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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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之一留在荒涼的墓園中，識字的人都能從這裡讀到當年被無聲無息地埋葬了的東西。
從1825年延續到1855年的瘟疫時期，不久即将被徹底肅清；人的腳印在警察的蹂躏下可能泯滅，但未來的時代面對這空空蕩蕩的蕭瑟原野，盡管一再感到困惑莫解，仍将不斷探索消失不見的思想發展的蹤迹，因為它們實際上并未中斷。
從表面來看，血液已停止流動，尼古拉束縛了動脈，但是血仍通過周圍的各種孔道在滲透。
正是這些毛細管在别林斯基的文集和斯坦克維奇的書信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三十年前，未來的俄羅斯僅僅存在于幾個孩子之間，他們剛離開童年，還那麼微不足道，不易察覺，因此可以在專制制度的鐵蹄和土地之間的隙縫中盤桓發展，可是他們身上蘊藏着12月14日的傳統，全人類科學和真正人民羅斯的傳統。
這些新的生命必然要成長，正如青草會在尚未冷卻的火山口上頑強地繁衍一樣。
有一些不同尋常的孩子逃脫了惡魔的血盆大口；他們生長，發展，開始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種生活。
他們軟弱，微小，無依無靠，非但這樣，而且受盡摧殘，因此極易喪失生命，不留下一點痕迹，但他們活了下來，即使半途夭折，也不會一切都随着他們死去。
這是頭一批種子，曆史的萌芽，無人矚目，也難于發現，與一切幼芽相同。
他們中間逐漸形成了一些小組。
不同的人向着不同的核心彙集，小組之間後來變得壁壘森嚴。
這種分裂為它們提供了廣泛而多樣的發展，及至到達極限，不可能再發展時，各個支流又重新彙合，不論它們叫什麼名稱&mdash&mdash斯坦克維奇小組、斯拉夫派或我們的小組。
它們共同的主要特色，是對官方俄羅斯，對周圍的環境，懷着深刻的否定情緒，力圖超脫這環境，有的甚至激烈到要消滅它。
反對者說，這些小組上不巴天，下不着地，不過是例外的孤立現象，與大局無關，這類青年所受教育大多是舶來品，進口貨，他們的觀點并不新鮮，不過是法國和德國思想的俄文翻版。
我們認為，這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也許，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貴族中間出現過一批外國化的俄國人，這些人割斷了與民族生活的一切聯系，但是他們既未發揮積極作用，也沒為自己的信念建立小組，也未創造自己的文學。
他們無聲無息地消逝了。
作為彼得一世脫離民族的方針的犧牲者，他們成了一些怪物和狂人，這種人不僅并無必要，而且不值得憐惜。
1812年的戰争給他們敲了喪鐘，此後老的一代隻是苟延殘喘，新的一代則已改弦易轍。
把恰達耶夫歸入他們這一類，是大錯特錯的。
抗議，否定，對祖國的憎恨，與心平氣和的外國化，可以說完全具有不同的意義。
拜倫抨擊英國生活，像躲避瘟疫一樣逃離英國，然而他仍是典型的英國人。
海涅出于對德國醜惡的政治現狀的憤慨，竭力使自己法國化，然而他仍是地道的德國人。
基督教是對猶太教的最大抗議，然而它仍充滿猶太教精神。
北美合衆國與英國的決裂可能導緻戰争與仇恨，然而不能使北美人變成不是英國人。
人們要摒棄自己的生理烙印和傳統氣質，一般說來非常困難；除非此人淡泊恬靜，已喪失一切熱情，或者在從事抽象的理論研究。
沒有個性的數學，超乎人生之外的大自然的客體，不緻涉及這些精神方面，不會激起這種變化；但一旦我們觸及生活、藝術、道德等等問題，情況立即不同，在這裡人不僅是觀察者和研究者，同時也是參與者，于是我們發現，生理的局限多麼難以跨越，天生的血液和腦髓中印有搖籃曲，祖國山河、風俗習慣和周圍一切事物的痕迹，它們總要發生作用。
詩人和藝術家在自己真正的作品中始終是具有民族性的。
不論他做什麼，對他的創作懷着什麼目的和思想，他所表現的，有意無意之間總會流露民族性格的某些氣質，而且會比民族曆史本身表現得更深刻，更顯著。
