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凱切爾（1842—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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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再談一下凱切爾，這次要詳細得多。
從流放回來，我發現他還是住在莫斯科。
看來他已與莫斯科結了不解之緣，無法分開了，我簡直不能想象沒有他的莫斯科，或者在另一城市中的他。
有一次他想遷居彼得堡，但住了不滿六個月便走了，重又出現在涅格利納河畔巴紮諾夫的咖啡館中，向打台球的軍官們宣傳自由思想，教演員們演戲，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管頭管腳地愛護從前的老朋友們了。
不錯，他現在也有了新朋友，那就是别林斯基和巴枯甯這些人；但是，雖然他也不分白天黑夜教訓他們，在心靈深處他還是隻有我們。
他那時已将近四十歲，但仍完全像一個老大學生。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正是我們需要探讨的。
從各方面看，凱切爾屬于那種古怪人物，這些人是在彼得的俄國的邊緣地帶繁殖起來的，1812年後尤其多，他們像這個俄國的後遺症，犧牲品，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它的副産物。
他們脫離了那條艱難困苦、光怪陸離的共同軌道，卻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的途徑，他們在探索，而且停留在探索中。
在這被犧牲的行列中，情況千差萬别：他們不全是奧涅金或佩喬林，不全是多餘的人，遊手好閑的人，也有的勤勤懇懇，但一事無成&mdash&mdash他們是失敗者。
我曾不知多少次想刻畫那些與衆不同的形象，那些來自生活的獨特面貌，但是衆多的材料使我感到棘手，我不得不放下了筆。
他們決非相似的動物，統一的商品，他們來自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氣質，如果說他們有互相貫通的東西，那麼這隻是他們的共同災難。
端詳一下那灰暗的背景，便可從那裡看到在棍棒下的士兵，在皮鞭下的農奴，那流露在臉上的沒有發出的呻吟，那駛向西伯利亞的馬車，那在這條路上跋涉的囚徒，那剃掉頭發的額角，那刺了字的面孔，那頭盔、肩章和帽纓&hellip&hellip總之，一個彼得堡的俄國。
他們的災難來自它，可是沒有力量改變它，也沒有力量擺脫它，或者促進它。
他們想逃離這個背景，可是辦不到，他們的腳下沒有土地，他們想呼号，可是找不到語言&hellip&hellip也沒有肯傾聽的耳朵。
毫不奇怪，在這種喪失平衡的狀态中，不易産生實際的有用的人，不知疲倦的、勤奮工作的人，卻能産生許多奇人怪物，這些人身上有好的、純粹人的東西，也有同樣多的不和諧的、反常的東西。
凱切爾的父親是器械制作師。
他制造的外科用具是有名的，為人也正直無私，但很早去世，留給他妻子一大群孩子和一份敗落的家業。
他大概是瑞典人出身，因此談不到什麼與人民的真正的、直接的聯系，那種從吃奶時起就養成的、随着最初的玩具而俱來的、哪怕在地主府上也存在的東西。
外國的技師、手藝人、工匠和他們的老闆們，構成了一個獨特的天地，他們的生活習慣和趣味使他們與俄國的上層和下層都互相隔絕。
這些人的私生活往往高尚得多，純潔得多，不像我們的商人那麼粗野專橫、荒淫無恥，也不像我們的小市民那麼不顧死活地酗酒，更不像我們的官吏那麼狹隘、卑鄙，專幹貪贓枉法的勾當。
然而這些外國人與周圍的世界不通聲氣，他們一開始就帶來了另一種作風，另一些原則。
凱切爾的母親是俄國人，大概正因為這一點凱切爾才沒有成為外國人。
