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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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dot蓋113用盡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卓越思想，才使彼此猜疑、彼此仇恨的客人勉強相安無事，保持體面的和平。
這種一觸即發的、緊張的休戰狀态，決不能帶給人任何快樂，主人送走客人之後，隻覺得精疲力盡，倒在沙發上，感謝上帝，這一晚總算太平無事，沒有出什麼亂子。
确實，今天在西方，特别在法國，文人的清談，優美的風度，高雅的儀态，早已失去魅力。
把可怕的馬蜂窩用皇帝的龍袍覆蓋之後，小市民将軍們，小市民部長們，小市民銀行家們便尋歡作樂，成百萬地賺錢，成百萬地花錢，等待石客114的清算了&hellip&hellip他們需要的不是輕快的談話，而是豐盛的酒肉，庸俗豪華的生活，在這裡，正如在第一帝國時期115一樣，黃金代替了藝術，賣淫婦代替了貴夫人，交易所代替了文學。
社會的瓦解不限于巴黎一地。
喬治·桑在諾昂116是周圍一切鄰居活動的中心，凡是與她認識的，不論身份高低，都可以作她的座上客，大家不拘禮節，随随便便，非常融洽地度過一個晚上。
那裡有音樂，有朗誦，有戲劇即興表演，最重要的是喬治·桑本人也參加這些活動。
但是1852年後，氣氛開始變了，好心的貝裡人已經不是為了休息和談天來串門，他們眼色兇惡，心中充滿怒氣，不管當面背後，彼此挖苦，有的炫耀自己的新官服，有的擔心遭到告密陷害。
那種輕松愉快、說說笑笑、無拘無束的情景已一去不複返。
經常忙于調停紛争、解釋誤會的喬治·桑，對這一切感到苦不堪言，非常讨厭，終于取消了諾昂的這種晚會，把接待的客人縮小到隻限于兩三位老朋友&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據說，現在莫斯科（年輕的莫斯科）老了，它的活力沒有保持到尼古拉去世之後，它的大學也退化了，而在農奴解放問題面前，它的地主性質又顯得過于刺目，它的英吉利俱樂部也愈來愈缺少英國風味，索巴凱維奇在那裡大叫大嚷，反對解放運動，諾茲德廖夫117則聲嘶力竭，要保衛貴族&ldquo天賦的、不可剝奪的&rdquo權利。
這可能！&hellip&hellip但是40年代的莫斯科不是這樣的，這個莫斯科曾積極參與擁護或反對男用平頂皮帽的活動；太太小姐們細心閱讀非常枯燥的文章，靜聽漫無止境的辯論，還親自發言，擁護康·阿克薩科夫，或者擁護格拉諾夫斯基；她們覺得可惜的隻是阿克薩科夫太像斯拉夫人，而格拉諾夫斯基則太缺少愛國精神。
在一切文學和非文學性晚會上，論争一再展開。
我們在這些晚會上見面，一星期大約兩三次，星期一在恰達耶夫家，星期五在斯韋爾别耶夫118家，星期日在葉拉金娜119家。
除了參加辯論的人，除了持一定觀點的人，還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出席晚會的，其中甚至有婦女。
他們坐到深夜兩點，看這些鬥牛士怎樣厮殺，誰勝誰敗。
他們來聽辯論，就像從前去看拳擊，或者上羅戈日門外的競技場一樣。
在東正教和斯拉夫主義一邊，衆人矚目的穆羅姆人·伊利亞120是阿列克謝·斯捷潘諾維奇·霍米亞科夫，正如他的手下敗将莫羅什金121說的，他是&ldquo當代的雄辯家高爾吉亞&rdquo122。
這人頭腦發達，靈活，辦法多，而且不擇手段，記憶力強，思想敏捷，一輩子就是在熱烈而不知疲倦地與人論争。
這個精力充沛的勇士，不停地攻打和刺殺，進犯和追擊，諷刺挖苦，引經據典，威脅恐吓，直至把對方逼進森林，不讨饒就休想脫身&mdash&mdash總之，為信仰戰鬥的，隻得放棄信仰，為理論戰鬥的，隻得抛棄理論。
霍米亞科夫确實是危險的對手，一個老練的、喜歡争鬥的辯證法家，對方的一點疏忽，一點退讓，都會被他利用。
這個才能非凡、學識淵博的人，像中世紀的騎士守衛聖母一樣，連睡覺也不卸下武裝。
不論白天黑夜，他随時準備迎接錯綜複雜的辯論，為了使自己的斯拉夫觀點旗開得勝，他不惜利用世上的一切：從拜占庭神學的決疑法，到中世紀法學家詭計多端的奧妙花招。
他的反駁往往披上僞裝，把人弄得眼花缭亂，無計可施。
霍米亞科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也經常運用這種力量。
他是靠口若懸河征服對方，靠博古通今壓倒對方，靠冷嘲熱諷威脅對方，使他們終于對自己的觀念和信仰産生動搖，發生懷疑：我自己的東西果真完美無缺嗎？他善于把半路停頓的人捉住，放進雄辯的熔爐中折磨，吓唬弱者，弄得一知半解的先生們手足無措；在這一切進行中間，他臉上總是露出仿佛真誠的微笑。
