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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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65的《通信集》，安德利亞尼66的《回憶錄》，拜倫和萊奧帕爾迪67的作品，就可以深信不疑，這是一個烏雲密布的曆史時期。
革命已被打入冷宮，一面是野蠻的君主主義在無恥地誇耀自己的武力，另一面是狡猾的君主主義在以憲章為遮羞布，僞裝貞潔。
至多隻能偶爾聽到幾聲希臘民族解放鬥争的歌聲，坎甯68或魯瓦耶-科拉爾69的幾句慷慨激昂的言辭。
在新教的德國，那時天主教派别形成了，施萊格爾70和利奧71改變了信仰，老楊恩72等人大談什麼天主教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人們在中世紀和神秘主義中逃避現實，讀艾卡茨豪生73的書，研究催眠術和霍恩洛厄74的奇迹。
雨果是天主教的仇敵，可是它的複興也得力于他，正如得力于對當時死氣沉沉的時代感到痛心疾首的拉梅内一樣。
這種天主教對一個俄國人必然發生更大的影響。
它表面上具備俄國生活中缺少的一切；俄國與世隔絕，隻是在物質權力的壓制下，靠自己的觸須在探索道路。
西方教會那種嚴格的教規和高傲的自主精神，那種獨行其是的徹底性，那種實際的運用，那種堅守不渝的信念，那種認為可以靠自己的高度一緻性，自己的永恒幻景，自己的向羅馬和全世界75，自己對世俗權力的輕視，使一切矛盾化為烏有的假象，對一個熱血奔騰、在成年時期開始接受嚴肅教育的人，是極易發生壓倒一切的作用的。
恰達耶夫回國時，在俄國遇到的是另一種社會，另一種氣氛。
我盡管年輕無知，但我記得，随着尼古拉皇朝的到來，上層社會的堕落如何怵目驚心，它變得更卑賤，更奴顔婢膝了。
亞曆山大時期貴族的獨立精神，近衛軍的豪邁氣概，1826年後已蕩然無存。
幼苗和嫩芽已在生長，但還缺乏自覺性，還像孩子一樣光着脖子在玩樂，或者在寄宿學校和皇村學校讀書。
有些青年文學家已開始試探自己的力量，練習寫作，但還沒有嶄露頭角，環境也與恰達耶夫當年的社會不同了。
他的友好成了苦役囚犯。
起先他在莫斯科形單影隻，後來與普希金在一起，成了兩人，最後與普希金和奧爾洛夫在一起，成了三人。
這二人辭世後，恰達耶夫常指着沙發背後牆上兩個不大的黑影說，他們的頭就靠在這兒！ 把普希金給恰達耶夫的兩首書翰詩對照一下，真使人無限感傷，變化的不僅是他們的生活，也是整個時代，整整一代人的命運&mdash&mdash先是滿懷希望向前猛進，然後給無情地抛在後面。
青年普希金對自己的友人說： 朋友，你要相信， 迷人的幸福會像朝霞一般升起， 俄國會從酣睡中醒來， 而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 人們會把我們的名字寫上。
76 但是朝霞沒有升起，升起的隻是尼古拉的寶座，于是普希金寫道： 恰達耶夫，往事可還記得？ 曾幾何時我懷着青春的狂熱， 要把災難深重的名字， 呈獻到另一片廢墟上？ 如今心靈的火已被風暴吹熄， 剩下的隻是懶散和甯靜， 但在令人感奮的回憶中， 我要在神聖的友誼之石上， 刻寫我們的姓名！77 恰達耶夫那種絕望的觀念，是他對俄羅斯生活的一種報複，他對它發出了深思熟慮的、飽經憂患的詛咒，要用它總結自己悲慘的一生和俄國曆史的一整個時期。
對斯拉夫派說來，世上再沒有比這一切更不可容忍的了。
他必然引起他們的強烈反感，他痛苦地、悲憤萬分地亵渎了他們所寶貴的一切，首先是莫斯科。
恰達耶夫常說：&ldquo每個外國人到了莫斯科，就給帶去參觀它的大炮和大鐘，但大炮已不能發射，大鐘也已搖搖欲墜。
在這個驚人的城市裡，值得一看的竟隻是這些破爛。
也許，這座沒有鐘舌的大鐘便是這個默默無聲的大國的象征，住在這裡的種族雖然自稱為斯拉夫人78，卻仿佛對人類之有語言感到十分驚訝。
&rdquo79 俄羅斯生活像叫人納悶的斯芬克斯，它在沙皇虎視眈眈的監督下，在軍用大衣的覆蓋下蒙頭大睡，恰達耶夫和斯拉夫派同樣站在它面前，同樣發出了疑問：&ldquo今後怎麼辦？不能這麼生活下去：現狀的沉悶和荒謬已一目了然，再也無法忍受，但出路在哪裡呢？&rdquo &ldquo沒有出路。
&rdquo彼得時期的人80回答。
他隻知道西方文化，在亞曆山大時期相信俄國将沿着歐洲的道路發展，但現在隻得悲哀地指出，整整一個世紀的努力毫無實效：教育隻是提供了新的壓迫手段，教會成了警察的保護傘，人民忍受再忍受，而政府壓迫再壓迫。
&ldquo其他民族的曆史是它們的解放記錄，俄國的曆史卻是農奴制度和專制制度的發展史。
&rdquo彼得的改革隻是使我們變得更壞，成了最可恥的東西：文明的奴隸。