我并不認為她關心孩子的教育，但非常重要的是，孩子們接受了東正教的洗禮，也就是說，沒有樹立任何真正的信仰。
如果他們是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他們就會完全德國化，走進這個或那個德國教堂，不自覺地加入某個與社會隔絕的、獨樹一幟的僑民組織，追随它的教派，擁護它的宗教利益。
俄國教會則不同，誰也不會強迫凱切爾進教堂，何況即使他小時常上教堂，它也不像它的姊妹教堂，尤其是那些身處異鄉客地的姊妹教堂那樣，具有蛛網般的粘結能力。
要知道，我談的這個時期，根本說不上什麼東正教的狂熱信仰。
那時的教會與國家一樣，從不千方百計保衛自己，也不關心自己的權利，這可能是因為誰也不會侵犯它們。
大家知道，這是怎樣的兩頭野獸，不會把手伸進它們的嘴巴。
然而它們也不會把過路人抓進大門，責備他們背棄正教精神，或者懷疑他們的正統信仰。
當莫斯科大學開設神學課程時，老教授海姆1，那位給我們留下了幾部寶貴辭典的人，在學校的大禮堂上惶惶不安地說：&ldquo俄國這所著名大學的末日到了。
&rdquo哪怕以馬格尼茨基和魯尼奇為代表的宗教狂瘟疫，那種喪失理智的、煊赫一時的、特務式的、警察式的（與我們的一切一樣）宗教狂，也隻是像一股兇險的旋風卷倒了落在它手中的人們，便化作形形色色的福季和伯爵夫人而銷聲匿迹了2。
在中學和小學中，教義問答課隻是一種形式，是應付考試的，因為考試總是從&ldquo神學&rdquo開始。
到一定的時候，凱切爾進了醫科大學。
這也是純粹外國式的學府，沒有太多的東正教精神。
在那兒教課的有&ldquo正直的基督徒&rdquo洛德爾，他是歌德的朋友，洪堡的老師，一位堅定的自由思想家，當時的傑出人才之一，正是這些人使德國上升到了它不敢想望的高度。
對于他們，科學還是一種宗教、宣傳和戰鬥，他們本人也剛擺脫神學的羁絆獲得自由，對鬥争記憶猶新，但他們相信這勝利，并以此自豪。
洛德爾始終反對按照菲拉列特的教義問答講授解剖學。
他旁邊還有瓦爾德海姆·費謝爾和外科醫師希爾德勃蘭特，這些人我已在另一個地方3講過了。
此外還有各種德籍助理、實驗員、解剖員和藥劑師。
&ldquo聽不到一句俄國話，看不到一張俄國臉&rdquo4。
俄國的一切都退到了次要地位。
我們想得起的唯一例外，隻有佳季科夫斯基5。
凱切爾尊敬地懷念着他，看來他對學生們有着良好的影響。
然而直到最近，醫科大學仍與其他大學不相往來，那裡的學生包括德國人和教會中學畢業生兩類，他們不問外事，隻知道埋頭讀書。
但埋頭讀書對凱切爾是不夠的。
這充分證明他不是德國人，他尋找的首先不是職業。
他的家庭對他沒有特殊的吸引力，從年輕時起他就喜歡獨自過活。
周圍的其他人隻能使他感到屈辱和厭惡。
于是他拿起席勒的作品一讀再讀。
凱切爾後來翻譯過莎士比亞全集6，但不能清除席勒對他的影響。
席勒非常符合我們大學生的口味。
波查和麥克司，卡爾·穆爾和斐迪南7，大學生，當強盜的大學生&mdash&mdash這一切是黎明前的抗議，最早的憤怒。
凱切爾熱血沸騰，感情勝過理智，席勒詩中反映的一切，對話中包含的革命哲理，他是容易領悟和接受的。
他廢寝忘餐，反複閱讀，對他說來批判和懷疑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席勒之後過了幾年，他找到了另一種讀物，他的精神生活終于确定了。
其餘的一切消失得無影無蹤，不再吸引他。
90年代8，這天翻地覆的席勒式大悲劇，以它詩的光芒和流血，以它森嚴的美德和光輝的理想，以它所表現的黎明和抗議的性質，吞沒了他。
但在這裡凱切爾也沒形成明确的觀念。
他把法國大革命當作聖經故事；他相信它，喜愛它的代表人物，對他們傾注了個人的好惡和愛憎，幕後的一切他還無暇過問。
1831年我與他在帕謝克家初次會面時，他是這樣；1847年我與他在黑土站分别時，他仍是這樣。
作為一個理想家（不是浪漫主義的理想家，不妨說是政治倫理的理想家），他在當時的醫科大學中恐怕很難找到他所要尋找的生活環境。
他内心的苦悶不是醫學所能解決的。