甚至在抛棄一切民族色彩之後，藝術家仍不會喪失某些主要特征，使人們可以據以看出，他系何許人。
歌德在希臘式的《伊菲格涅亞》72中，在東方風味的《詩集》73中，仍是德國人。
确實像羅馬人所說的，詩人是&ldquo先知&rdquo，但他們抒發的決不是烏有之物或偶然現象，他們隻是把存在于群衆朦胧意識中尚未被察覺的、處于昏睡狀态的東西，形諸筆墨而已。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精神中自古以來存在的一切，都由一個人囊括無遺地作了表現；它的每一條纖維，每一個迹象，每一種世代沿襲的迫害，都無意之間在他那裡取得了形态和語言。
大約誰也不緻認為，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特别是大多數民衆，都了解莎士比亞的作品；直至今日，他們也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mdash&mdash要知道他們對自己也不很了解呢。
但是英國人走進劇場，由于意氣相投，本能上會了解莎士比亞，這是我毫不懷疑的。
他聽戲的時候，随着戲劇的進展，會覺得愈來愈了解，愈來愈明白。
法國人聰慧敏銳，接受能力強，這樣的民族應該也可以了解莎士比亞。
例如哈姆雷特，這是具有全人類意義的性格，尤其在充滿疑慮和苦悶的時代，在意識到某種罪惡勾當正在身旁進行，而德行遭到背棄，卑鄙宵小之徒飛揚跋扈的時代，很難設想誰會不理解這樣的人物。
然而一切努力與嘗試都無濟于事，對于法國人，哈姆雷特依然是陌生的。
上世紀的貴族一貫鄙視俄國的一切，但事實上他們仍像俄國人，比仆役之像農奴還像得多。
由此可見，青年人也決不會因為讀了法國和德國的科學著作便失去俄羅斯性格。
一部分莫斯科的斯拉夫人，正是拿着黑格爾的書走上極端斯拉夫主義道路的。
這裡要談的那些小組，它們的出現本身，就是對當時俄國生活的回答，是它的深刻的内在需要引起的自然反應。
1825年轉折之後的停滞時期，我已談過多次。
社會的道德水平降低了，發展中斷了，生活中一切進步的、強大的因素被鏟除了。
剩下的是一些驚慌失措、軟弱無力、灰心喪氣的人，他們頭腦空虛，膽小怕事；現在，亞曆山大時期的廢物竊據了要津，他們逐漸變成了趨炎附勢的生意人，失去了對酒高歌、雍容華貴的豪邁詩意和任何獨立自主的尊嚴感。
這些人一心做官，爬上了高位，但并無雄才大略。
他們的時代過去了。
在這個貴族社會下面，民衆的廣闊世界保持着冷漠的沉默；對于他們，一切都沒有改變&mdash&mdash他們的境況很糟，但并不比以前更糟，新的打擊不是落在他們傷痕累累的背脊上。
他們的時代尚未到來。
在這個屋頂和這個地基之間，一批孩子首先擡起了頭，也許這是因為他們從未想到，這有多麼危險。
但是不論怎樣，這些孩子驚醒了俄國，俄國開始思考了。
理論與客觀生活實際截然相反的矛盾，使這些孩子感到驚愕。
教師、書本、學校講的是一回事&mdash&mdash這&ldquo一回事&rdquo，他們的思想和感情是能夠接受的。
父母、親戚和周圍的人們所講的又是一回事，而這&ldquo一回事&rdquo，無論思想和感情都無法贊同，但是它卻得到執政當局的嘉許和物質利益的鼓舞。
教育與習俗之間的這個矛盾，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貴族的俄羅斯那麼突出。
披頭散發的德國大學生，把圓制帽戴在七分之一的腦瓜上，幹着驚世駭俗的越軌行為，然而他們與德國市儈階級的血緣關系，遠遠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之外。
法國大學生由于競争和虛榮心作怪，變得清癯消瘦，然而已不難看出，他們是未來善于鑽營投機的精明人物。
我們這兒，受教育的人總是十分罕見。
但是有機會受教育的，他們獲得的與其說是淵博的知識，不如說是相當普遍的人道精神；它一旦被接受，就能使每一個學生人化。
然而&ldquo人&rdquo正是升官發财和振興地主家業所不需要的。
因此不得不或者重新失去人性（許多人正是這麼做的），或者暫停前進，扪心自問：&ldquo難道一定要做官不成？難道當地主真的很好嗎？&rdquo于是一部分比較軟弱、缺乏毅力的人，開始過閑散生活，他們以騎兵少尉的身份退伍，隐居鄉間，穿長袍，玩古董，打牌，喝酒；另一些人則開始了考驗和内心活動的時期。
