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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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去世&mdash&mdash遺産&mdash&mdash分産&mdash&mdash兩位外甥
1845年底起，我父親的精力一天不如一天；他衰老了，自從參政官死後，這特别明顯。
參政官的死完全符合他一生的規律，是猝然發生的，差點沒倒在馬車上。
1839年的一個晚上，他照例在我父親這兒閑坐；他剛從一個農業學校出來，身邊帶着一件農業機器的模型，據我看，他對使用這機器其實沒有多大興趣。
到了十一點鐘，他回家了。
他在家中照例要吃一點東西，喝一杯紅葡萄酒。
這天他不想喝，對我的老朋友卡洛說，他很疲倦，想早些睡，卡洛可以走了。
卡洛幫他脫了衣服，把蠟燭放在床頭，便離開了房間。
他剛回到自己屋裡，脫下燕尾服，參政官打鈴了，卡洛趕到，老頭兒已躺在床邊死了。
這件事使我父親極為震動和害怕，他的孤獨感加深了，可怕的事即将臨到他的頭上：三位兄長已相繼去世。
他變得更加憂郁，雖然照舊掩飾自己的感情，扮演冷漠的角色，但是肌肉松弛了&mdash&mdash我故意說&ldquo肌肉&rdquo，因為他的頭腦和神經直到去世一天仍是完好的。
1846年4月，老人臉上開始出現了死亡的征兆，眼光沒有神，人一天天消瘦，他常常伸出手對我說： &ldquo隻要剝下這層皮，就完全是一具骷髅了。
&rdquo 他的聲音變輕了，講話慢條斯理，但頭腦、記憶力和性格仍如往常一樣，依然喜歡冷嘲熱諷，總是對一切不滿，火氣大，任性。
他死前十來天，一個老朋友問他：&ldquo戰後我國在都靈的代辦是誰，您記得嗎？您在國外是一直知道他的。
&rdquo 老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答道：&ldquo謝韋林1。
&rdquo 5月3日我去看他，他已躺在床上，臉頰燒得紅紅的，這是以前幾乎從未有過的。
他心情煩躁，抱怨不能起床；後來吩咐給他貼水蛭，進行這手術時，他照舊講些譏刺的話。
&ldquo哦！你在這裡。
&rdquo他說，仿佛我剛才進屋。
&ldquo親愛的朋友，你還是上哪兒散散心吧，這個場面太沒趣味&mdash&mdash看一個人怎麼土崩瓦解，這不能給你什麼快樂！喂，你先給小厮十戈比酒錢。
&rdquo 我在口袋裡掏了好久，最小的是二十五戈比的銀币，我想給他，病人看到了，說道： &ldquo你真叫人不喜歡；我對你說：十戈比。
&rdquo &ldquo我沒有十戈比的錢。
&rdquo &ldquo把寫字台上我的錢袋拿來。
&rdquo他找了半天，找到了一個十戈比硬币。
我父親的外甥戈洛赫瓦斯托夫來了，老人不再說話。
戈洛赫瓦斯托夫想找個話題，就說他剛從總督那兒來。
病人一聽這話，就像敬禮似的把手指伸到黑絲絨軟帽邊上碰了一下。
我研究過他的每一個動作，因此馬上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戈洛赫瓦斯托夫應該說&ldquo剛從謝爾巴托夫2那邊來&rdquo。
&ldquo您想想，多麼奇怪，&rdquo外甥繼續道，&ldquo他發現了結石病。
&rdquo &ldquo總督發現生了結石病，這有什麼奇怪的？&rdquo病人慢吞吞地問。