在這苦悶混亂的精神狀态中，我們受夠了折磨，人民不理解我們，政府打擊我們，現在該休息了，該讓和平降臨到心靈中，找個地方躺下了&hellip&hellip這無異是說&ldquo該安息了&rdquo，于是恰達耶夫企圖在天主教會中，為一切曆盡辛酸苦難的人們找到許諾給他們的安甯。
從複辟時期81表現出來的西方文化的角度看，從彼得的俄羅斯的角度看，這觀點是完全合理的。
斯拉夫派對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他們的出發點是對人民活的靈魂懷着忠誠的信念，他們的直覺比他們的理性更敏銳。
他們明白，俄國的現狀盡管已病入膏肓，但還不是絕症。
恰達耶夫認為，個人的得救尚有一線希望，民族則不然，斯拉夫派卻明确表示，為現代生活所俘虜的個人必然滅亡，但民族的得救是有希望的。
斯拉夫派說：&ldquo出路在我們這兒，出路在于抛棄彼得時期，回到被外國文化和外國政府所隔絕的人民中去，恢複古風舊習！&rdquo 但曆史是不會倒轉的；生活有的是布料，它永遠不需要舊的衣衫。
一切複古，一切複辟，始終隻是假面具。
我們已見到兩次：法國正統派未能複活路易十四的時代，共和派也未能恢複到熱月八日以前82。
事實勝于雄辯，那是斧頭也砍不掉的。
何況我們也無古可複。
彼得以前的俄國生活是醜陋的，貧困的，粗野的，而斯拉夫派要恢複的就是這樣一個社會，雖然他們并不承認這一點。
否則，他們的一切複古意圖，對古代風俗習慣的崇拜，以及不要穿好得多的現代農民服裝，偏要恢複笨拙不便的老式衣服，該如何解釋呢？ 在整個俄國，除了斯拉夫派，誰也不戴摩莫卡皮帽83。
正如恰達耶夫講笑話時說的，康·阿克薩科夫穿着民族服裝在大街上走過，老百姓都以為他是波斯人。
他們對回到民間去的理解也極膚淺，與西方大多數民主派人士差不多，把民族看作一個現成的固定的東西。
他們認為，接受人民的偏見就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犧牲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在人民中發展這種理性，便是向人民靠攏的偉大行動。
由此就産生了對儀式的盲目崇拜和全盤照搬；在樸素的信仰中，這些儀式是動人的，但一旦另有意圖，它們就成了對人的侮辱。
斯拉夫派要回到民間去之所以不切實際，最好的證明即在于他們絲毫沒有激起人民對此的同情。
無論拜占庭教會，還是多棱宮84，都不能對斯拉夫世界的未來發展提供更多的東西。
回到農村和勞力組合，回到村社大會和哥薩克自由體，這是另一回事；但重建這一切決不是為了使它們停滞不動，變成凝固的亞細亞社會，而是為了發展和解放它們所賴以建立的基礎，清除一切雜質和畸形物，清除附生在它們上面的浮肉&mdash&mdash當然，我們的使命便在這裡。
但是不應該産生誤解，這一切已大大超出國家的範圍；莫斯科時期正如彼得堡時期一樣，對此極少幫助，它也決不比後者優越。
彼得隻是把諾夫哥羅德市民議會的大鐘85改鑄成大炮，把它從鐘樓上取下的還是伊凡·瓦西裡耶維奇86；彼得的戶口調查87隻是鞏固了農奴制度，而它是由戈杜諾夫88開始實行的；在《法典》89中已沒有民選稅吏的影子，而鞭打、笞刑和體罰也淵源久遠，早在用樹條抽打和用刀身平打背脊之前就有了。
斯拉夫派的錯誤在于他們認為，俄國有過獨特的發展道路，隻是被各種事件掩蓋了，最後到了彼得時期才被切斷。
其實這種發展道路俄國從來沒有過，也不可能有。
那現在來到我們頭腦中的東西，那開始在思想和預感中閃現的東西，那未被意識到的存在于農舍和田野中的東西，隻是現在才在曆史的園地上萌芽，而這片園地是經過了二十代人的鮮血、眼淚和汗水的灌溉的。
這是我國生活方式的基礎，它們不是回憶，不是寫在編年史上的東西，而是現實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
但它們隻是在建立統一國家的艱苦曆史過程中保全下來的，并在政府的壓力下幸免于難，然而沒有得到發展。
我甚至懷疑，沒有經過彼得時期，沒有獲得歐洲文化的養料，它們是否具備發展的内在力量。
這種生活方式的基礎依靠本身是不夠的。
印度自古以來直至今日，始終存在着以分配土地為基礎的農村共同體，與我們的村社極為相似。
然而它并未使印度獲得遠大的發展。
隻有西方在漫長的曆史中形成的強大思想，才足以使斯拉夫宗法制社會中酣睡的種子發芽生根。
勞動組合和村社，利益和土地分配制度，村民大會和以若幹村莊聯合構成的自治性行政單位&mdash&mdash這一切都是基石，我們未來自由村社的大廈就要建築在這些基石上。
但基石畢竟隻是基石&hellip&hellip沒有西方的思想，我們未來的大廈将始終隻是一片地基而已。
一切真正具有社會性的東西，命運都是如此，它不由自主要走上各民族互相依靠的道路&hellip&hellip閉關自守、與世隔絕的結果，不是停留在原始的村社共同體中，便是成為共産主義的空想，它正如基督教的聖靈一樣，不能找到一個血肉之軀。
斯拉夫人敏于感受的天性，他們的&ldquo女性氣質&rdquo，缺乏首創精神，強大的吸收能力和可塑性，使他們首先成為需要依賴其他民族的一種民族，他們不能完全獨立。