他們不能生活在雙重人格中，又不甘心同流合污，否定自我；激昂的思想要求出路。
對同樣折磨年輕一代的各種問題，産生了不同的解決方法，從而導緻了分裂為不同的派别。
例如，我們的小組就是這麼形成的，在大學内，它遇到了已經存在的孫古羅夫小組。
它的傾向與我們的一樣，主要在政治方面，不是在學術方面。
斯坦克維奇小組也在那時形成，與兩者同樣接近，也同樣有距離。
它走的是另一條路，它的興趣純粹在理論方面。
在30年代，我們的信念還太幼稚，太偏激和熱烈，不可能不帶有排外性。
我們對斯坦克維奇小組保持着冷淡而尊重的态度，但不能融洽無間。
他們在編制哲學體系，從事自我剖析，滿足于精緻的泛神論，然而并不排斥基督教。
我們的理想是遵循十二月黨人的範例，在俄國組織新的同盟，我們認為科學隻是手段。
政府的一切作為，都鞏固了我們的革命傾向。
1834年，孫古羅夫小組全部被流放，因而消失了。
1835年，我們被流放；五年後回來時，我們經受了鍛煉，增加了閱曆。
青年人的理想已變為成年人至死不渝的決心。
這時正是斯坦克維奇小組的黃金時代。
他本人我已經無緣得見&mdash&mdash他已在德國；但正是在這時，别林斯基的文章開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回來後，我們進行了較量。
從雙方看，戰鬥是不平衡的；立足點、武器和語言都不一樣。
論争沒有結果，于是我們看到，現在輪到我們來認真對待學術問題了，我們開始研究黑格爾和德國哲學。
當我們理解一切之後，這才發現，我們與斯坦克維奇小組其實無須争論。
斯坦克維奇小組的解體應該是不可避免的。
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完成得十分出色。
它對整個文學和高等教育發生了巨大影響，隻要舉出别林斯基和格拉諾夫斯基就夠了；它産生了科利佐夫，它的成員中包括博特金和卡特科夫74等人。
但是它要繼續保持獨立的地位，就不能不走上德國純理論的道路，而這是活躍的俄國人所無法辦到的。
在斯坦克維奇小組旁邊，除了我們，還有一個小組，它是在我們流放期間形成的，它像我們的小組一樣，與它處在犬牙交錯的狀态；這個小組後來稱為斯拉夫派。
&ldquo斯拉夫人&rdquo是從相反的方面去接觸我們共同關心的人生問題，他們對現實生活和當前鬥争，比斯坦克維奇小組熱心得多。
自然，斯坦克維奇小組分别向斯拉夫派和我們的小組分化。
阿克薩科夫弟兄75和薩馬林76參加了斯拉夫派，即投向霍米亞科夫77和基列耶夫斯基弟兄78一邊。
别林斯基和巴枯甯轉向我們一邊。
斯坦克維奇最親近的友人，與他關系最密切的莫逆之交格拉諾夫斯基，從德國一回來就參加我們的小組了。
哪怕斯坦克維奇還活着，他的小組也不能免于沒落。
他本人也會轉向霍米亞科夫或我們一邊。
1842年，這個分化和組合的過程早已完成，我們的陣營與斯拉夫派進入了對峙狀态。
關于這場鬥争我将在别處加以叙述。
最後，我想就組成斯坦克維奇小組的分子再講幾句話；這将投下一道光線，讓人看到那些奇妙的地下暗流，怎樣在悄悄地哺育這個俄國德式機體的健壯肌膚。
斯坦克維奇是沃羅涅日省一個富裕地主的兒子，起先在鄉下當少爺，自由自在，後來被送進奧斯特羅戈日斯克中學（這在當時是異乎尋常的）。
對于優良的天性，富人的、甚至貴族式的教育，也可以大有裨益。
富足為一切發展和成長提供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廣闊的天地，使年輕的頭腦不必過早為生活操心，為前途擔憂，最後，讓人可以充分自由地從事他愛好的活動。
斯坦克維奇一帆風順，多才多藝；他的藝術與音樂禀賦，加上反應靈敏、觀察深入的天性，使他一進大學就嶄露頭角。
他不僅理解力強，富有同情心，而且善于調和矛盾，或者如德國人所說，消滅矛盾，這種才能來源于他的藝術家氣質。
德國人需要和諧、融洽、歡樂的生活，他們從不計較方法；為了抹殺陷阱的存在，他們用布把它覆蓋。
布不能承受壓力，但深坑不再裸露在眼前。
他們遵循這樣的途徑，走進了泛神論的清靜世界，在那裡安心睡覺。
但是斯坦克維奇是有才能的俄國人，他不可能長期安于&ldquo平靜狀态&rdquo。
這從他一畢業便不得不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即可看出。
