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關燈
小
中
大
對立面
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義&mdash&mdash霍米亞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康·阿克薩科夫&mdash&mdash彼·雅·恰達耶夫
是的，我們是對立的，但這種對立與衆不同。
我們有同樣的愛，隻是方式不一樣&hellip&hellip我們像伊阿諾斯1或雙頭鷹，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動的心髒卻是一個。
2 《警鐘》第90期（紀念康·謝·阿克薩科夫專号） 1 除了自己的夥伴，我們還有對立面，那些我們友好的敵人3，或者準确些說，敵對的友人4，這就是莫斯科的斯拉夫主義者。
我們之間的争論早已結束，我們也已互相伸出了手；但是在40年代初，我們的對立是不可避免的&mdash&mdash為了忠于各自的原則，必須這麼做。
他們對我國曆史童年時代的幼稚崇拜，我們本可置之不問，但由于把他們的正教精神看得過于認真，由于他們在宗教上的偏執情緒（它表現在兩個方面，即對科學和對分裂派的态度上），我們覺得必須起而反對他們。
我們認為，他們的學說是給沙皇塗抹的新的聖油，給思想加上的新的鎖鍊，也是良心向拜占庭教會奴役制度發出的新的投降書。
我們長期不能理解俄羅斯民族及其曆史，這是斯拉夫派造成的惡果。
他們那種聖像畫式的理想和神香的煙霧，妨礙了視線，使我們看不清民族的風習和農村生活的基礎。
斯拉夫派的東正教，他們那種複古的愛國主義，那種過甚其詞的、排外的民族感情，是走向相反極端的結果。
他們的觀點的重心，它的真正精神和本質方面，根本不在于東正教和獨特的民族性，而在于俄羅斯生活的那些原始因素，這是他們從人造的文明的肥料下挖掘到的。
民族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保守思想，它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傳統，對抗外來的影響。
它含有猶太人的種族優越性觀念，貴族對純正血統和世家門第的自我吹噓。
民族性作為旗幟，作為戰鬥口号，隻有在争取民族獨立，推翻外來壓迫的時候，才帶有革命的光輝。
因此民族感情及其一切誇張之辭，在意大利和波蘭是充滿詩意的，然而在德國卻是卑鄙的。
向我們證明我們的民族性，比向德國人證明他們的民族性更為可笑，因為連咒罵我們的人也并不懷疑它的存在，他們因恐懼而憎恨我們，但不能像梅特涅5之否定意大利一樣否定我們。
我們需要用民族性來對抗德國化的政府及一切喪失民族氣節的人。
這種内部鬥争不可能達到史詩規模。
斯拉夫主義作為一種流派，一種特殊的學說，它的出現完全合乎邏輯；但是如果它赤手空拳，另外沒有東正教的神幡作旗幟，沒有《家訓》6及彼得大帝前純粹俄國式的艱苦卓絕的生活作理想，那麼斯拉夫派隻是另一時代留下的一群古怪的魑魅魍魉。
他們的力量和前途不在那裡。
他們的寶物可能藏在教堂古色古香的神器中，但它的價值不在于容器，也不在于形式。
他們一開始就沒有把它們分開。
談到本國的曆史，我又想起了同一種族的其他各國。
我們的斯拉夫派對西方的泛斯拉夫主義持同情态度，認為這是同一事物和思潮，忘記在那裡排外的民族主義才是深受外來壓迫的民族的呼聲。
西方的泛斯拉夫主義誕生之初，即為奧地利政府當作保守的一步而加以接受。
它在風雨如晦的維也納會議7時期獲得了發展。
這是一切複古和複舊的時期，形形色色的拉撒路，新死的和發臭的僵屍還魂的時期。
這時出現了日耳曼主義，鼓吹要重建巴勃羅薩8和霍亨斯陶芬王朝9的&ldquo太平盛世&rdquo，同時也出現了捷克的泛斯拉夫主義10。
各國政府歡迎這一動向，它們本來就鼓勵各民族間的仇恨。
人民群衆重又按種族關系結合，種族的紐帶收得更緊了，改善生活環境不再成為普遍的要求。
國境變得更難跨越，民族間的聯系和同情逐漸中斷。
理所當然，得以擡頭的隻是民族性中消極無為、軟弱無力的方面，而且它們的活動隻能限于考古性的學術研究和詞源學上的論争。
在米蘭和波蘭，民族性不可能局限于文字之争，因而它遭到了百般限制。
捷克的泛斯拉夫主義激發了俄國的斯拉夫種族觀念。
斯拉夫主義或俄羅斯主義，不是作為一種理論，一種學說，而是作為一種被侮辱的民族感情，一種模糊的回憶和忠貞的本能而出現的，這是對風行一時的外國影響的反抗，這種影響從彼得一世割下第一把胡須的時候就開始了11。
對彼得堡恐怖主義教化的反抗從未間斷；反抗者被處死，被肢解，被挂在克裡姆林宮的雉堞上，由緬希科夫12和沙皇的其他&ldquo少年兵&rdquo13當場射殺，這便是那些叛亂的狙擊兵14的命運&mdash&mdash被投進彼得堡要塞的監獄中毒死，這也是阿列克謝太子15的遭遇。