如果無依無靠，斯拉夫人便會像一位拜占庭編年史家所指出的，&ldquo為自己的歌聲所催眠而昏昏入睡&rdquo。
但一旦被别人驚醒，他們即會緊跟到底；沒有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思想會這麼深刻而完整地吸收過來，同時又保持自己的本色。
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一千年前便彼此隔膜，直至今日依然不變，但在斯拉夫民族和它們之間就不會發生這種情形。
斯拉夫族這種富于同情、易于接受和吸收的天性，使它必須獻出自己，追随别人。
為了形成一個公國，俄羅斯需要瓦蘭人90。
為了成為一個國家，它需要蒙古人。
歐羅巴主義使它從莫斯科王國發展成了龐大的彼得堡帝國。
&ldquo但是斯拉夫人盡管接受能力強，他們不是處處表明，他們完全無力建立當代歐洲的國家秩序，經常或是陷入不可救藥的專制主義，或是弄得混亂不堪，束手無策嗎？&rdquo 這種無能和不足之處，在我們看來，正是偉大的天賦優點。
整個歐洲現在已到了需要專制主義的地步，否則在力圖建立新秩序的社會思潮的進攻面前，它便無法維持當代的國家生活，因為盡管西方提心吊膽，百般防範，仿佛冥冥之中仍有一股力量在把它推向這種新秩序。
曾有一個時期，半自由的西方對壓在沙皇寶座下的俄羅斯投以鄙夷的目光，受過教育的俄國人則望着幸福的兄長們歎息不已。
這個時期過去了。
大家已在向奴隸制度看齊。
我們現在面臨一大奇迹：那些還保持着自由機構的國家，也對專制主義不勝向往。
在君士坦丁大帝91時代，自由的羅馬人為了逃避苛捐雜稅，主動要求貶為奴隸，但那時以後，人類還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專制主義或社會主義&mdash&mdash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歐洲表明，它對社會變革已經完全無能為力。
我們認為，對這種變革，俄國還不緻那麼無能為力，這是我們與斯拉夫派一緻的地方。
我們對俄國前途的信心，正是建立在這上面。
那是從1848年底起我就開始鼓吹的。
歐洲選擇了專制主義，挑中了帝國。
專制主義便是軍事體制，帝國便是戰争，皇帝便是軍事統帥。
一切披上了戎裝，隻等戰争爆發，但真正的敵人在哪裡呢？國内&mdash&mdash在下面，在底層；國外&mdash&mdash在涅曼河92那邊。
戰争現在開始了93，它可能出現休戰狀态，但在全面變革開始前不會結束，隻有全面變革才是重新洗牌，開始新的一局。
歐洲有兩大曆史巨人94，他們是開拓全部西歐史的沙場老将，兩個世界，兩個傳統，兩種原則&mdash&mdash國家和個人自由的代表，現在卻有一個默默無聲、既無旗号、又無名望的第三者，不合時宜地站了起來，脖子上套着奴役的繩索，粗暴地企圖闖進歐洲的大門，曆史的大門，他一隻腳跨到德意志身邊，另一隻腳踹在太平洋上，狂妄地自稱要步拜占庭的後塵。
對這個第三者，兩位沙場老将不可能聽其自然，不予以迎頭痛擊。
這三者能否和解，較量之後，能否決一雌雄？俄國将被瓜分，還是衰老的歐洲從此堕入拜占庭的深淵？它們能否彼此伸出手來，洗心革面，開始新的生活，攜手前進，還是将無休無止地厮殺？隻有一點我們可以知道，而且也不會從未來幾代人的意識中消失的，那就是：俄羅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發展是與西歐社會主義的理想一緻的。
2 我從諾夫哥羅德回到莫斯科，發現兩個陣營已壁壘分明。
斯拉夫派戒備森嚴，作好了戰鬥部署；它的輕騎兵由霍米亞科夫率領，非常遲鈍的步兵則以舍維廖夫95及波戈金96為首，此外還有前沿狙擊兵和志願兵；它的雅各賓極左派否定基輔時期97以後的全部曆史，它的吉倫特溫和派則隻否定彼得堡時期。
他們在大學裡有自己的講台，在社會上有自己的月刊98，盡管這月刊常常拖到兩個月以後才出版，但總是出版了。
這個大本營中有黑格爾派東正教徒，拜占庭神學家，神秘主義詩人，許多閨閣名媛，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
我們的戰争成了莫斯科文學沙龍的重要話題。
一般說來，俄國當時正進入對智力活動發生濃厚興趣的時期，那時因不能接觸政治，文學問題成了生活的中心。
一本優秀作品的誕生99是一件大事；批評和反批評争論不休，每篇文章都受到密切注意，仿佛從前的英國人或法國人注視議會的辯論一樣。
社會活動的其他一切領域遭到壓制，知識階層隻得在書籍世界中尋找出路，事實上也唯獨這個世界還隐晦曲折、半明半暗地透露了對尼古拉專制暴政的抗議，這種抗議在他死後才變得比較公開和響亮。
莫斯科社會通過格拉諾夫斯基，對西方向往自由的思想，對解放頭腦并為此而進行鬥争的思想，發出了歡呼。