我說&ldquo仿佛&rdquo，因為他那張略帶東方情調的面孔，總有一種叫人捉摸不透的東西，那種幼稚的東方式狡猾和深沉的俄國式心計的混合物。
一般說來，他以詭辯取勝的時候多，以理服人的時候少。
他的哲學論辯的實質在于：他否認靠理性獲得真理的可能性；他認為，理性隻有形式上的作用，即幫助幼芽或種子發展，而幼芽或種子本身則另有來源，而且已初具規模（即它們是神的啟示所給予，是信仰所産生）。
如果理性無所依附，那麼它隻能在空虛中徘徊，建立一些範疇，這樣，它也可能揭示自身的法則，但是永遠無法理解精神，也無法懂得不滅等等概念。
霍米亞科夫就這樣打敗了那些逗留在宗教和科學之間的人們。
不論他們在黑格爾方法的程式中怎樣掙紮，建立什麼樣的體系，霍米亞科夫總是跟蹤追擊，最後，他們用邏輯公式蓋成的紙房子被他推倒了，或者他們給他用腳一絆，不是栽倒在他們所恥與為伍的&ldquo唯物主義&rdquo上，便是落進他們簡直不敢設想的&ldquo無神論&rdquo中。
霍米亞科夫勝利了！ 我聽過幾次他的辯論，發現了這種詭計。
因此當我自己不得不與他較量的時候，第一次我就主動把他引向這些結論123。
霍米亞科夫眯縫着斜眼，晃晃漆黑的鬈發，預先露出了笑容。
&ldquo可您知道，&rdquo他突然說，仿佛這是一個新發現，&ldquo單靠理性不僅不能把握在自然界發展的合理的精神，而且無從了解大自然本身，除非隻是把它當作一種簡單的、接連不斷的，沒有目的的活動，它既可以繼續，也可以停止。
既然這樣，您想證明，曆史不會在明天中斷，不會随着人類和地球的滅亡而滅亡，就辦不到了。
&rdquo &ldquo我何曾對您說過我要證明這一點？&rdquo我回答他。
&ldquo我完全清楚，這是不可能的。
&rdquo &ldquo怎麼？&rdquo霍米亞科夫說，有些驚訝了。
&ldquo您能接受殘暴之至的内在力量的這些可怕後果，居然無動于衷嗎？&rdquo &ldquo我能，因為理性的結論不取決于我願意不願意。
&rdquo &ldquo哦，您至少是合乎邏輯的；然而，一個人要容忍您的科學的這些悲觀結論，聽其自然，内心會多麼痛苦啊！&rdquo &ldquo您隻要向我證明，您的&lsquo非科學&rsquo更為正确，我也會毫不掩飾、毫無畏懼地接受它，不論它把我引向哪裡，哪怕引向聖母大教堂也成。
&rdquo &ldquo這隻有信仰才能辦到。
&rdquo &ldquo但是，阿列克謝·斯捷潘諾維奇，您知道：&lsquo沒有是算不得過失的&rsquo。
&rdquo 許多人（從前也包括我）認為，霍米亞科夫是為愛好辯論而辯論，其實他并無深刻的信仰。
造成這錯覺的原因在于他的舉止，他那永恒的微笑，以及批評他的人的淺薄無知。
我認為，斯拉夫派中任何一人在傳播他們的觀點方面，功勞都不如霍米亞科夫大。
這個非常富裕、沒有擔任過任何官職的人，他的一生就是獻給這種宣傳工作的。
他笑也罷，哭也罷，都取決于他的神經，他的思維方式，他的環境對他的作用，以及他的反應。
這與信仰之是否深刻并無關系。
也許，霍米亞科夫靠永無休止的争辯，靠既忙碌又清閑的論戰，填補了精神上的空虛感，避免了他的同志和親密朋友基列耶夫斯基弟兄的命運，他們正是被這種空虛感吞噬了生活中一切歡樂的。
這兩個被尼古拉時代所斷送的人，他們受害之深是有目共睹的。
在論戰的熱潮中，有時可能忘記這一點，而現在這已顯得無關緊要、微不足道了。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倆像悲傷的幽靈一樣，站在民族覺醒的大門口；他們得不到世人的承認，狷介不群，始終沒有抛掉身上的屍衣。
伊萬·瓦西裡耶維奇那未老先衰的臉上，布滿苦難和掙紮的深刻痕迹，仿佛船舶沉沒之後，海上隻剩下一片憂郁而平靜的漣漪了。
他一生不得志。
記得在1833年，他曾滿腔熱情地編印《歐羅巴人》月刊124。
已出的兩期是不錯的，但第二期一出，它就被查禁了。
他在《朝霞》上發表了一篇關于諾維科夫125的文章，《朝霞》即被沒收，書報檢查官格林卡也因而入獄。
126《歐羅巴人》使基列耶夫斯基受到了嚴重損失，他意氣消沉，躺在莫斯科生活的沙漠上發愁，周圍看不到一點出路，于是他忍耐不住，去了鄉下，克制着對工作的渴望，把深刻的悲痛隐藏在心中。
這個像鋼一樣純淨堅強的漢子，在可怕的時代中也生鏽了。
十年後，他從與世隔絕的鄉村重返莫斯科時，成了神秘主義者和東正教徒。
他在莫斯科的處境并不順遂。
無論與他的朋友還是與我們，他都落落寡合，不太融洽。
他與我們中間隔着一堵宗教的牆壁，而作為一個自由的向往者，作為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仰慕者，他又不能同意新守舊派教徒對歐洲全盤否定的态度。
有一次他懷着深重的憂傷對格拉諾夫斯基說道： &ldquo我的心與你們聯系得更緊，但你們的信仰有許多我不能同意。