後來，這種反抗又表現為彼得二世時期的多爾戈魯基集團16，比龍時期的反德情緒17，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的普加喬夫起義，在普魯士霍爾斯泰因家的彼得三世18當政時期，它還表現在葉卡捷琳娜二世這位德國東正教徒19本人身上，也表現在依靠當時的斯拉夫派登上皇位的伊麗莎白女皇身上20&mdash&mdash莫斯科居民以為她加冕之時，會殺盡一切德國人。
一切分裂派教徒都是斯拉夫主義者。
一切出家的和不出家的東正教神職人員又是另一類斯拉夫主義者。
士兵們要求撤換巴克萊·德托利21，因為他的姓是德國姓，這些人是霍米亞科夫及其同夥們的前輩。
1812年的戰争大大加強了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但1812年的愛國主義沒有維護斯拉夫舊傳統的性質。
這在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作品中，在亞曆山大皇帝本人身上，我們都能看到。
一切強大民族遭受外來侵略時，都會激發一種力量，實際上愛國主義就是這種本能的表現；同時，這也是高昂的勝利感，進行反抗的自豪感。
但它的理論是貧乏的；愛國志士為了使人愛俄國曆史，不得不按照歐洲的方式表現這種感情。
他們一般從法文中把希臘羅馬式愛國主義搬進俄文，這不外是這樣的詩句： 對于高尚的心，祖國是多麼寶貴啊！22 确實，希什科夫23當時已在喋喋不休，要複活古文體，但他的影響極其有限。
至于真正的民族體裁，大概隻有寫過告民衆書之類傳單的半法國人羅斯托普欽伯爵才知道。
24 随着戰争之被遺忘，這種愛國主義也漸告平靜，最終或者蛻化為《北極蜂》25那種卑鄙下流、厚顔無恥的阿谀奉承，或者堕落成庸俗無聊的紮戈斯金26式愛國主義，把舒亞城吹成我們的曼徹斯特27，把舍布耶夫28吹成我們的拉斐爾，大言不慚地誇耀刺刀，誇耀從冰天雪地的托爾尼奧綿延至叢山峻嶺的塔夫利達的遼闊疆域&hellip&hellip29 在尼古拉統治下，愛國主義變成了某種皮鞭和警棍，尤其在彼得堡，為了适應它的世界主義性質，這股野蠻的風氣愈演愈烈，最後出現了按照塞巴斯蒂恩·巴赫的風格發明的國歌30，按照席勒的風格描繪的普羅科皮·利亞普諾夫31。
尼古拉被12月14日事件吓怕了，為了與歐洲，與文明，與革命切斷聯系，他從自己這邊樹起了東正教、專制制度和民族性這三位一體的大旗。
他按照普魯士軍旗的式樣繡制這面旗幟，把一切都拿來作它的支柱：紮戈斯金的粗俗小說，粗俗的聖像畫，粗俗的建築術，烏瓦羅夫32，對合并教派33的迫害和《上帝的手挽救了祖國》34。
莫斯科的斯拉夫派與尼古拉的彼得堡斯拉夫主義的彙合，對于前者是一大不幸。
尼古拉是為了逃避革命思想，用民族性和東正教作避風港。
它們之間除了文字便毫無共同之處。
莫斯科斯拉夫派誠然偏激和荒謬，但是沒有利害打算，與第三廳或當地警察局也毫無關系，當然，這對它并無幫助，它仍是非常荒謬的。
例如，30年代末，泛斯拉夫主義者加伊35路過莫斯科，這個人後來起的作用不太清楚，有些像克羅地亞族的鼓動家，但同時又與耶拉契奇36長官過從甚密。
莫斯科人大多輕信一切外國人；加伊不單是外國人，也不單是自己人，他既是前者又是後者。
因此他極易打動我們斯拉夫同胞的心，引起他們對達爾馬提亞及克羅地亞苦難深重的東正教弟兄的命運的同情。
37幾天之内他就募集了一筆巨款，此外，莫斯科人還以支持全體塞爾維亞人和羅塞尼亞人的名義設宴款待加伊。
席間，一位聲調及職業均屬高雅之至的斯拉夫派先生，虔誠的東正教信徒，大概因頻頻為黑山族領袖，為一切偉大的波斯尼亞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舉杯祝酒，以緻熱血沸騰，即席吟詩一首，其中有一句是不太符合基督徒精神的： 我要痛飲馬紮爾人和德意志人的血。
一切頭腦還沒糊塗的人聽了這句話都很反感。
多虧聰明機智的統計學家安德羅索夫38挽救了喝血的詩人；他從椅上一躍而起，拿起餐刀說：&ldquo各位先生，恕我失陪了，我得離開一會兒；我忽然想起，我的房東，制造樂器的老技師迪茨是德國人，我得趕緊去宰了他再來喝酒。
&rdquo 一場哄堂大笑使憤怒化為烏有。
就是在這一群要以鮮血來祝酒的夥伴中，形成了莫斯科的斯拉夫派，這是我流放外地和住在彼得堡及諾夫哥羅德期間的事。
斯拉夫派是狂熱的，一般說來喜歡論争，在别林斯基的批評文章發表之後39，這種特點尤其有所發展；但在這以前，恰達耶夫的《書簡》轟動一時40，已使他們不得不緊密團結，大聲提出自己的意見了。
恰達耶夫的《書簡》仿佛是最後的判決，一條界線。