通過斯拉夫派，它為被侮辱的民族感情，對彼得堡的比龍式傲慢态度發出了抗議。
在這裡我必須聲明一下。
我在莫斯科熟悉的隻是兩個圈子，它們構成莫斯科社交生活的兩極，因此我談的也隻限于它們。
起先我的周圍全是一些老人，有些是葉卡捷琳娜時期的近衛軍軍官，我父親的老同事，另一些是把參政院當作避風港和養老院的、他哥哥的同事。
後來我又認識了一個年輕的莫斯科，文學界的上流社會，我要談的隻是這部分人。
那些拿過筆和劍的老人正在等待按官級穿戴整齊之後走進墳墓，他們的兒子或孫子卻不想争取任何官銜，一心&ldquo讀書和思想&rdquo，至于在這兩代人之間保持着或存在着什麼，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這個中間地帶是真正的&ldquo尼古拉羅斯&rdquo，一個平凡庸俗的世界，既無葉卡捷琳娜時期的獨立精神，1812年的大無畏氣概，也沒有我們的追求和興趣。
這是可憐的一代，被壓垮的一代，隻有幾個殉難者在那裡掙紮，喘息，最後死亡。
我談到莫斯科的客廳和餐廳，是指普希金曾經主宰過的那些地方；在那裡，我們還能聽到十二月黨人的聲音；在那裡，格裡鮑耶陀夫發出過微笑；在那裡，米·費·奧爾洛夫和阿·彼·葉爾莫洛夫由于在宮廷失寵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最後，在那裡，霍米亞科夫從晚上九時一直辯論到清晨四時；在那裡，康·阿克薩科夫拿着摩莫卡皮帽為莫斯科大聲疾呼，盡管誰也沒有攻擊它，每逢拿起香槟酒，便要偷偷祝告和祈禱，盡管大家知道這一點；在那裡，列德金為了增進黑格爾的榮譽，論證了上帝作為個體的存在；在那裡，格拉諾夫斯基侃侃而談，發出了堅定的聲音；在那裡，大家懷念着巴枯甯和斯坦克維奇；在那裡，恰達耶夫衣冠楚楚，擡起蠟像似的柔和的臉，發出尖刻的諷刺，惹怒了驚慌失措的貴族和斯拉夫派東正教徒，他的諷刺總是具有獨特的形式，特地裹上了一層冰冷的外衣；在那裡，老當益壯的亞·伊·屠格涅夫100談笑風生，歐洲的一切名流，從夏多布裡昂和雷卡米耶101到謝林和拉埃爾·瓦恩哈根102，無不遭到他的揶揄；在那裡，博特金和克留科夫沉浸在泛神論的享受中，津津有味地聽謝普金講故事；最後，别林斯基有時也會像康格裡夫103的燒夷彈一樣突然飛進屋裡，把遇到的一切統統燒成灰燼。
一般而言，莫斯科生活與其說都市化，不如說更為鄉村化，隻是老爺們的住宅彼此連接罷了。
這兒的人當然不會千篇一律，不同時代、不同教養、不同階層、不同經緯度的俄國人，都能在這裡找到自己的模式。
拉林和法穆索夫們104在這兒安度晚年，但不僅他們，這裡還有弗拉基米爾·連斯基和我們的怪物恰茨基105，至于奧涅金，那太多了。
他們可幹的事都很少，生活清閑，無憂無慮，得過且過。
地主的放任不羁，說句老實話，我們是欣賞的；這中間包含着某種氣魄，是我們在西方的市民生活中看不到的。
那種奴顔婢膝的買賣人氣質（在達什科娃的《回憶錄》中，維爾蒙特小姐曾提到這一點，我自己也還見到過）在現在談到的這些人中間是沒有的。
構成這個社會的是不做官的地主，或者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安慰親屬才做官的地主，一些生活富足的人，以及青年文學家和教授們。
這個社會是自由的，各種關系還沒有凝固，各種習慣也還沒有成為清規戒律，因而與從前歐洲的生活不同；同時，它還保存着西方彬彬有禮的傳統，這是我們從小接受的教養，可是在西方已每況愈下；此外，它還雜有斯拉夫人随心所欲、有時甚至放縱逸樂的脾性，這構成了莫斯科社會獨樹一幟的俄國特色，也使它十分傷心，因為它夢寐以求的就是與巴黎看齊，但這個願望大概隻能是願望而已。
我們所知道的歐洲還是從前的歐洲。
一提起它，我們就想到伏爾泰在巴黎的沙龍中執牛耳的時代，那時，聽狄德羅的辯論不過是家常便飯；那時，大衛·休谟106的莅臨巴黎竟使整個社會為之轟動，所有的伯爵夫人和子爵夫人都對他百般奉承，競相賣弄風情，緻使她們的另一個寵兒格林107大為惱火，認為這簡直不成體統。
我們的腦海中有的仍然隻是霍爾巴赫男爵108的晚會，《費加羅》初次上演的盛況，那時，全體貴族整整幾天站在那兒排隊買票，時髦的夫人們不惜以幹糧代替午餐，隻為了要弄到一個座位，看一下一個月後将在凡爾賽宮上演的這出革命戲劇（由普羅旺斯伯爵，即後來的路易十八109飾演費加羅，由瑪麗·安托瓦内特110飾演蘇姗娜111！）。
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hellip&hellip不僅18世紀的那些客廳不複存在&mdash&mdash這是一些奇怪的客廳，在珠光寶氣、花團錦簇中間，貴族用自己的纖手和乳汁哺育和養大了一頭小獅子，這就是後來的革命巨人&mdash&mdash而且另一些客廳，例如斯塔爾夫人112和雷卡米耶夫人的客廳，也已收場了，在那裡聚會的是貴族中的一切名流，文學家和政治家。
