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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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索科洛沃之行&mdash&mdash理論上的決裂&mdash&mdash緊張的處境&mdash&mdash到那裡去！到那裡去！1
1840年我與别林斯基和解之後，我們這不多幾個朋友之間沒有再發生重大的分歧。
差别是有的，個人的看法不盡相同，但來自共同原則的東西還是主要的。
它是否能永遠保持不變，我沒有想過。
但我們必然會到達那個界限，遇到那些障礙，于是有的人跨了過去，有的人卻被攔住了。
過了三四年，我十分痛心地發現，從同一些原則出發，我們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不是由于我們對這些原則理解不同，而是由于大家并不全都喜歡它們。
起先這些争論帶有半開玩笑的性質。
例如，列德金竭力從邏輯上論證精神的個體的存在，我們便取笑他，說這是小俄羅斯人的固執。
談到這裡，我想起和藹可親的克留科夫最後講過的一句笑話。
那時他已病重，我與列德金坐在他的床邊。
這天天氣陰沉，突然電光一閃，接着雷聲大作。
列德金走到窗前，放下了窗簾。
&ldquo為什麼要放下窗簾？&rdquo我問他。
&ldquo放下的好，&rdquo克留科夫代他回答，&ldquo列德金是相信絕對精神的個體的存在的，所以他要把窗遮沒，萬一這個個體要用雷電打他的時候，便看不到他在我這兒了。
&rdquo 可以想見，觀點上的這種實質性分歧不可能老是停留在說笑階段。
在我當時的日記中，有一頁上寫着下面這幾句話，它們顯然不是無所指的：&ldquo私人關系往往使人不能直抒己見。
由于尊重人們的某些優秀品質，我們往往放棄對他們的激烈批評。
必須有很大的毅力，才能含着眼淚，在卡米爾·德穆蘭的判決書上簽字。
&rdquo2 這種對羅伯斯庇爾的毅力的贊美，已經孕育着1846年劇烈争論的種子。
我們接觸到的問題不是偶然的；它們注定要發生，騎了馬也無法逃避。
這是認識道路上的花崗石障礙，一切時代都存在着，它們使人望而生畏，也使人躍躍欲試。
徹底的自由主義必然使人走到面對社會問題的一步，科學也是這樣，隻要一個人信賴它，不停滞不前，它必然會把他帶到這古老的礁石上；從古希臘的七位哲人3到康德和黑格爾，一切敢于思索的人都有過這經曆。
但大家不是簡單地說明問題，而是幾乎都想回避它們，結果徒然給它們蒙上了一層新的符号和寓意，以緻直到今天，它們仍可怕地屹立着，舟子們不敢駛近它們，便自我安慰，說這根本不是岩石，隻是幻覺中的霧影。
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我相信我的友人們的力量和意志，況且他們不像别林斯基和我，不用重新探索航道。
我與他在辯證法的迷宮中打轉，最後隻得跳出圈子，另找出路。
他們眼前卻有我們的先例，手中還有費爾巴哈的著作。
但我一直不願相信的事，最後也隻得相信了：我們的友人們盡管不同意列德金的論證方式，實際上與他還是比與我們更為接近，他們的思想雖然獨立不羁，有些真理卻是他們所害怕的。
除了别林斯基，我與所有的人，與格拉諾夫斯基和葉·科爾什，距離都逐漸遠了。
我為這發現悲痛萬分；使他們絆倒的門檻，一度曾形諸談笑，現在卻再也不能提了。
論争是出于重新獲緻統一的内在需要，因為隻有互相喊叫才能弄清誰站在哪裡。
在我們自己明确我們理論上的分歧之前，新的一代已經察覺了，他們是非常接近我的觀點的。
莫斯科大學和皇村學校的青年，都競相閱讀我的《科學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和《論研究自然的信》，連神學校的學生也不例外。
後面這一點，我是從謝·斯特羅戈諾夫伯爵處聽到的，因為菲拉列特向他大發牢騷，威脅要采取精神防衛措施抵制這類有毒的食物。
大約在這同一時候，我從其他方面也聽到了它們在教會學校學生中獲得的成功。
這對我是極大的安慰，我不能不在這裡談幾句。
我認識莫斯科近郊的一個神父，他的兒子大約才十七歲，幾次來找我要《祖國紀事》。
這個腼腆的小夥子幾乎什麼也不講，紅了臉，顯得手足無措，拿了書便匆匆走了。
但他的臉聰明而開朗，很得我的好感，最後我打破了他那種缺乏自信的稚氣，與他談起了《祖國紀事》。