我們的人在宗教觀念上與我比較接近，但在其他方面，我與他們同樣存在不少分歧。
&rdquo 事實上，他在家裡也悶悶不樂，十分孤獨。
隻有他的弟弟和朋友彼得·瓦西裡耶維奇站在他身邊。
弟兄倆在晚會或朋友的聚會中出現的時候，神色那麼憂郁，仿佛眼淚還沒有幹，仿佛昨天剛有災難降臨到他們的頭上。
伊萬·瓦西裡耶維奇在我眼中像一位寡婦，或者一個失去了兒子的母親；生活辜負了他，而前途一片渺茫，唯一的安慰隻是： 稍等一下吧， 你也快安息了！127 我不忍打破他的神秘主義，從前我與維特貝格在一起時也體驗過這種心情。
他們兩人的神秘主義具有一種藝術意境，似乎真理并未因此消失，隻是用離奇的形式和僧侶的長袍掩蓋着。
沒有必要那麼冷酷，把一個人從夢中喚醒，除非他的精神錯亂采取了論戰的形式，或者與他的關系如此密切，以緻任何不協調都會引起痛心和不安的後果。
能講下面這種話的人是不應該反對的，他說：&ldquo一天我站在禮拜堂中，眼望着神靈的聖母像，思忖着那些向她祈禱的人們那種天真的信心；幾個生病的婦女，還有幾個老人跪在地上，畫十字，叩頭。
後來我懷着熱烈的希望，谛視聖容，終于漸漸悟得了神力的奧秘所在。
是的，這不僅是一塊畫像的木闆&hellip&hellip許多世紀以來，它繼續不斷地接受了這些誠摯的贊美，這些哀傷和不幸的人們的祈求，它必然充滿着力量，這力量從它發出，又反射在那些善男信女身上。
它成了一種活的機體，創世主與凡人交會的地點。
想到這裡，我又看了一眼那些老人，那些匍匐在地上的婦女和孩子，那至高無上的聖像，這時我親眼看到，聖母的面容活了，她露出慈祥的笑容，望着這些平凡的人們&hellip&hellip我不覺跪到地上，向她恭順地祈禱。
&rdquo 彼得·瓦西裡耶維奇更加不可救藥，在東正教斯拉夫主義路上走得更遠；他的天賦可能較低，但為人嚴正，一絲不苟。
他與伊萬·瓦西裡耶維奇或斯拉夫派黑格爾分子不同，不想在宗教及科學，西方文化及莫斯科民族精神之間和稀泥；恰恰相反，他否認一切和解。
他獨立地、堅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既不挑起論戰，也不逃避論戰。
他什麼也不怕，毫無保留地忠于自己的觀點，與它緊密溶合在一起，對當代俄國充滿憂慮和憐憫，這種忠誠使他心安理得。
他的觀點正如他哥哥的一樣，萬難苟同，但也正如一切不知妥協的偏激之見一樣，是容易諒解的。
我很久以後才能正确評價他觀點中的合理部分，這就是那種痛苦的、令人心灰意冷的對西歐社會狀況的認識，這是我們在1848年的風暴之後才明白的；但是他憑他悲天憫人的清醒頭腦預見到了這一點，憑他對彼得以西方的名義帶來的災禍的切齒痛恨和複仇心理領悟了這一點。
因此，彼得·瓦西裡耶維奇與他的哥哥不同，他的東正教斯拉夫主義不想尋找什麼人道的宗教哲學，靠它來解決他對現實的不滿。
不，他的陰森的民族主義全面而徹底地排斥西方的一切。
他們的共同不幸在于：他們生得太早或太遲。
12月14日事件發生時，我們是孩子，他們已是青年。
這點很重要。
我們那時還在讀書，根本不懂得現實世界是怎麼回事，滿腦袋都是理論和幻想。
我們是幼兒園中的格拉古128和裡恩佐129，後來又局限于一個小圈子，在友誼中度過了幾年大學生活；走出高等學府的大門，我們又走進了監獄的大門。
青年時代的監獄和流放，那無情的迫害和黑暗的歲月，對我們是極有益處的，這是一種鍛煉；監獄隻能使軟弱的機體屈服，對于這類人，鬥争隻是年輕時期一瞬間的沖動，而不是一種才幹，一種内在的需要。
對公開的迫害形成清醒的認識有助于增強反抗意志，成倍增長的危險也可以錘煉毅力，鑄造個性。
這一切使人深思，使人怅惘，使人激怒，使人憎恨，因此囚徒和流放犯不時會迸發強烈的憤怒，而從生活在庸俗沉悶的環境中的意氣消沉的自由人身上，往往隻能看到那種無能為力、無動于衷的絕望和厭倦。
我們從流放地回來時，在文學界，在大學，在社會上，另一股潮流已開始興起。
這是果戈理和萊蒙托夫的時代，别林斯基著書立說和格拉諾夫斯基等青年教授講學的時代。
我們的前人遇到的不是這樣一個時代；他們剛跨進成年時期，就聽到了警鐘聲，它向俄國宣告了佩斯捷利的死刑和尼古拉的登基。
他們還太年輕，未能參與密謀，又已不是孩子，不能在學校安心讀書。
他們遇到的那十年，是以恰達耶夫的陰森的《書簡》作尾聲的。
當然，十年中他們不可能衰老，但是他們消沉了，困乏了，被那個毫無生氣的、可憐的、懦弱的、卑躬屈膝的社會葬送了。
這是青春的最初十年啊！于是他們不得不像奧涅金一樣羨慕癱瘓的圖拉省陪審官，像萊蒙托夫的佩喬林130一樣遠走波斯，像真的佩喬林131一樣皈依天主教；如果他們不想沉湎酒色，鞭打農奴，或者玩牌，那麼隻得投進狂熱的東正教和發瘋的斯拉夫主義的懷抱。
霍米亞科夫一感到這種空虛，立即去歐洲遊曆，那是查理十世132治下那個醉生夢死、昏昏沉沉的時代。