規定的學習時期結束了；他可以自己決定一切，不必聽從别人的支配，但是他不知道該做什麼。
沒有事需要繼續幹，周圍也沒有一個人或一件事對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具有吸引力。
于是他在離開學校之後便睜開眼睛，打量世界了，他發現他在當時的俄國就像一個旅人在荒野上一覺醒來，不論往哪裡看，隻見到處是遺迹，到處是死者的白骨，到處是野獸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空虛，在這裡滅亡是容易的，而鬥争是不可能的。
唯一可以繼續從事，不必違背良心和志趣的，便是研究學問。
于是斯坦克維奇埋頭鑽研理論；他認為他的使命是當一名曆史學家，他開始研究希羅多德79的著作。
可以預料，這種研究是不會帶來什麼成果的。
他想上彼得堡，那裡似乎熱火朝天，那裡的戲劇活動也令他神往，而與歐洲又近在咫尺；他還想擔任奧斯特羅戈日斯克中學的名譽校長，決心&ldquo在這平凡的園地上&rdquo當一名園丁&mdash&mdash這比研究希羅多德更難取得成效。
實際上他向往的是莫斯科，是德國，是大學中的同窗好友，是他所憧憬的事業。
沒有親近的朋友，他活不下去（這又可證明，他當時身邊沒有志同道合的人）。
斯坦克維奇需要同情，這種心理如此強烈，以緻他有時甚至憑空臆造，把人們根本沒有的同情和才能賦予他們，并贊賞不已80。
但是他具有一種能耐，使他不必經常乞靈于這種虛構，這就是他随時都會遇到一些傑出人物，而他善于正确地對待他們，凡是得到他真誠相待的，總是終生成為他的知交，他也總是用自己的言行使他們獲益不淺，減輕他們的負擔。
在沃羅涅日，斯坦克維奇常上當地唯一的圖書館借書，他在那裡遇見一個貧窮的青年，這人是平民，謙遜，憂郁。
原來他的父親是牲畜商販，斯坦克維奇的父親也是他的主顧。
牲畜商的年輕兒子獲得了斯坦克維奇的好感，他讀過許多書，喜歡談論學問。
他們接近了。
青年人露出羞澀而膽怯的神色，自稱他也在練習寫詩，還紅着臉說，他要把它們拿給他看。
斯坦克維奇在偉大的天才面前愣住了，可是這個人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才能，還沒有樹立信心。
從這時起，他始終關心着他，直至科利佐夫的詩歌傳遍整個俄國，受到普遍贊美為止。
這個貧窮的小牲畜商在父母的壓力下，得不到絲毫同情與溫暖，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認，如果沒有遇到斯坦克維奇，很可能隻得在伏爾加河邊驅趕着牲口，讓自己的詩歌湮沒在寂寞的草原上，而俄國也不會聽到這些美妙的、親切感人的詩歌。
巴枯甯從炮兵學校畢業後，進了近衛軍當軍官。
據說他的父親由于對他不滿，親自要求把他調往作戰部隊。
他随着炮兵辎重車駐在白俄羅斯的偏僻村莊中，孤單寂寞，性情變得古怪而孤僻了；他什麼也不幹，整天穿着皮襖，躺在床上。
隊長同情他，但也無可奈何，隻得提醒他，應該或者工作，或者退伍。
巴枯甯從未想到他有這權利，當即提出辭職申請。
批準之後，巴枯甯到了莫斯科；從這時（大約1836年）起，巴枯甯開始了嚴肅的生活。
從前，他什麼問題也不研究，什麼書也不讀，德文也很差。
他天生擅長辯證的方法，具有堅韌不拔的、頑強的思維能力，憑着這些天分，他在沒有計劃、無人指導的狀況下，涉獵光怪陸離的各家學說，在自學的道路上摸索。
斯坦克維奇了解他的才能，引導他專心研究哲學。
巴枯甯從康德和費希特的著作中學會了德文，然後着手鑽研黑格爾，完全掌握了他的方法論和邏輯學&mdash&mdash而後來誰沒接受過他的教導啊！我們和别林斯基，夫人們和蒲魯東，都是這樣。
但是别林斯基同樣也直接從那個源泉汲取過力量；斯坦克維奇對藝術、對詩及其與生活的關系的觀點，在别林斯基的文章中，發展成了那種使人耳目一新的、強勁有力的批判，那種對世界和生活的新見解，它們震驚了俄國的整個思想界，使一切腐儒學究惶恐不安，望風而逃。
斯坦克維奇不得不出來約束别林斯基，後者那種沖破一切樊籬的天才是熱烈而無情的，它疾惡如仇，與斯坦克維奇美學上穩健的中庸之道發生了抵觸。
與此同時，斯坦克維奇還得像兄長一樣支持和鼓勵格拉諾夫斯基；後者文靜，和藹，耽于沉思，當時正處在消極悲觀狀态。
