凱切爾,即使不絕交,也得暫時與他斷絕來往。

    他感到懊悔,痛哭流涕。

    格拉諾夫斯基從中調停,找納塔利娅談,顯得很傷心。

    我和解了,但并不愉快,對格拉諾夫斯基說:&ldquo這至多三天。

    &rdquo 這是一次郊遊,還有另一次。

     兩個月後,我們住在索科洛沃。

    凱切爾和謝拉菲瑪晚上要回莫斯科。

    奧加遼夫騎了自己的切爾克斯馬&ldquo短劍&rdquo送他們;他們之間沒有争吵,也沒有口角。

     &hellip&hellip過了兩三個小時,奧加遼夫回來了;我們覺得一天這麼和睦地過去,很高興,便各自去睡了。

     第二天格拉諾夫斯基來了,他昨天在莫斯科。

    他在花園中遇到我,顯得心事重重,比平時憂愁,最後對我說,他很難過,想跟我談談。

    我們走過長長的林蔭路,坐在長凳上;那兒的風景,凡是到過索科洛沃的人都是知道的。

     &ldquo赫爾岑,&rdquo格拉諾夫斯基對我說,&ldquo如果你知道我多麼煩悶,多麼痛心&hellip&hellip不論怎麼說,我愛大家,你知道&hellip&hellip我看到一切正在崩潰,心裡有多難過。

    好像故意要捉弄我們,那些小錯誤,可恨的隔膜,不注意禮貌&hellip&hellip&rdquo &ldquo出了什麼事,你講吧,啊?&rdquo我問,真的有些驚慌。

     &ldquo這樣,凱切爾對奧加遼夫非常生氣,說真的,也難怪他生氣;我盡力斡旋,能做的都做了,可是我沒有辦法,特别是當事人什麼也不願做。

    &rdquo &ldquo究竟是怎麼回事啊?&rdquo &ldquo這樣的,昨天奧加遼夫騎了馬送凱切爾和謝拉菲瑪。

    &rdquo &ldquo我當時在場,奧加遼夫晚上回來,我還見過他,他什麼也沒講。

    &rdquo &ldquo在橋上&lsquo短劍&rsquo耍性子,直立起來;奧加遼夫一邊馴馬,一邊氣火了,當着謝拉菲瑪的面罵罵咧咧的,她聽到了&hellip&hellip凱切爾也聽到了。

    就算他不是故意吧,可是凱切爾問:為什麼他在你的或我的太太面前不會這麼不知檢點?這話怎麼回答?&hellip&hellip何況謝拉菲瑪雖然那麼單純,還是很會多心的,處在她的地位這也不足為奇。

    &rdquo 我沒作聲。

    這太過分了。

     &ldquo這怎麼辦呢?&rdquo &ldquo很簡單,&rdquo我回答,&ldquo對故意在婦女面前這麼放肆的壞家夥,與他絕交就完了。

    與這種人交朋友是恥辱&hellip&hellip&rdquo &ldquo可他并未說,奧加遼夫是故意這麼做的。

    &rdquo &ldquo那還談什麼?格拉諾夫斯基,你也是奧加遼夫的朋友,他的溫和有禮,你不是不知道,你卻重複一個瘋子的癡語,這個人是應該進精神病院的。

    你不覺得慚愧嗎?&rdquo 格拉諾夫斯基不好意思了。

     &ldquo我的天喲!&rdquo他說,&ldquo我們這幾個人都是我所愛的,隻有在這些朋友這裡,我才能獲得休息和希望,擺脫令人窒息的沉悶環境,可是難道這些人也得在仇恨和憤怒中分手嗎?&rdquo 他用一隻手掩住了眼睛。

     我握住他的另一隻手,心裡非常難受。

     &ldquo格拉諾夫斯基,&rdquo我對他說,&ldquo科爾什講得不錯:我們彼此太接近了,擠在一起,彼此會把别人的腳踹痛&hellip&hellip安靜一些!我的朋友,安靜一些!我們應該透透空氣,讓頭腦清醒清醒。