他脫離了周圍的人，愈來愈沉浸在幻想的人物中，企圖從他們中尋找精神寄托。
他到處遇到的都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微不足道的小人，他變得桀骜不馴了，習慣于皺眉頭，毫無必要地講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理，那種大家知道的真理。
他竭力想過拉方登9的&ldquo畸零人&rdquo式生活，成為&ldquo索科利尼基10的魯濱孫&rdquo。
他家的小花園中有一個亭子，他搬進裡面，于是像當時尼·阿·波列沃伊調侃他的，&ldquo凱切爾醫師在那兒翻譯席勒醫師的作品了&rdquo11。
亭子的門沒有鎖&hellip&hellip屋内連轉身也困難。
但這正是他所需要的。
早上他在園子裡翻土，種花，移栽樹木，免費給附近的窮人治病，校對《強盜》和《斐艾斯柯》12的校樣，讀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的演說辭，代替對夢想的未來的祈禱。
總之，如果他少讀一點書，多拿一點鐵鍬，他就可以成為盧梭的理想人物了。
凱切爾是在1831年通過瓦季姆的關系與我們熟識的13。
那時我們的小組除了他和我，還有薩佐諾夫、薩京、帕謝克和他兩個哥哥，以及兩三個大學生；凱切爾認為我們是實現他的神聖理想的種子，是1826年被刈割一空的莊稼地14上新長出的幼苗，因此滿腔熱情地靠攏我們。
他比我們年長，很快就掌握了&ldquo精神檢察官&rdquo的大權，我們每走一步，他總要提出意見，有時甚至是訓斥。
我們相信他是實事求是的人，經驗比我們豐富，何況我們愛他，非常愛他。
誰病了，凱切爾便來當護士，直到病人痊愈才離開。
科爾列伊夫、安東諾維奇等人被捕後，凱切爾首先到監獄探望他們，安慰他們，替他們奔走，以緻憲兵将軍利索夫斯基把他叫去，要他當心一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軍醫官！）。
納傑日金15&ldquo在理論上&rdquo愛上了一位小姐，想與她秘密結婚，因為她的父母堅決反對這門親事，于是凱切爾自告奮勇，替他安排了浪漫主義的私奔，親自裹了那件著名的紅裡子黑鬥篷，與新郎一起坐在聖誕林蔭大道的長凳上，等待那神聖的信号。
信号老是沒有出現。
納傑日金感到傷心和沮喪。
凱切爾用斯多葛派的堅毅精神安慰他，可是絕望和安慰對納傑日金發生了奇特的作用：他睡着了。
凱切爾皺緊眉頭，在林蔭道上悶悶不樂地徘徊。
納傑日金半睡不醒地說：&ldquo她不來了，我們回家睡覺吧。
&rdquo凱切爾把眉頭皺得更緊了，沒精打采地搖搖頭，扶着昏昏欲睡的納傑日金回家了。
他們剛走，小姐從家中出來了，約定的信号重複了不是一次，而是十來次，她等了一兩個鐘頭；一切靜悄悄的，她也靜悄悄地走回了自己的閨房，大概哭了一場，然而也徹底治好了對納傑日金的相思病16。
凱切爾一直不能寬恕納傑日金的瞌睡症，總是搖搖頭，張開顫抖的下嘴唇說：&ldquo他不愛她！&rdquo 我們坐牢的時候，凱切爾的關心，我結婚的時候，他對我的幫助，我都在其他地方談過了。
1834至1840年的六年間，他幾乎是我們小組中唯一留在莫斯科的人，成了它的英勇而自豪的代表，維護了它的傳統，使它沒有受到絲毫損害。
他就這麼等到我們回來，我們有的是在1840年回來的，有的在1842年&hellip&hellip流放，與陌生世界的接觸，讀書和勞動，使我們變化很大；凱切爾這位靜止不動的我們的代表者，卻依然故我。
隻是他不在翻譯席勒的作品，而在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了。
老朋友們在莫斯科再度相會後，凱切爾異常興奮，他幹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的&ldquo精神審判權&rdquo，隻是他很久沒有發覺，它已不像以前那麼通行無阻了。