現在他們卻怕文學，而且文學也根本不再存在；黨派分歧如此之大，不同政見的人不可能互相尊重，會集在一間屋子裡。
恢複原來意義上的&ldquo客廳&rdquo的最後一次嘗試失敗之後，它就随着它的女主人一起消失了。
德爾芬&m
革命已被打入冷宮，一面是野蠻的君主主義在無恥地誇耀自己的武力，另一面是狡猾的君主主義在以憲章為遮羞布，僞裝貞潔。
至多隻能偶爾聽到幾聲希臘民族解放鬥争的歌聲，坎甯68或魯瓦耶-科拉爾69的幾句慷慨激昂的言辭。
在新教的德國，那時天主教派别形成了，施萊格爾70和利奧71改變了信仰，老楊恩72等人大談什麼天主教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人們在中世紀和神秘主義中逃避現實，讀艾卡茨豪生73的書，研究催眠術和霍恩洛厄74的奇迹。
雨果是天主教的仇敵，可是它的複興也得力于他，正如得力于對當時死氣沉沉的時代感到痛心疾首的拉梅内一樣。
這種天主教對一個俄國人必然發生更大的影響。
它表面上具備俄國生活中缺少的一切；俄國與世隔絕，隻是在物質權力的壓制下，靠自己的觸須在探索道路。
西方教會那種嚴格的教規和高傲的自主精神，那種獨行其是的徹底性，那種實際的運用，那種堅守不渝的信念，那種認為可以靠自己的高度一緻性，自己的永恒幻景，自己的向羅馬和全世界75，自己對世俗權力的輕視，使一切矛盾化為烏有的假象，對一個熱血奔騰、在成年時期開始接受嚴肅教育的人，是極易發生壓倒一切的作用的。
恰達耶夫回國時，在俄國遇到的是另一種社會，另一種氣氛。
我盡管年輕無知，但我記得，随着尼古拉皇朝的到來，上層社會的堕落如何怵目驚心，它變得更卑賤，更奴顔婢膝了。
亞曆山大時期貴族的獨立精神，近衛軍的豪邁氣概，1826年後已蕩然無存。
幼苗和嫩芽已在生長，但還缺乏自覺性，還像孩子一樣光着脖子在玩樂，或者在寄宿學校和皇村學校讀書。
有些青年文學家已開始試探自己的力量，練習寫作，但還沒有嶄露頭角，環境也與恰達耶夫當年的社會不同了。
他的友好成了苦役囚犯。
起先他在莫斯科形單影隻，後來與普希金在一起，成了兩人，最後與普希金和奧爾洛夫在一起，成了三人。
這二人辭世後，恰達耶夫常指着沙發背後牆上兩個不大的黑影說，他們的頭就靠在這兒！ 把普希金給恰達耶夫的兩首書翰詩對照一下，真使人無限感傷，變化的不僅是他們的生活，也是整個時代，整整一代人的命運&mdash&mdash先是滿懷希望向前猛進，然後給無情地抛在後面。
青年普希金對自己的友人說： 朋友，你要相信， 迷人的幸福會像朝霞一般升起， 俄國會從酣睡中醒來， 而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 人們會把我們的名字寫上。
76 但是朝霞沒有升起，升起的隻是尼古拉的寶座，于是普希金寫道： 恰達耶夫，往事可還記得？ 曾幾何時我懷着青春的狂熱， 要把災難深重的名字， 呈獻到另一片廢墟上？ 如今心靈的火已被風暴吹熄， 剩下的隻是懶散和甯靜， 但在令人感奮的回憶中， 我要在神聖的友誼之石上， 刻寫我們的姓名！77 恰達耶夫那種絕望的觀念，是他對俄羅斯生活的一種報複，他對它發出了深思熟慮的、飽經憂患的詛咒，要用它總結自己悲慘的一生和俄國曆史的一整個時期。
對斯拉夫派說來，世上再沒有比這一切更不可容忍的了。
他必然引起他們的強烈反感，他痛苦地、悲憤萬分地亵渎了他們所寶貴的一切，首先是莫斯科。
恰達耶夫常說：&ldquo每個外國人到了莫斯科，就給帶去參觀它的大炮和大鐘，但大炮已不能發射，大鐘也已搖搖欲墜。
在這個驚人的城市裡，值得一看的竟隻是這些破爛。
也許，這座沒有鐘舌的大鐘便是這個默默無聲的大國的象征，住在這裡的種族雖然自稱為斯拉夫人78，卻仿佛對人類之有語言感到十分驚訝。
&rdquo79 俄羅斯生活像叫人納悶的斯芬克斯，它在沙皇虎視眈眈的監督下，在軍用大衣的覆蓋下蒙頭大睡，恰達耶夫和斯拉夫派同樣站在它面前，同樣發出了疑問：&ldquo今後怎麼辦？不能這麼生活下去：現狀的沉悶和荒謬已一目了然，再也無法忍受，但出路在哪裡呢？&rdquo &ldquo沒有出路。
&rdquo彼得時期的人80回答。
他隻知道西方文化，在亞曆山大時期相信俄國将沿着歐洲的道路發展，但現在隻得悲哀地指出，整整一個世紀的努力毫無實效：教育隻是提供了新的壓迫手段，教會成了警察的保護傘，人民忍受再忍受，而政府壓迫再壓迫。
&ldquo其他民族的曆史是它們的解放記錄，俄國的曆史卻是農奴制度和專制制度的發展史。
&rdquo彼得的改革隻是使我們變得更壞，成了最可恥的東西：文明的奴隸。
在這苦悶混亂的精神狀态中，我們受夠了折磨，人民不理解我們，政府打擊我們，現在該休息了，該讓和平降臨到心靈中，找個地方躺下了&hellip&hellip這無異是說&ldquo該安息了&rdquo，于是恰達耶夫企圖在天主教會中，為一切曆盡辛酸苦難的人們找到許諾給他們的安甯。
從複辟時期81表現出來的西方文化的角度看，從彼得的俄羅斯的角度看，這觀點是完全合理的。