這是黑夜中發出的槍聲；也許它宣告了什麼東西的覆滅和死亡，也許它是信号，求救的呼聲，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來的通知，但不論怎樣，必須醒來了。
一份評論月刊上的兩三頁篇幅，能起什麼作用呢？然而語言的威力正是如此，在一個不習慣于發表獨立見解的、沉默無聲的國家内，幾頁文字便發生了這麼大的力量，恰達耶夫的《書簡》震動了整個俄國思想界。
它對此是當之無愧的。
《聰明誤》之後，沒有一部文學作品發生過這麼強烈的影響。
它們之間是十年的沉默，12月14日，絞刑架，苦役，尼古拉。
彼得時期已兩面碰壁。
堅強的人被流放西伯利亞，留下的空白點後繼無人。
思想在苦悶中探索，但還一無所獲。
講話是危險的，而且也無話可說，就在這時，一個陰郁的影子蓦地悄悄升起，要向公衆安詳地宣告自己的把一切希望抛在後面吧41。
1836年夏，我靜坐在維亞特卡的書房中，郵車驿員給我送來了最新一期《望遠鏡》。
隻有嘗過流放的滋味，在窮鄉僻壤生活過的人，才會理解新書的意義。
自然，我丢下一切，動手裁開《望遠鏡》的書頁。
《哲學書簡》是寫給一位夫人的，沒有署名。
腳注中說，這些信是一個俄國人用法文寫的，即是說，它是譯文。
這一切使我對它不感興趣，我開始讀&ldquo評論欄&rdquo和&ldquo雜文欄&rdquo。
最後才輪到《書簡》。
讀了二三頁，我已被它那嚴肅悲痛的語調吸引住了：每句話都散發出一種已經冷卻、但仍餘恨未消的郁積的憂憤情緒。
隻有經過長期思考、反複思考、感受過許多切身體驗的人，才能這麼寫；這不是從理論，而是從生活中得到的觀念&hellip&hellip我往下讀，《書簡》變得高大了，成了對俄羅斯的陰森逼人的控訴書，一位曆盡憂患、想把心頭積壓的一切吐露一部分的志士的抗議書。
我兩度掩卷歎息，讀不下去，想讓思想和感情稍事休息，然後重新往下讀。
這篇用俄文發表的無名作者的文章&hellip&hellip幾乎使我發狂。
後來我把《書簡》讀給維特貝格聽，讀給維亞特卡中學的青年教師斯克沃爾佐夫聽，然後又獨自誦讀。
同樣的情形很可能也發生在各省各縣，發生在首都和老爺們的住宅中。
幾個月之後，我才知道作者的姓名。
長期與人民隔絕的那部分俄國人，在單調乏味、無所作為、不能提供任何補償的桎梏下，默默無聲地忍受着苦難。
每人感到了壓力，每人有話要說，然而大家沉默着。
最後來了一個人，他按照自己的看法講出了這些話。
他的話句句沉痛，沒有一線光明，他的觀點也沒有一線光明。
這就是恰達耶夫的《書簡》，它是毫不留情的痛苦的呼聲，對彼得的俄國的譴責&mdash&mdash它是應該受到譴責的：難道這種現狀曾憐惜和寬容過作者或任何人嗎？ 自然，這聲音必然引起人們的反對，否則它就變得完全正确了，它是這麼說的：俄國的過去是一片空白，現在暗無天日，将來也毫無希望，這是&ldquo喪失理智，是給人民的嚴峻教訓，表明閉目塞聽和奴役制度可以造成多大的危害&rdquo。
42它是悔罪和責難；預知消弭矛盾的辦法，這不屬于忏悔和抗議的責任，否則認罪變得無關緊要，贖罪也隻是虛僞的空話了。
但事情并不如此簡單：一時間，這兇險的聲音驚醒了所有的人，連昏睡的和麻木的人也吓了一跳。
大家驚訝不安，多數人覺得受了侮辱，但也有十來個人向作者大聲喝彩，熱烈鼓掌。
客廳的議論是不祥的前奏，政府的措施繼之而來。
首先發難的是德國人出身的俄國愛國者維格爾，他是因普希金的諷刺詩才從反面名噪一時的。
43 雜志随即被封閉；擔任圖書審查官的莫斯科大學老校長博爾德列夫被撤職；發行人納傑日金44被流放到烏斯季瑟索利斯克；恰達耶夫則由尼古拉下令宣布為瘋子，并被迫具結永不寫作。
每逢周末，醫師及警察局長務必光顧一次，為他檢查身體，向上呈報，即根據皇上的诏令，提出由本人簽字的五十二份假診斷書；這不失為聰明而合乎道義的辦法。
他們當然受到了懲罰；恰達耶夫對他們怒目而視，毫無懼色，把這種把戲看作獨裁政權實際已經發瘋的表現。
醫師和警察局長始終不敢透露他們光顧的目的。
我在流放以前，與恰達耶夫見過一面。
那是在奧加遼夫被捕的當天。
我已談過，這一天米·費·奧爾洛夫家舉行宴會。
賓客到齊後，進來一個人，向大家冷冷地鞠躬，他的外表與衆不同，顯得風度翩翩，個性鮮明，這必然會引起每個人的注意。
奧爾洛夫拉住我，給我介紹；這便是恰達耶夫。
這初次會面，我印象不深，對他也并未留意；他與平時一樣，态度冷漠，嚴肅，才氣煥發，憤世嫉俗。
飯後，奧爾洛夫的嶽母拉耶夫斯卡娅對我說： &ldquo您為什麼這麼悶悶不樂？唉，青年人，青年人，你們現在怎麼都變得這樣啊？&rdquo &ldquo您以為，&rdquo恰達耶夫說道，&ldquo我們現在還有青年人嗎？&rdquo 他留給我的印象就是這些。
回到莫斯科後，我與他接近了，從那時起，我們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關系。