&ldquo怎麼不奇怪，舅父，他七十多歲啦，才第一次發現有結石病。
&rdquo &ldquo那我呢，我雖然不是總督，但也多麼奇怪，我七十六歲啦，才第一次快要死了。
&rdquo 他确實感到了情況嚴重，正因為如此，他的諷刺帶有陰森可怕的氣息，讓人聽了覺得既好笑，又有些毛骨悚然。
他的聽差總是晚上向他報告家中一切瑣事，一天對他說，運水的馬頸轭壞了，得買新的。
&ldquo你真古怪，&rdquo父親回答道，&ldquo人家快死了，你卻跟他談頸轭。
再等一兩天吧，等你把我擡進客廳，放在桌上，那時再向他（他指指我）報告，他不單會讓你買頸轭，還會讓你買根本不必要的馬鞍和缰繩呢。
&rdquo 5月5日，他的熱度升高了，臉也變得更瘦更黑了，顯然，老人體内的虛火正在消耗他的精力。
他講話極少，但神志完全清醒；早晨他要喝點咖啡和肉湯&hellip&hellip還常常吃些雞汁什麼的。
到傍晚，他叫我去，說道： &ldquo完了。
&rdquo一邊把手像軍刀或鐮刀那麼在被上一揮。
我把他的手按在嘴上，手是火燙的。
他想說什麼，開了個頭&hellip&hellip但什麼也沒說，最後道： &ldquo唉，可你知道。
&rdquo于是轉臉瞧着站在床的另一邊的格·伊3。
&ldquo真難受。
&rdquo他對他說，把困倦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
格·伊是我父親那時的代理人，他為人非常正直，比任何人更得到我父親的信任。
他俯下身子對病人說道： &ldquo您直到現在所使用的一切方法，都證明是無效的，依我看，您是不是該換一種藥呢？&rdquo &ldquo換什麼藥？&rdquo病人問。
&ldquo您看要不要請神父？&rdquo &ldquo啊，&rdquo老人說，回頭對我道，&ldquo我還以為格·伊真的要勸我換一種藥呢。
&rdquo 接着他便睡熟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這應該是昏迷。
一夜中，疾病驚人地惡化了，彌留的時刻已到，我在九時派人騎馬去請戈洛赫瓦斯托夫。
到了十點半，病人要求穿衣。
他腳既站不穩，手也拿不動什麼，但立刻發現，扣緊褲子的銀扣環少了一顆，吩咐立即把它取來。
穿好衣服後，他由我們扶着，走進他的書房。
那兒有舒适的大安樂椅和狹小的硬卧榻，他吩咐讓他坐在卧榻上。
他含糊不清地說了幾句不連貫的話，但過了四五分鐘，他睜開眼睛，遇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的目光，卻問他： &ldquo怎麼這麼早就來了？&rdquo &ldquo舅父，我正好在這兒附近，&rdquo戈洛赫瓦斯托夫答道，&ldquo因此拐進屋裡看看您的病好些沒有。
&rdquo 老人笑了笑，似乎是說：&ldquo你騙不了我，親愛的朋友。
&rdquo然後他要他的煙盒，我把它遞給他，打開了盒蓋，但他不論怎麼使勁仍合不攏手指，抓不起一撮煙末。
這仿佛使他很吃驚，他向周圍瞧了瞧，這時烏雲又遮沒了他的頭腦，他說了幾句聽不清的話，接着問道： &ldquo喂，那種用管子通過水吸煙的家夥叫什麼啊？&rdquo &ldquo水煙筒。
&rdquo戈洛赫瓦斯托夫回答。
&ldquo對，對&hellip&hellip我的水煙筒。
&rdquo但沒能說完。
這時，神父已帶着聖餐恭候在門外，那是戈洛赫瓦斯托夫安排的，他大聲問病人，願不願接待神父；老人睜開眼睛，點了點頭。