斯坦克維奇寫給格拉諾夫斯基的信是優美動人的，而格拉諾夫斯基也是多麼愛他啊！ 斯坦克維奇去世不久，格拉諾夫斯基寫道：&ldquo我還沒有從最初的打擊中蘇醒過來。
災難本身并不使
從1825年延續到1855年的瘟疫時期，不久即将被徹底肅清；人的腳印在警察的蹂躏下可能泯滅，但未來的時代面對這空空蕩蕩的蕭瑟原野，盡管一再感到困惑莫解，仍将不斷探索消失不見的思想發展的蹤迹，因為它們實際上并未中斷。
從表面來看，血液已停止流動，尼古拉束縛了動脈，但是血仍通過周圍的各種孔道在滲透。
正是這些毛細管在别林斯基的文集和斯坦克維奇的書信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三十年前，未來的俄羅斯僅僅存在于幾個孩子之間，他們剛離開童年，還那麼微不足道，不易察覺，因此可以在專制制度的鐵蹄和土地之間的隙縫中盤桓發展，可是他們身上蘊藏着12月14日的傳統，全人類科學和真正人民羅斯的傳統。
這些新的生命必然要成長，正如青草會在尚未冷卻的火山口上頑強地繁衍一樣。
有一些不同尋常的孩子逃脫了惡魔的血盆大口；他們生長，發展，開始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種生活。
他們軟弱，微小，無依無靠，非但這樣，而且受盡摧殘，因此極易喪失生命，不留下一點痕迹，但他們活了下來，即使半途夭折，也不會一切都随着他們死去。
這是頭一批種子，曆史的萌芽，無人矚目，也難于發現，與一切幼芽相同。
他們中間逐漸形成了一些小組。
不同的人向着不同的核心彙集，小組之間後來變得壁壘森嚴。
這種分裂為它們提供了廣泛而多樣的發展，及至到達極限，不可能再發展時，各個支流又重新彙合，不論它們叫什麼名稱&mdash&mdash斯坦克維奇小組、斯拉夫派或我們的小組。
它們共同的主要特色，是對官方俄羅斯，對周圍的環境，懷着深刻的否定情緒，力圖超脫這環境，有的甚至激烈到要消滅它。
反對者說，這些小組上不巴天，下不着地，不過是例外的孤立現象，與大局無關，這類青年所受教育大多是舶來品，進口貨，他們的觀點并不新鮮，不過是法國和德國思想的俄文翻版。
我們認為，這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也許，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貴族中間出現過一批外國化的俄國人，這些人割斷了與民族生活的一切聯系，但是他們既未發揮積極作用，也沒為自己的信念建立小組，也未創造自己的文學。
他們無聲無息地消逝了。
作為彼得一世脫離民族的方針的犧牲者，他們成了一些怪物和狂人，這種人不僅并無必要，而且不值得憐惜。
1812年的戰争給他們敲了喪鐘，此後老的一代隻是苟延殘喘，新的一代則已改弦易轍。
把恰達耶夫歸入他們這一類，是大錯特錯的。
抗議，否定，對祖國的憎恨，與心平氣和的外國化，可以說完全具有不同的意義。
拜倫抨擊英國生活，像躲避瘟疫一樣逃離英國，然而他仍是典型的英國人。
海涅出于對德國醜惡的政治現狀的憤慨，竭力使自己法國化，然而他仍是地道的德國人。
基督教是對猶太教的最大抗議，然而它仍充滿猶太教精神。
北美合衆國與英國的決裂可能導緻戰争與仇恨，然而不能使北美人變成不是英國人。
人們要摒棄自己的生理烙印和傳統氣質，一般說來非常困難；除非此人淡泊恬靜，已喪失一切熱情，或者在從事抽象的理論研究。
沒有個性的數學，超乎人生之外的大自然的客體，不緻涉及這些精神方面，不會激起這種變化；但一旦我們觸及生活、藝術、道德等等問題，情況立即不同，在這裡人不僅是觀察者和研究者，同時也是參與者，于是我們發現，生理的局限多麼難以跨越，天生的血液和腦髓中印有搖籃曲，祖國山河、風俗習慣和周圍一切事物的痕迹，它們總要發生作用。
詩人和藝術家在自己真正的作品中始終是具有民族性的。
不論他做什麼，對他的創作懷着什麼目的和思想，他所表現的，有意無意之間總會流露民族性格的某些氣質，而且會比民族曆史本身表現得更深刻，更顯著。
甚至在抛棄一切民族色彩之後，藝術家仍不會喪失某些主要特征，使人們可以據以看出，他系何許人。
歌德在希臘式的《伊菲格涅亞》72中，在東方風味的《詩集》73中，仍是德國人。