恰達耶夫那憂郁而獨特的姿态，在暗淡沉悶的莫斯科上流社會中顯得很不調和，似乎是對它的一種悲痛的譴責。
在那些徒具外表的大人物、那些輕浮的樞密官、滿頭白發的老花花公子和道貌岸然的廢物中間，我喜歡看到他。
不論人群如何密集，眼睛馬上可以發現他；他身材端正，未因年齡而變形，穿得總是十分整齊；當他沉默不語的時候，他那柔和蒼白的臉毫無表情，仿佛這是蠟制的面具或大理石雕像，而&ldquo前額像秃頂一樣大&rdquo45，灰藍的眼睛露出傷感的神色，同時顯得那麼善良，薄薄的嘴唇卻相反，總是挂着譏嘲的微笑。
十年來，他合抱着雙手，站在某個圓柱旁邊，站在林蔭道的樹木下，站在客廳、劇場和俱樂部中，像否定的化身，像活的抗議一樣，凝視着周圍那擾攘不休、追名逐利的芸芸衆生，他變得喜怒無常，性情怪僻，與社會落落寡合，又無法與它決裂，于是他講出了心中的話，而把熱情安詳地隐藏在冰層下，就像把它隐藏在面皮下一樣。
接着他又沉默了，又顯得怪僻、不平、憤慨了，又以不屑的目光俯視着莫斯科社會，但依然無法抛棄它。
不論年老的，年少的，都覺得與他在一起不自在，不好辦；不知為什麼，大家怕接觸他那毫無表情的臉，那炯炯逼人的目光，那憂傷的嘲笑，那鄙視而寬容的神态。
是什麼使他們接待他，邀請他&hellip&hellip甚而登門拜訪他呢？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恰達耶夫并不富裕，特别是在晚年；他也沒有地位，不過是退職的騎兵大尉，胸前隻有一枚庫爾姆鐵十字勳章。
他确實像普希金說的： 在羅馬可以成為布魯圖46， 在雅典可以成為伯裡克利47， 但在沙皇政權的壓制下， 他隻是一名骠騎兵軍官&hellip&hellip48 與他來往，在手握生殺大權的警察眼中，隻能玷污一個人的名譽。
他的聲望從何而來？為什麼每到星期一，老巴斯曼街他那寒碜的小書齋，會使英吉利俱樂部的&ldquo名流&rdquo，特維爾林蔭大道的顯貴趨之若鹜？為什麼時髦的夫人們要走進陰沉的思想家的隐修室？為什麼對文人的事一竅不通的将軍們，認為自己責無旁貸，必須登門拜訪這位老人，裝模作樣冒充斯文，然後又把恰達耶夫針對他們講的話拿來鹦鹉學舌？為什麼那位古怪的&ldquo美國人&rdquo托爾斯泰49，那位踐踏波蘭文化的野蠻的侍從将軍希波夫50，也會出現在他的家中？ 恰達耶夫不僅不對他們讓步，還捉弄他們，使他們随時感到他與他們之間的距離。
51當然，這些人去拜訪他，邀請他出席自己的晚會，是出于虛榮心，但問題不在這裡；主要是這無異于公開承認，思想已成為一種力量，應該受到尊重，哪怕它違背聖上的旨意。
&ldquo精神錯亂&rdquo的騎兵大尉恰達耶夫成了公認的權威，它的力量增加一分，尼古拉皇上的&ldquo精神錯亂&rdquo的權力就降低一分。
恰達耶夫有自己的怪僻，自己的弱點，他憤世嫉俗，放任不羁。
莫斯科社交界的夜郎自大、唯我獨尊，我看是舉世無雙的，正因為這樣，它有些像外省社會，顯得鼠目寸光，自以為是。
在這裡，一個五十歲的老人，幾乎失去了一切朋友，又無财産，整天苦思冥想，牢騷滿腹，怎麼會沒有自己的習慣，自己的怪僻呢？ 著名的謝苗諾夫事件52發生時，恰達耶夫是瓦西裡奇科夫的副官。
我記得，那時皇上在維羅納或亞琛參加會議53。
瓦西裡奇科夫派恰達耶夫呈送報告，他不知怎麼遲到了一兩個鐘頭，落在奧地利公使勒布采爾騰54的使者後面。
沙皇那時完全醉心于梅特涅的反動政策，而梅特涅對謝苗諾夫事件抱着幸災樂禍态度。
沙皇接到消息，勃然大怒，對恰達耶夫極不客氣，一邊罵一邊生悶氣，後來自知失禮，下令讓他當侍從武官；恰達耶夫謝絕了這種榮譽，隻提出一個要求：辭職。
當然，這極不得皇上的歡心，但辭職被批準了。
恰達耶夫放棄繡金制服之後，并不急于回俄國，卻開始研究學問了。
亞曆山大駕崩，發生了12月14日事件，恰達耶夫不在國内，使他避免了必然會遭遇的厄運55，他是在1830年前後回國的。
在德國，恰達耶夫與謝林來往密切；後來他之傾向神秘主義哲學，大概謝林的影響是一個主要原因。
他的革命的天主教即來源于這種哲學，并成為他終生的信仰。
在《書簡》中，他把俄國的災難一半歸罪于希臘教會，歸罪于它脫離了無所不包的西方統一體。
這種意見不論我們看來如何奇特，但不應忘記，天主教本身具有極大的伸縮性。
拉科代爾56一面宣傳天主教社會主義，一面仍是多明我會57修士，他的助手謝威仍是《人民之聲報》58的編者。
其實新天主教不比修辭上的自然神論遜色，這不是宗教，不是戒律，隻是一種溫和的神學，屬于受過教育的市民的思想範疇，是&ldquo裹在宗教外衣中的無神論&rdquo。
如果在1848年之後，在費爾巴哈和蒲魯東之後，在庇護九世59和拉梅内60之後，還可能有龍格61和畢舍62的追随者，如果一個最強大的政治派别也得在自己的旗幟上塗上神秘主義的色彩，如果直到現在還有密茨凱維奇和克拉辛斯基63這些人在繼續宣傳彌賽亞救世主義，那麼恰達耶夫從20年代的歐洲，把這類學說攜帶回國，就毫不足怪了。