斯拉夫派對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他們的出發點是對人民活的靈魂懷着忠誠的信念，他們的直覺比他們的理性更敏銳。
他們明白，俄國的現狀盡管已病入膏肓，但還不是絕症。
恰達耶夫認為，個人的得救尚有一線希望，民族則不然，斯拉夫派卻明确表示，為現代生活所俘虜的個人必然滅亡，但民族的得救是有希望的。
斯拉夫派說：&ldquo出路在我們這兒，出路在于抛棄彼得時期，回到被外國文化和外國政府所隔絕的人民中去，恢複古風舊習！&rdquo 但曆史是不會倒轉的；生活有的是布料，它永遠不需要舊的衣衫。
一切複古，一切複辟，始終隻是假面具。
我們已見到兩次：法國正統派未能複活路易十四的時代，共和派也未能恢複到熱月八日以前82。
事實勝于雄辯，那是斧頭也砍不掉的。
何況我們也無古可複。
彼得以前的俄國生活是醜陋的，貧困的，粗野的，而斯拉夫派要恢複的就是這樣一個社會，雖然他們并不承認這一點。
否則，他們的一切複古意圖，對古代風俗習慣的崇拜，以及不要穿好得多的現代農民服裝，偏要恢複笨拙不便的老式衣服，該如何解釋呢？ 在整個俄國，除了斯拉夫派，誰也不戴摩莫卡皮帽83。
正如恰達耶夫講笑話時說的，康·阿克薩科夫穿着民族服裝在大街上走過，老百姓都以為他是波斯人。
他們對回到民間去的理解也極膚淺，與西方大多數民主派人士差不多，把民族看作一個現成的固定的東西。
他們認為，接受人民的偏見就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犧牲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在人民中發展這種理性，便是向人民靠攏的偉大行動。
由此就産生了對儀式的盲目崇拜和全盤照搬；在樸素的信仰中，這些儀式是動人的，但一旦另有意圖，它們就成了對人的侮辱。
斯拉夫派要回到民間去之所以不切實際，最好的證明即在于他們絲毫沒有激起人民對此的同情。
無論拜占庭教會，還是多棱宮84，都不能對斯拉夫世界的未來發展提供更多的東西。
回到農村和勞力組合，回到村社大會和哥薩克自由體，這是另一回事；但重建這一切決不是為了使它們停滞不動，變成凝固的亞細亞社會，而是為了發展和解放它們所賴以建立的基礎，清除一切雜質和畸形物，清除附生在它們上面的浮肉&mdash&mdash當然，我們的使命便在這裡。
但是不應該産生誤解，這一切已大大超出國家的範圍；莫斯科時期正如彼得堡時期一樣，對此極少幫助，它也決不比後者優越。
彼得隻是把諾夫哥羅德市民議會的大鐘85改鑄成大炮，把它從鐘樓上取下的還是伊凡·瓦西裡耶維奇86；彼得的戶口調查87隻是鞏固了農奴制度，而它是由戈杜諾夫88開始實行的；在《法典》89中已沒有民選稅吏的影子，而鞭打、笞刑和體罰也淵源久遠，早在用樹條抽打和用刀身平打背脊之前就有了。
斯拉夫派的錯誤在于他們認為，俄國有過獨特的發展道路，隻是被各種事件掩蓋了，最後到了彼得時期才被切斷。
其實這種發展道路俄國從來沒有過，也不可能有。
那現在來到我們頭腦中的東西，那開始在思想和預感中閃現的東西，那未被意識到的存在于農舍和田野中的東西，隻是現在才在曆史的園地上萌芽，而這片園地是經過了二十代人的鮮血、眼淚和汗水的灌溉的。
這是我國生活方式的基礎，它們不是回憶，不是寫在編年史上的東西，而是現實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
但它們隻是在建立統一國家的艱苦曆史過程中保全下來的，并在政府的壓力下幸免于難，然而沒有得到發展。
我甚至懷疑，沒有經過彼得時期，沒有獲得歐洲文化的養料，它們是否具備發展的内在力量。
這種生活方式的基礎依靠本身是不夠的。
印度自古以來直至今日，始終存在着以分配土地為基礎的農村共同體，與我們的村社極為相似。
然而它并未使印度獲得遠大的發展。
隻有西方在漫長的曆史中形成的強大思想，才足以使斯拉夫宗法制社會中酣睡的種子發芽生根。
勞動組合和村社，利益和土地分配制度，村民大會和以若幹村莊聯合構成的自治性行政單位&mdash&mdash這一切都是基石，我們未來自由村社的大廈就要建築在這些基石上。
但基石畢竟隻是基石&hellip&hellip沒有西方的思想，我們未來的大廈将始終隻是一片地基而已。
一切真正具有社會性的東西，命運都是如此，它不由自主要走上各民族互相依靠的道路&hellip&hellip閉關自守、與世隔絕的結果，不是停留在原始的村社共同體中，便是成為共産主義的空想，它正如基督教的聖靈一樣，不能找到一個血肉之軀。
斯拉夫人敏于感受的天性，他們的&ldquo女性氣質&rdquo，缺乏首創精神，強大的吸收能力和可塑性，使他們首先成為需要依賴其他民族的一種民族，他們不能完全獨立。
如果無依無靠，斯拉夫人便會像一位拜占庭編年史家所指出的，&ldquo為自己的歌聲所催眠而昏昏入睡&rdquo。
但一旦被别人驚醒，他們即會緊跟到底；沒有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思想會這麼深刻而完整地吸收過來，同時又保持自己的本色。