克柳恰廖夫打開門，神父走進屋子&hellip&hellip我的父親又陷入了昏迷狀态，但神父拖長的話音，尤其是神香的氣味，驚醒了他，他畫了個十字，神父跨上一步，我們退到後面。
儀式結束後，病人看見利文塔爾大夫在認真寫藥方。
&ldquo您在寫什麼？&rdquo他問。
&ldquo給您開藥方。
&rdquo &ldquo什麼藥方，是麝香還是什麼？您怎麼不害羞，您還不如開些鴉片，好讓我死得舒服一些&hellip&hellip扶我起床，我想坐在椅上。
&rdquo他對我們說。
這是他還能說得連貫的最後幾句話。
我們擡起垂死的他，讓他坐在安樂椅上。
&ldquo把我移近桌子。
&rdquo 我們把他推到桌邊。
他用無神的目光看看大家。
&ldquo這是誰？&rdquo他問，指指馬·卡4。
我講了姓名。
他想用手支頭，但擡不起手，它像沒有生命似的掉在桌上；我讓他靠在我的手上。
他用困倦而痛苦的目光瞧了我兩次，好像要我幫他什麼，臉上的表情越來越安詳，平靜&hellip&hellip他喘了口氣，又喘了口氣，頭便沉重地倒在我的手上，開始冷卻&hellip&hellip室内死一般的沉靜保持了幾分鐘。
這是1846年5月6日，大約午後三時。
他葬在處女修道院，葬禮是隆重而盛大的。
兩戶由他解放的農民，從波克羅夫村趕來擡棺木；我們跟在後面；火炬，唱詩班，神父，修士大祭司，主教&hellip&hellip那震驚心靈的聲音：&ldquo在天上安息吧&rdquo，然後是墳墓，泥土沉甸甸地落在棺材蓋上&mdash&mdash老人漫長的一生就這麼結束了，而生前他把家庭的統治權牢牢掌握在手中，像大山一樣壓在周圍人的頭上，現在他的影響蓦地消失了，他的意志不再被考慮，他本人也沒有了，無影無蹤了！ 墳墓堆上了土，神父和教士被請去用膳，我則告辭回家；馬車分别駛走了，乞丐擠在修道院大門口，農民三三兩兩站着，擦臉上的汗。
這些農民我全都熟識，我向他們一一告别，道謝，然後坐車走了。
我父親臨終前，我們幾乎已全部從那幢小房子遷進他住的大公館了；在開頭忙亂的三天中，我沒有留心這兒的一切，這是很自然的，現在安葬回來，心情卻有些異樣，覺得很不自然。
在院子裡，在前室中，我遇到的男女仆役都向我要求庇護和關照（原因何在，我馬上會說明）；客廳中點着神香，我走進父親的卧室，他的床已經搬走，門開着，可是這麼多年來，不僅仆人，連我走進這扇房門，也得小心謹慎、輕手輕腳呢。
一個使女在牆角拾掇一張小桌子。
一切都在等待我的安排。
新的處境使我感到厭惡，屈辱；這一切，這房屋之所以屬于我，隻是因為一個人死了，而這個人是我的父親。
我總覺得，這是一種粗暴的侵占，包含着某種不正當的性質，仿佛是對死者的掠奪。
遺産本身含有深刻的不道德成分：對失去的親人理所當然的悲哀被它歪曲了，變成了對他的财物的占領。
幸好我們避免了另一個醜惡的後果&mdash&mdash在棺材旁邊野蠻地、不顧臉皮地争吵和分贓。
全部家産隻花了兩個來小時便分好了，誰也沒有冷言冷語，誰也沒有提高嗓門，分手時大家客客氣氣，彼此更為尊重。
這件事主要應該歸功于戈洛赫瓦斯托夫，它值得我在這兒談幾句。
參政官生前與我父親共同訂了一份遺囑，彼此作祖傳領地的繼承人，并在最後把它傳給戈洛赫瓦斯托夫。
我父親把自己的一部分田莊賣了，這筆錢指定歸我們所有。
後來他把科斯特羅馬省的一小片莊園給了我，這是由于奧莉加·亞曆山德羅夫娜·熱列布佐娃的堅決要求才這麼辦的。
這莊園現在仍由政府扣押着，但它事先沒有問過我，我是否打算回國，因此這是違法的。
參政官死後，我父親出售了他在特維爾省的領地。
在我父親本人的祖傳領地能抵償他所出售的他哥哥的領地時，戈洛赫瓦斯托夫沒有作聲。