我們對那時的歐洲已有些忘記，但隻要回想一下沃拉貝爾64的《曆史》，摩根
我們有同樣的愛，隻是方式不一樣&hellip&hellip我們像伊阿諾斯1或雙頭鷹，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動的心髒卻是一個。
2 《警鐘》第90期（紀念康·謝·阿克薩科夫專号） 1 除了自己的夥伴，我們還有對立面，那些我們友好的敵人3，或者準确些說，敵對的友人4，這就是莫斯科的斯拉夫主義者。
我們之間的争論早已結束，我們也已互相伸出了手；但是在40年代初，我們的對立是不可避免的&mdash&mdash為了忠于各自的原則，必須這麼做。
他們對我國曆史童年時代的幼稚崇拜，我們本可置之不問，但由于把他們的正教精神看得過于認真，由于他們在宗教上的偏執情緒（它表現在兩個方面，即對科學和對分裂派的态度上），我們覺得必須起而反對他們。
我們認為，他們的學說是給沙皇塗抹的新的聖油，給思想加上的新的鎖鍊，也是良心向拜占庭教會奴役制度發出的新的投降書。
我們長期不能理解俄羅斯民族及其曆史，這是斯拉夫派造成的惡果。
他們那種聖像畫式的理想和神香的煙霧，妨礙了視線，使我們看不清民族的風習和農村生活的基礎。
斯拉夫派的東正教，他們那種複古的愛國主義，那種過甚其詞的、排外的民族感情，是走向相反極端的結果。
他們的觀點的重心，它的真正精神和本質方面，根本不在于東正教和獨特的民族性，而在于俄羅斯生活的那些原始因素，這是他們從人造的文明的肥料下挖掘到的。
民族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保守思想，它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傳統，對抗外來的影響。
它含有猶太人的種族優越性觀念，貴族對純正血統和世家門第的自我吹噓。
民族性作為旗幟，作為戰鬥口号，隻有在争取民族獨立，推翻外來壓迫的時候，才帶有革命的光輝。
因此民族感情及其一切誇張之辭，在意大利和波蘭是充滿詩意的，然而在德國卻是卑鄙的。
向我們證明我們的民族性，比向德國人證明他們的民族性更為可笑，因為連咒罵我們的人也并不懷疑它的存在，他們因恐懼而憎恨我們，但不能像梅特涅5之否定意大利一樣否定我們。
我們需要用民族性來對抗德國化的政府及一切喪失民族氣節的人。
這種内部鬥争不可能達到史詩規模。
斯拉夫主義作為一種流派，一種特殊的學說，它的出現完全合乎邏輯；但是如果它赤手空拳，另外沒有東正教的神幡作旗幟，沒有《家訓》6及彼得大帝前純粹俄國式的艱苦卓絕的生活作理想，那麼斯拉夫派隻是另一時代留下的一群古怪的魑魅魍魉。
他們的力量和前途不在那裡。
他們的寶物可能藏在教堂古色古香的神器中，但它的價值不在于容器，也不在于形式。
他們一開始就沒有把它們分開。
談到本國的曆史，我又想起了同一種族的其他各國。
我們的斯拉夫派對西方的泛斯拉夫主義持同情态度，認為這是同一事物和思潮，忘記在那裡排外的民族主義才是深受外來壓迫的民族的呼聲。
西方的泛斯拉夫主義誕生之初，即為奧地利政府當作保守的一步而加以接受。
它在風雨如晦的維也納會議7時期獲得了發展。
這是一切複古和複舊的時期，形形色色的拉撒路，新死的和發臭的僵屍還魂的時期。
這時出現了日耳曼主義，鼓吹要重建巴勃羅薩8和霍亨斯陶芬王朝9的&ldquo太平盛世&rdquo，同時也出現了捷克的泛斯拉夫主義10。
各國政府歡迎這一動向，它們本來就鼓勵各民族間的仇恨。
人民群衆重又按種族關系結合，種族的紐帶收得更緊了，改善生活環境不再成為普遍的要求。
國境變得更難跨越，民族間的聯系和同情逐漸中斷。
理所當然，得以擡頭的隻是民族性中消極無為、軟弱無力的方面，而且它們的活動隻能限于考古性的學術研究和詞源學上的論争。
在米蘭和波蘭，民族性不可能局限于文字之争，因而它遭到了百般限制。
捷克的泛斯拉夫主義激發了俄國的斯拉夫種族觀念。
斯拉夫主義或俄羅斯主義，不是作為一種理論，一種學說，而是作為一種被侮辱的民族感情，一種模糊的回憶和忠貞的本能而出現的，這是對風行一時的外國影響的反抗，這種影響從彼得一世割下第一把胡須的時候就開始了11。
對彼得堡恐怖主義教化的反抗從未間斷；反抗者被處死，被肢解，被挂在克裡姆林宮的雉堞上，由緬希科夫12和沙皇的其他&ldquo少年兵&rdquo13當場射殺，這便是那些叛亂的狙擊兵14的命運&mdash&mdash被投進彼得堡要塞的監獄中毒死，這也是阿列克謝太子15的遭遇。