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一千年前便彼此隔膜，直至今日依然不變，但在斯拉夫民族和它們之間就不會發生這種情形。
斯拉夫族這種富于同情、易于接受和吸收的天性，使它必須獻出自己，追随别人。
為了形成一個公國，俄羅斯需要瓦蘭人90。
為了成為一個國家，它需要蒙古人。
歐羅巴主義使它從莫斯科王國發展成了龐大的彼得堡帝國。
&ldquo但是斯拉夫人盡管接受能力強，他們不是處處表明，他們完全無力建立當代歐洲的國家秩序，經常或是陷入不可救藥的專制主義，或是弄得混亂不堪，束手無策嗎？&rdquo 這種無能和不足之處，在我們看來，正是偉大的天賦優點。
整個歐洲現在已到了需要專制主義的地步，否則在力圖建立新秩序的社會思潮的進攻面前，它便無法維持當代的國家生活，因為盡管西方提心吊膽，百般防範，仿佛冥冥之中仍有一股力量在把它推向這種新秩序。
曾有一個時期，半自由的西方對壓在沙皇寶座下的俄羅斯投以鄙夷的目光，受過教育的俄國人則望着幸福的兄長們歎息不已。
這個時期過去了。
大家已在向奴隸制度看齊。
我們現在面臨一大奇迹：那些還保持着自由機構的國家，也對專制主義不勝向往。
在君士坦丁大帝91時代，自由的羅馬人為了逃避苛捐雜稅，主動要求貶為奴隸，但那時以後，人類還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專制主義或社會主義&mdash&mdash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歐洲表明，它對社會變革已經完全無能為力。
我們認為，對這種變革，俄國還不緻那麼無能為力，這是我們與斯拉夫派一緻的地方。
我們對俄國前途的信心，正是建立在這上面。
那是從1848年底起我就開始鼓吹的。
歐洲選擇了專制主義，挑中了帝國。
專制主義便是軍事體制，帝國便是戰争，皇帝便是軍事統帥。
一切披上了戎裝，隻等戰争爆發，但真正的敵人在哪裡呢？國内&mdash&mdash在下面，在底層；國外&mdash&mdash在涅曼河92那邊。
戰争現在開始了93，它可能出現休戰狀态，但在全面變革開始前不會結束，隻有全面變革才是重新洗牌，開始新的一局。
歐洲有兩大曆史巨人94，他們是開拓全部西歐史的沙場老将，兩個世界，兩個傳統，兩種原則&mdash&mdash國家和個人自由的代表，現在卻有一個默默無聲、既無旗号、又無名望的第三者，不合時宜地站了起來，脖子上套着奴役的繩索，粗暴地企圖闖進歐洲的大門，曆史的大門，他一隻腳跨到德意志身邊，另一隻腳踹在太平洋上，狂妄地自稱要步拜占庭的後塵。
對這個第三者，兩位沙場老将不可能聽其自然，不予以迎頭痛擊。
這三者能否和解，較量之後，能否決一雌雄？俄國将被瓜分，還是衰老的歐洲從此堕入拜占庭的深淵？它們能否彼此伸出手來，洗心革面，開始新的生活，攜手前進，還是将無休無止地厮殺？隻有一點我們可以知道，而且也不會從未來幾代人的意識中消失的，那就是：俄羅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發展是與西歐社會主義的理想一緻的。
2 我從諾夫哥羅德回到莫斯科，發現兩個陣營已壁壘分明。
斯拉夫派戒備森嚴，作好了戰鬥部署；它的輕騎兵由霍米亞科夫率領，非常遲鈍的步兵則以舍維廖夫95及波戈金96為首，此外還有前沿狙擊兵和志願兵；它的雅各賓極左派否定基輔時期97以後的全部曆史，它的吉倫特溫和派則隻否定彼得堡時期。
他們在大學裡有自己的講台，在社會上有自己的月刊98，盡管這月刊常常拖到兩個月以後才出版，但總是出版了。
這個大本營中有黑格爾派東正教徒，拜占庭神學家，神秘主義詩人，許多閨閣名媛，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
我們的戰争成了莫斯科文學沙龍的重要話題。
一般說來，俄國當時正進入對智力活動發生濃厚興趣的時期，那時因不能接觸政治，文學問題成了生活的中心。
一本優秀作品的誕生99是一件大事；批評和反批評争論不休，每篇文章都受到密切注意，仿佛從前的英國人或法國人注視議會的辯論一樣。
社會活動的其他一切領域遭到壓制，知識階層隻得在書籍世界中尋找出路，事實上也唯獨這個世界還隐晦曲折、半明半暗地透露了對尼古拉專制暴政的抗議，這種抗議在他死後才變得比較公開和響亮。
莫斯科社會通過格拉諾夫斯基，對西方向往自由的思想，對解放頭腦并為此而進行鬥争的思想，發出了歡呼。
通過斯拉夫派，它為被侮辱的民族感情，對彼得堡的比龍式傲慢态度發出了抗議。
在這裡我必須聲明一下。
我在莫斯科熟悉的隻是兩個圈子，它們構成莫斯科社交生活的兩極，因此我談的也隻限于它們。
起先我的周圍全是一些老人，有些是葉卡捷琳娜時期的近衛軍軍官，我父親的老同事，另一些是把參政院當作避風港和養老院的、他哥哥的同事。