在巴黎寫完了已被遺忘的悲劇《葉爾馬克》之後，他回國了，在路上他與各種捷克人和達爾馬提亞人高談闊論，但回到國内，仍是那麼沉悶！幸而土耳其戰争133爆發了，他毫無必要、毫無目的地進了軍隊，前往土耳其。
戰争結束時，他完成了另一本已被遺忘的悲劇《冒名為王者德米特裡》。
還是那麼沉悶！ 在這沉悶，這憂郁，這駭人的環境和駭人的空虛中，一個新的思想誕生了；它剛一露頭，便遭到了嘲笑；然而霍米亞科夫保衛它的決心更加強烈，與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倆的血肉關系也更加緊密了。
種子播下了；他們為培育和護理幼苗花盡了力氣。
需要新的一代，那沒有受傷、沒有消沉的人，老師們曆盡艱辛苦難取得的思想，要由這些人予以繼承和發揚。
一些青年人響應了他們的召喚，斯坦克維奇小組也有一部分人奔向他們，其中包括一些堅強的人物，如康·阿克薩科夫和尤裡·薩馬林。
康斯坦丁·阿克薩科夫不像霍米亞科夫一樣面帶笑容，也不像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一樣沉浸在沒有出路的悲歎中。
作為一個年富力強的小夥子，他急于創立事業。
他的信仰中沒有探索者的猶豫彷徨，沒有荒漠中的傳教士的凄涼意識，沒有前途茫茫的哀歎，沒有遙遙無期的憧憬，有的隻是狂熱的信念，那種偏執、猛烈、片面、同時可以開拓勝利前景的信念。
阿克薩科夫像一切戰士一樣，是片面的；懷着四平八穩的折衷主義是無法戰鬥的。
他被敵對的環境所圍困，這環境是強大的，對他占有極大優勢，他必須從形形色色的敵人身邊殺出重圍，樹立自己的旗幟。
在這裡是談不到寬容的！ 他的一生就是以俄羅斯民族不被承認的、受壓制的生活的名義，向彼得的俄羅斯，向彼得堡時期提出的無條件抗議。
他的雄辯才能比不上霍米亞科夫，他也不是伊萬·基列耶夫斯基那樣的詩人式思想家，但是他可以為自己的信仰走進法場，走上斷頭台，而言語後面有了這點精神，它們就具備了驚人的說服力。
他在40年代初大力宣傳農村共同體、村社和勞動組合。
他使哈克斯特豪生134懂得了這一切，而且天真地身體力行，自己首先把褲腿塞進靴筒，穿上了斜領短衫。
&ldquo莫斯科是俄羅斯民族的首都，&rdquo他說，&ldquo彼得堡隻是皇帝的駐跸地。
&rdquo &ldquo請您注意，&rdquo我回答他，&ldquo它們的區别究竟多大：在莫斯科，我們得關進拘留所，在彼得堡，我們則被送進要塞的禁閉室。
&rdquo &ldquo阿克薩科夫終其一生都是熱情洋溢、光明磊落的小夥子；他容易激動，也容易使人激動，但他的心永遠是純潔的。
1844年，我們的争吵達到了頂點，不論是斯拉夫派還是我們，大家再也不願見面，一天，我在街上步行，康·阿克薩科夫坐了雪橇經過。
我友好地向他鞠躬，他本想掉頭不顧，但突然喊住車夫，下了雪橇，向我走來。
&ldquo他說：&lsquo我見了您不理不睬，揚長而過，這會使我非常痛苦。
您明白，自從您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之間發生了那一切以後，我不便再去看您。
這非常可惜，但是沒有辦法。
我希望與您握握手，互相告别。
&rsquo他快步走回雪橇，但蓦地轉身回來，我站在原地，心裡很憂郁；他撲到我身上，摟住我緊緊親吻。
我不覺流下了眼淚。
在這個彼此失和的時刻，我多麼愛他喲！&rdquo135 這裡說的争吵是我講過的那種論争的結果。
格拉諾夫斯基與我在原則上不讓步，但還能與他們勉強和睦相處；我們沒有把不同意見當作個人問題。
别林斯基的偏激和狂熱卻使他走得更遠，他的責備是辛辣的。
他從彼得堡寫信給我道：&ldquo我天生是猶太人，不能與非利士人136同桌吃飯&hellip&hellip格拉諾夫斯基想知道，我讀過他在《莫斯科人》上的文章沒有？沒有，而且也不想讀。
你對他說，我不愛在肮髒的地點與朋友們見面，也不想在那兒與他們約會。
&rdquo 但斯拉夫派也對他大肆攻擊。
《莫斯科人》對别林斯基懷恨在心，對《祖國紀事》的聲望和格拉諾夫斯基講學的成就也十分惱火，因此不擇手段地為自己辯護，它特别不能寬恕别林斯基，直截了當地把他說成一個危險人物，破壞分子，&ldquo喜歡觀賞火災的人&rdquo。
然而，《莫斯科人》主要是大學中斯拉夫派學究的喉舌。
這一派人不僅可以稱作大學派，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稱作政府派。
這是俄國文學界的一大新奇現象。
我們的奴才們不是默不作聲，貪贓枉法，不通文墨，便是一邊诋毀别人的文章，一邊卻在效忠君主制的豎琴上大彈贊歌。
布爾加林和格列奇137不能作例子：他們騙不了誰，誰也不會把他們的奴才帽徽當作識别他們的意見的标志。
波戈金與舍維廖夫這兩位《莫斯科人》的編輯先生卻恰恰相反，是真心誠意的奴才。