後來我父親想把莫斯科附近的莊園給我，并要我照他指定的數目付一部分錢給我的哥哥，還付一部分錢給其他一些人，這時，戈洛赫瓦斯托夫便提出，這不符合故世者的意願，因為領地是指定給他的。
老人在任何事上都容不得絲毫反對意見，尤其這計劃他已考慮很久，因此認為是絕對正确的。
他把外甥挖苦了一番，外甥便拒絕過問他的任何事，特别是當他的遺囑執行人。
争執起先十分激烈，以緻他們斷絕了一切來往。
這個打擊對老人是沉重的。
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真正愛的不多，而戈洛赫瓦斯托夫是其中一個。
他是在他眼睛下長大的，全家都寵愛他，我父親還極其信任他，經常把他當作我學習的榜樣；可現在，這位&ldquo伊麗莎白姐姐的兒子米佳&rdquo5突然反叛了，拒絕服從他的安排，公然發表不同意見，這簡直成了第二個&ldquo化學家&rdquo，在那兒用硝酸熏壞的手指擦着鼻子，向我父親發出譏刺的目光和冷笑。
父親雖然很生氣，照例不露一點聲色，隻是避免談到這位外甥，但顯然變得更加憂郁和煩躁，牢騷也更多了，動不動便說，在這個&ldquo一切親族關系分崩離析的可怕時代，尊敬長輩的古風舊習早已蕩然無存，與那個太平盛世不可同日而語了&rdquo，他這指的應該就是以葉卡捷琳娜二世為一切倫理道德的代表的那個時代！ 這場争執開始時，我在索科洛沃，對它幾乎一無所知，但我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一早，戈洛赫瓦斯托夫就來找我了。
這個大書呆子和形式主義者用文雅準确的語句把事情原原本本講給我聽，還說正為這事他才急于見到我，讓我知道真相，免得聽信别人的謠言。
&ldquo我不是白叫亞曆山大的，&rdquo我跟他開玩笑道，&ldquo這個戈爾迪烏斯結我一下子就能給您解開6。
不論怎樣，您必須和解，為了消滅争執的根源，我可以老實告訴您，我絕對不
參政官的死完全符合他一生的規律，是猝然發生的，差點沒倒在馬車上。
1839年的一個晚上，他照例在我父親這兒閑坐；他剛從一個農業學校出來，身邊帶着一件農業機器的模型，據我看，他對使用這機器其實沒有多大興趣。
到了十一點鐘，他回家了。
他在家中照例要吃一點東西，喝一杯紅葡萄酒。
這天他不想喝，對我的老朋友卡洛說，他很疲倦，想早些睡，卡洛可以走了。
卡洛幫他脫了衣服，把蠟燭放在床頭，便離開了房間。
他剛回到自己屋裡，脫下燕尾服，參政官打鈴了，卡洛趕到，老頭兒已躺在床邊死了。
這件事使我父親極為震動和害怕，他的孤獨感加深了，可怕的事即将臨到他的頭上：三位兄長已相繼去世。
他變得更加憂郁，雖然照舊掩飾自己的感情，扮演冷漠的角色，但是肌肉松弛了&mdash&mdash我故意說&ldquo肌肉&rdquo，因為他的頭腦和神經直到去世一天仍是完好的。
1846年4月，老人臉上開始出現了死亡的征兆，眼光沒有神，人一天天消瘦，他常常伸出手對我說： &ldquo隻要剝下這層皮，就完全是一具骷髅了。
&rdquo 他的聲音變輕了，講話慢條斯理，但頭腦、記憶力和性格仍如往常一樣，依然喜歡冷嘲熱諷，總是對一切不滿，火氣大，任性。
他死前十來天，一個老朋友問他：&ldquo戰後我國在都靈的代辦是誰，您記得嗎？您在國外是一直知道他的。
&rdquo 老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答道：&ldquo謝韋林1。