他非常仔細和孜孜不倦地閱讀的，正是它上面的那些哲學論文。
他告訴我，高年級學生怎樣如饑似渴地讀我對各種體系的曆史叙述，他們在受到布爾梅斯特和沃爾弗4的哲學的熏陶之後，讀到我這些文章感到多麼驚訝。
青年人從此不時來找我，我有充分時間考察他的
差别是有的，個人的看法不盡相同，但來自共同原則的東西還是主要的。
它是否能永遠保持不變，我沒有想過。
但我們必然會到達那個界限，遇到那些障礙，于是有的人跨了過去，有的人卻被攔住了。
過了三四年，我十分痛心地發現，從同一些原則出發，我們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不是由于我們對這些原則理解不同，而是由于大家并不全都喜歡它們。
起先這些争論帶有半開玩笑的性質。
例如，列德金竭力從邏輯上論證精神的個體的存在，我們便取笑他，說這是小俄羅斯人的固執。
談到這裡，我想起和藹可親的克留科夫最後講過的一句笑話。
那時他已病重，我與列德金坐在他的床邊。
這天天氣陰沉，突然電光一閃，接着雷聲大作。
列德金走到窗前，放下了窗簾。
&ldquo為什麼要放下窗簾？&rdquo我問他。
&ldquo放下的好，&rdquo克留科夫代他回答，&ldquo列德金是相信絕對精神的個體的存在的，所以他要把窗遮沒，萬一這個個體要用雷電打他的時候，便看不到他在我這兒了。
&rdquo 可以想見，觀點上的這種實質性分歧不可能老是停留在說笑階段。
在我當時的日記中，有一頁上寫着下面這幾句話，它們顯然不是無所指的：&ldquo私人關系往往使人不能直抒己見。
由于尊重人們的某些優秀品質，我們往往放棄對他們的激烈批評。
必須有很大的毅力，才能含着眼淚，在卡米爾·德穆蘭的判決書上簽字。
&rdquo2 這種對羅伯斯庇爾的毅力的贊美，已經孕育着1846年劇烈争論的種子。
我們接觸到的問題不是偶然的；它們注定要發生，騎了馬也無法逃避。
這是認識道路上的花崗石障礙，一切時代都存在着，它們使人望而生畏，也使人躍躍欲試。
徹底的自由主義必然使人走到面對社會問題的一步，科學也是這樣，隻要一個人信賴它，不停滞不前，它必然會把他帶到這古老的礁石上；從古希臘的七位哲人3到康德和黑格爾，一切敢于思索的人都有過這經曆。
但大家不是簡單地說明問題，而是幾乎都想回避它們，結果徒然給它們蒙上了一層新的符号和寓意，以緻直到今天，它們仍可怕地屹立着，舟子們不敢駛近它們，便自我安慰，說這根本不是岩石，隻是幻覺中的霧影。
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我相信我的友人們的力量和意志，況且他們不像别林斯基和我，不用重新探索航道。
我與他在辯證法的迷宮中打轉，最後隻得跳出圈子，另找出路。
他們眼前卻有我們的先例，手中還有費爾巴哈的著作。
但我一直不願相信的事，最後也隻得相信了：我們的友人們盡管不同意列德金的論證方式，實際上與他還是比與我們更為接近，他們的思想雖然獨立不羁，有些真理卻是他們所害怕的。
除了别林斯基，我與所有的人，與格拉諾夫斯基和葉·科爾什，距離都逐漸遠了。
我為這發現悲痛萬分；使他們絆倒的門檻，一度曾形諸談笑，現在卻再也不能提了。
論争是出于重新獲緻統一的内在需要，因為隻有互相喊叫才能弄清誰站在哪裡。
在我們自己明确我們理論上的分歧之前，新的一代已經察覺了，他們是非常接近我的觀點的。
莫斯科大學和皇村學校的青年，都競相閱讀我的《科學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和《論研究自然的信》，連神學校的學生也不例外。
後面這一點，我是從謝·斯特羅戈諾夫伯爵處聽到的，因為菲拉列特向他大發牢騷，威脅要采取精神防衛措施抵制這類有毒的食物。
大約在這同一時候，我從其他方面也聽到了它們在教會學校學生中獲得的成功。
這對我是極大的安慰，我不能不在這裡談幾句。
我認識莫斯科近郊的一個神父，他的兒子大約才十七歲，幾次來找我要《祖國紀事》。
這個腼腆的小夥子幾乎什麼也不講，紅了臉，顯得手足無措，拿了書便匆匆走了。
但他的臉聰明而開朗，很得我的好感，最後我打破了他那種缺乏自信的稚氣，與他談起了《祖國紀事》。
他非常仔細和孜孜不倦地閱讀的，正是它上面的那些哲學論文。
他告訴我，高年級學生怎樣如饑似渴地讀我對各種體系的曆史叙述，他們在受到布爾梅斯特和沃爾弗4的哲學的熏陶之後，讀到我這些文章感到多麼驚訝。
青年人從此不時來找我，我有充分時間考察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