舍維廖夫不知是為了什麼，可能是受了他的一位祖先的感化，這位祖先在伊凡雷帝時期雖經嚴刑拷打仍口唱贊美詩，就差沒有恭祝暴虐的老皇上萬壽無疆了。
至于波戈金，那是出于對貴族的憎恨。
曆史上，思想家
這種一觸即發的、緊張的休戰狀态，決不能帶給人任何快樂，主人送走客人之後，隻覺得精疲力盡，倒在沙發上，感謝上帝，這一晚總算太平無事，沒有出什麼亂子。
确實，今天在西方，特别在法國，文人的清談，優美的風度，高雅的儀态，早已失去魅力。
把可怕的馬蜂窩用皇帝的龍袍覆蓋之後，小市民将軍們，小市民部長們，小市民銀行家們便尋歡作樂，成百萬地賺錢，成百萬地花錢，等待石客114的清算了&hellip&hellip他們需要的不是輕快的談話，而是豐盛的酒肉，庸俗豪華的生活，在這裡，正如在第一帝國時期115一樣，黃金代替了藝術，賣淫婦代替了貴夫人，交易所代替了文學。
社會的瓦解不限于巴黎一地。
喬治·桑在諾昂116是周圍一切鄰居活動的中心，凡是與她認識的，不論身份高低，都可以作她的座上客，大家不拘禮節，随随便便，非常融洽地度過一個晚上。
那裡有音樂，有朗誦，有戲劇即興表演，最重要的是喬治·桑本人也參加這些活動。
但是1852年後，氣氛開始變了，好心的貝裡人已經不是為了休息和談天來串門，他們眼色兇惡，心中充滿怒氣，不管當面背後，彼此挖苦，有的炫耀自己的新官服，有的擔心遭到告密陷害。
那種輕松愉快、說說笑笑、無拘無束的情景已一去不複返。
經常忙于調停紛争、解釋誤會的喬治·桑，對這一切感到苦不堪言，非常讨厭，終于取消了諾昂的這種晚會，把接待的客人縮小到隻限于兩三位老朋友&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據說，現在莫斯科（年輕的莫斯科）老了，它的活力沒有保持到尼古拉去世之後，它的大學也退化了，而在農奴解放問題面前，它的地主性質又顯得過于刺目，它的英吉利俱樂部也愈來愈缺少英國風味，索巴凱維奇在那裡大叫大嚷，反對解放運動，諾茲德廖夫117則聲嘶力竭，要保衛貴族&ldquo天賦的、不可剝奪的&rdquo權利。
這可能！&hellip&hellip但是40年代的莫斯科不是這樣的，這個莫斯科曾積極參與擁護或反對男用平頂皮帽的活動；太太小姐們細心閱讀非常枯燥的文章，靜聽漫無止境的辯論，還親自發言，擁護康·阿克薩科夫，或者擁護格拉諾夫斯基；她們覺得可惜的隻是阿克薩科夫太像斯拉夫人，而格拉諾夫斯基則太缺少愛國精神。
在一切文學和非文學性晚會上，論争一再展開。
我們在這些晚會上見面，一星期大約兩三次，星期一在恰達耶夫家，星期五在斯韋爾别耶夫118家，星期日在葉拉金娜119家。
除了參加辯論的人，除了持一定觀點的人，還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出席晚會的，其中甚至有婦女。
他們坐到深夜兩點，看這些鬥牛士怎樣厮殺，誰勝誰敗。
他們來聽辯論，就像從前去看拳擊，或者上羅戈日門外的競技場一樣。
在東正教和斯拉夫主義一邊，衆人矚目的穆羅姆人·伊利亞120是阿列克謝·斯捷潘諾維奇·霍米亞科夫，正如他的手下敗将莫羅什金121說的，他是&ldquo當代的雄辯家高爾吉亞&rdquo122。
這人頭腦發達，靈活，辦法多，而且不擇手段，記憶力強，思想敏捷，一輩子就是在熱烈而不知疲倦地與人論争。
這個精力充沛的勇士，不停地攻打和刺殺，進犯和追擊，諷刺挖苦，引經據典，威脅恐吓，直至把對方逼進森林，不讨饒就休想脫身&mdash&mdash總之，為信仰戰鬥的，隻得放棄信仰，為理論戰鬥的，隻得抛棄理論。
霍米亞科夫确實是危險的對手，一個老練的、喜歡争鬥的辯證法家，對方的一點疏忽，一點退讓，都會被他利用。
這個才能非凡、學識淵博的人，像中世紀的騎士守衛聖母一樣，連睡覺也不卸下武裝。
不論白天黑夜，他随時準備迎接錯綜複雜的辯論，為了使自己的斯拉夫觀點旗開得勝，他不惜利用世上的一切：從拜占庭神學的決疑法，到中世紀法學家詭計多端的奧妙花招。
他的反駁往往披上僞裝，把人弄得眼花缭亂，無計可施。
霍米亞科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也經常運用這種力量。
他是靠口若懸河征服對方，靠博古通今壓倒對方，靠冷嘲熱諷威脅對方，使他們終于對自己的觀念和信仰産生動搖，發生懷疑：我自己的東西果真完美無缺嗎？他善于把半路停頓的人捉住，放進雄辯的熔爐中折磨，吓唬弱者，弄得一知半解的先生們手足無措；在這一切進行中間，他臉上總是露出仿佛真誠的微笑。
我說&ldquo仿佛&rdquo，因為他那張略帶東方情調的面孔，總有一種叫人捉摸不透的東西，那種幼稚的東方式狡猾和深沉的俄國式心計的混合物。
一般說來，他以詭辯取勝的時候多，以理服人的時候少。