他的責罵有時會使人生氣，這是從前沒有的，有時也使人厭惡。
過去，生活熱火朝天，彼此毫無芥蒂，因此誰也不會注意路上那些小小的石子。
但正如我說的，時間使許多東西發生了變化，個性也愈益鮮明和不同，善良而唠叨的&ldquo大叔&rdquo的角色，除了逗人發笑，沒有任何意義。
大家盡量想一笑置之，用友誼、純潔的願望來解釋他那不必要的坦率，那種指摘性的愛，然而效果很壞。
何況需要解釋、掩飾和提防，這本身已不是吉兆。
如果一開始就能制止他，也許不緻發展成那些不幸的沖突，使我們的莫斯科生活終于在1847年初結束。
然而新朋友們就不像我們那麼寬宏大量了；别林斯基非常愛他，有時也克制不住，像凱切爾本人一樣不能容忍不公平的待遇，為了狠狠教訓他，便幾個月不再與他辯論。
凱切爾從來不是冷靜或淡漠的人。
他不是無情打擊，就是愛得發狂，往往從熱情洋溢的朋友一變而為鐵面無情的法官，不難想見，冷淡和沉默對他是最大的懲罰。
在争吵和一系列嚴厲的譴責之後，凱切爾馬上平靜了，憤怒消失得無影無蹤，也許他心裡對自己很不滿，但從來不承認這一點，相反，竭力使一切帶上開玩笑的性質，然後再度越過那條界線，使玩笑變得不再可笑。
這是在伊萬·伊萬諾維奇和伊萬·尼基福羅維奇的和解中，著名的&ldquo公鵝故事&rdquo的永恒反複17。
誰沒見過那些淘氣的孩子，像野馬一樣玩得靜不下來，明知要受到責罰，還是欲罷不能。
他把一個人挑逗夠了，引起了冷峻而尖刻的回答，這才覺得滿足了，重又恢複陰郁的心情，揚起眉毛，跨着大步在屋裡踱來踱去，像席勒劇本中的悲劇人物，或者來自富基埃-坦維爾18的法庭的陪審員，用猛烈的聲調向我們大家發出一連串的指責，盡管這些指責毫無事實根據，最後他自己卻深信不疑，于是懷着他的朋友都是混蛋的痛苦思想，悶悶不樂地回家，丢下我們在那兒愣得目瞪口呆，火冒三丈，直到憤怒重又消失在友情中，才像瘋子一樣大笑不止。
第二天一早，凱切爾就安靜地、傷心地在屋裡踱方步，一邊拼命吸煙鬥，等待我們中間誰跑去把他大罵一頓，然後和好如初。
當然，和解時他還是不會放下架子，始終保持着吹毛求疵的&ldquo大叔&rdquo的威風。
萬一沒有人來，凱切爾就會帶着一顆惶恐不安的心，垂頭喪氣地走進涅格利納河邊的咖啡館，或者那個
從流放回來，我發現他還是住在莫斯科。
看來他已與莫斯科結了不解之緣，無法分開了，我簡直不能想象沒有他的莫斯科，或者在另一城市中的他。
有一次他想遷居彼得堡，但住了不滿六個月便走了，重又出現在涅格利納河畔巴紮諾夫的咖啡館中，向打台球的軍官們宣傳自由思想，教演員們演戲，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管頭管腳地愛護從前的老朋友們了。
不錯，他現在也有了新朋友，那就是别林斯基和巴枯甯這些人；但是，雖然他也不分白天黑夜教訓他們，在心靈深處他還是隻有我們。
他那時已将近四十歲，但仍完全像一個老大學生。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正是我們需要探讨的。
從各方面看，凱切爾屬于那種古怪人物，這些人是在彼得的俄國的邊緣地帶繁殖起來的，1812年後尤其多，他們像這個俄國的後遺症，犧牲品，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它的副産物。
他們脫離了那條艱難困苦、光怪陸離的共同軌道，卻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的途徑，他們在探索，而且停留在探索中。
在這被犧牲的行列中，情況千差萬别：他們不全是奧涅金或佩喬林，不全是多餘的人，遊手好閑的人，也有的勤勤懇懇，但一事無成&mdash&mdash他們是失敗者。
我曾不知多少次想刻畫那些與衆不同的形象，那些來自生活的獨特面貌，但是衆多的材料使我感到棘手，我不得不放下了筆。
他們決非相似的動物，統一的商品，他們來自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氣質，如果說他們有互相貫通的東西，那麼這隻是他們的共同災難。