&rdquo 5月3日我去看他，他已躺在床上，臉頰燒得紅紅的，這是以前幾乎從未有過的。
他心情煩躁，抱怨不能起床；後來吩咐給他貼水蛭，進行這手術時，他照舊講些譏刺的話。
&ldquo哦！你在這裡。
&rdquo他說，仿佛我剛才進屋。
&ldquo親愛的朋友，你還是上哪兒散散心吧，這個場面太沒趣味&mdash&mdash看一個人怎麼土崩瓦解，這不能給你什麼快樂！喂，你先給小厮十戈比酒錢。
&rdquo 我在口袋裡掏了好久，最小的是二十五戈比的銀币，我想給他，病人看到了，說道： &ldquo你真叫人不喜歡；我對你說：十戈比。
&rdquo &ldquo我沒有十戈比的錢。
&rdquo &ldquo把寫字台上我的錢袋拿來。
&rdquo他找了半天，找到了一個十戈比硬币。
我父親的外甥戈洛赫瓦斯托夫來了，老人不再說話。
戈洛赫瓦斯托夫想找個話題，就說他剛從總督那兒來。
病人一聽這話，就像敬禮似的把手指伸到黑絲絨軟帽邊上碰了一下。
我研究過他的每一個動作，因此馬上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戈洛赫瓦斯托夫應該說&ldquo剛從謝爾巴托夫2那邊來&rdquo。
&ldquo您想想，多麼奇怪，&rdquo外甥繼續道，&ldquo他發現了結石病。
&rdquo &ldquo總督發現生了結石病，這有什麼奇怪的？&rdquo病人慢吞吞地問。
&ldquo怎麼不奇怪，舅父，他七十多歲啦，才第一次發現有結石病。
&rdquo &ldquo那我呢，我雖然不是總督，但也多麼奇怪，我七十六歲啦，才第一次快要死了。
&rdquo 他确實感到了情況嚴重，正因為如此，他的諷刺帶有陰森可怕的氣息，讓人聽了覺得既好笑，又有些毛骨悚然。
他的聽差總是晚上向他報告家中一切瑣事，一天對他說，運水的馬頸轭壞了，得買新的。
&ldquo你真古怪，&rdquo父親回答道，&ldquo人家快死了，你卻跟他談頸轭。
再等一兩天吧，等你把我擡進客廳，放在桌上，那時再向他（他指指我）報告，他不單會讓你買頸轭，還會讓你買根本不必要的馬鞍和缰繩呢。
&rdquo 5月5日，他的熱度升高了，臉也變得更瘦更黑了，顯然，老人體内的虛火正在消耗他的精力。
他講話極少，但神志完全清醒；早晨他要喝點咖啡和肉湯&hellip&hellip還常常吃些雞汁什麼的。
到傍晚，他叫我去，說道： &ldquo完了。
&rdquo一邊把手像軍刀或鐮刀那麼在被上一揮。
我把他的手按在嘴上，手是火燙的。
他想說什麼，開了個頭&hellip&hellip但什麼也沒說，最後道： &ldquo唉，可你知道。
&rdquo于是轉臉瞧着站在床的另一邊的格·伊3。
&ldquo真難受。
&rdquo他對他說，把困倦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
格·伊是我父親那時的代理人，他為人非常正直，比任何人更得到我父親的信任。
他俯下身子對病人說道： &ldquo您直到現在所使用的一切方法，都證明是無效的，依我看，您是不是該換一種藥呢？&rdquo &ldquo換什麼藥？&rdquo病人問。
&ldquo您看要不要請神父？&rdquo &ldquo啊，&rdquo老人說，回頭對我道，&ldquo我還以為格·伊真的要勸我換一種藥呢。
&rdquo 接着他便睡熟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這應該是昏迷。
一夜中，疾病驚人地惡化了，彌留的時刻已到，我在九時派人騎馬去請戈洛赫瓦斯托夫。