他的哲學論辯的實質在于：他否認靠理性獲得真理的可能性；他認為，理性隻有形式上的作用，即幫助幼芽或種子發展，而幼芽或種子本身則另有來源，而且已初具規模（即它們是神的啟示所給予，是信仰所産生）。
如果理性無所依附，那麼它隻能在空虛中徘徊，建立一些範疇，這樣，它也可能揭示自身的法則，但是永遠無法理解精神，也無法懂得不滅等等概念。
霍米亞科夫就這樣打敗了那些逗留在宗教和科學之間的人們。
不論他們在黑格爾方法的程式中怎樣掙紮，建立什麼樣的體系，霍米亞科夫總是跟蹤追擊，最後，他們用邏輯公式蓋成的紙房子被他推倒了，或者他們給他用腳一絆，不是栽倒在他們所恥與為伍的&ldquo唯物主義&rdquo上，便是落進他們簡直不敢設想的&ldquo無神論&rdquo中。
霍米亞科夫勝利了！ 我聽過幾次他的辯論，發現了這種詭計。
因此當我自己不得不與他較量的時候，第一次我就主動把他引向這些結論123。
霍米亞科夫眯縫着斜眼，晃晃漆黑的鬈發，預先露出了笑容。
&ldquo可您知道，&rdquo他突然說，仿佛這是一個新發現，&ldquo單靠理性不僅不能把握在自然界發展的合理的精神，而且無從了解大自然本身，除非隻是把它當作一種簡單的、接連不斷的，沒有目的的活動，它既可以繼續，也可以停止。
既然這樣，您想證明，曆史不會在明天中斷，不會随着人類和地球的滅亡而滅亡，就辦不到了。
&rdquo &ldquo我何曾對您說過我要證明這一點？&rdquo我回答他。
&ldquo我完全清楚，這是不可能的。
&rdquo &ldquo怎麼？&rdquo霍米亞科夫說，有些驚訝了。
&ldquo您能接受殘暴之至的内在力量的這些可怕後果，居然無動于衷嗎？&rdquo &ldquo我能，因為理性的結論不取決于我願意不願意。
&rdquo &ldquo哦，您至少是合乎邏輯的；然而，一個人要容忍您的科學的這些悲觀結論，聽其自然，内心會多麼痛苦啊！&rdquo &ldquo您隻要向我證明，您的&lsquo非科學&rsquo更為正确，我也會毫不掩飾、毫無畏懼地接受它，不論它把我引向哪裡，哪怕引向聖母大教堂也成。
&rdquo &ldquo這隻有信仰才能辦到。
&rdquo &ldquo但是，阿列克謝·斯捷潘諾維奇，您知道：&lsquo沒有是算不得過失的&rsquo。
&rdquo 許多人（從前也包括我）認為，霍米亞科夫是為愛好辯論而辯論，其實他并無深刻的信仰。
造成這錯覺的原因在于他的舉止，他那永恒的微笑，以及批評他的人的淺薄無知。
我認為，斯拉夫派中任何一人在傳播他們的觀點方面，功勞都不如霍米亞科夫大。
這個非常富裕、沒有擔任過任何官職的人，他的一生就是獻給這種宣傳工作的。
他笑也罷，哭也罷，都取決于他的神經，他的思維方式，他的環境對他的作用，以及他的反應。
這與信仰之是否深刻并無關系。
也許，霍米亞科夫靠永無休止的争辯，靠既忙碌又清閑的論戰，填補了精神上的空虛感，避免了他的同志和親密朋友基列耶夫斯基弟兄的命運，他們正是被這種空虛感吞噬了生活中一切歡樂的。
這兩個被尼古拉時代所斷送的人，他們受害之深是有目共睹的。
在論戰的熱潮中，有時可能忘記這一點，而現在這已顯得無關緊要、微不足道了。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倆像悲傷的幽靈一樣，站在民族覺醒的大門口；他們得不到世人的承認，狷介不群，始終沒有抛掉身上的屍衣。
伊萬·瓦西裡耶維奇那未老先衰的臉上，布滿苦難和掙紮的深刻痕迹，仿佛船舶沉沒之後，海上隻剩下一片憂郁而平靜的漣漪了。
他一生不得志。
記得在1833年，他曾滿腔熱情地編印《歐羅巴人》月刊124。
已出的兩期是不錯的，但第二期一出，它就被查禁了。
他在《朝霞》上發表了一篇關于諾維科夫125的文章，《朝霞》即被沒收，書報檢查官格林卡也因而入獄。
126《歐羅巴人》使基列耶夫斯基受到了嚴重損失，他意氣消沉，躺在莫斯科生活的沙漠上發愁，周圍看不到一點出路，于是他忍耐不住，去了鄉下，克制着對工作的渴望，把深刻的悲痛隐藏在心中。
這個像鋼一樣純淨堅強的漢子，在可怕的時代中也生鏽了。
十年後，他從與世隔絕的鄉村重返莫斯科時，成了神秘主義者和東正教徒。
他在莫斯科的處境并不順遂。
無論與他的朋友還是與我們，他都落落寡合，不太融洽。
他與我們中間隔着一堵宗教的牆壁，而作為一個自由的向往者，作為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仰慕者，他又不能同意新守舊派教徒對歐洲全盤否定的态度。
有一次他懷着深重的憂傷對格拉諾夫斯基說道： &ldquo我的心與你們聯系得更緊，但你們的信仰有許多我不能同意。
我們的人在宗教觀念上與我比較接近，但在其他方面，我與他們同樣存在不少分歧。
&rdquo 事實上，他在家裡也悶悶不樂，十分孤獨。
隻有他的弟弟和朋友彼得·瓦西裡耶維奇站在他身邊。
弟兄倆在晚會或朋友的聚會中出現的時候，神色那麼憂郁，仿佛眼淚還沒有幹，仿佛昨天剛有災難降臨到他們的頭上。