端詳一下那灰暗的背景，便可從那裡看到在棍棒下的士兵，在皮鞭下的農奴，那流露在臉上的沒有發出的呻吟，那駛向西伯利亞的馬車，那在這條路上跋涉的囚徒，那剃掉頭發的額角，那刺了字的面孔，那頭盔、肩章和帽纓&hellip&hellip總之，一個彼得堡的俄國。
他們的災難來自它，可是沒有力量改變它，也沒有力量擺脫它，或者促進它。
他們想逃離這個背景，可是辦不到，他們的腳下沒有土地，他們想呼号，可是找不到語言&hellip&hellip也沒有肯傾聽的耳朵。
毫不奇怪，在這種喪失平衡的狀态中，不易産生實際的有用的人，不知疲倦的、勤奮工作的人，卻能産生許多奇人怪物，這些人身上有好的、純粹人的東西，也有同樣多的不和諧的、反常的東西。
凱切爾的父親是器械制作師。
他制造的外科用具是有名的，為人也正直無私，但很早去世，留給他妻子一大群孩子和一份敗落的家業。
他大概是瑞典人出身，因此談不到什麼與人民的真正的、直接的聯系，那種從吃奶時起就養成的、随着最初的玩具而俱來的、哪怕在地主府上也存在的東西。
外國的技師、手藝人、工匠和他們的老闆們，構成了一個獨特的天地，他們的生活習慣和趣味使他們與俄國的上層和下層都互相隔絕。
這些人的私生活往往高尚得多，純潔得多，不像我們的商人那麼粗野專橫、荒淫無恥，也不像我們的小市民那麼不顧死活地酗酒，更不像我們的官吏那麼狹隘、卑鄙，專幹貪贓枉法的勾當。
然而這些外國人與周圍的世界不通聲氣，他們一開始就帶來了另一種作風，另一些原則。
凱切爾的母親是俄國人，大概正因為這一點凱切爾才沒有成為外國人。
我并不認為她關心孩子的教育，但非常重要的是，孩子們接受了東正教的洗禮，也就是說，沒有樹立任何真正的信仰。
如果他們是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他們就會完全德國化，走進這個或那個德國教堂，不自覺地加入某個與社會隔絕的、獨樹一幟的僑民組織，追随它的教派，擁護它的宗教利益。
俄國教會則不同，誰也不會強迫凱切爾進教堂，何況即使他小時常上教堂，它也不像它的姊妹教堂，尤其是那些身處異鄉客地的姊妹教堂那樣，具有蛛網般的粘結能力。
要知道，我談的這個時期，根本說不上什麼東正教的狂熱信仰。
那時的教會與國家一樣，從不千方百計保衛自己，也不關心自己的權利，這可能是因為誰也不會侵犯它們。
大家知道，這是怎樣的兩頭野獸，不會把手伸進它們的嘴巴。
然而它們也不會把過路人抓進大門，責備他們背棄正教精神，或者懷疑他們的正統信仰。
當莫斯科大學開設神學課程時，老教授海姆1，那位給我們留下了幾部寶貴辭典的人，在學校的大禮堂上惶惶不安地說：&ldquo俄國這所著名大學的末日到了。
&rdquo哪怕以馬格尼茨基和魯尼奇為代表的宗教狂瘟疫，那種喪失理智的、煊赫一時的、特務式的、警察式的（與我們的一切一樣）宗教狂，也隻是像一股兇險的旋風卷倒了落在它手中的人們，便化作形形色色的福季和伯爵夫人而銷聲匿迹了2。
在中學和小學中，教義問答課隻是一種形式，是應付考試的，因為考試總是從&ldquo神學&rdquo開始。
到一定的時候，凱切爾進了醫科大學。
這也是純粹外國式的學府，沒有太多的東正教精神。
在那兒教課的有&ldquo正直的基督徒&rdquo洛德爾，他是歌德的朋友，洪堡的老師，一位堅定的自由思想家，當時的傑出人才之一，正是這些人使德國上升到了它不敢想望的高度。
對于他們，科學還是一種宗教、宣傳和戰鬥，他們本人也剛擺脫神學的羁絆獲得自由，對鬥争記憶猶新，但他們相信這勝利，并以此自豪。
洛德爾始終反對按照菲拉列特的教義問答講授解剖學。
他旁邊還有瓦爾德海姆·費謝爾和外科醫師希爾德勃蘭特，這些人我已在另一個地方3講過了。
此外還有各種德籍助理、實驗員、解剖員和藥劑師。
&ldquo聽不到一句俄國話，看不到一張俄國臉&rdquo4。
俄國的一切都退到了次要地位。
我們想得起的唯一例外，隻有佳季科夫斯基5。
凱切爾尊敬地懷念着他，看來他對學生們有着良好的影響。