後來，這種反抗又表現為彼得二世時期的多爾戈魯基集團16，比龍時期的反德情緒17，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的普加喬夫起義，在普魯士霍爾斯泰因家的彼得三世18當政時期，它還表現在葉卡捷琳娜二世這位德國東正教徒19本人身上，也表現在依靠當時的斯拉夫派登上皇位的伊麗莎白女皇身上20&mdash&mdash莫斯科居民以為她加冕之時，會殺盡一切德國人。
一切分裂派教徒都是斯拉夫主義者。
一切出家的和不出家的東正教神職人員又是另一類斯拉夫主義者。
士兵們要求撤換巴克萊·德托利21，因為他的姓是德國姓，這些人是霍米亞科夫及其同夥們的前輩。
1812年的戰争大大加強了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但1812年的愛國主義沒有維護斯拉夫舊傳統的性質。
這在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作品中，在亞曆山大皇帝本人身上，我們都能看到。
一切強大民族遭受外來侵略時，都會激發一種力量，實際上愛國主義就是這種本能的表現；同時，這也是高昂的勝利感，進行反抗的自豪感。
但它的理論是貧乏的；愛國志士為了使人愛俄國曆史，不得不按照歐洲的方式表現這種感情。
他們一般從法文中把希臘羅馬式愛國主義搬進俄文，這不外是這樣的詩句： 對于高尚的心，祖國是多麼寶貴啊！22 确實，希什科夫23當時已在喋喋不休，要複活古文體，但他的影響極其有限。
至于真正的民族體裁，大概隻有寫過告民衆書之類傳單的半法國人羅斯托普欽伯爵才知道。
24 随着戰争之被遺忘，這種愛國主義也漸告平靜，最終或者蛻化為《北極蜂》25那種卑鄙下流、厚顔無恥的阿谀奉承，或者堕落成庸俗無聊的紮戈斯金26式愛國主義，把舒亞城吹成我們的曼徹斯特27，把舍布耶夫28吹成我們的拉斐爾，大言不慚地誇耀刺刀，誇耀從冰天雪地的托爾尼奧綿延至叢山峻嶺的塔夫利達的遼闊疆域&hellip&hellip29 在尼古拉統治下，愛國主義變成了某種皮鞭和警棍，尤其在彼得堡，為了适應它的世界主義性質，這股野蠻的風氣愈演愈烈，最後出現了按照塞巴斯蒂恩·巴赫的風格發明的國歌30，按照席勒的風格描繪的普羅科皮·利亞普諾夫31。
尼古拉被12月14日事件吓怕了，為了與歐洲，與文明，與革命切斷聯系，他從自己這邊樹起了東正教、專制制度和民族性這三位一體的大旗。
他按照普魯士軍旗的式樣繡制這面旗幟，把一切都拿來作它的支柱：紮戈斯金的粗俗小說，粗俗的聖像畫，粗俗的建築術，烏瓦羅夫32，對合并教派33的迫害和《上帝的手挽救了祖國》34。
莫斯科的斯拉夫派與尼古拉的彼得堡斯拉夫主義的彙合，對于前者是一大不幸。
尼古拉是為了逃避革命思想，用民族性和東正教作避風港。
它們之間除了文字便毫無共同之處。
莫斯科斯拉夫派誠然偏激和荒謬，但是沒有利害打算，與第三廳或當地警察局也毫無關系，當然，這對它并無幫助，它仍是非常荒謬的。
例如，30年代末，泛斯拉夫主義者加伊35路過莫斯科，這個人後來起的作用不太清楚，有些像克羅地亞族的鼓動家，但同時又與耶拉契奇36長官過從甚密。
莫斯科人大多輕信一切外國人；加伊不單是外國人，也不單是自己人，他既是前者又是後者。
因此他極易打動我們斯拉夫同胞的心，引起他們對達爾馬提亞及克羅地亞苦難深重的東正教弟兄的命運的同情。
37幾天之内他就募集了一筆巨款，此外，莫斯科人還以支持全體塞爾維亞人和羅塞尼亞人的名義設宴款待加伊。
席間，一位聲調及職業均屬高雅之至的斯拉夫派先生，虔誠的東正教信徒，大概因頻頻為黑山族領袖，為一切偉大的波斯尼亞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舉杯祝酒，以緻熱血沸騰，即席吟詩一首，其中有一句是不太符合基督徒精神的： 我要痛飲馬紮爾人和德意志人的血。
一切頭腦還沒糊塗的人聽了這句話都很反感。
多虧聰明機智的統計學家安德羅索夫38挽救了喝血的詩人；他從椅上一躍而起，拿起餐刀說：&ldquo各位先生，恕我失陪了，我得離開一會兒；我忽然想起，我的房東，制造樂器的老技師迪茨是德國人，我得趕緊去宰了他再來喝酒。
&rdquo 一場哄堂大笑使憤怒化為烏有。
就是在這一群要以鮮血來祝酒的夥伴中，形成了莫斯科的斯拉夫派，這是我流放外地和住在彼得堡及諾夫哥羅德期間的事。
斯拉夫派是狂熱的，一般說來喜歡論争，在别林斯基的批評文章發表之後39，這種特點尤其有所發展；但在這以前，恰達耶夫的《書簡》轟動一時40，已使他們不得不緊密團結，大聲提出自己的意見了。
恰達耶夫的《書簡》仿佛是最後的判決，一條界線。
這是黑夜中發出的槍聲；也許它宣告了什麼東西的覆滅和死亡，也許它是信号，求救的呼聲，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來的通知，但不論怎樣，必須醒來了。
一份評論月刊上的兩三頁篇幅，能起什麼作用呢？然而語言的威力正是如此，在一個不習慣于發表獨立見解的、沉默無聲的國家内，幾頁文字便發生了這麼大的力量，恰達耶夫的《書簡》震動了整個俄國思想界。