确實像羅馬人所說的，詩人是&ldquo先知&rdquo，但他們抒發的決不是烏有之物或偶然現象，他們隻是把存在于群衆朦胧意識中尚未被察覺的、處于昏睡狀态的東西，形諸筆墨而已。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精神中自古以來存在的一切，都由一個人囊括無遺地作了表現；它的每一條纖維，每一個迹象，每一種世代沿襲的迫害，都無意之間在他那裡取得了形态和語言。
大約誰也不緻認為，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特别是大多數民衆，都了解莎士比亞的作品；直至今日，他們也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mdash&mdash要知道他們對自己也不很了解呢。
但是英國人走進劇場，由于意氣相投，本能上會了解莎士比亞，這是我毫不懷疑的。
他聽戲的時候，随着戲劇的進展，會覺得愈來愈了解，愈來愈明白。
法國人聰慧敏銳，接受能力強，這樣的民族應該也可以了解莎士比亞。
例如哈姆雷特，這是具有全人類意義的性格，尤其在充滿疑慮和苦悶的時代，在意識到某種罪惡勾當正在身旁進行，而德行遭到背棄，卑鄙宵小之徒飛揚跋扈的時代，很難設想誰會不理解這樣的人物。
然而一切努力與嘗試都無濟于事，對于法國人，哈姆雷特依然是陌生的。
上世紀的貴族一貫鄙視俄國的一切，但事實上他們仍像俄國人，比仆役之像農奴還像得多。
由此可見，青年人也決不會因為讀了法國和德國的科學著作便失去俄羅斯性格。
一部分莫斯科的斯拉夫人，正是拿着黑格爾的書走上極端斯拉夫主義道路的。
這裡要談的那些小組，它們的出現本身，就是對當時俄國生活的回答，是它的深刻的内在需要引起的自然反應。
1825年轉折之後的停滞時期，我已談過多次。
社會的道德水平降低了，發展中斷了，生活中一切進步的、強大的因素被鏟除了。
剩下的是一些驚慌失措、軟弱無力、灰心喪氣的人，他們頭腦空虛，膽小怕事；現在，亞曆山大時期的廢物竊據了要津，他們逐漸變成了趨炎附勢的生意人，失去了對酒高歌、雍容華貴的豪邁詩意和任何獨立自主的尊嚴感。
這些人一心做官，爬上了高位，但并無雄才大略。
他們的時代過去了。
在這個貴族社會下面，民衆的廣闊世界保持着冷漠的沉默；對于他們，一切都沒有改變&mdash&mdash他們的境況很糟，但并不比以前更糟，新的打擊不是落在他們傷痕累累的背脊上。
他們的時代尚未到來。
在這個屋頂和這個地基之間，一批孩子首先擡起了頭，也許這是因為他們從未想到，這有多麼危險。
但是不論怎樣，這些孩子驚醒了俄國，俄國開始思考了。
理論與客觀生活實際截然相反的矛盾，使這些孩子感到驚愕。
教師、書本、學校講的是一回事&mdash&mdash這&ldquo一回事&rdquo，他們的思想和感情是能夠接受的。
父母、親戚和周圍的人們所講的又是一回事，而這&ldquo一回事&rdquo，無論思想和感情都無法贊同，但是它卻得到執政當局的嘉許和物質利益的鼓舞。
教育與習俗之間的這個矛盾，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貴族的俄羅斯那麼突出。
披頭散發的德國大學生，把圓制帽戴在七分之一的腦瓜上，幹着驚世駭俗的越軌行為，然而他們與德國市儈階級的血緣關系，遠遠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之外。
法國大學生由于競争和虛榮心作怪，變得清癯消瘦，然而已不難看出，他們是未來善于鑽營投機的精明人物。
我們這兒，受教育的人總是十分罕見。
但是有機會受教育的，他們獲得的與其說是淵博的知識，不如說是相當普遍的人道精神；它一旦被接受，就能使每一個學生人化。
然而&ldquo人&rdquo正是升官發财和振興地主家業所不需要的。
因此不得不或者重新失去人性（許多人正是這麼做的），或者暫停前進，扪心自問：&ldquo難道一定要做官不成？難道當地主真的很好嗎？&rdquo于是一部分比較軟弱、缺乏毅力的人，開始過閑散生活，他們以騎兵少尉的身份退伍，隐居鄉間，穿長袍，玩古董，打牌，喝酒；另一些人則開始了考驗和内心活動的時期。
他們不能生活在雙重人格中，又不甘心同流合污，否定自我；激昂的思想要求出路。
對同樣折磨年輕一代的各種問題，産生了不同的解決方法，從而導緻了分裂為不同的派别。