然而直到最近，醫科大學仍與其他大學不相往來，那裡的學生包括德國人和教會中學畢業生兩類，他們不問外事，隻知道埋頭讀書。
但埋頭讀書對凱切爾是不夠的。
這充分證明他不是德國人，他尋找的首先不是職業。
他的家庭對他沒有特殊的吸引力，從年輕時起他就喜歡獨自過活。
周圍的其他人隻能使他感到屈辱和厭惡。
于是他拿起席勒的作品一讀再讀。
凱切爾後來翻譯過莎士比亞全集6，但不能清除席勒對他的影響。
席勒非常符合我們大學生的口味。
波查和麥克司，卡爾·穆爾和斐迪南7，大學生，當強盜的大學生&mdash&mdash這一切是黎明前的抗議，最早的憤怒。
凱切爾熱血沸騰，感情勝過理智，席勒詩中反映的一切，對話中包含的革命哲理，他是容易領悟和接受的。
他廢寝忘餐，反複閱讀，對他說來批判和懷疑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席勒之後過了幾年，他找到了另一種讀物，他的精神生活終于确定了。
其餘的一切消失得無影無蹤，不再吸引他。
90年代8，這天翻地覆的席勒式大悲劇，以它詩的光芒和流血，以它森嚴的美德和光輝的理想，以它所表現的黎明和抗議的性質，吞沒了他。
但在這裡凱切爾也沒形成明确的觀念。
他把法國大革命當作聖經故事；他相信它，喜愛它的代表人物，對他們傾注了個人的好惡和愛憎，幕後的一切他還無暇過問。
1831年我與他在帕謝克家初次會面時，他是這樣；1847年我與他在黑土站分别時，他仍是這樣。
作為一個理想家（不是浪漫主義的理想家，不妨說是政治倫理的理想家），他在當時的醫科大學中恐怕很難找到他所要尋找的生活環境。
他内心的苦悶不是醫學所能解決的。
他脫離了周圍的人，愈來愈沉浸在幻想的人物中，企圖從他們中尋找精神寄托。
他到處遇到的都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微不足道的小人，他變得桀骜不馴了，習慣于皺眉頭，毫無必要地講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理，那種大家知道的真理。
他竭力想過拉方登9的&ldquo畸零人&rdquo式生活，成為&ldquo索科利尼基10的魯濱孫&rdquo。
他家的小花園中有一個亭子，他搬進裡面，于是像當時尼·阿·波列沃伊調侃他的，&ldquo凱切爾醫師在那兒翻譯席勒醫師的作品了&rdquo11。
亭子的門沒有鎖&hellip&hellip屋内連轉身也困難。
但這正是他所需要的。
早上他在園子裡翻土，種花，移栽樹木，免費給附近的窮人治病，校對《強盜》和《斐艾斯柯》12的校樣，讀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的演說辭，代替對夢想的未來的祈禱。
總之，如果他少讀一點書，多拿一點鐵鍬，他就可以成為盧梭的理想人物了。
凱切爾是在1831年通過瓦季姆的關系與我們熟識的13。
那時我們的小組除了他和我，還有薩佐諾夫、薩京、帕謝克和他兩個哥哥，以及兩三個大學生；凱切爾認為我們是實現他的神聖理想的種子，是1826年被刈割一空的莊稼地14上新長出的幼苗，因此滿腔熱情地靠攏我們。
他比我們年長，很快就掌握了&ldquo精神檢察官&rdquo的大權，我們每走一步，他總要提出意見，有時甚至是訓斥。
我們相信他是實事求是的人，經驗比我們豐富，何況我們愛他，非常愛他。
誰病了，凱切爾便來當護士，直到病人痊愈才離開。
科爾列伊夫、安東諾維奇等人被捕後，凱切爾首先到監獄探望他們，安慰他們，替他們奔走，以緻憲兵将軍利索夫斯基把他叫去，要他當心一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軍醫官！）。
納傑日金15&ldquo在理論上&rdquo愛上了一位小姐，想與她秘密結婚，因為她的父母堅決反對這門親事，于是凱切爾自告奮勇，替他安排了浪漫主義的私奔，親自裹了那件著名的紅裡子黑鬥篷，與新郎一起坐在聖誕林蔭大道的長凳上，等待那神聖的信号。