    奧加遼夫秋天要去鄉下,我也快出國了。

    我們不緻在仇恨和憤怒中分開。

    我們的友誼中一切正确的東西會保存下去,離别會洗清它的污垢。

    &rdquo 格拉諾夫斯基哭了。

    沒有再為這件事向凱切爾作過任何解釋。

     奧加遼夫在秋天真的走了,接着我們也走了。

     1857年寫于普特尼,月桂大廈。

     1865年9月修訂于布瓦西埃及旅途中。

    38 &hellip&hellip莫斯科友人的消息一天天少了。

    1848年後的恐怖使他們膽戰心驚,隻得等待可靠的機會。

    但機會很少,護照幾乎已經停發。

    凱切爾幾年沒給我寫過一封信;不過,他是從來不愛寫信的。

     在我遷居倫敦後,首先給我帶來消息的是皮庫林大夫39,那是1855年&hellip&hellip凱切爾萬事如意,在歡迎塞瓦斯托波爾保衛者40的盛大酒宴上大出風頭,與波戈金和科科列夫41擁抱,與黑海艦隊的水兵擁抱,發議論,罵人,說教。

    奧加遼夫告别了格拉諾夫斯基的新墳,立即出國了,他講得很少,講的都是傷心的消息&hellip&hellip 又過了一年半。

    這時期我寫完了這一章,首先讀給了哪一個不相幹的人聽呢?真的,書有書的命運42! 1857年秋,奇切林43到倫敦來。

    我們焦急地等待着他;他曾經是格拉諾夫斯基的得意門生之一,科爾什和凱切爾的朋友,因此也算是我們的自己人。

    我們聽說過,這人不好相處,思想保守,自高自大,好發空論,但他還年輕&hellip&hellip時間會磨光他的棱角。

     &ldquo我再三考慮,要不要來拜訪您。

    現在拜訪您的俄國人這麼多,真的,不來比來需要有更大的勇氣&hellip&hellip我呢,您知道,我完全尊重您,但遠不是在一切問題上都同您一緻的。

    &rdquo 奇切林的談話是這麼開始的。

     他來找我不是沒有目的,沒有企圖的,他懷中揣着石子;他的目光冷酷,他的聲音帶着挑戰和傲慢的調子,顯得可怕而讨厭。

    他一開口,我已覺察到這不是對立面,而是敵人,但我克制了内心的警告,與他談了起來。

     談話馬上轉入了回憶,我向他打聽消息。

    他講了格拉諾夫斯基生前最後幾個月的情形;他走時,我對他比開頭滿意了一些。

     第二天飯後,我們談到了凱切爾。

    他是奇切林所喜愛的一個人,談到他那些可笑的行徑時,奇切林并無惡意。

    從他講的這些細節中,我知道,那種對朋友的指責性的愛仍在繼續,謝拉菲瑪的影響已發展到引起許多人的反對,他們對她群起而攻之,不讓她參加集會等等。

    我為這些故事和回憶所吸引,提議給奇切林念一下我寫的凱切爾,那時這一章尚未發表,我把它全部念完了。

    我為這事多次感到後悔,不是因為他惡意利用了我念給他聽的一切,而是因為我覺得痛心和煩惱:我這個四十五歲的人,居然把我們的過去講給這種冷血動物聽,使他以後可以肆無忌憚地嘲笑他稱之為我的&ldquo氣質&rdquo的東西。

     我們在觀點和氣質上存在的距離,馬上暴露了。

    從頭幾天起争論即已開始,顯然,我們在各方面都不一緻。

    他擁護法國的民主政體,不贊成英國沒有秩序的自由。

    他認為皇權是民族成熟的标志,宣揚國家第一,個人在它面前微不足道。

    很清楚,這些思想應用在俄國問題上結果會怎樣。

    他是政府至上主義者,認為政府比社會及其願望重要得多,在他眼中,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幾乎便是俄國所需要的理想君主。