它對此是當之無愧的。
《聰明誤》之後，沒有一部文學作品發生過這麼強烈的影響。
它們之間是十年的沉默，12月14日，絞刑架，苦役，尼古拉。
彼得時期已兩面碰壁。
堅強的人被流放西伯利亞，留下的空白點後繼無人。
思想在苦悶中探索，但還一無所獲。
講話是危險的，而且也無話可說，就在這時，一個陰郁的影子蓦地悄悄升起，要向公衆安詳地宣告自己的把一切希望抛在後面吧41。
1836年夏，我靜坐在維亞特卡的書房中，郵車驿員給我送來了最新一期《望遠鏡》。
隻有嘗過流放的滋味，在窮鄉僻壤生活過的人，才會理解新書的意義。
自然，我丢下一切，動手裁開《望遠鏡》的書頁。
《哲學書簡》是寫給一位夫人的，沒有署名。
腳注中說，這些信是一個俄國人用法文寫的，即是說，它是譯文。
這一切使我對它不感興趣，我開始讀&ldquo評論欄&rdquo和&ldquo雜文欄&rdquo。
最後才輪到《書簡》。
讀了二三頁，我已被它那嚴肅悲痛的語調吸引住了：每句話都散發出一種已經冷卻、但仍餘恨未消的郁積的憂憤情緒。
隻有經過長期思考、反複思考、感受過許多切身體驗的人，才能這麼寫；這不是從理論，而是從生活中得到的觀念&hellip&hellip我往下讀，《書簡》變得高大了，成了對俄羅斯的陰森逼人的控訴書，一位曆盡憂患、想把心頭積壓的一切吐露一部分的志士的抗議書。
我兩度掩卷歎息，讀不下去，想讓思想和感情稍事休息，然後重新往下讀。
這篇用俄文發表的無名作者的文章&hellip&hellip幾乎使我發狂。
後來我把《書簡》讀給維特貝格聽，讀給維亞特卡中學的青年教師斯克沃爾佐夫聽，然後又獨自誦讀。
同樣的情形很可能也發生在各省各縣，發生在首都和老爺們的住宅中。
幾個月之後，我才知道作者的姓名。
長期與人民隔絕的那部分俄國人，在單調乏味、無所作為、不能提供任何補償的桎梏下，默默無聲地忍受着苦難。
每人感到了壓力，每人有話要說，然而大家沉默着。
最後來了一個人，他按照自己的看法講出了這些話。
他的話句句沉痛，沒有一線光明，他的觀點也沒有一線光明。
這就是恰達耶夫的《書簡》，它是毫不留情的痛苦的呼聲，對彼得的俄國的譴責&mdash&mdash它是應該受到譴責的：難道這種現狀曾憐惜和寬容過作者或任何人嗎？ 自然，這聲音必然引起人們的反對，否則它就變得完全正确了，它是這麼說的：俄國的過去是一片空白，現在暗無天日，将來也毫無希望，這是&ldquo喪失理智，是給人民的嚴峻教訓，表明閉目塞聽和奴役制度可以造成多大的危害&rdquo。
42它是悔罪和責難；預知消弭矛盾的辦法，這不屬于忏悔和抗議的責任，否則認罪變得無關緊要，贖罪也隻是虛僞的空話了。
但事情并不如此簡單：一時間，這兇險的聲音驚醒了所有的人，連昏睡的和麻木的人也吓了一跳。
大家驚訝不安，多數人覺得受了侮辱，但也有十來個人向作者大聲喝彩，熱烈鼓掌。
客廳的議論是不祥的前奏，政府的措施繼之而來。
首先發難的是德國人出身的俄國愛國者維格爾，他是因普希金的諷刺詩才從反面名噪一時的。
43 雜志随即被封閉；擔任圖書審查官的莫斯科大學老校長博爾德列夫被撤職；發行人納傑日金44被流放到烏斯季瑟索利斯克；恰達耶夫則由尼古拉下令宣布為瘋子，并被迫具結永不寫作。
每逢周末，醫師及警察局長務必光顧一次，為他檢查身體，向上呈報，即根據皇上的诏令，提出由本人簽字的五十二份假診斷書；這不失為聰明而合乎道義的辦法。
他們當然受到了懲罰；恰達耶夫對他們怒目而視，毫無懼色，把這種把戲看作獨裁政權實際已經發瘋的表現。
醫師和警察局長始終不敢透露他們光顧的目的。
我在流放以前，與恰達耶夫見過一面。
那是在奧加遼夫被捕的當天。
我已談過，這一天米·費·奧爾洛夫家舉行宴會。
賓客到齊後，進來一個人，向大家冷冷地鞠躬，他的外表與衆不同，顯得風度翩翩，個性鮮明，這必然會引起每個人的注意。
奧爾洛夫拉住我，給我介紹；這便是恰達耶夫。
這初次會面，我印象不深，對他也并未留意；他與平時一樣，态度冷漠，嚴肅，才氣煥發，憤世嫉俗。
飯後，奧爾洛夫的嶽母拉耶夫斯卡娅對我說： &ldquo您為什麼這麼悶悶不樂？唉，青年人，青年人，你們現在怎麼都變得這樣啊？&rdquo &ldquo您以為，&rdquo恰達耶夫說道，&ldquo我們現在還有青年人嗎？&rdquo 他留給我的印象就是這些。
回到莫斯科後，我與他接近了，從那時起，我們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關系。
恰達耶夫那憂郁而獨特的姿态，在暗淡沉悶的莫斯科上流社會中顯得很不調和，似乎是對它的一種悲痛的譴責。
在那些徒具外表的大人物、那些輕浮的樞密官、滿頭白發的老花花公子和道貌岸然的廢物中間，我喜歡看到他。