伊萬·瓦西裡耶維奇在我眼中像一位寡婦，或者一個失去了兒子的母親；生活辜負了他，而前途一片渺茫，唯一的安慰隻是： 稍等一下吧， 你也快安息了！127 我不忍打破他的神秘主義，從前我與維特貝格在一起時也體驗過這種心情。
他們兩人的神秘主義具有一種藝術意境，似乎真理并未因此消失，隻是用離奇的形式和僧侶的長袍掩蓋着。
沒有必要那麼冷酷，把一個人從夢中喚醒，除非他的精神錯亂采取了論戰的形式，或者與他的關系如此密切，以緻任何不協調都會引起痛心和不安的後果。
能講下面這種話的人是不應該反對的，他說：&ldquo一天我站在禮拜堂中，眼望着神靈的聖母像，思忖着那些向她祈禱的人們那種天真的信心；幾個生病的婦女，還有幾個老人跪在地上，畫十字，叩頭。
後來我懷着熱烈的希望，谛視聖容，終于漸漸悟得了神力的奧秘所在。
是的，這不僅是一塊畫像的木闆&hellip&hellip許多世紀以來，它繼續不斷地接受了這些誠摯的贊美，這些哀傷和不幸的人們的祈求，它必然充滿着力量，這力量從它發出，又反射在那些善男信女身上。
它成了一種活的機體，創世主與凡人交會的地點。
想到這裡，我又看了一眼那些老人，那些匍匐在地上的婦女和孩子，那至高無上的聖像，這時我親眼看到，聖母的面容活了，她露出慈祥的笑容，望着這些平凡的人們&hellip&hellip我不覺跪到地上，向她恭順地祈禱。
&rdquo 彼得·瓦西裡耶維奇更加不可救藥，在東正教斯拉夫主義路上走得更遠；他的天賦可能較低，但為人嚴正，一絲不苟。
他與伊萬·瓦西裡耶維奇或斯拉夫派黑格爾分子不同，不想在宗教及科學，西方文化及莫斯科民族精神之間和稀泥；恰恰相反，他否認一切和解。
他獨立地、堅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既不挑起論戰，也不逃避論戰。
他什麼也不怕，毫無保留地忠于自己的觀點，與它緊密溶合在一起，對當代俄國充滿憂慮和憐憫，這種忠誠使他心安理得。
他的觀點正如他哥哥的一樣，萬難苟同，但也正如一切不知妥協的偏激之見一樣，是容易諒解的。
我很久以後才能正确評價他觀點中的合理部分，這就是那種痛苦的、令人心灰意冷的對西歐社會狀況的認識，這是我們在1848年的風暴之後才明白的；但是他憑他悲天憫人的清醒頭腦預見到了這一點，憑他對彼得以西方的名義帶來的災禍的切齒痛恨和複仇心理領悟了這一點。
因此，彼得·瓦西裡耶維奇與他的哥哥不同，他的東正教斯拉夫主義不想尋找什麼人道的宗教哲學，靠它來解決他對現實的不滿。
不，他的陰森的民族主義全面而徹底地排斥西方的一切。
他們的共同不幸在于：他們生得太早或太遲。
12月14日事件發生時，我們是孩子，他們已是青年。
這點很重要。
我們那時還在讀書，根本不懂得現實世界是怎麼回事，滿腦袋都是理論和幻想。
我們是幼兒園中的格拉古128和裡恩佐129，後來又局限于一個小圈子，在友誼中度過了幾年大學生活；走出高等學府的大門，我們又走進了監獄的大門。
青年時代的監獄和流放，那無情的迫害和黑暗的歲月，對我們是極有益處的，這是一種鍛煉；監獄隻能使軟弱的機體屈服，對于這類人，鬥争隻是年輕時期一瞬間的沖動，而不是一種才幹，一種内在的需要。
對公開的迫害形成清醒的認識有助于增強反抗意志，成倍增長的危險也可以錘煉毅力，鑄造個性。
這一切使人深思，使人怅惘，使人激怒，使人憎恨，因此囚徒和流放犯不時會迸發強烈的憤怒，而從生活在庸俗沉悶的環境中的意氣消沉的自由人身上，往往隻能看到那種無能為力、無動于衷的絕望和厭倦。
我們從流放地回來時，在文學界，在大學，在社會上，另一股潮流已開始興起。
這是果戈理和萊蒙托夫的時代，别林斯基著書立說和格拉諾夫斯基等青年教授講學的時代。
我們的前人遇到的不是這樣一個時代；他們剛跨進成年時期，就聽到了警鐘聲，它向俄國宣告了佩斯捷利的死刑和尼古拉的登基。
他們還太年輕，未能參與密謀，又已不是孩子，不能在學校安心讀書。
他們遇到的那十年，是以恰達耶夫的陰森的《書簡》作尾聲的。
當然，十年中他們不可能衰老，但是他們消沉了，困乏了，被那個毫無生氣的、可憐的、懦弱的、卑躬屈膝的社會葬送了。
這是青春的最初十年啊！于是他們不得不像奧涅金一樣羨慕癱瘓的圖拉省陪審官，像萊蒙托夫的佩喬林130一樣遠走波斯，像真的佩喬林131一樣皈依天主教；如果他們不想沉湎酒色，鞭打農奴，或者玩牌，那麼隻得投進狂熱的東正教和發瘋的斯拉夫主義的懷抱。
霍米亞科夫一感到這種空虛，立即去歐洲遊曆，那是查理十世132治下那個醉生夢死、昏昏沉沉的時代。
在巴黎寫完了已被遺忘的悲劇《葉爾馬克》之後，他回國了，在路上他與各種捷克人和達爾馬提亞人高談闊論，但回到國内，仍是那麼沉悶！幸而土耳其戰争133爆發了，他毫無必要、毫無目的地進了軍隊，前往土耳其。
戰争結束時，他完成了另一本已被遺忘的悲劇《冒名為王者德米特裡》。