到了十點半，病人要求穿衣。
他腳既站不穩，手也拿不動什麼，但立刻發現，扣緊褲子的銀扣環少了一顆，吩咐立即把它取來。
穿好衣服後，他由我們扶着，走進他的書房。
那兒有舒适的大安樂椅和狹小的硬卧榻，他吩咐讓他坐在卧榻上。
他含糊不清地說了幾句不連貫的話，但過了四五分鐘，他睜開眼睛，遇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的目光，卻問他： &ldquo怎麼這麼早就來了？&rdquo &ldquo舅父，我正好在這兒附近，&rdquo戈洛赫瓦斯托夫答道，&ldquo因此拐進屋裡看看您的病好些沒有。
&rdquo 老人笑了笑，似乎是說：&ldquo你騙不了我，親愛的朋友。
&rdquo然後他要他的煙盒，我把它遞給他，打開了盒蓋，但他不論怎麼使勁仍合不攏手指，抓不起一撮煙末。
這仿佛使他很吃驚，他向周圍瞧了瞧，這時烏雲又遮沒了他的頭腦，他說了幾句聽不清的話，接着問道： &ldquo喂，那種用管子通過水吸煙的家夥叫什麼啊？&rdquo &ldquo水煙筒。
&rdquo戈洛赫瓦斯托夫回答。
&ldquo對，對&hellip&hellip我的水煙筒。
&rdquo但沒能說完。
這時，神父已帶着聖餐恭候在門外，那是戈洛赫瓦斯托夫安排的，他大聲問病人，願不願接待神父；老人睜開眼睛，點了點頭。
克柳恰廖夫打開門，神父走進屋子&hellip&hellip我的父親又陷入了昏迷狀态，但神父拖長的話音，尤其是神香的氣味，驚醒了他，他畫了個十字，神父跨上一步，我們退到後面。
儀式結束後，病人看見利文塔爾大夫在認真寫藥方。
&ldquo您在寫什麼？&rdquo他問。
&ldquo給您開藥方。
&rdquo &ldquo什麼藥方，是麝香還是什麼？您怎麼不害羞，您還不如開些鴉片，好讓我死得舒服一些&hellip&hellip扶我起床，我想坐在椅上。
&rdquo他對我們說。
這是他還能說得連貫的最後幾句話。
我們擡起垂死的他，讓他坐在安樂椅上。
&ldquo把我移近桌子。
&rdquo 我們把他推到桌邊。
他用無神的目光看看大家。
&ldquo這是誰？&rdquo他問，指指馬·卡4。
我講了姓名。
他想用手支頭，但擡不起手，它像沒有生命似的掉在桌上；我讓他靠在我的手上。
他用困倦而痛苦的目光瞧了我兩次，好像要我幫他什麼，臉上的表情越來越安詳，平靜&hellip&hellip他喘了口氣，又喘了口氣，頭便沉重地倒在我的手上，開始冷卻&hellip&hellip室内死一般的沉靜保持了幾分鐘。
這是1846年5月6日，大約午後三時。
他葬在處女修道院，葬禮是隆重而盛大的。
兩戶由他解放的農民，從波克羅夫村趕來擡棺木；我們跟在後面；火炬，唱詩班，神父，修士大祭司，主教&hellip&hellip那震驚心靈的聲音：&ldquo在天上安息吧&rdquo，然後是墳墓，泥土沉甸甸地落在棺材蓋上&mdash&mdash老人漫長的一生就這麼結束了，而生前他把家庭的統治權牢牢掌握在手中，像大山一樣壓在周圍人的頭上，現在他的影響蓦地消失了，他的意志不再被考慮，他本人也沒有了，無影無蹤了！ 墳墓堆上了土，神父和教士被請去用膳，我則告辭回家；馬車分别駛走了，乞丐擠在修道院大門口，農民三三兩兩站着，擦臉上的汗。
這些農民我全都熟識，我向他們一一告别，道謝，然後坐車走了。
我父親臨終前，我們幾乎已全部從那幢小房子遷進他住的大公館了；在開頭忙亂的三天中，我沒有留心這兒的一切，這是很自然的，現在安葬回來，心情卻有些異樣，覺得很不自然。