不論人群如何密集，眼睛馬上可以發現他；他身材端正，未因年齡而變形，穿得總是十分整齊；當他沉默不語的時候，他那柔和蒼白的臉毫無表情，仿佛這是蠟制的面具或大理石雕像，而&ldquo前額像秃頂一樣大&rdquo45，灰藍的眼睛露出傷感的神色，同時顯得那麼善良，薄薄的嘴唇卻相反，總是挂着譏嘲的微笑。
十年來，他合抱着雙手，站在某個圓柱旁邊，站在林蔭道的樹木下，站在客廳、劇場和俱樂部中，像否定的化身，像活的抗議一樣，凝視着周圍那擾攘不休、追名逐利的芸芸衆生，他變得喜怒無常，性情怪僻，與社會落落寡合，又無法與它決裂，于是他講出了心中的話，而把熱情安詳地隐藏在冰層下，就像把它隐藏在面皮下一樣。
接着他又沉默了，又顯得怪僻、不平、憤慨了，又以不屑的目光俯視着莫斯科社會，但依然無法抛棄它。
不論年老的，年少的，都覺得與他在一起不自在，不好辦；不知為什麼，大家怕接觸他那毫無表情的臉，那炯炯逼人的目光，那憂傷的嘲笑，那鄙視而寬容的神态。
是什麼使他們接待他，邀請他&hellip&hellip甚而登門拜訪他呢？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恰達耶夫并不富裕，特别是在晚年；他也沒有地位，不過是退職的騎兵大尉，胸前隻有一枚庫爾姆鐵十字勳章。
他确實像普希金說的： 在羅馬可以成為布魯圖46， 在雅典可以成為伯裡克利47， 但在沙皇政權的壓制下， 他隻是一名骠騎兵軍官&hellip&hellip48 與他來往，在手握生殺大權的警察眼中，隻能玷污一個人的名譽。
他的聲望從何而來？為什麼每到星期一，老巴斯曼街他那寒碜的小書齋，會使英吉利俱樂部的&ldquo名流&rdquo，特維爾林蔭大道的顯貴趨之若鹜？為什麼時髦的夫人們要走進陰沉的思想家的隐修室？為什麼對文人的事一竅不通的将軍們，認為自己責無旁貸，必須登門拜訪這位老人，裝模作樣冒充斯文，然後又把恰達耶夫針對他們講的話拿來鹦鹉學舌？為什麼那位古怪的&ldquo美國人&rdquo托爾斯泰49，那位踐踏波蘭文化的野蠻的侍從将軍希波夫50，也會出現在他的家中？ 恰達耶夫不僅不對他們讓步，還捉弄他們，使他們随時感到他與他們之間的距離。
51當然，這些人去拜訪他，邀請他出席自己的晚會，是出于虛榮心，但問題不在這裡；主要是這無異于公開承認，思想已成為一種力量，應該受到尊重，哪怕它違背聖上的旨意。
&ldquo精神錯亂&rdquo的騎兵大尉恰達耶夫成了公認的權威，它的力量增加一分，尼古拉皇上的&ldquo精神錯亂&rdquo的權力就降低一分。
恰達耶夫有自己的怪僻，自己的弱點，他憤世嫉俗，放任不羁。
莫斯科社交界的夜郎自大、唯我獨尊，我看是舉世無雙的，正因為這樣，它有些像外省社會，顯得鼠目寸光，自以為是。
在這裡，一個五十歲的老人，幾乎失去了一切朋友，又無财産，整天苦思冥想，牢騷滿腹，怎麼會沒有自己的習慣，自己的怪僻呢？ 著名的謝苗諾夫事件52發生時，恰達耶夫是瓦西裡奇科夫的副官。
我記得，那時皇上在維羅納或亞琛參加會議53。
瓦西裡奇科夫派恰達耶夫呈送報告，他不知怎麼遲到了一兩個鐘頭，落在奧地利公使勒布采爾騰54的使者後面。
沙皇那時完全醉心于梅特涅的反動政策，而梅特涅對謝苗諾夫事件抱着幸災樂禍态度。
沙皇接到消息，勃然大怒，對恰達耶夫極不客氣，一邊罵一邊生悶氣，後來自知失禮，下令讓他當侍從武官；恰達耶夫謝絕了這種榮譽，隻提出一個要求：辭職。
當然，這極不得皇上的歡心，但辭職被批準了。
恰達耶夫放棄繡金制服之後，并不急于回俄國，卻開始研究學問了。
亞曆山大駕崩，發生了12月14日事件，恰達耶夫不在國内，使他避免了必然會遭遇的厄運55，他是在1830年前後回國的。
在德國，恰達耶夫與謝林來往密切；後來他之傾向神秘主義哲學，大概謝林的影響是一個主要原因。
他的革命的天主教即來源于這種哲學，并成為他終生的信仰。
在《書簡》中，他把俄國的災難一半歸罪于希臘教會，歸罪于它脫離了無所不包的西方統一體。
這種意見不論我們看來如何奇特，但不應忘記，天主教本身具有極大的伸縮性。
拉科代爾56一面宣傳天主教社會主義，一面仍是多明我會57修士，他的助手謝威仍是《人民之聲報》58的編者。
其實新天主教不比修辭上的自然神論遜色，這不是宗教，不是戒律，隻是一種溫和的神學，屬于受過教育的市民的思想範疇，是&ldquo裹在宗教外衣中的無神論&rdquo。
如果在1848年之後，在費爾巴哈和蒲魯東之後，在庇護九世59和拉梅内60之後，還可能有龍格61和畢舍62的追随者，如果一個最強大的政治派别也得在自己的旗幟上塗上神秘主義的色彩，如果直到現在還有密茨凱維奇和克拉辛斯基63這些人在繼續宣傳彌賽亞救世主義，那麼恰達耶夫從20年代的歐洲，把這類學說攜帶回國，就毫不足怪了。
我們對那時的歐洲已有些忘記，但隻要回想一下沃拉貝爾64的《曆史》，摩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