還是那麼沉悶！ 在這沉悶，這憂郁，這駭人的環境和駭人的空虛中，一個新的思想誕生了；它剛一露頭，便遭到了嘲笑；然而霍米亞科夫保衛它的決心更加強烈，與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倆的血肉關系也更加緊密了。
種子播下了；他們為培育和護理幼苗花盡了力氣。
需要新的一代，那沒有受傷、沒有消沉的人，老師們曆盡艱辛苦難取得的思想，要由這些人予以繼承和發揚。
一些青年人響應了他們的召喚，斯坦克維奇小組也有一部分人奔向他們，其中包括一些堅強的人物，如康·阿克薩科夫和尤裡·薩馬林。
康斯坦丁·阿克薩科夫不像霍米亞科夫一樣面帶笑容，也不像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一樣沉浸在沒有出路的悲歎中。
作為一個年富力強的小夥子，他急于創立事業。
他的信仰中沒有探索者的猶豫彷徨，沒有荒漠中的傳教士的凄涼意識，沒有前途茫茫的哀歎，沒有遙遙無期的憧憬，有的隻是狂熱的信念，那種偏執、猛烈、片面、同時可以開拓勝利前景的信念。
阿克薩科夫像一切戰士一樣，是片面的；懷着四平八穩的折衷主義是無法戰鬥的。
他被敵對的環境所圍困，這環境是強大的，對他占有極大優勢，他必須從形形色色的敵人身邊殺出重圍，樹立自己的旗幟。
在這裡是談不到寬容的！ 他的一生就是以俄羅斯民族不被承認的、受壓制的生活的名義，向彼得的俄羅斯，向彼得堡時期提出的無條件抗議。
他的雄辯才能比不上霍米亞科夫，他也不是伊萬·基列耶夫斯基那樣的詩人式思想家，但是他可以為自己的信仰走進法場，走上斷頭台，而言語後面有了這點精神，它們就具備了驚人的說服力。
他在40年代初大力宣傳農村共同體、村社和勞動組合。
他使哈克斯特豪生134懂得了這一切，而且天真地身體力行，自己首先把褲腿塞進靴筒，穿上了斜領短衫。
&ldquo莫斯科是俄羅斯民族的首都，&rdquo他說，&ldquo彼得堡隻是皇帝的駐跸地。
&rdquo &ldquo請您注意，&rdquo我回答他，&ldquo它們的區别究竟多大：在莫斯科，我們得關進拘留所，在彼得堡，我們則被送進要塞的禁閉室。
&rdquo &ldquo阿克薩科夫終其一生都是熱情洋溢、光明磊落的小夥子；他容易激動，也容易使人激動，但他的心永遠是純潔的。
1844年，我們的争吵達到了頂點，不論是斯拉夫派還是我們，大家再也不願見面，一天，我在街上步行，康·阿克薩科夫坐了雪橇經過。
我友好地向他鞠躬，他本想掉頭不顧，但突然喊住車夫，下了雪橇，向我走來。
&ldquo他說：&lsquo我見了您不理不睬，揚長而過，這會使我非常痛苦。
您明白，自從您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之間發生了那一切以後，我不便再去看您。
這非常可惜，但是沒有辦法。
我希望與您握握手，互相告别。
&rsquo他快步走回雪橇，但蓦地轉身回來，我站在原地，心裡很憂郁；他撲到我身上，摟住我緊緊親吻。
我不覺流下了眼淚。
在這個彼此失和的時刻，我多麼愛他喲！&rdquo135 這裡說的争吵是我講過的那種論争的結果。
格拉諾夫斯基與我在原則上不讓步，但還能與他們勉強和睦相處；我們沒有把不同意見當作個人問題。
别林斯基的偏激和狂熱卻使他走得更遠，他的責備是辛辣的。
他從彼得堡寫信給我道：&ldquo我天生是猶太人，不能與非利士人136同桌吃飯&hellip&hellip格拉諾夫斯基想知道，我讀過他在《莫斯科人》上的文章沒有？沒有，而且也不想讀。
你對他說，我不愛在肮髒的地點與朋友們見面，也不想在那兒與他們約會。
&rdquo 但斯拉夫派也對他大肆攻擊。
《莫斯科人》對别林斯基懷恨在心，對《祖國紀事》的聲望和格拉諾夫斯基講學的成就也十分惱火，因此不擇手段地為自己辯護，它特别不能寬恕别林斯基，直截了當地把他說成一個危險人物，破壞分子，&ldquo喜歡觀賞火災的人&rdquo。
然而，《莫斯科人》主要是大學中斯拉夫派學究的喉舌。
這一派人不僅可以稱作大學派，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稱作政府派。
這是俄國文學界的一大新奇現象。
我們的奴才們不是默不作聲，貪贓枉法，不通文墨，便是一邊诋毀别人的文章，一邊卻在效忠君主制的豎琴上大彈贊歌。
布爾加林和格列奇137不能作例子：他們騙不了誰，誰也不會把他們的奴才帽徽當作識别他們的意見的标志。
波戈金與舍維廖夫這兩位《莫斯科人》的編輯先生卻恰恰相反，是真心誠意的奴才。
舍維廖夫不知是為了什麼，可能是受了他的一位祖先的感化，這位祖先在伊凡雷帝時期雖經嚴刑拷打仍口唱贊美詩，就差沒有恭祝暴虐的老皇上萬壽無疆了。
至于波戈金，那是出于對貴族的憎恨。
曆史上，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