信号老是沒有出現。
納傑日金感到傷心和沮喪。
凱切爾用斯多葛派的堅毅精神安慰他，可是絕望和安慰對納傑日金發生了奇特的作用：他睡着了。
凱切爾皺緊眉頭，在林蔭道上悶悶不樂地徘徊。
納傑日金半睡不醒地說：&ldquo她不來了，我們回家睡覺吧。
&rdquo凱切爾把眉頭皺得更緊了，沒精打采地搖搖頭，扶着昏昏欲睡的納傑日金回家了。
他們剛走，小姐從家中出來了，約定的信号重複了不是一次，而是十來次，她等了一兩個鐘頭；一切靜悄悄的，她也靜悄悄地走回了自己的閨房，大概哭了一場，然而也徹底治好了對納傑日金的相思病16。
凱切爾一直不能寬恕納傑日金的瞌睡症，總是搖搖頭，張開顫抖的下嘴唇說：&ldquo他不愛她！&rdquo 我們坐牢的時候，凱切爾的關心，我結婚的時候，他對我的幫助，我都在其他地方談過了。
1834至1840年的六年間，他幾乎是我們小組中唯一留在莫斯科的人，成了它的英勇而自豪的代表，維護了它的傳統，使它沒有受到絲毫損害。
他就這麼等到我們回來，我們有的是在1840年回來的，有的在1842年&hellip&hellip流放，與陌生世界的接觸，讀書和勞動，使我們變化很大；凱切爾這位靜止不動的我們的代表者，卻依然故我。
隻是他不在翻譯席勒的作品，而在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了。
老朋友們在莫斯科再度相會後，凱切爾異常興奮，他幹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的&ldquo精神審判權&rdquo，隻是他很久沒有發覺，它已不像以前那麼通行無阻了。
他的責罵有時會使人生氣，這是從前沒有的，有時也使人厭惡。
過去，生活熱火朝天，彼此毫無芥蒂，因此誰也不會注意路上那些小小的石子。
但正如我說的，時間使許多東西發生了變化，個性也愈益鮮明和不同，善良而唠叨的&ldquo大叔&rdquo的角色，除了逗人發笑，沒有任何意義。
大家盡量想一笑置之，用友誼、純潔的願望來解釋他那不必要的坦率，那種指摘性的愛，然而效果很壞。
何況需要解釋、掩飾和提防，這本身已不是吉兆。
如果一開始就能制止他，也許不緻發展成那些不幸的沖突，使我們的莫斯科生活終于在1847年初結束。
然而新朋友們就不像我們那麼寬宏大量了；别林斯基非常愛他，有時也克制不住，像凱切爾本人一樣不能容忍不公平的待遇，為了狠狠教訓他，便幾個月不再與他辯論。
凱切爾從來不是冷靜或淡漠的人。
他不是無情打擊，就是愛得發狂，往往從熱情洋溢的朋友一變而為鐵面無情的法官，不難想見，冷淡和沉默對他是最大的懲罰。
在争吵和一系列嚴厲的譴責之後，凱切爾馬上平靜了，憤怒消失得無影無蹤，也許他心裡對自己很不滿，但從來不承認這一點，相反，竭力使一切帶上開玩笑的性質，然後再度越過那條界線，使玩笑變得不再可笑。
這是在伊萬·伊萬諾維奇和伊萬·尼基福羅維奇的和解中，著名的&ldquo公鵝故事&rdquo的永恒反複17。
誰沒見過那些淘氣的孩子，像野馬一樣玩得靜不下來，明知要受到責罰，還是欲罷不能。
他把一個人挑逗夠了，引起了冷峻而尖刻的回答，這才覺得滿足了，重又恢複陰郁的心情，揚起眉毛，跨着大步在屋裡踱來踱去，像席勒劇本中的悲劇人物，或者來自富基埃-坦維爾18的法庭的陪審員，用猛烈的聲調向我們大家發出一連串的指責，盡管這些指責毫無事實根據，最後他自己卻深信不疑，于是懷着他的朋友都是混蛋的痛苦思想，悶悶不樂地回家，丢下我們在那兒愣得目瞪口呆，火冒三丈，直到憤怒重又消失在友情中，才像瘋子一樣大笑不止。
第二天一早，凱切爾就安靜地、傷心地在屋裡踱方步，一邊拼命吸煙鬥，等待我們中間誰跑去把他大罵一頓，然後和好如初。
當然，和解時他還是不會放下架子，始終保持着吹毛求疵的&ldquo大叔&rdquo的威風。
萬一沒有人來，凱切爾就會帶着一顆惶恐不安的心，垂頭喪氣地走進涅格利納河邊的咖啡館，或者那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