例如，我們的小組就是這麼形成的，在大學内，它遇到了已經存在的孫古羅夫小組。
它的傾向與我們的一樣，主要在政治方面，不是在學術方面。
斯坦克維奇小組也在那時形成，與兩者同樣接近，也同樣有距離。
它走的是另一條路，它的興趣純粹在理論方面。
在30年代，我們的信念還太幼稚，太偏激和熱烈，不可能不帶有排外性。
我們對斯坦克維奇小組保持着冷淡而尊重的态度，但不能融洽無間。
他們在編制哲學體系，從事自我剖析，滿足于精緻的泛神論，然而并不排斥基督教。
我們的理想是遵循十二月黨人的範例，在俄國組織新的同盟，我們認為科學隻是手段。
政府的一切作為，都鞏固了我們的革命傾向。
1834年，孫古羅夫小組全部被流放，因而消失了。
1835年，我們被流放；五年後回來時，我們經受了鍛煉，增加了閱曆。
青年人的理想已變為成年人至死不渝的決心。
這時正是斯坦克維奇小組的黃金時代。
他本人我已經無緣得見&mdash&mdash他已在德國；但正是在這時，别林斯基的文章開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回來後，我們進行了較量。
從雙方看，戰鬥是不平衡的；立足點、武器和語言都不一樣。
論争沒有結果，于是我們看到，現在輪到我們來認真對待學術問題了，我們開始研究黑格爾和德國哲學。
當我們理解一切之後，這才發現，我們與斯坦克維奇小組其實無須争論。
斯坦克維奇小組的解體應該是不可避免的。
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完成得十分出色。
它對整個文學和高等教育發生了巨大影響，隻要舉出别林斯基和格拉諾夫斯基就夠了；它産生了科利佐夫，它的成員中包括博特金和卡特科夫74等人。
但是它要繼續保持獨立的地位，就不能不走上德國純理論的道路，而這是活躍的俄國人所無法辦到的。
在斯坦克維奇小組旁邊，除了我們，還有一個小組，它是在我們流放期間形成的，它像我們的小組一樣，與它處在犬牙交錯的狀态；這個小組後來稱為斯拉夫派。
&ldquo斯拉夫人&rdquo是從相反的方面去接觸我們共同關心的人生問題，他們對現實生活和當前鬥争，比斯坦克維奇小組熱心得多。
自然，斯坦克維奇小組分别向斯拉夫派和我們的小組分化。
阿克薩科夫弟兄75和薩馬林76參加了斯拉夫派，即投向霍米亞科夫77和基列耶夫斯基弟兄78一邊。
别林斯基和巴枯甯轉向我們一邊。
斯坦克維奇最親近的友人，與他關系最密切的莫逆之交格拉諾夫斯基，從德國一回來就參加我們的小組了。
哪怕斯坦克維奇還活着，他的小組也不能免于沒落。
他本人也會轉向霍米亞科夫或我們一邊。
1842年，這個分化和組合的過程早已完成，我們的陣營與斯拉夫派進入了對峙狀态。
關于這場鬥争我将在别處加以叙述。
最後，我想就組成斯坦克維奇小組的分子再講幾句話；這将投下一道光線，讓人看到那些奇妙的地下暗流，怎樣在悄悄地哺育這個俄國德式機體的健壯肌膚。
斯坦克維奇是沃羅涅日省一個富裕地主的兒子，起先在鄉下當少爺，自由自在，後來被送進奧斯特羅戈日斯克中學（這在當時是異乎尋常的）。
對于優良的天性，富人的、甚至貴族式的教育，也可以大有裨益。
富足為一切發展和成長提供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廣闊的天地，使年輕的頭腦不必過早為生活操心，為前途擔憂，最後，讓人可以充分自由地從事他愛好的活動。
斯坦克維奇一帆風順，多才多藝；他的藝術與音樂禀賦，加上反應靈敏、觀察深入的天性，使他一進大學就嶄露頭角。
他不僅理解力強，富有同情心，而且善于調和矛盾，或者如德國人所說，消滅矛盾，這種才能來源于他的藝術家氣質。
德國人需要和諧、融洽、歡樂的生活，他們從不計較方法；為了抹殺陷阱的存在，他們用布把它覆蓋。
布不能承受壓力，但深坑不再裸露在眼前。
他們遵循這樣的途徑，走進了泛神論的清靜世界，在那裡安心睡覺。
但是斯坦克維奇是有才能的俄國人，他不可能長期安于&ldquo平靜狀态&rdquo。
這從他一畢業便不得不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即可看出。
規定的學習時期結束了；他可以自己決定一切，不必聽從别人的支配，但是他不知道該做什麼。