    這種學說完全來自武斷的理論,根據這套理論,他随時可以建立自己的官僚哲學。

     &ldquo您為什麼想當教授,上講台?&rdquo我問他。

    &ldquo您應該當大臣,進衙門。

    &rdquo 我一邊争論,一邊送他上了火車,我們分手了,什麼也沒取得一緻,隻是彼此尊重而已。

     過了兩星期,他從法國寫信給我,贊美那兒的工作人員和政府機構。

    我複信道:&ldquo您找到了您要找的東西,而且很快。

    這就是有現成理論的好處。

    &rdquo接着我提議與他公開通信,并開始撰寫一封長信。

     他不幹,說他沒有時間,說這種論争有害無益&hellip&hellip 《警鐘》上有一篇短評,是談一般的空頭理論家的,他以為是講他;自尊心受了傷害,他向我送來了&ldquo控訴書&rdquo,這在當時曾轟動一時。

     奇切林打敗了&mdash&mdash對于我這是毫無疑問的。

    他的信發表在《警鐘》上,在青年一代和文學界引起了普遍的憤怒。

    我收到了幾十篇文章和來信,發表了一篇。

    我們那時還處在蒸蒸日上的階段,卡特科夫44式的滾木是絆不倒我們的。

    盛氣淩人、自命不凡的語調可能比内容更使我,同樣也使讀者感到不滿:他當時還是新手。

    然而給奇切林撐腰的人也不少:葉連娜·帕夫洛夫娜45&mdash&mdash冬宮的伊菲格涅亞46,第三廳長官季馬舍夫,以及尼·赫·凱切爾。

     凱切爾落到了反動勢力一邊,開始以同樣響亮的聲音,同樣不加掩飾的憤怒,可能還以同樣的真誠,反對我們,正如當初反對尼古拉、杜貝爾特和布爾加林一樣&hellip&hellip這不是因為他&ldquo認為格蘭迪遜比勒夫瑞斯好&rdquo47,而是因為他沒有自己的方向盤,隻是靠小組牽着走路,自以為忠于它,卻沒有發覺它已駛往對岸了。

    這個盲從的人,對于他是站在誰的旗幟下就講誰的話,而不是相反。

     他從來沒有獲得過一個明确的觀念,一種堅定的信仰,隻是憑良心行事,一直蒙着眼睛在打敵人,沒有發現位置變了,以緻在這些捉迷藏中,他打了我們,打了别人,直到現在他還在打人,卻自以為這是在幹工作。

     我附一封信在這裡,這是為了展開友誼性的論戰,我打算寫給奇切林的,可惜他那檢察官的起訴書使我打消了主意。

    這封信如下: 博學的朋友: 與您辯論我無能為力。

    您見多識廣,您的頭腦中擁有的一切既鮮明又新穎,而主要是您信仰您所知道的一切,因此心安理得;您堅定地等待着事态的合理發展,使科學揭示的綱領得以證實。

    您跟現狀不可能發生抵觸,您知道,既然過去如此這般,現在必然如此這般,并向如此這般的未來發展;您依靠您的理解,您的解釋,可以與現實和平相處。

    您獲得了神父的令人羨慕的命運,能用您的科學的永恒真理,用對它們的信心,安慰悲苦的人們。

    這一切利益均來自理論,因為理論排除了懷疑。

    懷疑是提出問題,理論是了結問題,解決問題。

    因而凡屬理論都是排他的,堅定不移的,而懷疑永遠不能達到這種完美無缺的境界;它之所以為懷疑,正在于它準備同意别人的觀點,或從别人的話中虛心尋找意義,以緻喪失了為準備反駁所必需的寶貴時間。

    理論是從一定的角度看待問題,并把它看作唯一可靠的角度;懷疑卻要求擺脫一切角度,全面觀察,回到原來的出發點,它對真理的謙恭态度往往使它喪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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