後來我又認識了一個年輕的莫斯科，文學界的上流社會，我要談的隻是這部分人。
那些拿過筆和劍的老人正在等待按官級穿戴整齊之後走進墳墓，他們的兒子或孫子卻不想争取任何官銜，一心&ldquo讀書和思想&rdquo，至于在這兩代人之間保持着或存在着什麼，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這個中間地帶是真正的&ldquo尼古拉羅斯&rdquo，一個平凡庸俗的世界，既無葉卡捷琳娜時期的獨立精神，1812年的大無畏氣概，也沒有我們的追求和興趣。
這是可憐的一代，被壓垮的一代，隻有幾個殉難者在那裡掙紮，喘息，最後死亡。
我談到莫斯科的客廳和餐廳，是指普希金曾經主宰過的那些地方；在那裡，我們還能聽到十二月黨人的聲音；在那裡，格裡鮑耶陀夫發出過微笑；在那裡，米·費·奧爾洛夫和阿·彼·葉爾莫洛夫由于在宮廷失寵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最後，在那裡，霍米亞科夫從晚上九時一直辯論到清晨四時；在那裡，康·阿克薩科夫拿着摩莫卡皮帽為莫斯科大聲疾呼，盡管誰也沒有攻擊它，每逢拿起香槟酒，便要偷偷祝告和祈禱，盡管大家知道這一點；在那裡，列德金為了增進黑格爾的榮譽，論證了上帝作為個體的存在；在那裡，格拉諾夫斯基侃侃而談，發出了堅定的聲音；在那裡，大家懷念着巴枯甯和斯坦克維奇；在那裡，恰達耶夫衣冠楚楚，擡起蠟像似的柔和的臉，發出尖刻的諷刺，惹怒了驚慌失措的貴族和斯拉夫派東正教徒，他的諷刺總是具有獨特的形式，特地裹上了一層冰冷的外衣；在那裡，老當益壯的亞·伊·屠格涅夫100談笑風生，歐洲的一切名流，從夏多布裡昂和雷卡米耶101到謝林和拉埃爾·瓦恩哈根102，無不遭到他的揶揄；在那裡，博特金和克留科夫沉浸在泛神論的享受中，津津有味地聽謝普金講故事；最後，别林斯基有時也會像康格裡夫103的燒夷彈一樣突然飛進屋裡，把遇到的一切統統燒成灰燼。
一般而言，莫斯科生活與其說都市化，不如說更為鄉村化，隻是老爺們的住宅彼此連接罷了。
這兒的人當然不會千篇一律，不同時代、不同教養、不同階層、不同經緯度的俄國人，都能在這裡找到自己的模式。
拉林和法穆索夫們104在這兒安度晚年，但不僅他們，這裡還有弗拉基米爾·連斯基和我們的怪物恰茨基105，至于奧涅金，那太多了。
他們可幹的事都很少，生活清閑，無憂無慮，得過且過。
地主的放任不羁，說句老實話，我們是欣賞的；這中間包含着某種氣魄，是我們在西方的市民生活中看不到的。
那種奴顔婢膝的買賣人氣質（在達什科娃的《回憶錄》中，維爾蒙特小姐曾提到這一點，我自己也還見到過）在現在談到的這些人中間是沒有的。
構成這個社會的是不做官的地主，或者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安慰親屬才做官的地主，一些生活富足的人，以及青年文學家和教授們。
這個社會是自由的，各種關系還沒有凝固，各種習慣也還沒有成為清規戒律，因而與從前歐洲的生活不同；同時，它還保存着西方彬彬有禮的傳統，這是我們從小接受的教養，可是在西方已每況愈下；此外，它還雜有斯拉夫人随心所欲、有時甚至放縱逸樂的脾性，這構成了莫斯科社會獨樹一幟的俄國特色，也使它十分傷心，因為它夢寐以求的就是與巴黎看齊，但這個願望大概隻能是願望而已。
我們所知道的歐洲還是從前的歐洲。
一提起它，我們就想到伏爾泰在巴黎的沙龍中執牛耳的時代，那時，聽狄德羅的辯論不過是家常便飯；那時，大衛·休谟106的莅臨巴黎竟使整個社會為之轟動，所有的伯爵夫人和子爵夫人都對他百般奉承，競相賣弄風情，緻使她們的另一個寵兒格林107大為惱火，認為這簡直不成體統。
我們的腦海中有的仍然隻是霍爾巴赫男爵108的晚會，《費加羅》初次上演的盛況，那時，全體貴族整整幾天站在那兒排隊買票，時髦的夫人們不惜以幹糧代替午餐，隻為了要弄到一個座位，看一下一個月後将在凡爾賽宮上演的這出革命戲劇（由普羅旺斯伯爵，即後來的路易十八109飾演費加羅，由瑪麗·安托瓦内特110飾演蘇姗娜111！）。
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hellip&hellip不僅18世紀的那些客廳不複存在&mdash&mdash這是一些奇怪的客廳，在珠光寶氣、花團錦簇中間，貴族用自己的纖手和乳汁哺育和養大了一頭小獅子，這就是後來的革命巨人&mdash&mdash而且另一些客廳，例如斯塔爾夫人112和雷卡米耶夫人的客廳，也已收場了，在那裡聚會的是貴族中的一切名流，文學家和政治家。
現在他們卻怕文學，而且文學也根本不再存在；黨派分歧如此之大，不同政見的人不可能互相尊重，會集在一間屋子裡。
恢複原來意義上的&ldquo客廳&rdquo的最後一次嘗試失敗之後，它就随着它的女主人一起消失了。
德爾芬&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