在院子裡，在前室中，我遇到的男女仆役都向我要求庇護和關照（原因何在，我馬上會說明）；客廳中點着神香，我走進父親的卧室，他的床已經搬走，門開着，可是這麼多年來，不僅仆人，連我走進這扇房門，也得小心謹慎、輕手輕腳呢。
一個使女在牆角拾掇一張小桌子。
一切都在等待我的安排。
新的處境使我感到厭惡，屈辱；這一切，這房屋之所以屬于我，隻是因為一個人死了，而這個人是我的父親。
我總覺得，這是一種粗暴的侵占，包含着某種不正當的性質，仿佛是對死者的掠奪。
遺産本身含有深刻的不道德成分：對失去的親人理所當然的悲哀被它歪曲了，變成了對他的财物的占領。
幸好我們避免了另一個醜惡的後果&mdash&mdash在棺材旁邊野蠻地、不顧臉皮地争吵和分贓。
全部家産隻花了兩個來小時便分好了，誰也沒有冷言冷語，誰也沒有提高嗓門，分手時大家客客氣氣，彼此更為尊重。
這件事主要應該歸功于戈洛赫瓦斯托夫，它值得我在這兒談幾句。
參政官生前與我父親共同訂了一份遺囑，彼此作祖傳領地的繼承人，并在最後把它傳給戈洛赫瓦斯托夫。
我父親把自己的一部分田莊賣了，這筆錢指定歸我們所有。
後來他把科斯特羅馬省的一小片莊園給了我，這是由于奧莉加·亞曆山德羅夫娜·熱列布佐娃的堅決要求才這麼辦的。
這莊園現在仍由政府扣押着，但它事先沒有問過我，我是否打算回國，因此這是違法的。
參政官死後，我父親出售了他在特維爾省的領地。
在我父親本人的祖傳領地能抵償他所出售的他哥哥的領地時，戈洛赫瓦斯托夫沒有作聲。
後來我父親想把莫斯科附近的莊園給我，并要我照他指定的數目付一部分錢給我的哥哥，還付一部分錢給其他一些人，這時，戈洛赫瓦斯托夫便提出，這不符合故世者的意願，因為領地是指定給他的。
老人在任何事上都容不得絲毫反對意見，尤其這計劃他已考慮很久，因此認為是絕對正确的。
他把外甥挖苦了一番，外甥便拒絕過問他的任何事，特别是當他的遺囑執行人。
争執起先十分激烈，以緻他們斷絕了一切來往。
這個打擊對老人是沉重的。
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真正愛的不多，而戈洛赫瓦斯托夫是其中一個。
他是在他眼睛下長大的，全家都寵愛他，我父親還極其信任他，經常把他當作我學習的榜樣；可現在，這位&ldquo伊麗莎白姐姐的兒子米佳&rdquo5突然反叛了，拒絕服從他的安排，公然發表不同意見，這簡直成了第二個&ldquo化學家&rdquo，在那兒用硝酸熏壞的手指擦着鼻子，向我父親發出譏刺的目光和冷笑。
父親雖然很生氣，照例不露一點聲色，隻是避免談到這位外甥，但顯然變得更加憂郁和煩躁，牢騷也更多了，動不動便說，在這個&ldquo一切親族關系分崩離析的可怕時代，尊敬長輩的古風舊習早已蕩然無存，與那個太平盛世不可同日而語了&rdquo，他這指的應該就是以葉卡捷琳娜二世為一切倫理道德的代表的那個時代！ 這場争執開始時，我在索科洛沃，對它幾乎一無所知，但我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一早，戈洛赫瓦斯托夫就來找我了。
這個大書呆子和形式主義者用文雅準确的語句把事情原原本本講給我聽，還說正為這事他才急于見到我，讓我知道真相，免得聽信别人的謠言。
&ldquo我不是白叫亞曆山大的，&rdquo我跟他開玩笑道，&ldquo這個戈爾迪烏斯結我一下子就能給您解開6。
不論怎樣，您必須和解，為了消滅争執的根源，我可以老實告訴您，我絕對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