沒有事需要繼續幹，周圍也沒有一個人或一件事對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具有吸引力。
于是他在離開學校之後便睜開眼睛，打量世界了，他發現他在當時的俄國就像一個旅人在荒野上一覺醒來，不論往哪裡看，隻見到處是遺迹，到處是死者的白骨，到處是野獸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空虛，在這裡滅亡是容易的，而鬥争是不可能的。
唯一可以繼續從事，不必違背良心和志趣的，便是研究學問。
于是斯坦克維奇埋頭鑽研理論；他認為他的使命是當一名曆史學家，他開始研究希羅多德79的著作。
可以預料，這種研究是不會帶來什麼成果的。
他想上彼得堡，那裡似乎熱火朝天，那裡的戲劇活動也令他神往，而與歐洲又近在咫尺；他還想擔任奧斯特羅戈日斯克中學的名譽校長，決心&ldquo在這平凡的園地上&rdquo當一名園丁&mdash&mdash這比研究希羅多德更難取得成效。
實際上他向往的是莫斯科，是德國，是大學中的同窗好友，是他所憧憬的事業。
沒有親近的朋友，他活不下去（這又可證明，他當時身邊沒有志同道合的人）。
斯坦克維奇需要同情，這種心理如此強烈，以緻他有時甚至憑空臆造，把人們根本沒有的同情和才能賦予他們，并贊賞不已80。
但是他具有一種能耐，使他不必經常乞靈于這種虛構，這就是他随時都會遇到一些傑出人物，而他善于正确地對待他們，凡是得到他真誠相待的，總是終生成為他的知交，他也總是用自己的言行使他們獲益不淺，減輕他們的負擔。
在沃羅涅日，斯坦克維奇常上當地唯一的圖書館借書，他在那裡遇見一個貧窮的青年，這人是平民，謙遜，憂郁。
原來他的父親是牲畜商販，斯坦克維奇的父親也是他的主顧。
牲畜商的年輕兒子獲得了斯坦克維奇的好感，他讀過許多書，喜歡談論學問。
他們接近了。
青年人露出羞澀而膽怯的神色，自稱他也在練習寫詩，還紅着臉說，他要把它們拿給他看。
斯坦克維奇在偉大的天才面前愣住了，可是這個人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才能，還沒有樹立信心。
從這時起，他始終關心着他，直至科利佐夫的詩歌傳遍整個俄國，受到普遍贊美為止。
這個貧窮的小牲畜商在父母的壓力下，得不到絲毫同情與溫暖，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認，如果沒有遇到斯坦克維奇，很可能隻得在伏爾加河邊驅趕着牲口，讓自己的詩歌湮沒在寂寞的草原上，而俄國也不會聽到這些美妙的、親切感人的詩歌。
巴枯甯從炮兵學校畢業後，進了近衛軍當軍官。
據說他的父親由于對他不滿，親自要求把他調往作戰部隊。
他随着炮兵辎重車駐在白俄羅斯的偏僻村莊中，孤單寂寞，性情變得古怪而孤僻了；他什麼也不幹，整天穿着皮襖，躺在床上。
隊長同情他，但也無可奈何，隻得提醒他，應該或者工作，或者退伍。
巴枯甯從未想到他有這權利，當即提出辭職申請。
批準之後，巴枯甯到了莫斯科；從這時（大約1836年）起，巴枯甯開始了嚴肅的生活。
從前，他什麼問題也不研究，什麼書也不讀，德文也很差。
他天生擅長辯證的方法，具有堅韌不拔的、頑強的思維能力，憑着這些天分，他在沒有計劃、無人指導的狀況下，涉獵光怪陸離的各家學說，在自學的道路上摸索。
斯坦克維奇了解他的才能，引導他專心研究哲學。
巴枯甯從康德和費希特的著作中學會了德文，然後着手鑽研黑格爾，完全掌握了他的方法論和邏輯學&mdash&mdash而後來誰沒接受過他的教導啊！我們和别林斯基，夫人們和蒲魯東，都是這樣。
但是别林斯基同樣也直接從那個源泉汲取過力量；斯坦克維奇對藝術、對詩及其與生活的關系的觀點，在别林斯基的文章中，發展成了那種使人耳目一新的、強勁有力的批判，那種對世界和生活的新見解，它們震驚了俄國的整個思想界，使一切腐儒學究惶恐不安，望風而逃。
斯坦克維奇不得不出來約束别林斯基，後者那種沖破一切樊籬的天才是熱烈而無情的，它疾惡如仇，與斯坦克維奇美學上穩健的中庸之道發生了抵觸。
與此同時，斯坦克維奇還得像兄長一樣支持和鼓勵格拉諾夫斯基；後者文靜，和藹，耽于沉思，當時正處在消極悲觀狀态。
斯坦克維奇寫給格拉諾夫斯基的信是優美動人的，而格拉諾夫斯基也是多麼愛他啊！ 斯坦克維奇去世不久，格拉諾夫斯基寫道：&ldquo我還沒有從最初的打擊中蘇醒過來。
災難本身并不使
